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与田野调查法

第一篇：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与田野调查法

1.文本分析法的詳細定義到底為何?

「文本」指的是一段文章、一段話、一段可以分析的文字或符號作品，就「詮釋學」做為一個找出事物意義的方法學科來看，當然可以用「詮釋學」來進行文本解析。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405120318658

文本有可能是劇本 ,音樂 , 詩, 電影 , 文學作品等等

簡單舉例來說, 有一件事情,一個人用文章把它記錄下來,那篇文章就是“文本” 文本<===>相對應的事件(可能是真實的事件,或者虛構的故事,小說)其中一定會有寫作的人或閱讀的人的好惡在裡面 所以,大概可以拆成,“文章的根本” 單純文字所描述事件,不含有作者,讀者,的意識形態......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105061901660

一、歷史研究法

所謂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註1-1）而歷史資料的種類繁多，依項目的類型區分，一般可分為文件、數量記錄、口頭記錄和遺物等四種。

本研究欲歸納以往有關寒單爺民俗活動的研究文獻，並分析其研究的成果與不足之處，以作為本研究的基礎。因此除了有關寒單爺民俗活動的研究文獻之外，也蒐集了相關的報紙、雜誌、遊行路線圖、照片、錄影帶、宣傳海報、活動手冊、活動企畫書與實施計畫、廟神傳、問卷、專案報告等等，以資分析探究。

二、田野調查法

一般民俗學的田野調查，採用觀察和訪談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法。以下就本研究所採用的參與觀察與訪談分述如下：

（一）、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的特徵主要是研究者同時扮演觀察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角色。在此情形下，觀察者不被視為局外人，因此得以維持觀察情境的自然，可減低觀察者在情境中的干擾，並可避免被觀察者不必要的防衛，以獲得比較真實的資料

（二）、訪談

Bernard，H.R.在《Research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一文中談到非結構性與半結構訪談時，認為根據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對於情境的控制程度，由低而高可將訪談分為四種類型。

一是非正式訪談（informal interviewing）；

二是非結構式的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ing）； 三是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 四為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ing）。（註1-3）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調查台東地區一般民眾、商家以及教育工作者，對於寒單爺民俗活動的認知程度，以及他們對此民俗活動所持的態度。

由於一次的半結構性或非結構性的訪談，並不一定能完整的蒐集資料，因此筆者視情形而定，對受訪者進行不定時間、不定次數的訪談，以期使資料完整無誤。

第二篇：田野调查法

目 录

1田野调查法 1.1 概念 1.2 工作程序 1.3 注意事项

2工作程序具体描述 2.1 准备阶段 2.2 开始阶段 2.3 调查阶段

1田野调查法 概念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 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花费时间和精力，花费的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如果方法运用有不得当的地方，那么其信度和效度也会大打折扣。工作程序

田野调查可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这里仅前三个阶段作一说明。注意事项

题目的选择：个人兴趣； 题目大小能否掌握； 题目的发展性；

语言、书目、财力、当地学者参与等。研究的可行性：学术考量； 政治（visa，题目政治敏感度）体能 财力 时间。

共同的特征：资料提供者（informant）或受访者(interviewee)；——深度访谈者； 音乐演出、文化仪式典礼记录；

田野记录（略记、日记、记事本；包括时间金钱的安排）音乐录音 照片 影片摄影 书籍、音响资料、乐器收集。参与观察法：完全参与； 边参与边观察； 完全观察。

田野工作能力培养：人际关系（获得informant的信任）却除文化偏见（尊重对方文化的重要性）语言（对田野工作地方语言的运用）

Interview的方法、练习：常犯错误——讲太多、插话、错误引导观察、记录、写作能力。Recording/photography能力（对所有设备完全熟悉运用）

田野常遇见的困难：田野地区的问题——社区的挑选（是否受欢迎）例：萧山楼塔细十番【（十首曲牌连缀的民间吹打乐）弦乐和敲打乐）】 ——个人资料、研究目的、停留时间

——当地地方、中央政府的拜访与有关文件（文化馆、镇政府）文化生活冲击与适应：语言、饮食、天气、健康 Informant寻找的问题——是否愿意提供资料

——是否具代表性（是否是专研某一专业；不要问错人）——不同意见的人

田野的内容：离开时、离开后的关系建立（带礼物给当地人表示友好与报答），为以后的再次拜访创造条件。2工作程序具体描述

准备阶段

田野调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准备阶段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选择调查点。

选择调查点的基本要求：一是要选择有特色的地区，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三是要选择特殊关系的地区，四是选择前人调查研究过的著名社区。选好调查点对成功地进行调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地域辽阔，乡村数以万计。总的来说，应选择具有特色或较典型的地区或乡村进行调查。所谓“有特色”，就是该地的社会或文化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差异很大。例如，类似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福建惠东人的长住娘家习俗，都是很有特色。多民族交错杂居地方的文化涵化，也是很好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两三种差别较大的文化交接地区，像甘肃、青海地区，是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汉文化交错地区，相互影响很大。我早在80年代就发现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与纳西族的阿注婚类似）很有特色，并初步判断这种婚俗不是本民族固有的，但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去调查。2000年，我让一位硕士研究生去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了自己的假说，并写出硕士论文。所谓“有代表性”，就是说该地在该民族中具有代表性，比较典型。例如，1983年我在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又称图瓦人）时，选择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作调查，因为该村在中俄边界上的原始森林之中，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少，保留了较为典型的图瓦语和图瓦人的生活习俗。1993年，我们选择新疆北部地区的富蕴县作为哈萨克族的调查点，也是考虑到该县较有代表性，较为典型，一是哈萨克族人口占60%以上，以牧为主，传统文化保留较多。而且又是矿产十分丰富的地区。该县名称“富蕴”就是因为蕴藏丰富矿产资源而得名。所谓“有特殊关系”的社区，也就是有自己的亲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庄，亲戚或朋友对你准确了解社区的情况大有帮助。1883年我到新疆白哈巴调查时，不仅该村较为典型，而且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新疆阿尔泰中学教师）住在该村。我们到该村后，住到他家里，对我的调查帮助很大。

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了解该地的文化变迁，也可重视审视前人调查的资料是否可靠、准确。

总的来说，如果所调查的对象很一般，没有什么特色，写出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就不会引起重视。研究汉民族也一样，不能随便选一个地方，应该选择较有特色的。

选点最初可能选的是一个县，具体的调查的乡村可能要到了县之后才能最后确定。

2、熟悉调查点情况。

调查点选定之后，必须作好充分准备，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民族成分、人口、历史、地理、特产、部落或民族支系等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或田野调查资料，这是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大不相同的地方。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对该民族和该地区一无所知，一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熟悉当地情况，浪费大量的时间；二则可能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只有在调查前就熟悉该民族和该地的习俗和文化，才有可能收集到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另外，如果对所调查的民族情况知之甚少，也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和欢迎，甚至可能会瞧不起你，因而也就得不到他们的密切配合，或者对你的访问随便敷衍了事。只有对该民族和该地区有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调查。我在新疆哈萨克族地区调查时，调查前把哈萨克族的部落系谱背得滚瓜烂熟，到调查点后，倒背如流，使当地哈萨克族干部和群众十分惊讶，并受到热情接待，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3、撰写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设计调查表格。

有些人主张不用撰写调查提纲，不用表格。我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有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收集的资料较为系统、全面。否则收集的资料将是残缺不全，许多问题将会漏掉。我以往的几次调查，都是调查前撰写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

4、熟悉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与基础知识。

人类学研究者的调查与一般的行政干部和记者的调查不一样，需要掌握与有社会和文化关的各种理论及基础知识。例如，与社会和文化有关的理论有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族群理论、实践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并有众多的与文化有关的各种概念。如果调查前不熟悉这些理论和知识，调查就不可能深入，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只能有关该地表层文化的调查报告，与一般的新闻记者和行政干部不会有多大差别。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也就是进入田野阶段，也就是进入所调查的地区之后但未正式进行田野调查阶段。这一阶段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首先要到当地政府报到，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到了所调查的县、乡，必须与当地各级政府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有些调查者，不到当地政府部门报到，喜欢找熟人或认识的人，直接进入乡村。我认为，应该先走正道，正道走不通再走旁道，再找熟人。如果进入调查点后不与当地地方政府联系，一旦出了事当地政府不负责任。

到民族地区更要依靠当地政府，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新疆、西藏等，一个县相当于内地的半个省，交通十分不便，而且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地方不通客车，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配合，调查十分困难。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主要依靠当地民族事务委员会。因此，前辈民族学研究者都喜欢找民委帮助解决调查中遇到的困难。我在新疆的调查经验是最好找政府办、党办，两办有权有钱有车，能对下级发号施令，下级不敢不从命。而现在的县市地方民委都是老弱病残（新疆县级民委是如此），无权无车，即使给你开介绍信，地方政府也不会听民委的。我在新疆作过多次调查，主要依靠县政府办公室和乡政府。每到一地，总是先找县政府办公室，想方设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如此，办起事来会很顺利，他们会很好地安排住宿，安排车辆，并发函给调查点认真接待。

2、到达调查点所属县、乡后，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

我在新疆调查期间，到达县镇或乡后，首先查档案、户口和有关统计资料，掌握调查点的基本情况，然后再到村或寨调查。这对于全面了解调查点大有好处，在没有正式调查之前便掌握了调查点的户数、人口、收入、民族成分等。如果具体社区调查点尚未选定，可征求当地政府的意见。

3、选好居住地。

各地、各民族风俗不同，应视具体情况和调查者本人的情况而定。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一般都是住在当地人家庭中，实行三同，即同食、同住、同劳动。西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住在当地人家中的不多，马林诺夫斯基在调查新几内亚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特里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时，他在这个岛上的一个村子里单独搭了一个帐篷居住。柏尔图和柏尔图夫人（Pelto and Pelto）1973年研究了51个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在田野作业期间，大多是租当地社区的房子或公寓居住。

选择居住地，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利于调查，有助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十分熟悉的家庭中是较理想的。我在新疆调查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时，大部分时间住在当地人家中。二是考虑安全因素，尤其是未婚女子，更要考虑人身安全。三是考虑当地的派系关系，如果该村有两个对立的派别，而且关系较紧张，最好不要住在当地人家中，以保持中立，否则会影响调查的顺利进行。调查阶段

居住地选定之后，便开始正式调查，也就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阶段。由于各人的对调查目的和对调查点的了解程度不同，调查程序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不过，对初次调查的人来说，应注意如下几方面：

1、首先了解当地的一般社交礼仪和禁忌等 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社交礼仪，如见面礼节、作客礼仪等，以及各种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礼仪和禁忌，才有可能较好开展田野调查。

2、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乡村与城市不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不相同。一是不要怕脏，即不要怕住的地方脏，不要怕虱子多，不要怕跳蚤多（南方跳蚤多，北方虱子多）；不要怕碗筷不干净，不要怕吃的、喝的不干净。二是拜访当地人遵从礼俗，通常一般都要带礼物。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我去拜访人家，都带好烟、好酒和其他礼物。到哈萨克族家作客，必须给小孩礼物（如糖果等），这是最一般的礼仪。如果没有，主人会不高兴。

3、注意个人形象的设计。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曾对普里查德说，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是一定道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田野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有些人认为，到调查点之后，要穿当地人的服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种方式并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当地人眼中，田野作业者是“外人”，而不是属于自己系统的“内人”。因此，田野作业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角色。只有相当熟悉之后，当地人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在田野调查期间，应注重个人形象的设计，我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形象，二是内在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主要应注意两点：一是服饰应整洁、大方，所穿服饰应该与当地服饰有所不同，但不要穿当地人不喜欢的服饰（有些民族不喜欢穿红色或白色服饰）；二是不要留当地不喜欢的发型。如果是女性，口红不要涂太浓，香水不要洒太多。

内在的形象也要注意两点：一是言谈举止要文雅，既要有风度，又要彬彬有礼，不说粗话、脏话。二是不要做有损人格之事，不去占小便宜。

4、观察要细。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参与观察又有“深”和“浅”之分，只有观察深入，入木三分，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有可能写出较成功的调查研究报告。如果观察不深，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的调查研究报告来。

5、访谈既要深，而且要有技巧。访谈有两种类型，一是结构型访谈，即问卷访谈。这种访谈又分两类，一是回答问题的方式，即田野作业者根据调查大纲，对每个受访人差不多问同样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问题。二是选择式，即田野作业者把所要了解问题的若干种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访人自由选择。前一种方式人类学研究者使用较多，后者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使用较多。

另一种是无结构型访谈，即非问卷访谈，事先没有预定表格，没有调查大纲。田野作业者和受访人就某些问题自由交谈。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访谈，一是要注意深度。深度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色。田野调查之初，受访人往往有警惕，许多事情不愿意谈，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问题。只有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才有可能进行深度访谈。例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在2000年调查北京的朝鲜族个体家族企业时，最初老板娘不愿意详谈他们家族企业的情况。后来，我让她到老板开的店里帮忙干活，并给老板娘的儿子补习英语。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对她十分热情，不但把他们家族企业来京之后的发展情况全部告诉她，而且还把她和丈夫的隐私全部告诉他，甚至连他丈夫在外包二奶、生私生子、赌博及其有关的各种纠纷等全部讲出来。

二是要讲究技巧。从我个人在新疆调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访谈技巧应注意三方面：一是启发式的访谈。一些受访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道很多，但他却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有层次、有系统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查者必须一步一步地启发受访人，或者以其他民族的类似情况予以启发。我在新疆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时，就经常以哈萨克族的事例来启发受访人。二是拐弯式访谈，有些问题不方便直接问，例如，与现代观念不相合的婚姻习俗等，可采用拐弯式的访谈。例如，我在了解哈萨克族和阿尔泰乌梁海人的转房习俗（又称“收继婚”）时，我就先说汉族古代有转房习俗，我们老家过去也有，你们过去有没有这种习俗。其他比较隐诲的问题也大采用这种方式，这样问不会引起受访人的反感。三是要多问“为什么？”受访人能够讲述一种文化现象的过程，能够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大多数人不清楚该文化现象形成和存在的原因，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理解当地文化，就必须多问“为什么”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答案。

6、要倾听 当地人关于当地政治和现实问题的意见

在当地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看来，从北京来的调查研究人员，是中央派来的，他们以为我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在新疆调查期间，有些少数民族在我们面前倾诉苦水，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则以为我们能解决刑事案件，伤人、打架等事件也找们来帮忙解决。对于这些，千万不要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要给予同情和安慰，并请他们找政府或法院解决问题。

7、关于资料收集一些问题

资料收集是的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我认为，收集资料应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收集资料必须遵循三条原则：

其一，着重收集新材料，收集过去没有人了解过的新材料或没有人了解过的新内容。例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族群观念、文化象征、社会交换和互动等方面的内容，在五六十年代的调查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资料很少，今后应多收集这些方面的资料。其二，了解该地区与同一民族其它地区的文化差异。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区已发表相关的某种文化现象资料，则着重了解该地区的那种文化现象与其它人调查的其它地区的文化现象是否相同，如果有差异，表现在哪一方面。

其三，注意资料的准确性，反复核实收集的材料。被调查者提供的材料，有些可能不可靠，必须找多人核实，如果大多数人说的相同，则证明是可靠的，如果某人所提供的材料与大多数人所说的不一样，则应慎重对待，一般情况下应取大多数人所说的为准。或两说同时收集，以作参考。我在新疆调查时，一些较大的问题往往要问10多人才放心。（2）注意收集计划外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调查时，往往会得到许多意外的收获。例如，我1983年在新疆北部调查时，在一次旅途中，坐在身旁的一位哈萨克族乘客提供了一些文物信息。下车后我便请他帮忙，找到了文物，收获不小，首次发现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用察合台文、满文和汉文写成的五件重要文书，并找到阿尔泰乌梁海人的三颗旗札萨克银印（每颗重9斤多，印文为汉文和蒙文）和一棵散秩大臣木印等珍贵文物。其中，根据五件文书，结合大量史料和调查资料，撰写了《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1986年在云南瑞丽县调查时，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拍摄到了云南傣族专家认为是傣族中最为典型的文身照片。

8、边调查边整理资料

每天做田野笔记，是大多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习惯。我认为，不仅要做田野笔记，而且要边调查边整理。这样可以发现哪些方面调查不足，可以随时补充。我在新疆调查时，通常是白天访谈录音，晚上整理录音带。

9、调查的时间 调查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主要根据调查者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而定。外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城市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与乡村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不一样。有些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时间不用很长；有些是少数民族调查本民族情况，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我是客家农村长大的，对客家文化很熟悉，调查客家就不需要很长时间。我在新疆工作过5年，而且在民族地区作过多次调查，对哈萨克等民族的情况很熟悉，再去调查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调查时间的长短，主要看所收集资料和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

第三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政书有《通鉴》、《通典》。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梁公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自有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然后中国始有史学”。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庚)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学，有了道德之后便讲史学了，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要有丰富的史学，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是：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读、少作、多改。

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

第四篇：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是依据梁启超于1926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而集成的，其中涉及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包括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以及中国的旧史学及其改造和新史学的创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我们学史的一本入门书。

读后感：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 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第五篇：读书报告《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机缘巧合之下我读到了钱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本是想要买老师推荐的梁启超的同名书籍，却因大意拿到了钱先生的作品，想到正要好好学习钱先生另一大作《国史大纲》，自然也认真的读起来，以期能对其治史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简介：

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嵘，民国元年更名。虽出生书香世家，但因父亲早逝而被迫辍学，但天生聪颖好学，自学成才。从1912年起，先后历小学、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从事历史研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史学名家。

书籍介绍与自我理解：

《中国历史研究法》有钱先生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全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述。并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而在序言中也说道：“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也透露出研究历史的最根本要求——所做论断要讲求证据，要有史料为证，做一个有责任的治史人。书中自是处处强调研究历史应有的责任心。而当中所讲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令我受益匪浅。

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读到此处，特殊性自然不用解释也能明白，各国历史正因为各具特点，各有特殊性才有了国别史之分，也突然意识到纵使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局面呈分裂之势却依然算是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因为各国本质上是相同的吗！变异性则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书中也说道：“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而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在其变上。”同样的，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重点提到的一点就是研究哲学要“明变”，即是知道古今四项沿革变迁的线索，这种统一严格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确写出来。可见，观其变才能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之来始及去向。讲到哲学，我忽而想到研究历史可否讲哲学思想与方法运用到其中呢？从

后文的讲解和举例中也能看见历史研究中能用哲学方法的地方。比如书中说：研究史学要有史才，所谓史才就是贵能分析又能综合；讲文化要讲一些共态与个性等。而对于传统性，书中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从我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理解，何以特殊性与传统性加在一起便成为传统性？最后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略有了解，书中说道：“秦以后的政治，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从秦朝到近代，政权更迭，当中的人事也换了几潮，而无论怎样的动荡、变化，其文化实质是一脉相承的，依然保持这它的特殊性。当然，作为初涉历史的我们，其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都是无法跟钱穆先生相提并论的，所以他所讲的也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但是当中讲史学研究如何入手的方法我倒是觉得相当实用，主要有三种方法：自下溯上，自古到今；纯因兴趣而拓展开来；就某一问题而开始研究。

看到这一讲的最后方能总结出方法大意：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更要勤于动笔，精于思考。

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明变”已然是基本方法，也说到研究中国制度史该注意：不该专从政治制度看，而该会通着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必须明白在此制度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存在。这与研究社会史、地历史、文化史一样，都需要从多方面，多视角的去了解、去研究相关的内容。正如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所写到的:“先生常常强调（做研究）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同样的，在社会史的在《治史三书》中也说到研究历史“博通”的重要性。适才知道要研究历史就先得先读书。读什么书呢？所以在“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中也提到了出正史以外的有用点的史料来源，如姓氏、方志等。虽然现在不见得还能算新史料，但是至少告诉我史料来源可以有很多渠道，需要自己时刻留意。

钱穆先生曾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开始时，我不懂历史地理到底是什么，以为不过是地形疆域罢了。直到看到“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方才明白历史地理要研究的不只是疆域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产生的影响等。在这一讲中也提到了中国地理与欧洲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阐明欧洲与中国的本质区别，中国开疆拓土的内在文化的融合与欧洲武力征服扩张的本质区别。而真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

就得有整体观，不仅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从钱穆先生的生平便可窥游历也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

在最后一讲“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作者主要说道：“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在我看来，从某中程度上来说，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说即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前讲到的研究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方法皆可用以研究文化史。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书中也概括性的指出需要注意的五点，其中：根据历史真情；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自会通处看，不专从个别处看。要看得远，不专从一横切面只眼看。就是有很普遍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这是对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一个总的原则性的概括，不独是文化的研究。在第五点“不可多寻短处应多寻长处”，我虽然能理解要我们的确应该怀着一种对文化的崇敬之情去研究历史文化，但是我认为，既然首要的是要“根据历史真情”，自然不应因为主观意见去影响研究的方向与角度，既是有短处，自然也是要诚然面对的，不应偏激的忽略长处或短处。

除却书中所列出来的方法外，读完全书，在钱先生列举论据的时候还能学到很多方法。比如说将历史问题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古今相比，东西相比，便能找到新的突破点。像研究政治制度史的时候，中西比较之下，就对历史的特殊性有更清楚的认识。而做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便是不断的提出问题，思考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则是来源于对社会现象或历史象限的思考。再者，做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只拘泥于历史，还是得多了解其他的学科，这样才可以发现更新的视角。

抛开书中主要讲的方法，我想看过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书中所弥漫的浓浓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以及无处不透露出的历史责任感所感染。在谈到中国人的政治天赋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博大的包容性的时候，在谈到中国人的人本位主义的时候„„让人感到本国历史原来如此令人骄傲。也恰如开篇所道的：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而研究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如此吧。

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接受过马克思思想指导的历史观点学生来说，书中所陈列出的观点将我对历史的看法无疑是革命性的影响。比如说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就开始了。这自然让我很不解，只可惜他没做进一步论述，不过到是我今后的一个不错的学习方面。比如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定义的时候就说到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能塞进马克思所定义的概

念中去的，中国古代若要定义的话可名为“四民社会”，即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士、农、工、商”所构成的社会，社会阶段的划分则依据“士”这一阶层的地位变动为标志，而非生产工具发展为标志。再谈到经济的时候，他就证明抑商是不存在的，这自然与我所学的“重农抑商”是相冲突的。在谈人物史的时候就特意提到了中国文化中对“无表现”人物的重视及原因等等。从这些观点中，我所了解到的并非只是看法而已，而是由此可以见得“我”应该如何定位，不应该仅仅是“学习”历史，而是要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不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观点，自己应多思考才是自己的想法。

前面也介绍过，本书是由八篇演讲稿汇编而成，所以语言上通俗易懂，不似学术论文一般深奥。也正式因为是演讲稿，所以虽然全书的感染力实足，但是缺乏一定的严谨，如“如何研究政治史”中说以秦为界线，前二千年为封建政治，后二千年为郡县政治。但事实上在秦以后的汉初与明初还是有较长一段时间是有封建制的。虽然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并不详尽，大都很空泛,所以对理解能力有限的我来说，有些方法不能完全理解、掌握。对历史研究的很多反面都未涉及，如史料的来源，如何选择史料等，不像《治史三书》中对与研究有关的各方面都有详细讲解，并详细的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所以理解起来自然更透彻。

但是总的说来，这还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本讲治史方法的书，更不如说它是一本阐述治史原则的书，是一本激起后起青年研究史学志愿的书。从很大程度上了解到了钱先生的治史思想，受其感染，也有了对历史研究的热情与向往，钱先生也不愧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为国之招魂者！

参考书籍：严耕望《治史三书》之《治史经验谈》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