对余华父亲形象的认识

第一篇：对余华父亲形象的认识

对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变化的认识-----人类精神的重铸

读余华的作品，在感受其情节的跌宕起伏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思考。

每次读完余华的作品后，总是一次次的问自己人性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庆幸的是，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还存在着这么一个人——余华。他用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类自我角度的反思，大尺度的诠释了人性的意义，用拿笔的力量召出思想的洪流，在思考的夹缝中让我看到余华对人类精神的重铸。

父亲形象的建立，从无到有的是喜剧。但《活着》一书中富贵这一从有到无形象的建立，看到的不只是悲剧，更多的是透过悲剧的面纱，打开人类精神世界的大门，裸露出的是人类骨感而又愚昧的世界观。展现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彰显的是断代已久的对人性意义的思考。书写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

从《活着》看“活着”

一，从《活着》一书中富贵这一父亲形象的变化看如今。

《活着》主人公富贵的人生可谓命途多舛。他经历了少年纨绔子弟的放荡不羁、青壮年的家境破败父死妻离、中年的穷困潦倒、以及老年的孤苦零丁。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幸尤其是身边亲人一个个离去之后。富贵并没有绝望，而是激励自己。这下可要好好干活 如果说富贵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难还有他自身的因素，而后半生“平民富贵”的不幸却让人更多感受到人对命运的抗争及其无奈。尽管富贵此时已经从一个“二流子”变为爱家、爱老婆、爱孩子的好男人。希望凭借自己的劳动过上平静的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富贵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晚年只得与一头同样衰老的老牛相依为命 正是在目睹亲人一个个死亡的过程中。富贵深刻领悟到了生命的价值，从而对生命中的苦难有了全新的认识，余华想让读者看到的不是富贵这一父亲形象变化的结果，而是想让世人知道，富贵的变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和处理的方式。引用鲁迅的一句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别人看”。富贵这一形象的建立，基础是建立了一个让任何人都不能不动容的悲剧，但从悲剧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面对悲剧却从另一方面见证生命的故事。

富贵从少年纨绔子弟的放荡不羁到变为爱家、爱老婆、爱孩子的好男人这一过程。我们看到的是富贵对人生的正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不胆怯，依旧以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态度。不管从富贵失去亲人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种方式，都足已让他生活失去信心。都足以顺理成章的去做很多极端的选择。但富贵都没有。在相对其他小说。当对主人公的悲剧描写到极致后，多少的为了富有“励志”方面的能量，多少的都会加入主人公走出困境的元素。而余华没有。他反而是将富贵的悲惨人生推到极致，直至达到人类对悲惨这一名词的认识的边界。当读者都因为富贵的悲惨遭遇而泣不成声时，将富贵继续推入人生的低谷，低到没有任何可能能“重获新生”。

但余华的“狠下毒手”却从另一面让富贵一步一步的走进真理的殿堂。以至于打开了另一扇与愚昧世界观相抗衡的人性之门。以至于让读者真正看到人性的本质属性，人生的真正意义。余华为了让人们看清物欲横流的世界对人性的污染，把富贵推到世界最冷最暗的一角。让读者在富贵的惋惜的过程中看到那轻轻掩上的真理之门。颠覆了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看法。让我们知道原来真理之门真的只是轻轻掩上。我们本可以轻易打开，走到人生的另一境界。但是人们口头上挂着对人性的追求，但却走在真理的另一端。原来我们越走竟离真理越远。

富贵这一父亲形象的变化，更多的是让我们沿着富贵的脚印去思考人性的本源。看到的是对过去的肯定和对如今变相价值观的嘲讽。二，余华眼中的“活着”，对生命意识的大尺度诠释

在他人的作品中，对“活着”一词的诠释大多是以生活状况的对比进行前后生活的差距设计，更或者说是设计出一个逆境中“成功”的典型列子来加以诠释。这样的成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以物质或感情为标准，在达到这样的标准后即为成功。那也就代表着主人公“活着”的意义是为了某些物质或者精神物质上的东西。这样的对“活着”概念的理解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但这样的想法都从两个角度在吞噬着人的本性。有的人因为缺乏物质上的财富或感情上的归属，便自爆自弃或者是更多因为报复而所做的伤害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这难道不是如今社会存在些许不平稳因素的原因吗？我把所有的问题藏于脑中，一次一次的在梦境中追求着答案的存在。直至从余华的笔下我才得以看到光明。才得以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活着”的意义。

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在于活着本身：这是一滴颠覆当今价值观的清露。看到这句话我沉思了许久。是啊，人生本生就充满价值。人生的意义也只能用“活着为基础”来承载。人活着不是为了外界的物质而活，而是超脱了外界的所有规整到人本身的问题上。人如果为了外界的因素而活着的意义还算是人本身的意义吗？不算。在某种情况下那只能算人因为某种原因而别驱使去成就他人的意义。这么简单的答案竟藏得如此之深。人因为物质而蒙蔽了双眼，但有信誓旦旦的追求着存在的意义。没想到人因为无知而绕了一个偌大的弯，到头来还是在真理的门外失去了寻找真理的机会。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本身而活着，这是多么简单的话语啊。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意味着作为万物尺度的人必须是活着的人，尺度本身只能体现在具体而非抽象的生命形态中。因此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生命的价值离不开活着的生命形态。如果生命本身不存在了那附着其上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人因为活着才体现出他所附带的所有价值。这样，当个体生命遭遇到超越自身能力之外的灾难性的打击而个体的抗争无济于事时，首先必须想方设法活着。这时有人会问，世界上活着的人无数，沿街乞讨的人活着，生活因为窘困而偷盗的人活着，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剥夺了他人生存权利的人也活着。这样的人也是在诠释自己的意义吗？

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余华用自己对生命的看法来给出了答案。《活着》一书中富贵在经历了父亲被气死，母亲无钱医治病死、儿子有庆抽血而死、女儿风霞产后出血而死、妻子家珍积劳成疾累死、女婿二喜意外事故猝死、外孙苦根吃豌豆撑死等一系列常人难于承受的苦难之后却生活得更加坚强。

富贵是缺乏物质的最终，最高的代表，是现实社会中对“悲惨”一词的形象诠释。是现实生活中理所应当放弃生命或者影响他人生活的社会形象。看到这里，愚昧无知的我总以为下文会是富贵颓废不堪以此来展现旧社会中劳苦人民悲惨命运的故事、或者是富贵因此来报复人类的悲惨结局、再或者是富贵因此而发奋挣钱，最终取得富翁之类头衔的完美结局。以此来激励青少年以物质为目的而拼搏的励志故事等等。但看到最后我才知道不是这样的。富贵在面对自己“悲惨”命运的时候，表现得并不“悲惨”，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接受眼前的一切，为了自己本身的价值而顽强生活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踏踏实实地做人。满足于老人老牛相依为命的简单生活。这是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肯定。“皇帝选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是对以物质拥有程度来为生活打分的现状的讽刺，是对人生真正意义的形象表达。

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富贵终于认识到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最终只会赔了自己的性命。他最终领悟到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对富贵而言虽然活着的生命过程始终伴随着灾难和死亡。但富贵在一次次目睹亲人死去之后并没有选择死亡而是选择活着。因为在富贵看来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在于活着。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余华借用富贵这样角色，表面上是富贵的思考，但实际却是余华本人对人生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对活着一词下一个冰冷的概念，而是希望借用富贵这一角色让更多的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拨云见日，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活着”

“富贵”这一名字既是对人们愚昧无知的世界观的嘲讽。也是对这一角色所注入了无限感情和赞美的表现。

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是为了让读者的认识有另一个高度。他让主人公与传统中的幸福背道而驰，让读者更加深刻的去认识到物质这一方面毫无所有的典型形象。再用这一形象去诠释真正意义上的活着的概念，以此来解放人类的灵魂，唤醒人类心灵深处对人生的真正理解。做为受益者之一，我真正看到了人类活着的最高概念。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是余华对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对“活着”这一词汇的诠释。当个体生命遭遇到超越自身能力之外的灾难性的打击，而个体的抗争无济于事时。首先必须想方设法活着，但这种活着并不是苟活，而是直面人生的种种苦难，以活着的生命对死亡的威胁予以无言的反抗。

三，怎样去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富贵这一父亲形象的变化，也是为了诠释“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这一内容。在当今社会，生活在悲惨中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放弃自己的生命或是干扰他人的生活。悲惨的人总是会觉得上天对自己的不公。总会觉得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因为他认为自己背负了天底下最沉重的担子。

余华要想让世人信服，要想让世人抛弃自己是“最悲惨”的这一想法，他的第一步是建立人类认识中的真正的悲惨。天生的家庭没落只会让读者认为那是主人公命不好的缘由。从盛到衰的惨变，才会引起人的思考。于是富贵这一形象由此产生。如若顺境中按着自己的节拍生活那不足以征服人们的内心。困境中依旧执着向前那才已是一个大写的人。

所以余华的第一个节拍便是告诉读者：要想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首先就应该直面人生。在余华眼中，人生面对的环境不过是上帝给的一张考卷。你无权选择考试的科目和内容，但为了本身而活着，就该直视考卷的内容。不管考卷的内容如何曲折。把他答好才是人生的意义。

如果不能直视生活中的种种风浪。那何谈得上你是在为了自己而生活。个体的生命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不敢迎着风浪逆流而上，而是随着风浪的拍打而颓废人生。那本属于你自己的精彩人生就变得如沙滩上的一粒黄沙一般毫无价值。对生命过程中苦难的正视与承受本就是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人生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那就告诉我们判断生命的苦难与精彩不是以外界物质或非物质的感情因素为标准。而是以对自我生命的直视与承担为准线。

富贵告诉我们，直视自我的生命环境，积极的去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

四，从《活着》对如今社会的审视

当在报纸上看到一家五姐妹因家里贫穷无钱购买嫁妆而纷纷跳河自尽的新闻时心理一阵酸楚。不是因为对他们可怜生世的怜悯。而是对践踏自我价值的失望。他们这就是当今社会大多数人对生活与幸福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人类的悲哀。更是人类对人性的践踏。她们这样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自己践踏自己的存在，自己诋毁自己的人生。当在报纸上看到男友因为纠纷纵火烧伤女友的报道时。我的内心一阵激灵。在面对人生的问题上，他显得如此无能懦弱，但却因此去影响他人的生活时显得分外的疯狂恐怖。不知这是让人们看到“他”强悍不可一世的一面还是在人生面前微不足道的一面。

如果人生的价值要用金钱这一被人类所制造出的东西来打分；如果人生的意义要由别人的感情来左右。我都会认为这是对人性的践踏。因为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感情而生长。对于这样的行为我只能用生长一词来形容。因为时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多增加一分色彩。不过是在自己毫无表情的面容上多增加了几道时间的沟壑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人类高举着追求人性光辉的广告。却踏上了另一条与追求人生背道而驰的跑道。时间飞逝，渐行渐远。总将在无数的忏悔中看到原来真理之门只是轻轻掩上。

有时我总在想，人类自诩是万物之灵，是世间最聪明的个体。但却做着极度愚蠢的事情。人类高举追求人性的广告牌，但却与真理背道而驰。人类真的是在进步吗？在快节奏的社会。人们忘记了停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忘了生活本身的真正含义。在这个时候，余华给了我们一剂镇静剂。希望我们从审视富贵的人生中审视自己的人生。有人说，“当你发现自己家的孩子没有鞋穿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也许没有脚”不要让我是这个社会上最悲惨的人这一想法主导思想。直面自己的人生，用忍耐和执着去书写你不一样的人生。为了活着而活着。就算风雨兼程，身后总会有彩虹的脚印。原来幸福一直陪伴着你。

五，精神的重铸

《活着》的整个故事通过“以死写生” 的艺术方法来表达对生命意识的探索。在作者平静的叙述中，一次次的死亡事件扑面而来。而主人公富贵则以一颗明净的心态去对待生存。生无所求，死亦无所需。对于死去的亲人他不再悲伤沉沦，代之以开心的对着老黄牛叫家珍、凤霞、有庆、苦根。在富贵的心里，亲人们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永生。家珍她们不止活在他的世界里，更活在老黄牛的世界里。她们是真真切切的活着。这一次次的沉痛死亡，反衬出活着的不易和艰辛以及活着的弥足珍贵。这可以说是终极意义上的对人的生存悲剧和生存宿命的审视与超越。

品味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在感动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审视。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决定着不同的生活态度。对于活着的人，手持不同的价值观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辛苦着。但和谐的社会往往有些许的不和谐因素存在，而这部分不和谐的力量却作为吞噬人类灵魂的主力军在一步一步的将人类赶向思想的尽头，赶向人性的另一端。当看到些许不和谐因素用极端或者消极的因素报复自己活他人时。我的心难以入止水一般平静，而是如狂狼一般激荡起伏。在大家都在金钱所制造的幻境中感到迷茫与时。突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背影。“他”虽步履蹒跚，但在人生之路上却毫不犹豫。他一无所有但在物质面前却毫不贪婪。“富贵”告诉我们人应该因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外界的任何元素。人应该直视并承受生命所给的一切。并执着的沿着生命最初的方向毫无犹豫的走下去。外界的风景不过是代表着你我的心情，但绝不能左右你我的人生。惨淡的遭遇并不可怕，顺境中的人生也不值得羡慕。在悲惨的命运中不被金钱所捉弄，不被感情所牵制。为了自我本身的价值去活着。同样能书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面对那些因为对生活不满意而报复自我或他人的行为。世界对他的评判不是他有如何强大。而是他竟如此弱小。裸露出的是对生命的恐惧，对自我价值的践踏，被金钱或感情奴役的毫无价值的存在。展现出他人性的弱点。这样只能为无知和愚昧造势。只能让世界的更多角落充满堕落的气泡。到最后窒息的只有人类。如果自己都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那飘渺的追逐人生的高度不是一纸空谈吗？不管你是家财万贯还是一平如洗。不管你是儿女满堂还是孤独一人。都不能单方面的决定你人生的高度和存在的价值。因为个体生命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实践上而不是形式上的玄思上。面对生命中的苦与乐 不能做冷眼旁观的沉思。只能去挣扎、去实践。而这种实践是在竞争中进取，还是在落魄中沉沦 都基于生命主体的自我选择。正确的生命观，导向完美的生命进程。就像富贵一样以其积极的生命观去坚强的面对生活所赋予他的悲惨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在苦难中挣扎而出，在煎熬中自主寻求到“希望之光”。

余华的作品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重铸了人类的精神。物欲横流的社会云飞雾散。是啊。生命本身就具有价值。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才是人性光辉的真正高度。

善待生命忍受苦难。学会正确面对死亡。这是我们品味生命时所得出的感悟。细细品读余华作品中那些苦苦挣扎的生命背后都有着反抗命运的源自生命个体自身的强大力量。他们积极的人生姿态，给读者以极大的心灵震撼 人生之所以美 在于作为主体的人懂得追求生命、创造生命、实践生命———懂得去自主寻求苦难中的希望之光。

第二篇：余华长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分析

摘 要：我们在阅读余华的作品时会发现，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时期的作品，还是20世纪90年代转向民间的作品，余华都对父亲形象极为关注。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余华长篇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以期更好地理解余华作品。

关键词：余华；长篇小说；父亲形象

作者简介：罗盼盼（1991.6-），女，汉族，甘肃甘谷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1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中的著名作家，在他的长篇小说从《在细雨中呼喊》到《第七天》中，父亲都是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重要人物。王安忆曾说：“我觉得余华看上去就是一个爸爸的儿子。不管是生活里，还是写作，父和子的关系都是他的一对主要关系。他仿佛总是一个离家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仿佛总在找，始终存在一个认同的焦虑。”[1]因此，对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余华作品。

一、先锋创作时期

余华在80年代刚步入文坛之时，塑造了一系列丑陋、无耻、龌龊、懦弱的父亲形象。通过对父亲的丑化，颠覆了传统的父亲形象，揭露了人性深处的恶之花。

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用调侃的笔调塑造了一个自私、丑陋、无赖的父亲形象，对父亲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戏谑，瓦解了父亲的尊严。父亲孙广才的丑陋形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第一，对待父亲孙有元的态度。他对孙有元谩骂、训斥，甚至有时不给饭吃。在孙有元弥留之际，他期盼着孙有元早点死亡。第二，对待三个儿子的态度。他以荒谬的理由打“我”，而且讨厌“我”，将“我”赶出家门。当小儿子因为救人而溺水身亡时，他抱着成为英雄的父亲的私欲，希望摆脱困境，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当愿望破灭时，他又去向被救者的父母敲诈勒索。他对大儿子的妻子动手动脚，最终导致了儿子婚姻的失败。第三，对待妻子的态度。他整日出入寡妇的房子与其通奸，而且将家里的东西往寡妇处搬运，完全不顾家人的感受。

二、民间创作时期

在颠覆父亲形象之后，余华感受到无父不但不能改变现存世界的状态，而且会使人陷入迷惘。因此，在90年代，余华开始了对伟大父亲的温情召唤，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坚忍、慈爱、可亲的父亲形象，让父亲形象回归传统。

从《活着》开始，余华开始了对伟大父亲的深情召唤。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塑造了一位忍受苦难、与命运博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父亲――福贵。早期的福贵是一位迷恋赌博、浪荡不羁的纨绔子弟，在输完家产、父亲去世之后，他开始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担负起了作为丈夫、父亲的责任，成为了一位伟大的父亲。他在悲惨的一生之中，面对了所有亲人的相继离去，以一种悲壮的力量显示了平凡人性的伟大。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对儿女、妻子的爱让人感到，与命运博弈的坚忍品质让人震撼。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塑造了一位风趣幽默、与苦难相抗争、坚韧顽强的父亲――许三观。他卖血养家，一生中卖血十二次，有九次是为了父亲这一身份。他用自己的鲜血支撑起了家庭，就是源于他人性中最为淳朴的父爱。他代表了顾家舐犊、有责有爱的英雄父亲形象。正如王安忆所说：“比如许三观，倒不是说他卖血怎么样，卖血养儿育女是常情，可他卖血喂养的，是一个别人的儿子，还不是普通的别人的儿子，而是他老婆和别人的儿子，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这样一个世俗中人，纲常伦理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却最终背离了这个常理。他又不是为利己，而是问善。这才算是英雄，否则也不算。”[2]

在《兄弟》中，余华对父亲的粉饰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用细腻的笔调，倾情塑造了一位开朗乐观、有情有爱、坚强不屈的近乎完美的父亲――宋凡平。他真诚地对待妻子、一视同仁地对待儿子，无私地为家庭付出。他用一些善意的谎言让孩子的心灵免受伤害，让人不由地想起影片《美丽人生》中那个为孩子编织美丽谎言的伟大父亲。他的身上几乎没有缺点，是余华塑造的理想父亲。在《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访中，余华这样解释宋凡平：“宋凡平这样的父亲，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典型父亲，他们没有办法在外面实现个人价值，便把所有美好的人性都在家庭中释放出来了。”[3]

在新作《第七天》中，余华塑造了一位无私奉献、不求一丝回报、慈爱可亲的父亲――杨金彪。他为了抚养杨飞，放弃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与杨飞相依为命。当杨飞的亲生父母来找他时，他让他们带走了杨飞。在去世之后，为了见一面杨飞，他在殡仪馆工作。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深沉的关怀与爱。

三、结语

在创作中，余华似乎有很深的父亲情结，父亲形象的塑造贯穿了他创作的全过程。从早期对父亲的丑化到后来对父亲的召唤，余华对父亲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走了一条从颠覆到回归的道路。

在父亲形象不断变迁的后面，隐藏着余华随着阅历的逐渐丰富和写作的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与体悟，他对理想中的父亲的温情召唤体现了他对美好人性的深情向往，他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塑造在此显示出了独特的意义。

注释：

[1]余华：《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2]王安忆：《王安忆评》，《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3]孙小宁、韩樱：《余华：十年等待》，《北京青年周刊》，2005 年版。

参考文献：

[1]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2]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3]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4]余华：《兄弟》，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5]余华：《第七天》，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6]郭丽：《寻找精神之父――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作家》，2008年第7期。

第三篇：试论余华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试论余华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摘要：余华早期作品反映了作者与现实之间的敌对、紧张的关系，表现血腥、死亡和暴力。在1990年之后，苦难则成为他后期作品的主题，体现了一种从知识分子到民间的关注视角的转移。余华通过作品塑造了一批各具特点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形象，从早期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发展到后期，寄托着余华的 人文主义情怀。从而使其完成了向更高一层的先锋创作的升华。这一转变，始终体现着余华对于“人”的关注，并通过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余华对于整个农民阶层生存状态的反思和思考。

关键词：余华；农民形象；苦难

一

“余华”，在嘉兴市图书馆的档案里是这样介绍的，“1987年开始，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小说，引起国内文坛的注目，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⑴

如今，提到余华，似乎总是逃不开先锋小说。对于这一点，余华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先锋作家，我的作品更不是先锋文学„„”⑵到了2002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说：“当我在写作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时候，我是一个先锋作家„„”⑶想要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大致上出现在1985年前后，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以这样一些人和他们的一些方面的探索为代表的。之后，到了1987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批人，像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等，“实际上，先锋小说是个假概念”，⑷“先锋”这个词，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指“作战或行军时，脱离了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

也就是说，先锋的作用，是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和探明情况、获得信息的，他们的命运是不知道下一步需要怎样。后来，这样的一个概念，被借用到文学中来，是指一部分人的写作和社会的主导潮流不一致的写作行为。这便是先锋小说的使命了：就是用自己的行为，去开拓一个未知的领域。马原他们，承担的便是这样的一个使命，而到了余华这一批人，先锋性已经不仅仅代表一种艺术上的探索和语言上的实验了，他更多的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姿态和一种自由状态，代表艺术上的前卫、思想上的超前，代表探索和创新。”⑸他们认为先锋不仅是那些让人看不懂的东西，真正的先锋性是保持作家写作生命力更长久的一种方式，他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这一点，在余华小说创作的后期，表现的尤为明显。余华本人对于自己创作的两次不同的鉴定，正是反映了这一转变。这一转变，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的：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这四个要素组成的。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接受美学兴起之后，读者被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他们不仅是被看作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被认为是一个主动的阅读者，是可以对作者产生影响，进而通过作品与作者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在文学活动中，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即原先以作家为“主力”，转变为以读者为“主力”。在先锋小说的初期，由于过于注重对艺术手法、言语试验和叙述形式上变革，与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产生脱节，致使读者“不买账”，先锋作家由于不能得到大众读者的认同而成为高傲的孤独者和战斗者。因此，先锋的回潮也就变的不可避免了，于是，对先锋性的追求转变为一种精神的追求。

二

在余华的整个创作中，也是可以分成这样的两个阶段的。陈思和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从80年代的极端‘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⑹，并据此提出了“民间”这一概念。余华的这一转变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的，到《许三观卖血记》中完成的。从《活着》开始，余华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不再仅仅关注知识分子，而是开始把眼光投入到人民中间，塑造出了一批各具特点的农民形象。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的划分是士民、农民、工民、商民四民。《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阶层。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农民”这一概念一般指的是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者和劳动者，也就是贫农和中农。在余华的作品里，这些农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现实一种》中的山峰、山岗兄弟为代表的。

在作品中，“他们并不比河流、树叶、街道和房屋来的重要”⑺，作者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都是叙述中的符号。”⑻在他们的生活里存在着苦难，但是他们对于苦难、对于生活本身，显然没有过多的思考，人物失去了所有的理性和逻辑，一切被暴力所支配和控制。余华用一种平静、冷漠、客观的态度将事情记录下来。小说所叙述的暴力和血腥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复仇，他们没有合理明确的动机和原因，所反映的是余华与外界现实的紧张关系“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远在海角„„我和现实的关系紧张，说的严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⑼这使的余华并没有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塑造上，叙述的重点在于故事本身。因此，他前期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为了完成叙述用的。

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个儿童无意的过失，打开了暴力的闸门，暴力的洪水波涛汹涌，将所有席卷而去。山岗的儿子皮皮抽打还是婴儿的堂弟，最后，将他摔死在水泥地上，阳光下流出了第一摊血，山峰为了报仇，让皮皮舔尽地上的血，然后将他一脚踢死，阳光下流出了第二摊血，山岗将山峰绑在树下，让狗舔他的脚底，残忍的弄死了自己的兄弟，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并冒充山岗的妻子，将尸体捐出，最后山岗的尸体被一群医生兴高采烈地肢解和瓜分。在余华的笔下，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温情，仅有的只是相互之间的仇视和伤害。甚至是在父母和儿女之间，而这些原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时最具温情的。

另一类则是以《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阿方和根龙，特别是以《活着》中的福贵为代表。《许三观卖血记》是以许三观的几次卖血经历为主线的，在作品里，还有两个人，虽然在篇幅上所占不是很重，但是在情节的发展线索上，他们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根龙和阿方是和许三观的父辈们生活在一个村庄里，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也和许三观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卖血。他们有着农民式的精明和算计，在卖血前要喝水，并告诉许三观喝水的时候“要喝中间的水”，喝过水之后，水就会浸到血里。这样人身上的血虽然淡了，“可身上的血就多了”，⑽而且卖过血之后，要上馆子去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补一补身子。后来因为卖血，阿方的身体败掉了，而根龙则死在了医院。在作品里，余华并没有交待他们为何要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卖血，以至于到了不顾自己性命的地步，但我们从许三观的经历是可以很容易的猜想得到原因的：贫穷，国家政策的失误，天灾人祸的打击。我们假使一个农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可以独立耕种，但就农业经济来说，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平均下来，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或水灾或旱灾或虫灾。只要来一个荒年，那么三年的积蓄就完了，而且人活于世，生老病死总是免不了的，脆弱的农业经济使农民的生活经不起任何大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象，只有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他们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的到医院卖血，况且耕田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卖一次血能挣二十五块钱，在地里干半年的它也还是那么多”⑾，农民的劳动已经被贬低到了如此的程度，而当时的国家形势也是不允许农业人口转业的。广大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是很低的，他们所面临的生活是困难的，他们一次次的卖血，不过是把血当作一种商品，拿去换钱，以求渡过难关。血是生命的精华和本质，失血代表了生命的死亡和结束，用生命来做生命的交换，这不仅是一个阶层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福贵是这样贫苦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他原本是地主的儿子，是个“很有身份的人”，家里“有一百多亩地”⑿，但他年轻的时候败光了家产，成了一无所有的穷人，从此脱去了绸衣，穿上了粗布衣服，吃着自己种出的蔬菜和粮食，过着可以温饱的日子。小说是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老人故事的终结。而福贵的故事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回环。这种循环的叙述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联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层层循环。

“为何哭泣，如今我不应忧伤，为何叹息，朋友已不能重相见，为何悲痛，亲人去世已多年，我听见他们轻轻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轻把我呼唤。”这便是那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的歌词。对于福贵来说，是他一生的预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七位亲人离他而去，只剩下一头老牛伴着他，死亡一直笼罩着他的生活，但他“却充满了欢乐，”甚至在脸上的皱纹里都“积满了阳光和泥土”⒀，“他时常流出浑浊的眼泪，却不是因为悲伤，他们在高兴时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没有的平静时刻，也会泪流而出。”⒀饥饿和贫穷造成了生活的苦难，在战场上，“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畜生一样扑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出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和野狼没什么两样”⒂，饿着肚子是打不了仗的，而且在农村，也到处充斥了饥饿和贫穷。因为饥饿，农村人可以为了一小根番薯而抛弃人的尊严，因为贫穷，福贵把女儿凤霞送给了别人，因为贫穷，儿子有庆上学时为了不使鞋子跑坏，在大冷天赤着脚跑去上学，因为饥饿，家珍骨瘦如柴，患了病仍得撑着去干活，因为饥饿，外孙子苦根吃豆子被撑死。

还有那未知的命运：福贵家道中落因而保命，龙二使福贵破产却在大富大贵之时被革命政权枪毙，解放后春生春风得意当上县长，却在文革中一落千丈，上吊自杀。我们设想，如果福贵当年在与龙二的那场豪赌时，听从家珍的话适时收手，勤俭持家，至少那剩下的一百亩地还是可以保住的，如果福贵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之后，参加革命，没准他也能够象春生那样成了一县之长。但是在时间的轮回中，龙二被枪毙，春生也死了，而最贫穷的福贵却守着自己残破的家顽强的活着。在这一循环中，生死、善恶、美丑、爱恨不在只是二元对立，而是自然的此消彼长。苦难本身是可以反抗的，而命运却无从反抗，当一切无可反抗，反抗也无意义的时候，象福贵那样尊重生命，好好的活着就是对死亡的最好的抗争。“福贵凭一己之力，依靠生命的本能承受着并抵抗着悲剧命运的频频袭击，于苦难极限处善待生命，”“对于他们来说，自杀就是招供，招供自己已经被生活所击垮，或者招供自己不理解生活。一个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选择自杀，而是选择活着。”⒁俄狄浦斯弄瞎了双眼，他依然选择活着，福贵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依然选择活着。生存是对死亡的最大嘲弄，特别是当生存变的无比艰难的时候。余华正是通过这一些农民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人性的思索。

三

余华的早期作品对于人性恶的揭示是大胆和深刻的，相比于一些“大团圆”的结局，给人以更大震动。他从不回避现实世界带给自己的混乱感，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更是失去存在的空间。他把人类的理性的外衣撕开，沉浸于对暴力和血腥的世界，而不作出现实的判断，只是一个冷静的叙述者，一个话语的暴君。到了90年代，对于“苦难”主题的反复渲染，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余华对于传统的回游，并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显示了自己对于苦难的不同层次的认识，即体验、忍受、消解，并进一步提出了缓解苦难生活的三种方式：回忆、忍耐和幽默，表达着自己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企图为小说中的人物乃至整个受难的人群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希望”。不论是根龙、阿方还是福贵，他们对于生活从未有过失望，即使是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所有的人枕着子弹睡觉，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有人死亡，但就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福贵想的最多的，也还是活下去，和家人团聚。“希望”二字对于人的努力和幸福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希望”之所以是件美好的东西，因为他永远不会消失。

总之，余华从80年代的“苦难的受难”，到90年代的“温情的受难”，始终体现了余华作为一个作家对于人的关注，而农民阶层作为整个社会阶层的最底端，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就越是严峻，余华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实现了自己的创作宣言：“我只是一个作家。我的兴趣和责任是要求自己写出真正的人，确切的说是真正的中国人”，“作家应该关心真正的人，只要写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写出了广阔的人群。”（16）

参考文献：（1）参考“嘉兴市图书馆”网站资料

（2）张英，《写出真正的中国人——余华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3）余华，我的文学道路，当代作家评论，2002，（4）（4）格非，何谓先锋小说

（5）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6）陈思和，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1，（1）（7）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8）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9）《活着》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0)《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1)《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5页（12）《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7页（13）《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37页（14）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5）《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57页

（16）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

第四篇：浅析余华《活着》中福贵的形象

浅析余华《活着》中福贵的形象

【摘要】余华在创作生涯中始终追问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他在《活着》中用博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以及讲述在苦难中如何生存的故事。主人公福贵在偶然的苦难中温情受难。他面对苦难的人生，用最原始的“无为”反抗方式，却是抱着感恩珍惜和对生命的尊重活下去。他在苦难中淡然、坚忍、乐观和活在当下的生存态度给予我们无限的生命与生存启示！

【关键字】福贵 活着 苦难

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大力作，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活着》[1] 余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赌徒的故事’，即关于一个人‘输得有多惨’的故事”华自己则说：“《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2]福贵经历了众多的死亡，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死亡，而他的“情感洪流早已在岁月流逝中渐渐平息下来转[3]然而这个慢慢输掉自己人生的福贵何以在接二连化为一种饱经忧患之后的超然和知命”，三的苦难中依然坚强而乐观的活着，终至超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的是福贵全部的人生和精神。有论者言：“余华立足叩问人性深层蕴涵的罪恶和缺损，他从不向外去寻求拯救和安慰，而是向内扩张人自身对苦难的心灵承受能力。”[4] 福贵的一生都伴随着苦难，但是他苦难的一生并非全是冷冰冰的、痛苦不堪的遭遇，他的一生，还存在着些许的温情因素。正是这些点滴的温情，支撑着福贵“不死”的生命和活下去的信念，成就了坚忍、乐观的福贵。当然，福贵能在苦难的人生中超然地活下来，也有一定的生存哲学，通过分析福贵形象，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生命启示，学着在今天的社会也能超然地活着。

下面，笔者将浅析成就福贵这个不朽的形象一些因素和他的生存哲学以及我们从福贵身上得到的生命启示。

一、福贵生存的苦难因素

苦难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也是文学反复表现的母题。《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遭遇和承受了许多苦难，评论家对此进行了分类的研究：“像福贵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与他的存在发生关系的苦难一般有物质性苦难和生存性苦难。”[5]

（一）物质性苦难 所谓物质性苦难指有外在的因素引起物质匮乏从而导致的苦难。福贵曾是大富大贵人家的富家公子，本来与物质性苦难根本沾不上一点边儿。但是由于他好吃喝嫖赌的品行造成了家产败光，从此由一个阔家浪荡少爷，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和底层落魄潦倒的草根农民，也因此摊上了物质性苦难的折磨：老父、老母、雏子、待产的妻子，一大家子几张嘴嗷嗷待哺，如洗的贫困，简陋的茅屋等等。他陷入物质性苦难之中，无法逃避。从此，福贵由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变为一个日夜劳作于田间地头勤劳的庄稼人。但是即使如此，也改变不了物质严重匮乏的窘境。而且，对于由奢入俭的福贵一家来说，要承担这样的苦难显得更为艰难。母亲在贫困中病死、女儿在贫困中病哑、妻子在贫困中等死和外孙在贫困中储集过度饥饿竟被撑死等等。贫困给福贵带来的苦难在福贵苦难的一生中占了很大的空间。

（二）生存性苦难

福贵的一生，先后历经了内战、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黑暗时期和政治事件，这也构成了福贵苦难的重要因素。一介草民的福贵虽然无意投身于这些运动，却无时不活在这些政治事件中不能自拔，也一次次陷入因政治变迁而引起的巨大困境中。如在内战中，福贵为母亲去请医，却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受尽煎熬和折磨，回来时家中的老母亲思儿病亡、女儿不得救治而病哑；建国后，福贵的儿子有庆为县长夫人献血，竟被医院的人活活抽干血而死，以至于成为政治祭台上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物质性和存在性的苦难，导致了福贵苦难的一生。

二、苦难人生中的温情因素

（一）苦难中的亲情

“说到福贵为何不死、为何活着，不得不提到与福贵生命密切相关的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慈善的母亲，一个是他温存的妻子家珍。”[5]﹙52﹚是啊，这两个女人，不只支撑着福贵活着，而且还在福贵苦难人生中点缀着丝丝温情。福贵的母亲是一个富家夫人，但却没有一般富家夫人的尖酸刻薄和横飞跋扈，反而是一个非常慈善和明白事理的女人。福贵曾经吃喝嫖赌，游手好闲，但他母亲却从来没有大声责骂过他，甚至在福贵败光家产落魄回到家中时，他父亲气恨交加声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剁了你，阉了你，剁烂了你这乌龟王八蛋。”，她也还护着福贵，说了一句“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时候的福贵身心疲惫，精神早已崩溃，心如死灰。是他母亲，给了他活下去的亲情和勇气，并在他陷于物质性苦难时不断劝导他“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这句“人活得高兴，穷也不怕”说得热泪盈眶，一句极致平常的话凝聚着福贵母亲深深的智慧和饱满的情感。听的是话，入的是情。将之溶于生命，足以化解苦难，超越苦难。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福贵就是用这话打实了活着的信念。

福贵的妻子家珍，是一个读之也会为之深深感动的人。她在福贵最落魄、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没有嫌弃、没有指责、没有放弃他的人。她是福贵苦难的一生的一把明灯，始终照亮着他，温暖着他。当福贵败光家产回家时，在父亲的一片怒骂中，身为福贵的妻子，本应也是气恨交加的，但是她还安慰福贵说“只要你以后不赌就好了。”这是深深的理解和宽容，同时也是唤起福贵了冰冷的心，使得福贵在家庭变故之后还能重新做人。在往后的艰苦岁月里，每当福贵或是家庭遭遇不幸时家珍宽慰他好好活着—为自己，更为这个家活着。因此，福贵也始终坚信：即使生活是悲惨的，也要好好活下去，“家珍说得对，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在乎什么福分了。”家珍临死之际，她还一遍一遍地对福贵说：“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满足了，我为你生了一对儿女，也算报答你了，下辈子还要在一起过。”这段话字字含情，句句传意。可以说家珍在痛苦和打击中表现出来的坚忍和包容，对福贵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始终不弃的亲情，浓浓笼罩了福贵的一生。当然也可以说，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家珍对夫妻感情的珍惜、对孩子真切的关爱对整个家庭的责任感和默默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影响着感化着福贵。

当然，除了这两个女人使福贵惨淡的人生有了些许光芒之外，还有福贵懂事的女儿们—凤霞和有庆、孝顺的女婿和可爱的外孙。这也是福贵不管多苦也要坚忍的活着的温情因素。在亲人都相继离世之后，与他相伴为依的老牛就成了那些亲人的化身，通过呼喊亲人的名字来回忆亲人的温馨，好像死亡从来未将他们一家人分开一样。这也是一种温情，有挚爱的亲人可以回忆的温情。

人不管多强大还是多渺小，家庭的温情总是需要的！福贵还是幸运的，他曾经拥有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同时还有乖巧的儿女、孝顺的女婿和可爱的外孙。

（二）苦难中的生存价值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既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活着》中的福贵就是正是怀着这种感恩的心态，懂得尊重生命，因此能在命运和生活的重压下自我复苏，学会在苦难中寻找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福贵在面对苦难时有自己的反抗方式，在面对苦难时学着感恩珍惜生命，让生命在命运坎坷压迫下灼灼生辉，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也得以回归和体现。

三、福贵面对苦难人生的生存哲学

（一）淡然心态超越存在苦难

我们知道《活着》的开篇是以“我”到乡村去收集民间歌谣听来的富贵的故事，这就说明“我”所写的故事是听来的。福贵经历的苦难是经过自己之口叙述出来的，作者更像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当福贵在叙述自己的苦难故事时，在作者听来不像是在抱怨过去的苦难人生，而像是在温馨的回忆。每回忆一次过去，仿佛他就可以一次一次的重度此生了。那么，是什么使福贵能够做到如此境界呢？笔者认为是福贵特有的淡然心态。福贵在叙述过去存在的苦难时，完全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能够做到如此淡定，非有淡然心态不可！或许有人认为福贵对于过去的苦难已经麻木了才会如此！其实不然！如果麻木，福贵能向“我”精彩的讲述他的故事吗？如果麻木，他在经历一切苦难之后，还能够和一头仅存的老黄牛休闲地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福贵正是因为对过去存在的苦难以淡然心态去面对，才能在经历一切苦难之后生活下来。

（二）以坚忍的姿态承担不可抗拒的苦难

《活着》中降临于主人公福贵身上的苦难都是不可抗拒的，如他为母亲去请医时莫名其妙被拉去当壮丁，母亲却因思念他而死、妻子很贤惠，却在中年生病而死和唯一的儿子也在献血时而死等等。但作者为缓解福贵这种苦难的人生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那就是坚忍。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为这种宽阔的坚忍而呈现出一种沉郁、悲痛而又温和的面目。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的无边无际的坚忍包容着一切，以至于每一次苦难的降临，福贵都能把它消融在坚忍之中。“《活着》讲述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人是为活着本省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6]（P147）”作者在文中用了一个“熬”字，鲜明的表现出他对中国人民生存的看法，就是坚忍，无休止的坚忍。坚忍的品质，造就了福贵面对苦难时的宽广和牛皮糖似的坚韧的性格，使得他的内心拥有了一种超脱苦难的平静。

四、福贵的苦难人生对我们的生命启示

（一）“无为”的抗争

《活着》中余华对福贵面对苦难的态度基本持肯定态度。福贵以一种不反抗，对生命的尊重—活下去，作为自己对苦难的“抗争”。这种表面上的不作为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和误解，难道这也算坚强的生命形态？但对于福贵来说，纷至杳来的苦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苦难”，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每当他怀着美好的生活憧憬时，努力为生活奋斗时，命运总会和他开个大大的玩笑，总会折断他简单理想的翅膀。他不知道下一个厄运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等着他，他只能以一种不作为的方式作为对命运的抗争。而恰是这种不抗争就是对悲惨命运的最好的抗争。如果福贵抗争，也许他就会如俄狄浦斯王一样最后落得自残的局面。福贵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面对无法预知而又随时到来的命运。每次致命性的苦难足以摧毁他，但他都活了下来，以自己顽强的生命作为对命运最好的抗争。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着无法预知的苦难命运，我们或许应该学会像福贵一样，学着以自己顽强的生命作为对命运的抗争，即使苦难接二连三，也要以最简单的想法—为活着而活着，以这种态度对待苦难！

（二）活在当下

福贵一生中有太多的苦难“光顾”于他，他几乎都是与他至亲的死亡相伴活着的。余华曾说，《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7]﹙P4﹚是啊，福贵瘦弱的身躯就像一个脆弱的头发，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却坚韧地承受住亲人相互离去的如三万斤的重量，头发没有断，福贵没有倒下来！我们知道，在亲人一个个意外的死亡之后，福贵也曾深深的痛苦和无助，但是，很快，他会振作起来，从悲伤中走出来，重新活在当下。最后，在垂暮之年，孤单的福贵只剩下一头老黄牛相伴，但他还是可以在田间唱着歌谣把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福贵是活在当下的人，之前的所有的苦和泪都随风而去，福贵没有抱怨、没有放弃、更没有逃脱，而是选择活在现在，活在当下，这是很明智的做法，也成就了“不死”的福贵。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生命启示：活在当下。人类没有上天的庇护，每个人都随时可能面临着未知的苦难，我们也要像福贵一样，不抱怨、不放弃、不逃脱，活在当下。活着，承受一切，拥抱一切，通过自己的力量消解苦难，成为活下去的强者！

（3）以乐观的态度善待生命

余华在《活着》主人公福贵的出场安排是以歌声引出的，“我听到老人粗哑却令人感动[8]﹙P5﹚他的出场让人丝毫联想不到他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嗓音，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苦难。“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的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8]﹙P6﹚福贵牵着一头老牛，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在阳光正浓的树荫下向我们讲述他的一生，在亲人纷纷离去的孤寂中，福贵用诙谐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韧性和力量。没有悲伤，没有痛苦，只有怀念。在爽朗的笑声中，福贵流露出仁厚亲切的高远情怀，溢出一种昂扬乐观的精神内核。在福贵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唱着古老又快乐的歌谣中，我们看到了凡俗人生中的那种坦然和平和、乐观与自足中蕴含着宁静而深邃的力量。苦难的折磨和对死亡的恐惧被一种超越理性化的乐观主义式的叙述态度化解了。从福贵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这一古老民族的某一精神原型：于苦难的生命中抗争不止，以乐观的态度对生命执着不已！

《活着》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社会力量，它并不局限于对某一具体的社会时代的批判，而是力图达到对人类命运的理解。余华通过叙述福贵这个人物的苦难人生，并不是为了彰显苦难，也不是为了批判苦难，而是借福贵这个受难者的形象所要表现的是人类承担苦难的品质。如果人类命运是苦难，像《活着》所叙述的那样，是一连串令人难以忍受的死亡的体验，那么，我们要学着福贵那样，用坚韧和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和承担苦难。苦难不是目的，承担能力和乐观通达的态度才是余华希望通过福贵这个人物所要传达的全部内涵。的确，苦难无处不在，与生相偕，苦难好像已经成为人类难以摆脱的宿命，那么苦难来临之后应该怎样做？作为“弱者”个体，在面对强大的“外界”困扰时，又应该怎么应对？是抗拒，还是死亡？在历史和自然面前，人们有太多的无奈和不能，死亡在这里显得太过于容易。《活着》中的福贵一无所有，仅以生命来抗拒命运所“赐与”的一切，面对死亡，生命就是一种进攻，他始终站在那里，毫不退缩，这种抗拒不是死亡，相反而是“活着”！尽管人生有太多的名誉、财富等等，但如果拨开所有的迷雾直达生命的本质，为活着而活着，就是最尊重生命的态度！

[注释] [1] 相福庭．承受生命之轻—余华《活着》解读．名作欣赏，2002年第1期．15页 [2] 张清华．文学的减法．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5页

[3] 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见：余华．活着．第一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黄海燕.余华论[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6,﹙4﹚：92-99 [5] 王敏达．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 余华．我能否相信我自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页 [8] 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3] 王敏达．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余华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出版社，2006 299

第五篇：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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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华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一组具有独特特征而又被人容易忽略的群体——儿童形象，他们既是暴力死亡的承受者，又是苦命孤独的见证者，更是成人世界的映射者。这些大量的儿童形象，既表达了余华内心的童年印记，同时又借助儿童的目光和思维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感受和真实体验。

关键词：余华；儿童形象；特征；童年记忆

余华，盛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中国当代作家，从其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之后，就很受文艺评论界的关注，直到余华的近作《兄弟》面世之后，社会上又掀起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对余华的研究已有24个年头，到目前为止，余华研究大体上从五个方面展开：1．在对余华创作观的探讨方面；2．在先锋精神与创作转型领域；3．在其作品的表现内容方面；4．在关于余华“怎么写”的文本形式研究中；5．在关于本土和外来影响层面。[1]本文所探讨的内容属于第三个层面。但是，在众多的关于余华小说表现内容的研究中，依然存在着一个被遮蔽的群体：儿童形象。在余华的小说世界里，儿童群体是“在场者”而非“缺席者”，因此，对这一群体形象的特征分析与作者创作这一群体形象的原因探究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一、暴力死亡的承受者

余华早期的小说以冷静的表现暴力和死亡著称，并由此形成了其小说创作一个极为明显的主题。儿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正是他们被首先推到了暴力的舞台上，以承受者的角色游走在暴力的阴影中。

余华是描写暴力的天才，他冷酷客观而又出神入化的白描着针对儿童的暴行。《古典爱情》中屠夫为了保持人肉的新鲜，对作为菜人的幼女采取了凌迟般的宰杀：“店主的利斧猛劈下去，听得‘咔嚓’一声，骨头被砍断了，一股血溅得店主一脸都是。幼女在‘咔嚓’声里身子晃动了一下。然后她才扭回头看个究竟，看到自己的手臂躺在树桩上，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才长嚎几声，身子便倒在了地上后哭喊不止，声音十分刺耳。”[2] 《现实一种》里四岁的皮皮因为好奇而失手摔死了自己的堂弟，在得知自己的儿子是由皮皮摔死的，山峰马上朝皮皮走去，残酷的暴力便开始了：“接着他看到山峰把皮皮的头按了下去，皮皮便趴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音。”

《黄昏里的男孩》尽管没有把人物的命运定格为死亡，但我认为这是一篇将暴力承受者的形象刻画到了极致的作品。衣衫肮脏的男孩深受饥饿折磨，在孙福的水果摊前苦苦乞求，然而得到的只是孙福粗暴的拒绝和呵斥。男孩趁孙福不注意偷走了一个苹果，于是，一场由孙福主导的追捕和暴力惩罚就开始上演了：“追上来的孙福挥手打去，打掉了男孩手里的苹果，还打在了男孩的脸上，男孩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孙福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另一只手去卡住他的脖子。……接着孙福两只手一使劲，‘咔’地一声扭断了男孩右手的中指。”孙福对男孩的摧残既有殴打、致残的肉体暴力，更有示众、自我羞辱的精神折磨。孙福对男孩实施残酷的惩罚，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一再振振有词的声称：“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我也是为他好”。“这样，道德的维护者对男孩实施的不道德行为就既合情又合理了。更让人震惊的是，小说中的旁观者对这残酷的一幕竟然无动于衷，他们都不知不觉的站到了孙福的立场上，至此，不道德的惩罚被合法化了。”[3]而黄昏里的那个男孩有可能会

成为下一个恶毒的孙福。

以为余华小说中儿童的死亡仅此而已是大错特错的，《河边的错误》中发现人头的男孩被疯子用柴刀砍死；《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光明被淹死；《难逃劫数》中打电话的男孩被打死；《死亡叙述》中两个女孩被汽车轧死；《兄弟》中孙伟被红袖章用理发推子绞断颈部动脉而死……余华在作品中不厌其反的描写儿童的受暴和死亡，把儿童置于最直接、最赤裸裸、最野蛮的行径中。

二、苦命孤独的见证者

余华小说中的苦命儿童形象也为数不少，在暴力阴影笼罩下生活的儿童是一类，还有一类则是命运对他们的不眷顾。

《蹦蹦跳跳的游戏》中，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到一家医院去治病，没写小男孩得了什么病，病了多长时间，病情如何，只写了他们在医院门外的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他们第一次送孩子来医院，医院没有空出来的床位，他们就回家了。第二个镜头，第二天他们第二次来医院，孩子终于住了进去。第三个镜头，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这对夫妇走出医院，孩子死了，他们安静的走了。

这个孩子无名无姓，在病魔的手中他没有一丝的反抗，只能顺从，幼小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他可能还没有体会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没有体会到童年的快乐，他的父母或者就是他短暂生命的慰藉，蹦蹦跳跳的游戏亦或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如此巨大的痛苦悲伤，却写得这般不动声色；不写痛苦悲伤，却能够感受到痛苦悲伤的声音，这只有写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才能写得出来。

《活着》中的有庆也没有幸免于苦命的玩弄。他每天一大早起来，给他心爱的羊割草,喂食,然后跑步去上学。中午再回来,给羊喂食,再跑步上学。为了不把鞋子跑坏,他习惯了把鞋子拿着跑,到了目的地再穿上，甚至在下大雪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很喜爱他的羊,在公社把羊充公以后,仍然每天去看他它们,他只是想抱抱它们。这样可爱的孩子,最后也死了.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时常挨饿受冻。肚子饿了，就去喝凉水。这个孩子的血型和县长夫人的一样，不幸就这样发生了，县长夫人活了,可有庆却被抽血抽死了。他躺在医院那个小房间冰冷的床上,他在等着他的父亲把他带走,接他回家.这样一个孩子,他只想他的羊吃得饱饱的,然后跑步去上学,有时候会有一分钱一颗的糖吃。可惜,他就这样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凤霞——有庆的姐姐,在很小的时候她还是会说话的，但在富贵被拉去当兵之后她生了场大病，就不能再说话了，成了一个哑巴，从此她的人生轨迹就彻底发生了转变。渴望爱情和婚姻的凤霞只经历了短暂的幸福，后因生孩子难产死在医院里。凤霞的孩子苦根，从名字上就已经定位了他的身世和往后的命运。自打苦根一出生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孤儿，谁料想最后的结果更残忍，苦根竟然被撑死了。《活着》中把苦命儿童的人生推向了极端。

《兄弟》里的宋钢，怎么看都像一个苦命受难的形象。在母亲去上海治病、父亲被批斗关押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弟弟李光头相依为命。父亲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安葬乡下老家后，母亲把他留下来照顾风烛残年的老地主爷爷，一呆就是十年。在那个视地主为阶级敌人并时时刻刻对其进行专政的年代，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要去照顾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且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老人，谈何容易？这十年他和爷爷是怎么过来的，其中的苦难辛酸，局外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儿童形象不仅是苦命的，同时也是孤独的。《在细雨中呼喊》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小说中，胆小怯弱、敏感丰富的“我”整个从六岁到十八岁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无尽的孤独，“我”经常来到池塘边独自派遣孤独，在村人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4]这种对孤独的深刻感受真切地写出了一个孩子的内在体验。“我”的哥哥孙光平在爱情失败后，在被城里孩子出卖和抛弃后，感受到的孤独更是接近绝望。而鲁鲁、苏宇他们也处在无尽的

孤独中。孤独意识深深困扰着这些年幼的孩子。

三、成人世界的映射者

儿童本应该是天真无邪的，他们正处于人生的萌芽期，生命的花朵刚刚开始绽放，儿童的双眼本未经世事的熏染，稚嫩、纯真、美好是他们的代名词，但在余华的作品中却出乎人们的预料。

如果说成人对儿童的残害依然属于成人世界的罪恶，那么孩子对孩子的和成人的伤害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不仅是暴力和罪恶的承受者，还是制造者和执行者。

《现实一种》中的皮皮抽打和卡扼自己的堂弟，并最终将堂弟摔死：“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他就这样不断的去卡堂弟的喉管又不断的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似的哭声。……”他在堂弟的痛苦和那流淌的鲜血中获得的是无比的快感。皮皮或许长大后就是另外一个山岗或山峰。

《死亡叙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那个十来岁的男孩从里面窜出来，他手里高举着一把亮闪闪地镰刀。他扑过来时镰刀也挥了下来，镰刀砍进了我的腹部。……”正是这个十来岁的男孩“在我被别人推了一下后，又用镰刀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他狂热的加入了对我袭击的队伍中，用他的镰刀伴随着那个女人的锄头和大汉的铁器共同完成了对我的‘惩罚’”。

《细雨中呼喊》中，相对于孙光林略带压抑的性萌发和成长过程，苏杭则以一种大胆激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成长过程，他毫无顾忌地谈论异性，追求女生，传看女性生理图片，甚至于非礼老妇人。相比之下，苏宇的成长过程则充满了更多的现实悲剧，他既没有像孙光林那样将忍耐、压制和温和的探索进行到底，吔没有像苏杭那样自始就走上自我放纵的道路，他在科学探索而不得的时候，以一种严重违反社会道德、法律法规的方式爆发。余华将不同类型的被性意识笼罩下的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都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他们或者无法抵御“性”的诱惑，或者无法抗拒青春期“性”的猛醒和泛滥。为了情欲，他们或者背叛自己的家庭、基本的伦理规范，或者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兄弟》里的李光头，他的人性质量在七八岁时便初见端倪，到十四岁那年的“偷窥事件”发生时基本定型。八岁时，李光头性欲勃发，偷看了父母交欢后在长板凳上磨擦下身，后来还在木头电线杆上磨擦，并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磨擦，他觉得很舒服，磨擦得红光满面。后来别人告诉他这是“性欲”。再后来他每逢磨擦，就呼喊着“我的性欲来了”。后来他到了十四岁，便胆大地将眼睛瞄准了白的胖的瘦的小的大的不大不小不胖不瘦的女人屁股。小说中通过一个儿童在欲望的驱使下发生的偷窥行为，诱发了刘镇男人们集体性的变相偷窥，以一种荒诞的充满幽默的叙述，写出了那个禁欲与反人性的时代人们的性压抑，以及用人性扭曲的形式有限度地宣泄被压抑的欲望。

余华在此一反在他的其它小说中将儿童置于成人暴力和罪恶的牺牲品之下的书写形式，将儿童推置暴力者和实践者这一惊心动魄的角色之上，而孩子的暴力行为和性意识不能不让人将其根源归因于人的本性。余华一方面借助孩子的眼睛完成了对成人世界的独特发现和结构，另一方面又将探索的笔伸向孩子本身，将人们通常意识中的纯洁无比的孩子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余华正是借用儿童的视角来表现他的令人震撼的现实却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儿童眼中的世界给人以无法抗拒的真实感。正是在儿童视角之下，余华鲜明地展现出现实世界的混乱、罪恶与龌龊不堪，余华自己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也自然得以凸显。

余华为何这么偏爱儿童形象？

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童年的记忆。童年记忆对作家的创作有重要作用。童年，是一个人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初始阶段，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童年记忆会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迹。正如余华自己所说：“一个作家的童年其实就是决定了他今后写作的方向，我小时候的感受就是这样。”[5] “我的写作全部是为了过去。确切来说，写作是过去生活的一种记忆

和体验。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形成最初的图像，这个图像是在童年的时候形成的，到成年以后不断重新地去组合，如同软件升级一样，这个图像不断变得丰富，更加直接可以使用。”[6] 那么，余华童年时期的感受是什么呢？余华父母都是医生，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他们忙于自己的工作，常常忙的连饭都吃不上，更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对孩子的管束少之又少，但是生性胆怯的余华在童年时期并没有过得自在和狂野，更多的时候是父母将他们兄弟俩关在上锁的阁楼里，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在余华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家搬到了医院里住，并且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所以余华说：“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喜欢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我对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经历导致了他童年时期温情的缺失，而多了对孤独、恐惧的体验，同时也造就了余华在写作中特有的沉着与冷静。从而可以看出余华为什么总在小说中表现鲜血和死亡的原因了，童年特殊的经历和记忆，使余华习惯了鲜血和死亡，甚至于迷恋。

所以，余华童年的特殊经历，使得他过早地接触到了暴力、鲜血和死亡，这些经历伴随着他的成长慢慢进入了潜意识里，当后天写作时，这些东西就会不自觉地蹦出来，影响他的创作。

参考文献： 【1】张崇员,吴淑芳.20年来余华研究综述[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9月,第33卷第5期.【2】余华.古典爱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256页.【3】王达敏.余华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余华.余华作品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第369页.【5】余华.我的文学道路[J]当代作家评论,2002，（4）第14页.【6】张英.文学的力量[M]民族出版社,2001版，第6页.Images of Children in Yu Hua's Novel

Li Guang-lei

Abstract: In the Yu Hua's novel has a group to hav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mmunity--child image which easy to be neglected by the human generally, they are not only the violence death heirs, is also the cruel fate lonely witness, is the adult world mapping.These massive child image, both expressed the Yuhua innermost feelings childhood mark, simultaneously and drew support from child's vision and the thought expressed itself to the real world direct-viewing feeling and the real experience.Key words:Yu Hua;The image of the child;Characteristic;Childhood mem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