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强化刑事检察工作 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强化刑事检察工作 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国友
摘 要:在当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不稳定因素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为充分发挥刑事检察的职能作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本文着重从强化刑事检察与化解社会矛盾的关系,强化刑事检察工作权威以及刑事检察工作改革三个方面,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使检察工作切实为党和政府工作大局服务,力求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刑事检察 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
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的基本业务。在当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不稳定因素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怎样从刑事检察工作的性质和规律出发,着眼于主要矛盾和普遍矛盾,着手于个别矛盾和具体矛盾,理性强化刑事检察,努力化解各种矛盾,极力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摆在刑事检察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它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关系到司法的公正与司法的合理(既:是否为大多数人服务),合理公正司法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刑事检察工作为政治、经济服务的重要基础。
一、强化刑事检察与化解社会矛盾的关系,打击与预防并重,提升检察执法办案社会公信度
刑事检察权是国家公权,其社会公信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一旦检察官丧失自己客观公正的立场,那么就必然导致刑罚的失当甚至是严重败坏法治形象,破坏和谐稳定根基。坚持刑事检察程序法定,支持检警机关因为不捕不诉而导致的如被害人不满等争议,—1— 通过正常的复议复核方式解决。捕诉把关不严无疑是刑事检察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而批捕关则是严把检察机关形象不受损害的第一道且十分重要的关口,如何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如何落实有关刑事和解要求、如何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如何贯彻落实检调对接及“大调解”工作,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基本采取了有利嫌疑人的原则,对于轻微伤害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不致再对社会构成危害的,大都采用“无逮捕必要”的方式,同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和案件当事人单位、社区等部门做好双方的和解、谅解工作,着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同时,我们也对那些社会影响大,可能造成重大群访事件的案件,坚决予以逮捕。如今年六月牛佛镇发生的范某强奸幼女案,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受害人家属情绪反应激烈,并组织多人到政法机关要求主持公道,虽范某刚满十四岁,但我院仍然对其作出了批捕决定,避免了一起群访事件的发生;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是刑事检察权的又一表现形式,正确合理地运用公诉权,对于准确、及时、有力的打击犯罪,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交通肇事、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和其他一些轻微案件,我们一般都不是机械简单的提起公诉了事,而是要通过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调解、和解工作,尽可能把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达成谅解。如:大西洋公司张某伤害案,因为受害方陈某的行为存在严重过错,但考虑其双方属邻里关系,和被伤害人的伤害程度,我们多次找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协调,还几次走访单位,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刑事检察权的正确运用,既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又提升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增强了检察机关理性、平和、文明、规范
—2— 严格依法执法的社会公信度。
二、强化刑事检察工作权威,防止刑事检察权的被滥用,提高风险意识
我们在刑事检察工作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稳定服务的大前提下,必须要坚决维护检察工作权威,坚决避免以牺牲法律尊严为代价满足地方保护主义和某些集团的非法利益行为。检察官既要懂政治同时又是法律执行的守护神,检察工作者应该要比其他任何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要有风险意识,所有承办的案子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绝对不能因为某领导的一句话而丧失原则。必须明白法律对任何人都的无情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法律的监督者、执行者一旦犯法,同样会接受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一方面不因个体矛盾制造局部不稳表象而改变司法程序或放纵犯罪;另一方面积极支持甚至鼓励双方矛盾化解。建立刑事检察风险案件管理制度,严把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和解的法律底线,防范因为不当执法导致重大涉检案件的发生。
三、强化刑事检察工作改革,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文明执法是今年政法部门的三项重点工作,如何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加以落实,我们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针对刑事犯罪高发与刑事程序严格的矛盾,我们与制定附条件逮捕工作制度和附条件不起诉工作制度。如近年来,在辖区内制售假烟案件累打不绝,其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以逃避法律制裁的问题,在公安机关移送的报捕材料基本事实和金额存在,但在上线和下线没有完全到案和部分证据缺乏鉴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作出逮捕决定的同时,发出补充侦查意见书以取到定罪所需证据,跟踪监督以督促侦查
—3— 机关积极取证,如发现侦查工作难有进展或难以取得定罪所必需的证据,就及时撤销逮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多发的突出问题,我们也探索引进了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机制,变原来的要嘛起诉要嘛不诉,中间增加观察考验期。如我院办理的卫校在校学生彭某涉嫌盗窃一案,我们在不起诉的同时向其提出了: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再从事违法乱纪的事情,杜绝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
2、服从学校管理,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做有损学校的事,不说有损学校的话,自觉维护学校的形象。
3、定时向学校、家长汇报思想,接受老师家长的教育和引导。4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努力上进,完成学业的附加条件,和半年的考验期。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充分利用检察职能,主动介入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如今年七月,我们在审查马吃水古某等寻衅滋事一案中发现交通运政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及时向其交换了意见并在书面检察建议中详细提出了整改建议,市交管处针对我院的建议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了对运营车辆和人员的管理。
刑事检察工作者肩负着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和民主权利的重大责任,在其工作中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处处从大局出发,恪守检察职业道德,忠于法律,忠于人民,才能不辱使命,无愧于人民检察官的光荣称号。
—4—
第二篇: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时间:2011年03月18日 10时12分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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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怎样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围绕这一问题,本期“本周话题”栏目刊发3篇文章进行分析探讨。
构建综合联动的多元调解机制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针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交叉性、复合性、相关性不断增强的特点,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强、权威性高、公信力大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
调解机制具有独特优势
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有其局限性,高昂的诉讼费用和较长的时间耗费会使许多当事人望而却步。当前,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趋势,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新形势下的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这些新情况,只靠诉讼手段显然是不能应对的。调解机制在解决群体性矛盾、化解群体性纠纷方面具有成本低廉、操作易行、案结事了等优势。当前,需要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通过构建综合联动的多元调解机制来化解矛盾纠纷。
综合联动的多元调解机制为解决矛盾纠纷提供了多种路径,“整合资源、整体联动”是这一调解机制最显著的特征。在组织架构上,建立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调处中心具体负责、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单位共同参与、社会各方整体联动的矛盾纠纷调解格局;在内涵建设上,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于一体,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在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上,努力实现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这样,通过加强各种民间性非诉讼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与法院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加强专门性、行业性及行政性非诉讼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与行政复议、诉讼程序之间的合理分工与衔接,整合有关职能部门资源,达到真正化解矛盾纠纷的效果。
完善调解机制的途径
加强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妥善解决基层调解组织人员报酬、工作经费等实际困难,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活力。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逐步形成“全方位覆盖、多功能调处”的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为此,一方面应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各级财政应拨出专项资金作为调解专项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以保证人民调解工作正常开展。同时,积极争取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方力量,从办公场所、通讯、交通设施等方面给予支持,努力构建全方位的人民调解社会保障机制。另一方面应解决好人员报酬问题。可以按照招聘社区干部的方式招纳贤才,把懂法律、懂政策、有文化、有道德且热爱人民调解工作的年富力强者选聘到人民调解队伍中来,给予社区干部待遇,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增强调解队伍活力。
完善调解工作运行机制。一是完善排查防范机制。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大多发生在基层的特点,将调解工作前移,由事后处置变为事前预防,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健全矛盾隐患通报、纠纷信息反馈、重大情况报告等制度,做到上下联动、快速解决。二是完善调处联动机制。基层司法所应在县区司法局和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联合各方力量,重点加强与基层派出所、人民法庭的联调联动,化解辖区内的矛盾纠纷,特别是对排查出来的重大疑难、久拖不决的矛盾纠纷和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突发性事件,重点进行化解。三是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用表彰奖励先进、总结推广典型的方法,激励广大调解员积极进取、扎实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在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解决好司法所的管理体制、立户列编、经费保障等实际问题,增强司法所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的工作能力和办案水平。
加大对调解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调解员具有较高素质是确保公正调解的关键。应积极培养专家型人民调解员,建立一支机动性地调处某一类型、某一领域、某一地区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队伍。在人员构成上,探索实行专职调解员与兼职调解员相结合、调解人员与调解志愿者相结合。同时,通过示范带动、岗位培训、庭审观摩等形式,加大对调解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政策、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技能,使他们成为懂法律、懂政策、懂心理、懂人情以及会预防、会调查、会调解、会制作调解协议的专门人才。
(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王克群)
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同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不断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依靠群众自身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让人民群众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各级党委、政府应因势利导,满足人民群众的民主需要,善于运用民主的手段、依靠群众自身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发展基层民主,可以丰富民主实践、健全民主机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应通过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组织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引导和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使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中实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做好群众工作。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激励群众团结奋斗的作用,始终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分散化、矛盾纠纷的复杂化。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短期内很难根本解决,在人民内部难以避免地会出现大量的各种具体利益矛盾。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针对各个阶层群众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众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讲道理,又要办实事;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际中去,不断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通过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不断凝聚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力量。
注重利用舆论宣传手段做好群众工作。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必须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必须注重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宣传引导。应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的实惠,积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丰富和提升群众文化生活,牢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宣传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确保处理问题有法必依、有政策必执行。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载体、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和集中民智的重要方式。应充分利用好网络,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在具体工作中,既要积极鼓励网民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实施监督,并及时回应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又要主动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杜绝有害信息,净化网络环境,防止因网络炒作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通过不断提高舆论传播力,占领舆论制高点,把握舆论话语权,打造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阵地。
通过满足群众合理要求和愿望做好群众工作。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在注意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还必须认真贯彻实施这些路线方针政策,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在密切联系群众上下功夫,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在增进群众的信任感上下功夫,研究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把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作为第一信号,把关心和服务群众作为第一职责,努力满足群众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李江源 方健)
调整社会结构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大量的各种具体利益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很多,既有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原因,也有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原因;既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原因,也有发展水平不够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这些矛盾都与社会结构问题紧密关联。
结构是事物内部各主要要素之间的构成方式与比例关系。结构问题直接关系事物内部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结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就会加剧社会运行的紧张状态。因此,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离不开对各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包括经济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决策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
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已经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中等工业化社会,现代社会结构基本形成。但也要看到,目前在社会结构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依然较大,就业结构性矛盾明显;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趋势;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难度加大;等等。这些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当前,应以新的思路寻找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途径,切实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结构性问题的特点。一是覆盖面广。结构问题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改革越深入,结构问题暴露得越充分。二是联带性强。社会问题具有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系统内部或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如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就业结构、分配结构、阶层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三是不平衡性。某些社会结构转变快、动力大,超过了其他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了各社会结构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四是转换慢,持续时间长。结构的稳固性和惯性决定了其调整、转换的难度大。完善一种社会结构,既要考虑其自身状况,又要与相关系统、相关结构调整相适应。
明确社会结构优化的主要标准。首先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比较好地控制来自外部的影响,当遇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部力量时又能主动地调整自己,始终与环境保持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有效率的平衡。二是有良好的平衡性能和支撑能力。这是对一个结构的基本要求,是保证事物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三是有良好的功能输出。按照灵活、高效、平衡的要求,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把自己调整到与社会需要、与系统要求相适应的最佳状态,实现理想的功能输出。
把握社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社会结构调整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特别需要协调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统筹兼顾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应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和提升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优化区域结构,经济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应根据本地优势等区分产业发展重点;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形成社会管理新格局,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进社会管理方式;加大文化产业结构调整,调整文化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市场结构等。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深入分析各结构的内涵,正确把握当前社会运行的结构性障碍,揭示各种结构性问题的实质,探索结构优化的途径,科学制定结构调整和转换的策略,创造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结构性条件。
第三篇: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权科学化解社会矛盾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的司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保障。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格局大规模调整,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以司法诉求的形式涌入司法领域。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加强职务犯
罪侦查权,科学地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的司法,笔者浅谈几点认识。
一、准确理解“和谐司法”的基本内涵
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和匀称。《论语·子路》记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指和谐而不盲从。司法的使命在个案中表现为定纷止争,即控辩双方纠纷的公平、公正解决。和谐司法,是指司法的观念、过程、机制、方式、结果等都应当以协调、和谐为目标,使司法工作更加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护群众利益、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和谐司法作为一种理念和司法行为方式,它强调一种平衡、折中、价值追求与运行教程的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权,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以和谐社会建设者的姿态全面发挥职能作用,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
二、构建和谐司法必须科学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时代特征
只有深刻地认识矛盾纠纷的发展变化,正确掌握其时代特征,紧紧抓住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才能通过履行检察职能牢牢把握科学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动权。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普遍特征表现为:
(一)矛盾内容的利益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重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
(二)矛盾主体的群众性。社会转型时期,不少利益矛盾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如企业倒闭破产、征地拆迁安置、医保改革等。
(三)矛盾成因的复杂性。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矛盾成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
(四)矛盾形式的偏激性。从当前信访工作情况看,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增多,冲击政府机关、围攻工作人员事件的增多,说明矛盾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也说明基层工作还不适应复杂的矛盾现状。
三、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权对科学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司法有重要作用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主要发生在履行职务的执法活动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法律监督权所派生,是针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而实施侦查活动的一项法定职能。强化此项职能,通过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科学地化解目前社会存在的矛盾,为构建和谐司法打下基础。
(一)查办职务犯罪在促进和谐司法中发挥独特作用
1、直接查办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的职务犯罪案件,清除干部队伍和司法队伍中的败类,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从根本上维护公民的公平正义,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法治保障。
2、直接查处贪污、挪用公款、贿赂和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惩处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财产所有权,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保证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和廉洁性,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3、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专项治理工作,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公民和社会提供竞争有序、成果得保护的屏障。如通过积极参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化解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矛盾和纠纷,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和谐社会提供廉洁高效的司法环境和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
(二)在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中树立和谐意识。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履行,是每一位拥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检察官,依照法律规定,从受理案件线索开始,经过初查,侦查,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等法定程序,职务犯罪人受到法律制裁的过程。拥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检察官要认识到自己在构建和谐司法的作用和地位,要以和谐的理念武装头脑,在工作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⑴要认真学习,提高法律政策水平。侦查人员对举报线索,要用法律政策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衡量,然后定性,进而采取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⑵要端正态度,提高说服解释水平。侦查
第四篇: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既要治病,更要救人
有关犯罪研究表明:初次犯罪的年龄越小,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再次犯罪的次数越多,终止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一个孩子因为伤害他人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给予他怎样的对待,能否使他感受到关怀、理解和尊重,能否使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消除他对未来的担忧、防止出现破罐破摔心理,对这个孩子今后的人生,影响重大。
早在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科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小组——“少年刑事案件起诉组”,这是我国检察机关第一个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2009年1月17日,上海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省级检察机关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目前,上海市三级检察机关已全部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科),全市共有110人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上海市检察机关创设了一整套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检察工作机制。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明华认为,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爱心、有必备的法律专业素养、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比如,只有那些做了妈妈的检察官,才有足够的宽厚和慈爱,才能理解那些犯了错的孩子,并用真心去关爱、教育他们。记者注意到,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顾晓琼,卢湾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赵丛萍,黄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黄卓懿,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董利,杨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夏芳„„这些未检科长都已身为人母。
姚建龙说,如果仅仅是完成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惩罚,检察机关通过机械地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基本职能就可以实现,但这只是看病,不是看人。而我们正在做的不仅是人的工作,更是心的工作。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检察机关已初步形成了“捕诉防”一体化的未检基本模式,并开始出现向“未检一体化”模式发展的趋势。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所犯罪行一般较为简单、犯罪事实较为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像成年人犯罪那样实行捕诉分开,而可以由主办检察官自受理案件起,全程负责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以及参与综合治理预防犯罪等工作,以使预防工作更好地融于检察办案过程之中,真正做到一案一防,有案必防,办案紧贴预防。而“未检一体化”,则代表了上海市未检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趋势,其目的在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正的多部门、跨部门合作机制,以聚集区域内资源优势,形成挽救合力。具体包括四个着眼点:
一是未检机构职能一体化。打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能壁垒,将批捕、起诉、预防、执行(监所检察),以及民事行政检察、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办理等职能,统归未检机构。
二是未检办案模式一体化。打破捕诉交叉的办案方式,由同一检察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进行个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较为简单,绝大部分涉罪未成年人都会认罪,捕诉交叉制约的意义不大,而由同一检察官承担批捕、起诉、预防职能有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三是司法一体化。公检法司均形成未成年人案件专办机制,提高专业化素能,实现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无缝衔接。
四是社会支持一体化。聚集国家力量(民政、教育、文化、工商、妇联、共青团等)和社会力量(专业社工、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社区等),建立健全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
严明华检察长告诉记者,从上海未检的发展现状来看,“未检一体化”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未检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自下而上的阶段。除上海市外,在大部分省市未成年人检察总体上还只是被视为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一项“活动”,而不是检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未检机构建设、未检办案程序、未检特殊办案制度等均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此外,由于未成年人检察改革易于引起社会关注,也因此容易出现“形式”重于“实质”的风险。今后未检改革应进一步坚持依法、理性、“儿童中心主义”的原则,避免未检改革的异化,尽快推动独立未检制度的建立,让未成年人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以下是我多年来对少年司法的一些切身体会,以及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的一些做法:
一、创新法庭设置,U型法台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需要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少年法庭的工作,首先离不开法庭这一空间物质环境。我院少年法庭率先对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了突破,以便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要求。
开庭审判既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心,又是决定未成年被告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在这种特殊的法庭环境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感到紧张、恐惧。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法庭的设置形式也要体现这一原则。我院党组要求少年法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的有关条款,对少年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大胆探索。按照院党组的意见,在主管院长的具体指导下,我们根据未成年被告人多为在校学生,课堂、老师是他们最熟悉的环境这一特点,大胆尝试将法庭变为“课堂”,将1米多高“黑笼子”、“冷板凳”的被告席变为只有70公分高的式样精巧的“课桌”、“课椅”。法台设置以未成年人为中心,形成英文大写“U”字型。色彩是天然木质的暖色,营造出温暖明亮的法庭气氛。合议庭位居圆弧中部,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帮教席分别在同一弧线上,体现了审、控、辩、帮四方既各司其职,又在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上形成合力。20余年的审判实践证明,这样的法庭设置大大缓解了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的紧张心理,他们的恐惧感消失了;公诉人、辩护人亦觉得恰到好处,便于执行职务;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也很感激能在这样的审判环境中跟孩子沟通;出席法庭的帮教人也感到自己是法庭的一员,增强了责任感。我院这样的法庭设置被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也为全国许多法院所效仿。
二、寓教于审,通过法律和爱心让罪错少年迷途知返
每当我看到那些站在刑事被告席上的花季少年,我的心情总是无比沉重。他们的行为危害了社会,毁了自身的前程,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不幸和痛苦,更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我作为一名少年法庭的法官,一名共产党员,也作为一位母亲,从哪个角度而言,我都有责任在公正司法的同时,教育、挽救这些失足的孩子。
我认为,少年审判与普通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侧重庭审的教育作用。少年法庭的庭审不仅是一个查明事实,辨法析理的过程,还是一个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使其深刻认识罪行和错误,痛改前非的特殊课堂。因此我院少年法庭一贯非常重视寓教于审的工作,在庭审中特意设置了法庭教育程序,并为此做了大量庭前准备工作。
我曾审理过这样一件未成年人刑事案:5名未成年人将一名女孩诱骗至家中,对其实施了3个多小时的殴打猥亵,致其轻伤。事发后,被害人母亲情绪异常激动,不断地写信给各级领导和各大媒体。一时间,案件的审理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在冷静分析思考之后,认为首先要安抚好被害人一方的情绪。为此我在双方家长之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最后,被告人的家长主动表示愿意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足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害人家长也为被告人父母真诚忏悔的言行所感动,一改当初要求严惩被告人的态度,出具了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并要求从轻处罚的书面意见。
前期工作铺垫好之后,我开始认真布置庭审,以求利用庭审对被告人开展教育。开庭时,在确认被告人有罪后,我请被害人的母亲当庭陈述了女儿遭遇不幸的痛苦。理性的倾诉比严厉的指责更能发人深省,5名被告人当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们此时此刻已经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危害和创伤。我进一步发挥检察官、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被告人学校老师的作用,在法庭这样一个特殊的“课堂”里,对被告人进行了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亲情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12点多。此案最后经合议庭评议,判处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经过两年不懈的判后帮教,现在该案的5名失足少年,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在读大专。两年前那个让他们难以忘怀的审判,真正成为了引导他们寻找正确人生方向的航标。
三、准确认定年龄,不枉不纵切实保障案件质量
虽然未成年犯大多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案情也较为简单清楚,但是要切实保证案件质量,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却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细致地工作,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年龄是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重要问题,因此,确认被告人年龄这个看似轻而易举的环节,在审判中就显得至关重要,有时需要法官善于从案件的细节中发掘重要信息。我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个案子:被告人是未成年女学生,因涉嫌犯盗窃罪被起诉至我院。在庭审中,她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然而却说不清作案的具体日期,被盗事主因出差在外也无法说清。考虑到16周岁是未成年人的行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重要年龄界限,关系到罪与非罪,我想无论多麻烦,花再大的精力也要查个水落石出。为此我和检察官多次去侦查机关、失主单位、居委会和被告人家里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告人家中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被告人十六岁生日当天与全家人的合影,照片中,她身上所穿的紫色上衣正是失主家中被盗的那件外套。最终,由于这名少女实施盗窃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检察机关撤回了起诉,避免了一件错案。
实践中也有少数被告人谎报年龄,企图逃避法律的惩罚。2000年11月,我承办的一件盗窃案的起诉书中写到“被告人李某,17岁,1983年5月5日出生,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图宝山镇”。但我发现,案卷材料中既无户籍证明,也无被告人身份证件,只有一张手写的办案说明,提到了他的出生日期是1983年5月5日。为了核实这一情况,我与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得了联系。然而,派出所的同志却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回复:“我们这里只有元宝山镇,而且元宝山镇也不属于红山区。”这一情况引起了我的警觉。再进一步核实其它情况时,被告人的供述也得不到印证。12月10日,为了查清李某的年龄,我和书记员在严寒中冒雪驱车12小时赶到了数百公里外的赤峰。几经周折,走访了当地多个派出所后,我们查到了“李某”的真实姓名和信息。“李某,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庙乡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盗窃,目前在逃。”最终,我们查明李某作案时已满19周岁。李某试图隐瞒姓名、年龄,假冒未成年人逃避刑事处罚的企图没有得逞,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处罚。为此,我的同事们都说,你这个法官妈妈慈心也有铁面时。
四、宽严相济,细致调解全力化解社会矛盾
基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特殊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也必将有别于普通刑事审判。少年审判以教育、感化、挽救被告人为导向,量刑必然总体上趋于宽缓,即更加强调“宽”。然而,在对未成年被告人从宽判处刑罚的同时,我们应当认真地思考,案件背后的社会矛盾是否通过审判得到了化解?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了恢复?
因此,在准确定罪恰当量刑的同时,少年法庭的法官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工作,以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力求做到“三个充分”,即“被告人充分认罪、充分赔偿、被害人充分谅解”,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近日,我审理了这样一件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小利系某小区保安,十六岁生日刚过两天,就因琐事与班长高某发生冲突,致其轻伤。因小利家境贫寒,案发后虽经公安、检察机关多次调解,但未能赔偿高某的治伤损失费,因此高某要求法院严惩小利。通过庭前调查,我发现高某来自北川地震灾区,家庭财产因地震损失殆尽,本案的赔偿款对其重建家园至关重要;然而小利家在河北山区农村,其父在外打工不管家事,其母常年患病,年幼的妹妹还在上学。虽然调解难度很大,但我并未轻易放弃,而是坚持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让其换位思考,体会对方的困难。一次又一次的调解工作使被告人的家长深受感动,其经多方筹措终于交来了赔偿款,高某也降低了赔偿要求,谅解了小利,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小利从轻处罚。看到曾经剑拔弩张的双方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达成了和解,我感到十分欣慰。宣判后,少年被告人的家长特地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清正廉明,执法如山。”
五、限制前科公开,真诚帮教失足少年
在多年的审判工作中,我深刻地认识到,犯罪未成年人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影响,人格特征不稳定、可塑性强是他们的突出特点。这就决定了未成年犯罪人具有较大的矫正可能性。为了帮助他们彻底改正错误,重回人生正道,还需在宣判之后,配合执行机关对失足少年进行持续有效的帮教,时刻警醒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并为他们顺利归复社会提供便利条件。我们认为,在跟踪帮教时,如果对失足少年的前科限制公开,将更有利于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和感化,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复学、升学、就业,维护这些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院少年法庭从10多年前就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
未成年被告人张某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的父亲在国外做科研,母亲是医生,张某本人也品学兼优。可是在张某16周岁那一年的暑假,他竟然带领三名同学,盗窃10余起,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1万余元,属于情节严重的犯罪。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忽然成了盗窃犯呢?张某说:“我崇拜英雄,但我不能像董存瑞那样炸碉堡,也不能像欧阳海那样拦惊马,所以我就模仿小说里的侠客劫富济贫。”那些偷来的东西,他一样也没留下,全都分给家庭困难的同学了。
依照法律,张某应当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考虑到张某作案动机和一贯表现,合议庭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我没有中断对他的教育,在家长、老师和法官的帮助下,张某的思想取得了很大进步,他更加刻苦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他还拾金不昧,受到了学校的表彰。鉴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又有突出的悔改表现,为了让失足后愿意悔过自新的孩子同样能以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使他不因曾受到刑事处罚而影响到大学的高考,我对张某的前科能否限制公开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经向院领导请示后,我主动找到张某所在中学的校长,提出能不能将这名少年犯的前科材料转由我院少年法庭保存。开始,校长明确地说:“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为了打消校长的顾虑,我又到区教委查找有关文件,并由我院出具保存档案的备查函,经过我们主动找校长做说服工作,说明张某的悔罪情况及一贯表现,校长终于被感动,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说:“尚法官,我真服了你了,现在我才明白,你审判的少年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学。”后来,张某在全国统一高考中以591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某全国重点大学,一家人欢天喜地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我院向少年法庭的法官们报喜,并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琢璞为玉育新苗,铁面慈心法官情。”张某大学毕业后,顺利地申请到了赴国外留学深造的机会,他通过贺卡告诉了我这一好消息,这是我那一年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六、宣传法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少年法庭的法官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少年审判的工作向前延伸,参与青少年法制宣传,帮助提高青少年的遵纪守法意识和法律维权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当今社会的价值标准更加多样化,各种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化,这给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要求自己不断的学习,逐步完成从经验型法官向专家型法官的转变,努力借鉴他人的经验成果和先进方法,进一步了解新时期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我先后担任了多所学校的法制校长,并和多个街道的社区建立了“少年与家庭法制教育基地”,以《让法律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以守法为荣》、《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争做教子有方的合格父母》等为题,在本市和全国各地做了数十场法制教育巡回报告,受到师生和家长的肯定和好评。工作之余,我还全面分析总结了现实案例中反映出的家庭教育问题、学校管理问题以及未成年人心理疏导问题等,撰写了《法官妈妈给父母的90个建议》等书籍,积极向社会宣传推广科学的教育方法。
近年来,我还先后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所举办的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和探索人格教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以《犯罪的孩子为什么称呼我妈妈?》、《用精心的审判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家长携手挽救失足的孩子》、《女法官与少年犯——中国未成年人审判的理论与实践》等为题做了主题发言。与会的国际同行、专家学者们,在听了我的演讲之后,无不对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庭的工作和中国的法官大为赞赏。与此同时,我也通过这些国际性的研讨会拓宽了视野,虚心地吸收国外同行们在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先进做法,运用到我所从事的少年审判工作中去。
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将少年审判的原则和宗旨具体贯彻到每一个案件当中,做到忠于事实和法律,对每一个未成年被告人负责,对每一个被害人负责。22年来,我共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826件,无一件被发回重审;共判处少年犯1000余人,其中适用非监禁刑256人。在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中,有100余人考入了各类专业学校,22人考上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在内的大专院校,3人考取了研究生,2人出国留学深造,其它人也都自立自强,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重新犯罪率低于1%。
党和国家一贯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胡锦涛总书记于2005年6月语重心长地指出:“要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要明确责任,大力协同,综合防治。通过教育和法制相结合,使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明显好转。”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也强调:“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必须贯彻好‘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八字方针,做到切实加强对少年法庭工作的领导等‘六个加强’。”少年审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的崇高事业,是重塑少年健全人格和优良品行的“希望工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少年司法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社会效果。我愿与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共同携手,为进一步做好少年法庭的工作、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为成长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每个孩子都拥有美好的人生而不懈努力!
第五篇:“六强化”做好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工作
**** “六强化”做好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工作组坚持“项目、效益、品牌”理念,精心制定工作方案,确定了重点工作项目和重点建设项目,通过不断探索建立起矛盾预防、矛盾排查、矛盾表达、矛盾分析、矛盾化解长效机制,突出“六个强化”,实现最大限度减少矛盾发生,最大限度畅通矛盾表达渠道,最大限度化解矛盾,推进平安、和谐常兴建设。
强化基层基础。常兴镇整合基层综治、维稳、信访、司法、国土、民政、派出所、治安联防等力量,充分发挥“五位一体”工作中心的综合、组织、指导、协调作用,进一步完善“三个体系”(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基层矛盾纠纷调处联动体系),从治理社会矛盾入手,体现大综治、大信访、大调解、大维稳格局的整体效应和综合效应。
强化源头预防。为更好地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常兴镇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党委、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三问”平台,广泛深入地汇集民智、倾听民意、了解民情、关注民生,形成了一个诉求有序表达、矛盾化解及时、政府与群众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作决策、上项目、搞改革前,进行稳定风险评估,充分估计分析实施中将会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法和应对措施,形成风险评估预案,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
强化分类管理。对于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中的重点问题和重点群体,全镇各村、各单位每个月认真仔细地排查,做到对矛盾纠纷和问题的底数摸清、摸全,对情况摸透、摸-1-
实,并建立基础工作台帐,梳理情况汇总报告,明确责任,提出对策,限期解决。镇综治办实行“每日报告、每十天通报、每月评估”制度,使每一个矛盾纠纷的处理都能从上到下查实查清。
强化结案化解。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化解的原则,以“事要解决”为目标,以“分级受理、多措并举、因案施策、制度制约”四项措施,实现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从进入工作台帐之日起最多三个月内办结。
强化秩序规范。对合理诉求解决到位、不合理诉求结案到位、实际困难帮扶救助到位,少数群众仍缠访闹访的,加强教育疏导工作;派出所成立了违法信访处理专项工作组,按相关规定对违法信访行为依法处理。
强化协调联动。各村、各单位加强上下联动、左右沟通和横纵协调,强化情报信息沟通,建立了完善的联席会议制度和访情会商制度,加强联合调查研究,促进办案协作,进一步提高了对社会矛盾纠纷的预警防范和依法处置能力,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