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 历史研究 读后感演讲稿

第一篇：汤因比 历史研究 读后感演讲稿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即着眼与全球范围内考察。以文明为单位，研究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败、解体。汤因比身处战乱频繁的时代，目睹人类遭遇到的空前的苦难与危机，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研究，给予人们启发，避免人为灾难的发生。他的研究给予我启发。引发我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思考。主要是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从家庭创新开始。

汤因比指出：前文明社会模仿祖辈，实际上也就是模仿过去，代表的是一种停滞不前的文化；文明社会模仿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模仿未来，代表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

所以，文化创新，要从两个方面去做。一是从以有文明中汲取营养；一是模仿更为先进的文化。为什么强调家庭？我觉得，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位。每个人都离不开家庭。如果，每个家庭注重家风建设，去吸去中国古代的一些优良传统。如孝悌思想，重视家族荣誉等。另一方面，借鉴模仿西方一些文明。如父母与孩子之间更倾向是平等的关系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家庭都不断创新，积极向上，充满活力。那么，由家庭到学校、公司企业等。形成一个全社会创新的风气。

“闲暇为文明之母”：一个家庭除了注重家庭经济，也要有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这样更有利于家庭的和谐发展。国家也是如此，注重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也要十分重视文化创新，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其实，觉得回到那个哲学最初的命题，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还是回到，注重物质文明，也要注重精神文明。

二、文化创新，要始终保持平等与交流。

汤因比支持，最突出的文明停滞，是欧亚大陆上的游牧社会。游牧民族为了在草原上生活下去，不得不调动自己的智慧和能量，千方百计地与环境作斗争。他们在斗争中学会了如何根据气候在草原上游动，如何精确地计算距离和方向，如何保持良好的体力和斗志，以及如何保持高度团结和忠诚。在此基础上，他们脱离茹毛饮血的生活，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草原文明。而且，这种文明还特别具有冲击力，经常能将平原文明打的溃不成军。

游牧民族反过来，又被草原俘虏。他们在克服草原环境的同时，又深深地依赖上了草原。游动的生活，好战的习性，让他们只能在草原上漫无目的地流浪。即使冲出草原，进入耕作地区，他们也没有决心和能力住下来。他们无法适应安定的环境，并且继承先进的文明。中国在清朝时期，就是如此，清王朝征服了中原。但是，最终他们又被中原征服，成为俘虏。只能适应农耕文明。最终又走向了文明的停滞。面对外来的西方文明，清王朝，不能够平等的对待，交流。失去了文化创新的能力。也失去发展的机会。（）

因此，中国处在发展阶段，现在还能够不断吸取外来文化。但是，如果当中国征服了西方文明，最终是否也会成为既有文明的俘虏，而出现文明停滞呢？

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应该对其他的文明，以平等的态度的对待，先去了解，而不是排斥鄙视，然后，再交流借鉴。实现自我的创新。

三、文化创新，要具有批判精神。

汤因比提出，机械性的模仿，同样也会使有创造力的人失去创造力。我们在文化创新中，离不开模仿。模仿前任，模仿外来的文化。但是，如果是不加辨别的模仿，那么最终文化也会走进死胡同。中国对苏联模式的模仿，可以说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因此，我们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外来的文明，都应当带有批判的精神。（一个失去批判能力的民族，又怎么能够创新呢。汤因比批判大一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现在觉得自己完全被洗脑了。台湾独立，大陆要统一等是主流思想，而不是唯一思想。我觉得自己对待很多事情，应有自己的思考。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会批判辨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第二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读后感

阅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源于老师的推荐。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当然，仅仅凭借对一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还请老师指正。

1、《历史研究》内容摘要及分析

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纲领，指出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在陈述了以前不少历史学家以国别史或地域史为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后，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研究单元：文明。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模式范畴：希腊、中国与犹太三种文明模式，希望以此来理解所有的文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是可以认可的。提到一个观点：文明的识别标准有一条就是一个社会中一些人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

第二部分开始尝试解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与应战这种模式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文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在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如平常所理解的观念所说的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挑战越大文明的发展越大。

第三部分解释文明的成长。提出将自决能力作为文明成长的评价标准，成长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在于文明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应对了外界不断的挑战。而文明的停滞也是一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当一个文明成功应对了外部的挑战之后，却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某种环境中无法向前发展，无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与动力以促进文明的继续成长。

第四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衰落。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将决定论、宿命论等一些观点作为文明衰落的原因的解释。文明的衰退在于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是沉醉在对过往成功应战的崇拜中，丧失了创造力。一个社会中能够成功对挑战作出应战的永远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少部分人的带领下应对挑战，这就有了机械性的模仿的存在。而当领导者失去了带领大众应付挑战的能力同时又不愿将领导权让给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时，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文明就此进入衰退。对过往的崇拜有各自形式：对短暂的自我的崇拜、对一种制度的崇拜、对暂时性技术的崇拜、对胜利的崇拜。简而言之，崇拜是衰落的原因。

第五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解体。文明的衰落并不必然会引起文明的解体，解体包含着两个过程：文明的衰落与文明的重生，有许多文明在衰落之后却仍然长久地维持着，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文明，也就没有完成解体。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群众失去了领导，必需独自应对挑战，大部分无法成功应对，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此时内省的魔力会逐渐吸引他们，将失败归结为内心精神的控制失败，以此否认对外部世界的无奈感，为此他们会努力内省，最终让他们沉迷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是这种处理方法终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第六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些特点并预测了在以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文明解体的表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统一其他国家的结果，战胜的原因是之前的分裂已经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无力再争。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种消极行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此他们会建立交通、语言、首都、文官制度等各种体制来保证其发展。这些体制的建立最终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身，而是宗教教会，不管是交通还是语言还是文官制度都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另外外部的蛮族也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正是他们最终摧毁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对挑战的无能为力，暴力压制那些创造性的个体，最终被日益发展的外部蛮族所毁灭。在预测将来 1

世界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时，作者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统一都是以武力为依据，但是现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完全的战争将毁掉整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第七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宗教。如上一部分所述，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绝对不应据此认为宗教是大一统国家分裂的毒瘤。同时大一统的宗教也为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是文明的蝶蛹，结论主张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式。同时作者从人类精神需求的不可消灭性论证了宗教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宗教不是对幻象的回应，而是对实在的的回应。

第八部分对历史上处于英雄地位的那些蛮族进行了评价，大一统国家的毁灭并非蛮族的胜利，而是其自身的失败，这些蛮族的作用就是扫帚，许多大一统国家被蛮族所毁灭，但是从没看到某个蛮族能够承担起构建另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任，这说明了蛮族的局限性。他们被尊为英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非真实。

第九部分与第十部分分析了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接触的一些结果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这种接触分为两上部分：空间上的接触与时间上的接触。空间上的接触就是同一时代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而这能否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全套照搬与完全抵制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在现代信息时代文明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牢记。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是指某些已经消失的文明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再度出现，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关注于现实问题，现实文明。而不尝试去复兴一个已经消亡的文明。

第十部分简单谈了一下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奇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学家与收藏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面对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尝试去分析解读这些资料，而收藏家只是好奇于收藏，行动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原则。

2、《历史研究》对我的“历史观”的影响

在未接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前，我的“历史观”一直是通过学校各种历史、政治教材所通用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阶级形态”形成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并且一旦牵扯到历史的相关知识，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朝代，是民族，是历史人物。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只有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相对独立的系统。根据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汤因比认为在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共出现了26 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发展，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或划分为拜占庭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前者可以合为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又译为尤卡坦文明）和玛雅文明。另外有5个文明停滞了，它们是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有的时候，汤因比还提到一些流产的文明，如斯堪的那维亚文明和凯尔特文明等，从而使文明形态的数目增加到30 多个。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汤因比对于文明形态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划分方法是主观的，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分类依据”。但是，读完这本书，确实给我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要更好的去读一本书，必须了解作者写作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背景，才能能和作者产生共鸣。我大体了解了一下《历史研究》的写作背景：汤因比开始筹划要撰写《历史研究》的时候是在1921年，那时他32岁，正作为一名记者，坐在一辆从伊斯坦布尔开出的“东方列车”上奔往巴尔干半岛各地采访，时值希—土战争正酣。眼前这块曾经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古

希腊文明之地，刚刚不久经历了一场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劫和蹂躏，此刻又继续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屠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明，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力量的推动而诞生、成长、衰落和消亡？触景生情，思绪联翩，年轻的汤因比深深跌入了一种永远也难以以自己的想要质疑人类的命运的神圣的“使命感”之中。当晚，他便在一张便笺上录下了一部历史巨著的撰写提纲，人类历史上从此多了一部鸿篇巨著。读到这里，不仅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结合汤因比写《历史研究》时所处的背景，不禁想到，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孔子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思想，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他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他的以文明为基点的思想，穿越数千年，确与汤因比的思想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3、《历史研究》中汤因比的“中国观”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册第一页中写到：“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指出，在这二十八个文明中，至少有十八个已经死亡和消失了。其余尚存的十个文明乃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社会、在近东的东正教社会主体部分、它在俄罗斯的分支部分、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在中国的远东社会的主体部分、它在日本的分支部分，还有三个停止了发展的玻利尼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和游牧民族文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这十个现存的文明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玻利尼亚文明和游牧文明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在其余八个文明里的七个都不同程度上处于被第八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当中。此外，在那七个文明中，至少有六个除去爱斯基摩文明，因为它在幼年时期就停止了生长，已经表现出许多衰老和死亡的现象”。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对汤因比的话得出这样两种结论：第一，除西方文明外，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七个文明不是衰落了就是面临死亡。第二，即使还没有死亡也避免不了被西方文明同化或消灭的结局。但是晚年的汤因比却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他认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4、结语

随着科技的异化和信仰的泛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文化与文明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汤因比的理论也被人们重新认识，他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正如他在书中写到的那样：“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最后用著作中的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被滞留在发展门槛之外或者注定要过早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每一个内部缺乏发明与创新能力的社会。

第三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读后感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读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研究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1、梁启超对史德的重视和学史、治史的认真态度是十分值得后人学习的。

在《史家的四长》一节里，他将史德摆在史学、史识、史才之前，并指出史家要有真正的史德要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玻他认为“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学史、治史总是秉着忠实的态度。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他认为历史和其它学科一样，是有因果规律可循的，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里，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后人评这是他“流质善变”的表现，我认为，这正体现了梁启超对治史的严谨与认真，他是真真实实地做到“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他研究历史正如他自己对后人所期望的那样，不是为了一时的名誉，而是尽史家责任，为人类的发展做真实的具体的贡献，即使这种工作是漫长或者没有尽头的，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坚持到最后。

2、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

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

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3。很感谢老师推荐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

在此同时看了一些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并浏览了其另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可以说，汤氏的《历史研究》给我既已形成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其中，我对汤因比的“中国观”产生了比较强烈的研究兴趣，也一并作为读后感写出来。

当然，仅仅凭借对两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自己的理解，其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还请老师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杰出史学家梁启超所着，其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并有很多优秀作品。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给出回答“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梁启超先生就史料蒐集与整理给出深刻而又清楚的解答。

首先论史料之蒐集。研究学习历史，史料是基础。然各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敏捷的方法以蒐集，则不能得。所谓精密方法分为㈠单举一事，觉其轻重，汇集同类比而观之，便可知。然要用此方法，是有条件的，即①脑经操练纯熟②须耐烦。㈡就消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应以假定加之推算。㈢就旧史中失载或缺略之事实波手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㈣在面对旧史家故意错乱证据者，治史者宜别蒐索以补之或正之。

随后便谈及鉴别史料之方法。史料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面对明明非实而举世误以为史实者，首先应涤除心理结习，然后便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再者，鉴别史料之误或伪者，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便可。若苦于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第一步可以发表怀疑态度以免被真相之蔽，而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

第二部可以尝试换一方向从事研究。正所谓撞了南墙回个头。当面对同一史料而史料矛盾者，论原则应以最近者为最可信。梁启超认为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为第一等史料。然也应当注意当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怀疑为出发点。就间接及直接史料便再分而论之。并且应以开阔的眼光看待问题，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书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蒐集与鉴别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观念及态度。

在这一章节中，梁启超先生以详略相间的论述，总结其治史之经验，举出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们来说，其教育指导意义非同小可。

以上学期上专业导引课时赵克里老师说的一句话为结局，便是：“历史学习中的辨伪和研讨，就是在不同’镜子”所折射的影像中,通过分析与研究，去寻找历史的真实。”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 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

第四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历史研究》读后感范文

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历史研究》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杰出史学家梁启超所着，其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并有很多优秀作品。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给出回答“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梁启超先生就史料蒐集与整理给出深刻而又清楚的解答。

首先论史料之蒐集。研究学习历史，史料是基础。然各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敏捷的方法以蒐集，则不能得。所谓精密方法分为㈠单举一事，觉其轻重，汇集同类比而观之，便可知。然要用此方法，是有条件的，即①脑经操练纯熟②须耐烦。㈡就消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应以假定加之推算。㈢就旧史中失载或缺略之事实波手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㈣在面对旧史家故意错乱证据者，治史者宜别蒐索以补之或正之。

随后便谈及鉴别史料之方法。史料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面对明明非实而举世误以为史实者，首先应涤除心理结习，然后便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再者，鉴别史料之误或伪者，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便可。若苦于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第一步可以发表怀疑态度以免被真相之蔽，而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

第二部可以尝试换一方向从事研究。正所谓撞了南墙回个头。当面对同一史料而史料矛盾者，论原则应以最近者为最可信。梁启超认为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为第一等史料。然也应当注意当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怀疑为出发点。就间接及直接史料便再分而论之。并且应以开阔的眼光看待问题，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书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蒐集与鉴别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观念及态度。

在这一章节中，梁启超先生以详略相间的论述，总结其治史之经验，举出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们来说，其教育指导意义非同小可。

以上学期上专业导引课时赵克里老师说的一句话为结局，便是：“历史学习中的辨伪和研讨，就是在不同’镜子”所折射的影像中，通过分析与研究，去寻找历史的真实。”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第五篇：《历史研究》读后感

因为是中国人，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自觉首先注意到了汤因比对中国的一些说法。

有人写过一首小诗，大意是：“我是一本书，由别人来读，比自己看得明白。”

由别人来读，不敢说就一定比自己看得明白，然而别人往往会读出一些自己没有读到的，读后的发言也往往有自己没有想到的，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或启示，使自己又有些重新的打量，从中或许会有些新的发现和思考。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一部《历史形态》第七章《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

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