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篇：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前 言

这一讲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基本问题：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目标

二、发展民主政治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三、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

五、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六、努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目标

1.“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发展目标。2.政治文明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

首先，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其次，政治文明是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最后，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二、发展民主政治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1.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才能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

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一是要落实宪法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权，保证期依法履行职能。• 二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保证立法和决策更• 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

三是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进一步提高人大常委会的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

3.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4.积极扩大基层民主

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三、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2.确保法律的权威性

加强执法和执法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

3.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

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4.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尤其是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

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

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证决策正确。

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有关制度，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五、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执行等环节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使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1.制约和监督的重点和关键

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2.强化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 3.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

4.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

5.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 6.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六、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1.2.3.4.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的矛盾 加强政法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5.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6.加强全球化环境下的国家安全工作

第二篇：研究生政治之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自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以来，已经30年了。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譬如，执政党地位的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加强和完善，“人民公社”体制的彻底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基本终止，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一国两制”的成功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等等。正是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什么进展的说法和认识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比，现行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甚至有的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相适应。”因此，我们要在科学总结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而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必须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以前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和分歧，不同程度上都与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认识上的偏差有关、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之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三大至十七大的历次代表大会也都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2]

之所以要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因为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准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性质，就会产生或“左”或右的错误认识，影响乃至放弃政治体制改革。

从本质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形式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创新和优化。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根据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要求，我们大致可以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概括为以下五个“有利于”：第一，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必须有利于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第三，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第四，必须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第五，必须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五个“有利于”的原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缺少哪个方面都会出现问题。只有严格遵循这些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既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又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政治体制。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较之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更困难、更艰巨的改革。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是要改变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采取全方位推进的、剧烈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渐进式的、逐步推进的方式。

要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有必要澄清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争论和分歧。综合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争论和分歧的核心，还是邓小平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18年前，邓小平在视察我国南方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P372)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明确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央领导集体在强调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同时，曾经反复阐明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其二，必须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三，必须通过改革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通过不断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而彰显其优越性的。

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但是有的人片面地看待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改革的教训，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亡党亡国。这种思想认识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误解，也是高看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政治革命，它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改革，无论怎么改，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给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增添生机和活力，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强身健体的工程。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度、人事与文化的协同变革

以往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理解，似乎都只是注意到制度和体制本身的层面，没有或较少关注到与其相关的其他层面。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制度、人事和文化协同变革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欲改难行、步履蹒跚，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实现制度、人事、文化三者的协同变迁，在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人事和文化拖了制度的后腿。换句话说，是改革的理论设计和实践没有“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5]

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制度和体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制度和体制的重要性，可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非制度化劫难的邓小平的认识最具有权威性。他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初，就明确地提出要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P333)

制度固然重要，但是人事和文化也不可或缺。从三者关系来说，制度是人事和文化结合的产物，人事是制度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因此，要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廓清制度与人事、文化的关系，促进三者的协同变革。

关于制度的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纳。钱穆认为，要把握制度的精神，必须注意如下要点：第一，要讲一代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而且制度已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互相配合，形成一个体系，否则制度个个分裂，既不能存在，也不能推行。第三，制度虽已勒定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某一制度的创立，决不是凭空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然后渐渐地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第四，任何一项制度之创立，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否则它不会存在。但任何一项制度，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时过境迁而忽视其当时的实际需要和真正的用意。第五，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以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判定。第六，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要重视其地域性和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某一制度是可行的，但并非在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也是可行的。因为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7](P4-7)。

制度的生命力是深藏于社会环境之中的，正如拉斯基在《美国总统制》中所说：“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其奥秘并不是简单地在书本上所能阐明的。这并不是说，制度本身神秘，而是因为产生制度的环境如果发生变化，则制度本身也就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制度也可以根据运用制度的人物如何经常发生变化”，“重要的制度并非单凭一纸法律就能形成，它其实是传统、成规和惯例的结晶。这些传统、成规和惯例，虽不见于法律，却具有不亚于法律的影响力。”[8]对此，我们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性质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而且要把它具体运用到制度和体制生成条件的分析之中。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与现代化所需的人文素质和人格品性，尚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我们的政治精英队伍，既缺乏系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专业训练，又缺乏献身国家和民族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致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步履维艰。对于人的因素对改革的阻碍，邓小平也是深有感触。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P164)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是该国文化的固有组成部分，体现并反映了该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与演化趋势，在中国这种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度里尤其如此。

三、政治体制改革是扬优、借鉴、创新结合的变革过程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以后更是如此，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模式。因此，需要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创新，增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生机与活力。

展开而论，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永恒课题，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政治革命的性质，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通常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其一是“扬优”，即充分发挥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现存的基本政治制度，因而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长处充分展示出来，基本政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和科技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优势，只有当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具有了比较优势，才能保证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曾经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曾经提出：“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个原则：一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二是，改革的目标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基层民主，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三是，坚持不懈地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以不断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四是，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五是，不能丢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六是，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1]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所说的这些原则和要求，集中起来有一个核心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而不是放弃这些优势去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

其二是“借鉴”，即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因为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由于原有政治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因而不能只在原有体制中打转，而需要借鉴其他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人类政治发展史反复证明了一条真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要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同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总是离不开借鉴别国的经验和教训，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借鉴是政治制度发展和优化的必经之路。而且，政治制度的优势和活力就在于其借鉴和吸纳其他政治文明的能力。因此，要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就必须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

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列宁曾经主张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要同资本主义最新的东西相结合，他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6]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指出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7]周恩来甚至说过：“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8]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P373)

其三是“创新”，即通过更新原有政治体制使之充满生机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的更新，只有创新政治体制，才能从体制和机制上巩固基本政治制度。

政治发展是政治生活的文明化过程。衡量政治生活文明化的标准可能有许多层面，但其中最重要无疑是政治体制的文明化。所谓政治体制的文明化，其实就是政治体制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创新的过程其实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因此，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以政治体制的创新为基本标志的。不仅如此，政治体制创新还是政治体制活力的源泉，能否及时地实现政治体制创新是政治体制是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体现。政治体制创新能力是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之所在。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调整各方面的政治关系，但其直接的目标则是政治体制的更新，也就是新的制度安排。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才能改革旧的制度建构，推进政治发展。因此，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创新，政治体制改革就失去了其初始意义。表面上看，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对原有政治体制的调整，而在深层次上看，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是“破坏”不如说是“建设”，即对现有政治制度的维护和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只能采取“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改革策略——即通过政治体制创新来带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性障碍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同以往的30年相比，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创新的现实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得多。譬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由市场主导的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体制保障；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政治体制创新，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解决腐败问题，重要的在于通过政治体制创新，从制度上制约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解决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以使权力正确行使；统筹中央地方关系，其实质是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形成一个合理的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格局，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取决于能否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形成一个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由此奠定公共治理结构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不仅如此，政治观念的变革更新也要求政治体制创新。观念是体制的先导，体制是观念的体现。没有体制创新，观念更新就是空话。近些年来，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中国的政治观念变革有很大进展。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三大政治理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又如温家宝多次讲到要使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等等。明确提出这三大政治理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重大突破。然而，如何才能使这三大政治理念落到实处呢？关键就在于通过政治体制创新，使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如何蕴涵这三大政治理念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温家宝所说的，要使这三大政治理念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就扬优、借鉴、创新三者关系而言，“扬优”是前提，因为基本政治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巩固，政治体制改革就失去了其初始意义；“借鉴”是途径，因为新的政治体制不会从空中掉下来，也不可能是原有制度中所固有的，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从其他政治文明中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过来；“创新”是目的，因为“扬优”也罢，“借鉴”也罢，都是为了实现原有政治体制的更新，使之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扬优”不是固守原有政治体制不变，“借鉴”不是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创新”不是放弃现存的基本政治制度。只有通过“扬优”和“借鉴”，找准本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实现政治体制的自我更新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2]这应该成为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也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再认识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第三篇：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思考建议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使饱受凌辱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实现了和平与独立。此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变革。在经济建设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经济，提倡合作、互助，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沿着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越走越远，以致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邓小平主导，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衣食住行的变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经济体制的深化举步维艰，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难以为继，腐败之风积重难返，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愈见强烈。

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钥匙在哪里？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来。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以后也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法开始。但是，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严重滞后了。这方面，邓小平也早就有过说法。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1986年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到现在，矛盾越来越深。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愈显突出。对于这种紧迫性，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文革”十年**，把中国搞惨了。文革浩劫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则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归咎于“四人帮”。有人则说是毛泽东错误地重用了他们。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并不仅在于用错了四个人。毛泽东犯的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性的错误；不是短期的错误，而是长期的错误。其实，领袖也是人，难免会犯错误，问题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有没有纠正领袖错误的机制。对比发达国家的宪法、法律，我们发现人家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作了很科学的规定，而且能够保证实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搞了个水门事件，被揭露了出来，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国会要弹劾他，他只好辞职。克林顿闹了桃色事件，美国国会启动了弹劾程序，只是最后表决中票数不够，才免于下台，但他已经多次道歉。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能做到吗？人们能弹劾毛泽东吗？能及时制止他的错误吗？毛泽东语录为什么不经立法程序，就成了国家意志，成了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还得“宣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由此可见，“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体制不能及时制止毛泽东推动“文革”。“文革”结束20多年了，但是这一点深刻教训人们并没有真正汲取，没有从法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如果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样管不了！

总之，“文革”悲剧发生的政治体制系统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发的机制还没有形成。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文革”教训，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消除导致“文革”悲剧重演的种种体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机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有论述。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要与国外大企业竞争，它们的竞争力实在是个大问题。而人们明明看到私有经济效率高、竞争力强，可就是不敢放手发展。这也是受政治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好比人的两条腿，走起路来，虽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离太大。你不能一条腿迈得很远了，一条腿还在后头。可是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已经走了相当的距离，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当滞后，它客观上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

此外，抓紧改革政治体制，也是为了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经济体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成果有没有丢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办公楼旁边有一个私营小饭馆，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凉面，跟饭馆老板很熟。他常问我：会不会再来一次公私合营呢？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倒资本家呀？会不会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会不会把我的财产没收呀？我说，有这个可能性。要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短暂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当然是历史的大悲剧。

第三，从反腐败、维护社

第四篇：浅谈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程论文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班级：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12级在职研究生 专业：公共政策制定专业 姓名：苏杭 学号：20123812022 成绩：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党代会常任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试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以下简称“党代会常任制”）是指是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后，在党的委员会任期内每年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行使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期间，党代表的资格继续有效，不再重新进行选举。我们党在1958 年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常任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二次会议。但此后，由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断。自1988 年开始在中组部的支持下，全国有12个县市区陆续开始了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摘自百度百科)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5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是在召开大会前选举产生，大会闭幕后，代表资格消失。如在地方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笔者认为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常任制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关系混乱。党代会常任制与人代会和政协会要求一样，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任期5年，形成三会并存的情况。从顺义区情来看，许多党代表同时也是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很多都是行政、事业机关无党派人士和区内企业家，这就容易造成三会之间的关系混乱，三会代表交叉任职率高，三会研究和决定的议题重合等问题，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

二、造成权利机构的变革、冲突。党代会常任制的出台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制度出现，如：党代表任期制、设立常设机构、党代表提案制等等。党的 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利机构，在现行的体制下，党代表只有在开党代会之前进行选举，党代会闭幕后代表资格被取消。此外，中央和地方很少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常委会成为现行体制下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形成权力倒挂。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常设机构的权力如何界定，和党委是什么关系，是推行党代会常任制面对的难题，其常设机构也必然会对常委会的权力构成威胁，弱化常委们的权力，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三、党代会常任制缺少法律依据。人代会和政协会都有法律依据，但是党代会常任制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在十八大新修正的党章中也没有体现，中央也没有出台规范性的文件。这就造成地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地方领导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开展工作。从顺义区情来讲，顺义已经出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办法》，但在《办法中》只是对代表的义务进行了说明，而没有阐述常任制的党代会及其常设机构的权力。

四、推行党代会常任制也许会遭到政府的抵制。党代会常任制会有一些配套制度，加强党代表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的权力，这就可能引起党委从宏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同时加强了微观管理，插手政府事务，造成政府的抵制。

在笔者看来，党代会常任制将是党体制机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打破现行权力分配格局的一次大胆尝试。如果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各种配套制度良好运行，将实化了党代会的权力，加强了党代表的作用，加快了党内民主进程，推进了党内监督和权力制约，密切联系了群众。

近年党内体制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进行的，目的是要地方基层充分发挥创造性，如果试点成功则进行选择性推广。目前，党内实行基层民主、中层放宽、高层精英的政治格局，党内高层出现分化。有人说，党内稳则国家稳，我国的政治只是把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如果党代会常任制试行成功，则 会率先打破基层权力格局，加大了党员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力，进而从下制约上层权力，让人民决定中国未来前进的路线，让国策更加符合基层实际。

第五篇：政治体制改革

新的历史跨越

---浅析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方向

【摘要】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在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在完善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方向

【正文】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里提出的“两个必须”和“三个更加注重”表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原则和着力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曾经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是否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否到了骐骥一跃的历史时刻？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长期坚持这些来自实践、符合规律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一以贯之强调和坚持的重要思想观点和重要指导方针。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期以来，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原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健康顺利发展。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

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这是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认识到的真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南。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孙文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贪污腐败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根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 《十八大报告》

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尚德文著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  《新的历史跨越：关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陈武明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