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何光沪：基督教与文明现代化[5篇]

第一篇：讲稿何光沪：基督教与文明现代化

讲稿

何光沪：基督教与文明现代化

2017年5月24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何光沪教授在该校举办学术讲座，题为“基督教与文明现代化”，本文为讲座整理稿。

主讲人何光沪，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学研究室主任；著有《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月映万川：宗教、社会与人生》、《三十功名尘与土》、《秉烛隧中》等，译有《宗教哲学》、《二十世纪宗教思想》、《基督教神学原理》、《现代基督教思想》等。

一、文明与现代化 1.文明

文明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生活方式。文明在不同地区由于地理、历史等多种因素影响，而有不同的类型，如东亚文明（儒教文明）、南亚文明（印度教文明）、中东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这些文明的别称，都与宗教有关，实际上文明与宗教的确有密切关系。

同文化不一样，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些基本条件，例如提供稳定食物来源的农业、由此而有的定居点、由此而有的政治（城邦），以及文字。同野蛮时代或原始文化相区别的文明，其历史不过数千年。2.现代化 文明存在了好几千年，直到最近这三百来年，才进入现代化阶段。生活于现代文明环境中的人，当然难以体会同它不一样的环境或阶段。我们只有在更宽广的视域中，才能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对现代文明或现代化的意义，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世界上许多国家还在为之努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远未完成。3.文明现代化与基督教的关系

文明现代化的潮流，走向是自西向东。

（1）文明现代化有科技、制度、精神三大方面。以公共交通为例：英国在没有汽车的时代，就有了公共马车，即有马车按固定路线收费行驶，为没有高头大马和豪华马车的大众服务。这提醒我们，第一，交通方式现代化，必须有制度设计；汽车再现代，若无有效的交通规则，就没有现代的速度；第二，首先必须有这种改进之心；为大众设计好的制度，是出于超出等差之爱的“爱心”或博爱，也就是基督教宣扬的“爱邻人”的精神。

（2）文明现代化有四大推手，或者说靠四大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这四者都与基督教有紧密的联系。

有人说文艺复兴是反基督教的。实际上，研究文艺复兴的大权威布克哈特早就指出了其后的宗教精神。当时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基本上都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从但丁到彼特拉克等众多诗人充满宗教精神的作品（有人说后者强调现世幸福更重要，但他实际上借奥古斯丁之口指出永恒的东西更重要），再到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靠教廷的支持、靠热烈和虔敬的信仰创造的诸多杰作，直到公认的领军学者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全都证明了这一点。

宗教改革大大解放了西欧一些民族的思想，使之成为现代化的先驱。它是基督宗教的改革，它与基督宗教的关联，似乎不必多说。

科学革命（或现代科学）发生在西欧，原因也同基督教信仰有关。原因有三：1.科学研究自然的思想前提，是相信自然不是神也不是魔，所以研究它不是亵渎也并不可怕；基督教同古代流行的泛神论和二元神论不一样，主张自然是上帝造的（不是神），是好的（不是魔），正是提供了这种前提。2.科学的另一个思想前提，是相信世界有齐一的规律，理性可以理解；基督教主张理性的上帝以智慧创造世界，为此奠定了基础。3.科学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在理论与事实冲突时，放弃理论，尊重事实；基督教认为，理论是人造的，而事实是上帝造的，后者当然胜于前者。

最后，对启蒙运动的流行误解是，它的精神是理性至上，并以理性反对（基督教）信仰。其实，英国的启蒙思想代表洛克倡导经验主义而非理性主义，并论证了上帝的存在；法国的启蒙思想代表卢梭倡导情感主义而非理性主义，也论证了上帝存在；德国的启蒙思想代表康德批判理性，“对理性加以限制，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即使是激进的伏尔泰，也主要是批判阻碍法国进步的教会腐败，而不是反对信仰本身。

（3）文明现代化的机制与过程同样与基督教相关联。文明现代化的机制，是从精神到思想、从思想到行动、从行动到制度。这里所谓精神，即整个机制的启动者，就是要改善人类生活的愿望，至少在当时西欧的环境下，这是同基督教关于“爱邻人”的教导相连的。

文明现代化的过程，是从日内瓦到尼德兰、从不列颠到美利坚，再到全世界。当时主导日内瓦共和国的，是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思想；它传到尼德兰后，引起了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小小的荷兰以“海上马车夫”的商业，胜过了西班牙“海上女霸王”的武力；它传到不列颠后，引起了具有世界历史里程碑意义的英国革命，确立了政治上的君主立宪制度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制度；它传到美利坚后，从追求宗教自由发展到追求政治独立，建立起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新型政体，最终成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影响全世界。这整个过程，都伴随着无数基督徒从追求宗教改革，到追求宗教自由的历史活动。

4.概念辨析：古典文明、西方文明、现代文明 谈文明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说到西方文明，因为现代化是从西方文明开始的。前面已经简述了现代化与基督教的关系。现在我们还要追本溯源，进一步审查西方文明与基督教的关系。

首先必须澄清古典文明、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这三个概念。一般人从地域上看，都把希腊、罗马的文明说成西方文明。实际上，希腊罗马文明是西亚、北非、南欧地区许多民族古代文明综合发展的结果，世界史学界称之为“古典文明”。这一文明死亡（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已经死亡）之后，欧洲地区在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文明被称为“西方文明”。在前面提到的四大运动之后，西方文明经历现代化而转化为“现代文明”。

有一个比喻说，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的后代。两希文明指的是古希腊文明，以及希伯来（犹太人）的文明。这个比喻说明了一些问题，但也引起了一些问题：从精神层面看，雅典与耶路撒冷分别代表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是对立的；从政治层面来看，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征服了希伯来文明的代表者犹太；这两个不折不扣的敌人怎么可以互结连理、生儿育女呢？这就需要另一个比喻——“癌症与重生”，帮助我们理解文明史的问题，弄清楚古典文明、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及其同基督教的关系。

二、古典文明：“辉煌掩盖下的腐烂” 1.古典文明的辉煌

在西方文明诞生之前，古代希腊罗马代表的古典文明，是与古代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这个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丰富多彩、高度发达的文明最后的集大成者，就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不仅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历时最长久的帝国，也是公元五世纪之前古代世界地域最广大的帝国。它占据着亚洲西部、非洲北部、欧洲南部和西部，边界长达一万多英里，版图比印度孔雀帝国和中国汉帝国之和还大。罗马帝国的高度发达体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法律等等多个方面。罗马军团骁勇善战，曾以一万多人的军力打败了英国的二十万人。除了巨大的财富，罗马帝国还有着庞大有效的行政系统、发达完备的法律制度。至今罗马法还是法学学习与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文化上，它在文学、法学、史学、哲学、医学、药学、农业科学、地理科学以至于军事技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丰富多彩、举世皆知。在诸多繁华都市簇拥之下的罗马城中，林立着无数用大理石、云岗石、花岗石建造的神殿、柱廊、市场、凯旋门、赛车场、大会堂……其中的椭圆形大竞技场，经过两千年还巍然耸立；即使在帝国的边远地区，例如当时的行省西班牙，至今还能看到当年宏伟的引水渠。简言之，以罗马帝国为总结的古典文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顶峰。那么，它究竟因何而衰败死亡呢？

2.古典文明的癌症

作为文化巨无霸的罗马帝国，在其生命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病症。甚至还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它就已经呈现出许多结构性的问题，由之引发了许多根本性的冲突。

⑴ 贫富悬殊。以元老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占据大量的土地、田庄甚至公地，经商致富的骑士阶层依靠包揽收税、承包公共工程等也聚敛大量财富；他们同大量无地的农民、无产者和城市平民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⑵ 国富民穷。国家对外贸易年年入超，还通过战争进行资源掠夺，财富急剧增长，达到空前规模；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奴隶、隶农、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等等，却陷入赤贫状态。

⑶ 改革受阻。享有既得利益的贵族派极力维护寡头“共和国”，以贫苦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派努力扩大公民权利。后者构成了罗马的改革派，但是改革常常受阻。最典型的例证是十年之内连任保民官的格拉古兄弟。二人最终都被反对者杀害，其改革成果被废除后，下层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的状态更加严重。

⑷ 依靠暴力。罗马军队的性质在马略军事改革后发生了彻底转变。本来，罗马军队由拥有土地和选举权的公民志愿组成，士兵平时在家种地，战时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家园；士兵由公民、农民与战士“三合一”。后来军民分离，军队变成了由统帅豢养、为统帅夺权保权而卖命的工具。⑸ 民变频仍。政府越是依靠暴力，社会冲突就越是激烈越是频繁。诸多矛盾错综复杂、一触即发。还在共和国时期，就有西西里起义、拉丁姆起义、阿普里雅起义、斯巴达克起义等等。国家逐渐陷入混乱。3.古典文明的腐烂

个体癌症的病理，是单个的细胞性质变异、繁殖、扩散，最终导致器官腐烂、个体死亡。文明的细胞是个人，个人的人性变异蔓延开来，形成集团，争占社会财富，若不受限制，则最终导致社会失调、文明灭亡。罗马帝国和古典文明正是这种情况：人性变异逐渐加剧，社会道德普遍滑坡；而这种人性变异与道德滑坡，由社会制度所造成并加强，所以病入膏肓。

制度对于人性的腐蚀作用十分明显：“贫富悬殊”导致嫉妒、奢靡、仇恨；“国富民穷”导致愤懑、绝望、冷漠；“改革受阻”导致你争我夺的集体自私；“依靠暴力”导致漠视生命的残酷无情。这四点改变着人性，也是“民变频仍”的原因所在。最终，罗马帝国与其代表的古典文明，只能像杜兰在《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中所说：“伟岸壮丽的大树，主干已经腐蚀，倾倒的时刻已到”。凯撒曾经说过“我来了，看见了，征服了！”但他也说过：“共和国——这是空洞的话，没有内容，没有意义！”这位号称“祖国之父”的伟人，实际上是如此藐视共和国！他的侄子屋大维，表面上“恢复共和”，实际上“埋葬共和”，他自称“第一公民”、“奥古斯都”，其实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进入帝国时代，癌细胞继续扩散，腐烂也开始表面化。从克劳迪王朝到弗拉维王朝再到安东尼王朝，上层挥霍无度、任人唯亲，农民贫民起义频仍，政府仅仅依靠武力维持统治，不得不提高军人的待遇。塞维鲁皇帝说：“让士兵发财，别的人可以不管！”由于皇帝不靠选举而靠阴谋上台，公民权只剩下“纳税权”。于是老百姓“用脚投票”，到“敌人”即蛮族的土地上居住；甚至还“引狼入室”，即帮“敌军”即蛮族入侵者引路，甚至发动起义，与之汇合。

尽管有所谓“中兴君主”戴克里先，惩办奸商腐吏，法定职业继承，但还是依靠军事力量与贵族支持。故其“长治久安”之策，依旧难挽颓势。天下大乱之后，权归君士坦丁。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洛被废黜。周一良先生在《世界通史》中说：“这不过是正式宣告一个已经溃亡的政权的终结”；实际上，从文明史这个更大的视野看，溃亡的不仅是罗马政权，而且是它所总结的古典文明。这个大历史，与基督教有何关系呢？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共同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在此之前，近300年的漫长时间里，基督教一直在政府的迫害中艰难发展。但是，从其产生的第一世纪，直到第五世纪，它通过转变人心、增进道德、缓和冲突，延长了古典文明的寿命长达400余年；同时，它也为以后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即西方文明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三、西方文明的诞生 1.“文明的重生”？

许多人认为，15世纪的文艺复兴是古典文明的“重生”。但是，一种文明死亡1000年之后，还能重生吗？一种涵括上百个民族、历经上千年岁月、横跨三大洲的文明，能因为一小撮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尽管他们的确都是人间俊杰）的努力，就“死而复活”吗？

进一步说，如果说西方文明（文艺复兴后的西欧文明，依然是西方文明）是古典文明的重生，那么它在总体特性上，是不是与古典文明同质呢？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实际发生的历史，是在一片更大的土地上，在更多的民族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西方文明，也叫基督教文明，它具有新的特征、新的生命、新的精神。2.“重生”的原因

当然，就罗马帝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文明而又归于灭亡，欧洲多数地区经历了数百年较低水平的（蛮族的）文明，在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后又出现了越来越高级的文明而言，也可以说欧洲地区有了文明的“重生”。这种重生或（准确地说）新文明的创造，源自于个体生命的改变。

基督教使得一个一个的人从内心深处发生改变，从古典文明末期的腐化状态转变过来，或者从蛮族的“野蛮”状态转变过来，进而造成了社会风尚或精神的改变，最终建设了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被称为基督教文明，是因为基督教乃是这一新生文明的核心与灵魂。

基督教的这种转化作用，典型地体现在耶稣的门徒们从平凡的懦弱者，变成了勇敢的殉道者；热衷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变成了热忱传扬基督教的保罗；从被砸死的司提反和“正义者”雅各，到被投进狮虎之口的“无数”基督徒；从许多勇对“杀身体不能杀灵魂”者的基督徒，到无数“在追求正义方面不亚于真正哲学家”（盖伦语）的基督徒，都是例证。罗马人当年曾经这样描述基督徒说：“他们不参加我们的表演，不加入我们的游行，不出席我们的宴席，还厌恶神圣的竞赛”。所谓“表演”，指的是以人死于刀下或狮子之口为乐的角斗士表演；所谓“游行”，是罗马军队打仗胜利后进行的庆祝活动；所谓宴席，常常是醉酒无度甚至荒淫乱交的狂暴场合。这些残害生命的行为，在基督徒看来是邪恶的，当然不会参与庆祝。

尽管基督徒在三百多年的时间中频频遭受迫害，他们还是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在一个“普遍败坏的时代”“拨动了人们的心弦”，因而“不可阻挡地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恩格斯语）。先是下层民众，然后是富裕阶层和有教养的阶层，然后是统治阶层，都有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最终，311年《宽容法令》出台；313年《米兰敕令》签署；380年，基督教被宣布为“全国宗教的标准”，罗马帝国实现了自下而上的皈依。3.重生的结果

个人皈依基督而发生生命的变化，被许多基督徒称为个人的“重生”。大量的个人重生，或生命变化，会导致群体行为的变化，进而带来社会风尚或习俗的改善，最终走向制度的改良，走向“更仁慈更美好的世界”。

个人皈依导致社会进步的事例，当然以掌权者最为明显：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之后，废除了烙刑和十字架酷刑；君士坦丁二世皈依基督之后，废除了男女犯人合囚的恶法；瓦伦丁尼安一世信主之后，废除了杀婴与堕胎的恶俗；洪诺留一世信主之后，废除了流行700年的角斗士表演。

基督教对个人的生命产生重大影响，最终造成了社会制度的改良，这当然有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进程。这里只显示了这一进程的冰山一角。简言之，今日世界很大一部分被称为（人道意义上的）文明世界，同西方文明在古典文明之后的兴起有关，而西方文明的兴起，又离不开基督教的影响。

四、西方文明现代化：精神与制度 最后，要明白西方文明因基督教精神而与古典文明不同，并因而走向现代化，我们可以从人类生活的五个重要方面，通过对比来说明。在这些方面，基督教的主张已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1.对待人的生命方面

古典文明认为，个人无足轻重，集体就是一切；个人作为政治机制的组成部分才有价值，个人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强大（实际上希特勒也持有这种观点）。角斗士表演典型地表现出他们对个人生命的轻贱。

然而，基督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它主张人赋有上帝的形象；因此基督徒谴责杀婴弃婴，反对角斗士表演，倡导开办孤儿院，提倡照顾残疾人和垂死者。现代性的第一个标志，是人的地位提升。2.性和婚姻方面

古典文明的宗教，缺乏道德方面的要求；那些宗教里的神乱七八糟，具有人的一切弱点，自己就没有道德，两性关系混乱。这致使罗马娼妓泛滥，连政治家的婚姻也缺乏尊严。而基督教却主张婚姻神圣，倡导一夫一妻；耶稣的教导和榜样，使得妇女的地位提高；圣经的叙事和教训，都要求性的纯洁和婚姻忠诚。因此，连反对基督教的吉本都说：“是基督教恢复了婚姻的尊严。”

现代性的第二个标志，是对婚姻家庭的尊重和保障。3.在社会服务方面

古典文明没有慈善事业，没有医疗机构，没有为大众子弟服务的学校制度。社会上层将同下层人民接触视为耻辱，将救助病人视为软弱，也没有平等教育的观念。

然而，基督教会从早期就募集善款，帮助穷人；又兴办慈善机构、收容所和医院，还开办了教会学校和大学；基督教视帮助下层人民为神圣，视救助病人为坚强，也主张有教无类，这是与古典文明完全相反的，因此恩格斯说基督教是“下层民众的宗教”。

现代性的第三个标志，是人道主义成为原则。4.在劳动与财产观念方面

古典文明鄙视体力劳动，一方面追求享受，一方面压榨奴隶；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正如工具是不会说话的奴隶”。

然而基督教认为，劳动不是为了生活，生活却是为了劳动。因为上帝赋予人们才能，才能需要经过打磨雕琢，才能显示出来，这就需要劳动。劳动不但有尊严，而且应有报酬。（因为奴隶也是人，所以当时就有基督徒释奴、赎奴）。对劳动的这种态度，同对金钱不应纯粹用于消费的观念一起，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观念基础。

现代性的第四个原则，是对劳动权和财产权的尊重和保障。5.在自由与公正观念方面 在古典文明之中，人民缺乏自由，社会缺乏公正；权利观念淡漠，“人治”胜过法治，因为君主的意志高于法律，君主或国家的观念高于个人。

然而基督教认为，人有自由的权利，因为上帝赋予人以自由；社会应该公正，因为上帝要求公正；人定的法律应合乎神律，尽量追求公平；国家只是世间幸福的工具，个人的成圣才是终极的价值；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现代性的第五个原则，是以自由和公正为基础的民主和法治。结语

正如人是有灵魂的，制度也是有精神的。

如前所述，现代化直接来源于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我们可能会发现，欧洲的教堂里，参加仪式的人并不多，基督教在哪里呢？也许可以说，基督教已经融入到欧洲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里去了，基督教的精神，早已进入了欧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现代文明许多制度内在的精神。整理人：林俊鹏 谭梦霄 江秋怡

第二篇：高师宁、何光沪：当今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问题与解决设想

高师宁、何光沪：当今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问题与解决设想

发布时间:2011-04-16 09:03 作者:高师宁、何光沪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4575次

当今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家庭教会”的问题。三十年来，“家庭教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远远超过了“三自”教会；现在，“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中国基督教的大半壁江山，至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家庭教会”的界定及现状

1.“家庭教会”实际上是一个十分通用，但很不准确的名称。在现实中，尽管它听起来是指在私人家中聚会崇拜，进行读经、祷告、唱诗等活动的基督徒团体，但实际上参加者远远不只是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而活动场所也绝对不只是在私人家中。

“家庭教会”这个名称，仅仅是一种不正确的方便说法或习惯说法，它相应的英文词不是family church（“家庭教会”）而是house church（“房子教会”）。但house church这个词听起来也很荒谬，因为世界上所有的churches（教会），都有house（房子），都在house（房子）里面进行崇拜活动，为什么只有中国的这些教会称为house church呢？

而且，中国的“三自教会”也是有房子，并在房子里进行活动的，也可以叫house church。反过来说，中国的“家庭教会”，至少绝大多数，或可说总体而言，都是“自治、自传、自养”的，即做到了“三自”的，更有理由叫“三自教会”。

这种名称的混乱，同“家庭教会”在历史上的非正常经历和现实中的非正常地位有关。也可以说，这是极左路线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待决问题。

2.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激烈的革命运动中，中国基督教各派的众多教会，经过整顿、合并与压缩，成为在“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导下的教会，即所谓“三自教会”（这个名称也是不正确的方便说法或习惯说法，因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不是教会，而且中国的任何教会都没有冠以“三自”二字）。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家庭教会”，就是说，某些信徒在自己家中，为许多不愿意或无法去“三自教会”的信徒进行崇拜活动提供场所。60年代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宗教活动期间，转入地下的基督教活动也采取了类似家庭教会的形式。

文革结束之后，长期遭到压制的宗教需求开始迸发，于是农村里的家庭教会迅速增长，城市里自然也出现了家庭教会。由于巨大的宗教“需求”，远远超过处于非法状态的短缺“供应”，本来以私人住宅为场所的家庭教会，必然而且自然会在各方面大大突破“在家”状态，成长为无数大大小小的新教会。尽管这些教会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处于正常或合法状态的教会一样，各有自己的名称，但是，为了表明这些教会在法律地位上仍然与“三自教会”不同，而且的确不在“三自委员会”领导之下，人们（主要是学术界）遂沿用“家庭教会”一词，作为它们的总称。

3.过去，中国基督教的分布，大体是80%左右在农村，20%左右在城市。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主要是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也大致可以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块。农村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很大发展，以后则是大约十年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城市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发展不快，以后则发展加速。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原来几乎没有交叉，在新世纪后的这些年，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加速，农民工进入城市教会，城市里的农民工教会也在出现，城乡基督教才开始有了交流。

根据有关统计，1950年时，中国基督教共有22个派别，信徒总人数为1，005，699[1]（而不是现在正式文件常说的70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国基督教“两会”公布的数字，到2006年，全国基督徒人数达1600万。[2]众多研究表明，这一数字没有把大量家庭教会的信徒包括在内。

家庭教会究竟有多少信徒？目前这是一个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家庭教会自身的不合法地位，迫使它们处于隐蔽或半隐蔽状态，即无法进行全面可靠统计的状态。而且，由于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十分微妙，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有可能在许多方面陷于不利或不便的境地。因此，中国基督徒的实际数字，这个最最基本的事实，多年来竟然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有一些数字估计来源于家庭教会自身，或基督教研究学者，或海外信息。在这些估计数字中，最高的认为中国基督徒人数约1·2亿，最低的认为约5千万，居中的数字为约为7千万。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测算，家庭教会成员大概是三自教会成员的三倍，照此计算，家庭教会信徒的数量大概在3800万至9000万之间。[3]这个数字也得到家庭教会领袖们的认同。[4]不过，根据最新的全国性调查数据，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系的报告表明，当代中国有18%即近1.85亿人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道教信仰者为1200万，这还不包括大量的民间信仰者。而自我认同为基督信仰者（含新教与天主教）只有3.2%，即最多只有3300万人。[5]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基督徒（新教）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体估值为2305万人[6]。

根据于建嵘的调查，家庭教会的地区分布有一定的特点：主要集中于淮河流域和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7]从不包括家庭教会成员的中国各省基督徒人数排行榜来看，2004年居于前四名的是：河南：500万，安徽：300万，浙江：近200万，福建：100多万；它们分别占全国基督徒人口的23%、14%、9%和6%。[8]这个排列与于建嵘的“两个信仰带”（即淮河流域和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之说有吻合之处。事实上，家庭教会的分布极其广泛，几乎可以说，在有基督徒的地方，就有家庭教会。

二．家庭教会产生的原因

1． 家庭教会的出现，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值得反思的政策。

以北京的家庭教会为例。1958年前，北京全市有教堂64所，1958年要求全市信徒进行不分宗派的联合礼拜后，全市只保留了所谓东、西、南、北4所教堂。现在北京市面积达16，808平方千米（约等于半个台湾省），人口超过1400万（约等于丹麦、挪威、芬兰三国人口的总和）。[9]近年来官方统计说，北京的基督徒约有4~5万，其实如上所述，未被统计的信徒要多出好多倍（至少数以十万计），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势下，后来获批增加到9所（城区5所，郊区4所）但又很长时期没有增加的教堂数目和规模，当然在以往很多年内，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庞大的人群之宗教需要（至少1万多或数万信徒才有一个教堂或教会可做崇拜），这就好像北京城几十年以前的道路体系，远远不能满足如今这么庞大的车流之交通需要一样！

长期不变的行政限制政策与大量增加的民众宗教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家庭教会出现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他大城市与此类似。例如上海在1958年前尚有208所教堂，很快被压缩到22座，以后更少。广州在1958年前尚有62所教堂，很快被压缩到9所。即使这些大城市基督徒人数不变，这么少的教堂也不能满足需求，那么，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长，众多“家庭教会”的出现，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2． 从历史上看，对于“三自”运动有不同看法，也是家庭教会出现的一个原因。1950年代初，“三自”运动伊始，基督徒当中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意见，不会因为政治运动以及行政命令的压制而消逝，正相反，它们不仅延续下来，而且随着各方面形势的发展而扩大与加深。

1949年以前，中国的基督教会（非天主教的新教教会）就已经宗派纷陈，早就是各自为政。这种各教会相互独立、彼此并列的状态，既符合基督教（新教）的本质（不同于天主教，在宗教上不接受任何人间权威约束），也属于基督教（新教）的常态（只有横向的联谊关系，而无纵向的隶属关系）。但是这种常态在1950年代被人为地打破了。

当时从大的方面来说，受西方影响较深的一些宗派和人士，在神学上持自由主义观点，被称为自由派；主要由本土人士建立的一些宗派，在神学上持保守主义观点，被称为基要派。二者在很多方面态度不同。首先，后者认为前者信仰“较不牢靠”，“较易向强权屈服，也较易将基督教信仰重新诠释，以迎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后者则“不容易在信仰与世界观的问题上”，与流行的意识形态“相妥协”。

其次，前者“向来倚重差会的援助，自主性相对较弱”。而本土教派则比较独立，“每个群体的内聚力强”，信仰形态“简单朴素，即使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下也较易生存下去”。因此在1950年代的形势下，不少本土派教会不愿加入“三自教会”，而以家庭教会的形式生存下来。

第三，本土教派在神学上的基要传统和排他性特点，使它们对任何“偏离信仰正统的‘革新’行动都心存抗拒，它们认为三自教会在信仰上属‘不信派’，因而不愿意将教派的管治权交付给它。”[10]

还有另外一些信徒，起初只是不赞同或不满意三自教会的状况，反对不分派别的联合崇拜形式，希望恢复自己原来宗派的崇拜方式等等。由于三自教会得到政府支持，受到政府管理而被称为“官方教会”，他们便要求摆脱政治或世俗对宗教的干预，自己独立进行宗教活动，因此便产生了“家庭教会”。

当然，这些“家庭教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遭到严重的打击，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不停止了活动。

3． 改革开放之后的家庭教会，除了少数是上述原因产生的家庭教会的延续，更多的都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产生。在此我们仍然以北京为例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首先是地理因素。在最近三十年中，北京市区“摊大饼”式地扩展，人口爆炸式地增加，基督徒也在迅速增加。而市区和郊区仅有的几所教堂的修建或扩建，远远跟不上北京城扩展的步伐，跟不上基督徒增加的速度。为了参加教会崇拜活动，许多人在周日要花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辗转几趟公车才能到达最近的教堂，因此，大量基督徒希望就近参加崇拜活动，是十分必然、极其自然的。第二，由于教育程度高的信徒不断增加，对于教会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为不满意三自教会某些水平不高的讲道而选择家庭教会的信徒也就增多。第三，有些信徒希望有更亲密的“团契”生活，喜欢更亲和的人际气氛，而家庭教会多半规模较小、人际关系密切、信徒能够分享宗教体验，恰好适合这种需要。有些信徒选择家庭教会，干脆就是因为那里的朋友和熟人较多。第四，一些信徒，尤其是在第三产业工作的信徒，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周六与周日去参加三自教会的崇拜活动，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一些专门在周一到周五活动的家庭教会就自然出现了。第五，一些信徒（尤其是在国外受过教育或受洗的信徒）持有不同于三自教会的神学观点，他们希望按自己的神学理解来进行崇拜活动。第六，“人以群分”的社会心理，使一些信徒希望能够与自己身份或职业相近的信徒在一起，而按行政区域划分、人多而杂的三自教会一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第七，许多家庭教会因为各种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聚会场所太小，无法容纳信众）而不得不分散，这常常意味着新的教会产生、再产生。[11]

类似北京的这种状况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都具有普遍性。在农村，上述交通不便等等因素更为突出，因此以家庭住所为聚会点的传统更为悠久更为普遍。而且，它们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相比于城市较不彻底，宗教活动的余地相对较大。更重要的是，农村有许许多多无名的自由传道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下，为了传播信仰，捐献住所、财产，有些还翻山越岭，走乡串寨。这些人每每受到地方政府或公安机关的管制或打压，自然会形成与官员对立的态度，自然也反对“官办教会”，会组成与“三自”对立的家庭教会。

三．家庭教会快速发展的原因

1． 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是诸多复杂原因的综合结果，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我们撇开基督教自身的教义、组织等特征不论（这些特征使之传遍了所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而仅仅从其与环境的关系分析其独特性，这对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宗教与环境的关系，可分为三个方面：宗教与社会之关系（首先是宗教与非信徒和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宗教与宗教之关系（各种宗教相互之间的关系）；宗教与政治之关系（首先是宗教与政府的关系）

2． 在与非信徒的关系上，基督教会的独特性，首先表现为其教义固有的传播特性（耶稣让门徒“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这自然导致基督徒相比其他宗教徒有更高的传教意识。在一些学者对北京基督徒的调查中，接受调查的543人中，有一半多认为传教是“非常重要，因此总是积极参与”；而有超过40.7%信徒认为传教“非常重要，但是否参与要视情况而定”；相比之下，只有3.3%的人认为传教对于自己是“可有可无的事”，在方便的时候，自己才会传教。只有一个信徒认为传教“与己无关，从来不参与”。[12]这种传教意识和参与传教的现象，在农村更为普遍。

基督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可称为“上门服务”。以“农民工”信教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亿多农村青壮年迁移到城市，现在他们的下一代也大量居住在城里。[13]他们同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传统几乎断绝，在茫茫人海里难免感到陌生孤独。他们工作沉重、报酬微薄、生存艰难，医疗、住房、儿女教育等等更无保障。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默默承受着歧视和不公。此外，在面对生存困境的同时，他们还面对着巨大的诱惑——城市的繁华，物质的丰富，“城里人”喝咖啡、看电影、唱歌跳舞的悠闲潇洒，年轻人在公众场合谈情说爱的自由开放„„所有这一切，不仅与他们的生活状态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且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刺激。他们不但会感到迷惑和不满，而且可能由不满而产生不平，由不平而产生愤恨，有些人甚至由此走向犯罪。这个生活在底层的庞大人群，迫切需要认真的关注，需要真诚的帮助，需要精神的安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督教团体，尤其是家庭教会，进入了这个许多人视而不见的人群，给出了它们的关注、安慰和帮助。这种“上门服务”直接导致了农民工信徒的增加，这当然同时意味着“家庭教会”的增加。

3． 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基督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同长期以来它们在政策上受到的待遇有关。

这表现为三自教会受到各种管制，以及家庭教会受到各种压制。这些管制和压制，事实上反而促成了中国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以至于有人戏称家庭教会受到了政府的 “特殊照顾”。

三自教会受到的管制主要出自各级宗教局。这从各级两会的领导和财政，到牧师的确定和薪酬；从各大神学院的课程和人事，到一些日常的宣传和事务，都能看到。此外，三自教会还受到其他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例如，不能在新华书店发行《圣经》（其他宗教的经书则可），不能在市场上发行自己的出版物，不能与家庭教会合作，在这类问题上不能随便表态，等等。这种虽然地位合法，但是空间受限的处境，必然制约三自教会的发展。以长沙这个大城市某一重要的基督教堂为例，十年间只有2千人受洗，同整个基督教的实际发展不成比例。此外，许多地方的教产归还，拖延多年不能兑现，也造成了三自教会发展的困难。例如贵阳城区基督徒两万人才有一个可容纳800人的合法教堂，还属于D级危房，每个周日崇拜都人满为患。圣诞节期间，这个2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唯一的基督教堂周围，人群堵断了好几条路的交通。许多市民恰恰是因此，才注意到基督教，才走上信仰基督教之路！

这种管制的表面效果，是控制了三自教会的发展，事实上却有助于家庭教会的发展和信徒的增加。

家庭教会受到的压制，主要由公安机关出面。例如1983年、1996年、2001年等多次全国性“严打”，形形色色的家庭教会均受连累。进入新世纪后，大规模的对家庭教会的压制有所减少，但局部的、零散的、规模不等的打压，一直延续到现在。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北京的“守望教会”、山西临汾的教会、广州的“良人教会”等在2009年至2010年的遭遇可以佐证，其中上海和山西都出动了许多警察，在山西甚至殴打信教群众，摧毁教会房屋。

北京“守望教会”的例子很说明问题。该教会300多名成员主要是高校师生，不但同绝大多数家庭教会一样从不谈论政治，而且2005年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一公布，立即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自身情况，请求登记。2008年5月11日，崇拜仪式遭到警察冲击，然后信徒成员遭到本单位威胁；12日四川地震后的第一次聚会上，信徒即为灾区捐款20万元，并涌现许多志愿者奔赴灾区。2009年政府有关部门对该教会的房东施加压力，房东无奈于10月底撕毁租约，强迫教会搬出。11月1日北京下起多年未见的大暴雪，信徒到海淀公园进行崇拜，但是从不关门的公园突然宣布关门，所有信徒只得在公园门口空地上，在漫天大雪中进行崇拜！这一幕当然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11月8日该教会牧师等领导人清早即失去自由，但几百名信徒又重演了一周前那动人一幕。尽管再下一周，信徒终于获准进了临时租用的房子，但是在这种压制下更加团结的信众，在极短时间内捐献了大笔资金，决心买下崇拜活动所需的房子。虽然房款已经交付，而卖方在压力下至今没有交房，但是，这一事件迄今已经说明，强力的压制对一个温和的家庭教会能产生多大的逆反作用。

对农村教会来说，这种压制还促使教会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原本各自为政的家庭教会之间同病相怜、相互联系，甚至携手抗压；也迫使一些原本是家长制的教会逐步改变为联合同工制，增强了适应外界和应付压制的能力。而且，地方政府的打压，还迫使本地传道人离乡背井，到外地传教，从而加快了教会跨地区发展的步伐。另外，家庭教会越受打压，就会获得越多的国际同情与海外支持，使其生存与发展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其他方面都更为有利。[14]

事实上，很多社会学理论和历史事实都说明，外部压力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使一些群体或团体抱团更紧，刺激出更强的生命力。前苏联东欧曾受高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现在十分兴旺，相比之下，西欧几百年来未受压制的教会则萧条衰落。中国60年来的基督教更是一大例证。2008年在关于家庭教会的学术讨论会上，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这样说：1949年全国基督徒的人数是70万，“文革”打压之后变成700万，现在又变成7000万，如果再压，就会变成7亿。此话虽然听来夸张，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在精神和信仰领域内，行政手段或强制手段的确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使矛盾激化，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

四．家庭教会发展的趋势

1.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精神方面变化的主要体现，是民众宗教信仰需求的增加，以及信仰表达需求的增加。对于以往在思想上只有高度一统、对宗教只有否定批判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在温饱基本解决之后，宗教信仰之需求和表达信仰之需求几乎可以说进入了一种饥渴阶段。这种饥渴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社会不公的增加而加深。在这种状况下，各种宗教的复苏和发展，是可以解释、可以理解的。但是事实上，在各种各样的宗教中，除基督教之外，复兴与发展更为快速的，乃是佛教与民间宗教。佛教的发展有目共睹。根据浙江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的调查，在1992年至1996年间，在浙江、河南、福建等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更快。例如，民间宗教在建寺庙的速度上超过基督教建教堂的速度，少则20倍，多达100倍！2． 从上述情况来看，宗教信仰已成为中国民众当前精神需求之首选。在这种状况下，基督教自然将和其他宗教一样继续发展。但是，基督教要能够正常地发展，还有其他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尽管基督教与政府的关系很微妙，家庭教会还没有一个合法的„名分‟,某些地方基督教家庭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冲突还时有发生，但从目前政教关系的发展趋势看，应该说，基督教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主要不是源于政府，不是政治因素。”[15]

基督教在香港和台湾的发展也许可以较好地说明此问题。“香港并不禁止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人禁止基督教传教，但香港基督徒的人数占香港总人口的比例超不过百分之五。台湾也没有限制基督教的发展，但是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也没有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为什么在港台基督教可以自由传播的地方，信仰基督教的人如此之少呢？再往前推，1840年以后，有70多个外国差会到中国来传教，但到1949年的时候只有76万（应为1005699人）基督徒。那是什么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政府。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前途，应该说，在宗教这个市场中，谁能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求，同时能够以中国人接受的方式出现，谁就能够存在，能够发展。基督教内部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治理机制；在神学教义的解释上是否能做到中国化；在社会公益服务上是否有适合中国社会与老百姓需要的好作为，这几点才是影响基督教在中国未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16]

3． 以上谈的虽然是作为整体之基督教的问题，但是，对于家庭教会来说，这个挑战亦是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也许更大。因为人数众多的农村家庭教会在神学上多倾向基要派，这种倾向使它们在多元和对话等现代语境中显得保守，只关注“灵命”的神学立场又使它们不太关注社会。这些特点将成为农村家庭教会在向现代社会迈进中处理各种关系的阻碍。

城市家庭教会情况不同。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城市家庭教会正在逐步成熟，发展日趋正常。这种成熟和正常，不仅表现在它们与其环境的关系上，比如从隐蔽到公开，从“家庭”中走出来，租用写字楼或商住两用房，完全开放地进行宗教活动；而且体现在其公开身份上，比如从一般没有名称，到一般都有了自己的名称；另外，许多城市家庭教会的组织结构与规章制度已经日益完备，它们当中，许多都有了明确的章程、健全的体制，还有主日学、唱诗班，甚至有刊物。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今天的城市家庭教会，已从过去无奈地维护生存，转为现在理性地维护权利，就是说，以前它们一直为了生存无奈地躲躲藏藏，现在它们则公开地、理性地以法律为依据来维护自己各方面的权利。而且，由于城市家庭教会的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很多领袖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专职牧师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它们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基督教同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适应，包括探索礼仪等方面的改革。家庭教会的发展还有一个趋势，即关心社会：“突破自己，主动走进社会中去，为主做见证，包括做慈善工作”。5·12汶川大地震以后，许多教会不论大小，都积极参与灾区的救援和重建。一个拥有三百多人的家庭教会一天就捐献了近二十万人民币！有人统计，到灾区的自愿者中，超过50%的人都是基督徒，其中80%来自家庭教会。如今地震已经过去两年多，留在灾区坚持工作的自愿者，绝大多数仍然是基督徒。这种对于社会公益事务的关注与参与，将为家庭教会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新方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世纪开始之后，农村家庭教会与城市家庭教会有了更多的交流。这种交流可能会有助于农村教会素质的提高和发展。

五．解决问题的几点设想

1． “家庭教会”同“三自教会”的并立或对立，是半个世纪以前特殊形势下的特殊产物。由于形势巨变，时过境迁，如果我们与时俱进，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这种非正常现象早就不应存在了。

过时的现象源于过时的政策，过时的政策源于过时的观念。几十年前，我们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处理社会、文化和思想问题，包括宗教问题，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和灾难；几十年后，我们已经意识到政府不能包打天下，不能无限制地干预所有领域的所有问题，所以，不能再依靠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更不能再依靠行政手段去处理比经济还要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问题了。但是，在宗教问题上，从整体上看，我们为什么还在依靠行政手段呢？

这里的根子，似乎在于国人（包括领导干部）对宗教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基本理解，还有意无意地停留在以往相当狭隘和片面的阶段。对宗教和基督教的狭隘、片面理解持续几十年，妨碍了我们对之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从而在观念层次上影响了对待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态度和决策。

当然，国人对宗教和基督教的理解，受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但是这种影响却偏向于片面地、歪曲地理解启蒙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例如，启蒙运动的三大代表洛克、卢梭和康德，实际上对宗教均持正面评价；即使是反对教会的那一部分思想家，也主要是反对教会的腐败而不是基督教本身。而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几代知识青年和精英分子，多半都以为启蒙就是反对宗教和基督教，多半都不了解宗教改革及其产生的基督新教对世界现代化的巨大促进作用，不了解基督教传华同列强入侵无关而同文化交流相关的那一面史实。这就造成了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对宗教和基督教的片面和负面的固定观念。

与此相关，马克思主义肯定了早期基督教同社会主义的相似性（恩格斯称之为“被压迫人民的”宗教、马克思称基督教为“适应时势的宗教”），肯定了宗教改革及新教对世界历史的巨大贡献（称之为“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场大决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最常引用的马克思语录却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知道这句话并非完全否定宗教，更不知道这句话上下文还有“宗教是被压迫人民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等精彩断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毫不含糊地主张“信教自由”、“政教分离”，批判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主张信仰不同的所有公民权利平等，主张让宗教团体成为“与政府无关的”、“志同道合者”的公民组织。

2． 要彻底解决家庭教会、中国基督教以至中国宗教的问题，除了必须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还应该了解一下现代宗教学对宗教进行一百几十年研究后的主要成果。

例如，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正常的社会结构之组成部分。

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具有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那些社会制度，才能维持社会的生存。按照现代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观点，家庭、经济、政治、宗教，即为一个社会最基本、最需要的制度，它们执行着四个必要的功能：家庭规范两性关系，照管与教育下一代；经济制度组织生产并提供与人们的贡献相应的报酬；政治制度整合地域、力量和权力，维系秩序并与其他社会进行联系；宗教提供根本的意义和认知的一般框架。[17]因此，宗教乃是任何社会结构中基本和必须的体制之一。所以杜尔凯姆才说：“已知的社会都是有宗教的，不存在没有宗教的社会。”[18]

现在全世界的几十亿人口中，仍然有80%以上的人是宗教信徒，即便在世界上最现代、最世俗的国家美国，每年一度的盖洛普测验显示，仍然有94%--96%的人说自己“信仰上帝”，40%的人每周上教堂，59%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90%的人感到神的爱，而每天祈祷超过一次的人多过每天做爱的人。1990年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次，是观看各种体育运动人次的13倍；1992年奉献给宗教事业的资金（567亿美元），等于美国人最热衷的棒球、篮球与橄榄球方面花费的14倍。[19]

宗教之所以成为社会结构的必要部分，是因为人类需要宗教。正因为如此，从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长期迫害到中国“三武一宗灭佛”，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无神论运动”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消灭宗教，古往今来，所有使用武力或行政手段迫害或消灭宗教的做法，没有一个成功。相反，迫害与消灭的手段，却变成了宗教兴旺发达的催化剂：基督教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唐武宗之后佛教又迅速发展；东欧各国宗教全面复兴，中国宗教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快速发展。历史说明，打击宗教就像敲钉子 ——你越使劲，它进得越深。任何一个社会想要抽离宗教，其结构必然发生紊乱，最终将导致社会**。

这里的原因在于，宗教独具的一些价值与意义，表现为调节个人的信仰与公共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向个人提供属于个人生存（生、死、苦难、幸福等）之意义的选择。由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日益复杂，为人提供的各种机会增多，致使人的欲望增多，竞争也增多，因此，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可能影响人的生活的因素也越来越复杂。此外，现代社会的科技虽然日新月异，但并不能够解决人的存在意义问题。因此，宗教的“宗教价值”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单面化、非人化、非情感化，由于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而得到强化，由于物质生活丰富与精神生活贫乏的反差而得到强调；由于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孤独感、冷漠感而更为人所需要。

在现代社会或现代化国家，宗教不再主导政治，但是它作为广大信众的代言者，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道德力量，社会道德生活的监督者。又由于所谓亚社会、亚文化圈必然出现，个人的身份趋于复杂，在这种状况之下，宗教的认同价值也得以加强。宗教的这种价值与意义，尤其对于社会中的孤独者、弱势者、下层民众、少数民族、外来移民等更具重要意义。

3． 超越单一的政治角度，从历史、社会、文化、道德等方面，多角度地、全面客观地看待宗教和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才能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各宗教都曾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作用。就基督宗教而言，在中国现代教育事业起步过程中，到1914年，天主教在全国开设各类学校达8，034所，并创办了震旦、津沽、辅仁三所大学；到1920年，新教创办各级各类学校7，382所，其中大学14所。在中国现代医疗事业起步过程中，传教士创立医院达800余所；1949年以前，教会医院占全国医院的70%。在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过程中，教会创办了几百所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从事救济慈善。在中国现代出版事业方面，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新教创办中外文报刊70种，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95%；到1930年，天主教在全国创办了20所印书馆，到1935年，基督新教创办了出版机构69个。[20]这些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众多不同的领域，使它们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和推动者。

除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开创和推动工作之外，与中国人的生活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星期制、一夫一妻制、停止妇女缠足以及公共卫生和体育运动等等的推动或开创，也都与基督宗教的影响、传教士的倡导或参与有关。甚至现代化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观念或制度，如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等，在中国从引进、宣传、普及到实践，都同基督宗教的影响分不开。不可否认，基督宗教的上述事业，都与其传教使命相关，甚至是一种传教的手段。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手段的直接结果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基督宗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49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三十年间，各大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空间不断萎缩，直至消失。改革开放之后，宗教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开始恢复，首先就在救灾济贫方面发挥了作用。1991年，中国佛教协会募集救灾款500万元，被授予“抗洪抢险救灾模范先进单位”称号；2003年，佛教界为防治“非典”捐款500多万元；另外还资助残疾人事业、修复长城、抢救大熊猫等公益事业；同时还资助失学儿童、修建希望小学、帮助孤寡老人和残疾人、设立奖学金、义诊施药等等。[21] 天主教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据不完全统计，从1998至2004年5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天主教徒为各种慈善及赈灾活动捐款达5554万元，衣物70余万件；兴建希望小学60多所，资助失学儿童及大学生3630多人；建幼儿园22所，诊所174所。[22]在汶川大地震和近两年来的多起大灾难中，数量巨大的宗教组织，其中有无数家庭教会，一直默默地为灾区捐款、在灾区抢险、为受灾民众祈福、为灾后的家园重建和心灵救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投入。此外，近十多年来，宗教类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NGO&NPO）已经在中国兴起，尽管其数量屈指可数，[23]尽管其规模十分有限，但是它们将宗教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经常化、持续化、规范化、系统化，为宗教进入社会、服务社会提供了新的平台。

然而，同基督宗教1949年以前在中国社会现代事业中的作用相比，同基督宗教现在在香港社会和台湾社会中的同类作用相比，其在今日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大为萎缩了；而所有中国宗教所发挥的作用，与其巨大的人力财力资源相比[24]，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换言之，宗教和基督教在中国都还应该、也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反言之，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进入社会、服务社会的渠道仍然不畅通。

客观地看，今日中国宗教和基督教的社会服务虽然非常有限，但对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稳定、维系伦理道德，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贫富不均与社会资源和权力分配的不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要克服这个障碍，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宗教和基督教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可以也应该发挥其特有的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基督教在历史传统以及相关的国际关系，文化传统以及相关的文化交流，道德传统以及相关的道德建设，甚至在建设生态文明等许多方面，都有大量应该认真思考认真吸取的资源。这些思考角度都远远超越了单一的政治角度，是建设现代国家、建构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综上所述，要解决当今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问题或关键问题或最大问题，即家庭教会问题，达到宗教方面的“长治久安”，我们认为：

第一，必须转变观念，不仅从单一的政治角度，而且从社会、历史、文化、道德等多个角度，全面、客观地认识基督教及其教会的功能和作用，从防范为主的心态转变为发挥积极作用为主的心态；

第二，必须全面认识家庭教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客观了解其目前的处境，做出全面部署，停止各个地区的压制行动，准许其进行登记，促使其逐步全部脱离非法或“地下”状态，转为合法或正常状态，并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

第三，必须从行政方式的“管理机构”转变为法治方式的“裁判机构”，由全国人大制定通过“宗教法人法”，规范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作为“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登记的程序，明确其法律地位、法律权利和法律责任，使执法机构在处理其法律问题时有可以适用的具体法律依据。

作为准备工作，可以分期分批邀请三自教会领袖、家庭教会领袖和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座谈，聆听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诉求；也可以不设前提条件地在一些试点地区开放教会登记；对于暂时不愿意登记的教会，可以采取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允许其在遵守刑法和民法的条件下自由选择，直到宗教法人法颁布。

第三篇：存在与人生 -何光沪-人生与哲学

何光沪，1950年生于贵阳，198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宗教学原理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宗教学、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

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有心无题》、《神圣的根》等；译有：《宗教哲学》、《现代基督教思想》、《基督教神学原理》、《全球伦理》、《系统神学》等；编有：“宗教与世界”丛书、《蒂里希选集》等。

内容简介：

“存在”是哲学的核心，几千年来，中外哲学家们都在探讨“存在”这一古老而深远的话题。存在的本源是什么？它究竟与人生有哪些关系？对我们有什么用？在本讲中，何光沪教授在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存在”的本身，指出人生取向——创造和爱。

他认为，“存在”是一个古老的哲学的主题，又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主题，它是对人生提供意义上的支持，是通过理解世界的人生的根本，来提供支持。他说“我们常常感到人生的无常，我们常常感到人生的不确定，甚至感到人生的痛苦，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这个东西的，我们在哲学里边找的支持是通过它给我们讲到的世界的根本，世界的本源，然后我们来认识它，我们对它有所领悟，希望对我们有所帮助”。

他指出存在就是所有天下一切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放在一块来看，惟一的一个共同点。它是普通的但又是事物最基本的，它是使得万物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万物存在者，万物所依赖者。何光沪教授还就宗教哲学中对“存在”的认识进行了探讨。何光沪教授最后指出了解了存在本身，就可使我们了解人生的真谛。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参与了这个创造，我们有了这份爱。

《存在与人生》（全文）

我们今天这个讲题呢，是《存在与人生》。人生我们每天都在过，经常都在说：有成功有失败，有顺利有挫折，有高兴也有郁闷，但是这个存在我们有时候会说到它？比方说，龙这种动物是不是存在？麒麟是不是存在？那么这个存在，它究竟同我们最关心的人生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理由把它连在一起？我想呢，要讲清这个事情，要理解这一点，有一个电影呢，它的情节对我们有所帮助。我想到的是一部日本电影，名字叫《生死恋》，一听名字就是恋爱故事了，故事很简单，主人公大工喜欢上个女孩子，女主人公夏子，夏子把以前的男朋友甩掉了，来跟上他，他当然感到人生非常地得意了，成天想到夏子怎么漂亮，怎么聪明，怎么活泼。故事很简单，有一天大工在大海边得到一个电报，说夏子死了，因为夏子在实验室工作，发生一个意外爆炸死了，那电影镜头就播出来一个场面，就是他在大海边长啸一声，大叫一声，大喊一声，下一个镜头就是跪在夏子的灵堂，对着夏子照片沉思默想，想什么呢？我想这时候他会想到生死的问题，平时只想到她怎么样漂亮，怎么样地聪明，怎么样地活泼，怎么样把第一个男朋友甩了跟着他，没有想到这一切幸福、这一切的得意还需要一个基础，就是夏子的存在，夏子必须存在。

那么，当然大家从这个故事想到的是生死问题。有一句名言，大家都知道，就是莎士比亚写的《哈姆雷特》，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简单的一句台词被很多哲学家引用，为什么？因为他的原文不是生还是死，而是to be or no to be。大家知道这个to be，be 这个英文词是最简单的，但是我们今天讲了这堂课我们会知道，它也是最深奥的，最复杂的。因为这个 be 它既有“存在”的意思，还有“是”的意思。我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学生，都是这个 be 这个动词来表达的。那么所以，哈姆雷特说的不仅仅是要活还是要死的问题，我想对他这样一个很有高贵思想的人来说，生和死不是大问题，我们如果把他理解成一个懦夫、怕死鬼，可能我们就有点误解了莎士比亚的意思。他在考虑要不要为他的父亲复仇，大家知道因为他的父亲被他的叔叔谋害，他的母亲又嫁给了这个叔叔，所以他一方面考虑到复仇，当然有生死问题，同时也有一个我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to be or no to be，我去杀了人，杀了我的叔叔，我肯定要死，这是一个生死问题，但是还有，我是要做一个丹麦王子呢，还是不做呢？要做丹麦以后的国王呢，还是不做呢？我是一个好儿子呢，还是不做好儿子呢？这是一系列的所谓身份问题，所以这个to be or no to be既把存在同人生连在一起，而且把他同人的身份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会想到人生不仅是活着还是死，还有身份问题，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到存在与人生，它不仅仅是有关系，可能是有最大的关系。

那么我想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存在与哲学的问题。人生里边有很多的忧惧，因为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有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很多因素的，因为有这些不确定性、无法控制性，所以很多哲学家要探

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刚才讲的存在有什么关系？存在它是哲学里边最古老的一个概念，甚至是个最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曾经对哲学下过这样的定义，他说“什么是哲学呀？哲学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学科，这样一门学问。”他的意思说，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科学的学科，动物也好，植物也好，矿物也好，因为它不存在，我们谈什么呢？我们要研究这个存在本身，这是另外一门学问，他把它叫做形而上学，也就是后来人所说的哲学。我们中国有类似说法了“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气”。自然科学要研究气，而哲学要研究道。这个“道”是什么？我现在提前讲一句，就是我们讲的存在，它是一个古老的哲学的主题，又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主题。还是有个疑问，它同人生究竟有什么关系？哲学对人生有什么用？我想呢，它同医学、化学、物理学等等的用处是不一样的，它是对人生提供意义上的支持。怎么支持？是意义的支持，是通过理解世界的人生的根本，来提供支持，如果我们知道世界真相是怎么回事，人生的根本怎么回事，世界的根本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强大的支持自己这个渺小的小小的生命的动力。我们常常感到人生的无常，我们常常感到人生的不确定，甚至感到人生的痛苦，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这个东西的。我们在哲学里边找的支持是通过它给我们讲到的世界的根本，世界的本源，然后我们来认识它，我们对它有所领悟，希望对我们有所帮助。那么这个讲哲学有很多派，其中呢，有一些派它不专门讲人生，它讲的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有些派别呢它专讲人生或者以人生为它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大家在座的我相信最熟悉的一个专讲人生的哲学派别，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英文叫existentialism，这个existentialism它的词根是existence，这是名词形式，动词形式是to exist，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

个人的判断，存在主义这个重要的名词概念，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为什么？因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要讲两个重要的概念，是他们的全部理论的基石，一个是今天我们讲这个存在，这个词用英语来说叫being，那么存在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existence，刚才说到了，这个词存在主义者特别是海德格，把它说得很清楚，它专指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这种存在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同别的存在物、世界上的万千事物最大的不同是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每个个体，同别的个体不一样，同群体不一样，我们人同动物不一样，就像我们孟子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极稀”，人同禽兽是不一样的，虽然很少，很微妙，但是是存在的。所以我说，用一个existence to exist同existence，这样一些词造成的存在主义这个名称，如果同being混在一起两个概念，就不能分开了，所以它应该是讲的是在这 to exist这样一种我们也翻译成存在。对不起，我今天需要常常用不同的外文的词来表达这种区别，因为我们中文的确把这种being和existence都翻译成存在，把两个重要的区别、有区别的概念翻译成一个词，所以有了这个翻译错误，那么区别在哪儿呢？being是讲世界的根本，世界的本源，一切存在物所依赖的那个基础，而to exist存在首先在有些哲学家那里讲的是人的存在，还有呢，在更多的哲学家那里讲的是在时间、空间里的存在，有限定的存在，有条件的存在。所以，可以把它翻译成生存或者实存，生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生，专门讲人的生存，它同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实存呢可以说它讲的是在时间空间里的，已经实现了，已经实现的存在，才可以用这个词。所以我们要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误译，因为时间空间里的存在就是我们讲的已经实现的存在，它也是有所依赖的，要依赖于存在主义讲的另外一个大概念就是being的。

所以佛教才会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切皆空，什么都是空的。它说的是我身边这个人、我面前这个杯子，虽然表面上面很实在，但是它是有所依赖的，就是所谓的因缘和合，它要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所以因缘就是条件，它自己不是自己的根源，不是自己的基础，它要依赖于一个更加基本的东西。什么东西？世间万物都要依赖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讲题里面的第一个词存在。

所以我现在进入第二个大问题，存在是什么？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共同点，或者说共性是什么？你觉得这个问题太好答，但是又太多，事物当然有共性了，不是那么好答，我认为不那么好答。比方说桌上这个杯子，同何光沪这个演讲者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共性？不那么好答吧。我是人，它是物，我有生命它没生命，我会说话它不会说话等等。但是我们如果稍微多想一下，我们还是可以找出来的，这个共同点就是说：它同我都是事物、都是存在着的事物，虽然它是无生物，我是有生物。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说何光沪这个人同白色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共性？白色它可不是物体，杯子是个物体，白色是一种性质，特别是按照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说法，古典哲学的说法，事物的性质有第一种性质，第二种性质，第一类性质，第二

类性质，比如说黑呀白呀、长呀短呀、高啊低啊、胖啊瘦这叫性质，还有什么真善美，假丑恶，都是性质。一个人同性质有什么共同点呢？有什么共性呢？很难想，你不能说白色是种物体，你可以说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个东西是白的，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就是白，你不能说这

个杯子盖就是白，你只能说它是白的，准确的说法它是白的，不能说它是白，所以白不是物体。共同点是什么呢？共同点我们可以找到，就是何光沪同白色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某一种东西，都是存在物。那么，大家还可以继续往下深究，你说我就不服气，我再找一个东西，我现在进入这个思维方式了，我来想想，再出个难题把你难倒，可以想到，何光沪同龙有什么共同点？龙是一种不存在的动物。同麒麟狐狸精有什么共同点？我们都不相信这些东西存在呀，龙是一个象征，狐狸精是个故事里边的人物，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里边讲到狐狸精，世界上不存在，我们不相信它，那有什么共同点呢？能找到什么共性呢？你说你同白色都是存在的东西，你何光沪同狐狸精不能说你们都是存在着的东西吧？虽然我们看见何光沪，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狐狸精。我要这样回答，这个难题，它们的共同点，龙也好，麒麟也好，狐狸精也好，何光沪也好，他们的共同点，还有你们大家也好，他们的共同点，所有这些的共同点，就是存在着的东西，就是存在物。狐狸精什么时候存在呢？不存在呀；龙怎么存在呢？不存在呀；狐狸精存在，龙存在，因为我们说它不存在，只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客体，没有一个客体它的所有的性质都符合我们所说的狐狸精的那个特点，没有这样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存在。但是狐狸精它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存在于中国文学史里边；它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于有一些迷信狐狸精的老太太的脑袋里边；它作为一个概念、一个词，存在于现在我的嘴巴里、你的耳朵里，存在于我的思维里和你的思维里。在这个意义上，它是It is 它是to be，它存在着，而它还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定义或者有一个身份，它没有一个exist，它不是在时间空间里存在，但是它在一种更加抽象的意义上存在，这就是我同它的共同点。

所以我们要说了，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上，存在是什么？就是所有天下一切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放在一块来看，惟一的一个共同点。这个东西说了很久还是有点抽象，大家看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知道它呢？我们又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同学们我告诉你们，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它存在，我存在，你存在，所有东西都存在，所以我们是通过世间万物，存在着的事物来思考它的，我们由此而想到它的。同学们说呀，我可不想这个，你们说我不想这个，我哪想这个，我老想着我的分数、我的考试、我的求职、我的学位、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同学等等，我哪想这个。我们的确不想，因为它太普通，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比它更普通，所以不用想它。我们呼吸着空气不会想空气，大工手挽着夏子想到的就是她的特点，美丽呀漂亮等等的、聪明呀活泼等等的，我们眼睛看到世界，想到的是这个世界的特点，这花很漂亮呀，这个教员很瘦呀，这个杯子很便宜呀，我们想到的这些东西的性质，而不想到它的存在本身。什么时候想到呢？有个哲学家说，按海德格尔说法，只有面临虚无才会想到

存在。什么意思呢？只有面临虚无才会想到存在，夏子没有了，大工才会想到，她的存在太重要了，比她的漂亮还重要，没有存在哪来她的漂亮呢？没有存在哪来她的聪明呢？如果这个杯子掉下去打碎了，我才想到它的重要性，我想喝水没有了。没有就是虚无的意思，这个没有才会想到有，所以我们平时想到的是存在物，而不是存在本身。那么我们想到存在本身什么时候想它呢？就通过存在物去想的，所以它是什么东西？说了半天，它就是使得这个存在物存在的那个东西，使得一切事物存在的那个东西。它在哪儿呢？它在这些存在物里面，它存在，你存在，我存在，这些花存在，狐狸精作为观念存在，所以它是内在的，哲学术语叫内在的。但是呢，还有一点，它又是存在物的基础，它不是任何存在着的东西，它是它的基础，所以它好像又离存在物很远很远，它同所有存在着的东西，性质大不一样，完全是一个现在哲学流行的说法叫它者，绝对的它者。它同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你看我们都能找到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同它找不到共同点，因为它是不存在着的东西。我们刚才讲了龙、麒麟、狐狸精，它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观念、作为象征、作为形象、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它还是存在，它存在着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它不是任何东西，所以它是绝对的相异者。那么它也就是说，离我们最远，刚才说它离我们最近，它是内的，但它又离我们最远的，它是超在的，它是一种超越的存在。归根到底，它是什么？它是使得万物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万物存在者，万物所依赖者。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世界也要存在，万物在世界里，万物合起来叫做世界，世界作为整体它也要存在，所以这就会出现很多哲学家所探究的问题，这个东西很难说清楚。

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些说法，“道可道，非常道&

;，它是世界的基础，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语言里边，用不同的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它。在中国说，天，孔子说“天何焉在，事事生焉，百物生焉”，他让事实行，百物生，这就是天；老子说“道”，说“道可道，非常道”，他后边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万物之母。你看我们中国叫“天”叫“道”，那西方呢，就把它叫做上帝，因为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道可道，非常道”，说不清楚，所以这就引出了后面的话，它是一个我觉得我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它还是有点神秘。那么二十世纪一个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对于神秘的东西，我们只有沉默。”他说那神秘的东西是什么呢？世界上真正的神秘是什么呢？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说面对神秘的东西我们只

有沉默，但是，大家还要说，还要说往下说，说出什么东西来呢？那就有点玄了，是哲学，但是是宗教的哲学。

这就进入到我们第三个大问题，宗教的哲学。老子和庄子变成了道教的哲学；孔子还有董仲舒，特别是董仲舒，宋明礼学，宋代明朝的儒生写的东西，变成了儒教的哲学；禅宗变成了佛家的佛教的哲学。西方的我提到的有些人，比如说老的有康德，再老的有亚里士多德，还有柏拉图，他们的学说变成了基督教的哲学。那么宗教的哲学，刚才我说的是带有宗教信仰，现在我要从另外一种宗教哲学，它不带有宗教信仰，它就是现代人文科学里边的一个分支，叫宗教哲学。它是哲学分支，但是是带有根本性的分支。因为它讲的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它虽然用宗教语言，但探讨的是世界本源问题，是本题论。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引进的地方，就是是个宗教哲学的说法，因为很神秘，说不清楚。这种宗教哲学它有些比较新鲜的理论，从这个存在讲起，因为它是哲学嘛，回避不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存在的问题，它也讲存在，什么呢？就是从古到今，西方的宗教哲学里面讲的上帝是不是存在的问题，在它这个地方呢，把它超越了，因为什么东西存在不存在，exist or not exist，存在是不存在，这种问题只能针对东西事物提出来，只能针对世界上存在着的事物、存在物提出来。你可以说这个杯子存在不存在呀？比如说三年以前它不存在；何光沪存在不存在？比如说五十三年前他不存在，可以问这个问题，现在他，也许再过段时间他就不存在了，这个杯子打碎了，何光沪死了，那个就不存在了。所以存在不存在只是针对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存在着的东西、这些事物，包含人在内，这些东西我们给它一个总名称，叫存在物。这种宗教哲学它提出一个新鲜的命题，说什么是上帝呀？上帝是存在本身。那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存在物，所以你去问它存在不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赞成以前的无神论，老的无神论，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很了不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上帝，它不承认这个，这个意义上说它同无神论一致，但是它又超越无神论，因为它说，说上帝不存在，意思是说它不作为一个事物存在。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层次的意义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意义上它不存在，那么，世界上的这个一切事物，它都分有这个存在。所以按照这个宗教哲学信仰是什么呢？不是相信一个伟大人物，他的名字叫上帝。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经过艰苦的推理，像古代的那些神学家搞什么论证上帝存在的这个证明那个证明，经过艰苦推理，终于走到尽头，去同他见面，它没有这样的东西。所谓信仰是什么？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小小的生命的存在、人生的存在、还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同一个更大的存在的关联性，这个存在它通过

万物向我们显现出它自己。所以信仰是一种终极的关切，终极的关切是什么？就to be or no to be，这就是终极关切。那么这样一种对存在的认识，通过我们的人生我还要回来，最后我们要讲到，也就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里边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考虑的、关心的不是这些哲学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该怎么过，过我们的人生，这真的是问题。这里面发现很多不满意，常有不如人意之处，常有什么矛盾，常有什么苦恼。

那么我们讨论这个哲学，可以得到讨论哲学这个问题虽然很大、很玄，但是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想是这样的，人生很渺小，很脆弱，充满了矛盾，也有很多的痛苦，幸福也常有它的反面，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强大的支持，意义的支持，我们就能够坚持下去。这个支持从哪儿来？一开头我们说到，在于我们对宇宙本身的根本的认识，它是怎么样呢？如果它是支持我们，同我们一致的，我们同它一致的话，我们不是得到更大支持吗？它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话题讲的是存在，存在是怎么样的呢？它存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有什么性质呢？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它”，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什么？说来说去，它就是使得万物存在的那个东西，它就是中国人讲的那个“道”。

它在做什么呢？它在做的就是使万物存在，用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化生万物，创生万物，大化流行”，就是这样一种动态的东西。它是一种动态的东西，如果它是静态的，它不产生出万物我们不会想到它，不会谈到它，因为没有万物嘛，万物根本就没有，甚至没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都不存在，我们讲什么呢？所以它的最本质的东西千言万语一句话，它使万物存在。使万物存在，用一个象征的说法就是创造、创生。西方人叫创造，我们中国人叫化生、叫创生、叫“生生不已、生生不息”。那么如果我们人的活动的方向，我们生活的趋势同它保持一致，那我们就是在进入宇宙大化的过程。按中国人说法叫做“与天地餐”，加入天地创生的过程当中，用西方人的说法叫做创造的童工，就是说我们是参加这个不太恰当的说法，造一个宏伟的世界，就创造，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创造活动使万物存在的活动，就是最高意义的所谓爱，或者仁爱。西方有句名言说“什么是上帝？”圣经里面说“上帝就是爱”；中国有一句同样的名言，我们不太知道了，“什么是天？”这是董仲舒的话，“天，仁也”，就是仁爱。中国人讲仁，西方人讲爱，所以这个存在的本质就是使得万物存在，就是创造，就是仁爱。那么如果我们人的生活，是采用爱的方式，那么我们就是在参与创造，就是在参与使事物存在，这是一种真正的爱，使事物存在，使对象存在，使对方存在。我们不是说离这种

爱特别远的，或者这种爱特别玄的，我们在爱情生活里面有时候能体会到这个东西，你真正地爱一个人，你真正爱一个女孩，这个女孩觉得跟你不合适，跟了另外一个男孩走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夏子那样，你会碰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真正的爱是什么？有人说真正的爱就把她杀了，我是爱你所以把你杀了。其实这个呢，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知道里边有嫉妒，有伤心，有愤怒，有报复心，有嫉妒心，很难说是我们讲的这种爱心。另外一个人他可能说，你要跟着大工走了，大工很好，所以你跟着大工你可能有幸福；你跟着我呢，反正我又丑又瘦没有幸福，那么你的幸福就没有了、不存在了，你跟着我成天伤心，看到我这个瘦样子，你又讨厌，你的美丽青春也就没有了，所以你的一切的长处每一点就不会存在了，我要真的爱你，要让这些东西存在，要让你存在，要让你的每一点存在，你的美姿存在，你的长处存在，你的美丽存在，你的活泼存在，你的聪明存在，所以你跟他去吧。所以让她去吧，就让她存在，让我们的这个女朋友存在，让她的美丽存在，让她的聪明存在，让她的快乐存在，让她的幸福存在，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这个爱超越了个人的自我中心的喜爱，我喜欢吃牛肉啊，小白兔喜欢吃萝卜，胡萝卜啊，喜欢吃青草，一只狼喜欢吃羊，这却是喜爱。如果爱到这一步很低级，或很不够，我们不要说低级了，我不吃东西我要死的，也不低级，我也要爱护我的存在，那么更进一步的是情爱，刚才我说的是喜爱，人没有喜爱不能活，何况有些人除了喜欢吃牛肉喜欢吃猪肉，还喜欢听音乐呢，他的精神生活要能存在，也要依赖于喜爱，我没有贬低他，但是光指这个不够的，还有情爱。一个人光喜欢吃这样，喜欢吃那样，喜欢听音乐，对人无情无义，那我们说这个人是什么东西，我们很讨厌他，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还要有情爱，男女之间啊，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同学之间，同事之间，有情爱，朋友之间了。但是仅有这个，还没有达到我们讲的这个地步，我们讲也可以叫仁爱，也可以叫博爱。

因为东方人叫“仁”，西方人叫“爱”，现在两个词合在一起大家也能理解。因为这个爱是不像喜爱，对自己有好处才喜爱，也不像情爱那样同自己相处了才有情爱，不相干的人也可以爱他。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爱和被爱是多么的幸福啊”，我想他讲的多半是情爱。我们都有这个感受，爱人和被人爱感到很幸福，这是情爱。但是博爱和仁爱有时候并不让人感到很舒服，你要去爱护华南虎、扬子鳄，这些野生动物要保护啊，你去照料它有时候可能被它咬一口，不幸福，不是很舒服的呀，但是这个是给你带来意义。那扬子鳄的鳄鱼长得丑丑的，你看着也不舒服，不像你情爱的，你情爱的某一个人，你有情爱的某一个人让你舒服，也不

像你喜欢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小孩那样让你的心里那么痛快，那很丑陋的；有些蛇快灭绝了，我们去保护它，那可没有那样的幸福可言，但是它给人意义。

它是无私的，就像中国古人说的“天无服，地无毡”，天没有给大家笼罩，不偏心，地承受万物没有私心。西方有类似的话，说“上帝叫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照好人也照歹人”，没有偏向的，有时候得忍受很大的痛苦，像我们最近很轰动的电影《英雄》，人家说没有拿奥斯卡奖，什么原因？因为看不懂。西方人说，他没有去刺杀那个秦始皇，问他原因的时候，他在地上写了两个大字“天下”，这什么意思？我们能看懂，我觉得我

们能看懂，那不是历史事实，是一首诗。因为从历史上来说，很多历史学家批评这个电影说，秦始皇是个大坏蛋，你怎么把他说得那么好？他是个暴君，人家赵国人投降，有二十万赵卒还是四十万赵卒，四十万赵国的士兵投降全部被他杀掉了，这大坏蛋怎说他那么好？但是张艺谋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秦国如果统一的话，它是象征而已，秦始皇是个象征，他当时力量最强大，在各国里边，如果他统治下没有战争，都和平，那我的家仇可以不要，可以不报。有一个是为了自己爱人的问题，所心爱的人的问题，想去杀秦王，杀秦始皇，我的国恨也可以不报，家仇国恨，国恨可以不报；有个刺客他是为了赵国要去刺杀秦王，他也不刺杀了，这是一种我们讲这个意义上的博爱精神，他为了天下，他的私仇可以不报，国仇可以不报。所以我才说这种爱不像托尔斯泰讲得那样让人感到幸福。但是它给人带来的是意义，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大的不可动摇的目标，随着这个大化流行的方向永远前行。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参与了这个创造，我们有了这份爱。那么今天的讲课呢，就必须结束，但是我想呢，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是永远不会结束的，谢谢大家。

第四篇：与文明美德手拉手 何霓虹（推荐）

与文明美德手拉手

文明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作为一名学生，就更应该讲文明。但我们不能把文明当做“纸上谈兵”，我们要把文明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

我认为，谦让是最大的美德，几年前，我的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学会谦让，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记忆里“谦让”这个词已渐渐忘了，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不懂得让给父母先享受，认为父母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在学校里，同学之间更是争强好胜，从不懂得理解与宽容，但这些乖张的行为会让我们越来越傲慢，而与谦卑越来越远。谦让不一定要我们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都可以做到：我们可以试着宽容身边的同学，原谅他们所犯的小错误；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所钟爱的东西与朋友们分享；我们凡事可以做到礼让三分，不逞强斗狠。

美德，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像一阵阵春风温暖着我们的心灵，它像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令我们难忘，更像黑夜里一盏盏明灯为我们指引方向。美德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善行，但它会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

尊老爱幼就是一种美德，因为我曾经感受到这种美德带给我的快乐。前两天，我们一家人乘公共汽车去游玩，我们乘坐的那辆车特别拥挤，人挨人，连站都站不稳，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刚要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走了过来，手里还提着一大包东西，看上去很吃力，我忽然想到老师在品德课上曾说过的一句话：“一定要帮助体弱病残和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下定决心要把座位让给那位可怜的老奶奶，我说：“奶奶，您坐在这吧！”我扶着老奶奶坐下后，她笑着对我说：“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妈妈也给我竖起了大拇指，一路上我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心里美滋滋的，开心极了。我知道是我帮助了别人，才感受到

2-年你我他。让我们的校园从此绽放美丽，让我们的社会迸发出文明的火花，让我们与文明美德手拉手，结伴同行吧！

第五篇：干部学习讲稿：中华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干部学习讲稿：中华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李道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的专题叫中华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那么这个专题我们准备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第二个问题是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支撑。第三个问题讲一下中华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基础。第四个问题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那么我们知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改革的总目标，那么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种价值支撑，提出这一命题本身在今天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它清楚地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且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品格、中国气魄。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同志讲的“四个说清楚”，他说，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当中再次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独特的。

他说，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将今天这个专题的重要意义所在。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下面我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由此可以看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完整系统的表述，二者不能割裂开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的定位。

这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上进行。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和归宿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的福祉。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达成的目标内容，又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内容。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那么第二个小问题讲一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把我们党和国家对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的有效管理，同各种范畴、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化；二是强调提高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它的涵义是什么。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指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套紧密相连的国家制度。简而言之，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那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就是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就是你有再好的体系，再好的制度，还要有能力进行执行。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军等各个方面。

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那么我们在这里提到“治理”和 “国家治理”。一般认为，英文中的“治理”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的“掌舵”一词，具有控制和操纵之意。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采用治理一词，强调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主张，并且主张社会自我治理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共治。其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具有强烈政治化倾向的“统治”行为和大政府时代强大的社会管理权，甚至由于垄断对社会的管理而形成单一的国家治理模式。从这个概念看，西方的“治理”概念及其理论，具有所谓的“社会中心主义”的取向。我们今天所说的“治理”，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规定性，遵循人民的意志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科学、民主、依法、有效来优化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优化执政体制机制和国家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执政能力，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和谐，达成政治的长治久安。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格局下的治国理政。

那么上面我们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含义，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

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同时，还要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又不是一码事，不是治理国家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就越强。

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阶段的初期。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上没有成功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我们党进行的艰苦探索，虽然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总体上说是好的，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力气。

面对这种现实，习近平指出，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这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现代化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提出，使我们对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有了新的认识。

所谓国家现代化，就是指新的现代化要素不断增加，传统要素不断被改造并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即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它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变革，各种传统关系、传统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变得更加“现代”的一种变化。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要打破传统习惯，打破人治思维方式，形成以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为外在表现，以法治化、法治中国为其核心内容，逐步破除运动式、活动式和会议式的治理范式的治国理政的总的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治理体系转型为现代治理体系、稳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

其特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规范化，无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都应该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法治化，任何主体的治理行为必须充分尊重法律的权威，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三是民主化，即各项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各项制度安排都应当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四是效率化，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行政效率。

五是协调性，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在这五个目标中，能否实现法治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统筹各个领域的治理，使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是今天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没有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就无法搭建起真正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就会使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徒具形式。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其责任就是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那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从治理主体角度讲，有效的治理，突出强调社会公共事务的多方合作治理。过去我们的社会管理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管理主体的政府一家独揽，市场、社会、民众的力量比较薄弱，甚至缺席，这就导致了社会治理的过度行政化，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通过改革，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而言就是要回归市场本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从政府与社会关系而言就是要回归人民本位，让人民群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实现自我治理，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点。其次，从权力运行角度讲，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合理定位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