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第一篇：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我从来没有机会来北大做学术讲座，或是跟同学们在一块聊聊天，因此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借这个机会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一下，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分享。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产生这些想法和作出各种选择的缘由。我不奢望我这些想法能够影响所有人，但我确信这些想法一定能够影响一部分人，当然影响大家并不是希望大家走我走过的路。

我认为，在中国，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有大志，去做一些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所以，像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全国学子的翘楚。大家要有大的志向，担负起中国的未来。如果你们毕业后，仅仅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担心，仅仅关注自己的房子、车子，那是很不应该的，至少我会很伤心，很失望。

少年壮志

“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还是2002年回国时，看到国内有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谁了》。虽然书名让我义愤填膺，但也没想得很多、很深，只是觉得说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学演讲，讲完以后，校领导请我吃饭，挺有意思。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问我，说：“一公，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南郑州的。他低低头挠了半天脑袋，说：“你老家是哪儿的？”我想了想说，我父亲那一支是云南大理的，云南人吧。他说：“哦，这还差不多。”

听完那番话，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来在外面惹了很多人。但是我还是挺以河南郑州出生为荣的。我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他们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矿工作，于是我就出生在了河南。我是1967年在郑州市出生的。听父母讲，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火的时候，郑州的武斗刚刚开始。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院，最后在一家“保皇派”医院里战战兢兢地生下了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一心为公。

由于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我两岁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镇的一个小村庄里。农村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很清苦的，不过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到地里去吃水果、玉米之类的。

那段经历让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就看不起人家，否则这个人就缺乏教养，会被更多人看不起。

后来，我就在那个村子里读完了小学。那时候我学习很好，老师们都很看重我。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曾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公，你将来一定要为我们驻马店争光啊！” 另外，我觉得上小学时，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很聪明、很爽朗。在我的记忆中，他干什么都行，但就是不太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下放带来农村。在农村，他学会了裁缝和盖房子。后来在机械厂作合金刀具，他也很快就成为了业务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帮助哥哥、姐姐和表哥、表姐复习功课，那时他觉得自己的知识终于有用了。他给他们讲解XYZ，讲解方程式的解法——虽然我听不懂，但在当时我觉得这真酷。小学毕业后，我就进入驻马店镇中心中学就读。高中时，转入河南省实验中学。当时，我成绩很好，想申请入团。可是老师说我发展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恰好那时我们学校要举办运动会，班上没人愿意报5000米和10000米长跑。为了好好表现，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但是那次比赛，我跑了倒数第一，让我羞愧难当。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就天天练习长跑，希望有一天能够一雪前耻。

到了第二年，我又报名参加比赛，拿到了比赛的冠军。这无意中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后来，到了清华，我还想继续跑长跑。可是，学校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所以我改练竞走。那时，我还曾夺得清华万米竞走的冠军，并创造了全校竞走的记录。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就打一次铃来提醒你。这种体育项目特别能锻炼人的意志品质，这让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获益匪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负笈清华

1984年，我作为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参加全国高中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并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那时候我觉得学物理的人是最聪明的。但是，在和北京大学签订保送意向书后，清华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又找到我。当时，那位老师对我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知之甚少，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清华，选择了生物学。

1985年，作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我开始了在清华求学的生活。进入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不喜欢生物。由于对生物系的课程趣味索然，同时还觉得生物系课程没有太多挑战性。所以，我就学习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我不喜欢生物系的课程，但是我依然把生物系的课程学得很好，所以我在清华的成绩一直都是本专业的第一名。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清华大学生物学和数学双学位。在大学求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无疑就是父亲的突然去世。那是1987年，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出车祸后，父亲被送到了医院。到医院时，他的血压是130/80 mmHg，心跳为62次/分钟，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活人，不过就是昏迷了而已。可是医院要求送父亲到急诊室的司机先交上500元押金后才给予以抢救。结果，当闯祸司机在4小时后把钱凑齐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父亲是在未经任何抢救的条件下去世的。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使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很多变化，觉得非常不公平。当时我的心里有很多怨气，以致后来我毕业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也没有很强的回国的意愿。当时，我觉得国内最值得我留恋的就是母亲和家庭。

父亲去了，虽然我还在上大学，但是我觉得我得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了，而且还得慢慢负担起抚养母亲的责任。所以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我开始想法子赚钱。我资金、精力都有限，所以只能做些倒买倒卖的小生意，那时候差不多只要是能倒的东西我都倒过，甚至连导游都做过。靠自己的努力，我还小有成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积攒下了一万多元钱，成了“万元户”大学生。不过，我不希望大家效仿我，在求学时就去做小生意。我当时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就是我虽然做小生意，可是课程一点都没落下，照样考第一。如果你们当中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你们去赚外快。

留学海外

1989年，我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申请自费赴美留学。1990年，我离开祖国，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习生涯。但是，到美国不久我就受到了一系列刺激。当时，我去参加聚会时，大家会问彼此从哪里来，有些中国人就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好像做中国人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就难以容忍，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光辉而灿烂的文明，值得我们自豪。我们不就是临时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当时中国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那时美国的媒体对中国进行连编累牍地负面报道，而且还有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中国“最惠国待遇”........1991年夏天，我准备回国看望母亲。可就在临行前，我的汽车被盗，随后我又被抢。当时，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就决定去欧洲散散心。这次散心之旅最终成了一次闹心之旅，使我终生难忘。

当我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古巴、朝鲜等发展中国家的人都被单独列为一类。签证时，不仅收取的签证费用最高，而且还像查户口似地盘问你。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我拿到了前往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我旅行的第一站。但是，当我在伦敦机场入境时，我就受到了特别关照。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晃，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了一下，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是我错了。他们看到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把我留下来，对我进行盘问，还把我的包打开，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检查。排在我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当时我就觉得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难道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随后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我同样受到了和伦敦一样的“特别礼遇”。当时，我深受刺激。我们不就是穷了点吗？因为中国穷就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我的思想就一点点地开始变化。到了1992年，我就有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打算了。所以，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外面有些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我告诉大家，其实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很高时去影响他们。有时候，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教育课，我相信一定会爆满。我不需要给他们空洞地谈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有很丰富的实例，我觉得我会运用这些实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引起他们的共鸣。上面扯得有些远了点，我们回到留学话题上来。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教授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一开始，我自己觉得英语有点跟不上，就规定自己每天背25个单词，时间长了，也就慢慢过来语言关。我的导师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很忙，所以也就很难能顾及我们，我当时自信心还不够强，也不是很活跃，不怎么受瞩目。加之我先是跟随课题组内的另外一个老师做实验，跟导师的直接接触就更少了，以致读研究生三年了都没有跟导师好好谈过话。

我受到伯格教授的注意，是我到了研究生三年级末的事。有一天，伯格教授突然向我们宣布他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重大破绽。随后，伯格教授就在实验室的一块黑板上推演起来，我一看他的推算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鼓足勇气给他指了出来。物品话音刚落，整个实验室里就鸦雀无声，静得可怕，伯格教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心想坏了，可能惹教授不高兴了。结果，第二天他问我是哪里毕业的，在哪里学的热力学，我说在清华大学学的，他听完就夸奖我学得扎实，还说你们清华的教育做得真好。加之当时我的实验有了一些成果出来，所以从那以后教授就对我刮目相看。在我毕业时，伯格教授还说我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他为我感到骄傲。上下求索

1995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后，还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将来到底干什么，对未来感到迷茫。坦承地讲，那时我对做研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虽然我那时工作做得也很优秀。这一点，我跟饶毅、王晓东不一样，他们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做得很优秀。这方面，我倒是挺羡慕饶毅和晓东他们。

博士毕业了，我觉得自己还有些经商的天赋，所以就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天天忙活到大半夜，很辛苦。结果忙了半年，业务也做得不错，最终却分文未获。经过这些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经商了，随后就果断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重新开始去做科学研究。

1996年1月，我到了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师从尼克拉·帕乌利奇（Nicola Pavletich）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最拼命的时间段之一。当时我的课题是TGF-B信号通路中重要蛋白及蛋白复合体研究。为了尽快出成绩，我那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两周休息一天。其实，休息就是睡觉，因为我当时睡眠严重不足。幸好我以前坚持锻炼，有一个好身体，否则那两年根本撑不住。

功夫不负苦心人，那两年我出东西很快。不到两年，我就在Cell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找到教职。所以，在1998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为助理教授。

名成普林

1998年2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当时学校为我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当时，细胞凋亡的研究进展迅速。所以，我就打算研究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这一系列工作都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为我们实验室树立了很好的名声。我个人也得到了普利斯顿大学的认可，2001年被晋升为终身副教授。2003年，又晋升为终身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后来又成为最年轻的讲席教授。同年，我还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The Irving Sign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学者。

随着我们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开始注意我们实验室、注意我个人。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开始与我联系，希望我去他们学校任职。2004年，哈佛大学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我能去他们学校任职。为了留住我，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提高了我的工资，资助我购买房屋，提供占据一个楼层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直至今天，我还是对普林斯顿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始终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普林斯顿大学很幽静，有一个美丽如画的校园，校内每一栋楼都很漂亮，校内有个卡内基湖，夏天可以划船，冬天可供滑冰，一条专门用于慢跑和骑自行车的小路绕湖一周，绵延几十公里——除了自然环境外，那里的科研环境也十分优越。所以，我觉得普林斯顿就是一个完美的学术殿堂。

后来，我放弃这一切，回到了清华，并不是因为清华的科研条件比普林斯顿大学好，而是因为我认为我回清华后产生的影响比在普林斯顿大，成就感比在普林斯顿强，对我而言，这一点很重要。追梦回国

我回归的打算其实早已有之，在我读博士、做博士后时都有学成回国的念头。我还记得我做博士后时跟妻子讨论学成回国的想法。那时她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我的当时就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到中学当英文或数学老师。

当时她和一些朋友就对我说那多浪费啊！我自己却没觉得是一种浪费，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在于位置有多高，甚至不在于作出多少物质贡献，贵在有一些精神思想，能够影响他人、改变社会。孔子一生不就是传播思想嘛，他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培养教育学生就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很向往。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说，尤其是爱跟学生说。我到一个地方做讲座，不是很在乎老师或者是其他人的多少，但是如果研究生很多的话，我会很高兴。前几天，我去过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学术讲座。我很高兴，因为都是研究生。我觉得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大家的观念可能还没有完全定型。很多东西可能看不太清楚，就像我本人一样，我博士毕业都没看清楚。因此，我觉得跟大家多多交流一下，推心置腹谈一谈，大家可能对有些东西会再多想一点。

但我绝不是希望你们步我后尘，走我走过的路，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的条件和情况完全不一样。通过今天下午的聊天，我觉得你们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你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也不过如此，你们也可以做到，然后找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的。

说到这儿，刚才饶毅讲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后柴继杰。我举个例子，其实我在多个场合也说过，我对柴继杰非常满意，柴继杰的训练非常好，将来必定也能做得更好。

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我前年在清华讲课，柴继杰有几个学生来听我讲课。讲完课以后我就跟几个学生聊天。其中有一个学生聊天的时候就评价我讲课的风格和我说话的方式等等。我说我带学生的话包括带博士后，我就希望把我的这种风格传授给我的学生、传授给我的博士后。我说，我觉得柴继杰就已经把我的一些风格基本学到了。这个学生马上加了一句：“施老师。我们柴老师说了，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听这话，我心里很高兴，这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觉得如果柴继杰不说这番话，我反而觉得他窝囊。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心气儿，我为他自豪！所以，我觉得，你们当中一部分人因为听了我今天下午的漫谈，人生的方向发生了一些改变，将来取得的成就比我大，我就很满足、很高兴。

上面又扯远了些，我们回来继续谈我回国的问题。其实，早在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开始跟我接触，希望我回国，当时我没敢直接答应，说跟妻子商量之后再给他答复。当晚，我给妻子打电话时，她就说支持我，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对陈希说我答应全职回到清华，但是需要一个过渡期。

随后，我才发现，在回国问题上，我和妻子有点误会。妻子支持我回国工作，但是没想到我还要把家也搬回来。为此，我们讨论了一年，最终妻子还是决定全力支持我回国。就这样，我回来了。虽然清华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比普林斯顿大学差一些，但是我不觉得我的研究会比以前差，因为科研始终还是人做出来的。

我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一起回来。我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上会有一些损失，而妻子则更是为了我完全付出。但我觉得回国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虽然美国的教育条件比中 国好些。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存在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民族认同感。

我回国前，也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回去后不到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见颜色了。”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改变，我个人意志很坚定，几十年来形成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两年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真的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叩问自己：到底回来干什么？

最近外面有人说施一公已经学会敬酒了。其实这话不对，我出国前就会敬酒，这有什么关系吗？我有自己的做事原则，不做违背原则的事。我不会与目前的体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东西我会接受，不能接受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

我觉得我在美国有些一流大学请我做系主任或是院长，似乎有很光明的前途。但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发展得很稳定的国家，有没有我关系不大。我在科学上或是其他职位上做得好一些，对美国的贡献也就是从100提升到100.1。

但是，回国后就不一样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东西，从科研体制、基金评审到大学的教育、科研，与美国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我回来后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也会相应地有更强的成就感。还有就是，回到清华，我能够影响一大批年轻人，10年、20年后他们会对我们国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到那时，我从清华退休后就会很满足。

尾声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我不像多数清华人那样深沉，我始终充满激情，做什么事都干劲十足。我也希望大家能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至少在我们北大学生的内心深处应该保留一块理想的圣地。

年轻人面对一些困惑时，往往会发一些牢骚。我当年就曾发过不少牢骚。现在回头想想以前的事，觉得当时年少对很多问题看不清楚，说白了就是年轻时好多看法是不正确的，至少也是有失偏颇的。所以，大家都是年轻人，在面对很多问题时不要轻易下结论，至少不要因为现实的不调和而丧失信心。中国的未来属于在座各位，希望各位踏踏实实做事，将来挑起国家的重担，成为祖国的栋梁。

第二篇：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未来论坛2016年会于1月17日召开,下午论坛从宇宙到数学,现在要谈的是生命科学,分享嘉宾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

施一公主要探讨的是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问题,相对于整个地球的时间人类的时间太短暂,相对于整个人类的时间每个人的生命又太短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我也很受黎曼的鼓舞,我最近读黎曼的生平,我觉得像武侠小说一样,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

大家先看看我们从哪而来。这样一个视频显示的是人的整个的出生过程,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精子,精子在卵子表面不停的游荡,寻找合适的入口,找到以后会释放一些酶,钻进去,卵子很聪明,进来以后马上把入口封死了。进来以后精子被降解掉,精子核和卵子核结合,然后分解发育,两个细胞、四个细胞还在子宫外面游荡,八细胞、16细胞还没有着床。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64细胞,128细胞起,快要找到它的着床地点了。着床之后开始发育,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短短四个礼拜胎儿开始有心跳。

大家看到,神经形成了,四肢开始发育,通过神经凋亡开始形成手指头。4、5个月的时候胎儿开始踢腾,在母亲肚子里,出生之前胎儿的大脑发展非常快,神经原,各种神经突突迅速形成。不要忘了,这样一个胎儿来自于一个受精卵。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生命开始之后,生命的历程很漫长,这里面有很多苦恼,我记得我看过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说的,0岁闪亮登场了,10岁茁壮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拼命打闯,40岁基本定向,50岁回头望望我这年纪,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我们生命的历程抱受挑战,其中受很多疾病的挑战。其中有三类疾病跟我们在座的都有很大关系,跟人类有很大关系,其中心血管疾病也是最重要的,仅在中国就有303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32%。

第二个疾病也很可怕,就是癌症,我们身边的人常常被癌症夺去生命,28%。第三类疾病困扰很大,死亡率不高,但是困扰性很大,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34%的人死于其他原因,大部分是传染病,还有一部分是交通事故和意外。

我今天想告诉大家,我们如何运用科学去接受生命的挑战。我想先讲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起源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从古代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比如说当代的屠呦呦只不过看了古代的一些药书得到了一些启发,获得了诺贝尔奖。

直到最近1985年以后,包括上面显示的布朗,开始发现所谓的低密度脂肪、颗粒的受体,开始真正的征服细菌性疾病,这样一个过程,人类始终用科学,从简单的摸索经验积累,到最后的趋势研究药物发现。所以第一个例子就是心血管疾病。

这个幻灯片,表面的分子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这个球状的是低密度脂蛋白,结合以后被内吞,吞以后颗粒会被降解掉,受体会回到细胞表面,可以重生,再去把新的低密度脂蛋白拉到细胞体内去。1985年两位科学家,也是王晓东博士后导师,就是枸思汀。

布朗(音)。在这一大批人的努力下,很多药问世,包括1987年问世的第一个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到现在为止最有名的这个药已经过期了,就是在座有人服用过的拉丁法他汀。在拉丁法他汀没有过期之前销售160亿美元,堪称药神。

因为我们一直在用基础研究去探索最最前沿的和疾病做斗争的方式,我们虽然有很多方法,但是很多高血脂的人仅仅靠吃这个药并不能阻止软板块和硬板块的形成,为什么?科学家发现这些人当中,如何把LDL降解恢复过去是核心。

所以,这个蛋白也被在几年之前找到了,PCSK9,它可以结合低密度脂肪蛋白的受体,结合到受体以后会把LDL一起拉到细胞内内吞,也就是说LDL拉到细胞内的同时有牺牲了。也就是不再可以把血液中流淌的LDL降解掉,这样大量堆积形成软板块、硬板块,最后带来致命的心血管疾病。这个过程是通过基础研究发现的,而发现这个过程的著名科学家海伦,获得了2015年的生命科学的突破奖,是一位女性。

第二个小例子,治疗癌症的新的曙光,也就是大家听了很多的免疫疗法,这个免疫疗法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大家可能记得2015年8月20号,美国前总统卡特向所有世界关心它的人宣布,很不好意思我得了晚期黑色素瘤,而且当时已经有4个2毫米大的肿瘤在脑子里扩散了。

短短3个月以后2015年12月26号他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告诉大家通过分子疗法,脑子里的4块肿瘤已经完全找不到了。他的分子疗法包括一个很有名的免疫疗法,针对PD1这样一个单克隆疗法,就是右面显示的这个药。

当然免疫疗法的出现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病毒的斗争。这个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包括一位中国科学家,陈列平博士。这个癌症疗法的创始人也是这个概念的发现者杰姆斯爱乐森(音)也获得了创新突破奖。

神经退行性疾病,非常遗憾,我们根本不知道病因,我们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病因。但是很遗憾现在世界上有4700万人受着这个疾病的困扰,预计2050年的时候每3秒钟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我们会突破一亿三千万人受它的困扰。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最有名的离子就是老年痴呆症状,也叫阿尔茨海默病。这是老年痴呆晚期患者的大脑,看左边这个图像,大脑里面是一个一个很可怕的洞,大脑被吞噬掉这个过程。右边显示的是神经细胞外面的一些,到现在我们的确不知道什么导致了老年痴呆症。

但是大家公认的原因,从分子水平上认识到老年痴呆症,也许会为治疗带来曙光。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实验室里,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去年报道了第一个原子分变率的,叫咖咖分泌酶,这个认为是老年痴呆症的治疗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也许通过这个解析、通过这个研究可以找到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办法。

我举了心血管疾病、癌症、过渡到老年痴呆症,过渡到大脑,不要说我们对老年痴呆症的病因不清楚,对大脑这样一个神秘的器官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尽管我们有很好的学习记忆的模型,我们可以模拟出来学习记忆,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深知认为包括我们的电信号记录的神经冲动电位,只是一个表象,不一定是学习记忆的本质。为什么?我们确实是这样一个生物人,用一堆原子构成的人去理解生命。

我们在意我们的五官,就是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感受这个世界。这个过程五官感受以后全部把信息集中到大脑,但是我们不知道大脑如何工作,所以这方面也不能叫客观。我们人究竟是什么呢?你仔细想一想人怎么样处理信息呢?我先对物质做一个定义,我们有三个层面的物质,第一个物质是宏观,我们可以感知到的,直觉可以看到,人是一个物质,房子也是一个物质,天安门、故宫都是物资。

第二个层面是微观,包括远处看不到的也叫微观,我们可以借助与仪器感知到、测量到,从直觉上认为它存在,比如说原子、分子、蛋白,比如说很远的一百亿光年远的星球我们认为它存在,都叫微观。

第三个层面,就是超微观。我们只能理论推测,我们用实验验证,但是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包括量子,包括光子,我们知道可以有能级、能量,但是我真的很难证明,你可以想象,这是超微观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想一想,这个世界是超微观世界决定微观世界,微观世界决定宏观世界。我们人是什么?就是宏观世界里的一个个体,所以我们的本质一定是由微观世界决定,再由超微观世界决定。我毫不否定我就是一个能量形式,只是一个方程,不知道怎么解,仅此而已。我相信,你也应该相信,我们每个人不仅是一堆原子,而是一堆粒子构成的。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一堆由粒子构成的原子,如此之简单。我们有多少原子?大约有6×10的27次方的原子,大约60种不同的元素,真正的比较多的元素,不过区区11种,原子共同共嫁接形成分子,分子聚在一起形成分子聚集体,形成小的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就成一个整体。但是你不觉得吗?你会觉得不管你怎么样做研究,你无法解释人的意识,这个我认为是必要的,一定是在量子力学里面。我自己这样认为。

所以我告诉大家,班门弄斧讲一讲量子纠缠,1935年,当爱因斯坦和他的好朋友提出了量子纠缠,这个词并不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而是薛丁克(音)提出来的,两个纠缠的量子不管相距多远,你对这个量子进行测量的时候,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另外一个很远的量子也可以知道它的存在。

这一个简单的现象既然存在,在客观世界,我相信它会无处不在,包括在我们的人体里是不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他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用直觉去感受的。

左下角这个科学家是著名的理论和实验武力学家,他笃信人的意识、记忆和思维是量子纠缠,量子理论。怎么证明?他说我一定要实物上证明,他在寻找量子纠缠的实体。很遗憾,找了很长时间发现神经细胞里面的微管可以量子纠缠,但是时间尺度是10的负13次秒到负12次秒,远小于进行时间和人的意识形成时间。

但是他找到了,他正在进行实验和验证。比如把磷和钙放在一起,就是磷酸钙,它的量子纠缠时间可以长达105秒,把这样一个极其脆弱,对声、光、电、热敏感的现象可以延续15个数量级的提高,再延续5个数量级就可以到年,以年来保存。

依此类推,你不觉得有一天我们人类会计划,量子纠缠也是一个可以被进化的现象,可以保存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就是远古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被保存下来,量子纠缠。

我问你你相信有第六感官吗?很多人会说不相信。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人进行未知的方式进行交流?你会说也许。第三个问题,量子纠缠是否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世界里面?大脑里。我相信听了我的讲座你会觉得很有可能。第四个问题,量子纠缠是不是适用地球上的物质上呢?你一定会说一定适用。这四个问题是完全一样的问题,倒推回去就说明一定有第六感官,只是我们无法感受。

所以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细胞过来的,受精卵,所有受精卵35亿年以前来自于同一个细胞,一个复杂的量子纠缠的体系,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它。我每呼吸一次舍入10到22次方的氧原子,这一口呼吸至少有10的40次方的氧原子,被世界上很远的角落我没有见过的人呼吸过一次,人一辈子都这么做的而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一天有23克的氧气在彼此的肺当中交换。

时间关系我不讲了,人类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是盲人摸象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形的我们自己认为是客观的世界,其实宇宙中只占4%的能量,96%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叫暗能量暗物质。盲人摸象是科学的?一定是科学,每个人摸的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不知道摸的是背还是尾巴还是耳朵。

我们是原子,我们在宏观世界,我们希望两个世界看超微观,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极其美妙的世界。谢谢大家!

第三篇：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范文模版）

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优秀博士如何养成

我们只能自己寻找导师，而不是那些只会酒桌文化的领导。

时间：2012年6月27日 来源：清华大学

（一）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大约10年前，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语重心长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有些学生读完邮件后告诉我：“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而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回答，其实源自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并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我高中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凭借着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综合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获得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大学阶段，我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并提前一年毕业。然而事实上，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所学专业也不感兴趣。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结果阴差阳错间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并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不免 “洋洋得意”，也会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自信。这期间，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从上午9点做实验到晚上七八点，周末也会去两个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很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赶最后一班校车从霍普金斯医学院回到住处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区。1993年，我曾经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此激励自己。其实，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为其中的一个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也不会再感到枯燥或时间上的压力了。时间安排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尽量往前赶。其实，这段时期的实验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

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4点以后；但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九十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地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10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虽然体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在创业，有时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很近，那里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每一个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时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然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付出时间是必要条件。

（二）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仅仅刻苦地付出时间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吸取人类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知识，当前和以往学习的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以学习知识为主的本科生阶段，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经存在，所以问题是否具有批判性没有那么关键。博士生阶段则完全不同，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这一点，我称之为方法论的转变。

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择要举例说明。

正确分析负面结果（negative results）是成功的关键。作为生命学科的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料中的正面结果（positive results），除个别研究领域外，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应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然而实际上，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大多数低年级博士生对负面结果的看法很消极，直接影响了他们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实，只要有适当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路径、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从这个角度讲，负面的实验结果不仅很正常，也很有益于课题的最终成功。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信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就会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训练。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左右，有时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他们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三）“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1998年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他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理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荡大家思维的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几个例子早已经给所有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告诉大家要打破迷信、怀疑成规，关键的关键是：跟着逻辑走！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讲5遍以上。我自己每次与博士生讨论课题也总是遵循严密的逻辑，用推理、排除法找到实验的下一步解决方案。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全文完）

第四篇：“大牛”科学家施一公的舍与得!!!

“大牛”科学家施一公的舍与得

2010年05月14日11:29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施一公在实验室里。

“从回国以后我就饱受争议，但感谢单位给我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我静下心来做学问。”作为“千人计划”的倡导者之一以及该计划首批引进的海外人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屡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对于种种质疑，他的回应是——在储备战略人才方面，“千人计划”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关键是，要完善评审和运行机制，以实现其最初的目标。

目前，“千人计划”共引进3批622名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千人计划”专项办公室透露，2010年将进一步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工作力度，计划分3批引进500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引进了什么样的人？从今天起，人民网国际频道推出系列策划，向广大网友介绍“千人计划”引进的部分海外人才。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施一公。

清华才子在美登巅峰

在清华念书期间，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不但提前一年毕业，还获得数学系学士学位。

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在清华园，他被亲切地戏称为“大牛”。

“坚韧不服输”培育清华才子

1967年5月，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对数学和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1985年，从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时，因在全国高中数学和物理竞赛中分获一、二等奖，他获得保送资格。

施一公最初想读北大物理系，他认为“那是最聪明的人的选择”。然而，当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向他形容“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时，他觉得这个学科“听起来很牛”，加之他一向敬仰的父亲机械专业出身，对清华有感情。施一公最终选择了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虽然对生命科学并不了解，但从小就是尖子生的施一公还是自信满满。“没想到，刚一入校就感觉很崩溃。”他发觉“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他们说起术语一套一套的，我还没听懂老师讲什么时，就有同学问下一个环节的知识点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会一事无成。”施一公至今难忘当年的沮丧。

然而，“人活一口气”。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想当工程师或科学家的施一公，在学习上十分好强。“我是从河南驻马店走出来的，一直无法忘记小学老师对我说，要给驻马店人争光。儿时好友曾经送给我一句话——‘希望我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少年时代的同窗’，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正因为这样，施一公告诉自己一定要争气。虽然，他大学期间并不确信自己今后会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他的学习成绩仍然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他充满激情，乐观，不服输。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

施一公后来回忆道：“1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铃，提醒你必须要坚持。这不仅是一个体育项目，还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这种锻炼让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受益无穷。”

“人活一口气”成就学术牛人

1990年初，施一公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

刚到美国的施一公受挫了，兴趣不定影响了他的科研，读博的前两年，他总是想转到计算机系，学校甚至一度想停止为他提供奖学金。不服输的施一公憋着一口气，努力背单词、做实验，甚至在日记里写道：“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是清华的！”终于，他慢慢进入了状态。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的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指出导师在某个演算环节中的漏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次年，施一公到纽约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此间，他终于认定“细胞凋亡”才是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虽然这一方向与他博士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不同。1997年4月，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他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1998年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

2003年，由于探究神秘的抑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对破解致癌原因这一生命科学之谜作出了突出贡献，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华裔学者。当年，施一公36岁。2005年，他当选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

施一公在普林斯顿的执教前景也一片光明——200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2003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年后，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这位势头猛劲的年轻科学家，不仅在普林斯顿大学春风得意，还从2000年起，成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的对象。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

在比美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学术殿堂普林斯顿，施一公登上了巅峰。

美终身教授毅然回国

辞去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终身职位，放弃500平方米的独栋花园别墅……“作出回国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们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

“想干一些实事，怀着满腔热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大牛”的归来不是一个传说

“施一公要回来啦！”从2006年起，清华大学就流传着这样的“爆炸性消息”。

“就科研环境来讲，国内大学无法与普林斯顿比肩。国内学术圈的规则，也往往让海外学者无法再适应。”这是很多海外学者的共识。

何况，那时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如日中天：除学校给予他稳定的资金支持外，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一个基金会也在资助他的科研，一些美国的大公司还与他合作支持他的科研。仅凭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5个独立科研基金就可以一直支持实验室到2012年„„他在美国的生活也很优越：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独栋花园别墅，同是清华毕业的妻子在国际制药大公司工作，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快乐的美式幼儿园教育„„

会不会只是个传说？很多人不敢相信。

2007年4月，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正式开张，施一公归来终于“板上钉钉”。

“作出回国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他说。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4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施一公就在电话里得到了远隔重洋的妻子的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工作，但我在普林斯顿尚有20名科研人员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就这样，施一公作出了轰动国际生命科学界的决定。

2006年6月，施一公迅速进入了过渡期，向普林斯顿校长提出回国。校长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情5个月还做不完？”“我认为，全职回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施一公委婉拒绝。

2008年底，施一公再次走进了曾让他事业起飞的普林斯顿，这一次，他是来告别的——正式辞掉了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一职。

“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们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施一公笑说。

普林斯顿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在香港意外邂逅施一公时，用了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向他阐释“你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施一公一位很要好的学术界朋友在一次聚会中对他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肯定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

“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问自己：回来干什么？！”施一公回应。

施一公的坚决反响巨大，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大力报道，一些媒体称他归国的意义不亚于当年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归。与此同时，正值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每年飞涨的科研经费与中国对海外高层人才的招揽趋势，施一公引起了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用“震惊”一词形容施一公回国。

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中，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也迅速引起轰动。

“施一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可谓海外华人的典范。”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这样评价。

“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像施一公这种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研制度。因为中美在科研体制方面，比如基金的评审和申请等方面都存在相当的不同。施一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美国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王小凡说。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如此评价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会带动大批一流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工作。中国大学的教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已经开始需要一大批国际性的大师级人物来领衔。”

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为“施一公效应”。

困难与挫折无法浇熄满腔热忱

回国之后的施一公，想大干一场。

“比我在普林斯顿时玩命多了。”施一公说。刚回国时，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会亮到夜里两三点，大年初一都会出现在办公室。他将自己的睡眠时间缩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时。虽然清华附近有很多他喜欢的餐厅，让他胃口极好，睡眠的减少还是使他看上去很瘦。

体力上的辛苦并不影响施一公在精神上生龙活虎，在清华的每一天他都很激动。然而，网上出现了一些批评他的声音，让他一度有些烦恼。

“他是回来捞钱的。”“他有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他想带回自己的学术亲信。”

对于这些批评，施一公曾感到伤心且难以理解。“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施一公坦言，刚到美国时，他没有想过一定要回国。1987年，令他深深敬仰的父亲遭遇车祸，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去世，因此怀有不满情绪的他当时对祖国没有什么留恋。然而，到美国后，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参加聚会时，有些中国人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办签证时，中国人不仅签证费高，还总被查户口似地盘问；过境时，外国人把护照晃一下就可以了，而拿中国护照的人，常常被移民官严格地翻包。更为过分的是，美国主流媒体经常出现妖魔化中国的报道，这让他感到“很憋屈、很气愤”。

“那时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国！”施一公说，“况且，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和基金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比较起在美国，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2008年8月，网上又有人质疑施一公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不符合程序规定，质疑他的全职身份。施一公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

“在普林斯顿，上至校长，下至系主任，从我实验室的博士生到博士后，都知道我即将辞职，实验室会逐渐关掉。事实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早已进入离职的过渡期，只有清华大学一个固定职位。”提及此事，施一公仍感不平，“我夫人当时还在美国，她从美国同事那里听说我在网上遭到攻击，不愿意回国了，我又劝了大半年，她才同意回来。如果说我有什么感到愧疚的，只觉得对不起放弃工作的妻子和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

“我有话憋不住，国内很多现象都很邪乎。”即使遭遇攻击，施一公也经常面对媒体表达自己对国内学术状况的不满：“一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与自己无关的科研成果中挂名。不诚实比巨大的科学错误更可耻。”“有的教授带了很多研究生，但忙于各种非学术类事务，根本没时间指导学生。”“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国外的行政是服务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尖锐的言论又给他带来过一些麻烦。

如今，对于遭遇的一些质疑，施一公已经能够理性理解：“或许是被关注得太多了，或许是倡导改革动了一些人的奶酪。确实也有一些海归学者没有坚持自己在美国的学术操守。”但是，从感性出发，他仍感不平的是：“想干一些实事，怀着满腔热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施一公想，那就用事实来证明。

令人关注的“施一公效应”

“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

“再过二三十年后，当我在清华退休时，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的学生成为理想远大、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世界的人，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

一公效应助建科研“理想国”

在施一公看来，对人的培养是“第一要务”。

“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施一公说，“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任何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这让我很担忧。”

于是，除了亲自对实验室里的每位研究生作系统指导，把实验室里的十数名学生培养成成熟、练达的科研人员，这位尽量找各种理由推掉很多行政会议、项目评审和公众活动的科学家，出现在了一些面向大学生的讲座中。

“在生活中可以知足常乐，在科研和事业上永远不可以。”“不要磨光了自己的棱角，我不相信没有棱角的人会作出好的科研。”“作科研一定要敢于批判，我的观点都是主观的，供你们批判。”这样的话语，经常会伴随他讲述的人生经历跳出来，引来学生阵阵掌声。“我还想给清华的本科生开思想政治课。”施一公说。

除了把时间花在他最钟情的科研上，其他时间施一公大多忙于“招兵买马”。2008年至2009年间，在面试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后，22位充满活力并极具学术能力的科研者加入了清华团队，已经15人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未来5至10年中，清华计划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聘请110至130位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谈及此，施一公豪情万丈。

“有了好的人才，一定要为人才建设好的学术环境，以教学和科研为主。”施一公说。为此，从2007年起，施一公便开始筹划生命科学学院的人事制度改革：一边理顺与明确院系行政领导的权责，减少学院领导在行政事务上的重复劳作，一边计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教授终身制评价体系，采用终身教职系列、实验教学系列、科研系列、教育职员系列，不受其他制度制约。“改革方案已提交学校领导，过了这个坎儿，学院的科研建设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施一公说。

与此同时，施一公与他的团队开始进行教学改革。除了为本科生减免学分，加强学生自主性，还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与北大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整合资源，创建了一个联合的研究生项目。近百位参与该项目的教授，将选择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进行模块教学。

对于更加长远的目标，施一公毫不讳言：“今后10年内，每年都会有一些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就，每两三年可以有在科学史上具一定地位的成就出现在清华。在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创制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管理模式，而在这里尝试的软机制，也可以在中国其他地方被复制。”

除了创建他和团队成员心中的科研“理想国”，有一件事情施一公绝不会限制自己的时间——“与信任的同事共同为政府部门提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请到中南海向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中国科技的未来。教育部曾多次就相关事件征求他的意见，统战部将他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海归院长饶毅的报告传达到高层中央领导，中组部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方面倾听了他们的建议。

另一项让他不遗余力的工作，就是最大化“施一公效应”。2009年岁末，拟作为特邀报告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出席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施一公，因故无法出席。他将一封“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长信发给了协会成员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如今，虽然每天还是十分忙碌，但施一公对国内的生活已经很适应。最让他欣喜的是，去年6月，他迎来了归国的妻子与一双儿女，科研也走入正轨。

偶尔，他会想起这样一个场景：2009年10月5日，他在国庆观礼后飞至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开会，会前顺访普林斯顿，住进小镇的一家旅馆里。“343”，他惊诧地看着这个房间号，历史竟如此巧合。12年前，摩拳擦掌地准备到普林斯顿面试的他，就是住在这个旅馆的“343”房间。12年后，他已卖掉了在普林斯顿的房子，回到祖国实现理想。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施一公就会更加清醒：“美国梦”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梦”是他的未来。

尽全力为祖国健康工作三十年

施一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每天下午四点半,校园里就会准时响起“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广播,令人振奋!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经过在美国18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终身职位,全职全时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五十年可能已是奢谈,但我会尽力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三十年。

对于我回国的决定,许多人困惑,但真正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决定。我的童年生长在河南中部农村,周围都是贫穷但朴实的农民。在美国,我的学习、工作顺利、生活富足,但我内心始终缺少归属感和认同感。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邀请我回到母校工作,我欣然答应,但需要一个过渡期来处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尚有20名研究人员的实验室。我接受和崇尚的是传统教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十多年前的理想和梦想一直珍藏心中,在美国奋斗时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激励。在回国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在逐渐找回八十年代在清华读书时的振奋。我有三个目标:

第一是希望影响一批年轻人。经常与国内一些大学生座谈,发觉其中有相当一些人顾及的只是眼前利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人活一口气。年轻人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应该有理想,有做大事的胆魄和敬业的态度。我希望自己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指导研究,而且还特别愿意与年轻人交流谈心,希望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要熙熙攘攘只为稻粱谋。

我的第二个目标是在清华大学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结构生物学中心,同时与大家一起努力发展清华的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结构生物学是我的研究方向,在这个领域里有许多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及应用价值的课题。我非常希望吸引一批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人,去挑战这些重大科学问题,做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工作。

我的第三个目标是希望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改善和改进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做些工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还不完善,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相对于美国的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生命科学领域,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在博士后研究结束之后绝大多数仍会选择美国的科研院所作为他们事业的始发地。我衷心希望大家通力合作,抓住时机,创造健康合理的学术环境,吸引最优秀的年轻人才回国发展,让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施一公简介：

施一公，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1967年生于河南郑州。1985年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89年提前一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1990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博士学位。1998年1月获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2001年10月获得该校终身教职，2003年3月被聘为正教授，2007年4月受聘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4月，施一公入选美国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但是为了全职在清华工作，他毅然辞去HHMI研究员的邀请。（入选HHMI被认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施一公教授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的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调亡的分子机制，迄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25篇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刊物《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和《细胞》(Cell)。

施一公教授在2003年获国际蛋白学会（Protein Society）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为19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施一公教授从2005至2008年担任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主席，该协会代表美国各大学近3000名华裔教授。

施一公语录

“我是很普通的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好胜，上进心强。在旁人眼中我的经历一帆风顺，或者有高人相助，让我可一路顺利走到今日，其实在这过程中，也有艰辛和挣扎。在面临选择时，不同的人生道路也许就在一念之间。曾经我也去北大上国际经济金融之类的课程，也在清华校内参加公关协会，大学时我的第一志向不是出国而是去香港。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时，因为生活所迫打工6个月疏于学习差点被开除，打工时被抢劫几乎送命，过于辛劳得了严重高血压，那时我经历苦涩难述，迷茫不知出路，但我总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属于我的能让做好的事业。在这一路中，我始终以不同的方式提醒自己，不可辜负别人对自己的期望和信任。”

“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不要急功近利。过分看重应用，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

“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把科学家神化了。”

“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

“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无私奉献’这个词，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跟对这个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在中国，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但从长期、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

他人眼中的施一公

在海外华人生命科学界，施一公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鲁白这样评价施一公：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水平和地位可以和当年的华罗庚、张香桐相提并论，是一个领军人物。“领军人物除了具有相当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地位之外，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素质：第一，能够高瞻远瞩，并在学术领域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具有远见卓识；第二，有相当的胆识和勇气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第三，他必须要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在一个群体和社团里面，要相当有号召力。施一公具有这三方面的条件。”

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王小凡这样评价他的老友：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当中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要做到最好的决心；他为人正直善良，嫉恶如仇；他对人非常诚恳，总是很热情；他做事顾全大局„„

75岁的分子生物物理学家梁栋材院士谈到施一公时说：他是当前我国结构生物学优秀的中青年“帅才”之一。

正因为如此，施一公的回国，超越了他的个人行为，将对推动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他这个年龄，学术上鲜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回国放弃了很多，大家觉得他带了一个好头，都非常佩服他的决心。”王小凡说。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国留美的几十万人中，学术成就达到施一公的水平的人屈指可数。他为了回国，放弃了高额度的HHMI研究经费和多项NIH经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为了回国放弃国外待遇最多的人。

王小凡说，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像他这样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学研究的体制。因为美国和中国在科研体制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外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有报国的决心的，但就是因为担心回国是否能够适应国内的环境和生活，一直没有回国。大家希望，施一公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同时，能够促进中国学术界种种不适应科学发展状况的改善，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当然施一公也面临很多问题，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如果能够成功，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榜样。”王小凡强调。

鲁白说，施一公这样的领军人物，是要花大力气来延揽的，因为这是全世界都在竞争的人物。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可以使施一公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在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有了这件事情，国际的科学界会觉得整个形势都改变了，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也会有所改变。清华能够顺利引进施一公全时回来工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领军人物对于当代的作用以及对于历史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鲁白强调。

梁栋材院士谈到施一公回国后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不仅在资金经费上，也在精神上能稳定地支持他，使得他能够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工作，‘十年磨一剑’。”

●链接：什么是“千人计划”

根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制定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2008年开始，用5到10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在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部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探索实行国际通行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创业机制，集聚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

“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原则上不超过55岁，引进后每年在国内工作一般不少于6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创业人才；国家急需紧缺的其它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延伸阅读

美国制定了《美国竞争力法案》，计划在未来10年当中，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拨款总数超过1360亿美元，以提高吸引并留住全球最优秀人才的能力；德国于2005年正式批准了“顶尖科研资助项目”以及《研究和创新协定》，将在2006年至2011年间投入19亿欧元，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科研机构，着力培养青年科学家。

十几年来，我国积极的人才政策为大学和科研院所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如中科院“百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等的设立。“千人计划”使得我国在人才吸引方面力度骤然增加。【点击查看：专家热议海外高端引智】

（据中国教育报科学时报清华新闻网）

第五篇：施一公观后感

施一公观后感

施一公，河南人，48岁，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习教授，2008年辞职回国，现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并不是那种“明星科学家”，但却两度成为社会焦点，上一次，他放弃千万美元的优厚科研待遇，从普林斯顿大学辞去终身教职，在美国引起震动，《纽约时报》2010年1月7日头版也对此事进行专题报道。

施一公教授也是爱国的，别人请求他回国帮助中国科技的发展，他只用一夜的时间就想好了答案，他答应回国，帮助自己国家的科技发展。

施一公接受采访时说道：“坦率地讲，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深深忧虑，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太不相称了，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国家安全不可以靠其他的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与小国不同，科技的落后对大国来说更加危险。我宁愿自己是危言耸听，居安思危不是空话，也许我们已经是居安思危了！如果大家对中国的科技现状有这样的共识，就不应该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要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对现状的改变中来。”

“我希望你们保持对社会的责任感，如果国家不能按照大家想的那样发展，清华人担负的责任最大,人民托起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是辛苦的，想想这些，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一点。”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贪得无厌，这个世界总会有人比你富有，但是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生活的人是很苦的，贪官确实存在，但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呢？，社会阴暗面不能成为你堕落的借口，你应该想想我能做什么，能让这个社会变好。”

施一公教授说的这些话，让人受益匪浅，让人学会居安思危，他想让更多的人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施一公教授和学生进行座谈会时，他没有教授的架子，而是亲切的和学生坐在一起，对学生问出的问题，有问必答，不管提问问题的学生是哪个专业的，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答学生的问题。

看完了关于施一公的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很真的人，而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首先你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做一个真诚的人，他讲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感受，不管好不好，首先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他。总的来说，施一公老师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以世界科研实力前列的要求来指导中国大学的基础科研工作，他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学生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希望中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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