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第一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依据梁启超于1926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而集成的，其中涉及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包括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以及中国的旧史学及其改造和新史学的创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我们学史的一本入门书。

读后感：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 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第二篇：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

第三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政书有《通鉴》、《通典》。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梁公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自有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然后中国始有史学”。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庚)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学，有了道德之后便讲史学了，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要有丰富的史学，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是：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读、少作、多改。

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

第四篇：读书报告《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机缘巧合之下我读到了钱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本是想要买老师推荐的梁启超的同名书籍，却因大意拿到了钱先生的作品，想到正要好好学习钱先生另一大作《国史大纲》，自然也认真的读起来，以期能对其治史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简介：

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嵘，民国元年更名。虽出生书香世家，但因父亲早逝而被迫辍学，但天生聪颖好学，自学成才。从1912年起，先后历小学、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从事历史研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史学名家。

书籍介绍与自我理解：

《中国历史研究法》有钱先生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全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述。并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而在序言中也说道：“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也透露出研究历史的最根本要求——所做论断要讲求证据，要有史料为证，做一个有责任的治史人。书中自是处处强调研究历史应有的责任心。而当中所讲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令我受益匪浅。

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读到此处，特殊性自然不用解释也能明白，各国历史正因为各具特点，各有特殊性才有了国别史之分，也突然意识到纵使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局面呈分裂之势却依然算是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因为各国本质上是相同的吗！变异性则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书中也说道：“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而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在其变上。”同样的，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重点提到的一点就是研究哲学要“明变”，即是知道古今四项沿革变迁的线索，这种统一严格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确写出来。可见，观其变才能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之来始及去向。讲到哲学，我忽而想到研究历史可否讲哲学思想与方法运用到其中呢？从

后文的讲解和举例中也能看见历史研究中能用哲学方法的地方。比如书中说：研究史学要有史才，所谓史才就是贵能分析又能综合；讲文化要讲一些共态与个性等。而对于传统性，书中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从我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理解，何以特殊性与传统性加在一起便成为传统性？最后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略有了解，书中说道：“秦以后的政治，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从秦朝到近代，政权更迭，当中的人事也换了几潮，而无论怎样的动荡、变化，其文化实质是一脉相承的，依然保持这它的特殊性。当然，作为初涉历史的我们，其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都是无法跟钱穆先生相提并论的，所以他所讲的也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但是当中讲史学研究如何入手的方法我倒是觉得相当实用，主要有三种方法：自下溯上，自古到今；纯因兴趣而拓展开来；就某一问题而开始研究。

看到这一讲的最后方能总结出方法大意：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更要勤于动笔，精于思考。

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明变”已然是基本方法，也说到研究中国制度史该注意：不该专从政治制度看，而该会通着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必须明白在此制度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存在。这与研究社会史、地历史、文化史一样，都需要从多方面，多视角的去了解、去研究相关的内容。正如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所写到的:“先生常常强调（做研究）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同样的，在社会史的在《治史三书》中也说到研究历史“博通”的重要性。适才知道要研究历史就先得先读书。读什么书呢？所以在“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中也提到了出正史以外的有用点的史料来源，如姓氏、方志等。虽然现在不见得还能算新史料，但是至少告诉我史料来源可以有很多渠道，需要自己时刻留意。

钱穆先生曾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开始时，我不懂历史地理到底是什么，以为不过是地形疆域罢了。直到看到“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方才明白历史地理要研究的不只是疆域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产生的影响等。在这一讲中也提到了中国地理与欧洲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阐明欧洲与中国的本质区别，中国开疆拓土的内在文化的融合与欧洲武力征服扩张的本质区别。而真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

就得有整体观，不仅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从钱穆先生的生平便可窥游历也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

在最后一讲“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作者主要说道：“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在我看来，从某中程度上来说，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说即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前讲到的研究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方法皆可用以研究文化史。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书中也概括性的指出需要注意的五点，其中：根据历史真情；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自会通处看，不专从个别处看。要看得远，不专从一横切面只眼看。就是有很普遍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这是对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一个总的原则性的概括，不独是文化的研究。在第五点“不可多寻短处应多寻长处”，我虽然能理解要我们的确应该怀着一种对文化的崇敬之情去研究历史文化，但是我认为，既然首要的是要“根据历史真情”，自然不应因为主观意见去影响研究的方向与角度，既是有短处，自然也是要诚然面对的，不应偏激的忽略长处或短处。

除却书中所列出来的方法外，读完全书，在钱先生列举论据的时候还能学到很多方法。比如说将历史问题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古今相比，东西相比，便能找到新的突破点。像研究政治制度史的时候，中西比较之下，就对历史的特殊性有更清楚的认识。而做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便是不断的提出问题，思考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则是来源于对社会现象或历史象限的思考。再者，做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只拘泥于历史，还是得多了解其他的学科，这样才可以发现更新的视角。

抛开书中主要讲的方法，我想看过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书中所弥漫的浓浓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以及无处不透露出的历史责任感所感染。在谈到中国人的政治天赋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博大的包容性的时候，在谈到中国人的人本位主义的时候„„让人感到本国历史原来如此令人骄傲。也恰如开篇所道的：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而研究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如此吧。

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接受过马克思思想指导的历史观点学生来说，书中所陈列出的观点将我对历史的看法无疑是革命性的影响。比如说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就开始了。这自然让我很不解，只可惜他没做进一步论述，不过到是我今后的一个不错的学习方面。比如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定义的时候就说到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能塞进马克思所定义的概

念中去的，中国古代若要定义的话可名为“四民社会”，即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士、农、工、商”所构成的社会，社会阶段的划分则依据“士”这一阶层的地位变动为标志，而非生产工具发展为标志。再谈到经济的时候，他就证明抑商是不存在的，这自然与我所学的“重农抑商”是相冲突的。在谈人物史的时候就特意提到了中国文化中对“无表现”人物的重视及原因等等。从这些观点中，我所了解到的并非只是看法而已，而是由此可以见得“我”应该如何定位，不应该仅仅是“学习”历史，而是要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不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观点，自己应多思考才是自己的想法。

前面也介绍过，本书是由八篇演讲稿汇编而成，所以语言上通俗易懂，不似学术论文一般深奥。也正式因为是演讲稿，所以虽然全书的感染力实足，但是缺乏一定的严谨，如“如何研究政治史”中说以秦为界线，前二千年为封建政治，后二千年为郡县政治。但事实上在秦以后的汉初与明初还是有较长一段时间是有封建制的。虽然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并不详尽，大都很空泛,所以对理解能力有限的我来说，有些方法不能完全理解、掌握。对历史研究的很多反面都未涉及，如史料的来源，如何选择史料等，不像《治史三书》中对与研究有关的各方面都有详细讲解，并详细的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所以理解起来自然更透彻。

但是总的说来，这还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本讲治史方法的书，更不如说它是一本阐述治史原则的书，是一本激起后起青年研究史学志愿的书。从很大程度上了解到了钱先生的治史思想，受其感染，也有了对历史研究的热情与向往，钱先生也不愧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为国之招魂者！

参考书籍：严耕望《治史三书》之《治史经验谈》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五篇：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

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