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修正案

第一篇：立法法修正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三、将第六条修改为：“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四、第八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第六项改为第七项，修改为：“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第八项改为第九项，修改为：“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五、将第十条改为两条，作为第十条、第十二条，修改为：

“第十条 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二条 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决定行使被授予的权力。

“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七、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审议法律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八、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九、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十、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十一、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六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款改为第四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十二、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十四、删除第三十八条。

十五、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一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

“单独表决的条款经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后，委员长会议根据单独表决的情况，可以决定将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也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意见，科学论证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确定立法项目，提高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编制立法规划和拟订年度立法计划，并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要求，督促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落实。”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

二十、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四条，修改为：“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法律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

二十一、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二十二、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九条，第二款改为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法律被修改的，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法律被废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规定废止该法律的以外，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条：“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的，提案人应当予以说明并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应当同时提出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议案。

“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认为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

二

十四、将第五十四条改为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修改为：“法律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经过修改的法律，应当依次载明修改机关、修改日期。”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二条：“法律规定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法律对配套的具体规定制定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关国家机关未能在期限内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说明情况。”

二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评估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二十七、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中的法律项目应当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及时跟踪了解国务院各部门落实立法计划的情况，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二十八、将第五十八条改为第六十七条，修改为：“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法制机构具体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国务院决定不公布的除外。”

二十九、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七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有关国防建设的行政法规，可以由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公布。”

三

十、将第六十二条改为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行政法规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三

十一、将第六十三条改为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第三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删除第四款。

增加三款，作为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行使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依照前款规定确定。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及本条第二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三

十二、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七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增加两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

三

十三、将第六十九条改为第七十八条，第三款修改为：“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经批准后，由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三

十四、将第七十条改为第七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三

十五、将第七十一条改为第八十条，第二款修改为：“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三

十六、将第七十三条改为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增加四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政府规章，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开始制定规章的时间，与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本市、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时间同步。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三

十七、将第七十六条改为第八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地方政府规章由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或者自治州州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三

十八、将第七十七条改为第八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第二款修改为：“地方政府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三

十九、将第五章的章名修改为“适用与备案审查”。

四

十、将第八十条改为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四

十一、将第八十九条改为第九十八条，第二项修改为：“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三项修改为：“

（三）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

第四项修改为：“

（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应当同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应当同时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备案”。

第五项修改为：“

（五）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备案；经济特区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

四

十二、将第九十条改为第九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

四

十三、将第九十一条改为第一百条，第一款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反馈。”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

第二款改为第三款，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经审查、研究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四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将审查、研究情况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反馈，并可以向社会公开。”

四

十五、将第九十三条改为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军兵种、军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决定、命令，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军事规章。”

四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海南省三沙市，比照适用本决定有关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第二篇：美国拜杜法案 立法背景、主要内容及中美比较

拜杜法案立法背景、主要内容及比较

--Bayh Dole Act(license resulting from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一、立法背景

《拜杜法案》由美国国会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1980年由国会通过，1984年又进行了修改。后被纳入美国法典第35编(《专利法》)第18章，标题为“联邦资助所完成发明的专利权”。

在《拜杜法案》制定之前，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复杂的审批程序导致政府资助项目的专利技术很少向私人部门转移。截至到1980年，联邦政府持有近2．8万项专利，但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很多人认为，政府资助产生的发明被“束之高阁”的原因在于该发明的权利没有进行有效地配置：政府拥有权利，但没有动力和能力进行商业化；私人部门有动力和能力实施商业化，但没有权利。

《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该法案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于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商业运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励，由此加快了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使得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能够继续维持其技术优势，促进了经济繁荣。

二、主要内容

《拜杜法案》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适用范围

该法适用于所有由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产生的发明。这里的“发明”包括所有可以申请专利或受其它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成果。适用范围包括政府机构、小企业、非营利组织。小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统称为合同方或受资助单位。(二)受政府资助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包括

及时披露研发成果的义务，选择是否保留发明所有权的权利，选择保留权利的单位负有申请专利的义务，选择保留权利的单位声明受资助的义务，报告实施情况的义务，优先发展美国产业的权利义务，以及将收益分配给发明人和用于科研、教育的义务等。(三)政府的权利包括

对受资助单位未保留的发明享有所有权、联邦政府为美国利益在全世界付费实施该发明的权利，以及介入权(某些情况下，联邦政府可以要求保留权利的受资助单位给予第三方实施发明的许可，或者由联邦政府直接授予第三方实施发明的许可)等。

三、中美两国方案效果的比较

2002年3月5日，中国科技部和财政部也联合下发了一个“中国版”的《拜—杜法案》——《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然而，时至今日，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企业获得大学和科研机构技术支持的机会与能力在所评国家中一直排在最后几名。而且，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只有15%，专利转化率也只有25%。核心价值几乎完全一样的两项政策法规，为何在不同的国度其效果却有天壤之别？对于正在迈向创新型国家的中国来说，这一反差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从线性模型到产研互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美国已经开始探讨科学在和平时代的作用问题。时任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的万尼瓦尔?布什博士（Vannevar Bush）根据此前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提交了一份名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该报告后来被誉为“美国现代科技政策的奠基石”。其主要观点就是被广为接受的动态“线性模型”，即通过线性序列，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延伸，并利用从科学到技术的动力流将科学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在此过程中，基础研究对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被大大强调。该报告影响了美国战后几十年的科技政策，虽然在推动美国形成有计划的科技政策体系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因为导致美国产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互动降到冰点而备受诟病。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制造”替代“美国制造”成为普通美国人心中的首选，许多科技界专家开始对此进行反思，认为当时的专利制度严重阻碍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下属机构对大学的研究投入已成为美国大学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约占60%。然而，这些资助虽然产生出了许多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却很低。其主要原因是，那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采用统一的专利政策，在产权问题上多数联邦机构都不愿将专利所有权交给大学，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专利许可的方式上，采取的也是非独占性许可方式。这样一来，不但作为基础研究主要承担者的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缺乏技术转移的积极性，而且作为技术转移对象的企业，因为希望得到的是独占性的专利许可，所以也热情不高。197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第一次将专利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但当时的美国国会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战略。直到经过激烈的辩论后，《拜—杜法案》才获得通过。

“《拜—杜法案》的核心是，将以政府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科研项目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鼓励非营利性机构与企业界合作转化这些科研成果，参与研究的人员也可以分享利益。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保留'介入权’，即这些机构如果未能通过专利许可方式使某项发明商业化，联邦政府将保留该项发明由谁来继续商业化的决定权。”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张平说。

张平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拜—杜法案》的出台彻底改变了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归属权问题，对研究型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81年以前，美国大学每年获取的专利数不到250件。在其后的10年间里，每年授予大学的专利数便达到了1600件，2000年达到了3000多件，其中80%为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根据美国总审计署的统计，大学研究对于产业的贡献从1980年的4%迅速攀升到了1990年的7%。

冷暖两重天

“中国版”的《拜—杜法案》出台后，同样解决了中国专利制度上存在的类似问题。然而，与其在美国产生的效应相比，却是“冷暖两重天”，其背后的原因何在？

实际上，科技成果转化难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今年8月，世界银行公布了其对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中大学与产业界合作情况的研究报告。调查数据表明，大学与产业界联手能够产生相当可观的创新成果。然而，同样有证据表明，由于这一地区的企业对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研究水平不甚了解，或者自身对其科研成果的消化和吸收能力不足，导致企业和大学等研究机构间的联系还十分微弱。此外，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竞争力报告也表明，这一地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直以来都不能充分响应企业界的需求，在课题立项时对学术的追求超过了对商业应用本身的关注。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近日指出，我国很多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一些面向市场的研究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使很多成果从技术标准上看不错，甚至非常优秀，但生产成本却很高，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或不具备产业化生产能力，导致技术转移比较困难。

多年来一直从事知识产权制度研究的张平也认为，之所以出现技术转移难的问题，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如何设计和运行这一制度。据张平介绍，我国科技成果管理体制是建国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包括科技成果鉴定评审、申报登记、推广应用等。随着1985年我国专利法实施，这一集科学、技术、经济、法律为一体的专利制度就与传统的科技成果管理制度并存，形成了现在我国科技成果管理的双轨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人已经感到这种运行机制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作了一些改革，但其实质内容和基本做法并没有改变。例如，对一项应用成果的评价仍然由专家来做，标准仍然采用“国际领先、国内先进”等，至于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则无关紧要。张平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激励科研人员研发出有应用可能的创新成果，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管理成果和实现科技成果转移。

商业化陷阱

《拜—杜法案》的出台使营利行为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教学本身发展到其核心活动——科学研究中，这必然导致纯净的“象牙塔”内商业气息日益浓厚。随着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互动频频，也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合作是否会影响这些机构公共服务功能的担心。

大学和企业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有不同的使命、价值观、文化，同时也要面对各自的财政及现实问题。就学术界而言，要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水平，让同行对研究成果、技巧及方法进行公开的严格评价被认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通常致力于长期的研究项目，还要尽可能将成果公开，以推动学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企业则倾向于聚焦短期、具体的研究活动，同时出于竞争的考虑，还要尽量将一些新的知识隐藏起来。

对大学来说，虽然通过与企业合作，可以获得更多外部资金的支持，培养出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生和教职员，但同时也要防止因接受委托研究而妨害学术的公正性。哈佛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就曾经说过，商业化正在逐渐侵蚀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象牙塔正面临着被铜臭污染的危险”。在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制定出清晰的内部规则，保证研究成果具有科学性和公正性，维护公众的利益，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在《拜—杜法案》出台之后，美国企业界对学术研究的资金投入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的经费来源。1980年，美国企业界提供的资金支持额度还只占大学研发总投入的3.9%,2000年这一数字就已变成了7.2%。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比例则由67.5%下降到了58.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一直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这为营造独立、稳定的学术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保证。这点和现在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中国来说，如何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也许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第三篇：CR法案

“CR法案”

2005年3月，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技术顾问洛兹专程来到“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温州，向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传递消息称，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已再次把“CR法案”（ChildResistanceLaw，即儿童防护法规：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安全锁”）列入其议事日程，并将对该法案进行重新修订。

这则消息，让曾因牵头抵制“CR法案”而夺得2003年CCTV经济人物的温州烟具协会副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很是不安，“一旦欧盟启动‘CR’修订法案，温州乃至全国打火机极有可能面临全线退出欧盟市场的危险”。

“物美价廉”的温州打火机为何如此惧怕“CR法案”？从表明上看，企业不过只需加装安全锁而已，这项操作对温州企业来说，可谓简单之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此黄发静一语道破玄机，关键是温州几乎所有的打火机企业，在欧盟国家并未取得产品销售的专利权。

已占据全球市场较大份额的温州打火机，在海外同类产品竞争中明显具有低价格优势，直接冲击了国外打火机生产商的利益，这无疑是令美国、欧盟启动“CR法案”的主要原因。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打火机制造基地，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和福建3大片区，年产量占世界总销售量的2/3以上。而浙江打火机出口占全国2/3左右，其中“主产区”温州年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高达6亿多只。

在我打火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背景下，欧美同行生产商的贸易保护态度也日益强硬。此时温州打火机海外注册专利权缺失的“辫子”，自然就成为欧美企业限制我产品出口的主要“把柄”，但令温州打火机企业普遍尴尬的是，全球几乎所有的打火机专利技术，都掌握在欧美等企业手中。黄发静说，“数量众多的温州企业，如要研制出每款结构、款式都不雷同的产品，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另外，欧美专利注册费用之高、时间之长也令温企望而却步。目前一款打火机专利在欧美注册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注册费用在3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一家温州企业一般年产打火机就有上百款，全市企业年产打火机更是多达10000多款。对于规模小、实力弱且竞销激烈的温州打火机企业来说，专利注册几乎等于在做“吃力不赚钱”的“傻事”。

试分析温州打火机面临的是何种贸易障碍？我国应通过哪些措施积极应对？

第四篇：禁毒法案

形势与政策：禁毒法案

信息学院

094100196

王凯强

一、禁毒法的概念

禁毒法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禁毒法即名为《禁毒法》的专门法典，我国尚缺乏。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勉强可以称为狭义的禁毒法，但该法更准确地说只是禁毒单行法，而且目前处于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经为97年新刑法所吸收）无效的尴尬地位。

广义的禁毒法即关于毒品的管制、毒品犯罪与毒品滥用的预防、控制与惩治（惩罚、矫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形式上看有以下三种：一是系统的禁毒法律，即禁毒专门法典，如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拟于2006年颁布实施的《禁毒法》；二是单行禁毒专门法律法规，如《关于禁毒的决定》、《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三是非禁毒专门法中的附属禁毒法规范，如《药品管理法》、《海关法》等中涉及禁毒的法律条文。本文所使用禁毒法这一概念，一般指广义。

各国禁毒立法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贯彻“严禁”的方针，都试图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禁毒法律网络，以有效控制毒品，如一般都针对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四个环节进行立法，对毒品犯罪的处罚严厉等。这种立法特点，与毒品的巨大社会危害性是一致的。不过，也有少部分国家的禁毒法相对宽松，甚至有的国家还实行毒品有限合法化的政策，不过这多是因为毒品生产与贸易已经渗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或者在毒品长期禁而不绝后所选择的另一种无奈的毒品对策。

二、禁毒法的起源与流变

（一）毒品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中国的鸦片与罂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给中国皇帝而逐步流传。当时，鸦片作为一种药物输入，罂粟则是作为一种名贵的观赏花草。唐至明600余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步推广。一些中医开始利用罂粟籽和壳作为与其它中药配伍的药材。明朝，在追求享乐的氛围中，鸦片成了贵族热衷的“神品”，逐步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鸦片从药用品蜕变为奢侈品。清朝初年，吸食鸦片之风由台湾、厦门等地传入内地，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不良习俗。清朝中叶后，鸦片贸易成为西方列强对华政策。到1835年，据估计中国吸毒人数已经剧增到200万人以上，吸食者几乎包罗各种职业、各个阶层。19世纪30年代后期，鸦片问题开始动摇清朝封建统治基础，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有的学者推测，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吸毒者可能超过400万人。

毒品的逐步泛滥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日益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中国禁毒法诞生的催化剂。

（二）中国禁毒法的起源与清朝的禁烟 法 1．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及其发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曾下令将进口鸦片的税率提高1.5倍以减少鸦片的进口量，但鸦片输入有增无减。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皇帝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规定鸦片不准销售鸦片，违禁者枷号一月，发配充军；私开烟馆者，首犯判役刑监候，从犯杖责一百，流放边疆。并责令地方官员及海关监督如有不切实履行职责，纵容私运者，要严加处罚者，不得宽贷。次年，又颁布专门针对台湾的禁令：“台湾流寓之民……贩卖鸦片烟者，亦分别治罪。”

干隆和嘉庆年间，清政府又多次发布禁止鸦片贩运、进口、罂粟种植及吸食鸦片的法令。嘉庆继承了雍正以来对“兴贩鸦片”和“开设烟馆”的处罚规定，还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外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从关税表中剔除了鸦片，禁止鸦片进口，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外商的走私鸦片活动。同时明确规定禁止在国内种植罂粟，任何购买、运输、销售鸦片的行为都是非法行为。此外，嘉庆还颁旨令刑部制定了《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把禁烟范围从过去的单纯禁止贩卖扩大到禁止吸食，首开以刑法手段制裁吸毒者的先河。

道光皇帝继续推行禁烟政策，在禁烟立法方面多有作为。道光三年（1823年），发布《失察鸦片条例》，以后年年下达禁烟上谕。道光十一年（1831年），公布禁种条例。同年，又颁布禁吸条例。1838年，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将清廷历次发布的有关禁贩、禁吸、禁种的规定合编为39条，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禁烟法典。

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鸦片问题上经过“弛禁”与“严禁”之争后，清政府明确了“严禁”的政策。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禁毒工作的深入和禁毒法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也深化了中国与英、法等外国列强之间的矛盾2．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两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标志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随后，又解除了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的法令，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弛禁”时期。清政府从禁烟到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直到发展成鸦片税成为财政支柱，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转变。3．清朝末年的禁烟法令

在施行新政的背景下，1906年9月清政府提出“十年禁烟计划”，开始了清政府的第二个禁烟时期。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十条》，此后又连续发布《稽核禁烟章程》、《禁烟查验章程》、《禁烟议叙议处章程》、《购烟执照章程》、《管理售卖膏土章程》等专门法令；1907年所定《新刑律》专列鸦片烟罪；1909年10月民政部与修订法律大臣又会订《禁烟罚惩条例》；此外，清政府还加强了禁烟国际合作，例如1907年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1909年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议，形成了决议案九款，相对完备的禁毒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清末的这次禁烟运动成效显着，而完善的禁毒立法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禁毒立法状况来看，中国是世界上颁布禁毒令最早、最多的国家，也是禁毒法律体系最为严密的国家。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禁毒史基本上是一场悲剧，但是中国早期的禁毒法制实践，客观上也为中国禁毒法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民国时期的禁烟法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继续推行禁烟政策。1912年3月2日，孙中山即颁布禁烟令。袁世凯窃国之后，继续实行禁烟政策，除了继续沿用清朝禁毒法令，还发布了一些新的禁烟法令，并批准了《海牙禁烟公约》。民国初年的禁烟包括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四方面，主要法令有《暂行新刑律》、《禁种罂粟条例》、《吗啡治罪条例》等。南京国民政府仍较为重视禁烟立法。初期所颁布的禁烟法令主要有：《禁烟暂行章程》（1927年9月）、《修正禁烟条例》（1927年11月）、《中华民国刑法》（1928年）第271－277条之鸦片罪、《禁烟法》（1928年9月，共7条，主要内容为限令自1929年3月1日后，全国一律禁止吸食）、《禁烟法施行条例》（1928年9月，共7章19条）、《厉行禁绝鸦片及其它代用品实施办法》（1929年6月）、《修正禁烟法》（1929年7月）等。1935年，国民政府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在六年禁烟时期（1935－1941年），发布了大量禁烟法令。仅在六年禁烟初期(1935－1937年)所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就有近30项，如《禁烟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鸦片的种、运、售、吸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规定）、《禁毒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吗啡、海洛因、红丸等毒品限禁最重，规定吸食烈性毒品者必须在1935年内自动投戒，违令者送戒毒所；如1936年仍有吸毒者将处5年以上徒刑，制造、运输、贩卖毒品者处死刑）、《检举烟民登记办法》（1936年）等。在六年禁烟后期（1938－1941）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也有十余项，如《修正禁烟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修正禁毒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检查各省市烟民暂行办法》（1939年10月）等。抗张时期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又制定了“三年禁烟善后计划”，在此期间继续完善了有关禁烟法令。

不管是严禁还是弛禁，至少从表面上看，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均坚持了禁烟政策。由于毒品日益泛滥的严重现实，以及禁烟立法技术的日趋成熟，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这一时期的禁烟立法较之清代，都有较大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政府腐败、外患、内战等各种原因的交织，到1949年，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竟高达2000万亩，吸毒者达2000万之众。严酷的现实表明，旧中国无法解决沉重的毒品问题。

（四）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禁毒法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严厉禁毒的方针，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发布了不少的禁毒法令，如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1942年）、《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42年）等。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并制定发布了不少禁毒法令。1950年2月24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规定了全国的禁毒纲领。1952年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的《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同年10月，政府院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在中央禁烟立法同时，各大行政区也配套发布了相关禁毒法令，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1950年7月31日通过，1950年12月19日修正）、《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952年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内蒙古自治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1951年4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它毒品的命令》（1952年2月9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东北禁烟禁毒贯彻实施办法》等。

建国初期禁毒法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全国法与地方法结合，紧密结合禁毒斗争形势需要的显着特点，并以运动式的方式全民践行。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禁毒法较为粗糙，但为禁毒运动的开展和打击毒品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1953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新中国能在短短三年内禁绝毒品，禁毒法功不可没。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私种罂粟和贩毒在部分地区出现反复。针对这一现象，1963年5月26中共中央为颁布了《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设地下烟馆、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待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1973年1月13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片等毒品的通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于严禁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由于对毒品的有效控制及法制建设的滞后，我国禁毒立法的数量不多。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立法思想下，禁毒法规还明显具有粗而不细的特点。

三、现行禁毒法律体系

从上文对我国禁毒法发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发现禁毒法与禁毒工作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禁毒立法是禁毒工作的基础，禁毒斗争形式的严峻化必然促进禁毒法的完善与发展，而禁毒立法是否完善并得以较好的执行的则是禁毒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禁毒法的发展，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

1979年，云南省永德县明朗乡破获被认为是我国自1952年禁绝毒品以来的第一起毒品案件，此后又陆续在全省查获鸦片1.6万两，毒品的大量查获，标志着我国无毒史的悄然结束，毒品再次成为曾经毒害深重的中国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同时，毒品死灰复燃的趋势，也促进了禁毒立法工作的再次展开。从1979年《刑法》规定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1981年《国务院关于重申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的发布，到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5年国务院制定《强制戒毒办法》，再到1997年新《刑法》专设毒品犯罪章节、2003年司法部发布《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余年来，我国禁毒法律体系重新得以初步构建，并日益完善和发展。目前《禁毒法》已经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预计2006年颁布实施。这一禁毒专门法典的通过，必将使我国禁毒法制建设跨上新的台阶，极大的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发展。

从不同角度，可以对我国现行禁毒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作不同的分析：

1．从立法主体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五个基本构成部分，这是对禁毒法的最基本分类。（1）国际公约

1909年2月，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议”（又称“国际鸦片会议”）在上海召开，中、日、英、法等13个国家参加。会议虽然没有签署正式条约，只是形成了决议案九条但是这次会议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1912年，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公约》签订。此后，国际禁毒合作与国际禁毒立法发展迅速，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禁毒国际公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有关毒品和毒品犯罪的国际公约、协定及议定书共约17个。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已经分别于1985年6月12日（前两个国际公约）、1989年9月4日（后一个国际公约）参加或者批准了这三个国际公约。因此这三个国际公约属于我国禁毒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和执行。（2）法律

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通过的基本法律，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普遍施行于全国。

现行禁毒法律主要有三部：○1《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改，第六章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191条洗钱罪）；○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共16条）；○3《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24条“禁吸”、第31条“禁种”）。其中仅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为专门的禁毒单行法律，其它法律只有部分内容是关于禁毒问题的规定，即只有一些附属禁毒法条文，或者与禁毒密切关联。（3）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由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直属机构制定并施行全国，其法律效力低于法律。比较重要的有《麻醉药品管理办法》（1987年）、《精神药品管理办法》（1988年）、《强制戒毒办法》（1995年）、《戒毒药品管理办法》（1995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3年）等。

（4）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等

司法解释，是指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年6月10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二省自治区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199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几个问题的答复》（1995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向他人出卖父辈、祖辈遗留下来的鸦片以及其它毒品如何适用法律的批复》（1988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贩卖假毒品案件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1991年4月2日）等等。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其含义比司法解释广，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制定通过的并可施行于全国的规范性文件，如规定、决定、解释、批复、通知等。因此，从逻辑上讲，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包括司法解释在内。例如《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1996年5月30日）、公安部《关于毒品案件立案标准的通知》（1988年7月13日）、《公安部关于对用于毒品犯罪的他人财物是否应予没收的批复》（1992年8月4日），等等，都属于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5）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如《江苏省禁毒条例》（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9年12月21日通过，自2000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安徽省禁毒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3年8月23日）、《湖南省禁毒条例》（2004年1月6日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四川省禁毒条例》（1993年10月28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禁毒条例〉的决定》修正）等。地方政府规章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所制定。如《陕西省戒毒所管理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1992年7月20日）、《广东省戒毒所管理办法》（广东省政府，1993年1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毒的通告》（1995年4月26日）、《南京市政府关于查禁毒品的通告》（1995年8月5日）等。

与其它省市相比较，上海的地方性禁毒立法较为滞后。

2．从部门法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刑法、行政法两大基本组成部分。

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指一个国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部门法所指同类法律规范，不包括国际法，仅指国内法；不包括已经失效的法，仅指现行法；不包括将要制定但尚未制定的法律，仅指已经颁布生效的法律。我国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

禁毒刑法主要是指《刑法》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191条（洗钱罪）。禁毒行政法则较多，包括《强制戒毒办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专门禁毒行政法规，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等中有关禁毒的行政法规范。

3．从禁毒法适用地域范围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全国性禁毒法和地方性禁毒法两大基本构成部分。

全国性禁毒法是由中央国家机关所制定，适用于全国。如《刑法》、《关于禁毒的决定》等。地方性禁毒法则由地方国家机关制定，其适用范围限于地方。如《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1989）、《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查禁毒品的规定》（1990）、《四川省禁毒条例》（1993）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分类方法，例如根据“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的“四禁”方针，把禁毒法分为禁吸法、禁贩法、禁种法、禁制法，等等。

四、禁毒法的主要内容

（一）毒品的法律管制 1．毒品的法律定义

什幺是毒品？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其作出不同的界定。根据我国现行禁毒法律规定，毒品是指国家依法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举了5种毒品。1997年新《刑法》第357条第一款：“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新列举了甲基苯丙胺（冰毒，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苯丙胺类药物滥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泛滥的新型毒品。

从毒品的法律定义，可以概括出毒品的两个基本的特性：一是成瘾性，即须属于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二是法律管制性。这种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药品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管制，国家不进行严格管制的药品，即便属于能够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在法律上也不认为是毒品。理解毒品的法律管制性还必须注意一点，国家进行严格管制的药品，必须在被非法使用的情况下，才从药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毒品。如果是对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依法使用，如以医疗为目的合法适用，则尚不能定性为毒品，而还只是药品。

2．我国关于毒品管制的法律法规 毒品与药品之间只有一步之隔，防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药品蜕变成毒品，是各国禁毒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毒品管制的法规主要有《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戒毒药品管理办法》等。

1984年9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药品管理法》，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次会议对该法进行了修订。《药品管理法》关于毒品的管理规定主要有三条：第35条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实行特殊管理。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第45条规定：“进口、出口麻醉药品和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必须持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给的《进口准许证》、《出口准许证》。”第54条规定：“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外用药品和非处方药的标签，必须印有规定的标志。”

为了严格管理麻醉药品，保证医疗、教学、科研的安全使用，1987年1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共8章38条。《麻醉药品管理办法》把麻醉药品界定为“连续使用后易产生依赖型、能成瘾癖的药品”（第2条），包括“阿片类、可卡因类、大麻类、合成麻醉药类及卫生部制定的其它易成瘾癖的药品、药用原植物及其制剂”（第3条）。1996年1月，卫生部公布了《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列出了阿片、古可叶、可卡因等118种麻醉药品。《麻醉药品管理办法》从麻醉药品的种植和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等方面，对麻醉药品的管理进行了规定。

1988年12月27日，国务院又发布了《精神药品管理办法》，这一办法分为8章，共计28条。《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把精神药品界定为“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和抑制，连续使用能产生依赖性的药品”（第2条）。1996年1月，卫生部公布了《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列出了布苯丙胺、巴比妥等第一类、第二类精神药品119种。《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从精神药品的生产、供应、运输、使用、进出口等方面，对精神药品的管理进行了规定。为了严格对于毒品的法律管制，我国法律法规还对易制毒化学品，如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做了严格管理的规定。如《关于禁毒的决定》第5条规定：“对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管理，严禁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目前，《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如果此条例通过实施，我国对毒品的管制立法将更为完善。

（二）毒品违法行为的处罚与矫治 毒品违法行为是指触犯国家禁毒法，但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行为，主要包括违反毒品管制的行为和吸毒行为两大类。这里所说的违反毒品管制的行为，具体包括违法种植、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为。所说的吸毒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本人违法吸食毒品的行为。实施毒品违法行为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禁毒法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主要以治安行政处罚的形式来实现，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强制戒毒、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七种措施。1．违反毒品管制行为的处罚

对于具有违法种植、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拘留、没收、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关于禁毒的决定》第6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或者其它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小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第12条规定：“对查获的毒品、毒品犯罪的非法所得以及由非法所得所获得的收益、供犯罪使用的财物，一律没收。没收的毒品和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依照国家规定销毁或者作其它处理。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国库。”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规定“严厉禁止违反政府规定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违者除铲除其所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外，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精神药品和非法收入，并视情节轻重，给予非法所得金额五至十倍的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的处罚。”

《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可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麻醉药品和非法收人，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非法所得的金额五至十倍的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的处罚。” 除行政处罚外，还可以给予行政处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对利用工作方便，为他人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骗取、滥用麻醉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第23条规定：“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骗取、滥用精神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2．关于吸毒行为定性之争及我国禁毒法的立场

在我国历史上，吸毒曾经被定性为刑事犯罪，要受到相应的刑罚制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吸毒则是一种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刑事犯罪。

近年来，随着毒品日益泛滥，有的学者提出吸毒犯罪化的建议，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主要理由在于：（1）吸毒是一种无被害人犯罪，吸毒者本身也是毒品的受害者，有些吸毒者还是被引诱、教唆、欺骗或强迫而染上毒瘾。可以说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欲罢不能。（2）从违法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是一种重刑化作法，有悖于刑罚的谦抑性。而且，对于吸毒行为，重罚无助于毒瘾的戒断。（3）我国吸毒人数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犯罪化将徒增数百万罪犯，一方面会带来法不责重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这种标签化效应，也将给吸毒者的矫治和回归社会造成极大的障碍。（4）以刑罚制裁吸毒者在法理上欠缺充足的依据。绝大多数吸毒者染毒的起因是好奇、赶时髦、摆阔、治病、赌气等，少有危害国家兴衰、祸及民族安危或者破坏社会秩序等加害动因。从医学的角度说，吸毒是一种疾病，吸毒者不过是病人。在国外，还存在毒品合法化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对我国禁毒工作有启发，但并不现实的观点。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吸毒被视为一种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对于吸毒人员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强制戒毒、劳动教养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24条规定：“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三）违反政府禁令，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毒品和吸食、注射器具。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 《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第9条规定，对年满十六周岁“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经过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第44条“决定劳动教养的期限，应当与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社会危害程度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相适应，确定为一年、一年三个月、一年六个月、一年九个月、二年、二年三个月、二年六个月、二年九个月或者三年。”

（三）毒品犯罪的刑法控制

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禁毒刑法规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由于毒品犯罪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各国刑法无不把它作为重要内容。禁毒刑法在禁毒法律体系中也都居于核心和最后保障法的地位。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代二次会议制定颁布的《刑法》中，只有第171条仅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不但条文数量少、罪名少，处刑也偏轻。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刑法典在制定的时候，我国还基本上处于“无毒国”的状态，虽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毒品犯罪案件偶有发生，但在当时毒品并非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后，毒品犯罪日益严重，粗陋的刑法规定难以应对禁毒斗争形式需求。为此，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年3月）、《海关法》（1987年1月）、《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1988年1月）、《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等，对毒品犯罪刑事立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提高了毒品犯罪法定刑和禁毒刑事法网的严密性。

1997年新《刑法》吸收了和整合了各禁毒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的规定，专列“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一节，大大提高了我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水平。根据新《刑法》等禁毒法规定，我国关于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定，充分体现了“严禁”的刑事政策，具体表现在设计严密罪名体系，设置严厉刑罚两方面。1．罪名严密

从《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罪名的设置来看，体现了试图编制严密法网的良苦用心。从毒品犯罪罪名设置来看，具体有以下罪名：

（1）消费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2强迫他人吸毒罪，○3容留他人吸毒罪，○4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四个罪名。

（2）经营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2走私制毒物品罪，○3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4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5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五个罪名。

（3）持有型毒品犯罪。包括非法持有毒品罪。

（4）破坏禁毒活动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2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3洗钱罪三个罪名。2．刑罚严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刑种涵盖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拘役五种主刑，以及没收财产、罚金等主要附加刑。（2）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定性不定量，规定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第347条）；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347条第1款）；对于影响量刑轻重的毒品数量的计算，实行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的办法（357条第7款）。（3）刑罚的适用上也体现了从重从快思想。毒品犯罪是历来是严打的对象，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等省、自治区对于毒品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只需高级法院即可核准，而不需要最高法院核准。

五、禁毒法的完善与展望

（一）现行禁毒立法的特色与不足

我国现行禁毒立法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贯彻严禁方针，刑事法与行政法结合，全国法与地方法并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严禁方针一直成为我国禁毒立法的指导方针，具体表现在禁毒法网日趋严密，对于毒品犯罪的处罚严厉等方面。现行禁毒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和行政法相结合，以刑罚和行政处罚为后盾。在全国性禁毒立法的同时，地方性禁毒法也独树一帜，特别是在云南、广东等省市，地方性禁毒法的发展既起到了与全国法配合的作用，也促进了全国法的完善，并为全国禁毒法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日益严峻禁毒斗争形式的催逼下，尽管我国禁毒立法工作不断进步和发展，但总体而言禁毒立法是我国目前禁毒工作中急需加强的薄弱环节。其不足指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禁毒立法滞后于禁毒工作实践，前瞻性不足。回顾20余年来我国禁毒立法工作，可以发现一个显着的特点，即立法工作对禁毒斗争形式的估计不足，总是落后于禁毒工作实践，禁毒立法工作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如1979年刑法典仅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第171条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一个罪名，并规定“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因、吗啡或其它毒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并处罚金”，“一惯或大量制造、贩卖、运输前款毒品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不仅法网疏漏，而且处刑偏轻。为了弥补这一漏洞，不得不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海关法》等，试图严密法网、加重刑罚。不适当地把毒品犯罪规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明显体现出禁毒立法的仓促性和应急性。再如新刑法颁布后，我国禁毒工作主要法律依据——《关于禁毒的决定》长期处于刑事责任规定部分失效，而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的尴尬状态。此外，现有立法对戒毒机构的设置、强制戒毒期限的设定、强制戒毒费用的支付、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管控帮教等规定，也已经不能适应并规范禁毒工作实际。

其二，总体上，现有立法数量较少，立法级别较低（多为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而且凌乱不成体系，特别是缺乏一部适应当前禁毒工作形势、统领全局的综合性禁毒法。

其三，现有禁毒立法以刑事立法为主，侧重点在于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而对于毒品预防、禁毒宣传教育、禁毒组织、禁毒保障机制等问题均缺乏统一、协调性的规定。其四，现有立法侧重于毒品供给环节违法犯罪的控制，而忽视针对消费环节毒品控制的法律规定。

其五，现有禁毒法律法规之间矛盾、不协调现象突出。如关于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模式之间的法律规定协调性不足，造成三种戒毒模式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戒毒立法体系和工作体系。审视现有禁毒法，可以发现：自愿戒毒实际上没有法律依据，强制戒毒并不是完整的戒毒，劳教戒毒则侧重于处罚而不是戒毒。再如有的禁毒法规还存在违反《立法法》的现象。其六，现有禁毒立法的理念需要更新。例如对于吸毒人员的处置仍以处罚为主，而不是矫治；戒毒费用还主要是由吸毒人员承担；禁毒立法在指导思想上过于理想化，回避毒瘾戒断必然具有的高复吸率这一客观现实，片面追求毒瘾戒断率。

（二）禁毒法的未来展望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听取全国禁毒工作汇报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不把贩毒、吸毒问题解决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涉及到中华民族兴亡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必须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2003年，胡锦涛同志批示：“禁毒工作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手软”。毒品的巨大危害性及禁毒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显而易见，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加强和改进禁毒工作，有效控制毒品日益泛滥的势头。笔者认为，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加强禁毒法制建设，以制定专门《禁毒法》为契机，重构我国禁毒工作体系，建立全国法、地方法有机配合，刑事法与行政法协调一致的禁毒法律体系，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现代化转型。据悉，《禁毒法》已列入本届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目前《禁毒法》的调研起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将于年底起草完毕，力争于200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6年颁布实施。笔者对未来《禁毒法》提出如下建议： 目前，《禁毒法》立法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笔者认为《禁毒法》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点：（1）综合性。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合一，综合规定禁毒组织、对毒品违法犯罪的打击、戒毒体系、禁毒社会工作、禁毒宣传、禁毒经费等，成为我国禁毒工作的根本大法；（2）整合性。《禁毒法》应当整合现有禁毒法律法规、禁毒资源，以健全禁毒法律体系和禁毒工作体系；（3）针对性。《禁毒法》应当有针对性的解决我国禁毒斗争所面临的新问题和目前禁毒工作实践所面临的困难；（4）前瞻性。《禁毒法》应当前瞻我国禁毒工作的未来发展。《禁毒法》应当侧重解决以下问题：（1）转变禁毒工作理念。应当树立控制毒品问题以预防为主、禁毒工作重心定位于毒品消费环节、正视戒毒客观存在的高复吸率与禁毒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现代禁毒工作理念、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矫治吸毒人员；（2）统一与完善禁毒领导机构。解决各地方禁毒领导机构的不统一问题，建议树立禁毒工作的政府责任原则，改变一些地方将禁毒委办公室设置在政法委的不适当做法，自上而下统一设置专门的政府禁毒机构；（3）严密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法网。建议将购买毒品配方、出售制毒配方等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4）肯定与推广禁毒工作成功经验，建立禁毒社会工作模式。建议吸收上海成功经验，明确规定建立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建立禁毒社工队伍，推行禁毒社会工作，建立禁毒社会工作模式；（5）加强禁毒工作中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及禁毒执法监督；（6）建立禁毒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建议建立国家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家属或者吸毒者个人的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禁毒经费保障体制，扩大禁毒经费的社会来源，加强禁毒经费使用监督。

第五篇：经济法案例题

经济法案例思考题

1、甲、乙、丙3个国有企业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丁，该公司设立董事会，成员为14人。其中由甲企业原副总经理3人、财务主管2人，乙企业原总经理、副总经理5人，丙企业原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人员4人组成。公司章程规定，董事每届任期4年，连选可以连任，4个以上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董事长有权解除董事职务。董事会同时决定设立监事会，成员为6人，其中1人为财务负责人。

问：在以上公司设立过程中有哪些行为违反《公司法》的规定？ 答案：（1）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人数应为3—13人，本案为14人。

（2）董事任期最多不得超过3年，本案董事任期4年。

（3）董事会无权解除董事职务。

（4）董事会无权决定监事会的设立，应由股东会设立。

（5）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2、王某、张某、陈某及吴某4个人拟共同设立一生产塑钢窗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10万元。王某以劳务出资，作价人民币10万元；张某以现金30万元出资；陈某以其所有的房产作价40万元；吴某以其塑钢窗实用新型技术作价30万元。张某将现金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公司的临时帐户；吴某将其实用新型办理了财产权转移手续。经全体出资人同意，陈某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王某召集并主持了首次股东会议。4人拟定了一份公司章程，推选张某为董事长，并由其在公司章程中签字、盖章，然后将公司章程及其他材料报送企业登记主管机关审查。

问：本案中该公司的设立中有哪些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 答案：（1）王某以劳务出资不合法。

（2）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本案中的货币出资未达到30%

（3）股东出资应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本案中陈某未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违反了有关规定。

（4）首次股东会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本案中陈某出资最多，应由其召集和主持。

（5）公司章程应有所有股东的签名和盖章，本案中只有张某的签名和盖章。3、2002年初，9家国有企业共同设立“盼盼奥运纪念品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是：公司股东会召开临时会议，须经代表1/2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2以上的董事或1/2以上的监事提议召开。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指出了不合法之处，予以纠正。2002年3月，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依法设立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中甲以工业产权出资，协议作价金额1200万元；乙出资1400万元，是出资最多的股东。公司设立后，由甲召集和主持了首次股东会会议，设立了董事会，全部由出资的股东组成。5月，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董事会发现，甲作为出资的工业产权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的价额，董事会提出了解决方案，即：由甲补足差额；如果甲不能补足差额，则由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分担该差额。2003年5月，公司董事会拟定了一个增加注册资本的方案，将公司现有的注册资本增加到6500万元。增资方案提交到股东会讨论表决时，有7家股东赞成，占表决权总数的63%；有4家股东不赞成，占表决权总数的37%。股东会通过了增资决议。2004年3月，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依法成立了榆林分公司。榆林分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违约被诉至法院，对方以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是榆林分公司的总公司为由，要求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上述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回答下列问题：

（1）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设立过程中有哪些不合法之处？为什么？（2）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的首次股东会议是否合法？为什么？（3）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董事会组成是否合法？

（4）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董事会关于甲出资不足的解决方案的内容是否合法？（5）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增资决议是否合法？（6）盼盼奥运纪念品公司是否应替榆林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答案：（1）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提议权的规定不合法。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应当召开。本案中规定代表1/2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2以上的董事或1/2以上的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是不符合规定的。

（2）首次股东会会议由甲召集和主持不合法。应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

（3）不合法。该公司是国有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应有职工董事。

（4）不合法。出资不实的，应当由交付出资的股东补缴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而并非由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分担该差额。

（5）不合法。股东会对公司增资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中同意的股东代表的表决权未达到2/3。

（6）应当。分公司可以依法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设立该分公司的总公司承担。

4、甲、乙、丙、丁、戊拟共同组建一有限责任性质的饮料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甲、乙各以货币60万元出资；丙以实物出资，经评估机构评估为20万元；丁以其专利技术出资，作价50万元；戊以所掌握的客户来源出资，作价10万元。公司拟不设董事会，由甲任执行董事；不设监事会，由丙担任公司的监事。饮料公司成立后经营一直不景气，已欠A银行贷款100万元未还。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把饮料公司唯一的盈利的保健品车间分出来，另成立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保健品厂。后饮料公司增资扩股，乙将其股份转让给潮流公司。1年后，保健品厂也出现严重亏损，资不抵债，其中欠B公司货款达400万元。问：

（1）各股东出资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定？

（2）饮料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定？

（3）

饮料公司设立保健品厂的行为在公司法上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设立后，饮料公司原有的债权债务应如何承担？

（4）乙转让股份时应遵循股份转让的何种原则？

（5）A银行如起诉追讨饮料公司所欠的100万元贷款，应以谁为被告？为什么？ 答案：（1）符合。

（2）符合。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和监事会。

（3）属于公司分立。分立前饮料公司的债权由饮料公司和保健品厂共同或者按约定享有，债务应当由饮料公司和保健品厂承担连带责任。

（4）应经其他股东的过半数同意，并且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

（5）A银行可以饮料公司和保健品厂为共同被告；也可以饮料公司或者保健品厂的任何一方为被告，因为二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5、衡水市有两家生产经营电池产品的企业，拟设立一股份公司，总注册资本为900万元，每个企业各认募300万元。在经过该市工商局同意后，正式开始筹建。2个发起人各认购300万元，其余300万元向其他企业募集，并规定：只要支付购买股票的资金，就即时交付股票。且为了吸引企业购买，可将每股1元打8.5折。1个月后，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但参加人所代表的股份总数只有1/3多一点。主要是有两个发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继续参与经营，抽回了其股本。创立大会决定仍要成立公司，就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了申请书，但公司登记机关认为根本达不到设立股份公司的条件违法之处甚多。此时，发起人决定放弃，宣布不成立公司了，各人的股本也随即退回。但这样一来，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及以公司名义欠的债务达10万元，加上被退回股本的发起人以外的认购人要求赔偿利息损失3万元，合计13的债务，各发起人谁也不愿承担。各债权人到法院状告发起人，要求偿还债务。发起人辩称：公司不能成立，大家都有责任，因此各自损失各自承担。现问：

（1）本案的股份公司成立过程中有哪些违法之处？

（2）本案两个发起人是否应承担公司不能成立时所产生的债务？为什么？（3）发起人以外的认购人的利息损失应当如何解决？ 答案：（1）①公司登记之前不可以向认股人交付股票，只能交付认股书；②股票不可以打折发行；③创立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过半数的发起人、认股人出席方可举行；④发起人擅自撤资违法。

（2）应当承担。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

（3）发起人之间为连带赔偿责任。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

6、下列哪些做法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A、李某因为买房于2006年4月借了一笔本金为6万元，年利率为15%的高利贷，需要在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时还款。现其所在的公司以其背负个人债务数额较大为由，解除了其公司副经理的职务

B、孙某于2005年12月担任一家私营化工企业的厂长。因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使该企业负债累累，积重难返，终于在2006年4月破产，孙某也因此离职。现担任一家国有独资公司的副董事长

C、万某于2006年12月担任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曾于2006年3月以实物券的形式发行过债券，并由公司经理赵某在债券上签了字。后经工商局查明，万某在提交的有关公司设立登记的材料中弄虚作假，隐瞒重要事实获得了公司登记，情节严重。工商局因此吊销了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8个月后，另一家上市公司聘任万某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

D、高某于1995年11月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6年5月高某被国有资产监督机构委派到一家国有独资公司担任监事会主席一职

答案：B

7、甲实业有限公司等3家国有企业，拟设立一家以技术产业为主的乙股份有限公司。乙公司拟筹集股本总额4亿元，其中，发起人甲公司拟以厂房、设备、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和部分现金作出资，并将成为乙公司第一大股东。3家发起人为筹办乙公司，共同制定了公司章程，并向登记机关提出了设立公司的申请。请回答：

（1）对甲等3家国有企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公司登记机关的下列何种答复是正确的？

A.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一般至少应有5家发起人，3家发起人不能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B.发起人可以为2-200人 C.因为是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公司，故乙公司只能采用发起设立方式 D.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公司，发起人若少于5人，应采用募集设立方式

（2）甲公司拟认购乙公司股份1亿元以成为第一大股东，但其主要是以厂房、设备、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形式出资。对甲公司的这种出资，下列何种意见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A.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并折合成一定股份

B.考虑到专利技术的市场前景，允许高于评估值协商作价 C.专利技术的出资比例可超出其注册资本20%的比例限制

D.必须依法办理厂房、设备、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的财产权转移手续（3）乙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时通过了公司章程，但参会股东仅代表乙公司股份总额的60%，公司登记机关按该章程准予乙公司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后，该章程效力如何？

A.对乙公司产生效力

B.只对召开公司创立大会时的股东有约束力 C.乙公司的董事、经理和监事必须遵守 D.对乙公司的债权人也有一定的约束力

（4）现乙公司业已成立，其股票获准上市交易，大股东甲公司欲将其持有的1亿股法人股减少至6000万股。对甲公司减持股份的计划，下列说法何者正确？

A.甲公司须经乙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才能出售其所持股份 B.甲公司要等乙成立1年后才能出售其所持股份

C.甲公司原则上只能原价出售股份，若加价出售，应征得乙公司董事会的同意 D.甲公司必须将其法人股分期分批出售，不得一次性出售 答案：（1）B（2）ACD（3）AC（4）B

8、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3月28日召开董事会会议，该次会议召开的情况以及讨论的有关问题如下：

（1）股份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出席该次会议的董事有董事A、董事B、董事C、董事D；董事E因出国考查未能出席会议；董事F因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出席会议，电话委托董事A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G因病不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会秘书H代为出席并表决。

（2）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讨论并一致作出决定，由于本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于2001年6月2日举行股份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除例行提交有关事项由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还将就下列事项提交该次会议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即：修改章程中规定的董事人数。

（3）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讨论并一致同意，聘任张某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并决定给予张某年薪10万元；董事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公司内部机构设置的方案，表决时，除董事B反对外，其他均表示同意。

（4）该次董事会会议记录，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和列席会议的监事签名后存档。现问：（1）根据本题要点（1）所提示的内容，出席该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是否符合规定？

（2）指出本题要点（2）中不符合有关规定之处，并说明理由。

（3）根据本题要点（3）所提示的内容，董事会通过的两项决议是否符合规定？并分别说明理由。

（4）指出本题要点（4）的不规范之处，并说明理由。答案：（1）出席该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F电话委托董事A以及董事G委托董事会秘书H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不符合有关规定，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会会议时，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2)于2001年6月2日举行股份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不符合规定。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法定事项发生之日起2个月之内举行。将修改章程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并以普通决议通过不符合规定。该项内容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

（3）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讨论并一致通过的聘任财务负责人并决定其报酬的决议符合规定。该决议事项属于董事会职权范围的内容。批准公司内部机构设置的方案不符合规定。董事会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公司董事由7人组成，董事B反对该事项后，实际只有3名董事同意，未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

（4）董事会会议记录有两处不规范。会议记录应有会议记录员的签名；该次会议记录无须列席会议的监事签名。

9、甲公司出售一批衬衫，每12件装一纸箱，乙公司向甲公司发电报订购2400件，甲公司回电告知单价，并说有充足现货，一个月内保证可以到货。乙公司复电：“此价格可以，但请将12件装一纸箱的包装改为10件一箱的包装。” 甲公司收到乙公司的电报后没有回电。一个月后，乙公司去甲公司提货，甲公司说，双方意思表示不一致，合同没有成立，故他们没有责任。（D）A、根据合同意思表示真实的要求，此合同没有成立 B、乙公司的要求改包装的电报只能是反要约

C、只有合同的全部条款完全一致，合同才能成立 D、只要合同的主要条款一致，合同就能成立，故此合同成立

10、甲鞋店于1月6日向乙鞋厂发函要求购买1000双男、女式时装鞋，式样及质量要求与乙鞋厂一周前送去的样品一样。单价为男鞋120元，女鞋110元，货款在货到后15天内一次付清，并请对方在1月底前答复。

乙鞋厂于1月8日收到甲鞋店的购买信息，因厂长外出参加展销会不在厂里，厂推销员李某根据自己的工作职责，在调查了解了市场价格后，于1月27日以邮寄平信的方式向甲鞋店提出：“该类时装鞋无论男、女鞋，出厂价均为120元，而且必须购买2000双时，才能以此价成交。”

1月28日，乙鞋厂厂长从展销会回来，说展销会上这种时装鞋供不应求，价格还在不断上涨，以每双120元的价格卖出太亏了。于是于当天通过传真的方式，以展销会定货量已满为由，告知甲鞋店不再供货。

甲鞋店在收到样品已决定购货，而且满以为其按鞋厂的价格一定可以成交，所以做广告等造成了经济损失，故要求鞋厂赔偿。推销员李某于1月27日寄出的平信，到达乙鞋店所在地的时间为1月30日9时。（ABD）

A、鞋厂已经及时向对方通知了不欲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对方在合同缔结之前自作主张打出广告，经济损失应由自己承担。

B、鞋店并不能因为自己发出了要约，且该要约已生效，而要求鞋厂承担任何法律责任。C、鞋厂修改了鞋店所发出的要约中关于数量条款的内容，故其已形成了一个新的要约，鞋店的要约因反要约的出现而失效。

D、鞋厂的要约，到达受要约人，即生效时间为1月30日，而该鞋厂撤回要约的通知于1月28日到达受要约人，符合要约撤回的条件，其要约在发生效力之前即失效。

11、李某是沿海某地的一个渔民，一日清晨，他从海上打鱼归来，共捕得黄花鱼6000余公斤。下船后，李某即写了一张便条给其老关系客户某水产品商店，告知商店他今日打鱼归来，共计有黄花鱼6000余公斤，价格为每公斤15元，如有需要，请派人前来购买。请人当天下午将便条送达至商店。

一般讲，4月天打回的鱼可以存放2天，商店由于现金周转问题，决定第二天上午再派人前去购买。然而，由于鱼产品价格上涨，当日下午，李某便将6000余公斤的黄花鱼以每公斤18元的价格全部卖给了另一水产品商店，且没有通知原水产品商店。待第二天上午商店派人前去购买时，黄花鱼已卖尽。双方遂起纠纷。

本案应当认为（BCD）。

A、李某在商店前去购买之前，即商店作出承诺之前，以卖出货物的行为发出了撤销要约的通知，虽未送达商店，但李某也不再受该要约的拘束。

B、李某对水产品商店发出了要约，要约中没有对承诺期限做出规定且要约表明，商店承诺的表示可以通过直接派人购买这一“行为”的方式作出。根据本条的规定，商店只要在“合理期限内”派人去购买李某的黄花鱼，即可视为作出并送达了承诺，从而达成交易。

C、商店在18日上午前去购买的行为符合这一要求，双方买卖合同应当有效成立。D、李某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保留足够的货物供相对人购买，应负违约责任。

12、农民贾某有一幅齐白石的画，由于贾某文化不高，并不知道该画的价值，一日，干部刘某下乡检查工作见到此画，刘某便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这幅画，后来，贾某看电视才知道了齐白石画的价值，便找到刘某要求退画，刘某拒绝，为此，贾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返还该画，正确说法是(C)A、齐白石的画价格很高，双方以口头合同形式成交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故贾某有权要

求刘某返还该画

B、双方是自愿进行买卖，刘某并未威胁、欺骗贾某。故贾某无权要求刘某返还该画

C、因为双方的口头合同的履行违背了公平原则。所以，贾某有权要求刘某返还该画

D、双方合同既已成立，贾某就不应反悔，只能怪自己文化低

13、某偏僻乡村，陈某取妻李某多年无子，后经医院检查发现陈某无生育能力，陈某治疗多年无效深感愧对祖先，邻居齐某俊朗健壮，陈某便向齐某要求请其代为生子，齐某开始反对，后经陈某一再恳求，并且在李某也同意后，陈、齐、李三人达成了生子协议：该协议规定，李某怀孕后，齐某可得到2000元人民币，但不得与李某继续来往，否则，齐某将赔偿陈某5000元人民币，三个月后，李某怀孕但其间与齐某感情日深，以致难以分开，数月后，李某生下一子，齐李二人经常暗度陈仓，终被陈某发现，李某决心与陈某离婚，并公开宣布孩子是齐某之子，陈某见此同意离婚，但要齐某依协议拿出5000元赔偿费，后因齐某拒绝，陈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C)A、三人签订的生子协议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应受法律保护 B、陈某依约要求齐某赔偿5000元的要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C、陈某、齐某、李某间的生子协议严重违背了我国的社会公德，是典型的无效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

D、齐某先行违约，又与李某私通，于情于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应赔偿陈某5000元的赔偿费

14、甲厂欲向乙厂订购一套设备，经双方讨论，甲厂将一份载明价格、交货时间、设备的安装调试等方面内容的合同签字后交给乙厂，乙厂厂长因出国未能签字，但保证回国后立 即签字。甲厂怕影响生产，又口头上要求对方做采购原料，组织人力等工作。乙厂依照甲 厂要求做了准备，后甲厂又与丙厂接触，因丙厂开价低于乙厂，甲厂遂与丙厂签订了订购 合同，同时，甲厂又向乙厂发出传真，要求撤销与乙厂的合同，乙厂不同意，并由厂长委 托的副厂长在合同书上签字，由于甲厂不履行合同，乙厂诉至法院。下列错误的说法是（ABCD）

A、因为甲、乙两厂没有正式合同，所以，甲厂的行为并无过错

B、丙厂在此案中也有过错，它不应再与甲厂订立合同 C、订立合同应以自愿为基础，乙厂不应强迫甲厂执行合同

D、乙厂在合同上的签字是在甲厂提出撤销合同的意思表示后，是没有效力的

15、请看下列一组电文，A与B之间的合同是否成立？为什么？

（1）A于星期三向B发出电报：“松香W级100吨，每吨4000元，现货现金交易，星期五电复有效。”

（2）B于星期四复电报：“松香W级，100吨，每吨4000美元，你能否同意两个月内交货？”

（3）B于星期五下午一时二十五分，在没有收到A的复电的情况下，立即发出接受电报：“松香W级，100吨，每吨4000美元，现金现货交易，我接受。”

答案：A与B之间的合同不成立。A于星期三向B发出一个要约，B于星期四的复电对该要约进行了实质性变更（变更了交货期），是一个新要约，原要约失效。B于星期五的接受电报是对星期三的要约的回复，但原要约已失效，因此对该电报内容只能视为一个新要约，而A并没有对该要约回复，故合同没有成立。16、1996年7月11日，A公司应B公司的请求，发出“优质大豆1.5万吨，每吨5000元，本月底复到有效”的要约。B公司接到要约后，于7月20日电传A公司要求增加数量，降低价格，并延长要约的有效期，A公司最后将产品数量增加到2万吨，价格降为每吨4500元，并将有效期延长至8月10日。8月3日，B公司再次回电，称“接受你方条件，请提供原产地证明和卫生检疫证明，适合运输的良好包装”，但A公司对此未予答复。B 公司随即又组织资金，并于8月10日将货款汇至A公司的帐户，A公司接到汇款后马上电告B公司，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引起大豆的价格上涨，已将货物卖给他人，B公司接电报后要求A公司继续履行合同。问：（1）B公司8月3日回电是否构成承诺？为什么？（2）A、B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否成立？为什么？

（3）若合同成立，成立时间从哪日起计算？合同内容以谁为准？

（4）B公司要求A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要求是否合理？其是否还能要求其他补救方法？ 答案:（1）B公司8月3日回电构成承诺。因为B公司虽然对要约内容作了修改，要求提供产地证和卫生检疫证明，但不属于实质性变更。对非实质性变更，除非要约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时间内表示异议，否则合同成立。本案中，A公司未予答复，视为未表示异议，因此B公司承诺有效。

（2）A、B公司之间合同成立。因为既然B公司8月3日承诺有效，说明双方已形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

（3）合同成立时间是8月3日，合同内容以变更后的内容为准。

（4）B公司要求A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是合理的，因为合同已经成立，A公司将货物转卖他人的行为构成违约。另外，B公司除要求实际履行外，还可以采取损害赔偿的救济方法。

17、某甲和某工厂订立一份买卖汽车的合同，约定由工厂在6月底将一部行使3万公里的卡车交付给甲，价款3万元，甲交付定金5000元，交车后15日内余款付清。合同还约定，工厂晚交车一天，扣除车款50元，甲晚交款一天，应多交车款50元；一方有其他违约情形，应 向对方支付违约金6000元。合同订立后，该卡车因外出运货耽误，未能在6月底以前返回。7月1日，卡车在途经山路时，因遇暴雨，被一块落下的石头砸中，车头受损，工厂对卡车进行了修理，于7月10日交付给甲。10天后，甲在运货中发现卡车发动机有毛病，经检查，该发动机经过大修理，遂请求退还卡车，并要求双倍返还定金，支付6000元违约金，赔偿因其不能履行对第三人的运输合同而造成的经营收入损失3000元。工厂意识到对自己不利，提出汽车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合同无效，双方只需返还财产。问：（1）汽车买卖合同是否有效？（2）甲能否要求退车？

（3）甲能否请求工厂支付违约金并双倍返还定金？（4）甲能否请求工厂赔偿经营损失？

（5）甲能否同时请求工厂支付6000元违约金和支付每天50元的迟延履行违约金？ 答案：（1）汽车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2）甲能够要求退车，解除合同。

（3）甲不能同时请求支付违约金并双倍返还定金。

（4）甲能够请求工厂赔偿经济损失。因为该经济损失属可预见的可得利益损失，依法应予赔偿。

（5）甲能够同时请求工厂支付6000元违约金和支付每天50元的迟延履行违约金。因为这两个违约金属于不同性质，并不冲突。

18、S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因施工期紧迫，而事先未能与有关厂家订好供货合同，造成施工过程中水泥短缺，急需100吨水泥。该建筑工程公司同时向A 市海天水泥厂和B市的丰华水泥厂发函，函件中称：“如贵厂有300号矿渍水泥现货（袋装），吨价不超过1500元，请求接到信10天内发货100吨。货到付款，运费由供货方自行承担。”

A 市海天水泥厂接信当天回信，表示愿以吨价1600元发货100吨，并于第3天发货100吨至S省建筑工程公司，建筑工程公司于当天验收并接收了货物。

B市丰华水泥厂接到要货的信件后，积极准备货源，于接信后第7天，将100吨袋装300号矿渍水泥装车，直接送至某建筑工程公司，结果遭到建筑工程公司的拒收。理由是：本建筑工程仅需100吨水泥，至于给丰华水泥厂发函，只是进行询问协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丰华水泥厂不服，遂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依法处理。

问：（1）丰华水泥厂与某建筑工程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生效的合同关系？（2）某建筑工程公司拒收丰华水泥厂的100吨水泥是否于法有据？（3）丰华水泥厂能否请求建筑工程公司支付违约金？（4）对海天水泥厂的发货行为如何定性？

（5）海天水泥厂与建筑工程公司的合同何时成立？合同内容如何确定？

（6）设建筑工程公司收到海天水泥厂的回信后，于次日再次去函表示愿以吨价1500元接货，海天水泥厂收到该第二份函件后即发货100吨至建筑工程公司。那么，二者之间的合同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何时成立？合同内容如何确定？ 答案：（1）丰华水泥厂与建筑工程公司之间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

（2）建筑工程公司拒收丰华水泥厂水泥的行为构成违约。

（3）丰华水泥厂不可以请求建筑工程公司支付违约金，但可以请求其赔偿因其拒收行为致丰华水泥厂的损失。

（4）海天水泥厂的发货行为是要约行为。

（5）海天水泥厂与建筑工程公司之间的合同于后者接收货物时成立。合同内容除价款为 吨价1600元外，其余依建筑工程公司的第一份函件内容为准。

（6）海天水泥厂与建筑工程公司之间的合同成立。合同成立时间为海天水泥厂收到第二次函件后发货时。合同内容除价款为吨价1500元外，其余依建筑工程公司的第一份函件内容为准。

19、甲公司因转产致使一台价值1000万元的精密机床闲置。该公司董事长王某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机床转让合同。合同规定，精密机床作价950万元，甲公司于10月31日前交货，乙公司在收货后10天内付清款项。在交货日前，甲公司发现乙公司经营状况恶化，通知乙公司中止交货并要求乙公司提供担保，乙公司予以拒绝。又过了一个月，甲公司发现乙公司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于是提出解除合同。乙公司遂向法院起诉。法院查明：（1）甲公司股东会决议规定，对精密机床等重要资产的处置应经股东会特别决议；(2)甲公司的机床原由丙公司保管，保管期限至10月3日，保管费50万元。11月5日，甲公司将机床提走，并约定10天内付保管费，如果10天内不付保管费，丙公司可对该机床行使留置权。现丙公司要求对该机床行使留置权。

依据合同法和担保法回答下列问题：

（1）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转让机床的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2）甲公司中止履行的理由能否成立？为什么？（3）甲公司能否解除合同？为什么？

（4）若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提供担保时，乙公司即予以提供了相应的担保，甲公司应负什么义务？

（5）设法院查明，乙公司实际上并不存在经营状况恶化的情形，则甲公司应负什么责任？（6）丙公司是否享有留置权？为什么？（7）丙公司能否行使留置权？为什么？ 答案：（1）合同有效。因为虽然甲公司董事长越权，但乙公司并不知情，甲公司董事长的越权行为仍然有效。

（2）成立。这是先履行合同义务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行为。

（3）甲公司可以解除合同。因为不安抗辩权人在对方于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4）甲公司应立即恢复履行合同。（5）甲公司应负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

（6）丙公司依法享有留置权。因为作为保管人，依保管合同依法享有该权利。

（7）丙公司不能行使留置权。因为留置权的行使以留置权人占有留置物为前提，现甲公司已经提走留置物，丙公司无法行使留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