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履新演讲谈人生经历与感悟

第一篇：施一公履新演讲谈人生经历与感悟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有机会与在座的研究生分享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今天，我采用的标题是我5年之前和2010年入学的研究生分享体验时用的标题，“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曲。

我想讲的第一部分是我的成长之路。

以前我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会讲得特别长，而今天这部分只有一张幻灯片。

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发展该怎么办？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下定了决心。

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选择专业。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学入学时就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想学经管、建筑、生命、化学、工程，等等。我当时保送大学，报名的清华的第一专业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系（掌声）。在报机械系之前还报名了北大的物理系。直到85年5月份清华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掌声）。我当时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原来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是数学竞赛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华，数理能力很强。在座数理能力比较好的同学可能有同样的纠结，数理好往往学生物、化学不灵。我曾和生物学竞赛的同学讲，千万不要自卑，数学物理竞赛好的是有小聪明，生物竞赛好的有大智慧。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我今天说的很多内容可能都有争议。学习数学物理着重思维的严谨，注重推理，而生物不同，这些发生在不同的脑区。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的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来让我的成绩排名第一。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笑声）。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

那选专业应该凭啥？我告诉学生，凭未来世界的需求。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以在座的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媒体宣传为转移，更不以毕业之后能否找到工作为转移。这个世界的发展中，一半以上的学术问题来自对人类的关注，叫做生命科学。不管国内就业情况怎么样，其他学科情况怎么样，但大生命学科在21世纪是最大的学科。你们可以去查查，麻省、斯坦福、哈佛最大的学科是什么。我觉得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凭兴趣挺好，没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培养兴趣。有时我在想，人是善变的，你的其他方面可以变，为什么专业是不能变的？一项业余爱好可能你很喜欢，但天天做可能会使你厌烦。我认为做一件事，完全凭兴趣的话，对我而言不靠谱。大学期间我对生物真的是深恶痛绝，因为学不好。我的遗传学实验、遗传课、细胞学实验、细胞课在班上都是中下。

本科讲完，我来讲一讲海外读博。我在清华提前一年毕业，那是在89年。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而对从政感兴趣。可能有些同学了解，当时我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做事。我当时想去从政。而从政又没有门儿，觉得要先去经商。所以当时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订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机会，做公关（笑声）。你们难以想象吧？看这施老师还挺能说会道的，做公关应该还不错。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强太多了，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89年7月24纠结一晚后，我决定考托福GRE出国。在年轻的趾高气扬的施一公心里，出国不是一条路。最终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

在霍普金斯的5年读博期间很辛苦，尤其前两年心情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有一门生物学考试三次考试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对学生物还在适应。如果我不及格的话，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他戴着眼镜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笑声）。他最后给了我一个B-，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时，我第一次回霍普金斯讲课的时候，我去拜访这位教授。我问他，您还记得我当时求您放我一马给我及格吗？他说，我怎么能忘记呢！（笑声）其实因为我对专业没有想好，在读博的前两年一直非常纠结。平时精力很好，一看文章就睡着；听讲座也是，听了十分钟就睡过去了，大家一鼓掌我就醒了，正好大家一块走。（笑声）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我直到博士三年级才出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信心大增，因为结果出来了；到了毕业那年，博士五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

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曾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如果急急忙忙转系，也许去了之后会发现数学、物理、经管可能更没意思，所以我在说服自己，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在往前走。在1995年4月12日博士学位答辩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清华的时候，曾是清华活跃的一分子，小发明协会的副会长，还参与了很多课外活动，做公关，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所以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拿到了offer。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一起做中美间贸易交流，这个经历也很有意思。

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到现在还不到20年。95年12月我写了一篇日记，我说，该去explore的机会，你也都explore了，现在轮到你静下心来，从此之后不再起二心，好好做学术。我也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从95年11月到现在，所有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在座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比不过我。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到现在可以废寝忘食、可以没日没夜地干，觉得乐在其中。我觉得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不是说你天生就有，不是说你听一个讲座突然灵机一动就对一件事感兴趣，我觉得都不是这样。

博士后这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苦，我经常觉得自己不这么做的话就亏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95年11月到97年4月，我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的机会。当时挺幸运的。普林斯顿不像哈佛大学那样有很多学院，像医学院、法学院等等，而是只有一个大学本部加一个国际关系学院，很小。我认为普林斯顿是一个学术圣地。这也是为什么爱因斯坦在面临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美国多所大学邀请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普林斯顿，可能去过的人会有感受。我觉得我挺幸运的，97年4月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我对专业、对研究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我也劝在座的同学，当你有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你们，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问题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面对痛苦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什么状况，你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了以后，你的心态会改变，很难把心态纠正过来。

下面我来讲一下第二部分，认识你自己。

同学可能认为老师很自信，我想告诉大家，我求学时的自卑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是偶尔有insecurity的感觉。但我求学的过程当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博士阶段，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解释“勒夏特列原理”，我那时候开小差，没听懂。后来看书我竟然也看不懂，觉得崩溃了。我总觉得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聪明，真的感到自卑。放眼望向你周围，当别人和你差不多聪明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比你聪明。所以当你觉得别人比你聪明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比你聪明，不要太自卑。

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在座的同学可能很多和我一样，如果不好胜、不自强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特别自强的人也更容易受打击，也更容易自卑。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总觉得我是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笑声）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我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自卑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笑声）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说：“一公，你训练很刻苦（笑声），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了。（笑声）”

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的哥哥姐姐、我的父母都不是运动员，我是二级运动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就是自卑和自信、好胜伴随在一起。我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鼓励我报1500米。当时我写了入团申请书，老师说，表现的时候到了。（笑声）组织在考验你。我就报了1500。运动会前四天报名，报名的当天晚上一激动大腿抽筋了，腿都动不了，比赛的那天才恢复正常。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了整整300米。（笑声）我在全校、在我们班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施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在青春期发育、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3000米跑了10分35。孙教练让我入选校队，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我很自卑，但我又很好胜。

下面讲我觉得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IQ。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IQ。I believe so.第一，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当然现在一般这样说是为了谦虚，但这种谦虚会误了很多学生。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84-86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离开就可以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简单的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哪怕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一周工作50小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能做到，你满足了我的要求，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实验室。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时间，一定不会有成功。

第二个是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从九十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我讲的例子都非常极端，希望大家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去思考，因为对你的专业不一定适用。我举个例子：理科老师会讲，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要宽广，要知道现代科学进展到哪儿了，要泛读，等等。其实我在霍普金斯做博士生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讲的，要读《Nature》，读《Science》，读一些刊物，我也是这样做的。到他的实验室后，我觉得我的表现欲很强，想让导师知道我以后想做教授。我如何让导师知道我很能干、很有见解呢？下一篇《Nature》出来的时候我仔细读，等我有很深的见解之后，去找导师讨论讨论，就能显得我很有见解了。所以有一次《Nature》发了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就去找导师，可是导师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我想导师可能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读。当时我有点功利，想着我是不是白读这么仔细了？（笑）过了一个月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了，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我们领域内的文章。我又想跟他讨论，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笑声）我当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读啊？（笑声）我没敢问。

等到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在写文章。我当时非常疑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套磁”？你还不去表现一把？于是我问导师，像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和他交流？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时间不可以再生。我当时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有时间吗？（笑声）他说我不读文章。我想和大家说，大家在读博士时要读文章，但现在我已经不读那么多文章了，更依赖于会议、电话、面对面等现场交流。当时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读最新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方法论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科学知识的最前沿只是在你做研究的时候让你知道，在领域内你所处在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所以说好的研究生课程不一定是告诉你科学最前沿的内容。

我在普林斯顿期间，普林斯顿最有意思的课是“人和遗传学”，里面最后一篇文章是90年代初期的文章，讲整个人和遗传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和一些关键的发现是怎么来的。最新的发现只是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和你的领域内直接相关，而和你方法论的养成确实没有关系。我问导师，那你写文章的时候怎么写？他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读一些文章。他讲得很实在。我希望大家能够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要有批判性思维。我在博士后的两年里收获巨大，我学到了如何在实验室里真正地攻坚克难。

第三，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Zinc Finger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大凭大脑想象出来的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那时，我在上博士三年级的，我很怕他。他有一米九三，一百公斤，力大无穷。有一次我们超速离心机的盖子拧不开，他去直接把转轴给拧断了。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来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可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认为我最好的一门课是物理化学，朱文涛老师。朱老师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当时教我们的时候也很认真。所以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三处错误。当时我不敢提啊，但是后来一想，那的确是有错的时候，我哆哆嗦嗦的举起手说，我想说有第一处错误。这是，我对面的师兄说“哪儿有错？啊！哪儿有错！”我哆哆嗦嗦说完，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但是我们实验室的小老板说，我觉得一公讲得不错。其实，我发现Jeremy M.Berg，在我说出我的第一句话时，他的脸就红了。这时我们实验室在争吵，老板说今天的组会到此为止。大家觉得我顶撞了老师，没人理我，中午我都一个人吃饭。下午一点，老板找到我说，你学士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Tsinghua University，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说我不关心你来自哪个大学，我关心的是你学的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我的本科老师的理论功底很深厚，所以讲的很透彻。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给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的有了自信。在我找到职位的时候，他们都对我说“Congratulations！”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用自己所学纠正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的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我在科学网的微博上面写了一些对研究生如何提高自己写作和阅读能力的博文。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

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最后，我祝愿大家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第二篇：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未来论坛2016年会于1月17日召开,下午论坛从宇宙到数学,现在要谈的是生命科学,分享嘉宾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

施一公主要探讨的是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问题,相对于整个地球的时间人类的时间太短暂,相对于整个人类的时间每个人的生命又太短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我也很受黎曼的鼓舞,我最近读黎曼的生平,我觉得像武侠小说一样,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极限。

大家先看看我们从哪而来。这样一个视频显示的是人的整个的出生过程,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精子,精子在卵子表面不停的游荡,寻找合适的入口,找到以后会释放一些酶,钻进去,卵子很聪明,进来以后马上把入口封死了。进来以后精子被降解掉,精子核和卵子核结合,然后分解发育,两个细胞、四个细胞还在子宫外面游荡,八细胞、16细胞还没有着床。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64细胞,128细胞起,快要找到它的着床地点了。着床之后开始发育,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短短四个礼拜胎儿开始有心跳。

大家看到,神经形成了,四肢开始发育,通过神经凋亡开始形成手指头。4、5个月的时候胎儿开始踢腾,在母亲肚子里,出生之前胎儿的大脑发展非常快,神经原,各种神经突突迅速形成。不要忘了,这样一个胎儿来自于一个受精卵。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生命开始之后,生命的历程很漫长,这里面有很多苦恼,我记得我看过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说的,0岁闪亮登场了,10岁茁壮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拼命打闯,40岁基本定向,50岁回头望望我这年纪,60岁告老还乡,70岁搓搓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

施一公演讲鬼魂原文

我们生命的历程抱受挑战,其中受很多疾病的挑战。其中有三类疾病跟我们在座的都有很大关系,跟人类有很大关系,其中心血管疾病也是最重要的,仅在中国就有303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32%。

第二个疾病也很可怕,就是癌症,我们身边的人常常被癌症夺去生命,28%。第三类疾病困扰很大,死亡率不高,但是困扰性很大,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34%的人死于其他原因,大部分是传染病,还有一部分是交通事故和意外。

我今天想告诉大家,我们如何运用科学去接受生命的挑战。我想先讲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起源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从古代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比如说当代的屠呦呦只不过看了古代的一些药书得到了一些启发,获得了诺贝尔奖。

直到最近1985年以后,包括上面显示的布朗,开始发现所谓的低密度脂肪、颗粒的受体,开始真正的征服细菌性疾病,这样一个过程,人类始终用科学,从简单的摸索经验积累,到最后的趋势研究药物发现。所以第一个例子就是心血管疾病。

这个幻灯片,表面的分子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这个球状的是低密度脂蛋白,结合以后被内吞,吞以后颗粒会被降解掉,受体会回到细胞表面,可以重生,再去把新的低密度脂蛋白拉到细胞体内去。1985年两位科学家,也是王晓东博士后导师,就是枸思汀。

布朗(音)。在这一大批人的努力下,很多药问世,包括1987年问世的第一个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到现在为止最有名的这个药已经过期了,就是在座有人服用过的拉丁法他汀。在拉丁法他汀没有过期之前销售160亿美元,堪称药神。

因为我们一直在用基础研究去探索最最前沿的和疾病做斗争的方式,我们虽然有很多方法,但是很多高血脂的人仅仅靠吃这个药并不能阻止软板块和硬板块的形成,为什么?科学家发现这些人当中,如何把LDL降解恢复过去是核心。

所以,这个蛋白也被在几年之前找到了,PCSK9,它可以结合低密度脂肪蛋白的受体,结合到受体以后会把LDL一起拉到细胞内内吞,也就是说LDL拉到细胞内的同时有牺牲了。也就是不再可以把血液中流淌的LDL降解掉,这样大量堆积形成软板块、硬板块,最后带来致命的心血管疾病。这个过程是通过基础研究发现的,而发现这个过程的著名科学家海伦,获得了2015年的生命科学的突破奖,是一位女性。

第二个小例子,治疗癌症的新的曙光,也就是大家听了很多的免疫疗法,这个免疫疗法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大家可能记得2015年8月20号,美国前总统卡特向所有世界关心它的人宣布,很不好意思我得了晚期黑色素瘤,而且当时已经有4个2毫米大的肿瘤在脑子里扩散了。

短短3个月以后2015年12月26号他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告诉大家通过分子疗法,脑子里的4块肿瘤已经完全找不到了。他的分子疗法包括一个很有名的免疫疗法,针对PD1这样一个单克隆疗法,就是右面显示的这个药。

当然免疫疗法的出现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病毒的斗争。这个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包括一位中国科学家,陈列平博士。这个癌症疗法的创始人也是这个概念的发现者杰姆斯爱乐森(音)也获得了创新突破奖。

神经退行性疾病,非常遗憾,我们根本不知道病因,我们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病因。但是很遗憾现在世界上有4700万人受着这个疾病的困扰,预计2050年的时候每3秒钟就有一个新的病人出现,我们会突破一亿三千万人受它的困扰。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最有名的离子就是老年痴呆症状,也叫阿尔茨海默病。这是老年痴呆晚期患者的大脑,看左边这个图像,大脑里面是一个一个很可怕的洞,大脑被吞噬掉这个过程。右边显示的是神经细胞外面的一些,到现在我们的确不知道什么导致了老年痴呆症。

但是大家公认的原因,从分子水平上认识到老年痴呆症,也许会为治疗带来曙光。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实验室里,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去年报道了第一个原子分变率的,叫咖咖分泌酶,这个认为是老年痴呆症的治疗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所以也许通过这个解析、通过这个研究可以找到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办法。

我举了心血管疾病、癌症、过渡到老年痴呆症,过渡到大脑,不要说我们对老年痴呆症的病因不清楚,对大脑这样一个神秘的器官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尽管我们有很好的学习记忆的模型,我们可以模拟出来学习记忆,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深知认为包括我们的电信号记录的神经冲动电位,只是一个表象,不一定是学习记忆的本质。为什么?我们确实是这样一个生物人,用一堆原子构成的人去理解生命。

我们在意我们的五官,就是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感受这个世界。这个过程五官感受以后全部把信息集中到大脑,但是我们不知道大脑如何工作,所以这方面也不能叫客观。我们人究竟是什么呢?你仔细想一想人怎么样处理信息呢?我先对物质做一个定义,我们有三个层面的物质,第一个物质是宏观,我们可以感知到的,直觉可以看到,人是一个物质,房子也是一个物质,天安门、故宫都是物资。

第二个层面是微观,包括远处看不到的也叫微观,我们可以借助与仪器感知到、测量到,从直觉上认为它存在,比如说原子、分子、蛋白,比如说很远的一百亿光年远的星球我们认为它存在,都叫微观。

第三个层面,就是超微观。我们只能理论推测,我们用实验验证,但是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包括量子,包括光子,我们知道可以有能级、能量,但是我真的很难证明,你可以想象,这是超微观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想一想,这个世界是超微观世界决定微观世界,微观世界决定宏观世界。我们人是什么?就是宏观世界里的一个个体,所以我们的本质一定是由微观世界决定,再由超微观世界决定。我毫不否定我就是一个能量形式,只是一个方程,不知道怎么解,仅此而已。我相信,你也应该相信,我们每个人不仅是一堆原子,而是一堆粒子构成的。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一堆由粒子构成的原子,如此之简单。我们有多少原子?大约有6×10的27次方的原子,大约60种不同的元素,真正的比较多的元素,不过区区11种,原子共同共嫁接形成分子,分子聚在一起形成分子聚集体,形成小的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就成一个整体。但是你不觉得吗?你会觉得不管你怎么样做研究,你无法解释人的意识,这个我认为是必要的,一定是在量子力学里面。我自己这样认为。

所以我告诉大家,班门弄斧讲一讲量子纠缠,1935年,当爱因斯坦和他的好朋友提出了量子纠缠,这个词并不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而是薛丁克(音)提出来的,两个纠缠的量子不管相距多远,你对这个量子进行测量的时候,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另外一个很远的量子也可以知道它的存在。

这一个简单的现象既然存在,在客观世界,我相信它会无处不在,包括在我们的人体里是不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他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用直觉去感受的。

左下角这个科学家是著名的理论和实验武力学家,他笃信人的意识、记忆和思维是量子纠缠,量子理论。怎么证明?他说我一定要实物上证明,他在寻找量子纠缠的实体。很遗憾,找了很长时间发现神经细胞里面的微管可以量子纠缠,但是时间尺度是10的负13次秒到负12次秒,远小于进行时间和人的意识形成时间。

但是他找到了,他正在进行实验和验证。比如把磷和钙放在一起,就是磷酸钙,它的量子纠缠时间可以长达105秒,把这样一个极其脆弱,对声、光、电、热敏感的现象可以延续15个数量级的提高,再延续5个数量级就可以到年,以年来保存。

依此类推,你不觉得有一天我们人类会计划,量子纠缠也是一个可以被进化的现象,可以保存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就是远古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被保存下来,量子纠缠。

我问你你相信有第六感官吗?很多人会说不相信。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人进行未知的方式进行交流?你会说也许。第三个问题,量子纠缠是否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世界里面?大脑里。我相信听了我的讲座你会觉得很有可能。第四个问题,量子纠缠是不是适用地球上的物质上呢?你一定会说一定适用。这四个问题是完全一样的问题,倒推回去就说明一定有第六感官,只是我们无法感受。

所以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细胞过来的,受精卵,所有受精卵35亿年以前来自于同一个细胞,一个复杂的量子纠缠的体系,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它。我每呼吸一次舍入10到22次方的氧原子,这一口呼吸至少有10的40次方的氧原子,被世界上很远的角落我没有见过的人呼吸过一次,人一辈子都这么做的而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一天有23克的氧气在彼此的肺当中交换。

时间关系我不讲了,人类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是盲人摸象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形的我们自己认为是客观的世界,其实宇宙中只占4%的能量,96%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叫暗能量暗物质。盲人摸象是科学的?一定是科学,每个人摸的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不知道摸的是背还是尾巴还是耳朵。

我们是原子,我们在宏观世界,我们希望两个世界看超微观,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极其美妙的世界。谢谢大家!

第三篇：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范文模版）

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演讲：优秀博士如何养成

我们只能自己寻找导师，而不是那些只会酒桌文化的领导。

时间：2012年6月27日 来源：清华大学

（一）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大约10年前，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语重心长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有些学生读完邮件后告诉我：“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而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回答，其实源自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并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我高中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凭借着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综合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获得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大学阶段，我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并提前一年毕业。然而事实上，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所学专业也不感兴趣。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结果阴差阳错间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并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不免 “洋洋得意”，也会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自信。这期间，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从上午9点做实验到晚上七八点，周末也会去两个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很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赶最后一班校车从霍普金斯医学院回到住处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区。1993年，我曾经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此激励自己。其实，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为其中的一个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也不会再感到枯燥或时间上的压力了。时间安排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尽量往前赶。其实，这段时期的实验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

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4点以后；但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九十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11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地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10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虽然体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在创业，有时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很近，那里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每一个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时觉得很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然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付出时间是必要条件。

（二）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仅仅刻苦地付出时间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吸取人类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知识，当前和以往学习的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以学习知识为主的本科生阶段，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经存在，所以问题是否具有批判性没有那么关键。博士生阶段则完全不同，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这一点，我称之为方法论的转变。

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择要举例说明。

正确分析负面结果（negative results）是成功的关键。作为生命学科的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料中的正面结果（positive results），除个别研究领域外，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应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然而实际上，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大多数低年级博士生对负面结果的看法很消极，直接影响了他们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实，只要有适当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路径、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从这个角度讲，负面的实验结果不仅很正常，也很有益于课题的最终成功。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信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就会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训练。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左右，有时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他们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三）“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1998年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他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理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荡大家思维的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几个例子早已经给所有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告诉大家要打破迷信、怀疑成规，关键的关键是：跟着逻辑走！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讲5遍以上。我自己每次与博士生讨论课题也总是遵循严密的逻辑，用推理、排除法找到实验的下一步解决方案。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全文完）

第四篇：施一公关于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演讲（最终版）

施一公关于中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演讲

【编者按】现年48岁的施一公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放弃美国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首批成员。他在不同场合下对『中国教育』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他于2014年9月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上关于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旨演讲。【我们的大学在科研上的导向，就是指挥师生在西方杂志出版文章。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这是我国大学导向的最大问题。】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 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 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 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 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 宴的时候，跟一位瑞 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 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 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 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 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 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 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 以转化的东西。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 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 有意义的发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 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 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 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 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 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 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 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 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 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 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 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 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 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第五篇：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传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讲

我从来没有机会来北大做学术讲座，或是跟同学们在一块聊聊天，因此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借这个机会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一下，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分享。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产生这些想法和作出各种选择的缘由。我不奢望我这些想法能够影响所有人，但我确信这些想法一定能够影响一部分人，当然影响大家并不是希望大家走我走过的路。

我认为，在中国，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有大志，去做一些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所以，像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全国学子的翘楚。大家要有大的志向，担负起中国的未来。如果你们毕业后，仅仅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担心，仅仅关注自己的房子、车子，那是很不应该的，至少我会很伤心，很失望。

少年壮志

“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还是2002年回国时，看到国内有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谁了》。虽然书名让我义愤填膺，但也没想得很多、很深，只是觉得说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学演讲，讲完以后，校领导请我吃饭，挺有意思。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问我，说：“一公，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南郑州的。他低低头挠了半天脑袋，说：“你老家是哪儿的？”我想了想说，我父亲那一支是云南大理的，云南人吧。他说：“哦，这还差不多。”

听完那番话，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来在外面惹了很多人。但是我还是挺以河南郑州出生为荣的。我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他们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矿工作，于是我就出生在了河南。我是1967年在郑州市出生的。听父母讲，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火的时候，郑州的武斗刚刚开始。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院，最后在一家“保皇派”医院里战战兢兢地生下了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一心为公。

由于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我两岁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镇的一个小村庄里。农村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很清苦的，不过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到地里去吃水果、玉米之类的。

那段经历让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就看不起人家，否则这个人就缺乏教养，会被更多人看不起。

后来，我就在那个村子里读完了小学。那时候我学习很好，老师们都很看重我。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曾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公，你将来一定要为我们驻马店争光啊！” 另外，我觉得上小学时，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很聪明、很爽朗。在我的记忆中，他干什么都行，但就是不太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下放带来农村。在农村，他学会了裁缝和盖房子。后来在机械厂作合金刀具，他也很快就成为了业务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帮助哥哥、姐姐和表哥、表姐复习功课，那时他觉得自己的知识终于有用了。他给他们讲解XYZ，讲解方程式的解法——虽然我听不懂，但在当时我觉得这真酷。小学毕业后，我就进入驻马店镇中心中学就读。高中时，转入河南省实验中学。当时，我成绩很好，想申请入团。可是老师说我发展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恰好那时我们学校要举办运动会，班上没人愿意报5000米和10000米长跑。为了好好表现，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但是那次比赛，我跑了倒数第一，让我羞愧难当。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就天天练习长跑，希望有一天能够一雪前耻。

到了第二年，我又报名参加比赛，拿到了比赛的冠军。这无意中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后来，到了清华，我还想继续跑长跑。可是，学校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所以我改练竞走。那时，我还曾夺得清华万米竞走的冠军，并创造了全校竞走的记录。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就打一次铃来提醒你。这种体育项目特别能锻炼人的意志品质，这让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获益匪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负笈清华

1984年，我作为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参加全国高中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并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那时候我觉得学物理的人是最聪明的。但是，在和北京大学签订保送意向书后，清华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又找到我。当时，那位老师对我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知之甚少，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清华，选择了生物学。

1985年，作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我开始了在清华求学的生活。进入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不喜欢生物。由于对生物系的课程趣味索然，同时还觉得生物系课程没有太多挑战性。所以，我就学习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我不喜欢生物系的课程，但是我依然把生物系的课程学得很好，所以我在清华的成绩一直都是本专业的第一名。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清华大学生物学和数学双学位。在大学求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无疑就是父亲的突然去世。那是1987年，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出车祸后，父亲被送到了医院。到医院时，他的血压是130/80 mmHg，心跳为62次/分钟，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活人，不过就是昏迷了而已。可是医院要求送父亲到急诊室的司机先交上500元押金后才给予以抢救。结果，当闯祸司机在4小时后把钱凑齐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父亲是在未经任何抢救的条件下去世的。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使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很多变化，觉得非常不公平。当时我的心里有很多怨气，以致后来我毕业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也没有很强的回国的意愿。当时，我觉得国内最值得我留恋的就是母亲和家庭。

父亲去了，虽然我还在上大学，但是我觉得我得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了，而且还得慢慢负担起抚养母亲的责任。所以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我开始想法子赚钱。我资金、精力都有限，所以只能做些倒买倒卖的小生意，那时候差不多只要是能倒的东西我都倒过，甚至连导游都做过。靠自己的努力，我还小有成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积攒下了一万多元钱，成了“万元户”大学生。不过，我不希望大家效仿我，在求学时就去做小生意。我当时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就是我虽然做小生意，可是课程一点都没落下，照样考第一。如果你们当中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你们去赚外快。

留学海外

1989年，我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申请自费赴美留学。1990年，我离开祖国，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习生涯。但是，到美国不久我就受到了一系列刺激。当时，我去参加聚会时，大家会问彼此从哪里来，有些中国人就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好像做中国人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就难以容忍，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光辉而灿烂的文明，值得我们自豪。我们不就是临时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当时中国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那时美国的媒体对中国进行连编累牍地负面报道，而且还有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中国“最惠国待遇”........1991年夏天，我准备回国看望母亲。可就在临行前，我的汽车被盗，随后我又被抢。当时，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就决定去欧洲散散心。这次散心之旅最终成了一次闹心之旅，使我终生难忘。

当我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古巴、朝鲜等发展中国家的人都被单独列为一类。签证时，不仅收取的签证费用最高，而且还像查户口似地盘问你。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我拿到了前往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我旅行的第一站。但是，当我在伦敦机场入境时，我就受到了特别关照。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晃，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了一下，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是我错了。他们看到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把我留下来，对我进行盘问，还把我的包打开，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检查。排在我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当时我就觉得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难道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随后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我同样受到了和伦敦一样的“特别礼遇”。当时，我深受刺激。我们不就是穷了点吗？因为中国穷就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我的思想就一点点地开始变化。到了1992年，我就有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打算了。所以，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外面有些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我告诉大家，其实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很高时去影响他们。有时候，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教育课，我相信一定会爆满。我不需要给他们空洞地谈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有很丰富的实例，我觉得我会运用这些实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引起他们的共鸣。上面扯得有些远了点，我们回到留学话题上来。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教授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一开始，我自己觉得英语有点跟不上，就规定自己每天背25个单词，时间长了，也就慢慢过来语言关。我的导师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很忙，所以也就很难能顾及我们，我当时自信心还不够强，也不是很活跃，不怎么受瞩目。加之我先是跟随课题组内的另外一个老师做实验，跟导师的直接接触就更少了，以致读研究生三年了都没有跟导师好好谈过话。

我受到伯格教授的注意，是我到了研究生三年级末的事。有一天，伯格教授突然向我们宣布他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重大破绽。随后，伯格教授就在实验室的一块黑板上推演起来，我一看他的推算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鼓足勇气给他指了出来。物品话音刚落，整个实验室里就鸦雀无声，静得可怕，伯格教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心想坏了，可能惹教授不高兴了。结果，第二天他问我是哪里毕业的，在哪里学的热力学，我说在清华大学学的，他听完就夸奖我学得扎实，还说你们清华的教育做得真好。加之当时我的实验有了一些成果出来，所以从那以后教授就对我刮目相看。在我毕业时，伯格教授还说我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他为我感到骄傲。上下求索

1995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后，还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将来到底干什么，对未来感到迷茫。坦承地讲，那时我对做研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虽然我那时工作做得也很优秀。这一点，我跟饶毅、王晓东不一样，他们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做得很优秀。这方面，我倒是挺羡慕饶毅和晓东他们。

博士毕业了，我觉得自己还有些经商的天赋，所以就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天天忙活到大半夜，很辛苦。结果忙了半年，业务也做得不错，最终却分文未获。经过这些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经商了，随后就果断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重新开始去做科学研究。

1996年1月，我到了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师从尼克拉·帕乌利奇（Nicola Pavletich）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最拼命的时间段之一。当时我的课题是TGF-B信号通路中重要蛋白及蛋白复合体研究。为了尽快出成绩，我那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两周休息一天。其实，休息就是睡觉，因为我当时睡眠严重不足。幸好我以前坚持锻炼，有一个好身体，否则那两年根本撑不住。

功夫不负苦心人，那两年我出东西很快。不到两年，我就在Cell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找到教职。所以，在1998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为助理教授。

名成普林

1998年2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当时学校为我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当时，细胞凋亡的研究进展迅速。所以，我就打算研究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这一系列工作都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为我们实验室树立了很好的名声。我个人也得到了普利斯顿大学的认可，2001年被晋升为终身副教授。2003年，又晋升为终身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后来又成为最年轻的讲席教授。同年，我还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The Irving Sign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学者。

随着我们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开始注意我们实验室、注意我个人。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开始与我联系，希望我去他们学校任职。2004年，哈佛大学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我能去他们学校任职。为了留住我，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提高了我的工资，资助我购买房屋，提供占据一个楼层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直至今天，我还是对普林斯顿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始终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普林斯顿大学很幽静，有一个美丽如画的校园，校内每一栋楼都很漂亮，校内有个卡内基湖，夏天可以划船，冬天可供滑冰，一条专门用于慢跑和骑自行车的小路绕湖一周，绵延几十公里——除了自然环境外，那里的科研环境也十分优越。所以，我觉得普林斯顿就是一个完美的学术殿堂。

后来，我放弃这一切，回到了清华，并不是因为清华的科研条件比普林斯顿大学好，而是因为我认为我回清华后产生的影响比在普林斯顿大，成就感比在普林斯顿强，对我而言，这一点很重要。追梦回国

我回归的打算其实早已有之，在我读博士、做博士后时都有学成回国的念头。我还记得我做博士后时跟妻子讨论学成回国的想法。那时她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我的当时就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到中学当英文或数学老师。

当时她和一些朋友就对我说那多浪费啊！我自己却没觉得是一种浪费，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在于位置有多高，甚至不在于作出多少物质贡献，贵在有一些精神思想，能够影响他人、改变社会。孔子一生不就是传播思想嘛，他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培养教育学生就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很向往。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说，尤其是爱跟学生说。我到一个地方做讲座，不是很在乎老师或者是其他人的多少，但是如果研究生很多的话，我会很高兴。前几天，我去过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学术讲座。我很高兴，因为都是研究生。我觉得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大家的观念可能还没有完全定型。很多东西可能看不太清楚，就像我本人一样，我博士毕业都没看清楚。因此，我觉得跟大家多多交流一下，推心置腹谈一谈，大家可能对有些东西会再多想一点。

但我绝不是希望你们步我后尘，走我走过的路，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的条件和情况完全不一样。通过今天下午的聊天，我觉得你们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你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也不过如此，你们也可以做到，然后找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的。

说到这儿，刚才饶毅讲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后柴继杰。我举个例子，其实我在多个场合也说过，我对柴继杰非常满意，柴继杰的训练非常好，将来必定也能做得更好。

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我前年在清华讲课，柴继杰有几个学生来听我讲课。讲完课以后我就跟几个学生聊天。其中有一个学生聊天的时候就评价我讲课的风格和我说话的方式等等。我说我带学生的话包括带博士后，我就希望把我的这种风格传授给我的学生、传授给我的博士后。我说，我觉得柴继杰就已经把我的一些风格基本学到了。这个学生马上加了一句：“施老师。我们柴老师说了，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听这话，我心里很高兴，这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觉得如果柴继杰不说这番话，我反而觉得他窝囊。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心气儿，我为他自豪！所以，我觉得，你们当中一部分人因为听了我今天下午的漫谈，人生的方向发生了一些改变，将来取得的成就比我大，我就很满足、很高兴。

上面又扯远了些，我们回来继续谈我回国的问题。其实，早在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开始跟我接触，希望我回国，当时我没敢直接答应，说跟妻子商量之后再给他答复。当晚，我给妻子打电话时，她就说支持我，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对陈希说我答应全职回到清华，但是需要一个过渡期。

随后，我才发现，在回国问题上，我和妻子有点误会。妻子支持我回国工作，但是没想到我还要把家也搬回来。为此，我们讨论了一年，最终妻子还是决定全力支持我回国。就这样，我回来了。虽然清华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比普林斯顿大学差一些，但是我不觉得我的研究会比以前差，因为科研始终还是人做出来的。

我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一起回来。我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上会有一些损失，而妻子则更是为了我完全付出。但我觉得回国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虽然美国的教育条件比中 国好些。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存在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民族认同感。

我回国前，也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回去后不到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见颜色了。”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改变，我个人意志很坚定，几十年来形成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两年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真的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叩问自己：到底回来干什么？

最近外面有人说施一公已经学会敬酒了。其实这话不对，我出国前就会敬酒，这有什么关系吗？我有自己的做事原则，不做违背原则的事。我不会与目前的体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东西我会接受，不能接受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

我觉得我在美国有些一流大学请我做系主任或是院长，似乎有很光明的前途。但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发展得很稳定的国家，有没有我关系不大。我在科学上或是其他职位上做得好一些，对美国的贡献也就是从100提升到100.1。

但是，回国后就不一样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东西，从科研体制、基金评审到大学的教育、科研，与美国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我回来后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也会相应地有更强的成就感。还有就是，回到清华，我能够影响一大批年轻人，10年、20年后他们会对我们国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到那时，我从清华退休后就会很满足。

尾声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我不像多数清华人那样深沉，我始终充满激情，做什么事都干劲十足。我也希望大家能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至少在我们北大学生的内心深处应该保留一块理想的圣地。

年轻人面对一些困惑时，往往会发一些牢骚。我当年就曾发过不少牢骚。现在回头想想以前的事，觉得当时年少对很多问题看不清楚，说白了就是年轻时好多看法是不正确的，至少也是有失偏颇的。所以，大家都是年轻人，在面对很多问题时不要轻易下结论，至少不要因为现实的不调和而丧失信心。中国的未来属于在座各位，希望各位踏踏实实做事，将来挑起国家的重担，成为祖国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