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澳洲史----库克船长的故事

第一篇：啤酒澳洲史----库克船长的故事

啤酒澳洲史----库克船长的故事

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于1728年生于英格兰的约克郡。大多数只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并把他看作世界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杰克逊港”，即今日的悉尼，被认为是他最伟大的发现。但是，对澳洲的啤酒酿造业来说，库克将因另一种更具意义的贡献而被人们铭记在心。事实上，他就是澳洲的第一位啤酒酿造者。

根据詹姆斯·库克船长的日记记载，这位伟人于1773年在新西兰的Dusky海湾酿造出了澳洲历史上的第一批啤酒。（啤酒于该年的3月27日“产出”）。这种啤酒是当地天然的植物rimu, manuka以及糖蜜制成的令人陶醉的混合物酿制而成，与今天的啤酒不大一样。然而，这种啤酒却获得了金质奖章。

库克由于在治疗流行的致命的坏血病时表现出来的远见，赢得了皇家协会金质奖章荣耀。当时，坏血病正困扰着数以千计的海员。库克十分了解啤酒具有治病功能，并且发现每天饮用啤酒能使人不受可怕的坏血病的侵犯。

因此，在1773年，他仅仅酿造了足够他在下次航程中使用的啤酒量——这样，便能实现他向“奋进”号船员向前所许下的诺言了。他曾答应每日向他们提供的口粮包括“一磅饼干，及一品脱葡萄酒或者是他们能够喝得下的啤酒量”。毫不奇怪，啤酒成了最佳的选择。

澳洲第一位商业啤酒酿造者是不幸的约翰·波士顿（John Boston），他用印度的玉米作原料，并用灯笼果页制造苦味，生产出他的第一批啤酒。不幸的是，过了不久，这位伟大的先驱者被汤加人杀死。

历史赋予澳洲啤酒以特殊的机遇，在澳洲卓有成效的开发中，啤酒业最终获得长足的进步。

与前述几位相比，理查德·斯坎必（Richard Seccombe），澳洲啤酒酿造业的巨人之一，则幸运多了。1860年，他在新西兰的纽马奇（New Market）建立了大北方啤酒厂（the Great Northern Brewery）。啤酒厂的厂址是经过慎重的研究选定的。理查德相信他已找到了一处梦寐以求的地点。该地点坐落在开博关路（Khyber Pass Road）。这个地方有啤酒酿造者梦寐以求的自然资源棗 一眼水晶般的清泉。理查德·斯坎必事实上是狮王公司的创立者。斯坎必家族的盾形纹章就是以一头狮子作为标志的，斯坎必认为，狮子的象征意义与他对当时的殖民地所抱有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十分吻合。他发誓要让“狮王”成为新西兰最有名的啤酒品牌。这个地区对其他的啤酒酿造者也同样富有吸引力。后来，为了利用从附近的伊甸山(Mount Eden)之下的熔岩层流出来的清澈纯净的泉水，他们随后也将啤酒厂迁至这里。

1915年，其中一家名为爱尔伯特（Albert）的啤酒厂，与斯坎必的大北方啤酒厂合并成立了狮王啤酒厂。1923年，狮王啤酒厂与其它9家啤酒厂（其中包括库克船长啤酒厂——the Captain Cook brewery）联手，成立了新西兰啤酒酿造有限公司（New Zealand Breweries Ltd.）。10家啤酒厂在19世纪20年代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出色的啤酒厂一天能够生产100木桶（或称为“大桶”）的啤酒。每一个木桶能装245升啤酒。这就是说，它们一个月能够生产735吨啤酒，还不到苏州啤酒厂最高生产能力的3%。

1977年，由于认识到“狮王”牌子的力量，于是决定把公司名称从新西兰啤酒厂改为狮王啤酒厂。

1990年，狮王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做出了重大举措-------一举收购了Tooheys、Castlemaine Perkins以及Swan（天鹅）啤酒厂。1993年，在进军中国进行投资之前，狮王最后的重大收购是购买南澳大利亚啤酒酿造公司（the South Australia Brewing Company）。正如他们所言，剩下的皆成历史了。

第二篇：啤酒哥的故事

啤酒哥的故事

人物简介

罗嵩山，一个郑州的打工仔，2003年，一份迟到5个月的“诚信罚金”让他成为全民关注的诚信焦点，由于罗嵩山的工作为啤酒销售，网民亲切地称他为“啤酒哥”。故事回放

2002年４月２７日，对于开封市的杨汉卿、郑春华夫妇来说，是个又喜又愁的日子。喜的是一男三女4个孩子一齐来到人间；愁的是夫妇二人仅靠打零工糊口，怎么养活４个娇娃娃？

四胞胎的困境引起媒体关注，一时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然而捐助毕竟是有限的。１０月30日，4个孩子只剩下最后一袋奶粉了，就在这时候三姐妹先后出现了严重的呕吐、腹泻症状，医院诊断为轮状病毒感染，必须住院治疗。１１月初，河南的媒体报道了四胞胎的近况。报道深深牵动了一位从禹州农村到郑州打工的罗嵩山的心。８日上午，他给报社打去电话，表示愿意捐款２００元，但在前往邮局汇款的途中他改变了主意。

第二天下午，罗嵩山来到河南商报社，将一份倡议书连同４００元钱交给记者孔维国。他想给四胞胎长期的帮助，一直到他们长到１８岁，计划每年捐４００元，连续捐１８年。“但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还有１１位朋友与我共同组成一个１２人小组，每人每年捐出４００元钱，直到四胞胎长到１８岁，这样四胞胎在长大的过程中每人每月就可以得到１００元的帮助！”

11月11日，《河南商报》全文刊登了罗嵩山的倡议书。一石击起千层浪，要求加盟的读者远远超过了倡议书中的计划人数。最终，爱心联盟的阵容确定为20人。11月15日，爱心联盟的8位代表来到古都开封，看望四胞胎，将捐款当场交到四胞胎父母手中。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民政局设立了专门的“爱心账户”。爱心联盟决定，今后每年在四胞胎的生日（4月27日）以前，各位成员自行将捐款汇入爱心账户。

愿望如此美好，现实却是如此残酷。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打乱了一切计划，罗嵩山是个啤酒业务员，由于非典，娱乐场所的人气直线下降，啤酒没有销量，已经进行的业务也不能结账，罗嵩山寝食不安，为生意着急，为生活费发愁。更让他着急的，是离４月２７日越来越近了。他一直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而现在，却要对一笔４００元的爱心捐款食言。最后，他决定给《河南商报》记者孔维国打一个电话，如实说明自己遇到的困难。报社

表示这件事可由他们处理，而罗嵩山却坚定表示“不，我自己的承诺由我自己兑现。等我有了钱，就马上汇过去。”

9月24日，罗嵩山终于结算了第一笔货款。他来到银行，并请银行的工作人员帮忙计算：以400元为单位，如果不能按时还贷，5个月之后该付多少钱？回答是：利息8.40元，罚金30元，两项合计38.40元，因此总共应该偿还438.4元。

下午3时15分，罗嵩山汇出了438.4元。办完手续，他的第一件事是给记者孔维国打电话：“我已经把钱汇出去了！”他要证明的是：罗嵩山是说话算数的！

事件影响

一个打工仔和“诚信罚金”的故事感动了郑州城，许多读者来电称赞罗嵩山的行为，有人为他找工作，有人愿意提供资助，更多的读者则要接替他在“爱心联盟”中的位置，“将资助进行到底”。

一个打工仔的38.40 元，何以有这么大的力量？相对于 400 元而言，38.40 元不足其十分之一，不过是一个“零头”；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况且，400 元这个“基数”本身也不算大。但是，对于打工仔罗嵩山来说，这个“零头”是一种“诚信罚金”。它守护的是一个人“说话算数”的诚信原则，守护的是中华民族“一诺千金”的诚信古训，它已经超越了数字本身。

第三篇：受罚史故事

受惩罚是件屈辱的事。可在我们小队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受罚史。

受罚受得最多的，是周鲁鲁。这家伙的爱好有两个，一是说鬼故事，二是说谎。第一个爱好使他在同学堆里很受欢迎，大家常围着他听他讲吊死鬼什么的。他说起鬼怪来绘声绘色，有时为了追求逼真的效果，他还带了许多道具来表演，比如咬一根红布条代表长舌头，或是带一根长毛绒做尾巴。但是，他的第二个爱好却让人受不了。

周鲁鲁常常说谎，五花八门，比如他说星期天晚上他要请所有同学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可那天许多人真的去了，他家却是“铁将军”把门。第二天，许多同学要找他算帐，他笑嘻嘻地说，昨晚他忙着到郊区去捉鬼，弄得大家忘了一肚皮的火，听他把捉鬼的经历大大地吹了一通。本来，这能证实周鲁鲁是个十全十美的说谎大王，可偏偏他的记性不好，才隔一天，他就说出星期天晚上他跟父母去西餐店庆祝生日了。这下，触犯众怒，女生们骂他，男生们用扫荡腿对付他。

最糟糕的，是他在老师面前也说谎，比如功课没完成是因为照料患癌症的奶奶，其实，他奶奶死掉三年了，而且他多次向老师请假，说去开奶奶的追悼会。

老师的惩罚很简便，让他写检讨。周鲁鲁最发怵的就是这个，他的作文成绩一向是全班倒数第一。所以每次写检讨，他都愁眉苦脸，捶胸跺脚，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他为过失而追悔呢!

后来，周鲁鲁说谎的次数越来越少，不知是怕受罚写检讨还是真的意识到说谎使大家不再信任他。可是，从此他也不再热心地给大家说鬼故事了，大家催他，他就弹出眼珠说：“世上哪有鬼?你们别让我再说谎吹牛了。”

大家都说是两回事。可周鲁鲁不听。就这样，我们班少了个说谎大王，也少了个说鬼大王，就像好事来了，坏事也跟着来了。

在我们小队，受罚最少的是王小燕，因为她聪明乖巧，眼睛一转就是一个点子，而且成绩优秀，作业完成一流。所以，基本上是个完美的女孩。她的受罚是因为她喜欢传话，比如，告诉同学数学老师与常识老师有矛盾，又说某个同学的父亲受了贿被公安局捉了去。可是，虽然她在散布这些消息时很谨慎，再三让人别说出去，但是，那消息往往会传得班里人人皆知，最后传到班主任那里。而且，话经过传送，已经变得像谣言了。比如那两个老师，已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被说成打过三次架，鼻子打出了血;至于那同学的家长，那就更可怕了，被传成已经被执行枪决了。

这类谣言，最后追来追去，根子都在小燕身上。其实她并没有夸大，说的都是事实，但老师就不喜欢她的新闻发布，所以也要罚她写检讨。

小燕不同于鲁鲁，她的受罚总能变成一件开心的事。就拿写检讨来说，她往往能妙笔生花，从没有词穷的窘迫，水平高超得可以当范文出版拿稿费。她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写上一篇检讨，既让老师读后连连点头，又在文中“神不知鬼不觉”地为自己开脱过失。

但是，写检讨毕竟是一种受罚，王小燕后来想出了更妙的主意，只要老师刚有罚她的念头，没等开口，王小燕的“美尼尔”症就及时地发作了，不仅不需要写检讨，还能去卫生室休息一堂课，轻松一番。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抵抗惩罚的好办法，全想仿效。不料，出事了。因为小燕关于她从没生过“美尼尔”症的新闻传到老师耳中，老师火了，让她写两份检讨，一是检讨乱传话，另一个是蒙骗老师。

写两份不同的检讨可是个苦差使!王小燕吃了这苦头，懒得再传话了，因为这常常让她倒楣。这样渐渐地，王小燕的受罚就成了过去的历史了。

直到现在，她都是个最不爱传话的人，也许是还记得小时候的受罚，也许是她找不到能听了她的话不再外传的人。

第四篇：史料及故事(汇总)

东坑中央苏区时期有关史料

东坑是龙、定、信、虔四县边界，是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三南”游击队东坑游击队的据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原东坑的张古塅、金莲、方洞、圳背、堂河，建国前暨建国初为信丰县东坑乡，1952年划入龙南，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东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结束，革命斗争从未中断，东坑人民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东坑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有3名。

一、在东坑遍地有红军走过的足迹

从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曾4次到龙南，3次到东坑，“朱毛”红军曾往还东坑。

第一次：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挺进途中，曾于1月27日由信丰县崇仙羊枯坝进入龙南县东坑，红军利用在东坑圩休息时间，张贴了毛泽东起草的四方体《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和刷写了标语口号，向广大民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革命理论，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列强，打倒新军阀，夺取革命政权，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次：1929年2月中旬，从井冈山突围来到赣南游击的红五军，在大余县新城战斗后与军部失去联系的一部分部队共700多人，由南雄县界址圩经信丰县进入龙南县东坑乡。

第三次：1932年6月27日，由福建返回赣南的红一军团，由安、定、龙边的定南上寨，经龙南县东坑乡的方洞、望半天、长坑尾等地进入东坑圩，前往广东南雄参加水口战役。

红军每次到东坑，所到之处，利用召开群众大会、书写大标语、散发传单等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革命道理，以唤醒人民群众，提高劳苦大众的觉悟。在红军的宣传组织下，东坑人民积极为红军带路、送粮和送衣等，迅速参红支前。如“朱毛”红军往还东坑的故事和东坑的李房财等农民积极参加红军的事迹。

二、在东坑遍地有红军建立的游击队（即东坑游击队）

1、东坑游击队的形成建立。1935年冬，特委派出以徐赤民②为队长率领20余人的游击队，进入龙、定、信、虔四县边界开展游击斗争。游击队先为崇仙游击队的分支，进入东坑后，在信南工作团的领导下，军事上独立活动。徐赤民队长经常活动在东坑地区的坳下、均窑、芳洞、樟树下、凉伞迳、下山、望 半天等地。他在一次战斗中，左手拇指被损断，但他无所畏惧，常常一人往返于县城、东坑及一些密秘据点之间，来去无踪，敌人曾数次派出密探追寻他都无法找到。不久游击队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扎下了根，一些青年农民自动要求加入游击队，当时涂贱古、李德古、曾乌古先后参加了游击队，成为正式队员。几名队员仍以当地人身份隐蔽和掩护，敌人无法了解和捕捉他们。

2、东坑游击队的发展壮大。1935年冬，为巩固和扩大“三南”游击斗争成果，中共赣粤边特委派出原特委警卫班长吴少华到“三南”游击队担任侦察班长。1936年中共信南县委又派他带领侦察班到龙、定、虔、信、安五县边界山区独立开展游击活动。以东坑为据点，又正好与徐赤民在东坑游击队及信南工作团部分成员结合在一起，整合后仍称东坑游击队，吴少华任队长，刘风元，徐赤民任副队长，肖国稠任政委，共有队员26人，编为步枪、短枪两个班。

游击队起初在东坑的望半天、凉伞迳、下山一带活动，后又扩展到芳洞、李子坑、梅子石、老鸦山、寨子、钧窑等地打游击。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据点，有群众基础，发展了队员，先后又有陈维添、陈观桥、陈观福、何贵生等十多个人参加了东坑游击队，游击队队员已发展到30多人。东坑游击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3、东坑游击队积极开展打土豪活动。以吴少华领导的东坑游击队在龙、信、定边界地区开展了多次打土豪活动。（1）开展打土豪关闭圩上鸦片烟馆。东坑圩有家由廖瑞翼开着鸦片烟馆，荼毒人民，当地有些人因被吸鸦片弄得倾家荡产，卖儿鬻女，群众怨声载道。吴少华得知，决定给廖以惩戒。于1935年5月21日下午三时，还未散圩，吴少华率领部分游击队员来到烟馆，对老板廖瑞翼宣布：严禁鸦片，立即关闭，罚银500元

以示惩戒。廖不识时务，拒绝禁令，还大声叫嚷，大骂游击队是“土匪”。为了警告顽固分子，游击队采取果断措施，在圩上宣布廖瑞翼罪状，押赴丫其栋处决，公开张贴布告。（2）游击队到边界地区打土豪。东坑游击队曾多次到定南大汶头打了几家土豪。有一次，大汶头的一个土豪认出了游击队新队员、东坑人陈维添、陈观桥两人，告到定南保安团。5月24日，驻定南上寨国民党军陆连长带兵到东坑老鸦山、凉伞迳抓陈观桥、陈维添，未被抓到，就将在当地打垫笪的南康篾匠师傅“担保”，就放人。当陈维添、陈观桥回家后，未将情况向游击队汇报，就轻易前往国民党军驻地，当即两人被捕，次日解往县城，6月7日，两人被国民党杀害。紧接着，7月18日，又有东坑籍游击队员罗志春因人密告而被捕，8月16日在东坑圩背乌黾墩英勇就义。

三、在东坑遍地有红军战斗的战绩

在红军主要战斗战绩统计表中，在东坑有非凡卓绝的战绩。在1936年8月的方洞下山战斗中，信南游击队击毙敌人1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同年10月14日的方洞老鸦山战斗中，三南游击队击毙敌人20余人，俘虏40余人，缴获枪支数十支。在1937年8月26日的方洞凉伞迳战斗中，三南游击队击毙敌人7人，俘虏14余人，缴获枪支24支。

东坑下山围伏击战：1937年9月的一天，游击队得到情报，敌人见游击队很活跃，便派了一个保安中队百余人进山。

在红军三南游击队政委刘震英亲自指挥下，利用下山围的一个小村，仅有五、六户人家，村前是一个长条形山坳，村后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后山是莽莽苍苍的丛林的地形优势打伏击战。

游击队侦得情报，敌人要下午才能到，于是红军游击队队便先向群众借锅煮饭，准备下午出击。没想到，正在吃饭，敌人就撞上来了。由于事先有准备，游击队假装“落荒”而走的样子，钻进了竹林。敌人一百多人很快就进村，向村中放了一阵枪，以为游击队被赶跑了，便在村里胡作非为起来，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犬不宁，祸害百姓。正在此时，游击队突然从竹林中向敌人猛烈开火，敌军纷纷倒地。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打得敌

人晕头转向，个个丧魂落魄，东撞西突，抱头鼠窜。这一伏，敌人死伤17人，缴获了24枝枪支和一批弹药。下山围伏击战的胜利是游击队下山前的最后一次大胜仗。

注：项英、陈毅为“三南”游击队送行说，千万记住：游击队是一支武装的政治工作队。任务不是去“三南”堂堂正正地打仗，不是去攻城夺池、建立苏维埃政权，不是去扩红军，而是要借助山区的有利地形，宣传和发动群众，开辟游击区活动区，配合油山坚持长期的斗争。（摘自《艰难的历程》张日清著，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苏区故事

“朱毛”红军往返东坑的故事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岗山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

1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红军到了龙南东坑墟的长龙坵，当时红军约有2000多人。那天是打霜天很泠，正逢圩日，红军张贴了标语和《红军司令部布告》。当时，在东坑墟旁有个叫邱来福的农民正在犁冬田，有3个红军走近他，其中一个个子相当高的红军站在田塍上大声问他：“你就是邱来福吗？”邱来福听有人喊便喝住牛，回答说：“是呀。”邱来福觉得此人像长官，便问：“你是红军长官吗？”旁边一红军战士抢着说：“这是毛委员！”邱来福立即上田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经过访问，知道你是东坑的贫苦农民，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士，我们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使千千万万的受苦的、受压迫的穷苦人翻身得解放。”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队伍今天要赶到定南的月子上寨去宿营，特来请你为我们红军带路，可以吗？”邱来福立即答应：“可以！不过我要先把犁和牛送回去。”毛泽东点了点头。但红军要邱来福保守秘密，不能让地方绅士知道红军的去向，以免他们报告保安团。约半小时后，邱来福带了斗笠，穿了草鞋，来到毛泽东跟前。他提议走山路更快到达目的地。

午饭后，在邱来福的带领下，毛泽东等率红军整队向定南进拔。走至东坑芳洞过一座木桥时，红军的一头毛驴一脚踩空，跌下桥受伤了。为了赶路，红军当即把这头毛驴交给了当地群众。

大约在下午4点左右，红军安全到达目的地。毛泽东对邱来福说：“你辛苦了，谢谢你！按我们红军的章程规定，要付给你带路费。”毛泽东拿出两块光洋给邱来福，邱来福很感动，不肯收钱，说带路不是为了钱，是为了革命。但毛泽东坚持要他收下。

时隔三年多，1932年 6月24日，毛、朱等率红一军团经安远、定南，27日又回师东坑。当日东坑又逢圩日，圩上店主燃放鞭爆欢迎“朱毛”红军。红军在群众要求下，还打了邱运远等几家土豪，将土豪粮食和银元分给农民。此次毛泽东和红军在东坑持续了呆了两天两夜。后来，毛泽东率领的红一军团，向信丰崇仙、广东南雄水口进发。7月便发起了水口战役。

桃江乡苏区时期有关史料简介

桃江乡：明清时属洒源堡，建国初期分为水西乡和洒源乡，1958年合并称“桃江公社”，1984年改称桃江乡，地处龙南西北部，属城郊乡镇，东靠龙南镇、南连渡江镇、安基山林场、西北与全南县接壤，沿桃江河龙南段北段28公里与龙南镇划江而立。现辖5个行政村，窑头村、水西坝村、洒口村、中源村、清源村。

中共信南县委：“信南”是指信丰县南部、“三南”北部和广东南雄县东部一带多山的边界地区。在这一地区的游击武装力量除有“三南”游击队、信南工作团（游击队）、东坑游击队外，还有以曹耀铨为队长、曹水清为政委的南雄游击队，以邓金连为队长、肖国稠为政委的崇仙游击队，以罗思富为政委、赖水石为副队长的南山游击队。数支游击队在信南山岖的活动，为建立信南县委奠定了基础。

1936年2月，中共赣粤边特委调派原中共南雄县委书记罗世珍到信南游击区组建县委，同月底，中共信南县委正式成立，罗世珍任书记，肖国稠任组织部长，刘邦华任宣传部长，杨联邦、曹水清为委员。在1937年10月中旬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罗世珍传达了陈毅所作的“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和红军游击队立即下山集结待命的指示。为便于与国民党龙南县政府取得联系，11月下旬，县委机关从山区迁至离县城12公里的洒源圩上。同时，程龙区委也一起随迁，并在洒源圩上的显应坛舞台柱上公开悬挂出区委的牌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洒源50里范围内，先后建立了早禾坪支部（1936.6）、上中坪支部（1936.7）、大瑞山支部（1936.8）、下左坑支部（1936.9）等多个党支部。

中共信南县委的建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基础条件：一是“长岭会议”确定的方针；二是信南地区有多支游击队在开展武装斗争活动，需要建立党的组织，以便统一领导和指挥；三是信南地区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四是扩大信南游击区可以牵制敌人，支援油山斗争；五是建立信南县委、开辟信南游击区，可以更有效地与粤北沟通。

苏区故事

洒源除霸记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桃江乡洒源圩上的大土豪廖振翼、廖彩亮叔侄，是中共信南县委三南游击队的死敌，对在洒源的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构成了极大威胁。廖振翼是洒源乡第九保的伪保长，其叔廖彩亮经管洒源圩廖姓公堂多年，在县城开设有“利记栈”商店，家有水田几十亩，在桂皮山还开设有纸厂、香菇厂，经常有长工数十人为其家服役，且有长短枪数支，长期以来在洒源称霸一方，劳苦农民对其恨之入骨。

1936年11月28日（农历11月28日），国民党县保安队围剿在早禾坪的游击队时，廖振翼曾亲自带队，利用期宗族及政治身份，要挟乡民数十人，尾随伪保安团进剿我游击队，造成我队员三人阵亡，廖振翼还唆使反动兵痞将我阵亡在屋外的两个队员之头割下，带至洒源圩背悬挂示众。，还扬言“要烧毁早禾坪的屋场，以免奸民通匪”。对于廖振翼叔侄的嚣张气焰，三南游击队决心要对给其严厉的惩治。1937年春，游击队趁廖彩亮到桂皮山纸厂视察之机，找到了他，并要他家缴出八百光洋现款以消“前怨”。廖彩亮当时吓得魂不附体，满口答应游击队的要求，并恳请其纸厂工人林芒华为其担保。廖回家后，非但不如约缴款，反而向其主子---伪县政府和伪保安团鸣冤叫屈，至使伪保安团经常派出便衣人员到洒源侦察三南游击队行踪，企图伺机进剿。

1937年4月中旬，游击队员到上左坑纸厂老板肖从发家，要其给游击队缴现洋四百元，并要肖转告其亲戚--内兄廖彩亮按期缴款。肖慑于游击队的声威，当即承诺。肖从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到县城办事都会到赤珠坳下（洒源到县城间的一个地名）的一个茶亭泡一碗茶喝。在一个圩日，肖从发到县城筹款，这天正好李德祥等两名三南游击队员从洒源圩进城侦察敌情，而王名高等三个国民党便衣队进洒源侦察。敌我双方人员各坐在同一个茶桌两端喝茶聊天。肖一进入茶亭大门，茶摊老板、游击队员、国民党便衣队员都对肖打招呼，要肖坐下喝一杯。肖见状，急忙说到“我有急事，恕不奉陪”便急急匆匆离开茶亭。敌我双方侦察员，由于不相识，故而未发生冲突。肖回到洒源后，向廖振翼叔侄转达了游击队催缴现洋的口信，并规劝廖家要守约，如期交款，以免因小失大。廖振翼非但拒绝，反而要肖转告游击队：“要钱没有，有送不能，有胆量到我家来取”。肖如实向游击队做了转述。

游击队决定对廖振翼等土豪采取行动，扼制廖家的嚣张气焰，以达杀一儆百的目的。廖振翼像狡猾的狐狸，对游击队的行动早就有了觉察，从8月初以来一直是晚出早归，晚上不敢在家睡觉，选择他认为可靠的亲友家，东一晚西一晚地寄睡，第二天一大早才回家。

1937年8月13日（农历7月初8）下午，游击队得知廖振翼家从县城请来一个叫廖吉星的裁缝为他家做祖母过世后的寿衣，其应该在家。信南县委宣传部长兼游击队队长肖国稠，程龙区委书记杨联帮和游击队员李德祥三人，从洒源岗果山企厂下队部来到洒源圩地下党员林芳荣，秘密布置锄除廖振翼叔侄的行动计划。午夜，游击队悄悄进入了预定地点。14日早上六点半，廖振翼偷偷地从后门溜进家门。根据侦察员的信息，游击队冲进廖家，当场将廖振翼、廖彩亮两人击毙，并从其家搜出长短枪各一支，子弹20多发。

这次行动，打击了反动土豪的嚣张气焰，拔掉了游击队活动区边上的钉子。镇压了反动豪绅、保长廖振翼叔侄后，洒源乡第一保（现桃江乡清源村）无人敢出任保长。趁这个时机，古历9月间，由工作团李德祥同志主持，在洒源圩的十姓围陈寿庆家召开了一次党的支部会，讨论了派党员接任保长的问题。会议传达了区委书记杨联邦同志的意见，决定由林芳荣出任保长，并以保长的身份为掩护，更好地为党做秘密工作。会后，地下党员王扬挺、袁茂福等到群众当中去串连发动，说选林芳荣当保长最好。不久，乡公所民政干事主持选举保长大会，当时全保九甲有120多户人家，每户派一人参加选举，结果林芳荣得票110多张当选。从此，国民党对游击队的各种军事清剿行动，更能及时准确地被游击队掌握了。当了保长后，林芳荣在李德祥的指导下，做好群众工作，并撤换了谭宗尧（反动小土豪，后被我红军镇压）、刘上观（高利贷者）、王毓彬（流氓，地头蛇）三人的甲长职务，林芳荣上报乡长重新任命了甲长，很好地完成了党的任务。林

芳荣被称誉之为“白皮红心当保长，一心工作为革命”。

注：从史料记载及林芳荣的弟弟林芳福（现年86岁，居住在桃江乡清源村洒源新围小组）口述中得知，林芳荣的地下党员身份一直未被暴露，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其还因曾担任伪保长的原因被批斗。1984年11月根据赣州地委的安排，三南党史协作小组在龙南召开了三南党史协作座谈会，前信南县委书记罗世珍、三南县委书记李克浩、三南县委组织部长罗朝榜等参加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林芳荣的地下党员身份才被公开出来。

苏区故事

早禾坪仓促应战我军失利 鸡仔坑沉着歼敌战果辉煌

----记三南游击队在龙南县渡江镇早禾坪、鸡仔坑的两次战斗

1935年冬至1938年春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赣粤边特委领导下，一支有近百人的三南游击队，活动在龙南县洒源、程龙、渡江靠全南边境和东坑、里仁、关西靠定南边境等地。宣传我党政策，建立和扩大游击区，袭击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游击队的政治口号是：“万户欠我钱，千户不牵连，穷人跟我去，打倒土豪可分田。”革命热潮空前高涨，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都高兴地说：来了穷人翻身的救星。

当时，国民党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便组织“保安团”、“常备义勇队”（后改为常备自卫队），伪政府伪职人员、警察、乡丁等反动武装，疯狂地对游击队进行搜捕进剿，对积极支持游击队的革命群众横加迫害。

在这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三南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龙南发生过多次战斗。据调查1936年冬和1937年春在渡江早禾坪、鸡仔坑先后发生的两次战斗，现在人民都记忆犹新。

早禾坪仓促应战我军失利

自三南游击队挺进龙南后，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发展游击区，打土豪，严惩国民党反动派分子等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土豪劣绅胆战心寒，有的吓得晚上不敢在自己的家里睡觉，有些土豪逃进县城躲避。1936年冬初，游击队先后去打象塘社官下的土豪钟有梅和倒垅仔的土豪张运昌，这两人似惊弓之鸟均已躲避，贵重财宝也已转移。我游击队便改变策略，决定捉他两家的主妇做人质，责令限期交款。于是游击队侦察到该年古历10月15（阳历11月28日），刘坑陈庄山经常朝神圆经（一种迷信活动），这天中午请附近年初写过“经”的家庭主妇来经堂献款敬餐，社官下和倒垅仔就在陈庄山附近，钟、张两家年头又已写“经”许愿，经

过分析，预计这一天土豪钟有梅母亲和张运昌妻子会按往年惯例来献“经”敬餐，便于促拿。15日上午钟清和同黄诗坤先去，游击队随后到经堂周围潜伏。献经的主妇到后，经堂便请她们坐席吃茶点，这时两个女土豪还未到。游击队见已坐席，便全副武装跃进经堂，被国民党爪牙----象塘联保主任钟诗春发现，钟假装上厕所从屋背墙烂洞里逃出去，向伪区所告密，经区所电告县府后，县府立即令驻洒源的龙南县常备义勇军队经早禾坪向刘坑方向进剿。

游击队因进经堂过早，查要捉的两个女土豪未到，也已觉察到国民党反动派必定会来进剿，向前来朝神的群众作一番宣传后，未等吃午餐便撤回到早禾坪埂上的大坳仔休息，在那里等从早禾坪下岭屋场里群众家煮好午饭挑上山来吃，在大坳仔吃过午饭后，后勤战士送饭盆茶桶回下岭时，走在埂咀上看见国民党的常备义勇队近百人，从洒源方向来到早禾坪下岭屋门口，便即向游击队呼喊：“白匪军来了！白匪军来了！”这时，揍敌心切的游击队员，听到白狗仔来了，便居高临下往下冲。敌军听见游击队的枪声，怕得要死，龟缩进下岭屋场躲藏。大多数躲在一间靠门的炮楼里，当游击队冲下山接近炮楼时，敌军便从炮楼里向冲来的游击队开枪射击。想冲前去拔掉智敌占炮楼的温某等3名游击队员，当场英勇牺牲。

3名队员牺牲后，我游击队在下岭屋场两边的山上，把屋场封锁包围了，游击队为了不误伤当地群众和损毁民房，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敌军被围得不敢动弹，想撤退逃跑又怕死，问群众“有没有后门”，但没有一个敢出去。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游击队又用引蛇出洞的办法，从屋背山上向下岭屋场的空地上投了几颗手榴弹弹，轰白狗子出来。白狗子仍躲在同群众混在一起的炮楼里不敢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担心在屋场内交战必遭大祸，便派人从后门偷偷出去向游击队说情：“为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请求游击队隐退，好让白狗子离开下岭屋场。你们游击队不走开，白狗子是不敢出去的。”游击队根据群众建议和考虑到天时地利等情况，决定天黑时隐退。游击队负责人快天黑时在下岭屋背向白狗喊话：“廖警长，我们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要打了。财产能赔，人命难赔。”（注：廖警

长是“义勇队”第三分队长廖彩菊，因这天中队长肖云高外出了未来）喊完话天刚黑，游击队便向下中坪方向撤退。这时，早禾坪下岭掩护被围困的“义勇队”的洒源民团，来到下岭屋场和义勇队一道，朝洒源方向撤走，同时把我牺牲在屋门口的两名游击队员的头颅砍掉带走。

第二天，我红军游击队派人回到早禾坪，请当地群众把3名牺牲了的队员安葬在下岭对面山脚下。（解放后集中迁葬在县五里山烈士墓。）

这次遭遇战役，虽然围困得敌军走投无路，狠狠不堪，总的来说，战斗开始时，我游击队未采取张开口袋，候敌进袋的关门打狗战术，而是错误地向敌冲击，使我损失了3名队员、2支枪（1枝驳壳、1枝马步枪），战斗是失利了。

鸡仔坑沉着歼敌战果辉煌

鸡仔坑是程龙、渡江通往丰山石坳一处重要隘口。丰山石坳是接壤上下中坪游击队驻地的一个小村庄，山水连绵，地形险要，能攻易守，进退方便。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丰山这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屋场，成了三南游击队到程龙、渡江一带搞宣传、打土豪和购买运进物资的小据点。丰山这几户贫苦农民，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欺诈，对红军游击队视如亲人，游击队每到此地，他们都给弄饭留宿，还经常冒着危险，避过反动派严密检查与封锁，替游击队购买和运送食品、电池、布伞、衣服、鞋袜等物资。

丰山钟慈坤、钟玉妹俩婆媳思想进步，成了游击队的堡垒户。由于钟慈坤工作积极，经过一段时间培养考察，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后来，钟慈坤充任游击队交通员，她家成了游击队的联络站，有些重要任务都交给她去办。1936年10月间，秋去冬来天气变冷，游击队交给龙南县城附近的一位交通员廖光春暗中订做了一批棉袄，约定时间由廖送到丰山钟慈坤家，这天傍晚游击队钟泽兴、肖国周来到钟家，刚好廖光春送棉衣来了。当夜，游击队又向廖、钟俩人交待任务：一是给30块光洋给廖光春，要廖替游击队兑换纸币（伪法币）；二是叫廖光春再订做2件风衣；三是要廖光春将以前游击队交给他去城里李美龙铁匠铺修理好的一支驳壳枪接出城

外，交给钟慈坤秘密带回山来。廖、钟俩人接受任务后，第二天一早下县城办事，游击队挑着棉衣离开了丰山。

廖、钟俩人来到县城，去完成头天晚上游击队交办的几项重要任务。钟慈坤先买好一袋红薯渣，在城外车站附近等候，廖把驳壳枪接出来后，钟把枪埋藏在红薯渣袋里，抓紧从小路经象塘回家。当走到象塘中岭山岗上时，国民党反动派为封锁游击队，布下放哨的便衣特务，突然拦路搜查，查出钟慈坤挑着的薯渣里藏有驳壳枪一枝，当即把钟逮捕，押送伪县政府逼供，钟忍受了一个多月的摧残仍坚贞不屈，国民党反动派于1936年古历11月间，以“钟慈坤窝匪济匪”的罪名处决，钟慈坤同志光荣牺牲。

就在钟慈坤被捕的第二天，伪程龙区署的人又来到丰山钟家里，把钟慈坤的媳妇钟玉妹捉去程龙区署关押审问。当时，钟玉妹唯一的儿子蔡柱头妹年仅2岁，又正在出麻疹，钟玉妹只好将其背在身上，在捉去程龙的路上遇上一场大雨，淋得钟玉妹母子俩全身湿透，患了麻疹病的孩子哪里经得住这种侵袭，到程龙关押着的第二天，柱头妹就变症。伪区署把钟玉妹关押审讯了一天一夜，问不出个究竟，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便释放了钟玉妹，钟玉妹回到家里第二天，她的儿子柱头妹就夭折了。

唯一的儿子被反动派糟蹋了，钟玉妹心如刀绞，不久又听到家婆被反动派处决的噩耗，更是悲痛欲绝。这里，也就是钟慈坤被处决的当天下午，红军游击队来到钟玉妹家进行抚慰，安慰钟玉妹“不要怕，要振作起来，游击队会保护你，会替你报仇！”钟玉妹忍着悲痛，擦干眼泪，前仆后继，像她婆婆那样继续支持游击队的革命活动。

伪程龙区署自从捉到又放了钟玉妹的那天起，就暗中监视她的行动。当发觉钟玉妹仍暗中支持游击队活动时，哪里会放过她。在1937年春的一天上午，大祸降临，伪程龙区区长王佛彪带领廖彩涛（区员）、王佛全（区丁）等七、八名伪职人员，全副武装来到丰山捉拿钟玉妹，幸亏钟玉妹闻其风声已离家躲避。伪程龙区署便找到其亲邻要挟要交出钟玉妹。钟玉妹的堂婶黄先坤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臭骂了那帮人一顿，这些反动派恼羞成怒，便把黄先坤捉走了。

我红军游击队经过分析研究，早预料到反动派还会向丰山革命群众特别是钟玉妹下毒手。为保护革命群众，替先烈报仇，便部署要利用丰山一带的有利地形，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狠狠地惩罚。于是，经常掌握敌情，布置兵力，准备袭敌。就在伪程龙区署来到丰山捉人的这天，游击队在屋背山上观察清楚了敌情，久望的时机到了，为了不伤害群众，又能速胜，游击陈人选择在丰山通往程龙的必经隘口鸡仔坑桥头进行拦击。这处地形很好，一面傍山，一面涉水，三面夹攻，敌人无处逃窜。周密计议后，游击队迅速部署好兵力，分三个小组分别埋伏到三个伏击点，即在路旁山咀上一个点，上边桥头瓦厂里一个点，下边社官树下一个点。埋伏后不久，伪程龙区署反动派捉到黄先坤从这里往回走，刚走到桥头进入伏击圈，在瓦厂埋伏的游击队马上开火，第一枪就把押着黄先坤的伪警谢某打中，谢应声倒地，接着又倒下第二个。这帮反动派一阵慌乱，只得丢下黄先坤，狼狈地往河边树林里沿河直下逃窜。当逃至社官下没树林处的圳边，我埋伏在社官下的游击队对准先上坎的王佛金（伪区长王佛彪的胞弟）一声枪响，王佛金当即死亡，其余人吓得立即跳下桃江河涉水逃命。鸡仔坑这次拦击速决战，打得很漂亮，共打死敌伪人员4人，缴获长短枪击4枝，革命群众黄先坤安全获救。（来源：《龙南党史资料》）

第五篇：乔伊斯与都柏林啤酒馆-啤酒的故事

乔伊斯与都柏林啤酒馆

爱尔兰人喜欢喝啤酒，尤其是传统的黑啤酒。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是一个啤酒之乡，酒馆林立，星罗棋布，65万人口的一个城市竟有一千多家酒馆。《尤利西斯》的作者、“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乔伊斯，在20世纪初曾向都柏林市民提出了这样一个风趣的问题：怎样穿过都柏林而不路经任何一家酒馆？这难题至尽都未破解，因为当地酒馆愈开愈多，就连当年乔伊斯的故居也成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酒馆，这大概是乔伊斯生前也未曾料到的吧。

典型的都柏林酒馆，一般都有两百年的历史，有的甚至追溯到中世纪，例如位于都柏林下桥街的铜头酒馆就开业于1198年。都柏林的酒馆大都装修得古色古香，有凝重的文化和历史氛：橡木墙板，闪光的壁炉，周围挂有传家宝似的古董和历代酒具；有的还摆放着动植物标本，鲜艳芬芳的花卉点缀其间，充满了温馨浪漫的情调。

乔伊斯于1904年10月宣布“自愿流亡”，以示与天主教会统治的爱尔兰彻底决裂。10月8日晚，他和妻子罗拉登上了轮船，开始了在异国他乡漂泊流浪的生活。但他把对故乡酒馆的情思，都融入了小说创作中。

乔伊斯在《都柏林人》的十几篇故事中，指名道姓地描绘了七八家都柏林酒馆的风貌。如杜克街21号的大卫·伯恩酒馆（这家酒馆后来还成了《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诺活动的舞台之一）、公爵街的苏格兰酒馆、普尔贝格街的马利根酒馆、莫尔大街的巴特勒酒馆，还有奥尼尔酒馆、黑鹰酒馆„„

乔伊斯把都柏林多家酒馆原封不动地搬进了《都柏林人》之中,虽 然使读者倍感亲切,但 也给《都柏林人》的出版增添了不少的麻烦。出版商要求乔伊斯删去书稿中所谓的不合时宜的词句/，删去所谓的充满血腥味的片段，并不得在书中使用包括一些都柏林酒馆在内的商业设施，公众房屋和当铺老板的真实姓名。他们的理由是怕引起诉讼。书稿迟迟不能出版，给困境中的乔伊斯沉重的打击，他对妻子罗拉说；“创作一篇作品，就像你把你所爱的孩子带出子宫一样艰难。”后来乔伊斯向出版商作出了某些妥协，但都柏林酒馆的真实名称一字未改。经过9年的折磨和讨价还价，1914年6月，《都柏林人》终于出版了。

乔伊斯晚年几乎双目失明，但他仍然坚持创作，他将早年在都柏林酒馆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为芬尼根守灵》（或译为《尘寰沉浮录》）。书中专门描写了酒馆一家的生活，对酒馆一景一物的描绘，都寄托了乔伊斯对他所熟悉的都柏林酒馆的深深眷恋，大概他也想以这本最后的著作，来了却他与都柏林酒馆几十年的情缘吧。两年后，一代文坛巨子，便在穷困潦倒中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