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关于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演讲（最终版）

第一篇：施一公关于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演讲（最终版）

施一公关于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演讲

【编者按】现年48岁的施一公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放弃美国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首批成员。他在不同场合下对『中国教育』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他于2014年9月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上关于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旨演讲。【我们的大学在科研上的导向，就是指挥师生在西方杂志出版文章。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这是我国大学导向的最大问题。】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 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 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 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 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 宴的时候，跟一位瑞 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 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 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 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 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 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 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 以转化的东西。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 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 有意义的发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 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 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 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 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 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 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 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 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 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 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 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 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 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第二篇：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未来论坛2016年会于1月17日召开,下午论坛从宇宙到数学,现在要谈的是生命科学,分享嘉宾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

施一公主要探讨的是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问题,相对于整个地球的时间人类的时间太短暂,相对于整个人类的时间每个人的生命又太短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我也很受黎曼的鼓舞,我最近读黎曼的生平,我觉得像武侠小说一样,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

大家先看看我们从哪而来。这样一个视频显示的是人的整个的出生过程,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精子,精子在卵子表面不停的游荡,寻找合适的入口,找到以后会释放一些酶,钻进去,卵子很聪明,进来以后马上把入口封死了。进来以后精子被降解掉,精子核和卵子核结合,然后分解发育,两个细胞、四个细胞还在子宫外面游荡,八细胞、16细胞还没有着床。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64细胞,128细胞起,快要找到它的着床地点了。着床之后开始发育,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短短四个礼拜胎儿开始有心跳。

大家看到,神经形成了,四肢开始发育,通过神经凋亡开始形成手指头。4、5个月的时候胎儿开始踢腾,在母亲肚子里,出生之前胎儿的大脑发展非常快,神经原,各种神经突突迅速形成。不要忘了,这样一个胎儿来自于一个受精卵。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生命开始之后,生命的历程很漫长,这里面有很多苦恼,我记得我看过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说的,0岁闪亮登场了,10岁茁壮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拼命打闯,40岁基本定向,50岁回头望望我这年纪,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我们生命的历程抱受挑战,其中受很多疾病的挑战。其中有三类疾病跟我们在座的都有很大关系,跟人类有很大关系,其中心血管疾病也是最重要的,仅在中国就有303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32%。

第二个疾病也很可怕,就是癌症,我们身边的人常常被癌症夺去生命,28%。第三类疾病困扰很大,死亡率不高,但是困扰性很大,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34%的人死于其他原因,大部分是传染病,还有一部分是交通事故和意外。

我今天想告诉大家,我们如何运用科学去接受生命的挑战。我想先讲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起源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从古代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比如说当代的屠呦呦只不过看了古代的一些药书得到了一些启发,获得了诺贝尔奖。

直到最近1985年以后,包括上面显示的布朗,开始发现所谓的低密度脂肪、颗粒的受体,开始真正的征服细菌性疾病,这样一个过程,人类始终用科学,从简单的摸索经验积累,到最后的趋势研究药物发现。所以第一个例子就是心血管疾病。

这个幻灯片,表面的分子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这个球状的是低密度脂蛋白,结合以后被内吞,吞以后颗粒会被降解掉,受体会回到细胞表面,可以重生,再去把新的低密度脂蛋白拉到细胞体内去。1985年两位科学家,也是王晓东博士后导师,就是枸思汀。

布朗(音)。在这一大批人的努力下,很多药问世,包括1987年问世的第一个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到现在为止最有名的这个药已经过期了,就是在座有人服用过的拉丁法他汀。在拉丁法他汀没有过期之前销售160亿美元,堪称药神。

因为我们一直在用基础研究去探索最最前沿的和疾病做斗争的方式,我们虽然有很多方法,但是很多高血脂的人仅仅靠吃这个药并不能阻止软板块和硬板块的形成,为什么?科学家发现这些人当中,如何把LDL降解恢复过去是核心。

所以,这个蛋白也被在几年之前找到了,PCSK9,它可以结合低密度脂肪蛋白的受体,结合到受体以后会把LDL一起拉到细胞内内吞,也就是说LDL拉到细胞内的同时有牺牲了。也就是不再可以把血液中流淌的LDL降解掉,这样大量堆积形成软板块、硬板块,最后带来致命的心血管疾病。这个过程是通过基础研究发现的,而发现这个过程的著名科学家海伦,获得了2015年的生命科学的突破奖,是一位女性。

第二个小例子,治疗癌症的新的曙光,也就是大家听了很多的免疫疗法,这个免疫疗法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大家可能记得2015年8月20号,美国前总统卡特向所有世界关心它的人宣布,很不好意思我得了晚期黑色素瘤,而且当时已经有4个2毫米大的肿瘤在脑子里扩散了。

短短3个月以后2015年12月26号他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告诉大家通过分子疗法,脑子里的4块肿瘤已经完全找不到了。他的分子疗法包括一个很有名的免疫疗法,针对PD1这样一个单克隆疗法,就是右面显示的这个药。

当然免疫疗法的出现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病毒的斗争。这个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包括一位中国科学家,陈列平博士。这个癌症疗法的创始人也是这个概念的发现者杰姆斯爱乐森(音)也获得了创新突破奖。

神经退行性疾病,非常遗憾,我们根本不知道病因,我们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病因。但是很遗憾现在世界上有4700万人受着这个疾病的困扰,预计2050年的时候每3秒钟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我们会突破一亿三千万人受它的困扰。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最有名的离子就是老年痴呆症状,也叫阿尔茨海默病。这是老年痴呆晚期患者的大脑,看左边这个图像,大脑里面是一个一个很可怕的洞,大脑被吞噬掉这个过程。右边显示的是神经细胞外面的一些,到现在我们的确不知道什么导致了老年痴呆症。

但是大家公认的原因,从分子水平上认识到老年痴呆症,也许会为治疗带来曙光。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实验室里,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去年报道了第一个原子分变率的,叫咖咖分泌酶,这个认为是老年痴呆症的治疗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也许通过这个解析、通过这个研究可以找到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办法。

我举了心血管疾病、癌症、过渡到老年痴呆症,过渡到大脑,不要说我们对老年痴呆症的病因不清楚,对大脑这样一个神秘的器官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尽管我们有很好的学习记忆的模型,我们可以模拟出来学习记忆,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深知认为包括我们的电信号记录的神经冲动电位,只是一个表象,不一定是学习记忆的本质。为什么?我们确实是这样一个生物人,用一堆原子构成的人去理解生命。

我们在意我们的五官,就是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感受这个世界。这个过程五官感受以后全部把信息集中到大脑,但是我们不知道大脑如何工作,所以这方面也不能叫客观。我们人究竟是什么呢?你仔细想一想人怎么样处理信息呢?我先对物质做一个定义,我们有三个层面的物质,第一个物质是宏观,我们可以感知到的,直觉可以看到,人是一个物质,房子也是一个物质,天安门、故宫都是物资。

第二个层面是微观,包括远处看不到的也叫微观,我们可以借助与仪器感知到、测量到,从直觉上认为它存在,比如说原子、分子、蛋白,比如说很远的一百亿光年远的星球我们认为它存在,都叫微观。

第三个层面,就是超微观。我们只能理论推测,我们用实验验证,但是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包括量子,包括光子,我们知道可以有能级、能量,但是我真的很难证明,你可以想象,这是超微观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想一想,这个世界是超微观世界决定微观世界,微观世界决定宏观世界。我们人是什么?就是宏观世界里的一个个体,所以我们的本质一定是由微观世界决定,再由超微观世界决定。我毫不否定我就是一个能量形式,只是一个方程,不知道怎么解,仅此而已。我相信,你也应该相信,我们每个人不仅是一堆原子,而是一堆粒子构成的。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一堆由粒子构成的原子,如此之简单。我们有多少原子?大约有6×10的27次方的原子,大约60种不同的元素,真正的比较多的元素,不过区区11种,原子共同共嫁接形成分子,分子聚在一起形成分子聚集体,形成小的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就成一个整体。但是你不觉得吗?你会觉得不管你怎么样做研究,你无法解释人的意识,这个我认为是必要的,一定是在量子力学里面。我自己这样认为。

所以我告诉大家,班门弄斧讲一讲量子纠缠,1935年,当爱因斯坦和他的好朋友提出了量子纠缠,这个词并不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而是薛丁克(音)提出来的,两个纠缠的量子不管相距多远,你对这个量子进行测量的时候,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另外一个很远的量子也可以知道它的存在。

这一个简单的现象既然存在,在客观世界,我相信它会无处不在,包括在我们的人体里是不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他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用直觉去感受的。

左下角这个科学家是著名的理论和实验武力学家,他笃信人的意识、记忆和思维是量子纠缠,量子理论。怎么证明?他说我一定要实物上证明,他在寻找量子纠缠的实体。很遗憾,找了很长时间发现神经细胞里面的微管可以量子纠缠,但是时间尺度是10的负13次秒到负12次秒,远小于进行时间和人的意识形成时间。

但是他找到了,他正在进行实验和验证。比如把磷和钙放在一起,就是磷酸钙,它的量子纠缠时间可以长达105秒,把这样一个极其脆弱,对声、光、电、热敏感的现象可以延续15个数量级的提高,再延续5个数量级就可以到年,以年来保存。

依此类推,你不觉得有一天我们人类会计划,量子纠缠也是一个可以被进化的现象,可以保存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就是远古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被保存下来,量子纠缠。

我问你你相信有第六感官吗?很多人会说不相信。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人进行未知的方式进行交流?你会说也许。第三个问题,量子纠缠是否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世界里面?大脑里。我相信听了我的讲座你会觉得很有可能。第四个问题,量子纠缠是不是适用地球上的物质上呢?你一定会说一定适用。这四个问题是完全一样的问题,倒推回去就说明一定有第六感官,只是我们无法感受。

所以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细胞过来的,受精卵,所有受精卵35亿年以前来自于同一个细胞,一个复杂的量子纠缠的体系,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它。我每呼吸一次舍入10到22次方的氧原子,这一口呼吸至少有10的40次方的氧原子,被世界上很远的角落我没有见过的人呼吸过一次,人一辈子都这么做的而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一天有23克的氧气在彼此的肺当中交换。

时间关系我不讲了,人类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是盲人摸象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形的我们自己认为是客观的世界,其实宇宙中只占4%的能量,96%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叫暗能量暗物质。盲人摸象是科学的?一定是科学,每个人摸的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不知道摸的是背还是尾巴还是耳朵。

我们是原子,我们在宏观世界,我们希望两个世界看超微观,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极其美妙的世界。谢谢大家!

第三篇：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范文模版）

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优秀博士如何养成

我们只能自己寻找导师，而不是那些只会酒桌文化的领导。

时间：2012年6月27日 来源：清华大学

（一）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大约10年前，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语重心长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有些学生读完邮件后告诉我：“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而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回答，其实源自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并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我高中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凭借着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综合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获得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大学阶段，我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并提前一年毕业。然而事实上，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所学专业也不感兴趣。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结果阴差阳错间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并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不免 “洋洋得意”，也会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自信。这期间，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从上午9点做实验到晚上七八点，周末也会去两个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很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赶最后一班校车从霍普金斯医学院回到住处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区。1993年，我曾经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此激励自己。其实，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为其中的一个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也不会再感到枯燥或时间上的压力了。时间安排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尽量往前赶。其实，这段时期的实验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

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4点以后；但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九十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地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10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虽然体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在创业，有时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很近，那里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每一个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时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然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付出时间是必要条件。

（二）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仅仅刻苦地付出时间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吸取人类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知识，当前和以往学习的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以学习知识为主的本科生阶段，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经存在，所以问题是否具有批判性没有那么关键。博士生阶段则完全不同，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这一点，我称之为方法论的转变。

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择要举例说明。

正确分析负面结果（negative results）是成功的关键。作为生命学科的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料中的正面结果（positive results），除个别研究领域外，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应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然而实际上，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大多数低年级博士生对负面结果的看法很消极，直接影响了他们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实，只要有适当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路径、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从这个角度讲，负面的实验结果不仅很正常，也很有益于课题的最终成功。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信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就会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训练。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左右，有时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他们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三）“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1998年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他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理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荡大家思维的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几个例子早已经给所有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告诉大家要打破迷信、怀疑成规，关键的关键是：跟着逻辑走！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讲5遍以上。我自己每次与博士生讨论课题也总是遵循严密的逻辑，用推理、排除法找到实验的下一步解决方案。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全文完）

第四篇：中国创新人才培养

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日前在辽宁大连召开。此次高校咨询会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推进高校改革创新、科学发展。

咨询委员们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大学学术水平、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高校队伍建设等重点问题，特别就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咨询委员普遍反映，这次会议紧扣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更感责任重大、使命神圣。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结合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任务，此次高校咨询会安排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大学学术水平”、“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高校队伍建设”四个专题论坛。

“推进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专题论坛由吉林大学校长展涛担任主持。专题论坛上，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作主旨发言，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等校长参与讨论。

“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陈骏说：“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耶鲁大学校长莱文今年年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讲话，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但前提是，在人才培养上必须要强调批判性思维。在今年5月份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一些国外著名大学的校长也指出了中国大学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认为，中国大学课程设置以讲座式为主，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学生不敢提问、不敢质疑。” 陈骏坦言，从以上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缺少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瓶颈。

我国怎样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陈骏介绍，南京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南京大学于2009年9月在一年级新生中开始启用新的教学模式。这个新模式被简称为“三三制”模式，即实行“三个培养阶段”和“三条发展路径”。“三个培养阶段”是指本科生在四年当中要经过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和多元培养三个阶段；“三条路径”是指学生在完成专业教育阶段规定的学分之后，可以在“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学术类、就业创业类”三条发展路径中自由选择其中的一条，执行个性化的课程计划。陈骏说，“三三制”模式背后的原理，概括来讲，就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的教育思想。

当前改革课程体系迫在眉睫。在陈骏看来，应通过新生研讨课计划、通识教育课程计划，以及增加学生的选择机会等举措，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质疑权威、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在改革课程体系的同时，还要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在天津大学校长龚克眼中，要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应该进一步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使之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关键点、人才培养的着力点、学科拓展的增长点。而政府部门给予政策支持也十分重要，例如对现有教学评价标准进行调整和完善，对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专业设置给予更灵活的支持，对产学研合作教学基地建设给予更多的改革空间，这些政策投入无疑将会促进产学研合作教育达到新的高度。

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

实施教师岗位分类管理，为青年教师成长搭建平台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建设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

教育改革实施主体是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认为：“教师能力跟不上，不仅是理念问题，还是教育的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问题。大学教师对教育的理解有多深，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过去我们的改革取得的进步是实施了较多的量化式管理和考核激励措施，虽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教师的活力，但并没有充分体现出人尽其才的原则，常常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教师。”杨卫介绍，根据学校总体发展目标，浙大将现有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学为主岗、研究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及团队科研/教学岗等不同类型岗位。此外，浙大还为教师提供不同的职业发展平台与通道，实行不同的考核评价方式，通过“分类引导、科学评估、强化激励、动态调整”，积极引导和激励教师围绕学校总体发展要求，根据自身特长、特点和潜能，合理定位，明确职业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杨卫介绍，近年来，学校还积极探索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新机制新途径，先后出台了新教师职业导师制、青年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青年教师交叉学习计划、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学校对原有培养措施进行整合发展，努力把青年教师更快地推向学术前沿。

为青年教师提供学术研究条件的同时，怎样解决青年教师生活上的困扰，促进他们潜心研究，成为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迎军一直思考的问题。王书记如今最发愁的一件事，就是青年教师的住房问题。与王书记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他在讨论时建议：“政府部门应推进解决青年教师住房问题。”

除了青年教师住房，教师总量不足和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矛盾，也引起咨询会上书记、校长的关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长乔建永认为，当前教授很多都集中在40岁到50岁，学术资源过少，竞争激烈，导致急功近利情绪。如何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成为书记校长必须直面的问题。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

党委领导是核心，校长负责是关键，教授治学是根本

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育规划纲要突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并把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认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三个基本前提。这三个前提，一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内涵的理解，二是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和体制前提的理解，三是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旨意的理解。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必须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指向。顾海良认为，“党委领导是核心”，就是说党委负有对事关学校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决策的重大职责。党委书记作为党委的“班长”，重要的是要摆正书记个人与党委集体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好书记个人在党委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校长在行政实施过程中的职权之间的关系。理顺党委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把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要求。

如何理解“校长负责是关键”？顾海良分析，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关键是要发挥校长的行政领导作用，使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校长负责是关键”，重要的就是体现在对学校党委的负责上。对学校党委负责，才能维护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党委领导职责与校长职权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学校和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

“教授治学是根本”。顾海良认为，党委的政治领导、校长的行政职权和教授的学术权力，构成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方面，构成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要素。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和教授治学这三个方面，也涉及高校基本资源即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显然，能否实现高校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质量与效率的衡量标准。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受到很多传统因素制约，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探索。

两天的发言讨论，是一场思想的碰撞。作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高端智库”，20年来，高校咨询会见证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今，高校咨询会成为高校交流办学成果和经验的重要平台，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重要机制，成为政府部门与高校加强沟通的重要桥梁。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一番话，代表了很多大学书记、校长的心声。“一所优秀的大学必定具备强烈的责任感。我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引领社会发展、担当国家重任的优秀青年。能否使我们的青年承担起与国家地位相称的责任，肩负起全球视野下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恰恰是由今天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付出的努力所决定的。”（中国教育报 唐景莉）

第五篇：施一公观后感

施一公观后感

施一公，河南人，48岁，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习教授，2008年辞职回国，现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并不是那种“明星科学家”，但却两度成为社会焦点，上一次，他放弃千万美元的优厚科研待遇，从普林斯顿大学辞去终身教职，在美国引起震动，《纽约时报》2010年1月7日头版也对此事进行专题报道。

施一公教授也是爱国的，别人请求他回国帮助中国科技的发展，他只用一夜的时间就想好了答案，他答应回国，帮助自己国家的科技发展。

施一公接受采访时说道：“坦率地讲，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深深忧虑，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太不相称了，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国家安全不可以靠其他的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与小国不同，科技的落后对大国来说更加危险。我宁愿自己是危言耸听，居安思危不是空话，也许我们已经是居安思危了！如果大家对中国的科技现状有这样的共识，就不应该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要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对现状的改变中来。”

“我希望你们保持对社会的责任感，如果国家不能按照大家想的那样发展，清华人担负的责任最大,人民托起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是辛苦的，想想这些，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一点。”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贪得无厌，这个世界总会有人比你富有，但是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生活的人是很苦的，贪官确实存在，但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呢？，社会阴暗面不能成为你堕落的借口，你应该想想我能做什么，能让这个社会变好。”

施一公教授说的这些话，让人受益匪浅，让人学会居安思危，他想让更多的人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施一公教授和学生进行座谈会时，他没有教授的架子，而是亲切的和学生坐在一起，对学生问出的问题，有问必答，不管提问问题的学生是哪个专业的，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答学生的问题。

看完了关于施一公的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很真的人，而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首先你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做一个真诚的人，他讲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感受，不管好不好，首先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他。总的来说，施一公老师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以世界科研实力前列的要求来指导中国大学的基础科研工作，他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学生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希望中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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