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腐倡廉与政治体制改革
反腐倡廉与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 时间：2010-06-08 浏览次数：1659 次
关键词：反腐倡廉政治体制改革
内容提要：本文从反腐倡廉的角度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了已有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抑制腐败上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就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建议。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一个人们私下谈论较多但公开探讨不多的话题。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现有文章和书籍多就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展开具体研究，而有关反腐败的文章也很少有直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的，尽管有关制度建设反腐败的文章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所涉猎。因此，本文力图从反腐倡廉的角度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根治腐败的角度分析政治体制改革已有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提出建议。
一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来势汹汹的腐败狂潮，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执政党和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早在1980年，陈云同志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也有过类似的论断。13年后，江泽民同志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他们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和长治久安的高度，教育全党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重大意义，并站在这一高度引导反腐败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的必要性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可以这幺说，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因为，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最终都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提高反腐败工作成效的关键之所在。这些年腐败的发展演变态势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流行的腐败形式也说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腐败现象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转变的趋势，从寻租型腐败向滥权型腐败转变的趋势，从而凸显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现象主要是由于体制外经济成分与体制内经济成分的相互作用、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同时并存诱发的。个体户、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发展起来，但他们缺乏原材料、贷款，同时缺乏产品销售市场，在市场机制残缺不全的情况下，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他们不得不贿赂经济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以打通原材料和产品购销渠道。因此，改革开放早期的腐败行为主体是经济管理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业的购销人员，他们的腐败行为带有被动性，私商、私倒活跃于计划与市场、体制内与体制外之
间，从双轨并存的经济体制中渔利。但是腐败现象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从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各种“官商”、“官倒”开始发展起来，他们主动利用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差价、利用国有和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差别待遇，为自己谋取私利。进入90年代以后，腐败行为主体中增加了新的成员，出现了“三机关一部门说”，即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成为腐败行为的主体。随着价格双轨制等计划和市场双轨并存的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双轨制带来的寻租机会大幅度减少，寻租型腐败在90年代中期以后相应地呈现出衰减的态势。但另一方面，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有增无减，滥权型腐败呈现扩散蔓延的态势。具体表现为：（1）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腐败大案在80年代主要是指违法违纪金额在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案件，在90年代贪污贿赂大案的标准分别提高为5万和10万元。据统计，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的腐败大案总数1983——1987年为30651件，1988——1992年间升至49122件同比增加了60%，1993——1997年间飚升至168904件增加了2.4倍。（2）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涉足腐败案件的比例增大。据统计，1983——1987年间因涉嫌腐败案件而受到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总数为1500余人，1988——1992年间为4623人，1993——1997年间高达9769人。（3）行业性、部门性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在蔓延。涉足其中的行业、部门愈来愈多，已经从公共服务行业和公用事业部门扩散到党政实权部门和精神文化产品生产部门；变无偿的公共服务为有偿的收费服务；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行为屡禁不止；利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和挥霍浪费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
就我国目前流行的腐败形式来看，也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近年来中纪委全会的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我国目前所流行的腐败形式可以概括为以下10种，每种腐败形式的流行背后都有着深层的制度性原因：（1）“一把手腐败”：主要是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腐败。一把手腐败的流行，反映出现行领导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缺乏透明度等弊端；（2）用人腐败：具体表现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行为，它彰显出现行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在干部任用上缺乏民意表达机制由少数人选人的弊端；（3）行政执法和司法腐败：主要表现为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究其根源在于现行执法和司法体制既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又缺乏必要的监督的弊端；（4）公贿：它是指下级政府及官员为办公事用公款贿赂上级政府部门或官员的行为如“跑部钱进，进京送宝”及对上级检查团接待规格上的竞相攀比行为等。公贿的流行，深层原因在于现行政府间管理体制财权和事权过于向上集中的弊端；（5）基层政权腐败：主要是指一些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为黑社会恶势力所把持成为他们欺压百姓敛财自肥的工具。基层政权腐败说明现行政治体制中基层权力获得和运用机制规范化程度较低；（6）审批权腐败：即利用行政审批权从事权钱交易，它突出反映了现行审批制度中审批事项过多审批手续繁琐的弊端；（7）寻租性腐败：主要指企业为寻求政府的保护或优惠而主动行贿，其制度诱因在于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中政府干预和保护过多；（8）垄断性腐败：主要是指那些从事公共服务或公益事业的行业或部门凭借垄断经营权谋取部门利益的行为，其制度基础在于现行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中存在的行业或部门行政性垄断的现实；（9）税收流失性腐败：主要是指通过各种
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进行税收减免而引起税收流失，它反映出现行税收征管体制中税收减免开的口子太多并且政出多门的弊端；（10）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领域的腐败：包括公共投资项目中的黑箱操作、政府采购中的回扣风等，它反映出现行财政投资管理体制中财权分散监管乏力的状况。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遏止经济领域中的腐败行为，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建设的治本措施，如公共工程招投标制和监理制、政府采购制、会计委派制、离任审计制等等。这些制度性反腐败措施在遏止腐败盛行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当遇到一把手腐败时，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许多问题在一把手在位时就有群众不断反映，但只有在他们离位时才有可能查处，群众称之为“屁股一抬，问题出来”。这些都说明，上述10种腐败形式都与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是经济领域的腐败形式也都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来看，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彻底扭转腐败高发多发的势头，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
在过去20多年中，党和政府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在遏止政治领域的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努力遏止“一把手腐败”。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腐败即俗称的“一把手腐败”，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放大效应。一把手腐败往往导致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干部的群体性腐败，出现所谓的“一窝黑”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是产生一把手腐败的主要制度根源。为了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遏止一把手腐败，这些年我们党在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内容包括：（1）实行党政分开。坚持党政职能分开，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了各级党委办事机构中与政府重迭对口的部门；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尊重和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尊重和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改进对这些机构的领导方式等。这些措施对于调动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的工作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防止因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滥用权力现象。（2）加强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委集体领导，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防止个人专断。（3）实行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相互监督等。（4）提倡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专家的建议和群众的意见在决策中受到一定的重视。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防止一把手权力过大并滥用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对一把手的监督在目前的体制中仍然是个薄弱环节，同时要求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机制客观上起到了强化一把手权力的作用。
2．改革集中的、封闭的和神秘的干部人事制度，积极遏止用人腐败。用人腐败是滋生其它形式腐败的温床，吏治败坏莫不由此肇始。改革开放后，用人腐败的频发领域也是几经变化。在80年代，招工、转干、毕业生分配中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曾盛极一时。“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就是对这种不正之风的一种反映。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劳动就业计划统一分配的做法被废弃，劳动就业逐渐实现了
市场化。企业用人和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后，党政机关用人和领导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突出起来。党政机关进人由领导说了算的录用体制导致进人中领导批条子打招呼现象日益频繁，影响到党政机关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进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实行考试录用，考绩晋升，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定了建立和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3年《国家公务员制度暂行条例》正式颁布，随后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逐级推行这一制度。从1994年起，每年抓住公务员制度的某一个方面重点实施，先后落实了考试录用制度、辞职辞退制度、交流轮岗和回避制度、竞争上岗制度等项制度的实施，乡镇机关公务员制度实施也已走上轨道。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对于遏止党政机关人员录用中腐败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封闭神秘的体制导致领导干部任用中不正之风乃至腐败犯罪的扩散蔓延。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腐败现象也经历了不同的形式，包括初期的跑官要官，到后来的买官卖官，危害甚大。1994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制度的改革，扩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199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领导干部的选拔做了规范，扩大群众参与的问题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各个地方都在扩大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创造出不少好的形式如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任前公示，双推一选，民意测验，民主推荐等。中共中央组织部积极在全国推荐这些好的做法。领导干部任用体制中的这些创新增加了透明度，引入了竞争机制，扩大了群众的发言权，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制度创新措施目前仅适用于副司局级以下干部，同时民主推荐和民意测验的结果尚不能充分影响干部使用的最终决定，所有这些都限制了上述措施作用的发挥。
3．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近年来，司法腐败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司法腐败越来越不能容忍，要求公正执法的呼声愈来愈高。同时也反映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经从注重立法走向立法与司法并重的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从1998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都提出了本系统的改革设想。司法体制改革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目前放在实行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强化执法人员的责任制约束等方面，同时也加强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总的来看，司法改革目前只是刚刚起步，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尚未触及，对其成绩不能估计过高。
4．大力推进机构改革，积极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努力遏止寄生在行政审批权上的腐败。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审批经济，拥有行政审批权的经济管理部门是腐败现象易发高发的部门。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传统的政府管理经济方式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同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也成为滋生审批腐败的沃土。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转变政府职能，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成为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在1982—1983年，1988年，1993—1995年，1998年至今进行了四次机构改革。通过这四次机构改革，精简掉了政府直接管理企业和微观经济活动的部门，加强了宏观调控和社会事务管理部门，削减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裁减了大批冗员，同时提高了公务员
工资。90年代中期以来，在进行机构改革的同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行政改革的一个重点。一些地方政府如深圳、上海等在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变行政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与核准制，实行一站式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优化了投资环境，同时对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审批权腐败产生了重要作用。2001年11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适应中国加入WTO后新的形势的需要。审批制度改革将对寄生于这一制度上的腐败现象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5．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遏止基层政权腐败。村级组织和乡镇基层政权的腐败直接危害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江泽民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有效遏止政治腐败的根本途径。遏止基层腐败和维护安定团结的需要，促使党和政府把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放在基层政权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一个是民主选举，另一个是政务公开。民主选举始于农村，并构成村民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成功实践，促使村级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从民主选举扩展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一些地方在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成功经验基础上，又开始实行城市居民委员会由居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扩大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渠道促进了城市社区建设。针对基层腐败猖獗的状况，90年代中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政务公开的重点放在基层政权上。1998年6月1日，中办、国办颁发《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在农村普遍实行以财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村务公开，同时要求上级政府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检查。为推动村务公开工作的开展，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乡镇政务公开，上级政府机关派驻乡镇的基层站所政务公开。目前，村务公开和镇务公开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2001年，有关部门也开始积极推动县级政务公开。当前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要防止政务公开流于形式，保证公开内容的真实、可靠和及时。
三
政治体制改革与任何制度变迁一样，都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过去20余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并预示着其发展方向。笔者尝试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
（1）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努力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我们党是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是推动社会民主的关键之所在，同时发展党内民主对于有效遏止“一把手”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讲的发展党内民主，是指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它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个方面的制度，其中党内民主选举制度最为重要。这些年来，我们党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思路日益清晰，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对这一思路作出了最为明确的概括。一些地方在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制度创新，如山西等省一些农村率先实行了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又称“两推一选”）；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仿照两票制实行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公选”。党内民主选举从基层开始是一条成本较低震动较小的路子，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此外，有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主张保证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和加强党代会的作用，逐步分批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和年会制，强化党内报告工作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等，设立“党员
之家”网站利用因特网等现代传播手段保证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等。这些建议也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促进执政方式法治化，努力实现依法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逐步得到实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政府行为法制化、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但与此同时，作为执政党的各级党组织的执政方式的规范化、程序化程度却比较低，党章和党内规章制度的权威地位尚未完全树立起来同时它们在与法律的衔接一致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党组织处理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人民团体关系上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和程序性规定。法治化程度较低是导致腐败现象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党，依法治党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要求。依法治党首先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应有超越法律之上的行动自由或特权。其次要求制订相应的法律和程序性规定来规范党组织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又赋予党组织以外各种组织以必要的自主权保证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能。最后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严格依法办事，严格照章办事遵守党章和党内各种规章制度的要求。依法治党，依法执政，应当成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3）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努力实现党管干部与群众选干部的有机统一。“在少数人中选人，由少数人选人”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是造成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的制度根源。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干部选任工作中的民主，是克服用人腐败的治本之策。这些年来，为了扩大群众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发言权，各地创造出不少好的形式，如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竞争上岗、“两推一选”等。这些创新性的制度设计本身具有进一步推广的潜力，同时也有进一步加以规范和完善的必要。民主推荐、民意测验、竞争上岗、“两推一选”等制度的适用层级可以进一步向上延伸，民主推荐、民意测验的结果可以由仅供内部参考变为公布于众并成为选拔任用干部的硬指标。党组织向人大推荐的干部，在提名和考察阶段，可以引入党内民主机制，只有那些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关的人选才能进入获得提名进入人大选举或任免程序。上级党委在酝酿产生下级党委负责人时，也可以由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改为由党委全委会投票表决产生，从而扩大党内民主。十五届六中全会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它规定市（地）、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要逐步做到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全会闭会期间，可由党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在决定前要征求全委会成员的。这一规定扩大了干部选拔工作的党内民主范围。总之，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党管干部的有效途径，同时不断拓宽党员和群众的参与渠道，保证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应当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4）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司法腐败已经成为危害最烈的腐败形式之一。为了遏止司法腐败，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向纵深推进，以解决现行司法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关于司法体制改革，不少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如王旭、蔡定剑、沉德咏、蒋惠岭等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概括起来，这些建议包括：改革法院
系统的经费拨付方式和人事制度逐步实现司法权的中央垂直管理；改变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完全重合的设置方式，省级以下实现跨地区司法管辖和设立巡回法院；改变党委对法院的领导方式，司法系统不设党组改设党委，上级法院党委领导下级法院工作；改革司法审判制度，取消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制度，实行法官独任审判制度；法官高薪制和终身任职制；严格法官任职资格，从律师中通过统一司法考试选任法官等。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同时有利于从根本上遏止司法腐败。
（5）改进政府间管理体制，努力实现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机统一。“公贿”行为的流行反映出在中央和地方及上下级政府之间关系中，权力过于向上集中的弊端仍很突出。因此，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改进政府间管理体制是遏止公贿等腐败行为的治本之策。各个部委所掌握的资金分配大权，历来是地方政府进行“公贿”行为的争夺对象。有鉴于此，胡鞍钢、王绍光等学者建议，可以将中央政府的资金分配权特别是财政转移支付劝转移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后者由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出两名代表组成，由后者通过谈判协商来确定分配给各个地方的资金数量，同时增加整个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便于公众进行监督。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工作管得过多过细，既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是导致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弄虚作假应付上级的重要诱因。越来越多的“一票否决制”，数不清的达标检查评比活动，是造成地方政府竞相攀比接待规格的制度性根源所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范围，本属地方事权范围内的事项交给地方政府去办，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政绩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民众来评定，将极大地把地方政府从目前的应酬性活动中解放出来。部门利益法制化是造成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提高公务员待遇和保证办公经费的前提下，法律法规和行政性规章的出台急待加以规范化，为此需要强化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法工委等法制工作机构对立法工作的审查和协调，避免部门利益渗透到法律法规之中，避免政出多门、法律打架。
(6)推进政务公开，努力实现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有机统一。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增加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官员收入的透明度，应当成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努力方向。村务公开、厂务公开、镇务公开等基层政务公开的做法应当进一步加以规范化，巩固已有的成果。同时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将近年来政务公开的一些具体做法如“两公开一监督”、窗口或柜台服务制、服务承诺制、政务公开大厅等做法上升为富有约束力的法律要求。《行政程序法》还应规范行政决策程序，赋予公开听证会、专家咨询等现代决策形式以应有的法律地位。推行电子政务实现网上办公在促进政务公开、提高办事效率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当大力加以普及。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个人及家庭财产收入状况是公众十分希望了解的内容，定期、及时、真实公布高级官员的财产收入状况对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反腐倡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任前公示制和离任审计制是干部任用和管理工作中政务公开的重要做法，应当在更大范围内加以推广。舆论监督是最为有效的群众监督形式，目前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方面仍有很大的潜力。为了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应当尽快出台《新闻法》，保证新闻媒体开展新闻调查和进行批评性报道的权利，同时强化新闻业的行业自律机制建设，促使新闻业的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
总之，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的必然要求。过去20多年的
政治体制改革为遏止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积极推动党内民主和依法治党、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改进政府间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政务公开、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应当成为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二篇：浅谈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程论文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班级：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12级在职研究生 专业：公共政策制定专业 姓名：苏杭 学号：20123812022 成绩：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党代会常任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试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以下简称“党代会常任制”）是指是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后，在党的委员会任期内每年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行使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期间，党代表的资格继续有效，不再重新进行选举。我们党在1958 年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常任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二次会议。但此后，由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断。自1988 年开始在中组部的支持下，全国有12个县市区陆续开始了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摘自百度百科)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5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是在召开大会前选举产生，大会闭幕后，代表资格消失。如在地方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笔者认为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常任制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关系混乱。党代会常任制与人代会和政协会要求一样，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任期5年，形成三会并存的情况。从顺义区情来看，许多党代表同时也是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很多都是行政、事业机关无党派人士和区内企业家，这就容易造成三会之间的关系混乱，三会代表交叉任职率高，三会研究和决定的议题重合等问题，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
二、造成权利机构的变革、冲突。党代会常任制的出台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制度出现，如：党代表任期制、设立常设机构、党代表提案制等等。党的 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利机构，在现行的体制下，党代表只有在开党代会之前进行选举，党代会闭幕后代表资格被取消。此外，中央和地方很少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常委会成为现行体制下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形成权力倒挂。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常设机构的权力如何界定，和党委是什么关系，是推行党代会常任制面对的难题，其常设机构也必然会对常委会的权力构成威胁，弱化常委们的权力，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三、党代会常任制缺少法律依据。人代会和政协会都有法律依据，但是党代会常任制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在十八大新修正的党章中也没有体现，中央也没有出台规范性的文件。这就造成地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地方领导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开展工作。从顺义区情来讲，顺义已经出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办法》，但在《办法中》只是对代表的义务进行了说明，而没有阐述常任制的党代会及其常设机构的权力。
四、推行党代会常任制也许会遭到政府的抵制。党代会常任制会有一些配套制度，加强党代表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的权力，这就可能引起党委从宏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同时加强了微观管理，插手政府事务，造成政府的抵制。
在笔者看来，党代会常任制将是党体制机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打破现行权力分配格局的一次大胆尝试。如果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各种配套制度良好运行，将实化了党代会的权力，加强了党代表的作用，加快了党内民主进程，推进了党内监督和权力制约，密切联系了群众。
近年党内体制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进行的，目的是要地方基层充分发挥创造性，如果试点成功则进行选择性推广。目前，党内实行基层民主、中层放宽、高层精英的政治格局，党内高层出现分化。有人说，党内稳则国家稳，我国的政治只是把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如果党代会常任制试行成功，则 会率先打破基层权力格局，加大了党员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力，进而从下制约上层权力，让人民决定中国未来前进的路线，让国策更加符合基层实际。
第三篇：政治体制改革
新的历史跨越
---浅析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方向
【摘要】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在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在完善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方向
【正文】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里提出的“两个必须”和“三个更加注重”表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原则和着力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曾经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是否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否到了骐骥一跃的历史时刻？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长期坚持这些来自实践、符合规律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一以贯之强调和坚持的重要思想观点和重要指导方针。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期以来，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原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健康顺利发展。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
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这是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认识到的真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南。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孙文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贪污腐败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根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十八大报告》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尚德文著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 《新的历史跨越：关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陈武明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
第四篇：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反腐
摘要：政治制度是如今官场腐败的根本原因，要想真正反腐，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改革。
但改革却不等同于革命！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制度变迁、社会主义
一：问题提出：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习惯，那么肯定会发现例如某某应贪污···千万、···亿而被抓下马的新闻占据了中国现代史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你们是否知道原因？
2013年10月22日上午，最高检向全国人大作了关于反腐工作的报告，5年以来对32名省部级以上官员立案。这是24年来最高检再次就反腐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检察机关向人大作报告是内地在现行政治框架内所作出的制度突破。当前我国反腐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中央正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著名法学家陈光中说：如果不从制度上进行重大的改革和推进，特别是在预防腐败方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的跟进，当前的腐败问题就不会有根本的改观。很多学者直指，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
二：产生腐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制度存在先天性缺陷。制度是一群不多不少的人制定的，制度设计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他们都是有偏好的，或偏好于公平、或偏好于效率。布罗姆利认为，个人或集体偏好是通过制度安排以及结局的结构来决定选择的。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在时间的累计中慢慢成长而成，这本无大碍，但偏偏制定制度的权利在那么一部分人手中，他们以他们的意志干扰了制度的形成，使之慢慢偏向他们，使之以符合他们的利益为先。
2，政治制度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3，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良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常常会出现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青木昌彦认为，路径依赖是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所决定的主观选择模型继续认同旧的基本制度结构，导致旧制度在新政权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的情况。而最早提出路径依赖的是诺斯，他认为最初的制度具有运行惯性，从而可能强化一种并不好的制度，即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沿着原有制度的错误方向继续运行，进入“锁定”状态。当腐败动机存在于一项制度建立之初或者存在于制度运行的过程中，路径依赖的惯性会使得腐败动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且一直延伸下去。
4，基于中国糟粕的传统文化，人们喜欢既得利益，但不喜他人获得与自己一样的利益。举个例子：你们做过公交吗？有时候人会特别多，车就显得挤，当你没上车时，你总希望人们能望里挤挤，当你挤上后，你又不喜他人再挤上来。所以你，反正我总是能听到车下的人喊道：“再往里挤挤，往里挤挤。”也总是能听到车上的人喊道：“挤不下了，师傅，快开吧。下面的，你们等下一辆吧。”所以与上同理，官员往往希望自己能比普通老百姓多一些特权，多一些··，多一些···，···，···，慢慢慢慢就成了贪污受贿。
5，官僚主义，往往家中有人做官的人容易进官场。
6，风气影响。俗话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明一个
人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当代官员腐败、贪污、不劳而获的风气太重，容易消磨刚进官场的新人的拼搏意志，毕竟现在的毕业生意志强的不多，进入官场的更少。
三：政治体制改革治腐败：
由于政治体制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只讨论这个。至于其他原因，加强人们文化素质、道德规范的教育是解决的基本方法。
而要政治制度改革必须要先了解政治制度。（a）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b）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
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c）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兴利除弊，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
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人民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d）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2）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3）不能丢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
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
（4）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而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
1，针对制度的先天性缺陷，我们在制定制度是必须以局外人的角度思考，让更多的人监督，用廉洁文化引导个人和集体都偏好公共利益。也可引入竞争机制，让制定人员多元化，尽可能代表人民大众。
2，制度设计充分体现现实需求。制度设计体现现实需求是指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必须给相关利益主体提供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说：“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和财富的交换，在一个积累财富机会较多，而获得政治权力较少的社会中，腐败的主要形式是用前者去交换后者。”,他描述的一种情境是，社会政治利益表达途径受阻导致腐败动机的萌生，只有人们的现实需求、合理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制度才具备良性激励的能力，才能预防腐败。
3，注重制度变迁错误出现时的补救。在制度运行后所出现的问题都必须尽快解决。4，防范制度变迁的“闭锁”风险，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就会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并不断得到强化，最终使制度变迁呈现两条截然相反的轨迹：相互依存（Path-dependence）和闭锁（Lock-in）。后者表现为与制度共存共荣的利益集团（拥有腐败动机的人）只会加强有利于自身的制度，无论该制度
是否有效率，也会沿着这个轨迹持续下去。制度变迁过程要避免陷入“闭锁”通道，打破“闭锁”通道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使其作为一种新的变量不断调整制度变迁的路径方向。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四，总结：
所以当今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急于政治制度改革，但越急越要冷静，静静等待机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如今，中国应该着力做的是政通人和。
但真正的“政通人和”是和决策机构的领导阶层整体素质成正比。首先在权力运用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利运行体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的做到利为民牟；权为民用。其次要深化人事制度，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管理人才聚到党和国家的的各项事业中来，扩大党员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再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家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一次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需要；是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向方针政策的需要；是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需要。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哲学修养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参考资料：百度搜索、新浪新闻、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各论坛；
第五篇：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模版）
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英文标题】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XU Yao-min
(Editorial DepartmentofJournalofChenzhouTeachersCollege, Chenzhou 423000, China)
【 作者 】许耀明
【作者简介】许耀明，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湖南郴州433000
许耀明（1955—），男，湖南资兴人，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副主编，副教授。
【内容提要】腐败是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健全社会主义权力制衡机制。如强化人大监督制度；改革党内监督体制；加强舆论监督；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经济生活市场化；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
【英文摘要】Corruption is one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sinthesociallife our country.Theessentialwayoutforsolvingthisproblemistoreformthepolitical system, to promotegovernment bylawand to perfect thepower-restriction-and-balance mechanismbysuchmeansasreinforcing the systemof supervisionby thePeople'sRepresentativeCongress,transformingourParty'sinternalsupervisingsystem,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changingthegovernmentalfunction and reforming the systemofselectingand appointing cadres.【关 键 词】反腐败/政治体制/法治/制衡机制
ant-corruption/ politicalsystem/ governmentbylaw/restricting and balancing mechanism
【 正文 】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042（2000）05—0007—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本来，腐败并非我国之特有，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腐败现象。但是，像我国今天这样，腐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广泛影响人们行为的普遍现象却是罕见的。［1 ］江泽民在今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腐败问题时指出：“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2］这足以说明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同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其发展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今天，反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反腐败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的要害是权力腐败，从病因上来说，主要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即集权体制下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那么，解决我国腐败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而这样一个机制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因此，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围绕建立和健全权力制衡机制这个中心问题，积极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权力结构，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
一、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尤其要改革和重构人大监督制度，真正树立人大监督至上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争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前提。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代议制度，即人民的权力是委托各级政府及
公职人员代行的，这就存在着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权力的使用往往存在着双重效应，它既可以用来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也可以用来谋取私利。人类由于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这就决定了权力持有者一旦掌握了权力，都有以权谋私的可能性。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对此作过深刻的剖析：“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倾向于绝对腐败。”孟德斯鸠也曾下过结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于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规律。［3］因此，要防止权力腐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我国人大监督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还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机构不健全，没有设立专门的反贪监督机构。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最基本的职能和权力是立法权和监督权。为此，全国人大设立了法律、内务司法、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外事、华侨、环境与资源、家业和农村、民族等九个专门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也设立了或者部分设立了相应的专门委员会，但是，各级人大都没有设立反贪监督机构。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及公职人员清正廉洁，应该是人大实施监督的重要职责，但是，由于没有建立以反腐败的主要任务行使监督权力的专门机构，更没有人大监督方面的专门立法，对人大行使反腐败监督权的权限、手段、方式和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我国人大在反腐败及监督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监督力度十分有限，对滥用权力的制约作用显得非常薄弱，不是徒有虚名，就是流于形式，对腐败的预防和监督效果很不理想。如我国的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惩治的高官成千上万，但是，被人大罢免的却凤毛麟角。实践证明，人大对权力监督不力，是我国腐败现象大量发生并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要改变反腐败斗争中的这种被动状况，必须要从制度上强化人大对权力制约的力度，加强人大对反腐败斗争的监督。具体来说，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一）要正确认识和肯定权力制衡这一原则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权力制衡思想首先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欧美各国根据这一分权学说，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这种机制对官员的腐败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实践表明，权力制衡是防止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反映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运行机制，可以不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权力制衡的原则加以否定。社会主义权力制衡机制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体系，但是，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其实质都是人民对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人民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最高权威的监督，它是国家监督体系的核心。因此，加强人大对廉政的监督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也是积极行使人大法定职权的重要表现，更是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二）要把人大反腐败监督机构的建设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为了进一步加强权力制衡的力度，有必要调整和重新配置监督权力机构。一是各级人大应设立廉政监督委员会。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议会都设有专门的反腐败职能机构，如美国众议院的“道德委员会”，英国议会的“查弊专署”等。实践表明，我国人大也有必要设立廉政监督委员会，并制定人大反贪污监督法，对该委员会的地位、性质、职权、监督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保证廉政监督工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其主要职权是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廉政情况进行监督。如审查重大腐败案件的文件和材料；提请人大罢免腐败分子的职务；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执法检查，纠正违法行为；通过新闻媒介公布腐败分子的犯罪事实和处理结果；听取和审查主要行政领导干部关于廉政情况的报告；组织廉政立法的具体工作等。二是建立人大廉政监督专员制度。这一制度最早开始于瑞典，二战以后在许多欧美国家得到推广，其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大。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也可尝试建立人大廉政专员制度，作为整个人大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有选择地向部分地区、机关派出廉政监督专员，对其廉政情况实行直接和具有权威性的特别监督制约。廉政监督专员主要是对所在地区、机关的腐败案件的调查、人事处分情况进行监督，并提出建议和向上级人大报告。这样有助于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廉政工作的干扰，以保证上级有关反腐败的政策、法律落到实处。
二、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其在党内监督中的最高权威；实行纪检机构的垂直领导，确保其在党内监督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争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环节。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的领导权，全面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掌握了权力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因此，对党的各级组织以及领导干部，也存在一个监督和制约的问题。我们党执政五十多年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强了党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的建设，并在保证党的廉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党内监督仍然是党的建设的薄弱环节，至今尚未形成刚性的党内监督体制。其突出表现是两个方面：一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不够完善。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委员会是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这就说明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各级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监督中拥有最高权威。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党的代表大会是五年才召开一次，使其不能经常地发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加之党章也没有作出党的代表大会监督它所产生的各级委员会及其领导干部的具体规定，所以，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的监督作用基本上没有发挥。二是是党的纪检机构的监督体制不科学，其监督作用受到制约。党的纪检机构是党内专职监督机构，其职能发挥如何，对党的廉政建设影响极大。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的纪检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按照监督的一般规律，有效的监督必须以监督客体处于监督主体之下为前提，并且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不受监督客体的直接制约，以保证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是，从我们党的纪检机构来看，按照党章规定，中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委接受双重领导，即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甚至纪委立案也要由同级党委或主要领导批准方可决定。在这一体制下，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实际上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这就造成了一种有悖于监督规律的现象，即监督者受制于被监督者。这种体制使党的纪检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权威性，从而不可能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对主要领导实施有效的监督。不仅如此，甚至腐败案件发生后连查处都相当困难。事实上，近年来查处的胡长清、成克杰、徐炳松等几乎所有的重大腐败案件，都是由中央纪委亲自出马或强力干预才得以水落石出。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党内监督体制的突出弊端，对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极为不利的，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根本原因。
上述党内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党的监督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当前，应该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革。
（一）改革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以取代“一次性会议”的制度。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对此进行了肯定［4］。可考虑代表实行选举制产生，减少代表数量，进一步提高代表素质，并定期轮换。党代会主要是听取和审议同级全委会或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加强对全委会或常委会的监督，决定党内重大事件。党代会期间代表实行提案制度，并建立党的代表大会听取、收集和反映党员群众意见的听证制度，建立对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权力行使监督的具体制度，逐步使监督制度化、规范化。通过改革，使党的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内最高权威的领导机关和监督机关。
（二）改革党的纪检监督体制，建立相对独立、垂直领导的纪检监督机构，确保纪检机
构按党规党法办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具体来说，一是提高纪检机构的地位。即把党的各级纪检会提到与同级党、政、人大、政协机构相同的级别，以便于用相应的权力制约权力，提高纪检机构的制约力，强化党内权力制约机制。二是建立纪检部门垂直领导的体制。中央纪委直接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地方各级纪委归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上级纪委领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定期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对其负责。同级党委协助、配合同级纪委开展工作。纪检系统的人、财、物由上级纪检机关垂直管理。各级纪委应有相对独立的立案权和办案权，同级纪委有权处理同级党组织管理的干部，如同级党委有不同意见，属中央管的干部由中央纪委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审批，属省级以下管理的干部由上级纪委裁决。同时，考虑到权力互相制衡，各级纪检机构也要接受同级党委的监督。
三、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舆论工具，进一步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争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对社会上一切有悖于党纪国法的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的目的。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反腐败斗争最重要的手段，这是因为腐败行为从来就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丑恶东西，它从来就是一种在黑暗中进行的肮脏交易。所以，担心腐败行为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一直是腐败分子的最大心病。同时，新闻舆论监督由于其极快的时效性和广泛的公开性，能够迅速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呼声高度聚焦在腐败的官员及其案件上，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司法机关必须秉公办事，对腐败分子依法予以惩处。这对于其它公职人员也能起很大的警示作用。舆论监督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起到其它监督手段起不到的作用，可以弥补法制和道德规范方面的缺失。从全球来看，凡是法治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这些年来，我国对舆论监督也是比较重视的，党的十五大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一些新闻媒介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等，在舆论监督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总体来说，我国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远未得到真正的发挥。一是舆论监督的立法严重滞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五十多年，新闻事业发展很快，但有关这方面的立法并没有跟上来。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连一部《新闻法》都未能出台，新闻媒介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义务，没有一部法律作出全面的具体的规定，这就给舆论监督带来了很大困难。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新闻媒介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应属民主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范畴。但是我国的新闻媒介受到的行政干预太多，缺乏必要的独立性。有些部门和领导总是把舆论监督与安定团结的方针对立起来，似乎揭露腐败就会破坏安定团结，对舆论的监督功能更是讳莫如深。在我国，新闻舆论没有起到引发其它监督的先导作用，只能被动地受命将其它监督已经完成的结果公之于众，即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监督一般性问题多，监督领导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少；监督的层次低，力度明显不够。这就使得我国的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大为逊色。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强化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
（一）加快新闻立法，使舆论监督有法可依。当前，人民群众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强烈要求新闻媒体在反腐败斗争中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提供公正的舆论环境，以遏制腐败，弘扬正气。因此，我们必须顺应时代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介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舆论监督的范围、对象、基本原则等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将新闻舆论监督纳入法制的轨道。
（二）扩大新闻媒介依法监督的自主权。为了确保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维护稳定大局的前提下，要保证新闻媒介对重大腐败案件有采访、调查、报道、评论的权利。这些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干涉和阻挠。在舆论监督中，新闻媒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客观、公正并适度地报道一些大案要案的发生和处理过程，揭露腐败案件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应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左右，以保证舆论监督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三）开展公民或法人创办经营报刊的试点。目前，我国的新闻媒介几乎全部隶属于各级党政部门，由于法制不健全和各方面制约太多，它们很难以公众媒介的姿态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而深刻的舆论监督。允许公民或法人依法创办少量报刊，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有人担心会削弱党对新闻媒介的控制，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其实这种担心是不正确的，对新闻媒介的管理主要是依靠法制，新闻媒介如果歪曲事实，有意进行误导，同样要负法律责任。加大对腐败的披露，从长远看只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真正危害社会稳定的是腐败。
四、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实现经济生活市场化，避免领导干部个人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是减少或消除我国腐败现象的重要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通过经济法规来规范和协调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宏观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仍处在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现在仍未完全解决，这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已经查处的重大腐败案件，大部分是领导干部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生活，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与不法商人相互利用而产生的。
因此，要消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经济生活的市场化，避免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个人对经济生活不必要的干预。最主要的是以下几方面。
（一）实行政企分开。让企业独立于政府部门，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主体。使企业能依法抵制不正常的行政权力的压力和干预，从而消除产生腐败的企业制度基础。
（二）合理确定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内容、范围和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生活一定程度的干预是必要地，关键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总的来讲，要尽量减少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市场运行，尤其要杜绝领导干部个人介入市场交易过程。应该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参与、过问工程项目的承包、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贷款发放、证券发行等经济活动，要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抑制权钱交易等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建立和健全公开办事制度，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透明度。总的原则是，政府工作凡是能公开的一律向公众公开，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关键环节，如投资项目的审批，营业执照的发放等，必须向社会公告周知，并加强监督，建立廉政监控点。要建立听证会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将有可以影响领导干部廉洁的重要经济决策纳入听证的轨道。总之，实践证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消除经济上腐败的必由之路。
五、加快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尤其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用人机制，是减少和消除我国腐败现象的又一重要环节。
当前，我国社会腐败行为的主体是掌握党和政府权力的部分领导干部，因此，反腐败要反在点子上，重要的一环就在于选好、选准领导干部，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用人机制即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制度。
邓小平生前曾经将干部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近二十年来，我们对传统的干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的干部制度、尤其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存在不少突出弊端。一是任命制范围过广。领导干部任命制不是完全不能用，只是它作为一种具体的干部制度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果不恰当地、过多过广地实行任命制，就很难避免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如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由于任命制大大地堵塞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由群众选拔领导干部的渠道，使干
部的选拔权掌握在少数主要领导干部手中，这一方面为有些领导干部卖官索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投机钻营者，行贿买官容易得呈。从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领导干部接受贿赂，相当部分是在干部选拔任命过程中发生的。在买官卖官中，一方行贿，一方受贿，受贿者卖官时，往往先给有关方面打招呼、然后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程序考察，最后集体研究任命的。从表面看来符合组织程序，但背后隐藏着肮脏的交易。现实表明，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已经成为我国腐败现象最易产生的环节。二是任期制实施不科学。虽然我们对领导干部的任期作了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我国从中央到县级都是有四大家领导班子，因此，往往出现领导干部在几家领导班子之间轮岗、甚至互换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现象。这就说明如何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一个人在一个地区或某一级政权担任领导职务时间过长，部门过多，往往使这一地区干部队伍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容易形成错综复杂的“官”系网，腐败一旦发生，往往表现出“团伙化”、“网络化”，以致泛滥成灾。近年来，腐败丑闻不断的“广西现象”就与此有关。实践证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已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加快推进和扩大领导干部选举产生的范围，逐步缩小任命制。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否定封建社会世袭制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选拔官员的最合理的制度，它本身没有阶级性，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普遍推广。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产生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选拔干部过程中群众路线的体现。
选举制有可能避免由少数领导决定干部选拔任命所产生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由于选举人对被选举人可以随时提出弹劾、撤换，所以，选举制也是制约领导干部腐败的一种最有力的措施。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原则。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可以考虑在保留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应逐步实行行政首长民选制，并实行差额选举，允许竞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交通、通讯等物质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公民的民主意识、文化程度、组织程度也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其识别能力和政治嗅觉已今非昔比，对县、市、省三级行政首长实行由公民直接选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积极试点，待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二）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任期制。我国的宪法已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任期作了明确规定，就某一个职务来讲，任期制的问题已经根本解决。但是，由于我国情况的特殊性，有必要对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度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一般来说，主要领导干部在某一职位任期满了以后，原则上不再担任同一地区其它领导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于促进一个地区的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0—06—16
【参考文献】
［1］盛宇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00，（5）：52—59.［2］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4—03（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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