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教授方关于官员犯罪的精彩演讲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经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讥讽与讽刺,心里是怎样想的。头几天,网上忽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假如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穿克林顿丑闻那样揭穿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天天都在报导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每天说那些堂而皇之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官员来讲是何等的残暴!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抗这类***,由于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穿,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一想看,忽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实在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往,你就不纵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往看。人都走了,忽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心党校往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往看。800万,太轻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往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他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屋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甚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视机制。只要一有题目就被揭穿,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屋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的坏事吗?假如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屋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轻易,为何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题目,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题目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乃至把他打死固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当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附:贺卫方:善待官员
官员***是现今我们面临的相当严重的题目。每当某个官员的***行为被揭穿出来,总是引发公众的义愤,人们常指责这类官员品行卑劣,私而忘公,完全背离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对此类害群之马必须除恶务尽。同时,人们也相信,对***官员的严厉惩罚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使其他官员有所畏惧和收敛,使官场布满清正廉洁之风。
不过,我倒想为官员们--包括那些因***而遭到惩罚的官员们--说几句话。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官员的***行为屡禁不止的缘由不只是个人品行和修养,更在于我们对官员的要求和给官员设置的制度环境太过刻薄或险恶,使得他们常常不由自主地走向***。
固然,我们的确对官员设置了一系列监视机制,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和司法官员的监视,便载诸宪法--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利机关,行使对其他所有国家机关的监视权,并有权通过法律程序免职官员。但是,人大能否有效地行使这类权利呢?答案恐怕就不那末肯定了。例如,占有关报导,***、王宝森在东窗事发之前,种种***行为已延续有年,而且越来越明目张胆,为何北京市人大历来没有提起免职程序,乃至连质询这类最少的监视程序都没有进行过呢?
监视机关不单单包括人大,实际上对官员的收受贿赂、将国家财富攫为己有的犯法行为,***也负有追究的责任。早在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检察机关就被称为君主的眼睛,在我们这里,各级***更应当做为人民的眼睛,明察秋毫,不容砂子。事实上,我们也常常听到检察机关的官员们表示他们不畏权势,对任何人的犯法行为都果断地加以追究。然而,在那末长时间里,***对陈王等人并没有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独立检察权,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干脆就是睁眼瞎,这是为何?
还有,各种大众传媒对各种不正当的行为也是应当及时地和毫无保存地加以揭穿的,北京市又是各种传媒最集中的地方,既有北京的,又有中心的。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行为,这些人民的喉舌却哑然失声了,不,我要纠正一下,它们没有沉默,***、王宝森们作为领导人在媒体上还频频亮相,时时出彩,而且常常教导各级干部要保持清廉,要至公忘我!
如此这般,我们把官员们置于何等地步了呢?各种监视机关的装疯卖傻实际上是把官员们往火坑里推呵。在民主体制下,各级政府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如今仆人偷窃、浪费主人财产,主人不但不加以诫责和惩罚,反而漠不关心,乃至勉励有加,这不是爱他们,分明是害他们。说实在话,人性都有其弱点,对权利、财富和美色的向往是人类的通病,抑制(并不是治疗,由于这是没法根除的疾病)这类通病的办法不过乎两方面,即内在的对荣誉的寻求和外在的对惩罚的恐惧。如今,我们的荣誉机制并没有很好地确立,而监视和惩罚机制又是如此疏于职守,欲使官员们清正廉洁,难道能人所难?说得刺耳点,这简直像是勾引犯法的机制。
我常想,那些由于***和犯法行为败露而声名狼藉的官员们的心情如何。他们会心情安然?老子这一生也辉煌一时,甚么都享受过,死而无憾了。他们也可能忿忿不平:比我更***的家伙还在外边逍远呢,罢了,罢了,算我倒霉。不过,追悔莫及者恐怕也是在所多有的,他们想的多是:假设当年我第一次利用职权,将国家的屋子无偿送人的时候,报纸就把我揭穿出来,或,***马上就设立特别检察官对我进行调查,我何至于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大不了三两年徒刑而已。更不用说假如有那末严厉而且有效的监视机制的话,我就压根儿不会有***的开始,我会不由自主地做孔繁森那样的干部。唉,到如今,自己身首异处事小,连累儿女后人都背黑锅,这是为何呀!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不管那些已遭到追究的人们怎样想,为了今天仍在位和未来的官员着想,我们真是应当善待官员,对他们建立严格而有效的监视和惩罚机制,不再要把他们置于上面所描写的那种危险地步了。
原载《中国青年报》1998年11月19日
......................................................................................附:赃官临死前
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这个善应当理解为真。面对死神的召唤,人不能不丢掉一切伪饰,不能不把真实的一面示人。比如有些赃官临行前,过往的假面不再能骗众人时,贪生怕死的丑陋嘴脸就暴露出来了。但也不尽然,有些赃官,由于几十年的修炼,功力深厚,死到临头还在演戏
胡长清:跪地求生
也许是自知罪孽深重,在法庭上,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态度十分谦恭。每次发言之前或发言终了都会说上一句谢谢审判长、谢谢公诉人,或是谢谢律师。胡长清在被办案职员审查谈话时,脸色苍白,汗不停地从额头上淌下来。他低着头,不停地喝水,一副坐立不安的模样。在办案职员的强大思想攻势下,他的精神防线开始崩溃,他忽然跪倒在地,声泪俱下。一种求生的欲看在心中涌动,他逢人便跪地求饶,祈求组织上能给他一条生路,请求放我一马。
胡长清死到临头了还说,我能写字,你们留下我,我给你们写字。
2000年2月15日下午,审判长宣读了长达1小时50分钟的判决书,公布对胡长清判正法刑,剥夺政治权利毕生。法警立即给胡长清戴上手铐。当时胡长清神情木然,面容僵硬,眼光呆滞。
3月5日,胡长清在看管所接受了中心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的采访。
在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胡长清时而声泪俱下,时而感慨系之,时而追悔叹息。他回顾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总结了自己犯法的缘由和教训。同时他恳请有关职员转达他的渴求:救救我这个大罪人,给我判个死缓,给我一个改造的机会,我永久铭记党的恩情,感谢党的政策。
胡长清在日记中写道:假设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暴光克林顿一样,勇于报导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3月6日,胡长清和妻子儿女在看管所会面。
3月8日上午8时05分,胡长清被提出监号。在一间普通会议室里,审判长向胡长清宣读了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裁定书。
审判长说:最高法院已于昨天下达了对你执行死刑的命令,你还有甚么遗言要向家里交代?
胡长清语气低沉地表达了两点意见:一是判刑太重,二是希看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在没收他的财产时,给他家属留下一部份。
8点30分,胡长清被拍照验明正身。
8点43分,刑车到达刑场。
8点46分,随着一声枪响,胡长清扑倒在了枯草地上。
周利民:终显人性
2003年8月19日上午,被称为新中国以来陕西最大的金融贪污挪用***案周利民等贪污挪用***4亿余元案一审宣判,主犯周利民、刘怡冰被公布判正法刑。在法官宣判结束公布休庭时,陕西第一银行巨贪周利民在宣判笔录上签完字后,忽然转身向听众席大声喊着:妈!妈!周利民的母亲听到儿子的叫喊后,扒开法警呼喊着:儿子!儿子!听到母亲的声音,周利民忽然跪倒在地,向母亲磕了个响头。10时30分,周利民被带上了回看管所的囚车,其母含泪久久不愿离往。
现年35岁的周利民曾任建设银行西安市分行北京大学街支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等,从1996年初与老搭档刘怡冰以高息存款为诱饵,用私自印制的存单和存款证书等,在社会上大肆吸收单位和个人存款总计4亿多元,并将吸收的存款采取不进账的手段,任意支配使用,除案发前回还27817万元外,尚有133396万多元没法回还,其行为构成了贪污罪。
戚火贵:瘫软在地
2001年8月13日,离公然宣判戚火贵还有20分钟时间,海南东方原市委书记戚火贵接受了记者采访。
戚火贵说:我坚持学习,报上宣传三讲,三个代表,我都在学习,我一直坚持学习到昨天下午。我在监仓里(看管所)看过好几本书,《***的人格》、《新中国的诞生》和一些法律书包括刑法等。我对党是有感情的,在建党8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有3000字。今天我要被枪毙了,从我的成长来讲,共*产*党对我有恩,人不能忘本。
对爱人,戚火贵说:不存在恨不恨,她能够活下来,她能够检讨自己,后半生能够平安过就行了。他说:我假如有一个好的爱人,假如她及时提示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很多东西(指受贿的事)受她影响,我讲她也不听。
上午7时05分,在武警和法警的押送下,戚火贵被押进了海南中级人民法院。走下囚车的戚火贵浑身瘫软,由两名武警扶持着。
7时40分,有关职员为戚火贵验明正身,8时10分,戚火贵接受媒体采访。8时30分,罪犯戚火贵被押上审判庭。
9时23分,戚火贵在武警的押送下,被拖下囚车,9时25分,烦闷的枪声响起,戚火贵扑倒在地。
蒋艳萍:死用姿本
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晓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蒋艳萍以这一名言,在短短十余年间从一位仓库保管员,爬升为副厅级的老总,个人名下的财产要用千万元这个单位来计算。
1999年7月5日,蒋艳萍被逮捕。
为了排除她多年罗织的关系网的干扰,办案部分将她转移到离开长沙的汉寿县公安局看管所。蒋艳萍为了解到关于她的案情调查情况,经过一番思量,将目标选定为与她接触最多的该所副所长万江。自此,蒋艳萍每到万江提审她时,都会用那双风情万种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几番提审下来,两人终究搂抱在了一起。
在万江的帮助下,蒋艳萍和众多与此案息息相干的人获得联系。随即,几近所有重大涉案职员翻供、新查获的线索难以深挖、相干职员的供述惊人的类似。
在庭审的最后阶段,蒋艳萍脸色惨白,身体向右歪靠在椅子上,当得知蒋艳萍是胃病发作,审判长公布休庭10分钟。
10分钟后,在随即进行的被告人最后陈说时,蒋艳萍忽然供认确切存在犯法的事实,并表示愿意认罪服法,希看法院能给一个公正客观的判决。
李玉书:凄厉哀叫
前四川省乐山市交通局局长、副市长李玉书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2001年6月12日被刑拘,2003年10月14日李玉书被执行注射死刑。
据管束说,2001年6月21日李玉书走进看管所的第一天,还不愿面对自己已经是囚徒的事实,依然盛气凌人。对着看管所的教导员叫嚣,我是副市长不是个囚犯,两杠两星的(局级干部),我招之即来!你算老几?而且夸下海口说道,我半年内就出往,甚么事都没有!在看管所里他还常常卖弄学问,用英文写信、写日记。
2001年12月4日,李玉书被正式收审。2002年1月10日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正法刑。李玉书不服,提出上诉。2002年7月11日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死刑。管束说,李玉书提出上诉后,愈来愈惧怕黑夜,渴看阳光。经常半夜蒙在被子里抽咽,双手也会不停地发抖。会在睡梦中呼唤女儿的名字,豆大的泪珠不时从眼角滚出来。
2003年10月13日,李玉书接到核准裁定,他将于10月14日被执行注射死刑,这一结果让李玉书精神完全崩溃。在看管所的最后一夜,李玉书不时从噩梦中惊醒,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惊叫。
李真:临死反腐
2003年10月9日,李真被带出天津某看管所前往唐山。当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唐山对李真受贿,贪污一案公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李真上诉,维持一审对李真的死刑判决。
当法官公布了上述判决后,李真的双腿抖了一抖。他反思自己走向毁灭的本源时说:人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信念,丧失信念,就要毁灭一生。
面临死刑判决的李真,在强烈的求生愿看中给专案组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提出了宽严并举的办法,希看中心根据***份子的认罪态度,严厉处理不认错的,宽容认错态度好的。这其中,无疑包括了侥幸躲过死刑的期看。
他说,我个人以为,当前官场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和结党营私,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渗透,不但在党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如不断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整治,无疑会成为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极大危险和严重障碍。
这些说得对,但没有救李真的命。
王怀忠:斗智狡辩
王怀忠出生在曹操的老家亳州,被称为官场上的现代曹操,对曹操的格言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身体力行,所以,案发后不轻易认罪也符合他的性情特点。
2004年2月12日,人民法院用朱笔给王怀忠签发了地狱派遣证,勾销了这位安徽省原副省长罪行的生命。
王怀忠主管过政法工作,对司法知识把握的程度,让他的辩解律师都吃惊,然而他到死都不认罪,毫无忏悔之心。
最高法院合议庭复核的结论是,王怀忠索贿受贿折合人民币997.68万元。1000万元是王怀忠心目中活命的底线,他自以为已宣判的省部级干部职务犯法案件,犯法数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不会判正法刑。为了使法院认定的犯法数额不超过1000万元,王怀忠费尽心机,8次提审,王怀忠都要提出狡辩的理由,不断提出新的证人、知情人。出尔反尔,拒不认罪,有时把亲笔供词当场撕掉。最后,诬告办案职员刑讯逼供。
假如暂且抛开此案的法律意义、社会心义不谈,而只从智力较量的角度来讲,王怀忠与办案职员的水平都是超一流的,这出戏是非常出色的。王怀忠为活下来的努力远远超过了胡长清、成克杰,在秦城监狱里,他没有一天不学习《刑法》。
王怀忠错误地估计了党中心反对***的决心和力度,心存侥幸,终究聪明反被聪明误。山东省***检察长李敬武的话语重心长。
固然王怀忠拒不认罪,但公诉机关用76本卷宗无可辩驳的事实,还是将王怀忠案办成了铁案。
徐炳松:
我受贿赂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当了,希看能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
第二篇: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官员犯罪的精彩演讲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
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 ”,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一件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邓小平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变成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第三篇: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
北大教授贺卫方关于反腐败的精彩演讲[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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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
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
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
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
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一般人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
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
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外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
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第四篇:北大教授推荐
北京大学教授推荐书目
2009-06-08 18:39:44 来自: 中·和(两场学术报告:论时间&双语论语)北大教授最喜欢的书
人民网读书论坛网友:丛林漫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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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我最喜爱的十本书《理想国》、《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哈姆雷特》、《少年维特之烦恼》、《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孟子》、《唐诗三百首》、《红楼梦》、《古文观止》、《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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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我最喜爱的书《论语》、《庄子》、《陶渊明集》、《绞刑架下的报告》、《生死》。
邵津:我最喜爱的书《冷战后国际关系》(宫少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王逸舟)、《国际法》(邵津)、《案例与资料》(M.Dixon&R.McCorquodele)、《千首唐人绝句》(富寿荪)、《徐志摩经典》、《名曲的诞生》(崔光宙)、《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A Practical English Grammar》(A.J.Thomson&A.V.Martinet)。
萧超然:推荐书目《左传》(木刻本)、《孟子》(木刻本)、《古文观止》(木刻本)、《唐诗三百首》(木刻本)、《郑板桥家书、道情十首》(铅印本)、《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
祝总斌:推荐书目《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廿二史(答刀)记》(赵冀)、《周礼正义》(孙诒让)、《人间词话》、《论语集释》(程树德)、《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思痛录》(韦君宜)。
白化文:推荐十种引人入胜的中文经典著作《史记》、《杜甫诗》、《世说新语》、《陶渊明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桃花扇》。
乐黛云:影响我的十本书《简爱》、《罪与罚》、《怎么办》、《庄子》、《陶渊明集》、《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奥尔格·勃兰戴斯)、《近代文学批评史》(雷纳·韦勒克)、《管锥编》、《文心雕龙》、《后现代主义与文化逻辑》(杰姆逊)。
刘方(木或):我最喜爱的十种书《政治经济学批判》、《邓小平经济理论(摘编)》、《经济学》(萨缪尔森)、《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刘国光)、《陈岱孙文集》、《短缺经济学》(科尔内)、《第三产业经济学》(李江帆)、《灾害经济学》(何爱平)、《消费力经济学》(尹世杰)、《未来之路》(比尔·盖茨)。
谢冕:我爱读的几本理论书《万历十五年》、《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艺术哲学》(丹纳)、《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
钟哲明:我最喜爱的书《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怎么办》(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褚斌杰
我最喜爱的书《庄子》、《红楼梦》、《鲁迅全集》、《论语》、《史记》、《白香山集》、《儒林外史》、《契诃夫小说》、《培根论说集》、《负暄琐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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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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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余光:我所喜爱的十种书《诗歌集》(德国海涅)、《诗经今注》(高亨注)、《史记》、《历史研究》、《胡适自述》、《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学名著》(钱穆著)、《爱晚庐随笔》、《书的礼赞》、《论出版自由》
第五篇:北大教授
北大教授:有些抹黑共产党的人恰就是共
产党员
2014年04月23日10:18 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有话说(4,047人参与)收藏本文
原标题: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
每每谈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过于理论性的话题。而实际上,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学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生活所及的诸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算不上是新鲜事物,今天这一思潮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
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有学者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中国不应该抗拒,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历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做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必须警惕。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认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对民族、对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开始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就会削弱民族认同,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没有了,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在认识层面,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期用一个标准,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再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后,短短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干巴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会表达,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效果就会好很多。
最后,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党管理好。有些抹黑共产党、诋毁共产主义的人恰恰就是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出党。对我们党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