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法官的自由心证及其限制演讲稿
论法官的自由心证及其限制
一、自由心证的含义
自由心证原则在国外普遍被称为自由心证主义,指法律不预先规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经验和自己的理性良知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1791 年,法国制宪会议采纳了著名法学家杜波尔的建议,提出了以法官内心确信为基本原则的证据法草案。1808 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42 条规定:“法律不要求审判人员报告他们心证所成立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定一定规则,使他们必须借此决定证据的充分性和完全性,法律给他们规定,要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深处探求为了反对被告而提出的证据和被告的辩护手段。”该规定最早赋予了自由心证以法律意义,被认为是自由心证原则的经典表述。
二、自由心证的内容
法官的自由心证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对证据的判断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首先,法官要对证据材料进行取舍、判断,从而形成内心对这些证据的信念,称为“心证”。然后,法官对案件事实做出最终的确认,即法官的“心证”达到了确信不疑的程度,形成“内心确信”。大陆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内容:
(一)对证据方法的使用原则上不作出限制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法律有明文规定,书证的证明力强于认证,法官在认定事实作出判决时必须依据书证。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却不对证据方法作出严格的限制。如,法官如果对一起买卖关系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话,既可以以当事人提供的书证(合同书)来证明,也可以以证人证言来证明。但有些国家基于某种原因,虽然目前实行的是自由心证制度,但依然在其民事诉讼中保留了某些限制性的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1341条就规定了书证优先的规则。其实,我国的法律中也有关于证据方法的限制性规定,如《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关系的成立必须由法定机关颁发结婚登记证的规定等。
(二)法官依据经验规则和逻辑规则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判断
在自由心证制度的情况下,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的,但对证据证明力具体的评价是由法官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一般知识和对人类行为与动机的了解,按照逻辑推理来向内心探求事实的有无。
(三)法官的心证源于当事人的辩论情况和调查证据
对事实的认定过程不是法官凭空进行的,必须依据证据。在现代诉讼中,裁判者对证据的认识是多方位的,不仅包括证据所表现出来的内容,而且还包括证据表现内容的方式、相关环境因素。也就是说,裁判者对证据的认识是一种以证据内容为核心,同时兼据存在背景的认识活动。因此,法官心证的形成不是纯主观的认识活动,其结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当事人辩论情况和调查证据的基础上的。
(四)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心证即形成
法官对事实形成内心确信是自由心证的目的,而法官确信的根据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这是将主观的心证客观化的立法技术。,从而保证法官事实认定的客观和统一,以此提高司法的权威。证明标准是一个抽象的术语,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的认定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自由心证制度的范畴。
自由心证原则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基本证据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被认为是法律专家,既要负责事实的认定,又要适用法律作出裁判。因此,基于裁判者专业性和职业性的特点,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要求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都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而虽然英美法系并未将自由心证制度作为一项法定原则提出,但是英美法系的法官也可以自由对证据和事实进行评价,故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实践中也采自由心证原则。不同的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判中,事实的认定由陪审团负责,法官只处理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问题。
三、自由心证的限制
早期,自由心证被称为传统的自由心证,强调法官在证据判断和事实认定方面的自由,认为“除了理性的指示和良心的感悟之外,确信是不知道有其他规律的。”但是,法官的良心和理性属于主观意识,难以通过一定外在的标准予以衡量。因此,抽象的良心与理性不能有效地限制法官心证,并且也不能防止证据制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随着学者们对传统自由心证批判的深入,开始对可以限制自由心证的因素进行反思,提出了将限制标准客观化的观点,比如,民事诉讼的某些基本原则、心证公开、证据规则等。
(一)证据裁判原则
在诉讼终了时,法官必须对案件做出裁判,这是由“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司法原则所决定。法官裁判的作出有两种前提:一是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已经查明,法官直接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二是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法官适用证明责任的规定作出裁判。两种情况下法官都要形成一定的心证,前者是法官确信事实存在,后者是法官通过对证据等诉讼资料进行评价仍难以确定案件事实是否存在。而证据是心证的基础,必须先有证据,才有对证据价值的评价,才会有对案件事实的判断。法官必须在有证据的情况下,经过法定的调查、质证等程序,对证据的资格和证明力作出评判,形成内心确信后或适用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
(二)公开审判制度
公开审判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之一,它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及判决结果应当向社会公众公开的制度。公开审判制度是民主在司法中的体现,是诉讼文明的必然要求。它包括审理过程的公开和审理结果的公告。审理过程的公开不仅使法官的审判行为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也会受到公众的监督。从而保证司法过程的透明度,保障法官不可任意地以某一未在法庭中提出的证据作为心证基础。同时,公开审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诚实地进行诉讼活动,有利于案件证据的提交、事实的主张,进而保障法官心证基础的充分性和合法性。
(三)心证公开
心证公开是指法官将其在诉讼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认定事实时所取得的确信程度、看法、法律见解等心证内容,向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开示、披露,使他们认识了解。心证公开是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基本要求,包括诉讼过程中的心证公开和诉讼终结时的心证公开,即判决理由的公开。现代司法的目的在于吸收不满,使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结果更加信服,从而提高司法权威。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对这一要求作了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55 条规定:“判决应当说明理由”;《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6 条第1 款也规定:“作为法官心证根据的理由,应在判决中记明”。法官的内心确信原本是一个主观思维过程,而判决理由的公开把法官的内心思考转化成为了书面语言,使法官的心证从一个内化的不易被监督的层面演化成了外在的能够被评判的客观表象。这样一来,判决理由的公开可以督促法官更加妥当地进行心证。
(四)辩论主义
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包含三方面的涵义: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主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过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其二,对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应当作为判决的依据,不仅没有必要以证据加以证明,而且一般也不允许法官作出与此相反的认定,即法官应当受到当事人自认的约束;其三,法院原则上仅能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而不允许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由此可看出,作为法官心证基础的证据及事实是当事人作用的领域,由当事人提出,法官只能在当事人主张和提出的全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法官不能主动收集和探知。因此,法官内心确信的形成受到当事人事实主张和证据提出的限制,法官既不能凭空“心证”,也不能超过当事人主张的范围进行心证。
(五)证据规则
一般情况下,证据资格及证明力都是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但为了防止法官在证据评价及采纳方面的恣意,各国普遍制定了限制法官自由心证的证据规则。如日本规定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因为诉讼中因果关系是特定事实产生特定后果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能够作出认定的必要条件是普通人毫无疑义地确信其真实性。所以法官在形成确信的度上应依证据规则的规定,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而不需要确定不疑地证明待证事实的真实性,也即法官的内心确信只是证明标准下的确定不疑。除此之外,各国对证据能力也作了规定,如传闻证据、违法收集的证据的证据资格问题等,并且对特定案件类型的证据方法也做了限制,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52 条第1 款规定:在票据诉讼中调查证据,可以只限于书证;我国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关系的成立必须经由法定机关颁发的结婚登记证明。因此,法官 在证据取舍和证据评价时要受到证据规则的限制,并以此形成内心确信。
(六)经验法则、逻辑规则
经验法则是指“法官依照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反映事物之间内在必然联系的事理作为认定待证事实的根据的有关法则。”法官违背经验法则认定事实作出的裁判,当事人可以以此为由提出上诉,上级法院也可以废弃违背经验法则的裁判。经验法则具有很高的客观盖然性,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因此,如果法官证据评价、事实认定行为能够按照经验法则进行,那么他对事实评价便具有了较高的客观性,并能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人们的认同和信赖有利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维护。同时,经验法则的语义也能制约法官在心证形成过程中的随意性。每一经验法则有其对应的特定语义,法官不能超出人们所使用的正常语义来运用经验。但是,并不是说因为经验法则这一客观标准的制约,法官的心证过程就没有主观因素了,在运用经验法则评判证据过程中,客观盖然性和主观裁判是并存的。因为,虽然经验法则具有客观盖然性,但这种盖然性不是一个点,而是具有一定面的范围。同时,语义的模糊性也可能会给法官自由裁量留下空间。所以,经验法则只能适当制约法官心证的主观随意性,但不能完全去除法官证据认定方面的主观裁量。
逻辑规则包括排中律、同一律、矛盾律等。法官不得与逻辑规则相违背。证据是否有证明价值,是由事实裁判者本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一般知识及对于人类行为与动机的了解,合于理性地评估事实存在与否。
第二篇:论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论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又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
最早提出在立法中废除法定证据制度的法国的杜波耳。1790年,杜波耳向法国宪法会议提出革新草案,建议废除书面程序及其形式证据,用自由心证据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宪法会议经过辩论,于1971年提供了杜波耳提出的草案,发布训令明确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唯一根据。1808年制定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率先较详细的规定了自由心制度。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法律对于陪审员通过何种方法而认定事实,并不计较;法律也不为陪审员规定任何规则,使他们判断已否齐备及是否充分;法律仅要求陪审员深思细察,并本诸良心,诚实推求已经提出的对于被告不利和有利的证据在他们的理智上产生何种现象。法律未曾对陪审员说,‘经若干名证人证明的事实即为真实的事实’;法律也未曾说:‘未经某种记录、某种证件、若干证人、若干凭证证明的事实,记不得视为已有充分的证明’;法律仅对陪审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已经形成内心的确认否?’此即陪审员职责之所在。”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对自由心证得文字表述坐了简化,但其基本内容是一致的。继法国之后,欧洲各国立法也相继规定了自由心证制度。
诉讼的过程中是一个发现、收集、运用证据的客观获得过程,也是一个判断证据、认识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的主观活动过程,在这一主观活动过程中,对于法官如何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以及在作出判决时应处于何种认识状态,都是不应回避的问题。自由心证证据则把法官从法定证据制度的束缚夏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理智和信念来判断证据的和认定事实,从而为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创造了条件。
需要提出,对于自由心证理解和运用不当,势必造成司法专横和主观擅断。因此,许多国家在赋予法官自由判断证据证明力的权力的同时,为防止法官利用这一权力主观擅断,对自由心证的形成规定了若干条件和限制,包括:
(1)必须基于一切情况的酌量和判断;
(2)所考察的情况必须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他们的全部总和;(3)必内心确信必须是从本案情况中得出的结论;
(4)须对每一证据“依证据的固有性质和它案件的关联”加以判断结果。法官必须在证据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上,按照经验法则和逻辑要求合理德进行判断,否则,可以被列为上诉(上告)的理由被提起上诉。
第三篇:论法官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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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官的责任意识
论法官的责任意识
摘 要 法官的责任意识强弱不仅映射出一国人权保障情况,同时也反映出一国法治程度。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应考虑从完善错案追究机制、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合议制、社会监督机制及检察院法律监督制度等方面来促进法官责任意识的提升。
关键词 司法公正 法官 责任意识
作者简介:李翠娥,国家法官学院西安司法警察分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109-02
一、引言
古今中外,司法者在特定的国家权力体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科殷在其《法哲学》中所述,法官掌握着和实现着法,法官的伦理道德历来总是与正义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法官职业素养与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能够体现其所处社会正义实现的程度高低。法官是代表国家掌握审判权的职业法律群体,既然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一切言行均应符合国家意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忠诚地执行国家的法律,行使好国家审判权,实现司法的公正。人民法院公正行使审判权既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社会正义的伸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如潮涌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司法领域这方净土也受到了污染,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层出不穷。而法官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缺乏责任意识,是导致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责任与责任意识
(一)责任
对责任的理解通常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分内应当做的事。换句话讲就是说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或一个人必须承担的事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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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违反了法律就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责任有虚拟责任,家庭责任,理性责任,社会责任以及法律责任等之分。公正行使审判权表现的范畴则是社会责任,是国家赋予我们的人民法官的神圣职责所在,也是国家赋予我们人民法院的特殊要求。
(二)责任意识
所谓责任意识,就是清楚明了地知道什么是责任,并且认真履行社会职责和参加社会活动,把责任转化到行动中去的心理特征。有责任意识,再艰险的工作也有能力去面对,从而避免和减少风险;没有责任意识,再普通的岗位也会出现问题。责任意识强,再大的艰难困惑也能克服;责任意识弱,很小的问题也有可能酿成大祸。一个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很多,而责任意识是十分重要和难能可贵的。
三、法官缺乏责任意识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表现
1.刑事冤错案件屡见不鲜
杜培武、聂树斌、佘祥林、赵作海、浙江张氏叔侄冤案……,远的不说,仅2013年浙江省就连曝两起重大刑事冤错案,这不得不让人对坚守于司法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官产生质疑。“只能根据证据定案,这其中包括了在证据确实充分情况下的有罪判决以及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情况下的无罪释放——这本是通识性规则。但是在琳琅满目的各个冤案的背后,我们会发现,据以定案的所谓证据,似乎并不是我们心目中证据的摸样。判决采其为证,然实无所据,谓之‘证而无据’。”
2.民事、行政案件裁判不公
近些年,各级法院因民事、行政案件裁判引发的诉讼当事人涉诉上访、闹访、群访事件海量增加,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当事人中有些是在胡搅蛮缠,但如此数量的申诉案件,我们不得不质疑法官裁判结论是否真的做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些法院甚至因当事人闹得凶便轻易变更原判决结论,更是让人质疑两次不同结论的裁判存在问题。在部分行政诉讼案件中,法官裁判的天平明显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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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其用意不言自明。
3.违反程序规定行为时有发生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民法院受案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法官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时有发生:案件超审限最为常见,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仍一拖再拖、久拖不决;法官裁判一言堂,违反合议庭合议程序;应当回避的案件而不回避;违反举证、质证程序规定;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强行调解结案等等。
4.诉讼证据缺乏调查
部分法官对案件主要证据缺乏调查研究,导致案件裁判不公以及恶意诉讼增加。尤其在民事诉讼中,部分法官仅对当事人所举证据进行书面审查,很少进行现场调查;部分案件需要大量的数据计算,一些法官怠于冗繁地计算,仅依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计算结果定案等等。
5.判决书千篇一律,缺乏说理
司法实践中,多发案件类型往往具有一定共性,尤其是传统民事案件,如离婚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合同纠纷等等。部分法官常年办理大量同类案件,在撰写判决时,并不是依案说理,而是对过往案件判决进行简单地复制粘贴,许多案件说理部分甚至一字不改,如此极易导致当事人对这种笼统的判决说理难以信服。
(二)原因分析
司法实践中,导致法官责任意识淡漠的因素较为复杂,既有司法体制方面的,亦有法官个人素养方面的;既有传统司法文化方面的,亦有现代市场经济方面的;既有社会外部监督机制方面的,亦有法院内部管理方面的。笔者认为具体如下:
1.现行司法体制因素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令人民法院及法官地位尴尬,很难从各种世俗、利益关系中超脱做到司法独立,从而导致法官司法过程中面对各种干扰因素顾虑重重,当法律不是法官唯一遵从的裁判标准时,法官的责任便无从谈起了。
2.法官个体修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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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一些法官人生观、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偏离方向,导致自身思想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一些法官在庭审中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辩点进行避重就轻的引导,使庭审过程为结果决断形成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局面。还有个别法官恶意运用庭审记录模糊诉讼程序的关键争辩点及证据,对当事人的诉求及证据或抗辩观点不记或少记,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判。部分法官惰性较强,难得到现场去调查取证,撰写判决套话连篇,东拼西凑,少有就案说理。
3.不良社会风气
多年来,我国社会弥漫着一些不良的风气,司法领域也难以逃脱这些影响。首先,说情风、吃喝风;一人打官司,亲戚朋友齐上阵。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案子还没立,吃喝又先行。五花八门的说情、吃喝等行为把法官搞的是应接不暇,头昏脑胀,法官时刻处于疲于应付,目不暇接的状态,责任意识早已抛到脑后。因而严重影响了公正行使审判权。其次,送礼风、交易风;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些人把“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拿到审判中来。你给我送礼,我帮你打官司;你给我帮忙打官司,我给你解决具体困难等等,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审判。
4.社会舆论的因素
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舆论已不仅仅局限于媒体,更多的是来自互联网,微博、微信的广泛应用,使它的覆盖面更加宽广,传播的速度更加迅猛。正面的、负面的内容混杂在其中,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难度,导致部分法官被社会舆论所左右。
5.特权思想的影响
官本位和特权思想在当今一些人的头脑中依然存在,越权行事、违反法律程序、乱批条子、乱发指示、对法院的审理工作指手画脚,干预过多,从而影响了法院的公正审判。
6.法院内部管理不到位
一些法院内部管理存在问题,放纵了法官不负责任的行为,久而久之养成了不良习惯。较为常见的情况是部分法院领导对于案件久拖不决、超审限问题不是对法官批评与处分,反倒是一路绿灯批准案件延期审理;承办案件的主审法官意见取代了合议庭意见,合议庭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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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设,法院领导置若罔闻;法院领导对于不良风气的存在不是阻止,往往还亲自参与其中等等。
7.社会外界监督难以触及
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以外的社会监督对于司法个案难以触及,尤其是普通的民事案件,这在无形中也放纵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瑕疵或不端行为,仅靠法院内部监督难以从根本上提高法官责任意识。
四、提高法官责任意识的路径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坚守防线的法官放弃责任其后果必然使司法的公信力丧失,有效提高法官责任意识不仅是维护社会正义所必须,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应有之意。在现行司法体制下,有效提高法官责任意识的路径,我们认为有如下几条:
(一)完善错案追究机制
错案追究机制是世界各国制约法官司法行为的通行做法,其作为一种司法裁判的事后监督机制,不仅能够有效救济因错误裁判而受到利益侵害的诉讼当事人,而且能够时刻警醒法官提高司法过程中的责任心。我国法院现有的错案追究机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追究机制的启动、错案的审查主体、审查认定程序,还是对法官惩戒的力度方面都还存在一定差距,亟需完善。
(二)完善人民法院内部管理机制
人民法院内部管理是否科学、规范也决定了法官司法裁判行为能否依法进行。我国各级法院受地域、经济等因素影响,内部管理水平差异较大,这也导致不同法院法官在司法裁判中行为受约束程度各不相同。因此,不同法院间存在的“同案不同判”、“选择性司法”等情况便不奇怪了。由此可见,制定全国统一的人民法院内部管理规范十分必要,应当尽量杜绝各个法院自己制定与诉讼程序法相左的管理规则。
(三)完善合议庭制度
对依法要求组成合议庭采取合议制审理的案件,应当实行合议庭负责制。而实践中存在的合议庭形同虚设、主审法官一言堂等情况,说明目前合议庭制度存在缺漏之处,需要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尤其应强化诉讼当事人对合议庭的监督,一方面是利益相关,另一方面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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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更容易发现合议庭是否发挥了职能作用。
(四)完善公开审判制度与社会监督机制
司法实践中,依法公开审理的普通案件实际参加旁听公民甚少,从法院内部而言,基于司法安全与司法秩序考量,法院严格限制案外人进入法庭;从法院外部而言,除重大影响案件外,公民获取的案件开庭信息有限。这种情况导致无形中使得法官司法裁判又缺失了一层社会监督。笔者认为,在坚持案件公开审判的基础上,应完善法官司法的社会监督机制,比如由各级人大从律师、法学院校、媒体中聘请社会监督员对司法案件进行随机旁听等形式对法官司法行为加以监督。让公众的眼睛能够看到法官在司法个案中的言行,杜绝办黑案、判黑案。
(五)完善与落实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
司法实践中,只有刑事案件能够看到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出庭支持公诉的身影,而民事、行政案件中几乎看不到检察人员。而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能,这一职能不限于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归位能够有效督促法官依法履职,减少程序违法和司法不端行为,提高司法裁判的责任意识。
注释:
尹晋华主编.法律的真谛.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35.郭硕.一沙一世界——有关冤案的若干随想.载清华法治论衡(第九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30.------------最新【精品】范文
第四篇: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
内容提要:自由心证在西方国家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史,并且已从传统自由心证发展到了现代自由心证,即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结合运用。虽然我国长期以来对自由心证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仍是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由心证,并且一方面因为具体规范较为疏漏,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反而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官独立性不强,导致外部因素干涉证据之认定。因此有必要完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关键词:自由心证 证据认定 法官独立
正文:
自由心证是近代诉讼的产物。从法理的角度上看,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如果法官在个案中一味地遵从现有法律规定的原则,拘泥于某些法律原则而不考虑社会实际的需要,则将会导致法律处于僵化的境地。在个案诉讼当中,证据制度处于核心的地位,是整个诉讼运行的关键,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的作出,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理论法学界虽然对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多持批判态度,但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分析,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明确规定的法定证据认定规则之外,仍然秉持着自由心证的方法和原则。如《证据规定》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守法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本文将阐述自由心证原则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讨论建立完善的、系统的自由心证制度在当下中国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自由心证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向科学的进化道路相随,证据制度经历了法定证
①据制度取代神示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演进的历史进程。”在中世纪初
期的欧洲,作为息纷止诉的标准方法是决斗裁判和神明裁判。文艺复兴之后,法定证据制度逐渐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但是,在法定制度制度下,虽然法律预先对认定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规定,法官运用证据和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受到法律约束,但法官并非完全失去自由判断的权力,他仍可按照自己内心的价值取向和逻辑来认定当事人出示的证据。只不过,由于法定证据的严格性,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凭“良心”来进行推论的权力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是被弱化了的。因为法定证据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下,社会单纯并且小规模的情况下,为了抑制法官作出恣意的事实认定,从而把用于事实判断的经验法则法定化。②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社会纠纷层出不穷,与纠纷相互联系的行为事实在判断和认定上存在较大的障碍,法官适用僵硬、武断的法定证据制度已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背景下,自由心证应运而生。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传统自由心证指的是法官依据依据法律规定,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在法庭调查的全部结果和法定辩论的全部内容基础上,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大① 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陈莉:《建立我国自由心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1
小进行独立判断。即具体表现为法官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判断,并对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形成内心的确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自由心证制度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职权主义为基础的大陆型自由心证制度,即内心确信制度;另一种则是以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为背景的英美型自由心证制度,即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原则。③传统自由心证得以确立的法哲学基础是人类普遍认识能力的理念,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知识,普通人都具有简单的逻辑推理和概念推理的自然能力,这就使他们可以在已经掌握的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去评判那些新增加知识的可信度。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官普遍地受过高等法学教育且具有较多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在自由心证的应用当中,完全可以依照他们的判断推理而形成价值确信,从而进一步作出判决。
然而,传统自由心证制度也具有很大的缺陷。首先,它过多地强调法官的心证自由,从而导致法官实际上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旦滥用则侵害了当事人的权利。其次,传统的自由心证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秘密心证,它要求绝对保证法官内心思想(即心证)的自由,法官有权不公开其对于案情的全部看法,除了审判结果。尤其审判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法官有权拒绝回答。④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自由心证制度逐渐被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所取代。一般而言,现代自由心证相对于传统自由心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否定了传统自由心证的法官单方面性,而强调“对等的自由”。它不仅要求法官的心证自由,同时也要求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旁听自由”,以及对审判结果(心证结果)进行公正评论的权利。是以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对等的自由”已经使传统心证自由不再具有绝对性质,而具有了相对性质。⑤二是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具有公开性。心证的过程和心证的结果都必须公开,反映在个案中,即法官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的认定过程应当对当事人公开。
前文已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所确立的证据制度,虽然声称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然而从本质上来看,当前我国的证据制度仍然是以自由心证为主、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相结合的证据制度。并且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很大的。有学者指出:“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宣称我国采用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一直强调在运用证据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因此我国的司法人
⑥员在运用证据时确实享有颇让外国法官羡慕的自由裁量权。”可见,有必要引入现代自由心
证制度,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认定规则。
二、我国现行证据认定规则之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一条规定了我国证据认定规则中“实事求是”的原则。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规定》
第64条也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守法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总的来说,上述规定涵盖了当前我国证据认定规则制度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上述规则赋予了法官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独立判断的权力。③
④ 见陈浩然:《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叶自强:《从传统自由心证到现代自由心证》,载陈光中等著:《诉讼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⑤ 见莫良元:《构建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价值研究》,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⑥ 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
从而使法官可以排除各种影响和干扰,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判断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而是指法官在法律所规定的一般证据判断规则的基础上,面对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进行裁断。如《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了免证事实,即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含有下列免证事实的,即便法官内心对其并不确信,也应当认定为真。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出的另一事实,以及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和有效公证文书证明了的事实等等。此外,针对当事人的自认,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即使当事人自认,也并不免除其举证义务,当事人必须举证证明,法官不得迳以当事人之自认而形成内心确信。
其次,上述规则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应当遵循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即良知和理性的内在制约。这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但也是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一条约束,因为法官具体的价值取舍并不一定时时、处处都符合职业道德和日常经验。因此,当事人有权可以以法官之自由心证认定证据错误为由,提起上诉或者就已生效的判决申请再审。
再次,这一规则强调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要依照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并且必须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这是对法官自由心证的程序要求和外部制约,也体现了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精神。法官必须在举证质证环节中,完成了法定的法庭调查阶段所有内容后,根据原告、被告双方所举出的证据和对方的质证理由进行综合认定,而不能有所偏颇或者任意取舍。并且,在判决书中,法官(或合议庭)必须说明该证据法庭是否予以认定的理由。无理由,即不得为认定。
以自由心证为原则,以法定证据规则为限制,是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际上采用的即是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规则相结合的模式。但由于规范较为简略,因此与当代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反而较大。此外,在我国法院内部的组织系统中,审判委员会制度实际上也是对自由心证的某种干涉。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第12条的规定,下列案件应报审委会研究:
1、刑事、民事、执行案件中属重大疑难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刑事管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宣告无罪的案件和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交通肇事案件无逃逸情节拟判缓刑的除外)。
2、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工作和执行中的新型案件。
3、行政案件中撤销、变更行政部门处理决定的案件。
4、本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的案件。
5、合议庭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重大意见分歧或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意见分歧经复议达不成一致的案件。
6、民事案件审理中发现刑事犯罪,应依法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移送的案件。
7、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判决前需要再次复议的案件;
8、要求上级法院复议的案件;
9、需强制执行的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和非正常终结执行的案件;
10、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合议庭批准的民事、行政案件;
11、案卷复查中认为应定二类、三类卷和错案的;
12、院长或主管院长认为应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案件。可见,法官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稍有疑难问题,即须向审委会汇报。然而审委会成员并不接触具体案件,便造成了工作与实践的脱离。审委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执行,法官的自由心证也无从谈起。可见,完善自由心证制度也是有助于法官独立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个人独立审判也是自由心证的核心内容,二者是紧密结合共同促进的关系。
三、完善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初步构想。
完善自由心证制度的过程,也就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权力,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和能力的过程。完善自由心证,首先要改革法院系统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审判监督体制,加速法官的职业化改革进程,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水准,提升法官的业务能力,保障法官独立审判的权力,尽量缩减审判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法律规则并不是法官判决的根
据,司法判决受到情绪、直觉、预感、偏见、性情和其他非理性因素的限制。”⑦同时,法官在制作判决书时,必须详细述明合议庭对原、被告双方举出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是否采纳的理由,包括逻辑推理过程和法理分析过程,即做到心证过程对当事人的完全公开。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逻辑保障。法院存档的案卷材料应当方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查阅。
其次,要进一步推进诉讼模式的改革。科学合理的诉讼模式,应当体现当事人主义原则与辩论原则。在大陆法系当事人主义的模式下,法院不得将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主要事实,作为判决的资料或基础。对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不必调查其真伪,应直接作为判决的基础性资料。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事实,法院只能以当事人声明和提出的证据予以调查和认定。简言之,就是当事人有权决定以什么样的事实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和请求,法院不得超越当事人选择和实施的证据范围进行裁判。⑧但我国民事诉讼则仍持职权主义模式,法官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完善自由心证制度,应当建立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之下,由法官完全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其提出的证据来进行认定,从而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
第三,应当完善制定和运用各类证据规则。法官自由心证的行为受到了证据规则的制约,其行为必须符合基本的证据规则,否则便容易造成专断。例如最佳证据规则,是指原始的文字材料作为证据优先于其复制品。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个证据材料只有在其他证据作证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作为佐证的证据必须是独立的和充分的,并与待证事实有一定的关联性。豁免规则。由于诉讼证明可能对社会和个人作出不良侵害,因此有必要将诉讼证明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往往禁止某些证据的提出和采用。如夫妻之间的豁免权,新闻信息来源的豁免权等等。最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采纳了这一规则,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也应采纳这一规则为宜。
总之,自由心证是现代司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符合诉讼规律和审判实际的证据判断原则,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有利于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保证法官的中立地位,实现法官独立。从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1、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2、陈莉:《建立我国自由心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陈浩然:《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叶自强:《从传统自由心证到现代自由心证》,载陈光中等著:《诉讼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莫良元:《构建我国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价值研究》,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何家弘:《中国证据法学前瞻》,载《检察日报》1999年9月2日。
7、[美]杰罗姆•佛兰克著,毕玉谦译:《法律和现代精神》,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8、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
⑧ [美]杰罗姆·佛兰克著,毕玉谦译:《法律和现代精神》,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第五篇:赞美法官演讲稿
党的儿女 人民的法官
穿越了鲜血与战火的历史云烟,历经了建设和改革的风雨洗礼,在神州尽彩、燕舞莺翔的盛世华章中,是谁,将法律与正义之剑高高擎起,披肝沥胆,以最完善的形式,一步步走在公正司法的道路上?是谁,续写出执法为民的绚丽篇章,诠释着人民法院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深刻内涵?——是党的儿女,人民的法官。
法槌起落、案卷翻飞,一次次的铁案封尘,没有掌声、没有鲜花,也无人喝彩。这,就是人民法官,共和国的卫士,一个神圣而光荣的职业。背负着法律的庄严,肩扛着社会的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槌声起,罪恶在这里终止、正义在这里实现、误解在这里消除、对手在这里握手言和、仇恨在这里烟消云散。我们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用默默无闻的工作撑起司法审判的脊梁。
在我们身边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法官,有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刑事法官;有能调善断、定纷止争的民事法官;还有扎根基层、不辞辛劳的驻村法官;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全院法官默默无闻、不求名利的无私奉献精神,集中展示了法院队伍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光辉形象。您知道吗?一位老法官,为了给远在农村的当事人送去执行款,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从此膝关节落下了毛病,每到天气不好时腿疾就会发作;您知道吗?一位女法官,为了给被害人年幼的儿子争取司法救助金,把自己尚在哺乳期又在生病的孩子扔在医院里不管„„
记得刚调整到民一庭工作不久,一次偶然发生的事件深深地震憾了我,让我深深的感悟和体会到一名法官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一天早上刚上班,一位老大妈颤颤巍巍的走进办公室,我还没来得及招呼,大妈就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口里喊着:“法官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我好不容易才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坐在椅子上,她情绪稍微稳定下来就告诉我:丈夫早逝,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年初儿子在一个工地打工时,由于板架松塌从几十米的高的工地上摔下来,如今瘫痪在床半年多了,老板只给了500元钱就撒手不管了,还威胁说如果再敢去要钱,就把她正上小学的孙子干掉。“看着大妈那斑白的头发,深深的皱纹,尤其是那双含满泪花,充满企盼和渴望的双眼,我的心被刺痛了。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事人诉求中的那份凝重、期盼和焦虑。这种感觉,使我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法官所肩负的神圣使命,这关系到千万个家庭的和平、安宁与幸福。
岁月的长河悠悠流淌,先辈的精神代代相传,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人民法官,始终以自己对法律的无限忠诚,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手持天平,头顶国徽,履行着维护正义,评判是非曲直的神圣职责!他们时刻牢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根本宗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一名人民法官的誓言,履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承诺,他们始终不忘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因为他们是党的儿女,人民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