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牛”科学家施一公的舍与得!!!
“大牛”科学家施一公的舍与得
2010年05月14日11:29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施一公在实验室里。
“从回国以后我就饱受争议，但感谢单位给我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我静下心来做学问。”作为“千人计划”的倡导者之一以及该计划首批引进的海外人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屡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对于种种质疑，他的回应是——在储备战略人才方面，“千人计划”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关键是，要完善评审和运行机制，以实现其最初的目标。
目前，“千人计划”共引进3批622名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千人计划”专项办公室透露，2010年将进一步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工作力度，计划分3批引进500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引进了什么样的人？从今天起，人民网国际频道推出系列策划，向广大网友介绍“千人计划”引进的部分海外人才。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施一公。
清华才子在美登巅峰
在清华念书期间，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不但提前一年毕业，还获得数学系学士学位。
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在清华园，他被亲切地戏称为“大牛”。
“坚韧不服输”培育清华才子
1967年5月，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对数学和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1985年，从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时，因在全国高中数学和物理竞赛中分获一、二等奖，他获得保送资格。
施一公最初想读北大物理系，他认为“那是最聪明的人的选择”。然而，当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向他形容“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时，他觉得这个学科“听起来很牛”，加之他一向敬仰的父亲机械专业出身，对清华有感情。施一公最终选择了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虽然对生命科学并不了解，但从小就是尖子生的施一公还是自信满满。“没想到，刚一入校就感觉很崩溃。”他发觉“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他们说起术语一套一套的，我还没听懂老师讲什么时，就有同学问下一个环节的知识点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会一事无成。”施一公至今难忘当年的沮丧。
然而，“人活一口气”。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想当工程师或科学家的施一公，在学习上十分好强。“我是从河南驻马店走出来的，一直无法忘记小学老师对我说，要给驻马店人争光。儿时好友曾经送给我一句话——‘希望我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少年时代的同窗’，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正因为这样，施一公告诉自己一定要争气。虽然，他大学期间并不确信自己今后会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他的学习成绩仍然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他充满激情，乐观，不服输。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
施一公后来回忆道：“1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铃，提醒你必须要坚持。这不仅是一个体育项目，还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这种锻炼让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受益无穷。”
“人活一口气”成就学术牛人
1990年初，施一公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
刚到美国的施一公受挫了，兴趣不定影响了他的科研，读博的前两年，他总是想转到计算机系，学校甚至一度想停止为他提供奖学金。不服输的施一公憋着一口气，努力背单词、做实验，甚至在日记里写道：“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是清华的！”终于，他慢慢进入了状态。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的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指出导师在某个演算环节中的漏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次年，施一公到纽约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此间，他终于认定“细胞凋亡”才是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虽然这一方向与他博士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不同。1997年4月，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他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1998年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
2003年，由于探究神秘的抑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对破解致癌原因这一生命科学之谜作出了突出贡献，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华裔学者。当年，施一公36岁。2005年，他当选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
施一公在普林斯顿的执教前景也一片光明——200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2003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年后，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这位势头猛劲的年轻科学家，不仅在普林斯顿大学春风得意，还从2000年起，成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的对象。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
在比美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学术殿堂普林斯顿，施一公登上了巅峰。
美终身教授毅然回国
辞去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终身职位，放弃500平方米的独栋花园别墅……“作出回国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们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
“想干一些实事，怀着满腔热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大牛”的归来不是一个传说
“施一公要回来啦！”从2006年起，清华大学就流传着这样的“爆炸性消息”。
“就科研环境来讲，国内大学无法与普林斯顿比肩。国内学术圈的规则，也往往让海外学者无法再适应。”这是很多海外学者的共识。
何况，那时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如日中天：除学校给予他稳定的资金支持外，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一个基金会也在资助他的科研，一些美国的大公司还与他合作支持他的科研。仅凭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5个独立科研基金就可以一直支持实验室到2012年„„他在美国的生活也很优越：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独栋花园别墅，同是清华毕业的妻子在国际制药大公司工作，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快乐的美式幼儿园教育„„
会不会只是个传说？很多人不敢相信。
2007年4月，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正式开张，施一公归来终于“板上钉钉”。
“作出回国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他说。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4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施一公就在电话里得到了远隔重洋的妻子的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工作，但我在普林斯顿尚有20名科研人员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就这样，施一公作出了轰动国际生命科学界的决定。
2006年6月，施一公迅速进入了过渡期，向普林斯顿校长提出回国。校长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情5个月还做不完？”“我认为，全职回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施一公委婉拒绝。
2008年底，施一公再次走进了曾让他事业起飞的普林斯顿，这一次，他是来告别的——正式辞掉了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一职。
“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们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施一公笑说。
普林斯顿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在香港意外邂逅施一公时，用了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向他阐释“你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施一公一位很要好的学术界朋友在一次聚会中对他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肯定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
“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问自己：回来干什么？！”施一公回应。
施一公的坚决反响巨大，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大力报道，一些媒体称他归国的意义不亚于当年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归。与此同时，正值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每年飞涨的科研经费与中国对海外高层人才的招揽趋势，施一公引起了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用“震惊”一词形容施一公回国。
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中，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也迅速引起轰动。
“施一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可谓海外华人的典范。”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这样评价。
“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像施一公这种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研制度。因为中美在科研体制方面，比如基金的评审和申请等方面都存在相当的不同。施一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美国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王小凡说。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如此评价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会带动大批一流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工作。中国大学的教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已经开始需要一大批国际性的大师级人物来领衔。”
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为“施一公效应”。
困难与挫折无法浇熄满腔热忱
回国之后的施一公，想大干一场。
“比我在普林斯顿时玩命多了。”施一公说。刚回国时，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会亮到夜里两三点，大年初一都会出现在办公室。他将自己的睡眠时间缩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时。虽然清华附近有很多他喜欢的餐厅，让他胃口极好，睡眠的减少还是使他看上去很瘦。
体力上的辛苦并不影响施一公在精神上生龙活虎，在清华的每一天他都很激动。然而，网上出现了一些批评他的声音，让他一度有些烦恼。
“他是回来捞钱的。”“他有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他想带回自己的学术亲信。”
对于这些批评，施一公曾感到伤心且难以理解。“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施一公坦言，刚到美国时，他没有想过一定要回国。1987年，令他深深敬仰的父亲遭遇车祸，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去世，因此怀有不满情绪的他当时对祖国没有什么留恋。然而，到美国后，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参加聚会时，有些中国人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办签证时，中国人不仅签证费高，还总被查户口似地盘问；过境时，外国人把护照晃一下就可以了，而拿中国护照的人，常常被移民官严格地翻包。更为过分的是，美国主流媒体经常出现妖魔化中国的报道，这让他感到“很憋屈、很气愤”。
“那时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国！”施一公说，“况且，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和基金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比较起在美国，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2008年8月，网上又有人质疑施一公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不符合程序规定，质疑他的全职身份。施一公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
“在普林斯顿，上至校长，下至系主任，从我实验室的博士生到博士后，都知道我即将辞职，实验室会逐渐关掉。事实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早已进入离职的过渡期，只有清华大学一个固定职位。”提及此事，施一公仍感不平，“我夫人当时还在美国，她从美国同事那里听说我在网上遭到攻击，不愿意回国了，我又劝了大半年，她才同意回来。如果说我有什么感到愧疚的，只觉得对不起放弃工作的妻子和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
“我有话憋不住，国内很多现象都很邪乎。”即使遭遇攻击，施一公也经常面对媒体表达自己对国内学术状况的不满：“一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与自己无关的科研成果中挂名。不诚实比巨大的科学错误更可耻。”“有的教授带了很多研究生，但忙于各种非学术类事务，根本没时间指导学生。”“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国外的行政是服务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尖锐的言论又给他带来过一些麻烦。
如今，对于遭遇的一些质疑，施一公已经能够理性理解：“或许是被关注得太多了，或许是倡导改革动了一些人的奶酪。确实也有一些海归学者没有坚持自己在美国的学术操守。”但是，从感性出发，他仍感不平的是：“想干一些实事，怀着满腔热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施一公想，那就用事实来证明。
令人关注的“施一公效应”
“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
“再过二三十年后，当我在清华退休时，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的学生成为理想远大、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世界的人，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
一公效应助建科研“理想国”
在施一公看来，对人的培养是“第一要务”。
“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施一公说，“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任何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这让我很担忧。”
于是，除了亲自对实验室里的每位研究生作系统指导，把实验室里的十数名学生培养成成熟、练达的科研人员，这位尽量找各种理由推掉很多行政会议、项目评审和公众活动的科学家，出现在了一些面向大学生的讲座中。
“在生活中可以知足常乐，在科研和事业上永远不可以。”“不要磨光了自己的棱角，我不相信没有棱角的人会作出好的科研。”“作科研一定要敢于批判，我的观点都是主观的，供你们批判。”这样的话语，经常会伴随他讲述的人生经历跳出来，引来学生阵阵掌声。“我还想给清华的本科生开思想政治课。”施一公说。
除了把时间花在他最钟情的科研上，其他时间施一公大多忙于“招兵买马”。2008年至2009年间，在面试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后，22位充满活力并极具学术能力的科研者加入了清华团队，已经15人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未来5至10年中，清华计划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聘请110至130位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谈及此，施一公豪情万丈。
“有了好的人才，一定要为人才建设好的学术环境，以教学和科研为主。”施一公说。为此，从2007年起，施一公便开始筹划生命科学学院的人事制度改革：一边理顺与明确院系行政领导的权责，减少学院领导在行政事务上的重复劳作，一边计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教授终身制评价体系，采用终身教职系列、实验教学系列、科研系列、教育职员系列，不受其他制度制约。“改革方案已提交学校领导，过了这个坎儿，学院的科研建设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施一公说。
与此同时，施一公与他的团队开始进行教学改革。除了为本科生减免学分，加强学生自主性，还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与北大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整合资源，创建了一个联合的研究生项目。近百位参与该项目的教授，将选择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进行模块教学。
对于更加长远的目标，施一公毫不讳言：“今后10年内，每年都会有一些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就，每两三年可以有在科学史上具一定地位的成就出现在清华。在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创制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管理模式，而在这里尝试的软机制，也可以在中国其他地方被复制。”
除了创建他和团队成员心中的科研“理想国”，有一件事情施一公绝不会限制自己的时间——“与信任的同事共同为政府部门提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请到中南海向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中国科技的未来。教育部曾多次就相关事件征求他的意见，统战部将他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海归院长饶毅的报告传达到高层中央领导，中组部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方面倾听了他们的建议。
另一项让他不遗余力的工作，就是最大化“施一公效应”。2009年岁末，拟作为特邀报告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出席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施一公，因故无法出席。他将一封“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长信发给了协会成员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如今，虽然每天还是十分忙碌，但施一公对国内的生活已经很适应。最让他欣喜的是，去年6月，他迎来了归国的妻子与一双儿女，科研也走入正轨。
偶尔，他会想起这样一个场景：2009年10月5日，他在国庆观礼后飞至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开会，会前顺访普林斯顿，住进小镇的一家旅馆里。“343”，他惊诧地看着这个房间号，历史竟如此巧合。12年前，摩拳擦掌地准备到普林斯顿面试的他，就是住在这个旅馆的“343”房间。12年后，他已卖掉了在普林斯顿的房子，回到祖国实现理想。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施一公就会更加清醒：“美国梦”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梦”是他的未来。
尽全力为祖国健康工作三十年
施一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每天下午四点半,校园里就会准时响起“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广播,令人振奋!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经过在美国18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终身职位,全职全时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五十年可能已是奢谈,但我会尽力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三十年。
对于我回国的决定,许多人困惑,但真正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决定。我的童年生长在河南中部农村,周围都是贫穷但朴实的农民。在美国,我的学习、工作顺利、生活富足,但我内心始终缺少归属感和认同感。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邀请我回到母校工作,我欣然答应,但需要一个过渡期来处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尚有20名研究人员的实验室。我接受和崇尚的是传统教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十多年前的理想和梦想一直珍藏心中,在美国奋斗时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激励。在回国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在逐渐找回八十年代在清华读书时的振奋。我有三个目标:
第一是希望影响一批年轻人。经常与国内一些大学生座谈,发觉其中有相当一些人顾及的只是眼前利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人活一口气。年轻人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应该有理想,有做大事的胆魄和敬业的态度。我希望自己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指导研究,而且还特别愿意与年轻人交流谈心,希望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要熙熙攘攘只为稻粱谋。
我的第二个目标是在清华大学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结构生物学中心,同时与大家一起努力发展清华的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结构生物学是我的研究方向,在这个领域里有许多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及应用价值的课题。我非常希望吸引一批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人,去挑战这些重大科学问题,做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工作。
我的第三个目标是希望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改善和改进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做些工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还不完善,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相对于美国的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生命科学领域,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在博士后研究结束之后绝大多数仍会选择美国的科研院所作为他们事业的始发地。我衷心希望大家通力合作,抓住时机,创造健康合理的学术环境,吸引最优秀的年轻人才回国发展,让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施一公简介：
施一公，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1967年生于河南郑州。1985年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89年提前一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1990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博士学位。1998年1月获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2001年10月获得该校终身教职，2003年3月被聘为正教授，2007年4月受聘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4月，施一公入选美国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但是为了全职在清华工作，他毅然辞去HHMI研究员的邀请。（入选HHMI被认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施一公教授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的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调亡的分子机制，迄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25篇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刊物《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和《细胞》(Cell)。
施一公教授在2003年获国际蛋白学会（Protein Society）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为19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施一公教授从2005至2008年担任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主席，该协会代表美国各大学近3000名华裔教授。
施一公语录
“我是很普通的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好胜，上进心强。在旁人眼中我的经历一帆风顺，或者有高人相助，让我可一路顺利走到今日，其实在这过程中，也有艰辛和挣扎。在面临选择时，不同的人生道路也许就在一念之间。曾经我也去北大上国际经济金融之类的课程，也在清华校内参加公关协会，大学时我的第一志向不是出国而是去香港。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时，因为生活所迫打工6个月疏于学习差点被开除，打工时被抢劫几乎送命，过于辛劳得了严重高血压，那时我经历苦涩难述，迷茫不知出路，但我总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属于我的能让做好的事业。在这一路中，我始终以不同的方式提醒自己，不可辜负别人对自己的期望和信任。”
“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不要急功近利。过分看重应用，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
“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把科学家神化了。”
“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
“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无私奉献’这个词，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跟对这个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在中国，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但从长期、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
他人眼中的施一公
在海外华人生命科学界，施一公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鲁白这样评价施一公：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水平和地位可以和当年的华罗庚、张香桐相提并论，是一个领军人物。“领军人物除了具有相当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地位之外，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素质：第一，能够高瞻远瞩，并在学术领域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具有远见卓识；第二，有相当的胆识和勇气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第三，他必须要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在一个群体和社团里面，要相当有号召力。施一公具有这三方面的条件。”
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王小凡这样评价他的老友：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当中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要做到最好的决心；他为人正直善良，嫉恶如仇；他对人非常诚恳，总是很热情；他做事顾全大局„„
75岁的分子生物物理学家梁栋材院士谈到施一公时说：他是当前我国结构生物学优秀的中青年“帅才”之一。
正因为如此，施一公的回国，超越了他的个人行为，将对推动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他这个年龄，学术上鲜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回国放弃了很多，大家觉得他带了一个好头，都非常佩服他的决心。”王小凡说。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国留美的几十万人中，学术成就达到施一公的水平的人屈指可数。他为了回国，放弃了高额度的HHMI研究经费和多项NIH经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为了回国放弃国外待遇最多的人。
王小凡说，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像他这样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学研究的体制。因为美国和中国在科研体制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外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有报国的决心的，但就是因为担心回国是否能够适应国内的环境和生活，一直没有回国。大家希望，施一公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同时，能够促进中国学术界种种不适应科学发展状况的改善，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当然施一公也面临很多问题，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如果能够成功，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榜样。”王小凡强调。
鲁白说，施一公这样的领军人物，是要花大力气来延揽的，因为这是全世界都在竞争的人物。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可以使施一公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在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有了这件事情，国际的科学界会觉得整个形势都改变了，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也会有所改变。清华能够顺利引进施一公全时回来工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领军人物对于当代的作用以及对于历史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鲁白强调。
梁栋材院士谈到施一公回国后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不仅在资金经费上，也在精神上能稳定地支持他，使得他能够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工作，‘十年磨一剑’。”
●链接：什么是“千人计划”
根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制定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2008年开始，用5到10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在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部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探索实行国际通行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创业机制，集聚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
“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原则上不超过55岁，引进后每年在国内工作一般不少于6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创业人才；国家急需紧缺的其它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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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定了《美国竞争力法案》，计划在未来10年当中，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拨款总数超过1360亿美元，以提高吸引并留住全球最优秀人才的能力；德国于2005年正式批准了“顶尖科研资助项目”以及《研究和创新协定》，将在2006年至2011年间投入19亿欧元，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科研机构，着力培养青年科学家。
十几年来，我国积极的人才政策为大学和科研院所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如中科院“百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等的设立。“千人计划”使得我国在人才吸引方面力度骤然增加。【点击查看：专家热议海外高端引智】
（据中国教育报科学时报清华新闻网）
第二篇：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我从来没有机会来北大做学术讲座，或是跟同学们在一块聊聊天，因此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借这个机会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一下，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分享。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产生这些想法和作出各种选择的缘由。我不奢望我这些想法能够影响所有人，但我确信这些想法一定能够影响一部分人，当然影响大家并不是希望大家走我走过的路。
我认为，在中国，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有大志，去做一些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所以，像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全国学子的翘楚。大家要有大的志向，担负起中国的未来。如果你们毕业后，仅仅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担心，仅仅关注自己的房子、车子，那是很不应该的，至少我会很伤心，很失望。
少年壮志
“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还是2002年回国时，看到国内有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谁了》。虽然书名让我义愤填膺，但也没想得很多、很深，只是觉得说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学演讲，讲完以后，校领导请我吃饭，挺有意思。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问我，说：“一公，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南郑州的。他低低头挠了半天脑袋，说：“你老家是哪儿的？”我想了想说，我父亲那一支是云南大理的，云南人吧。他说：“哦，这还差不多。”
听完那番话，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来在外面惹了很多人。但是我还是挺以河南郑州出生为荣的。我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他们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矿工作，于是我就出生在了河南。我是1967年在郑州市出生的。听父母讲，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火的时候，郑州的武斗刚刚开始。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院，最后在一家“保皇派”医院里战战兢兢地生下了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一心为公。
由于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我两岁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镇的一个小村庄里。农村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很清苦的，不过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到地里去吃水果、玉米之类的。
那段经历让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就看不起人家，否则这个人就缺乏教养，会被更多人看不起。
后来，我就在那个村子里读完了小学。那时候我学习很好，老师们都很看重我。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曾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公，你将来一定要为我们驻马店争光啊！” 另外，我觉得上小学时，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很聪明、很爽朗。在我的记忆中，他干什么都行，但就是不太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下放带来农村。在农村，他学会了裁缝和盖房子。后来在机械厂作合金刀具，他也很快就成为了业务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帮助哥哥、姐姐和表哥、表姐复习功课，那时他觉得自己的知识终于有用了。他给他们讲解XYZ，讲解方程式的解法——虽然我听不懂，但在当时我觉得这真酷。小学毕业后，我就进入驻马店镇中心中学就读。高中时，转入河南省实验中学。当时，我成绩很好，想申请入团。可是老师说我发展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恰好那时我们学校要举办运动会，班上没人愿意报5000米和10000米长跑。为了好好表现，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但是那次比赛，我跑了倒数第一，让我羞愧难当。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就天天练习长跑，希望有一天能够一雪前耻。
到了第二年，我又报名参加比赛，拿到了比赛的冠军。这无意中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后来，到了清华，我还想继续跑长跑。可是，学校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所以我改练竞走。那时，我还曾夺得清华万米竞走的冠军，并创造了全校竞走的记录。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就打一次铃来提醒你。这种体育项目特别能锻炼人的意志品质，这让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获益匪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负笈清华
1984年，我作为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参加全国高中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并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那时候我觉得学物理的人是最聪明的。但是，在和北京大学签订保送意向书后，清华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又找到我。当时，那位老师对我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知之甚少，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清华，选择了生物学。
1985年，作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我开始了在清华求学的生活。进入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不喜欢生物。由于对生物系的课程趣味索然，同时还觉得生物系课程没有太多挑战性。所以，我就学习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我不喜欢生物系的课程，但是我依然把生物系的课程学得很好，所以我在清华的成绩一直都是本专业的第一名。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清华大学生物学和数学双学位。在大学求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无疑就是父亲的突然去世。那是1987年，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出车祸后，父亲被送到了医院。到医院时，他的血压是130/80 mmHg，心跳为62次/分钟，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活人，不过就是昏迷了而已。可是医院要求送父亲到急诊室的司机先交上500元押金后才给予以抢救。结果，当闯祸司机在4小时后把钱凑齐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父亲是在未经任何抢救的条件下去世的。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使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很多变化，觉得非常不公平。当时我的心里有很多怨气，以致后来我毕业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也没有很强的回国的意愿。当时，我觉得国内最值得我留恋的就是母亲和家庭。
父亲去了，虽然我还在上大学，但是我觉得我得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了，而且还得慢慢负担起抚养母亲的责任。所以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我开始想法子赚钱。我资金、精力都有限，所以只能做些倒买倒卖的小生意，那时候差不多只要是能倒的东西我都倒过，甚至连导游都做过。靠自己的努力，我还小有成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积攒下了一万多元钱，成了“万元户”大学生。不过，我不希望大家效仿我，在求学时就去做小生意。我当时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就是我虽然做小生意，可是课程一点都没落下，照样考第一。如果你们当中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你们去赚外快。
留学海外
1989年，我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申请自费赴美留学。1990年，我离开祖国，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习生涯。但是，到美国不久我就受到了一系列刺激。当时，我去参加聚会时，大家会问彼此从哪里来，有些中国人就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好像做中国人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就难以容忍，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光辉而灿烂的文明，值得我们自豪。我们不就是临时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当时中国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那时美国的媒体对中国进行连编累牍地负面报道，而且还有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中国“最惠国待遇”........1991年夏天，我准备回国看望母亲。可就在临行前，我的汽车被盗，随后我又被抢。当时，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就决定去欧洲散散心。这次散心之旅最终成了一次闹心之旅，使我终生难忘。
当我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古巴、朝鲜等发展中国家的人都被单独列为一类。签证时，不仅收取的签证费用最高，而且还像查户口似地盘问你。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我拿到了前往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我旅行的第一站。但是，当我在伦敦机场入境时，我就受到了特别关照。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晃，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了一下，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是我错了。他们看到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把我留下来，对我进行盘问，还把我的包打开，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检查。排在我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当时我就觉得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难道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随后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我同样受到了和伦敦一样的“特别礼遇”。当时，我深受刺激。我们不就是穷了点吗？因为中国穷就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我的思想就一点点地开始变化。到了1992年，我就有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打算了。所以，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外面有些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我告诉大家，其实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很高时去影响他们。有时候，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教育课，我相信一定会爆满。我不需要给他们空洞地谈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有很丰富的实例，我觉得我会运用这些实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引起他们的共鸣。上面扯得有些远了点，我们回到留学话题上来。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教授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一开始，我自己觉得英语有点跟不上，就规定自己每天背25个单词，时间长了，也就慢慢过来语言关。我的导师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很忙，所以也就很难能顾及我们，我当时自信心还不够强，也不是很活跃，不怎么受瞩目。加之我先是跟随课题组内的另外一个老师做实验，跟导师的直接接触就更少了，以致读研究生三年了都没有跟导师好好谈过话。
我受到伯格教授的注意，是我到了研究生三年级末的事。有一天，伯格教授突然向我们宣布他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重大破绽。随后，伯格教授就在实验室的一块黑板上推演起来，我一看他的推算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鼓足勇气给他指了出来。物品话音刚落，整个实验室里就鸦雀无声，静得可怕，伯格教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心想坏了，可能惹教授不高兴了。结果，第二天他问我是哪里毕业的，在哪里学的热力学，我说在清华大学学的，他听完就夸奖我学得扎实，还说你们清华的教育做得真好。加之当时我的实验有了一些成果出来，所以从那以后教授就对我刮目相看。在我毕业时，伯格教授还说我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他为我感到骄傲。上下求索
1995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后，还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将来到底干什么，对未来感到迷茫。坦承地讲，那时我对做研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虽然我那时工作做得也很优秀。这一点，我跟饶毅、王晓东不一样，他们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做得很优秀。这方面，我倒是挺羡慕饶毅和晓东他们。
博士毕业了，我觉得自己还有些经商的天赋，所以就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天天忙活到大半夜，很辛苦。结果忙了半年，业务也做得不错，最终却分文未获。经过这些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经商了，随后就果断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重新开始去做科学研究。
1996年1月，我到了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师从尼克拉·帕乌利奇（Nicola Pavletich）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最拼命的时间段之一。当时我的课题是TGF-B信号通路中重要蛋白及蛋白复合体研究。为了尽快出成绩，我那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两周休息一天。其实，休息就是睡觉，因为我当时睡眠严重不足。幸好我以前坚持锻炼，有一个好身体，否则那两年根本撑不住。
功夫不负苦心人，那两年我出东西很快。不到两年，我就在Cell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找到教职。所以，在1998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为助理教授。
名成普林
1998年2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当时学校为我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当时，细胞凋亡的研究进展迅速。所以，我就打算研究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这一系列工作都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为我们实验室树立了很好的名声。我个人也得到了普利斯顿大学的认可，2001年被晋升为终身副教授。2003年，又晋升为终身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后来又成为最年轻的讲席教授。同年，我还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The Irving Sign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学者。
随着我们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开始注意我们实验室、注意我个人。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开始与我联系，希望我去他们学校任职。2004年，哈佛大学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我能去他们学校任职。为了留住我，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提高了我的工资，资助我购买房屋，提供占据一个楼层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直至今天，我还是对普林斯顿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始终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普林斯顿大学很幽静，有一个美丽如画的校园，校内每一栋楼都很漂亮，校内有个卡内基湖，夏天可以划船，冬天可供滑冰，一条专门用于慢跑和骑自行车的小路绕湖一周，绵延几十公里——除了自然环境外，那里的科研环境也十分优越。所以，我觉得普林斯顿就是一个完美的学术殿堂。
后来，我放弃这一切，回到了清华，并不是因为清华的科研条件比普林斯顿大学好，而是因为我认为我回清华后产生的影响比在普林斯顿大，成就感比在普林斯顿强，对我而言，这一点很重要。追梦回国
我回归的打算其实早已有之，在我读博士、做博士后时都有学成回国的念头。我还记得我做博士后时跟妻子讨论学成回国的想法。那时她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我的当时就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到中学当英文或数学老师。
当时她和一些朋友就对我说那多浪费啊！我自己却没觉得是一种浪费，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在于位置有多高，甚至不在于作出多少物质贡献，贵在有一些精神思想，能够影响他人、改变社会。孔子一生不就是传播思想嘛，他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培养教育学生就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很向往。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说，尤其是爱跟学生说。我到一个地方做讲座，不是很在乎老师或者是其他人的多少，但是如果研究生很多的话，我会很高兴。前几天，我去过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学术讲座。我很高兴，因为都是研究生。我觉得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大家的观念可能还没有完全定型。很多东西可能看不太清楚，就像我本人一样，我博士毕业都没看清楚。因此，我觉得跟大家多多交流一下，推心置腹谈一谈，大家可能对有些东西会再多想一点。
但我绝不是希望你们步我后尘，走我走过的路，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的条件和情况完全不一样。通过今天下午的聊天，我觉得你们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你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也不过如此，你们也可以做到，然后找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的。
说到这儿，刚才饶毅讲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后柴继杰。我举个例子，其实我在多个场合也说过，我对柴继杰非常满意，柴继杰的训练非常好，将来必定也能做得更好。
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我前年在清华讲课，柴继杰有几个学生来听我讲课。讲完课以后我就跟几个学生聊天。其中有一个学生聊天的时候就评价我讲课的风格和我说话的方式等等。我说我带学生的话包括带博士后，我就希望把我的这种风格传授给我的学生、传授给我的博士后。我说，我觉得柴继杰就已经把我的一些风格基本学到了。这个学生马上加了一句：“施老师。我们柴老师说了，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听这话，我心里很高兴，这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觉得如果柴继杰不说这番话，我反而觉得他窝囊。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心气儿，我为他自豪！所以，我觉得，你们当中一部分人因为听了我今天下午的漫谈，人生的方向发生了一些改变，将来取得的成就比我大，我就很满足、很高兴。
上面又扯远了些，我们回来继续谈我回国的问题。其实，早在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开始跟我接触，希望我回国，当时我没敢直接答应，说跟妻子商量之后再给他答复。当晚，我给妻子打电话时，她就说支持我，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对陈希说我答应全职回到清华，但是需要一个过渡期。
随后，我才发现，在回国问题上，我和妻子有点误会。妻子支持我回国工作，但是没想到我还要把家也搬回来。为此，我们讨论了一年，最终妻子还是决定全力支持我回国。就这样，我回来了。虽然清华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比普林斯顿大学差一些，但是我不觉得我的研究会比以前差，因为科研始终还是人做出来的。
我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一起回来。我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上会有一些损失，而妻子则更是为了我完全付出。但我觉得回国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虽然美国的教育条件比中 国好些。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存在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民族认同感。
我回国前，也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回去后不到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见颜色了。”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改变，我个人意志很坚定，几十年来形成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两年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真的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叩问自己：到底回来干什么？
最近外面有人说施一公已经学会敬酒了。其实这话不对，我出国前就会敬酒，这有什么关系吗？我有自己的做事原则，不做违背原则的事。我不会与目前的体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东西我会接受，不能接受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
我觉得我在美国有些一流大学请我做系主任或是院长，似乎有很光明的前途。但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发展得很稳定的国家，有没有我关系不大。我在科学上或是其他职位上做得好一些，对美国的贡献也就是从100提升到100.1。
但是，回国后就不一样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东西，从科研体制、基金评审到大学的教育、科研，与美国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我回来后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也会相应地有更强的成就感。还有就是，回到清华，我能够影响一大批年轻人，10年、20年后他们会对我们国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到那时，我从清华退休后就会很满足。
尾声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我不像多数清华人那样深沉，我始终充满激情，做什么事都干劲十足。我也希望大家能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至少在我们北大学生的内心深处应该保留一块理想的圣地。
年轻人面对一些困惑时，往往会发一些牢骚。我当年就曾发过不少牢骚。现在回头想想以前的事，觉得当时年少对很多问题看不清楚，说白了就是年轻时好多看法是不正确的，至少也是有失偏颇的。所以，大家都是年轻人，在面对很多问题时不要轻易下结论，至少不要因为现实的不调和而丧失信心。中国的未来属于在座各位，希望各位踏踏实实做事，将来挑起国家的重担，成为祖国的栋梁。
第三篇：教师的舍与得(专题一、二)
教师的舍与得
培训人：xxxxxxx 学 时：4学时
时间：2017-3-15（专题一:舍弃是教师的一种境界）
一、舍弃，智者之行
无论是怎样的舍弃，其实都体现了我们的一种智慧，一种淡然。因为在舍弃的过程中，为了无数双期盼的眼睛，我们选择了一种无怨无悔的人生。因为我们清楚: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教师兴则教育兴，教育兴则国家盛。
二、人生在世须懂得舍弃
以其追逐那些物质的，表层的东西，不如将之舍去，找到自己内心向往的目标，那样我们就能怀着一颗坚定的心，一颗简单的心，专注于自己当下的工作和生活，简简单单，开开心心地过好生活的每一天。
三、勇于放弃方是成功之道
如果一个人想做出一番事业来，那就必须放弃很多东西。必须依据你的意向选定你的研究的领域，研究的专业，研究的课题。这种放弃，不但体现出一种勇气，也体现了一种做人的智慧，同时也为自己打开了成功之门。
面对生活的种种境况，永远都要微笑坚强，乐观豁达，这才是生命的意义。勇于放弃，就是质的飞跃。当我们放弃一片云彩时，有时收获的是整片蔚蓝的天空。当我们放弃一朵花时，有时收获的是整座鸟语花香的花园。当放弃一粒种子时，收获的可能是整座郁郁葱葱的山林！选择放弃就是选择勇气，放弃的勇气会化成一阵风，助我们成长的小舟乘风破浪，直达胜利的彼岸！
四、舍得舍得，不舍不得
舍弃是一种坦荡的心境和大度的气概，舍弃也需要有一种深远的眼光。一个具有深远的目光的人，清楚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因此在面临需要舍弃的时候，才能冷静地权行，做出明智的选择。因此，善于舍弃是一种境界，是历尽跌宕起伏后对世俗的一种坦然，是饱经人间沧桑之后对财富的一种感悟，是应酬帷幄，充满自信的一种流露，只有懂得舍弃，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五、正确选择，把握命运
数学家佩雷尔曼曾说过:“世上好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越求之心切，越患得患失，反而越得不到它。而当你心无旁骛地赶着自己的路时，它却紧紧的追随着你。”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选择时，我们要学会放弃，不必执着于一种选择，不妨换个角度，学会放弃，试着如同被打碎的镜子碎片一样，找到自己人生的另一条路，用生命的碎片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
六、坦然面对，从容取舍
鸣蝉奋力地甩掉外壳，因而获得在高空自由唱歌的权利，壁虎勇敢的挣断尾巴，因而在危难中保存了它弱小的生命，算盘若填满自己的空位，便得座无虚席，将丧失自己的运算功能。世间种种现象告诉我们，拥有得多，未必是好事，不如坦然面对自己的所有，从容取舍，方能获得心的宁静，目标的专一。
放弃是一门选择的艺术，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果断的放弃，就没有辉煌的选择。以其苦苦挣扎，拼得头破血流，不如潇洒地挥手，勇敢地选择放弃，才能使自己更宽容，更睿智，才能使自己的收获一种拾阶而上的从容淡然。
七、转换思想，适时选择
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而我们的承受力有限。如果大脑是一个仓库，不管仓库多大，一种东西充斥其中时，另一种东西定然无法进入。因此，我们要不时地转换思维，学会舍弃，方能以更快地速度前行，做出适时的选择。拥有是一种幸福，可是有时放弃是为了更好地拥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转换思维，果断地舍弃，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专题二:舍弃烦恼，获得快乐）
一、快乐来自内心的平和
人要获得快乐，关键是要有平和的心态。而平和的心态来源于爱人之心。当我们用爱心去看万物，心态自然平和许多。为此，让我们放弃一些不必要的企望，远离烦恼，我们就能保持心境的平和，进而获得快乐。
二、学会忘记，开心为自己而活
1.人的大脑就像电脑硬盘一样，你记住了太多无用的，不愉快的信息，你就不断地复习那些痛苦和不愉快。
2.老是念念不忘别人的坏处，实际上深受其害的是自己，既往不咎的人才是快乐轻松的人。
三、抛开烦锁，简单的才是真实
面对人生中太多的美好、胜利、成功、名声、权势……，以其苦苦追求，让自己现已烦恼之中，不如学会舍弃，生活就会越来越快乐。
四、拥抱不完美，收获最真的快乐
一切都完美只是理想状况。但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如果样样都较真，就会增加很多烦恼，也让我们远离了快乐。所以不妨容忍生活中的不完美，接纳生活中的不完美，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体会到快乐的本真。
五、得失随缘，舍小取大
人要有一种达观的心态，面对得失，从容淡定，学会舍小取大。
六、换个角度看人生，发现转角的快乐
当我们处于人生的低谷或挫折中时，不必烦恼，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会发现，事情发生了锋回路转，转眼之间柳暗花明。换个高度，换个角度，换种尺度，我们会发现: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心有多宽，宇宙就有多宽，心有多美，生活就有多美。
第四篇：施一公观后感
施一公观后感
施一公，河南人，48岁，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习教授，2008年辞职回国，现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并不是那种“明星科学家”，但却两度成为社会焦点，上一次，他放弃千万美元的优厚科研待遇，从普林斯顿大学辞去终身教职，在美国引起震动，《纽约时报》2010年1月7日头版也对此事进行专题报道。
施一公教授也是爱国的，别人请求他回国帮助中国科技的发展，他只用一夜的时间就想好了答案，他答应回国，帮助自己国家的科技发展。
施一公接受采访时说道：“坦率地讲，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深深忧虑，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太不相称了，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国家安全不可以靠其他的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与小国不同，科技的落后对大国来说更加危险。我宁愿自己是危言耸听，居安思危不是空话，也许我们已经是居安思危了！如果大家对中国的科技现状有这样的共识，就不应该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要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对现状的改变中来。”
“我希望你们保持对社会的责任感，如果国家不能按照大家想的那样发展，清华人担负的责任最大,人民托起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是辛苦的，想想这些，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一点。”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贪得无厌，这个世界总会有人比你富有，但是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生活的人是很苦的，贪官确实存在，但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呢？，社会阴暗面不能成为你堕落的借口，你应该想想我能做什么，能让这个社会变好。”
施一公教授说的这些话，让人受益匪浅，让人学会居安思危，他想让更多的人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施一公教授和学生进行座谈会时，他没有教授的架子，而是亲切的和学生坐在一起，对学生问出的问题，有问必答，不管提问问题的学生是哪个专业的，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答学生的问题。
看完了关于施一公的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很真的人，而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首先你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做一个真诚的人，他讲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感受，不管好不好，首先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他。总的来说，施一公老师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以世界科研实力前列的要求来指导中国大学的基础科研工作，他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学生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希望中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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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舍与得培训体会
舍与得培训体会
一个人在欲望面前怎样取舍，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因为不甘心，因为舍不得，因为欲望无止境，在金钱和财富的强烈的诱惑下，很多人喜欢选择不断地占有，由贪小便宜，到要大利益，想要更大的房子，想要更多的金钱或者更多的权力，直到走向犯罪的道路。
在我们周围不是具有很多想将财物占为己有的人和事么，结果因为自己贪欲过剩，造成了东窗事发，什么都没有得到不说，结果受到了惩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我们公司，员工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直接接触各种财物，许多财产与物品有可供家庭使用或再次出售的价值，曾经出现有些员工利用上班之便，内外勾结，偷窃公司的商品。不仅损害公司的经济利益，同时给个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受到了公司相应的处罚，这些人因小失大，使他们的一生龌龊卑鄙。
很小的时候，老师们就给我们讲解了传统文化的取舍例子，孟子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孔融让梨等等。说做人知足才能长乐，好高骛远万万使不得，贪得无厌更是丑恶无比。我们要正确认识舍得、放弃、选择的道理，不要贪心，不要去苛求什么，不能一干活就想得到丰厚的报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学会满足、自足，学会放弃、懂得舍弃，用感恩的心去对待现在，用进取之心去开创未来，勇敢地面对生活，坦然地面对生命中的失去，脚踏实地，用心生活与工作，感恩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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