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西湖大学施一公致辞

第一篇：10.22西湖大学施一公致辞

磨砺以须，倍道而进

校长 施一公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金秋十月，我们相聚西子湖畔，共同见证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在今天，2018年10月20日，正式扬帆起航！

首先，我谨代表西湖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对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各位嘉宾，教育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各级领导，国内外大学校长和院校及研究机构代表，西湖大学董事会成员、顾问委员会成员、西湖大学荣誉校董和捐赠人代表，以及助力西湖大学创办的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西湖大学筹建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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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湖之梦——大学的定位和目标]

从春秋战国的古圣先贤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教育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上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40春秋，中国的高等教育总体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公立大学，多方位与国际一流接轨。但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和可预测的未来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大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也不能满足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对尖端科技的需求。

西湖大学，在科教兴国的新时代为梦想应运而生！2015年3月，七位倡议人向习总书记递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并得到积极批示。2018年2月14日，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西湖大学。

西湖大学希望做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者。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一直面临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的困扰。西湖大学遵循“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借鉴国际化的做法，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新篇章，通过自己的实践与探索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西湖大学希望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学校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创造了中国高校从博士生再到本科生培养的先例；聘任世界一流科学家，用一流科学研究支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西湖大学希望成为世界前沿科学技术的引领者。学校坚持发展有限学科，特别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强化基础研究，努力实现原始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大突破。

西湖大学希望成为国际化的高等学府。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大学所有规章制度的设立都将遵循国际化的标准，在教学科研、行政服务、后勤保障、校园文化等各方面都将充分体现全球化的特色，成为世界范围内学生学者钟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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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湖之始——大学的筹建情况]

作为西湖大学的前身，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于2016年12月10日先期成立。依托西湖高研院，大学的创建工作在校园规划、师资引进、人才培养、制度建设、资金筹措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西湖大学在杭州云栖小镇已经拥有一个占地66亩的创建阶段校区，也称云栖校园，可以容纳120个独立实验室和2000位科研及辅助人员，基本满足大学前三年发展的空间需求。位于紫金港科技城的云谷校园已经于今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首期建筑面积45万平米，预计于2021年底交付使用，可容纳300个独立实验室和3000名博士生。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西湖大学面向全球的学术人才招聘从2016年7月开始，截止今年9月，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五千多份申请，目前已有来自13个国家的68位优秀科学家签约加盟西湖大学。这批创校教师，主要分布在物理、化学、工程、信息、生物、基础医学等学科，在各自研究领域拥有世界领先水平。从今天起，他们正式成为西湖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奠基教师。

被称为“西湖一期”的首批19位博士研究生已于2017年9月在西湖大学注册入学；今年8月26日，我们迎来了“西湖二期”的120位博士生。这139位同学无一例外地都曾拥有多种选择，但他们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都毫不犹豫地来到初创期的西湖大学开启自己的科学生涯。

秉承教师治学，行政理校，学术导向决定行政服务的治校方针，西湖大学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而又与国际接轨的规章制度。职业的行政服务使教师免于事务性工作的繁文缛节；高效的科研平台保障了尖端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教师则负责制定大学治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交与行政团队和科研平台具体执行。过去两年，96位行政人员和159位科研团队成员从五湖四海聚拢到了云栖校园，作为西湖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努力工作，保障了大学的顺利创建。

作为社会力量举办的大学，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是西湖大学发展的生命线。作为社会力量的代表，也作为西湖大学的举办方，西湖教育基金会面向大众的募捐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善意理解和积极响应，为西湖大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盾。17位基金会工作人员，辛勤付出，使西湖大学无后顾之忧。

西湖大学是为中华民族的梦想而生！在这里，68位创校教师，139位同学，96位行政人员，159位科研团队骨干，以及基金会17位工作人员，为了同一个梦想牵手同行、组成了一个拥有479位成员的西湖大家庭。众志成城，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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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湖之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大学通过教育和研究为世界打开新的视野，开创新的文化，培养有批判性思维而又富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才，推动人类进步。

当今世界，人口的流动、信息的交流、观念的撞击、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剧烈；每一个人也都逐渐具备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能影响周围世界的能力。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环境里，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同时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怎样才能培养出各行各业敢担当、有作为的未来领袖？这是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展望未来，西湖大学将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科技评价标准、和现代大学管理机制的探索。我们会虚心向海内外兄弟院校学习、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成熟的经验；认真研判过去百年世界范围内大学创立的经验和教训，取其精华、回避陷阱，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是西湖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大学创建的前六年（2016-2022），西湖大学只致力于培养博士研究生，依托优秀师资培养一批敢为天下先的优秀青年科学家，挑战世界范围内的科学难题，不断推进人类的知识前沿。然而，我们深知，一所大学的灵魂无法仅仅用科技成就来体现。西湖大学将在2022年开始小规模本科生的培养；学生不仅要通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要了解世界和人类的发展与积累。唯此，才能够批判性地思维，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

前沿的科学探索将在西湖大学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家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负有重大责任，今后十年，学校将聚焦理学、医学、工学三个学科门类，实质推动跨学科交叉，深度创新，为世界和人类探索未知、开创未来。

西湖大学将建设鼓励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无论是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还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都不会成为西湖大学学术评价的主要指标；在这里，对一位科学家的学术评价主要看其研究是否剑指相关领域的最前沿以及实质性进展。这种评价机制所催生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氛围，将形成西湖大学独特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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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湖之幸：感恩与致谢]

各位嘉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回望过去三年，西湖大学从一无所有到目前的云栖校园，从寥寥数人的筹备小组到如今拥有479位成员的西湖大家庭，从一片空白到现在的科研设施初步齐备、尖端研究陆续展开，我深深感慨，并由衷感谢全社会的理解、鼓励、关爱和支持！

首先要感谢党和国家对西湖大学的关心和支持！过去三年，我们一直深感幸运，尤其感谢教育部，感谢你们对教育和未来的担当，你们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保证了西湖大学梦想的起航！尤其感谢浙江省委省政府、杭州市委市政府、西湖区委区政府以及三级政府相关各部门的各位领导和工作人员，我们庆幸当初选择在杭州这座创新创业之城创办这所新型大学，你们的全力支持和务实推动保证了西湖大学的顺利起步！感谢杭州和浙江的百姓大众；过去三年，我们充分感受到浙江“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神特质！

衷心感谢海内外各大学院校和中国科学院各院所的支持，尤其是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的理解、支持以及兄弟般的无私帮助。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西湖大学的创立和发展！

作为一所非营利性质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捐赠。今年7月，山东济微中学年仅12岁的张子昊给我写信，将他和两岁弟弟攒下来的所有压岁钱捐赠给西湖大学，希望自己能为大学创建出一份力。十天前，刚刚从美国堪萨斯城归来的雷凯博士带来了一张来自当地华人夫妇阮英钢和李琼丁的美元支票，他们的留言让我感动“深知育人不易，能为你们建学校出点微薄之力是我们的福气”。子昊年纪虽小，阮先生和李女士虽然和我从未谋面，他们却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捐赠人一样，是西湖大学的同行者，也是最早看到西湖大学未来的一批人。

在此，我要对所有的捐赠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博大的家国情怀，始终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特别感谢所有的创始捐赠人，你们富而思源，为教育和公益事业提供了最好的企业家样本；更要感谢你们用实际行动弘扬企业家精神，与祖国伟大复兴同频共振！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很高兴地宣布西湖大学从2019年开始将设立四席永久性冠名讲席教授的职位，其中包括一席“国华讲席教授”和两席“国强讲席教授”，将授予西湖大学引进的世界顶尖教授。在此，我特别感谢杨国强先生和徐益明先生对西湖大学引智引才的鼎力支持！

我还要特别感谢在过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白手起家摸索前行的西湖大家庭所有成员。我特别要感谢陈

十一、饶毅、潘建伟、钱颖

一、张辉、王坚、甘中学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特别要感谢以潘勋和杨文铸为代表的一批对大学创建初期付出心血的同道；特别要感谢仇旻、许田、邓力、朱晓芸、吉青克放弃你们自己原本舒适的职位加盟西湖大学再次创业、为打造一流的学术环境殚精竭虑！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每一位加盟西湖大学的学术人才和莘莘学子！自李牮博士从普林斯顿大学归来成为西湖高研院正式入职的第一位教师那天起，我们建设一流师资队伍的梦想就开始一步步变成现实。从程纯等19位西湖一期的同学报到那天起，西湖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主战场就正式拉开了帷幕。在这里，你们将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来开启西湖大学的前沿科学研究，求知、探索、厚德、担当。作为探路者与追梦人，你们注定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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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纵有万语千言，也无法表达出全体西湖人的感恩、渴求和期许。一路走来，所有的鼓励和质疑，都让我们更加坚定、更加成熟。亲爱的各位同道，我期待着和你们风雨同舟、并肩前行，全力以赴去实现我们这一代人的科教兴国梦想！

西湖大学来自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也完全属于社会和人民大众。我们期待，十年、二十年之后，西湖大学将作为一所世界瞩目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用自己的方式为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西湖已至，未来可期；道阻且长，我们迎难而上！

谢谢大家！

第二篇：施一公观后感

施一公观后感

施一公，河南人，48岁，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习教授，2008年辞职回国，现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并不是那种“明星科学家”，但却两度成为社会焦点，上一次，他放弃千万美元的优厚科研待遇，从普林斯顿大学辞去终身教职，在美国引起震动，《纽约时报》2010年1月7日头版也对此事进行专题报道。

施一公教授也是爱国的，别人请求他回国帮助中国科技的发展，他只用一夜的时间就想好了答案，他答应回国，帮助自己国家的科技发展。

施一公接受采访时说道：“坦率地讲，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深深忧虑，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太不相称了，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国家安全不可以靠其他的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与小国不同，科技的落后对大国来说更加危险。我宁愿自己是危言耸听，居安思危不是空话，也许我们已经是居安思危了！如果大家对中国的科技现状有这样的共识，就不应该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要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对现状的改变中来。”

“我希望你们保持对社会的责任感，如果国家不能按照大家想的那样发展，清华人担负的责任最大,人民托起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是辛苦的，想想这些，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一点。”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贪得无厌，这个世界总会有人比你富有，但是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生活的人是很苦的，贪官确实存在，但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呢？，社会阴暗面不能成为你堕落的借口，你应该想想我能做什么，能让这个社会变好。”

施一公教授说的这些话，让人受益匪浅，让人学会居安思危，他想让更多的人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施一公教授和学生进行座谈会时，他没有教授的架子，而是亲切的和学生坐在一起，对学生问出的问题，有问必答，不管提问问题的学生是哪个专业的，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答学生的问题。

看完了关于施一公的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很真的人，而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首先你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做一个真诚的人，他讲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感受，不管好不好，首先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他。总的来说，施一公老师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以世界科研实力前列的要求来指导中国大学的基础科研工作，他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学生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希望中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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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阁

第三篇：施一公 如何写作 英文

施一公：如何提高英文的科研写作能力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0-08-12 【字号： 小中大 】

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是科研工作者与同行交流、取得国际影响的必经之路。有些国内的科学家实验做得很漂亮，但常常苦恼于论文写作力不从心，成为国际交流的一大障碍。本文从笔者的亲身体验出发，给博士生、博士后以及年轻的PI（课题组长）提供一个借鉴。

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都知道，那时我的英语不算好（英语四级考试仅为“良”），写作尤其糟糕。初到美国之时，对英文环境适应得很差，读一篇《生物化学杂志》（JBC）的文章要五六个小时，还常常不理解其中一些关键词句的意思，压力极大。

很幸运，1991年4月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时遇到了学兄和启蒙老师John Desjarlais。听了我的苦恼后，John告诉我，“每天花45分钟读《华盛顿邮报》，两年后你的写作能力会得心应手”。这条建议正合我意。

我原本就对新闻感兴趣。于是，我每天上午安排完第一批实验后，都会在10点左右花一个小时阅读《华盛顿邮报》，主要看A版（新闻版）。刚开始，我一个小时只能读两三个短消息或一个长篇报道，中间还不得不经常查字典看生词。但不知不觉间，我的阅读能力明显提高。1992年老布什与克林顿竞选总统，我跟踪新闻，常常一个小时能读上几个版面的消息或四五个长篇报道，有时还把刚看到的新闻绘声绘色地讲给师兄师姐听。

阅读直接提升了我的英文写作能力。看完一些新闻后，我常常产生动笔写自己感想的冲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游泳队取得了四金五银的好成绩，美国主要媒体纷纷指责这是中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但没有任何检测的证据，完全凭美国运动员的感觉。此事让我很气愤，我生平第一次给《华盛顿邮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各写了一封信，评论报道的不公平。没想到两天后，《巴尔的摩太阳报》居然原封不动地把我的信刊登在《读者来信》栏目。同事祝贺，我也洋洋得意。受到此事鼓励，我在此后三年多的日子里常常动笔，有些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大部分投稿石沉大海），也曾代表中国留学生写信向校方争取过中国学生的利益。有时还有意外的惊喜。1995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今天出版的《巴尔的摩太阳报》上有我的评论文章。我急匆匆赶到街头买来5份报纸，果然，在A版的倒数第二页，以15厘米×15厘米的篇幅发表了我一个多星期前寄给报社、本以为不会发表的一篇抨击吴宏达的文章。

以上是我个人英文写作能力提升的一段过程。但是，科研论文不同于读者来信，有其专业特点甚至是固定格式。

1994年，我第一次完整地写科研论文，感觉很差。好不容易写完的文章，连我自己都不愿意读第二遍，勉强修改之后交给了老板Jeremy Berg。他拖了3周没看我的文章，我实在忍不住了去催他。上午9点，Jeremy告诉我：今天看。11点，我去他办公室催，秘书拦住我，说Jeremy正在办理重要事务，两点前不得打扰。我心中惴惴，不知Jeremy在干什么。下午一点半，Jeremy急匆匆过来找我，拿了一叠纸，“这是初稿，你看看如何，我们可以试试《科学》”。我仔细一看，天啊！一共7页，4个多小时，Jeremy已经把文章的整体写完了，只是缺少方法（Method）和参考文献（references）。让我郁闷的是，他根本没有用我的初稿。其实，写文章贵在一气呵成。我也沿袭了Jeremy的风格。2006年10月，在我们处于劣势的激烈竞争中，有两个课题面临被“scoop”（取消）的危险，我曾经两次一晚上赶出一篇文章。第一次是10月15日，傍晚8点左右开始写，通宵工作，第二天早晨10点完成一篇按照《细胞》杂志格式的论文，包括摘要（abstract），引言（introduction），结论（results），讨论（discussion），仔细阅读一遍后于下午4点半完成网上投稿。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12月份《自然》子刊《结构与分子生物学》上（电子版于11月10日发表）。另一次是10月18日，傍晚6点开始写，通宵工作，第二天早晨8点完成，上午9点半完成投稿，最终发

表在12月15日的《细胞》上。当然，能通宵完成一篇文章，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研究领域非常熟悉，对文章整体的大概思路已经深思熟虑，所有的图表（Figures）都事先做好了。这些前期工作即使全身心投入也需要3～4天。

从1994年自己写第一篇科研论文的艰难，到现在写起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我总结出如下经验。

1.要写好科研论文，必须先养成阅读英文文章的习惯，争取每天30～60分钟。刚开始可以选择以读英文报纸、英文新闻为主，逐渐转为读专业杂志。我会在近期专门写一篇文章介绍一套行之有效的增强读专业杂志能力的办法。

2.写科研论文，最重要的是逻辑。逻辑的形成来自于对实验数据的总体分析。必须先讨论出一套清晰的思路，然后按照思路来做图表（Figures），最后才能执笔。

3.具体写作时，先按照思路（即Figures）写一个以subheading（小标题）为主的框架，然后开始具体写作。第一稿，切忌追求每一句话的完美，更不要追求词语的华丽，而主要留心逻辑（logic flow），注意前后句的逻辑关系、相邻两段的逻辑关系。写作时，全力以赴，尽可能不受外界事情干扰（关闭手机、座机），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拿出第一稿。还要注意：一句话不可太长。

4.学会照葫芦画瓢。没有人天生会写优秀的科研论文，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学习别人的文章要注意专业领域的不同，有些领域（包括我所在的结构生物学）有它内在的写作规律。科研文章里的一些话是定式，比如“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we performed„„”（为了探索„„的机制，我们做了„„），“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former，but not the latter，hypothesis„„”（这些结果支持了前面的观点，而不是后面的，假设„„），“Despite recent progress，how„„remains to be elucidated„„”（尽管最近的进展，如何阐明„„）等等。用两次以后，就逐渐学会灵活运用了。在向别人学习时，切忌抄袭。在美国一些机构，连续7个英文单词在一起和别人的完全一样，原则上就被认为抄袭（plagiarism）。

5.第一稿写完后，给自己不要超过一天的休息时间，开始修改第二稿。修改时，还是以逻辑为主，但对每一句话都要推敲一下，对abstract和正文中的关键语句要字斟句酌。学会用“Thesaurus”（同义词替换）以避免过多重复。第二稿的修改极为关键，再往后就不会大改了。

6.第二稿以后的修改，主要注重具体的字句，不会改变整体逻辑了。投稿前，一定要整体读一遍，对个别词句略作改动。记住：学术期刊一般不会因为具体的语法错误而拒绝一篇文章，但一定会因为逻辑混乱而拒绝一篇文章。

这套方法行之有效，我对所有的学生和博士后都会如此教导。

我的第一个博士后是柴继杰，1999年加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柴继杰当时的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很差。我对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天花半小时读英文报纸”。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下来了！经过几年的努力，2004年柴继杰已经能写出不错的项目经费申请书（grant proposal），2006年他的第一篇独立科研论文发表在《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上，随后相继在《自然》发表两篇论文，在其他一流学术期刊发表十多篇论文。他的写作能力开始成熟。

发表论文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要明白：论文只是一个载体，是为了向同行们宣告你的科研发现，是科学领域交流的重要工具。所以，在科研论文写作时，一定要谨记于心的就是：用最简单的话表达最明白的意思，但一定要逻辑严谨！其实，中文和英文论文皆如此！

第四篇：做学问,做人-施一公的博客-科学网

做学问，做人-施一公的博客-科学网

做学问，做人

【序：此文呼应最近《人民网》上的一篇报道及今年3月《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人民网》报道题为 “四位科技界知名人士建言 下决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详见：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2444910.html 《光明日报》的文章详见：http://】

两年前，清华大学化生基科班的毕业生请我留言。绞尽脑汁，想出一句话代表了我的很多想法：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

做学问必须诚实，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

做学问的诚实反映在两方面。首先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尊重原始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在诚实做研究的前提下，对具体实验结果的分析、理解有偏差甚至错误是很常见的，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过程。可以说，许多学术论文的分析、结论和讨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或偏差，这种学术问题的争论往往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越是前沿的科学研究，越容易出现错误理解和错误结论。

比较有名的例子是著名物理学家费米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发现了第93号元素。实际上，尽管费米在1934年曾报道用中子轰击第92号元素铀可以产生第93号元素，德国的化学家哈恩在1939年1月发表论文，证明产生的元素根本不是93号元素，而是56号元素钡！但这个错误并没有改变费米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的事实，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在学术上的进取。费米很快提出后来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链式反应理论并于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再举两个生命科学界的例子，Edmond Fischer和Edwin Krebs因为发现蛋白质的磷酸化于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如果仔细阅读他们发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几篇关键学术论文，你会发现他们当时对不少具体实验现象的理解和分析与我们现在的理解有一定差距，用今天的标准可以说不完全正确；但瑕不掩瑜，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最优秀最有创意的突破。Thomas Steitz是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其获奖的工作主要是发表于2000年的《科学》周刊的两篇文章，阐述了核糖体大亚基的晶体结构及蛋白质的肽键形成机理，这是结构生物学的精华展示。但大家也许早已遗忘，Steitz那两篇文章发表不久，《科学》周刊就在2001年初刊登了两篇技术评论的文章，质疑Steitz提出的肽键形成机理。说白了，有人认为Steitz提出的机理是错误的。

举这些例子是希望大家区分error(误差)与fabrication(造假)的区别。比如一个实验由于条件有限，做出了一个结论，后来别人用更先进合理的实验手段、更丰富的实验数据推翻了这个结论或对这一结论做了重要修正，那么第一篇文章只要详实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验条件，就不能被称为错误，更不是造假，也无须撤稿。但如果明知实验证据不足，为了支持某个假设的结论而编造实验条件或实验证据，这就是造假了，视为学术不端（scientific misconduct）。

但诚实的学问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只有自己对具体实验课题做出了相应的贡献(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后，才应该在相关学术论文中署名。这一点，很多人做不到。即便在美国，也会偶尔出现大老板强势署名的事情。在国内，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利用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使一些年轻学者不得不在文章里挂上自己的名字，有时还以许诺未来的科研基金来换取论文署名。其实，这种做法不仅有失学术道德，对整个学术界风气的影响更是极为恶劣。

做人也要诚实，但更重要的是正直

我很难相信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撒过谎，也不相信成年人的每句话都是完全诚实；很多特定环境下善意的谎言不仅合情合理，还可以得到大家的赞同；比如对危重病人的病情的适当隐瞒。但一个人应该、也完全可以一辈子正直！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而言，必须邪不压正。社会风气需要正直，学术风气更需要正直！

我小时候，性格好强。长大以后，也常常桀骜不驯。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难以容忍做人的不正直。讲个有点离谱的故事：我从小觉得尊老爱幼是天经地义，所以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深恶痛绝。1988年我读大三，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因为一个小伙子不肯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让座又不听我的好言相劝，我只好动手，强行把他赶到了他该站的地方。在我看来，这位小伙子做人行事不够正直。

全职回国两年半了，心里最大的不快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有些学生）对是非曲直看着于己无关便无动于衷，这让我非常忍受不了。每次看到媒体报道见死不救、袖手旁观时，我都禁不住想问一下旁观者：如果哪天你成了victim怎么办？！后来一想：大概旁观者都觉得轮不到自己，侥幸罢了。

在学术界，正直可以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国内盛行的学术潜规则是造成学术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其危害不亚于学术造假。不同的是，学术造假很容易被发现，而潜规则虽然无处不在却很难人赃俱获。无论以什么标准判断，这些学术潜规则都是与正直的学术道德背道而驰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人声讨潜规则，同时相当一批人又千方百计地适应、应用潜规则，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最大的学术潜规则是“官商勾结”。这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确是来自一位科技界领导，切中时弊。2008年参加某个部门的小型研讨会，我发言陈述科研基金申请中潜规则的危害。我的话音未落，这位领导很激动地站起来说，“施教授，看来你还是太幼稚，低估了国内的潜规则：现在说白了就是官商勾结”。我很意外，反问道，“怎么讲？”“官，就是我们这些有实权的局、处级领导，手握行政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确定顾问组成员和专家组组长人选。商，就是与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款科学家，他们手握立项、评审大权，常常可以掌握几亿、十几亿的科研经费，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审结果。”“怎么勾结哪？”“很简单。商有求于官，因为他们需要这种权利，既可以为其本单位带来利益，又可以利用巨大的资源来党同伐异。而官也有求于商，不仅商的赞美之词可以转化为官的政绩，官还可以从商那里拿到直接的好处……”

学术界的潜规则在实质上阻碍了科研创新、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对中国吸引海外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归来起到了直接的负面作用。大家都知道它的不对，为什么不能都自觉地抵制这些潜规则呢？

回国两年多来，我数次申请过科研项目的基金，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评委事先沟通过。我也参加过多个科研项目的评审，从来没有向这些科研项目的任何一个申请人事先沟通过情况。这本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然而，这些职业道德操守却被我们的潜规则冲得七零八落。最后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一次参加某个重大项目的评审，周六下午我才接到通知，可周日上午手机就收到6个陌生人（我确定从未给他们留过电话号码）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等等。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职业道德，各行各业也应当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

【后记：其实，这篇博文几个月之前就已写好。写的时候，字斟句酌，深怕言过其实，希望只针对现象，不希望涉及到任何个人或任何部门。即便如此，成稿之后，我一直犹豫不决要不要公开发表。如果贴出来，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憎恨，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但如果不说出来，则实在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自己回国的目的，更对不起在暗地或明处支持我的师长、同事、朋友、和学生。衷心希望这篇对事不对人的博文能起到一点促进科技体制改善的目的。从我做起，用我们每个人的自律与职业操守来促进大环境的逐渐改变。http://www.xiexiebang.com/m/user_content.aspx?id=341290】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xiexiebang.com/m/user_content.aspx?id=353749

第五篇：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范文模版）

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优秀博士如何养成

我们只能自己寻找导师，而不是那些只会酒桌文化的领导。

时间：2012年6月27日 来源：清华大学

（一）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大约10年前，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语重心长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有些学生读完邮件后告诉我：“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而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回答，其实源自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并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我高中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凭借着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综合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获得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大学阶段，我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并提前一年毕业。然而事实上，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所学专业也不感兴趣。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结果阴差阳错间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并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不免 “洋洋得意”，也会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自信。这期间，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从上午9点做实验到晚上七八点，周末也会去两个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很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赶最后一班校车从霍普金斯医学院回到住处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区。1993年，我曾经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此激励自己。其实，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为其中的一个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也不会再感到枯燥或时间上的压力了。时间安排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尽量往前赶。其实，这段时期的实验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

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4点以后；但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九十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地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10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虽然体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在创业，有时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很近，那里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每一个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时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然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付出时间是必要条件。

（二）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仅仅刻苦地付出时间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吸取人类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知识，当前和以往学习的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以学习知识为主的本科生阶段，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经存在，所以问题是否具有批判性没有那么关键。博士生阶段则完全不同，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这一点，我称之为方法论的转变。

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择要举例说明。

正确分析负面结果（negative results）是成功的关键。作为生命学科的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料中的正面结果（positive results），除个别研究领域外，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应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然而实际上，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大多数低年级博士生对负面结果的看法很消极，直接影响了他们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实，只要有适当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路径、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从这个角度讲，负面的实验结果不仅很正常，也很有益于课题的最终成功。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信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就会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训练。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左右，有时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他们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三）“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1998年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他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理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荡大家思维的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几个例子早已经给所有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告诉大家要打破迷信、怀疑成规，关键的关键是：跟着逻辑走！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讲5遍以上。我自己每次与博士生讨论课题也总是遵循严密的逻辑，用推理、排除法找到实验的下一步解决方案。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