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寰一位年轻科学家的“中国梦”（范文）

第一篇：刘泽寰一位年轻科学家的“中国梦”（范文）

刘泽寰一位年轻科学家的“中国梦”

博士，研究员，博士导师，国家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现任暨南大学生命与健康研究院副院长，兼分子生物研究中心主任、澳门生命与环境科学技术协会副会长、广东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主持和参加了国家“973”计划、“863”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攻关计划、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等20多项课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SCI、EI收?近40篇；并获得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如果说到名气，多年来，刘泽寰获奖无数，早已习惯了鲜花掌声。

如果说到利益，现状下，刘泽寰收入良好，完全做到了衣食无忧。

但是对于像刘泽寰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哪怕荆棘密布；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即便困难重重，这是一种追求，也是一份责任；这是一种操守，也是一份情怀。

从儿时的理想到成年的夙愿，刘泽寰的心中始终孕育着一个梦，这是一个腾飞梦，这是一个富强梦，这是一个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用不断的钻研和创新，赶超强国、领先国际的“中国梦”。

倾心科技为梦想奠定鲜明底色

刘泽寰出生于书香门第，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曾祖父刘良曾是清末最后一代秀才，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成为早期同盟会会员。父亲刘人怀为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及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首批院士，曾相继担任暨南大学校长、教育部高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委员、战略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历届委员联谊会名誉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

在家庭的熏陶下，刘泽寰从小便对科学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突出的专长，小学时他就参加了科技小组。在初一时，他发现自己对生物学尤为喜欢，又加入了上海市青少年生物协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科学实验，参加各种科技竞赛，夺得了许多奖项。

除了善于动手，刘泽寰还勤于思考，从14岁开始便在《小学科技》《中学科技》等青少年科普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并因此获得过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勉励。

“在那时，有一项课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对于木质纤维素的利用，当时就属于世界级的难题。从少年时我就想能不能在这方面做点事情，可惜后来从本科到博士基本都转到有关基因的研究，但这个想法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执念。”刘泽寰笑着说。

1995年，刘泽寰自华侨大学生化与化工工程系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暨南大学遗传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独立完成了“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hAFGF）”的基因克隆和表达工作，此项技术后来作为国家一类基因工程新药“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核心技术，以人民币770万元转让给了医药企业，为学校的“产学研”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98年，刘泽寰又考入了中山大学生化与分子生物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协助导师开展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由于业务突出，他很快便被任命为课题组副组长，负责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基因的遗传多态性工作。为此，刘泽寰带领科研小组多次下到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集居地收集样本，历经种种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快速建立起了十多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群体的基因资源库。这一工作的及时开展不但为课题的顺利进展奠定了基础，还及时保护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基因资源。

2001年，博士学成毕业后，刘泽寰留校进入中山大学医药分子生物实验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由于工作勤奋、成果突出，刘泽寰毕业当年便获得了“十五”期间“863”专项《中国人基因组SNP单倍型图谱构建及其开发应用》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承担了研究人类HLA基因组区域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的分布和定位情况，发现了400多个全新的SNPs位点，并研究了这些SNPs位点潜在的功能和进化意义。

2003年，一场让人闻之色变的“非典”肆虐广东，刘泽寰临危受命，担负起“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专项“SARS防治基础研究”中，探索SARS病人免疫应答机理的工作。

“在差不多10天时间里，我带领科研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从六七千份血液样本研究人的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情况。因为那时已经知道这种病毒的高传染性，所以在实验室里大家都是一级戒备，穿着类似太空服的防护服。庆幸的是最后在没有一位人员感染的情况下，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课题任务。当时由于任务紧急，不容多想，但是后来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的，万一有人发生感染，那就成为了严重的事故，真的没法交代呢。”

虽然自大学以后，在其他课题研究方面刘泽寰建树颇深、屡获佳绩，但在他心中却始终对木质纤维素的转化利用存有一份夙愿，终于在2004年，这份心愿达成了。这一年的12月，暨南大学发出邀请，希望由刘泽寰来负责筹建暨南大学分子生物研究中心。于是刘泽寰又拥有了一片崭新天地来大展拳脚。

发挥所长为梦想插上翱翔双翼

“自然界蕴含着丰富的木质纤维素，比如树枝、树叶、秸秆……光是在中国每年就有八九亿吨的产量，但是现在对这一物质的转化利用却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农村，之前对于秸秆的处理大部分都是进行焚烧，对大气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现在不允许焚烧了，残留的秸秆也是一项很大的麻烦。目前在对木质纤维素进行转化时，有几大难点，一是预处理，二是酶的协同作用，三是对降解后产生糖分的利用。”

刘泽寰说，因为天然的木质纤维素分子机构很稳定，很难被纤维素酶降解，所以必须首先对天然木质纤维素进行预处理，打破它们的分子结构。传统的预处理方法有酸法、碱法。

酸法可以有效地将半纤维素降解，但是无法将纤维素和木质素进行分离，而且酸会腐蚀设备，需要加碱中和而产生大量盐，增加了废水处理的负担。碱法可以破坏木质素，但无法将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分离，而且会产生大量的黑液，造成环境污染，碱也难以回收利用。两种方法都存在问题。

而对于刘泽寰的团队来说，预处理则是他们的一个强项，他们首先尝试利用金属醇盐来进行预处理。这一方法既有碱法的优势，也包含有机溶剂的优势。而且因为降低了碱的浓度，所以可以减少环境压力，便于回收，在蒸发之后还可以反复利用。

自2005年开始，就该项技术，刘泽寰在国内外行业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可。

“目前还有一项预处理技术是蒸汽爆破法，也就是用高温高压产生的水蒸气，先软化木质素，然后通过瞬间减压，产生爆碎作用，进一步破坏木质纤维素的内部结构。比起传统方式，这确实算是一个更先进的方法。”

听到这里，我本以为刘泽寰已经对蒸汽爆破法全然认可，没想到接着他又话锋一转。

“但是大家在实践中也很快发现，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中，木质纤维素产生了很多有毒物质，使微生物很难生存，严重影响之后的酶解过程。我们猜测这同其中有氧气参与有关，所以就在国际上第一个尝试使用真空爆破的方式，在效率不变的前提下，能大量减少有毒物质的产生。但是将一项新方法投入应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也一直在优化改进，希望能早日实现产业化。”

在酶的协同作用方面，最理想的状况就是能在自然界找到各种相互配合的酶，能高效完成酶解，但是这也始终是一个困扰科学界的问题。而且即便有效进行了酶解，在下一步糖分利用时，也存在无法充分利用的问题。因为木质纤维素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它们这三种物质降解之后，产生的糖也各不相同，如何把这多种糖分加以利用，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所以刘泽寰便找到了发挥他专业所长的机会――培育一种微生物，通过改变基因结构，事先设计好它的代谢途径，提高对糖分的利用率。

在实践过程中，刘泽寰再次转换思路，2008年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利用代谢工程技术原理解决纤维质燃料乙醇生物转化问题的新方法。构建了能够直接将纤维素分解、发酵成为乙醇的转基因酿酒酵母工程菌，建立了将纤维素制备成为燃料乙醇的“直接发酵法”新工艺，大大简化了纤维素转化成为燃料乙醇的操作过程，从而大幅降低了相关的能耗、制剂消耗和污染。为木质纤维素这一地球上最丰富的生物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探索一条新的途径。

“我们所做的就属于合成生物学的范畴，也就是让微生物变成工厂，低成本、高效率地将廉价的东西作为原料，转化成具有更高价值的新原料。现在全世界都依赖化石能源，但如果能利用绿色化工，实现从‘生物―生物’的绿色循环，减少大量的碳排放，对于地球来说意义重大。”

造福社会为梦想铸就闪亮光辉

2009年，广州市大力推广垃圾分类，相关部门委托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面向全省公众进行有关宣传。在了解到广州市目前垃圾产生量及处理现状后，时任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科普志愿者协会主席的刘人怀院士在震惊之余，心中也升腾起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很希望能发挥专长，为解决广州的垃圾存在现状，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刘院士马上开始着手打造一支团队，此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刘泽寰，刘泽寰在基因方面和生物方面的专长，正是团队所需要的。

收到父亲的邀请后，刘泽寰立刻爽快地答应了。因为经过了解，他也深知?τ谑?垃圾、特别是厨余垃圾的处理，是一个困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难题。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将目前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湿垃圾的处理，是否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否可以为难题的破解贡献一份力量呢？

“现在广州的垃圾产生量是每天24000吨，其中湿垃圾就占到了将近50%，产量之大，可想而知。湿垃圾中很大一部分又是厨余垃圾，它们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油脂。就现在的民间技术来说，只有油脂具有较高的回收价值，所以很多厨余垃圾的直接流向就是地沟油和‘垃圾猪’。”

说实话，对于地沟油的危害，我此前多多少少有些耳闻，但此次听完刘泽寰的讲述，还是感到十分触“目”惊心。

刘泽寰说，通常黑心作坊处理地沟油的方式就是把一些块状的垃圾捞出来，将剩余的油脂放到大锅里熬，之后进行出售，又流回餐桌。除了能想象到的严重卫生问题之外，最可怕的是这些厨余垃圾腐烂之后很容易产生黄曲霉，这是国际公认的高致癌物，毒性比砒霜等常见的毒药都强很多倍，而且分子结构也非常稳定，一旦产生就很难分解。当黄曲霉随着地沟油摄入到人体内，就会富集到肝脏中，积聚到一定量，人就会出现肝硬化、肝癌。

而“垃圾猪”也是如此，对于黑心老板来说，它和地沟油往往属于两个相伴而生的产业。从地沟油中捞出块状的垃圾大部分都用来喂猪，这样黄曲霉就会富集在猪的体内，人吃了有毒的猪肉，也就间接摄取了毒素。所以厨余垃圾如不妥善处理，其对社会的危害非常巨大。

为了更加科学地处理厨余垃圾，刘泽寰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使用联合生物加工技术，通过改变微生物的基因，首先培育出一种能高效处理油脂的菌种，再把垃圾进行特殊处理。

“和传统分离油脂的次序不同，我们先是把所有无机杂质筛选出来，然后把其余的物质全部打碎进行发酵，这样回收到的油脂率是最高的。因为菌种适当，所以发酵时间也仅仅需要三四十个小时，之后油脂就全部浮在液体表面。之后再通过高速离心机的处理，油、水、渣三项物质完全分离，就可以得到高纯度的油脂，直接作为航空燃料供飞机使用。而且我们的产品全程可追溯，随时可以知道产品的流向，确保使用途径安全可靠。”

当听说刘人怀、刘泽寰的团队可以使用新技术更环保、高效地处理垃圾之后，广州市政府也予以了大力支持，将此项研究作为院士领军项目，在黄埔区提供了一栋厂房，又帮助他们建立了一条日处理量为5吨的生产线。

“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德国的订单，要购买处理后的油脂作为航空燃料；香港知道消息后，也联系我们，希望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建立一家日处理量为100吨的处理中心，马上就签订合同；我们自己很快也会增大产能，在从化区和增城区分别建设一条日处理量为100万吨和50万吨的生产线，大概今年年底就可以投入使用。”

当谈到今后的设想，刘泽寰告诉我，高效分解油脂也是团队实现目标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还会提高厨余垃圾中蛋白质的利用率，把它们经过消杀、降解，做成氨基酸肥料和蛋白粉饲料。剩余的水和盐会做无害化处理，可循环利用，充分减少环境压力，实现绿色无污染。

而对于木质纤维素的高效转化利用，刘泽寰说他也将不遗余力地进行研究，如果有朝一日能大量地将每年产生的木质纤维素中的糖和乙醇加以利用，那么就可能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改变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和粮食需要大量进口的现状，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

“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历经30多年的苦心钻研，30多年的深耕细作，刘泽寰终于看到梦想一步步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在采访过程中，我曾问刘泽寰，每一项成功背后经历了多少失败？刘泽寰说；“那太多了，数不过来，科学就是这样，在失败里一点点找到方向。”随即露出招牌式的开怀大笑，乐观与豁达，溢于言表。而这其中饱含的满足和喜悦，也注定是浅薄的快乐与浮夸的荣耀所无法比拟的。

很多事，不是因为有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在未来，愿刘泽寰能依靠自己的坚持实现更多的希望，造福社会，泽被后世。

第二篇：中国梦 求是梦(张泽)

中国梦 求是路

张泽，1953年生于天津，材料科学晶体结构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198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83年—1987年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师从著名晶体物理学家郭可信院士，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2012年2月，张泽院士被推选为新一届亚太显微学会理事长。

张泽院士长期从事准晶、低维纳米材料等电子显微结构研究，将原子层次显微结构分析与材料科学中重要问题相结合，系统研究解决了准晶、低维纳米材料等国际材料科学界的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创造性研究成果。

自2010年3月起，张泽院士全职出任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组织和引领浙大乃至长三角地区高校电子显微结构领域的相关研究。现任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如果我们总在算计拿了多少经费、发了几篇文章、影响因子有多少，科学的方法一定不会产生，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压根儿就会被放到一边去，那就不能形成崇尚科学的风气和风尚，更不用说是为了科学而献身的风气和风尚了”、“我们的中国梦一定是科学救国，一定是民主救国，而这种科学民主下的路一定是求是之路”……日前，材料科学晶体结构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张泽为浙江大学师生做了题为“中国梦 求是路”的学术报告。本报今天刊发张泽教授报告摘要，敬请关注。■张泽

求是之路是通向中国梦的路

我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梦”，但这不是领导的命题作文。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想，梦可以各种各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做，但是路的选择并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自己的路、怎么样的路，才是和“中国梦”能产生关联的？我的思考结果——被关联的话题就是“求是路”。

今年是甲午年。两个甲子前的甲午年，中国和日本打了一仗，就是甲午战争，清政府大败。之后，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签下以后，中国的精英们——那些秀才发起了一个运动，就是1895年4月由康有为先生发动的公车上书。在北京的1300名应试的秀才不去赶考了，而要对国家的存亡发出声音，这应该说是中国精英们的一声怒吼。但直到三年之后，这种要求改革、要求变法的一系列声音才得到皇家的重视，这才有了一个戊戌变法。不过戊戌变法最后又是失败的，六君子死的死、跑的跑，谭嗣同被杀了，康有为、梁启超逃跑了。这一段历史就是当时没有成功的中国精英们求生存、求救国的运动。

在整个近代救国救亡历史中，最成功的知识分子救国运动应该是毛泽东开启的中国共产党救国求存的革命，这条路走得很成功。总结历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思想路线。毛泽东不走城市包围农村的老套路，反其道而行之，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朝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

实事求是，这原本是一个经学和考据学的命题，也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座右铭，现在成为了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的指称。而实事求是这件事本身和浙江大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众所周知，浙江大学的前身就是“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成立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戊戌变法之前。当时举国上下的一个思潮就是救国，而浙江大学就是在这个救国之路的探索中成立的，这条路就是“求是路”。当时的杭州知府林启向朝廷打了个报告，奏折里提出要建一个求是书院。求是书院应该说办得是非常成功的。当时在求是书院聚集了一批志士仁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尽自己的力，走一种新的道路，这条路是求是路。求是书院早期的学生，在当时救国救亡的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教育、科学民主这两个主要的奋斗目标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大家一提中国的近代教育史，就会讲蔡元培——北京大学的前校长。蔡元培先生是1916年准备述职上任、1917年正式上任的，他上任第一天所做的一个决定，就是邀请一个人。这个决定和邀请都是针对一位浙大人，这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因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去做文学院的院长，而后陈独秀又请来了胡适、李大钊等，还包括鲁迅。一句话，就是没有“求是书院”的学生，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也就很难想象后来的五四运动„„

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中，政界、军界、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浙大的教师、浙大的学生都曾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建国后第一任浙大校长马寅初先生，“两弹一星”的功臣赵九章先生、王淦昌先生，等等，太多了，不胜枚举。我想，这要归结为他们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就是求是路。

求是路西方人也在走。实事求是、按事实说话、为真理而斗争，这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一曲主旋律。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第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伦琴，他在做校长的时候依旧亲自做科研。有一次伦琴做一个实验，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面，关了一个星期，因为他当时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在开关仪器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光，最终他把这个光追逐出来，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称之X，就叫X光。这就是X射线的发现，全世界都轰动了，当时就有人向他来买，谈条件。第一个人是德国人，说要拿他自己的城堡和他的王位跟伦琴换。伦琴不要，伦琴说空气有没有价格？阳光有没有价格？我的科学发现就要像空气和阳光那样来为人类造福。这个发现在当时就知道以后会有非常大的利益，但是伦琴连专利都没有要。反观今天，我们太物质主义了，我们太功利太自私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如果都这样的话，如果在戊戌变法之前，那1000多个举人不起来反抗的话，连戊戌变法都不会有，中国就出不了毛泽东，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科学家

作为知识分子，要具有质疑的能力，不能不假思索地接受，这就是批判的态度、审核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创新，对于我们的求是之路，都非常重要。西方的科学技术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科学家们用生命的代价，成功地反抗了教会的压迫。比如说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提出，当时哥白尼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写好了文章，就是不敢发表，只有等他死了之后才由他的学生和朋友发表。所以说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科学家，我再重复一遍，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科学家。布鲁诺大家更熟悉了，他非常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最后却被教会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死前布鲁诺本有一次活下去的机会，教会说你只要认错，就放你的生。但是布鲁诺在真理面前宁愿赴死。这就是追求求是路的科学家们的价值观。

我们还可以说，怀疑一切，是求是的座右铭。马克思的创新精神就是源自他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批判继承与理论创新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经是狂热的黑格尔的信徒，在他发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矛盾之后，勇敢地提出质疑，并深入研究，最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体系，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吸收了他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都是思想理论界的权威，如果马克思迷信理论权威，没有敢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勇气，没有敢于创新的意识，他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

所以，今天的教授们不要不假思索去遵从权威，不管他是学术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不要不假思索地去遵从社会的习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要关注事实本身。爱因斯坦1905年写了三篇文章，这三篇我觉得都非常好，当时大家公认都可以拿诺贝尔奖，一个是光电效应，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布朗运动。这三个科学发现中哪个都可以得诺贝尔奖，最后得诺贝尔奖的是光电效应，是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事实上，诺贝尔奖1921年的奖项是空缺的，是1922年补了前一年的奖。自爱因斯坦发表那些文章之后，大家马上就认为这是非常有创新性的成果，应该得诺贝尔奖，但实际年年都没给。而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我对科学的追求像宗教一样。他写过的一篇文章《科学与宗教》中说，“人类进步的精神进化越是深入，我就越坚信通向真正的宗教之路不在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恐惧之中，也不存在于盲目信仰之中，而在于对理性知识的努力追求之中”。

如果仅仅是为了像我们现在算工分一样做科学，总在算计“拿了多少经费”、“发了几篇文章”、“影响因子有多少”，是不可能把科学事业做到如此之辉煌的。在科学发展历程中，什么最重要？还是理想的追求，这才是最重要的。

怎么能够求实、求是？西方的科学家包括艺术家，作出了很好的表率。达芬奇就是个大艺术家，《永恒的微笑》能笑这么多年，这个微笑的背后是科学，是达芬奇对人体透彻的了解。只有在这样一种透彻的理解之上，包括对骨骼的解剖学基础的了解，才会有当时西方绘画艺术的真，包括真实的透视感。林语堂就曾评价说，西方的风景画，画的是透视，中国的山水画，画的是写意、大泼墨。仔细想一想，真是这样，西方绘画有焦点、有透视；中国绘画讲意境，视点散射，无透视。那时西方的画是非常讲究比例、讲究几何甚至讲究解剖的。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们对自然现象和人本身的关注，这是西方学者们共同的追求。而中国受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影响，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想的是入朝为官——“学而优则仕”，注重的是人际关系，“四书”、“五经”等著说皆重于此。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周光召先生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未能做官或官场失意的知识分子，多舞文弄墨，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虽留下千古文章和诗句，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研究”。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它辉煌的东西，有它好的一面，但是真正影响国家发展的又确确实实就是这些。所以求是和创新在中国的文化层面上遇到了极大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糟粕的东西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知识界精英，特别是今天的教授们注意。如果太注重那些东西，科学的方法不会产生，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压根儿就会被放到一边去，那就不能形成崇尚科学的风气和风尚，更不用说是为了科学而献身的风气和风尚了。

文艺复兴，复兴的不是文艺，复兴的是价值观。神权至上中很关键的理论就是地心说。地心说，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下去，貌似都围着地球转，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而且上帝就是这么说的，这就是真理，谁说这是错的，就要杀头。但在神权至上的统治时期，依然出了伽利略、出了布鲁诺，最后诞生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诞生了严格的公式，各颗星星之间，乃至所有物体之间的引力，都可以用公式计算出来。这不是靠革命、不是靠一个王朝去推翻一个王朝，不是靠一个理论去推翻一个理论，它靠事实、靠科学，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神权至上。事实证明，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民主，科学和民主，一定是一对孪生兄弟。求是——中国科学家的中国梦

中国科学家的中国梦，我坚信，一定是求是路，不走求是路，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在1935年8月有过一篇讲演《利害与是非》，他指出，中国近30年来提倡“科学救国”，但只看重西方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却没有培养适合科学生长的科学精神。他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老校长说的这个现象，在今天仍然改变不大，我们看的还是西方那些物质文明的成果，计算机、信息产业、网络等。对所谓现代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西方的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上，仍然没有关注到适合科学生长、发展的精神需要的空气和营养。竺可桢先生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个要求实在太高，我们都做不到。

浙大玉泉校区东侧有一个小桥门，门前小桥旁边有一个人行道，还有红绿灯，但红绿灯亮起来的时候，只能对大多数开汽车的人起作用，而那些骑电动车的人，我在这里过往了四年，就没有看到过一辆遵守这个红灯的电动车。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够去遵守，要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我看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的所谓现代化，依旧是汽车、电动车、飞机等物质文明，但是最基本的东西缺失很多。所以今天在校园里面要强调科学的精神，至少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没有这些尊重，很多事情都不堪回首。有了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有科学的存在，浙大的前辈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认真地去思考，1946年浙大7个学院25个系2100名学生，诞生了51位两院院士，而我们今天有7个学部37个院系4万多名学生，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竺可桢先生讲大学教育目标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的这个目标是很高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目标比这个要低得多。竺可桢先生说——大学本来不是传授现成知识的，而重在开辟基本的路径，提供获取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批判和反省的精神。美国大学也是一样的，要让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这才是大学要做的教育，这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才。可敬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那样的环境下，浙大做得非常好。当时浙大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之多，令我们汗颜。我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中国梦一定是科学救国，一定是民主救国，而这种科学民主下的路一定是求是之路。【观点交锋】

青年教师提问：刚才您有一张图片，表现的是牛顿在为民众讲解万有引力。牛顿只比他的受苦受难的前辈们晚了50多年，那么西方对科学的态度的转变为什么那么快？

张泽：我觉得这个应该归功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复兴的不只是文艺，我认为，复兴的是价值观。从伽利略、布鲁诺，到牛顿，依靠科学，从根本上给了神权至上最后一击，社会所崇尚的价值观，从过去的以神为中心，到以自然探索为中心、以真理探索为中心。但中国的皇权崇拜，产生的绝对遵从的思想，违上大逆不道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形成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存在着将自然科学技术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的观点和行为。科学与民主，一定是一对孪生兄弟。现代中国，要走出几千年封建王朝的阴影，我觉得青年教授们要担当大任，你们要准备好。如果我们的眼睛就盯着自己鼻尖那点小事，我们怎么可能引领文化？怎么可能培养优秀学生？ 青年教师提问：您怎么看待今天学生把老师当“老板”？

张泽：前两天有人问我“你对导师压榨学生怎么看”，我十分反感这样的说法。我不否认有些老师对学生不够尊重，甚至把学生当劳动力，这样的情况确实有。但这个现象要从文化的层面分析。首先，我们搞科学研究的，要把这个量化搞清楚，不能用0.1％去代表99.9％。其次，要建立相互尊重的学术环境。要诉苦抱怨的话，都有可抱怨的。比如有的老师评不上教授，他就觉得我早该当教授了，为什么我评不上？你们就是搞不正之风，就是如何如何。校长也一肚子委屈，只是不说。所以在经济富裕起来的前提下，在有了温饱和尊严的前提下，我们还真要好好在文化层次上修炼我们自己，建立起在学术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交流，我觉得这很重要。否则的话，学生抱怨老师，老师抱怨领导；文科的看不起工程的，工程的看不起基础的„„怎么相互尊重、相互欣赏？怎么建立共同的目标？把学校办好，这才是最大的工程。

第三篇：刘浩泽[范文]

家乡美 内蒙古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还是天然氧吧，是个修生养性的好地方。这里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美味诱人的特产。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在春天时，桃花开了，漫山遍野都是花香。特别是走在乡下时，那花香可以让你飘飘欲仙，陶醉在其中。走进一颗，细细一看，那娇小的只有五瓣桃花默默的散发着微妙的气息，那为什么它那么香呢？因为虽然只是那么的弱不禁风，香味淡淡，但是在一棵树上有着许许多多的同胞，它们心连心，每一朵花都绽放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这样才能散发出如此浓的香味。而这不正是象征了我们中国人民心连心，团结友爱吗？在春天时不只是有花香还有酸酸甜甜的樱桃吃呢！那些樱桃树有些低，大人伸手就能摘到，小孩就要上树才能摘到。看着那又红又小的樱桃，你一定会忍不住大吃一顿的。一口下去，一个就没了，唯一留下的是那回味无穷的酸甜。

在夏天时，天气有些炎热但我们内蒙古人可一点也不怕，因为这时我们这里的湖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凉爽。在这时在湖里游泳、戏水的人十分多，走到湖边，你会听见许许多多的欢声笑语。在戏水时还可以捉鱼虾。你一定知道内蒙古的湖吧！它们分别是：涝坝湖在那些地方可以划船，可以戏水，可以养性，还可以游山玩水，不亦乐乎！

在秋天时，桃子完全的成熟了。凑近一看，那桃子水灵灵的，闻一闻，香气扑鼻，让人感受到一种沁人心脾的舒适。摘下一个，一点一点的掰开，那汁水会喷到你的手上让你防不胜防。掰下一半放到嘴，瞬间，汁水会装满你的嘴，酸甜的味道，解渴的汁水，让你抛开一切烦恼，心情愉快。这柑橘不光好吃还好看！当你站在高处时，你往田间一看，你会发现田中的桃树上有着拳头大小的灯笼，那就是桃子呀！一眼望去，绿的、黄的、棕的，3种颜色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一定让你陶醉在其中！怎么样？听了我的介绍，你是不是很心动了呢？心动不如行动，赶紧出发，来到美丽的内蒙古体会这里的天然氧吧，品味这里的美味特产，体会这里的热情好客吧。

乌兰小学6年级4班 刘浩泽

第四篇：中国科学家

钱学森

1911年12月11日生，浙江杭州人，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钱三强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赵九章

(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出生于河南开封。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赵九章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赵九章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赵九章的指导。

赵九章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赵九章支持、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我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同时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遥测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在赵九章极力推动下，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建立了，这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我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赵九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38年，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我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

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赵九章首先提出的。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Stormer)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

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赵九章重视基础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赵九章重视人才，培养提拔人才，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赵九章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赵九章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注意培养民主的学术气氛，他组织的海浪组、磁暴组等研究集体，每周举办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之后，接着是热烈的争辩。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各种日地相关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为我国空间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先生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王大珩

(Wang Daheng, 1915.2—)男。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光学专家。

江苏苏州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留学，专攻应用光子学，1940年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1948年回国后，任2年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后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任了30多年所长。还曾任哈尔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电机所所长，吉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光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后曾任中科院科技部副主任、主任。1986年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三届副主席。1993年5 月当选为中国尖端技术与产业管理研究会名誉会长，第二届中国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团体联合会副会长。

1994年6 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席团成员。1994 年12月任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基金会会长。此外，还曾任中国光子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市科协主席。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深。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六十年代以来，制成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和许多国防光学仪器。七十年代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领导了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1986年3 月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等4 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批准，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这一“纲要” 被称为“863 计划”。

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1 月获得1994“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中共党员，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68年逝世。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科学家

1.钱学森（1911.12.11～今）

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也有一说是1889年11月18日）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3.邓稼先 ,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4.钱三强（1913～1992）

：原名钱秉穹，浙江湖州人.导师是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爱因斯坦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入瑞士国籍。

爱因斯坦

1905年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伯尔尼专利局任职，在苏黎世工业大学、布拉格德意志担任大学教授。1913年返德国，任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和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33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迁居美国，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研究，1940年入美国国籍。

有一句熟悉的格言是：“任何事都是相对的。”但爱因斯坦的理论不是这一哲学式陈词滥调的重复，而更是一种精确的用数学表述的方法。此方法中，科学的度量是相对的。显而易见，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主观感受依赖于观测者本身。

在爱因斯坦小的时候，有一天德皇军队通过慕尼黑的市街，好奇的人们都涌向窗前喝彩助兴，小孩子们则为士兵发亮的头盔和整齐的脚步而向往，但爱因斯坦却恐惧得躲了起来，他既瞧不起又害怕这些“打仗的妖怪”，并要求他的母亲把他带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这种妖怪的国土去。中学时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籍，可他并不申请加入意大利国籍，他要做一个不要任何依附的世界公民„„大战过后，爱因斯坦试图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他的世界和平的梦想，并且在“敌国”里作了一连串“和平”演说。他的思想和行动，使他险遭杀身之祸：一个抱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俄国贵族女刺客把枪口偷偷对准了他；德国右翼刺客们的黑名单上也出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希特勒悬赏两万马克要他的人头。为了使自己与这个世界保持“和谐”，爱因斯坦不得不从意大利迁到荷兰，又从荷兰迁居美国，而且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认为，在美国这个国度里，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在勉强过得去的友谊中共存下去。（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85年第5-6期《爱因斯坦的反省》）

十九世纪末期是物理学的大变革时期，爱因斯坦从实验事实出发，重新考查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在理论上作出了根本性的突破。他的一些成就大大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

他的广义相对论对天体物理学、特别是理论天体物理学有很大的影响。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成功地揭示了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坚守着“上帝不掷骰子”的量子论诠释（微粒子振动与平动的矢量和）的决定论阵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恒星能源来源的难题。

近年来发现越来越多的高能物理现象，狭义相对论已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最基本的理论工具。其广义相对论也解决了一个天文学上多年的不解之谜——水星近日点的进动[这是牛顿引力理论无法解释的，并推断出后来被验证了的光线弯曲现象，还成为后来许多天文概念的理论基础。

2009年10月4日，诺贝尔基金会评选“1921年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3位获奖者之一。（其他两位是1964年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1979年和平奖得主德兰修女。）

第五篇：中国梦 刘星彤

中国梦我的梦

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东四中心校五年一班的刘星彤，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梦我的梦》

国无梦则不强，人无梦则无望。梦是希望，只有蓬勃向上的心灵，坚定的梦想，才有可能将那些梦转化为惊人的毅力。抛却汗水与泪水，没有梦，一切都是空洞的。不要让时间侵蚀你的生命，加一些梦想来充实你的生活。当一块石头有了愿望，他就不再甘于在泥土中僵卧，有时候，一块石头变成一道美丽的风景，奇迹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一切都源于梦的叠加。

少年心怀梦想，则国充满希望。我的梦，就是中国是一个处处都有关爱，环境优美，出入安全的国家。我希望我的国家处处充满爱；我希望我的国家处处整洁，空气清新；我希望我的国家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学习；我希望„„

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便是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已经取得了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刮目相看的成绩，我们也不能回避一个现实：地沟油、塑化剂、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曾经或正在充斥着市场；曾经动车亲过嘴，地铁追过尾，火车出过轨；曾经外国旅游区拒绝中国人的参观；曾经中国人所到之处成为“灾难”；曾经„„

我愤怒，我无助，我茫然！百感交集后，老师告诉我：我的梦既是中国梦，中国梦也是我的梦。梦想不是空谈，更不可能自己实现。中华民族的梦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有拿出实干精神，以实干为

荣，以实干为责，才能在复兴之路上昂首前进，才能让中国梦变成现实。小学生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日常琐事开始，只有先做好自己才能让梦变成现实。于是课堂上有了我们求知若渴的眼神；课下有了我们努力锻炼的身影。我会尊敬师长，孝敬父母，我们会团结同学，乐于助人；我们会捡到钱物送还给失主；我们会自觉排队；我们也会把地上的垃圾自然的捡起。

相信人人都做到这些，中国的河流应当全都清澈见底，做到这些哪里的空气都是清新怡人；做到更好的自己也许就再也没有贪官；做到更好的自己，也许所有的孩子都会免受磨难。做好自己，全世界都会认可中国“制造”，更钦佩于中国“创造”！

梁启超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中国，我们的母亲，她百病缠身，她也朝气蓬勃；她老旧凋敝，她也焕发生机；她正经历着一场时代与发展的巨变。

未来的中国和你我一起前进。你我光明，中国变不会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