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制度讲稿--4

第一篇：比较政治制度讲稿--4

《比较政治制度》讲稿

第四章 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与形式

使用班级：政治学与行政学2009（1-2）

高 岗 仓

2011.01

第一节

政治权力来源的人民主权原则

一、人民主权思想的提出

二、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三、监督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依据

四、人民主权的阶级属性

第二节

人民行使权力的代议制原则

一、代议民主制的理论

二、代议制的意义与缺陷

三、议会代议制与人民代表制

第三节

民主制度权力结构中的分权与分工原则

一、“分权制衡”的理论

二、“分权制衡”的模式

三、“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

四、民主制度权力结构中的民主集中制 第四节

民主制度运作的法治原则

一、法治思想的来源

二、实行法治的原则

三、法治的价值取向与法的实质 第五节

现代民主制度的形式

一、直接民主制与间接民主制

二、代议民主制

三、行政集权民主制

四、共同参与民主制

学习目标

理解和掌握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与形式，能够结合现实案例说明民主原则的发展历程和基本模式，能够结合实际案例对比不同民主国家在民主原则运用上的异同。

教学重点：民主原则与形式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教学难点：各原则与形式的基本要求 计划学时：4学时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从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它最早表现为英国资产阶级建立的代议制政府，也就是代议民主制。此后，无论是通过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途径，西方资产阶级取代封建专制统治，无一不把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当作最终的政治目标。虽然各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同决定了各自民主制度之间的差异，但是，在差异的背后，仍然可以发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主制度不仅具有相同的阶级统治本质，而且具有相同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政治权力来源的人民主权原则

一、人民主权思想的提出

人民主权思想的提出是近代西方政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在人民主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面旗帜以前，君主主权论和议会主权论曾是新旧两个政治时代的路标，人民主权论则以对君主主权论的彻底否定和对议会主权论的批判改造，确立了人民的自由意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地位。要理解人民主权的思想，需要先对主权论和契约论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卢梭曾对人民主权学说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证，按照卢梭的观点，人民主权有这样几个原则：

1.主权是至高无上的

构成主权的公意——人民的整体意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指导”地位。所以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凌驾于人民意志之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约束和支配人民。

2.主权是不可转让的

主权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公意的运用，集体的生命。转让主权在逻辑上无异于说在主权之上有一个可以支配主权的所有者，这与主权的第一原则——主权至高无上是矛盾的，它的必然结果是导致人民的自我毁灭。

3.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卢梭认为，构成主权的公意是一个整体，意志要么是公意的，要么不是，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要么只是一部分人的。

在前一种情况下，这种意志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成为法律；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行政行为。因此不能把主权权威与主权权威所派生出来的东西混为一谈，即不能把主权分为立法权与行政权，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分为内政权与外交权。

4.主权是不能代表的

卢梭指出：“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

二、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的权威是相对的，政府若违反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当初委予权力的目的，人民就有权推翻它，建立新政府。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民主权是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人民主权则成为资产阶级政府标榜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三、监督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依据

政府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涉及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

早起的资产阶级就认为：人的权利是造物主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国家和法是人的需要的产物，人的本性自然构成了国家和法的本质，因而国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在于保护个人的天赋权利。显然，这种“天赋人权”理论是对政府权力的最大约束。

资产阶级思想家大都鼓吹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政府应承认被统治者的自由权利，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财产自由、经营自由、贸易自由，等等，对此不得侵犯，否则就是背弃政府得以产生的理由；

第二，政府制定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应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

从历史发展来说，这种限制政府权力，其实是对封建君主制权力的限制。限制政府权力的最大受益者是统治阶级自身而不是被统治阶级。

四、人民主权的阶级属性

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则是经济对政治的控制，是通过谋求财产来谋求政治权力。财产权利实际上它只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利，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占有财富的财产关系。“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这种限制非常符合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由于生产资料的日益集中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财产权理论以及法律保护财产权的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一是承认财产权中包含有义务，财产所有人行使权利必须有利于促进社会福利；二是承认国家有干涉财产权的普遍权力。但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实质并没有改变。

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中已经很难找到卢梭那种洋溢着战斗激情的表述，主权在民原则的光芒日益黯淡，充其量在每隔数年进行一次的议会、总统选举或公民投票中尚可觅见它的踪影。资产阶级已经告别了革命，成为一个保守的阶级，而人民主权作为一种昨日的政治资源仍然被资产阶级国家所利用，据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因时度势地进行权力再分配，不断地调节和平衡统治阶级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近期的和长远的利益，以防止一部分有产者对另一部分有产者的专横，防止掌握和行使权力者被权力腐蚀而导致政府腐败再也不能发挥“总资本家”的作用。

第二节

人民行使权力的代议制原则

一、代议民主制的理论 1.代议民主制产生的背景

如果说17、1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使命主要是在彻底批判封建专制及其政治学说的基础上阐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原则，那么，从19世纪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和资产阶级全面走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才能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显然，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纯粹依靠以往那些抽象的理念如社会契约、天赋人权等原则，而必须创立一些新的更具体的政治理论，以用来指导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代议制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2.密尔的代议制思想

密尔是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在《代议制政府》这部著作中，全面论证了有关代议制政府的一般原则及其职能、组织、活动等问题。

（1）区分优劣政府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进步”

他认为：“评价一个政府的好坏，应该根据它对人们的行动，根据它对事情所采取的行动，根据他们怎样训练公民，以及如何来对待公民，根据它倾向于是使人民进步或是使人民堕落，以及它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坏。”

概括地讲，区分优劣政府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进步”，即让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道德等各方面更加有序化，让整个人类社会朝着更高层次健康发展。

很显然，在国家消亡之前，理想上最有利于进步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行使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政府只是作为公共机关而存在，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它在整个过程中只是充当公共服务而非统治者角色。（2）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是代议制政府

根据这一标准，理想上“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要求的唯一的政府是全体人们参加的政府；任何参加，即使是参加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一样有益的;这种参加的范围大小应到处和社会一般进步程度所允许的范围一样；只有容许所有的人在国家主权中都有一份才是终究可以想望的。”即，政府只是由全体人民选出，用以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的公共机关，它应当代表所有选民的利益，让所有选民的意见都得到实现。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由全体公民直接参加、代表全体公民意志的政府在当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因此，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就只能是代议制政府了。

（3）代议制政体中最终控制权掌握在人民手中

在代议制政体中，“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完全把握这个最后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不需要由宪法本身给予它们这种控制权。”即在这种政体下，其最终的控制权是掌握在人民而非政府手中，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4）代议团体的职能是监督和控制政府

在代议制政体下，代议团体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掌握权力，但它并不直接行使权力，即管理职能，“而是监督和控制政府，把政府的行为公开出来，迫使其对人们认为有问题的一切行为作出充分的说明和辩解；谴责那些该受责备的行为，并且如果组成政府的人员滥用职权，或者履行责任的方式同国民的明显舆论相冲突，就将他们撤职，并明白地或事实上任命其后继人。”在这种理想的政府下，民主得到发展，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自由，被统治者的福利成为政府的唯一目的，人民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是进步的，“有最好的法律”，“最纯洁和最有效率的司法”，“最开明的行政管理”，“最公平和最不繁重的财政制度”，总之，在代议制体制下，所有的一切都是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3.代议制的现有形式

就代议制政体的宗旨而言，它适合于一切民主制社会，都是为了促进民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但就其具体内容而言，不同的国家或社会制度，对它的诠释和操作方式又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这些都是由于国家所特有的阶级性质所决定了的。目前，对整个世界影响较大的代议制形式主要是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议会制和以我国为代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二、代议制的意义与缺陷 1.代议制的意义

现在，“代议制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这一原则已经推导出来了，作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代议制体现了现代民主的下述三个原则，因而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1）“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原则

前面已经多处提到，主权在民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首要原则，虽然有些国家以代议机构(国会或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或最高权力机关，但它们都以人民主权为前提，认为权力的终极来源在于人民，也就是密尔所说的“人民握有最后的控制权”。这从各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可以看得出来。

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议会主权是无所不能的，议会在立法方面可以修改或废除以前的法律或宪法性法律，可以制定新的法律或宪法性法律。议会制定的法律，除了它自己外，没有任何一级法院或其他权力机关能够改变或宣布其无效；在行政方面构成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来源，有权改变其他国家机关，组织政府和政府继续执政都取决于是否得到议会的大多数(以多数党的形式表现)的支持；在财政方面有最后批准权，如果议会拒绝通过政府的财政议案，即意味着对政府不信任，或是内阁辞职，或是解散议会，通过普选由人民再作选择。（2）“少数服从多数”和“保护少数”原则

在代议政治中，从选举议员到议会议事立法，一切行动都要一致通过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代议政治需要有一系列可资操作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内在原则就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和“少数应有适当的代表”，即既要遵从多数人的意志，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1）遵从多数人的意志

在代议制中，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有“大多数人的同意”才可能成为一致行动的整体，并认为“根据自然和理性的法则，大多数具有全体的权力”，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2）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保护少数人的代表权和意见权。密尔认为，代议民主制要成为“真正的民主制”，就应该是代表全体的民主制，而不是仅仅代表多数人的民主制。

后者所以被密尔视为“虚假的民主制”，是因为它只保证多数人在国家有发言权，而剥夺了少数人的代表权和意见权。从逻辑上说，假如民主意味着由多数与少数之和组成的全体统治，那么，漏掉这个少数，全体就出现空白，就不再是全体，从而就不再是民主。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意味着多数人在战胜少数人后，可以无视少数人的意志，取代少数人的代表权。

评：

（1）代议民主制应该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则无法议决，但是议会要保持自己的代表性和民主的广泛性，少数也应该有适当的代表。

为了满足这一原则，西方代议制国家设计了各种复杂的选举制度、权力制衡结构。议员选举有多数代表制、少数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和混合代表制。以权力制衡结构保护少数的最典型例子是美国各州不论人口多寡都选两名参议员的制度。总的说来，“少数服从多数”是议会政治的最后裁决手段，并且其中任何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危险性，都具有被滥用的可能性，滥用“多数”和滥用“少数”的危险性是同等的。

（2）从发扬民主的意义上说，并不是这一原则符合高尚的理想，而只是因它现实可行，体现了利益保护的广泛性和采取行动的效率要求的最佳结合点。（3）“在国民监督和批评下”会议和政务公开原则

代议民主制既然把“人民主权”作为自己的首要原则，那么“在国民的监督和批评下”实行会议和政务公开则是顺理成章的。现代西方许多代议制国家的宪法对此都有原则的和具体的规定。例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议会两院的会议公开举行，会议记录在《政府公报》上全文发表。德国基本法规定，联邦议院的会议公开举行，只有应1／10的议员或联邦政府的要求，且经2／3议员通过时才可举行秘密会议。有的国家在宪法上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议院会议和政务公开事实上已成为代议政治的惯例，故无须明载之于法律。

会议和政务公开原则涉及代议政治中的党派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前座议员还是后座议员，他们的发言、质询、答询、提案、辩论等，通常都不是仅仅面对议会，而且也是面对公众和社会舆论的。执政党需要向社会公开阐述他们的政策，宣扬他们的政绩。反对党更需要向公众表白自己的主张，批评政敌的不是，争取下届大选取得多数，与对手互易位置。

因此，议会政治“天生”要求实行会议公开原则，特别是议会的一般辩论，不管执政党还是反对党，他们都以此为公开的讲坛，发表各自的政见，其真正目的无非是“对于社会舆论加以教导和说服”。这正是议会政治重要的功能之一。

2.代议制的缺陷

“代议制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这是密尔代议制理论的重要立论基础，但它远远没有结束关于代议制的讨论。事实上，代议民主制有其自身的内在缺陷，代议制是“最理想的”，但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在密尔的前述讨论中，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代议团体应直接并亲自承担什么职能，在政府机器中具体起什么作用，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正因如此，代议制政府容易带来许多弊端和危险。密尔把它们概括为两条：

（1）议会中的普遍无知和无能，即议员的智力条件不充分

第一个弊端或危险根源于选举制的内在缺陷，智力优秀和道德高尚的人不被选进代议团体，致使代议团体在智力、魄力和能力上平庸化，引起许多不良后果。例如，对阁员滥用职权加以纵容和姑息，受其蒙骗，对忠于职守尽其责任者不予支持，排斥打击，废除好法律，制定坏法律，政策目光短浅，墨守成规，等等。“如此种种就是从代表的构成不保证议会中适当的才智和知识而产生的代议制政府的危险。”

（2）立法受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即存在着阶级立法的倾向

但相对于第一种危险而言，第二种危险更值得警惕，这就是由同一阶级的人构成的多数会制定只有利于该阶级而有损于社会全体的立法这种情形。在君主制和贵族制中，这是屡见不鲜的，在代议制中，它也并非不可能。

在多数与少数之间，例如劳动者与雇主、白人与黑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乃至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多数会让少数得到公平的审判吗?假如不能(事实上往往不能)，代议制便有变质的危险。

三、议会代议制与人民代表制

人民代表制就是结合代议制理论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并对代议制进行了扬弃。

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人民代表制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考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先例，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建国初期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运作的经验，根据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和代议制的理论而建立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学生已经有较为充分的学习经历和知识储备，所以可以不做更为详细的说明。）

第三节

民主制度权力结构中的分权与分工原则

一、“分权制衡”的理论 1.分权制衡的历史渊源

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中，分权制衡的思想是最古老的观念之一。

比如罗马政体就实行了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三种权力在分立的基础上相互牵制，从而保持政体的平衡的制度。

第一次以分权学说来为资产阶级用民主形式组织国家进行经验总结并为以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则无疑要归功于洛克，洛克的分权学说经过孟德斯鸠的改造，发展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理论。今天，分权制衡理论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2.分权与制衡

分权即权力分立，是指国家权力不集中于国家机构的某个部门或一部分人，而应当合理地分割成若干部分，由宪法授予不同的国家机构(部门)和不同的人们所执掌。

从纯粹的形式看，（1）分掌权力的各部门被视为同等的和自主的，其中没有一个部门服从或支配其他任何部门(如立法部门不能撤销行政部门，行政部门不能废除立法部门)；（2）同理，没有一个部门可以行使宪法未授予它的权力(例如不是司法部门就不能行使司法权)；（3）最后，司法部门的审判活动独立。

而所谓制衡，则是指分立为不同部分的权力之间形成彼此制约的关系，其中任何一部分权力都不能独占优势。

因此，权力分立并不是说分掌权力的各部门应该完全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牵制。事实上，权力具有一种侵犯性质，应该通过给它规定的限度在实际上加以限制，以保证国家各部分权力在运行中保持总体平衡。这就是分权制衡的原理。3.分权制衡原则的历史作用

分权制衡原则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

二、“分权制衡”的模式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分权制衡机制有广狭两义之分。狭义的制衡指国家的三种权力——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制衡。随着国家规模的发展，它还应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会上院与下院之间、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内部之间的纵向权力制衡。

广义的制衡除指国家三种权力的制衡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如利益集团、媒体、政党等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衡。我们这里

主要关注前者，对后者也略加述及。

1．美国模式

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按照美国宪法，国会是立法机关，享有立法权，合众国的一切重大活动都必须经国会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和许可。国会有财政权，负责税收、预算、拨款、贸易、借贷、铸币等等事务。国会有设立邮政局和开辟邮政道路的权力。国会有宣战、媾和、缔约的权力，有征兵和组织民兵的权力。国会有设立最高法院以下的联邦法院的权力。“宪法在把权力授予国会方面是慷慨的。”

总统则是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家，与外国签订条约和行政协定，任命大使和驻外使节；对内是政府首脑，有权制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一切领域的政策，有权任命各部部长、各行政机关首长和联邦法院法官。总统同时也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联邦法院拥有司法权，联邦法院和州法院负责审理在美国发生的一切案件。法院所作的判决和裁定，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和判决，任何部门和个人都必须执行，不得违抗。

一般说来，美国政府中不存在职权模糊的问题，宪法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分立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美国的分权制衡呈现出交错重叠的特征。从立法与行政的关系来看，国会虽然有立法权，以法律的形式约束总统，但国会的法案只有当总统签署后才能生效。如果总统不同意，可行使否决权。

总统行使否决权后，只要国会愿意，它仍然可以两院各自2／3的票数推翻总统的否决，重新通过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一般说来，国会对法案的审议是非常复杂的，一项提案也许就因为一两名议员的反对而寿终正寝，也许在主管委员会那里被搁置，从此就了无声息，也许在全院大会被扼杀，也许在送交总统后又被一票否决。国会掌握立法权这一事实使它在许多方面能够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表示态度，但是，总统作为立法创议人也越来越多地插足国会的立法活动。立法与行政的交错关系还表现在总统有权任命驻外大使、各部部长、各行政机关首长和联邦法院法官，但这些任命均须经国会参议院的同意才能生效。总统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也需要参议院2／3的票数通过才能生效。国会还有复选总统和副总统、弹劾总统及一切行政官员的权力。国会制约总统，总统也可以制约国会。例如，总统可以向国会提出国情咨文，使之成为国会立法的依据；可以直接或指示其下属机构向国会提出法案；可以在特别情况下以行政特权为由建议国会两院召开立法会议，等等。

从行政与司法的关系来看，总统可以任命法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总统有权赦免罪犯，使法院无法对其进行法律追究。总统还有行政裁判权。但法院也拥有制约总统的力量。例如，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虽由总统任命，但一经任命便终身任职，这使总统无法完全左右法院，因为每一位总统上台后，他所面对的9位法官不可能都是他亲自任命的，即使亲自任命，也不一定听命于他。因此法官可以不依附总统，甚至可以作出对总统不利的裁定(水门事件就是如此)。法院由于掌握了司法审查权，它可以宣布总统的行政立法违宪，可以对违反法律的一切行政官员进行法律追究。从立法与司法的关系来看，国会有权同意或不同意总统任命的法官，有权对法官进行弹劾。国会通过的法律，一旦生效，除非被宣布为违宪，法院必须执行。但是，法院也有权审查国会的立法，一旦某项法律被宣布为违宪，它就不再被执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还具有判例的约束力，判例是法院立法的一种手段。不过，国会也有推翻判例的办法，那就是它制定宪法修正案，只要经过3／4的州批准，该修正案即正式生效，而无须总统签署，也不会被法院宣布为违宪。

美国政治生活中交错重叠的分权制衡关系除了体现在上述三个权力系统中外，还广泛地存在于联邦制的各个领域。例如，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分权制衡关系；国会参众两院的分权制衡关系；州政府内的分权制衡关系；联邦法院与州法院系统的分权制衡关系；国会与州议会的分权制衡关系；乃至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权制衡关系；政党、利益集团和民众与政府的分权制衡关系，等等。当然，分权制衡并没有否定协调合作。总的说来，在和平时期，制衡多于合作，在**年代或紧急状态中，合作多于制衡。后者从战前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战后的柏林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格林纳达事件、90年代的海湾战争都可略见一斑。美国政治生活何时凸显分权制衡，何时强调协调合作，主要取决于美国统治集团对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认知与考虑。

2．英国模式

英国的分权制衡体现在在议会的上下两院之间、议会与内阁之间、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发展出一种互相监督和制衡的制度。

英国的权力制衡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上，这两种权力几乎是融合的。具体表现为：

(1)人员上的重叠。根据不成文宪法，政府大臣(包括首相)必须是议会成员，换言之，政府大臣全部由立法机关成员担任。

(2)议会授权政府立法。按权力分立原则，立法应属议会的权力，但英国议会

授权大臣和地方政府制定各自有权的法规、命令、规则等。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府活动的大量增加，立法范围、数量和技术的复杂化使议会在时间、精力和知识上无法满足立法的要求，这是授权立法的根本原因。

(3)在法律上，虽然下院最终控制着行政机关；但是执政党领袖可以通过其议会党团中的督导来控制本党议员的投票，只要政府得到议会的信任，它就能在立法中控制议会。

同样的是，行政机关的权力虽然很大，下院仍然可通过一定的形式来牵制它：一是质询。对政府的政策或不明确的事件向大臣或首相提出质询，后者必须负责解释，如有争议，可在下院进行盘问；二是辩论。议员若不满于对所提质询的答复，可提出动议，将质询案改为辩论案，一旦动议成立，便可在下院进行辩论，向政府施加压力；三是批准立法。尤其是对政府的预算案和其他议案，没有下院的通过便不能成为法律。而且，虽然议会授予政府的立法权是不受限制的，但为了防止滥用授权，议会建有一定的程序进行控制，如议会监督(议会调查和质询)、法院控制授权立法的范围等；四是倒阁。下院可提出不信任动议，如获通过，内阁就得辞职或解散下院，重新大选。

在司法和立法的关系上，律师可以竞选议员，但一旦晋升为法官，便不得再担任议员。故所有全日制法官均不得为下院议员。司法界首领大法官可以参加议会的立法事务，但不得以政党的身份参加，在议会辩论中，其发言限于法律事务。法院无权审查立法的有效性，但法官裁决的影响可由立法机关来改变。因此，法院受议会立法的约束，但不受议会决议的约束。英国的司法独立是不彻底的，例如，所有的法官都由大法官和首相推荐，行政任命，没有美国总统对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必须得到参议院的调查和确认的程序。地方治安官的任命和解职虽由大法官推荐和女王决定，但大法官受由政党占支配地位的地方顾问委员会的忠告，大多数被任命的治安法官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3．法国模式

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法国已经经历过四个共和国，除第二共和国实行总统制外，第一、第三、第四共和国均实行议会制，1958年建立至今的第五共和国一般认为属于半总统半议会制。由于法国政治体制变动不居，内阁、议会和总统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1）总统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第五共和国宪法宣布：“共和国总统监督遵守宪法。他通过自己的仲裁，保证公共权力机构的正常活动和国家的持续性；共和国总统是国家独立、领土完整

和遵守共同体协定与条约的保证人。”为此，宪法赋予总统一系列重大职权，如任命重要的各级文武官员，主持部长会议，签署法令，颁布法律，发布咨文，以及握有赦免权、军事权和外交权。宪法一反第三、第四共和国关于议会决定政府的体制，把组织政府的权力交给了总统。根据宪法规定，总统任命总理和批准总理提出的政府成员，无需再经过议会的讨论和认可。

宪法规定，当政府与国民议会发生冲突时，总统有权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第三、第四共和国总理也曾拥有这种权力，作为平衡议会倒阁的手段，但在议会制条件下，总理所拥有的这种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第五共和国宪法则为总统行使这种权力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他在行使这种权力以前也要同总理和议会两院议长磋商，但可以不受他们意见的约束，单独采取行动。这就使总统在对付政敌和制服议会方面获得了有效的强有力的武器。

宪法规定，总统享有举行公民投票的权力。第四共和国时期，总统并不拥有这种权力，公民投票也仅限于修改宪法未获得议会通过的情况下才考虑使用。在新的政治体制下，总统不仅拥有这项权力，而且还把投票的内容和范围加以扩充，从修改宪法扩大到一切有关公共权力机构组织方面。通过公民投票权，总统越过议会，直接取得公民对政府重大内外政策的支持，从而强化了总统的权力中心地位。

宪法还赋予总统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非常权力。同时为防止导致总统实行“罗马帝国式的专制”，宪法也对总统的这项权力作了某些限制，如必须以咨文形式通告全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结束；实行紧急状态期间国民议会不得解散；议会对紧急状态法实行监督等等。

此外，总统选举方式也由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总统由议会两院联席会议选举产生变为由大选举团(由两院议员、省议员、海外领地议员及市议会选出的代表组成)选举产生，因而减少了议会的牵制。1962年通过公民投票又将总统改为由普遍直接选举产生，大大加强了总统的地位。正如戴高乐所说：“选举总统的人民已经把国家不可分割的权力完全赋予总统，除了由总统授予并维护的权力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权力”。（2）政府权力和地位的提升

宪法规定，政府决定并指导国家政策，掌管行政机构和武装部队；总理领导政府活动，对国防负责，并确保法律的执行；总理有权向总统建议任免政府成员以及总统职权之外的所有文武官员；总理代表政府提出施政纲领或发表一项总政策声明向议会承担责任；总理有权以政府名义宣布戒严令；政府在落实上述职能

时享有特殊的警察权、行政处置权、条例制定权和命令发布权。第五共和国改变了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府的组成由议会批准、政府从属于议会、行政权受议会严格控制因而使政府软弱无能的局面，在确认政府对议会负责的前提下，提高了政府对议会的独立性。

为了消除政局不稳定和政府频繁更迭的弊端，宪法对弹劾动议和信任问题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对弹劾动议作了严格规定，如弹劾动议要有10％议员签名才能生效，弹劾动议需要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只计赞成票，弃权和缺席视为反对弹劾动议)。其次是取消可能导致对政府进行投信任票的质询。议员可用口头或书面的“提问”形式向政府了解情况，对政府的答辩无论满意与否都不得要求议会对政府信任进行投票表决。另外，如果政府提出要求，议会应就讨论中的法案或政府所能接受的修正案进行“一揽子”投票表决，这种投票表决程序避免了议会投信任票问题。最后，当总理就政府的施政纲领、或一项政策总声明、或某项法律草案向议会表示承担责任时，如果24小时内无人提出弹劾动议，均视为已获议会通过。政府权力和地位的提升，议会倒阁权的严格限制，这就从国家政治设施的机制和运转方面消除了历来法国政府和政局不稳定的因素。（3）议会地位和作用的下降

第五共和国宪法及其政治体制是在反议会制思潮兴起的政治气氛中制定的，在宪法文本中，议会被编撰在总统和政府章节之后，预示着议会在第五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的职权不再受议会牵制，总理的任命和政府的组成也无须议会批准，议会所拥有的立法权、预算表决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等三大传统职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在立法权方面，宪法缩小了议会立法的内容和范围，而扩充了总统和政府发布命令和制定条例的权限；在预算表决权方面，如果议会迟迟未能表决通过财政预算，政府有权以发布命令的形式先行实施财政预算中的某项条款；在行政监督方面，宪法对议会的监督手段(如质询)、对议会的例会和特别会议、工作程序和方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使议会不能为所欲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五共和国的议会丧失作用，它仅仅是相对于总统和政府的地位下降了，但它仍然是当代法国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形式。

（4）建立比较完备的监督和咨询体系

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单靠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传统部门已不足以适应政治管理和权力制衡的需要。因此，在新的政治体制中，还设立了比较完备的监督和咨询系统予以辅助。比较重要的监督机构是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监

督中央行政部门依照宪法行使权力；监督立法选举、总统选举和公民投票的过程，宣布选举和投票结果，处理其中出现的问题；审查法律、组织法和议会的规则；就总统动用紧急状态法提出意见，并监督实施的情况。比较重要的咨询机构是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它审议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法律、法令和命令草案以及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计划、大纲并提出建议。由于委员会的组成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团体，因而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民间尤其是法国资本家关于经济和社会的要求，使政府的决策可以获得准确的信息，减少失误。所以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又被称为“第三议会”。

三、“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

“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分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三权分立原则是在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它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

1.马克思的“议行合一”思想

“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这一表述强调的是一种贯彻国家权力不可分割和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精神，在这种精神笼罩下：

(1)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不存在分立和制衡关系，两者是统一的

进一步说，立法权与行政权统一的终极含义是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若对应于西方国家分立的三权来说，则“议行合一”的终极意思是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者只不过是国家权力的某一实施形式，国家权力是个有机统一体。“议行合一”则必在国家机构设置时有一个国家机构来拥有这一不可分割的最高国家权力。这个机构在巴黎公社中是公社，在巴黎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中是设在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在苏维埃制下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这些国家权力机关在形式上是代议机关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全国组织纲要中设在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是由设在专区首府的“代表会议”派代表组成的。同样，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代表组成的代议机关。

(3)国家权力机关之下可以设立一定的机构，配备一定的人员，这些下属机构和人员是国家权力机关意志的严格执行者，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

(4)“议行”不仅合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而且最终合一于人民

国家权力的统一是以人民主权、人民向代表委托权力、监督代表对权力的实施并可通过罢免等形式随时终止权力的委托为前提的，反过来说，代表也就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只有如此才能使公社、代表大会等成为“工作机关”，而不是“统治机关”。工作机关强调的是对人民的服务，所以是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的“廉价政府”；“统治机关”强调的是阶级统治，所以是“特权机关”。

(5)作为“工作机关”的成员，代表必须亲自工作，必须既是立法者，又是自己立法的亲自执行者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①就上述五点来说，公社如此，“全国代表会议”如此，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亦如此。正是基于符合上述基本精神的要求，因此认为苏维埃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都贯彻了国家机构设置的“议行合一”原则。

2.地方自治是马克思关于“议行合一”思想的历史背景

其次，马克思关于“议行合一”的表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地方自治，“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公社不仅是地方自治的产物，而且促进地方自治。

在自治的各个公社，特别是在巴黎这一自治的城市公社中，公社管理的事务甚至不及没有地方自治条件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万分之一，因而公社可以不在公社之下设立任何“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而直接由公社掌控国家权力的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领域，以所谓三个领域的“组织、人员、职权”三合一来行使国家权力，但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则无法如此。因此，当社会主义在一个超大社会取得胜利且不具备实施地方自治的条件之前，国家权力机关就有必要设立必要的行政、司法等机构及其人员来协助权力机关管理社会，这样，当将行政权、司法权委托给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时，国家权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立法机构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当然，这里所谓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的划分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区别，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

家，立法机构的本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国家权力并不因为机构设置或人员分离而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同时，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始终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下属机构，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可以随时撤换的“负责机关”，它们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空前增长的今天，即便有了地方自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机关也不可能再回到公社的形式了。从这一角度看，在贯彻马克思提出的“议行合一”原则时，苏维埃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均对其进行了发展，而且这一发展秉承了马克思关于人民主权和国家权力不可分割的基本精神。

四、民主制度权力结构中的民主集中制

“议行合一”原则强调人民主权和国家权力不可分割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必须融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权力结构中。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下，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施很好地实现了这一要求。

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来说，民主集中制既是组织原则，又是活动原则。作为活动原则，民主集中制在不同国家机关那里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在国家权力机关那里表现为集体负责制，在国家行政机关那里表现为首长负责制。作为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主要体现在下述三组关系上，其中即贯注了人民主权和国家权力不可分割的精神：

1．人民与国家机关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所有者，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根源。人民通过普选产生自己的代表，并将自身拥有的权力委托给代表，由代表组成的机关即构成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再选举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并将人民委托给自己的权力再委托给其他国家机关，协助自己行使国家权力。在权力的委托关系中，权力的委托并不意味着权力的丧失。“人民委托出去的是国家权力的直接行使权，而人民始终保留的是国家权力的所有权。”①为此，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即有权随时关注、监督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情况，一旦发现国家机关或其成员违背了人民的共同意志，则可以通过罢免等形式撤销机构或撤换人员。而这些权力也为中国宪政体制所保障，故在人民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上，民主集中制很好地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同时，人民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是一个整体，而人民向国家权力机关委托出去的也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权力，故从人民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来看，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原则也得到了很好地体现。

2．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执掌所有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不仅拥有最高立法权、最高监督权，而且拥有最高决定权和最高任免权，有权讨论并决定国家一切重大事项，组织中央一级的行政、审判、检察、军事、国家元首等其他国家机关。因而，当国家权力机关将其权力委托给其他国家机关时，其他国家机关所拥有的权力只是国家权力在特定领域中的具体运作，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并不存在权力制衡关系。其他国家机关必须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对后者负责，受后者监督，它们始终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下属机构，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显然，就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而言，作为整体的国家权力并没有被分割。

3．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的关系

根据宪法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应遵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中央的统一领导”在不同国家机关的中央一级与地方一级的关系上体现为不同的领导、指导或监督等关系，且地方国家机关均必须执行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因而这种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权力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也有利于各地方国家机关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行使国家权力。兼顾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在民主基础上达到集中、统一。

第四节

民主制度运作的法治原则

一、法治思想的来源

二、实行法治的原则

1.法律必须是普遍的和公开的

2.法治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司法必须独立

三、法治的价值取向与法的实质

（因为学生学习了法律基础，所以本章内容学生自己阅读即可，但是要纳入到考试内容之中）

第五节

现代民主制度的形式

一、直接民主制与间接民主制

直接民主制与间接民主制是相对应而言的。

所谓直接民主制是指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间接民主制则是指公民通过特定的形式指定特定人员代表自己管理国家事务，公民的代表或其代表的代表是国家事务的直接管理者，而公民则凭借自身对其代表的监督、罢免等权利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在西方国家，典型的直接民主制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时期的雅典民主制，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共同参与民主制则保留了直接民主制的遗风。间接民主制以近代的代议民主制为其典范，20世纪60年代正式形成的行政集权民主制则是代议民主制的流变形态。

二、代议民主制 1.含义

代议民主制是一种间接民主制，它是指人民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按照一定的程序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议会或国会)来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

2.产生

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代议民主制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条件；代议制产生的第二个历史条件是资产阶级用商品经济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政治特权，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即市民社会，从而为资产阶级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和民意基础。

3.代议民主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当代政治学者一般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与直接民主制比较，代议民主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1）代议民主制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民主的规模和民主的实现问题

在西方国家，代议民主使用的手段除了代表制外，还包括联邦制、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等制度，这样就扩大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解决了民主在现代社会和大国条件下面临的困难。而且由于代议民主是通过代表组成议会，然后由议会决定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议会的多数(党)派，于是引入了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因代议政治而产生，又为代议政治服务，它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因而可以在国家层面上把选民数量巨大的不同政治要求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对抗化约为政党之间和政党之内的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即使民主

满足了公民参政的普遍要求，又把民主限制在特定的政治生活范围内，从而保证了社会稳定，并在民族国家的条件下为民主的发展找到了新的载体。（2）代议民主为资产阶级权利提供牢固的保障

正如以上所述，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摧毁封建政治特权的产物，因此代议民主可为财产权、经济自由、政治自由这些“资产阶级权利”提供牢固的保障。代议制是沟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桥梁，是规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关系的准绳。在代议民主制的框架下，市民社会通过政治参与使得政治规范摆脱了自己狭隘的视野，通过政治训练培育了对政治国家的理性认识，通过由直接行使权力变为制约权力加强了对政治专横的抵御能力。而政治国家则通过反映市民社会的需求提高了自己的调试性，通过满足市民社会的利益扩大了自己的涵融性，通过接受市民社会的监督获得了政治合法性。总之，代议民主制有助于克服直接民主制下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合一而造成民主与自由的紧张对立。（3）代议民主比直接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代议民主制可以允许国家体制内部有直接民主的因素(如公民表决)存在，而不会破坏其在体制上的间接民主的性质。直接民主过于强调“民主”与“直接”两个方面的纯粹性，两者缺乏包容性。在直接民主制下如果出现间接民主的要素，就必定会改变其在国家体制上的“直接民主”的性质。相反，一个代议民主的国家在基层政权中引入一些直接民主的要素，它仍然是一个代议民主制国家。可见，直接民主制要比代议民主制缺乏弹性，也脆弱得多，而代议民主制可以给人民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4）代议民主是程序民主

代议民主是程序民主，它通过各级代表机构和代议程序对民意进行过滤、筛选和归并简约，可以有效地克服民意中的非理性成分，避免政府的决策受大众一时情绪的影响和支配。

代议民主尊重多数人的意志，保护少数人的利益，通过以上所说的各种民主手段防止民主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

代议民主政治在19世纪下半叶进入全盛期，但西方国家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使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大变动，代议制政府出现了危机，传统代议民主制走向衰落。

3.代议民主制的衰落（1）垄断的影响

代议民主制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显然与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有关，也就是说，垄

断的趋势要求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这表现为通过削弱议会的传统权力来加强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政府是多数党的政府，议会是多数党控制的议会，在多数党的操纵下，作为政府首脑的多数党领袖只会用内阁政府来左右议会，决不会让议会来控制政府。由此而论，议会已经从属于政府，不是政府向议会负责，而是议会向政府负责。这就导致了议会权力的虚化。议会权力虚化固然是政府高度集权的结果，但两者的根源是共同的。（2）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职能的扩大

换言之，代议民主制衰落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化大生产日趋复杂，政府只管“法律和秩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西方国家，议会传统的决策模式“提案一辩论一表决”已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尖锐复杂的国内矛盾和高度专业化的事务管理，而不得不把这些领域让予反应灵敏、决策果断、讲究效率、指挥统一的政府。因此，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能愈来愈大，客观上促使议会和政府的权力此消彼长。这是对传统代议民主制真正的挑战，也是“议会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三、行政集权民主制

到20世纪60年代，在主要西方国家，行政集权民主制基本形成。这突出地表现在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或首相权力的扩张。

总统权力的扩张最早出现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发生了“大萧条”，为了扭转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看得见的手”开始确认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责任和地位。战后政府机构因迅速膨胀而获“山姆军团”之称，总统也因政府立法的数量大大增加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而被视为“帝王般的总统”。

在英国，权力的变化经历了由上院到下院，再由下院向内阁转移的过程。内阁首相控制着对政府上百名大臣的任命和解职、控制着内阁的议事日程、主持内阁会议、控制国家预算、解散议会和任命内阁委员会等大权。这一现象被称为“首相民主”。

法国第五共和国赋予总统对宪法有“监督”、“仲裁”和“保证”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及遵守共同体条约和协定的法律地位，使总统超越一切其他国家机关之上，成为整个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至于戴高乐把第五共和国比作是“选举的君主制”。

显然，行政集权民主制是西方国家政府体制发展的共同趋势。它一方面以削弱代议民主制下议会的传统权力来缓解议会制政府内阁更迭频繁造成的危机，保

证国家的政治稳定，另一方面也保证国家能够在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总资本家”的作用。

可以说行政集权民主制是在政府权力扩张的同时，国家的政治结构仍然保留着代议民主制的议会制度和公民普选制度。因此从实质上看，由代议民主制发展到行政集权民主制并不是说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什么质的变化，而只是说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制的内部，权力关系在重新调整，权力重心在转移。

四、共同参与民主制 1.共同参与民主制的产生

行政集权民主制并不是对议会政治危机的匡补，而是议会政治危机的体现。议会权力的下降和行政权力的扩大必然导致“国家巨人症”，官僚主义盛行，政府决策系统超负荷运转，而与公众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相矛盾。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反国家主义思潮成为全球性思潮，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呼声越来越高。西方各国除了适当地加强议会的传统权力，以监督、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外，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影响政府决策以及整个政治生活过程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在民主政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共同参与民主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

2.共同参与民主制的含义

从民主的形式来看，共同参与民主制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即由人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例如由人民直接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以保证公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国家立法和监督政府，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不难看出，共同参与民主制是试图挽救代议政治危机的一种补救办法。

3.共同参与民主制的作用

但是，共同参与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克服和防止行政集权民主制的某些弊端，却不可能根本摆脱现代的议会政治危机，因而也不可能阻止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发展。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公民创制权和复决权的国家之一，但这种公民创制权和复决权不是从代议民主制向直接民主制改革的标志，恰恰相反，它是从公民大会直接民主制向代议民主制过渡中，为保证这一改革能顺利进行而采取的措施，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瑞士在统一前各公国都是实行公民大会直接民主制的，统一后，公民大会的形式再也无法保持，而不得不采取现代民族国家普遍采取的代议制政府形式，这是一个历史进步。因此，瑞士的公民创制权和复决权作为一种特殊历史遗产，直到今天仍然是其代议民主制的补偿，而不是替代。事实证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要使公民对所有公共事务都直接参与是不现实的。

第二篇：比较政治制度讲稿

第二讲 宪法与政治制度

一、政治制度

1、制度：从宽泛意义上讲，制度是指由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构成的交往秩序。它以特定的组织和机构作为运行的载体，通过明确规定或者提供行为预期的方式规范个人和组织在具体环境中的行为，并以自我约束或者外部权威来实现约束的方式来使这些规则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和普遍遵循。一个社会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其文明程度越简单；一个社会越复杂、分化程度越高，越依赖诸多正式规则。

2、政治制度：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政治卷”的规定：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它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狭义的政治制度指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同一般的制度一样，政治制度也是有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构成的。非正式规则是由长期而稳定的政治经验演化而成的政治行为规范，具体体现为政治生活中的“惯例”、“习俗”、“价值”和“文化”。正式规则是由公共权威机构或其委托代理的机构设计和确立的，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力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明确的政治行为规范，具体体现为组织并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结构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通常情况下，越简单的政治共同体越倾向于建立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而社会结构愈分化、社会成分愈复杂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愈是依赖于政治制度中的正式规则。

二、宪法与政治制度 在现代，宪法与政治制度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宪法的政治制度和没有政治制度设计的宪法都是不可想象的。通行现代的、被称为宪法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宪法和政治制度的统一。

1、宪法的含义：宪法一词源于西方，古已有之。近代以前，宪法有四种不同的含义：一是古希腊时期将宪法等同于政治制度。二是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另一观点，将宪法看做国家的最高法律。三是罗马帝国时期，用宪法表示皇帝的多种建制和诏令以区别于市民议会制定的普遍决则。四是中世纪的欧洲为确认教会和封建领主的特权，而将规定君主教会和封建领主关系的法律称为宪法。尽管四种含义差异较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宪法是一种高级法，不同于一般法律，它关乎国家的根本问题。但从根本法意义看宪法是近代的事情。

所谓根本法是指人民与国家或政府的一种契约，它包含以下三个层面：1）根本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议会也不得侵犯；2）根本法是建构国家的公约，效力高于议会制定的法律，因此根本法的制定不能仅凭议会的决断，必须由全民表决；3）由于根本法是限制议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所以其内容必须明了准确，因而根本法通常应当是成文法。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资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级自由、平等的夙求以及限制议会、君主及封建君主的意愿必然体现在宪法和宪政中。因此，近代以来，宪法理论的思想家及信奉宪政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宪法作为根本法，其基本要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即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宪法不可偏颇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尤其是没有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任何形式的规范，哪怕是得到公共权威部门的确认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冠以宪法的名称也不能成为宪法。

宪法作为根本法，其根本要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也就是讲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是宪法不可偏废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尤其是没有对公民权利的规范，任何规定，哪怕是得到公民权利的确认，并以成文法的形式冠以宪法的名称，也不能称之为宪法。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所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及对公民权利的确认，两者对宪法称其为宪法是极为必要的，他们绝不意味着任何政府规划就等于是一部宪法，特闷意味着只有当政府框架提供一个人权法案，以及保障人权法案得到遵守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时，政府规划才称为宪法。

2、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典型个案：美国宪法（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宪法）美国宪法是当今世界上仍在生效的最古老的宪法（1789年生效），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制定宪法的样板，美国宪法的最大特点（优点）在于简洁性和灵活性 合众院宪法共七条，现今的美国宪法为7+27条修正案，满足了美国200多年政治生活的需要（二战后制定的“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任”沿用至今）。虽然宪法从制定之初到现在，美国的人口由400万增加到2.6亿多，联邦主体由当初的13个州增加到现在的50多个，但是合众院宪法仍是最有力的治国武器，其效力和权威性没有丝毫降低。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独立战争爆发后，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13个州签署了一份《邦联条例》。该条例于1781年正式生效。根据邦联条例，美国13个州之间的联盟是松散的，邦联政府的权力十分有限，用华盛顿的话说“13个州是一盘散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787年2月，当时合众国的立法机关——大陆会议呼吁各州派代表到费城召开修改邦联条例的制宪会议（之所以在费城是因为11年前美国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1787年5月，制宪会议如期在费城的独立大厅开幕。代表全美13个州400多万人民的55位代表参与起草了后来缔造美国的宪法。这些代表是美国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社会家，用杰弗逊的话说“这次是真正的精英会”。代表们原本是来修改邦联条例的，后来索性另起炉灶，开始制定一个全新的、更加体现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宪法。美国宪法是1787年9月17日起草完毕，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美国宪法规定最终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不直接行使权力，他们把政府日常事务委托给那些被选举产生或被任命的官员行使。宪法规定：公务员的权力是有限的，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被称为《人权法案》的十条修正案被补充进宪法，国会于1789年9月批准了这些修正案。

3、宪法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宪法与政治制度的统一即为宪政，它意味着宪法与政治制度的融合。在这里，宪法由于获得了政治内涵而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政治制度由于获得了宪法的支撑而取得了合法性，具体来讲，宪法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宪法成为调节社会矛盾和政治利益的最高准绳。近代以前，虽然随着国家的出现，开始出现了运用公共权力惩治私人违法权力的机构，在私人领域出现了运用法律取代个人暴力的转变，但是在公共领域依然存在着暴力。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不同机构之间，他们权限争议等重大问题完全依赖最高当政者的个人意志，这样一来，权力一旦失序，必然出现对权力的暴力争夺。宪政不同于暴政、仁政、德政的根本在于它将宪法视为调节一切政治矛盾的终极准则，主张以明主的方式制定宪法，以宪法调整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利益问题，以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解决政治争端，从而将国家政治生活纳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法制轨道中，在公共领域实现法律取代暴力。2）宪法为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实体和程序规范。宪政确立之前，建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精英的个人权威，以其不受制约的主观意志为内容，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为依托，表现出极端个性化、强制性的秩序特征，尽管在某些特定时期，在所谓“贤人”的治理下，这种人治秩序也能促生出一定程度的繁荣与安康，甚至产生民主政治的萌芽，最终都跳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使这种类型的政治秩序沦为暴政、乱政。宪政的产生为建立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宪政之下，国家机关的设立、公共权力的运行、国家基本制度的确立都获得了法律的确认，国家权力与政府行为必须受到宪法的规范与制约。3）政治制度为宪法精神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证。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与设计，宪法将形同虚设。我国一个突出的问题即过分强调宪法形式上的民主性和先进性而忽视相关规定在现实社会中是否可行、如何能行、怎样保障其运行。（有宪政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是英国，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的国家是朝鲜）。以人大监督为例，据宪法，国家权力机关对由它产生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监督。这是我国人民主权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能保证此项宪法规定的制度安排。人大监督徒有其名，流于形式。

三、政治制度与宪法关系的几种类型

从静态看，宪政是宪法与政治制度的统一融合。宪法规范政治制度，富裕政治制度以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治制度为宪法的实施和宪法精神的实现，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从动态看，政治制度与宪法存在许多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程度上又是有差异的，反映在宪政实践中，就体现了宪法与政治制度关系的三种类型。

1、以制定新宪政的方式确定新制度 典型个案：法国

法国从大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人权宣言》起，一百多年间共颁布了11部宪法（还不包括4部宪法修正案）。1791年《第一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合一的“议政合一制”。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以参政院为国家权力中心的“议会内阁制”政府体制。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易国民议会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多党议会制”政府体制。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以总统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半总统制”政府体制。

2、政治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不涉及宪法的更迭 典型个案：美国

究其原因：①在立宪观念上，美国的制宪者强调宪法的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性。②在修宪的态度上，制宪者极为谨慎，制定了极为苛刻的修宪程序。③完善的司法解释，适时的赋予宪法新的内涵以适应政治变革。

3、修改或制定新的宪法，基本政治制度保持不变 典型个案是中国 1949年至今，共颁布了《五日宪法》（1954），文革时期《七五宪法》（1975），《七八宪法》（1978），《八二宪法》（1982）。

第三讲 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

一、常见概念

1、何谓社会：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共同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同动物群体的根本区别。如果从社会结构来分析，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为两大基础部分：一是社会的基础，即经济基础，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二是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结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政治上层建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部分，具体来讲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关系、政府体制、武装力量、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学术等因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上层建筑均属于精神层面，只是政治上层建筑具有物质外壳。）

2、何谓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是与社会分离的公共权力组织，其根本职能在于缓和与削减社会矛盾，使社会的对立面不至于在无为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国家的历史形成方式决定了它天然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和暴力统治机构的双重特征。

二、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

二、1、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或者说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其相互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者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以下三点：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互动关系。常见概念

3、何谓社会：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共同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同动物群体的根本区别。如果从社会结构来分析，我们可以把社会分为两大基础部分：一是社会的基础，即经济基础，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二是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结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政治上层建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部分，具体来讲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关系、政府体制、武装力量、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学术等因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上层建筑均属于精神层面，只是政治上层建筑具有物质外壳。）

4、何谓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是与社会分离的公共权力组织，其根本职能在于缓和与削减社会矛盾，使社会的对立面不至于在无为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国家的历史形成方式决定了它天然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和暴力统治机构的双重特征。

二、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

1、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或者说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其相互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者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以下三点：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政治上层建筑的根本属性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可能有所不同。第二：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受经济基础状况的制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基础的变化总会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经济基础不仅推动政治上层建筑发展，而且推动它朝一定的方向发展。2）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虽然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反映着经济基础的要求和发展，但是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机械地、简单地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它自身也可以能动地、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反作用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关系，而是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层层相关的互动关系。

2、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之上，并且日益与社会相分离。由此看来，国家与社会始终存在着相互制约与渗透的关系。由于社会发展的程度，人与自然及社会环境关系的差异，人们对社会集体生活准则与方式的不同理解以及每个社会共同体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面对的挑战差异等，国家与社会的渗透与社会对国家的制约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由此产生不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在欧洲历史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模式：1）古代城邦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典型个案是古希腊城邦，雅典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古希腊城邦都较小，这就为全体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条件。城邦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政治体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两者重叠）。因此，古希腊的国家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公民不经由任何中介直接融入政治生活，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是融为一体的。正是在这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讲：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但应该注意，古希腊妇女、奴隶、外邦人员是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因而如果把一个城邦的全部人口视为一个社会的话，那么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就只能是一种虚幻了。2）西欧封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西欧封建社会是在蛮族入境、罗马帝国崩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蛮族人的入侵打散了罗马帝国原有的行政体系，也带来了西欧社会的分裂。封建君主以逐级分封采邑的形式，通过领主与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其权利向社会的渗透。但由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以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表现得断断续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比较弱。另外，在西欧当时盛行的日耳曼法强调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以后自由主义国家的抵抗提供了理论根据。其次，西欧社会一直存在着王权与教权之间的争斗。教会与国家一齐分享着人们的忠诚。因此，在西欧，教会始终对国家是一种挑战与限制。后来也正是从教士与经院哲学家中最早出现了用人的自然权利反对王权的学说。再次，在西欧中世纪，商业、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批新兴城市，城市兴起的直接后果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可以较少的受到封建国家权力的禽侵扰，从而过着另外一种社会政治生活，一种新的市民社会发展起来。由于这些原因，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国家的权力在社会的平面上留下了随处可见的空白。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较为轻松地在西欧驻足并发展。3）绝对主义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绝对主义时期是指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过渡的中间形式，时间在17、18世纪。这一时期的国家要求王权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因而必须首先打破旧有的国家与社会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且使王权在每个社会共同体内部成为没有争议的最高权威。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已得到了完全的区分。同时，国家又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控制。4）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大致两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二是以早期法德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模式。第一种模式表现为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区分与对立，强调对国家的限制，强调社会对国家的制约。第二种模式表现为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反对社会对国家的制约。

3、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是以国家爱权力的配置与行使为核心内容的一套正式规则体系，它以国家的存在为载体，由宪法予以确认，并具体体现为一定形式的国家权力配置模式。这种规则体系，也即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长期演进的产物，政治制度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其性质和模式决定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三、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变迁

1、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

美学者布莱克说：人类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一百万年历史，在这期间发生了三次革命性转变。第一次是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历亿万年的进化出现了人类；第二次是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情。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农业文明，或者说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我们将第三次大转变、大革命理解为现代化。在这里，“现代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概念。它与现代性不同。现代性是一个静态的文明结构，而现代化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程、一个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的历史演进。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各民族彼此隔绝，因而人类社会第一、二次转变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彼此独立的状态下完成的，从而使各民族、各地域发展出现无限的多样性和差异。但是，人类历史的第三次转变却恰恰相反。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要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它在地球的某一个区域首先突破，然后伴随着血与火强行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着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非洲，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在历史上也称为欧化、西化，或工业化。虽然一般来讲，现代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认同的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各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事业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的转变或工业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现代化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众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由于人类第三次转变特有的弥散、扩张性质，因此不同国家现代化起步时间及启动方式各不相同。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型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即通常所谓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以英美法等国家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起步，其现代化的启动因素都源自于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包括德国、日本、俄国以及当今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是在19世纪才开始起步，其现代化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于外部世界的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往往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极端民族主义，由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不断扭曲，具有扩张侵略的特征；二是生存挑战，被迫现代化的国家，如中国、日本，但这两个民族的态度不同。中国在开始仅学习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才开始学习制度，日本学习西方则非常彻底。

2、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变迁

从趋势来看，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的发展。在所有这些社会因素中，经济因素往往是最活跃的，也是首发因素，而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尤其是从现代化的历史来看，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来，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变迁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以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为例来看，亨廷顿把1974—1989年的一波涉及全球性的民主转型称为第三波。他分析了第三波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国家的各种因素，其中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经济因素也进行了实证性考察。他因此认为经济因素以三种方式影响第三波民主化：1）在某些国家，油价上涨和在另一些国家经济的滑坡，因而削弱了威权政权。2）其次，到70年代初期，许多国家取得了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为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向民主的转型（台湾、韩国等）。3）在某几个国家极其迅速的经济增长破坏了威权政权的稳定性，迫使他们要么实现自由化，要么实行更严厉的镇压（如韩国）。总之，经济发展为民主提供了基础。由经济迅速增长或经济衰退造成的危机削弱了威权主义。所有这些因素在70—80年代为民主化提供了经济的动力和环境。尽管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并非简单的决定论的关系，但从历史的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正如亨廷顿所言，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一直很强，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民主的国家是富裕国家（印度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亨廷顿进一步认为，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可能向民主化过渡，而且多数向民主化过渡的国家也都处于这一经济水平。他进一步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实现民主化的国家进行考察，在这31个从1974—1989年间成功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国家中，在1976年中，人均GDP低于250美元的国家有2个，人均GDP在250—1000美元之间的国家由11个，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有16个，高于3000美元的国家有2个。也就是说在这31个国家中，有27个国家在1976年就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当然，这绝不是说民主化完全由经济决定，比如新加坡、产油小国沙特阿拉伯、利比里亚还有科威特，这些国家如按人均GDP来看可算是富裕国家，但迄今仍是维权主义国家，或者说是非民主化国家。

从总趋势来看，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转型。第一，有学者认为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富裕的程度决定了公民价值感和态度，而且培养了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反过来与民主制度存在高度相关性。第二，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的教育程度，更多受过教育的人开始形成相互信任的性格，追求满足和凭借个人能力的性格，这些都是与民主相伴而生的。第三，经济发展使得在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分配，因此也促进了融合与妥协，而民主政治本身就是妥协政治。第四，经济发展促进了该国的开放程度，也提升该国的全球化水平，从而日益受到国家交流文化和价值的影响。最后，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现代民主是政治学者对的共识。

第四讲

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

一、令人深思的个案

1、托克维尔：美俄对比 托克维尔曾预言，当今世界的两个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将会神不知鬼不觉中壮大起来，并且他们好像受到天意的秘会的指派，终有一天各主世界命运的一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呢？美国人在和自然作斗争，俄国人在和人作斗争。

2、南北美对比—美国的独特—强大

有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强大，美国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源于他的独特，包括他独特的地理位置。托克维尔也承认美国的大幸在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处在他不会害怕产生战争的地理位置。但是，大自然也同样使西班牙屹立南美，在地球上的哪一部分能找到比南美的平原更肥沃的平原，比南美的河流更大的河流，比南美的资源更待开发和更取之不竭的资源呢？可是，南美却未能建立民主制，而且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南美更悲惨的国家了。

3、关于墨西哥移植美国联邦宪法 托克维尔说美国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墨西哥人希望能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美国人的联邦宪法照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他们只抄来宪法的条文，但无法同时把宪法给予的精神抄来。直到今天，墨西哥还于从无政府状态到军人专制，再从军人专制回到无政府状态的无限循环中。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并未使墨西哥富强，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主的民情”。

4、关于利比利亚

5、关于意大利南北美改革

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意大利南北方存在重大差异，这一现象被1970年带意大利制度改革所产生的不同后果所证实。正对这一改革，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进行了20年的跟踪研究，他发现意大利南方的制度绩效远远差于北方。他进一步发现，在制度绩效差的地区，人们很少参加公共生活，彼此互相不信任，尾数不多的社会组织大多数属于垂直的组织，用帕特南的话讲这种地区缺少“社会资本”，而制度绩效高的地方，存在着许多社会组织，人们关心社会公共事务，遵纪守法，相互信任，社会组织是横向的，水平的。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社会资本”丰富。

6、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中国在清朝末期奉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措施，然而面对西方国家的挑战，尤其是西方人最终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最终被动、被迫地向西方学习。

第一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失败告终，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

第二步——学子制度，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主张变法维新，搞“君主立宪”，且重视可持续发展。

第三步——学习政治制度和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学习文明世界（深层原因）

7、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

8、中国南北方以及不同地区的差异（北京VS上海）

总结：托克维尔讲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根源是不同的民情。他认为影响美国进程的因素有很多，重要的有三个。以其重要性分为为地理位置、法制、民情。其中地理位置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也就是民情最重要。民情也好，社会资本也好，实质上就是阿尔蒙德讲呃政治文化。美国哈佛大学几年前召开了一个经济时代的文化责任这样一个政治研讨会，一部分就公开提出，除了特殊情况，在当代，一个民族的落后和不达是他自己的文化选择造成的。

二、政治文化

1、何谓文化：严格来讲指的是一种精神价值，如果从广义上来讲，文化则是指一种生活方式，不管作为精神价值还是生活方式，文化都有三种形态：第一，它是批判力量。每个时期的文化都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对社会现状持批判态度。对于一切与统治者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精神思想文化，通常以标准化的道德力量出现，制约着其他精神的形成于发展。第二，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具有统一性与制度性，在本民族之内，文化具有同一性，是人们交际的方式。第三，文化是一种艺术创造，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产品。

2、政治文化的提出及学者态度

最早提出政治文化概念的是阿尔蒙德（美国学者）。他在1956年发表于政治学季刊上的《比较政治制度》这一文中指出：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根源于某一种决定政治活动取向的特殊模式中。后者对于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变迁都起着取向的作用。对于这种起取向作用的因素，或称之为政治制度，或称之为政治价值，或称之为意识形态，或称之为民族特性，或称之为文化精神等。但这些概念都过于宽泛，难以把握。因此，阿尔蒙德主张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1963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制度与民主》一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释了政治文化的内涵，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阿尔蒙德进一步认为政治文化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认知，即对政治系统的认识和意识。二是情感，即对政治系统的感觉和态度。三是评价，即对政治系统的判断。

其他学者对于政治文化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当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曹佩林说概括地讲，政治文化是政治群体在历史和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特定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它属于人类政治生活的主观意识范畴，反映的是政治心理层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的两重性特征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1、政治文化的两重性：概括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括及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政治文化的见解，它有两方面的特征：1）政治文化自成体系。作为一个外在于政治体系的独立度量，而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相互的作用。2）政治文化又内化于政治体系中，是政治的有机部分，通过影响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行为者，发展其微妙的功能。政治文化的双重性使得它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也呈现出两重性特征。一方面，政治文化外化于政治制度之外，形成了政治制度的外在环境，即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内化于政治制度之内，构成了政治制度的有机部分，即制度精神。

2、作为制度环境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1）何谓环境：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环境是指包围着某一中心的事物或者状态以及影响中心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的总和。它是一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断变化的多种因素组成的系统。

（2）作为制度环境的政治文化主要以下述方式与政治制度发生关系：一是它限制、制约，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政治制度。二是政治制度必须适应环境的状况，如果不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相适应，政治制度再好也难以生根发芽。三是制度环境的变化也会促使政治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

3、作为制度精神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对五个国家的考察，把这种内化为制度精神的政治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村民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以及参与性政治文化。村民型政治文化的特点在于它的非认知性。“人民”只是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中央政权的存在，但他对它的感情却是不确定的或是否定的，也没有接受任何规范来调整他和政权的关系。臣民型政治文化的特点在于它的被动型。臣民意识到了分化的政治体系和政府权威。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认知和主动的政治文化，参与型整体下的公民不仅是趋向于积极地参与政治，而且它依附于法律的权威，是更加扩散性的基本集团的成员。

第五讲

西方前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政体

一、古希腊城邦制

1、希腊及希腊人：古希腊与后来所说的古罗马不同。古罗马是一个国家，而希腊则是一个拥有150多个城邦的地区。古代以希腊人自居者许多是距今希腊很远的地方（分布在意大利、小亚细亚等地方）。雅典和斯巴达是当时希腊城邦中人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城邦。雅典有40多万人。

2、希腊城邦制：城邦制度是希腊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所谓城邦，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连同周围一片不大的农村所构成的独立的城市国家。每一个城邦都是自给自足的单位。各城邦之间互为独立、互不统属。城邦就是国家，就是实际的社会，它既包括政治生活，也包括经济生活、文化生活。

3、希腊城邦制度的特点

希腊城邦是仅就希腊城邦国家的就够而言的说法。事实上，古希腊城邦就政治体制而言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从大的方面来讲，有君主制、贵族制以及民主制等。若细分，种类更加繁多。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有158种政体。在所有希腊政体中，雅典与斯巴达代表了两种典型的政体。就当时希腊政体而言，大致有以下特点：1）与东方古代的专制制度及西方相继而起的帝国相比，希腊城市的政治思想显得“权宜式”、“业余式”。城市大致要维持自我运作与维持治安。“正当性”是基本要件。“正当性”的权力是比较低廉的权力，不必要靠花费大量的官方强制力来约束。具有“正当性”的权力有别于武力强制。强制力具有自然限制，“正当性”的权力则受到法律的形式限制。2）当时仍然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若有平等，也是平等者之间的平等（即同一阶级间）。当时有“公民同胞”一词，但许多城邦都有很多不是公民的居民。奴隶、外邦人及妇女都不能行使政治权力。3）古希腊没有“公权”、“私权”之分的观点，因而没有有限主权的观点。4）古希腊的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或说是群众民主。基于国家与社会合一的制度下的无约束民主。在这种民主制度下，集合在一起的一般人是一只巨兽，等待着安抚、讨好，这群人自以为代表着真理，因而视意志所向无所不能。这种没有约束的民主必然导致暴政。

4、柏拉图的政体分类

（1）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中的一部分）中认为一共存在五种政体，即所谓的贤人政体、军阀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①所谓贤人政体是指王权或者说贵族政体，是由统治者即一两个卓越的人掌权的政体，是最为理想的政体形式，它是现实中存在的与国家原型最接近的政体。

其他四种政体都是不理想的政体形式，或者说是国家原型在现象界的变异形态，它们是与人的灵魂中的非理想因素相对应的，有多少种变异的政体，就有多少种变异的灵魂。

②所谓军阀政体，它是介于贵族制与寡头制之间的政体，特点是好胜心强、有强烈的自信心与荣誉感、崇尚勇敢、擅长战争，缺点是爱好财富、缺乏文化修养、有智慧的人不能掌握城邦的大权。

③所谓财阀政体（即寡头政体），它是由富人掌权的政体，富人们贪财而置德行于不顾，不重视教育和修养，结果贪者愈贪，富者愈富，除统治者之外，其他人一无所有。所谓民主政体，是由大多数人掌权的政体，人们享有广泛的自由和宽容的政治环境，但最大的缺点是极端的民主和过度的自由。只要人们推举，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当领导者，而有治国才能的人反而被抛弃。

④所谓僭主政体（暴君政体），它是民主政体发展的极端结果，在这种政体下，国家由暴君统治，人民陷于最残酷、最痛苦的奴役中。

柏拉图认为，上述五种政体是一种循环流变的政体。虽然贤人政体，是现实中可能的最好政体，但是它也不能保持不变，由于优生法则被破坏，导致不同等级的人被混杂在一起，在混乱中，一些骁勇善战的人登上统治者的宝座。贤人政体就被军阀政体所取代。由于统治者追求财富的欲望日益强烈，荣誉感和勇敢也遭到唾弃，政体逐渐由富豪把持而变成财阀政体。由于财阀政体的特征是穷富对立，除少数统治者外，大多数人穷困不堪。穷人便起来推翻原统治者，建立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特点是极端自由，然而不顾一切地追求自由，其结构式破坏民主社会的基础，从而导致集权统治的需要。民主政体又演变为个人独裁的僭主政体。在僭主制下，不知是被统治者不幸，就连僭主本人也不幸生活于憎恶与恐惧之中。也没有一个城邦比僭主统治下的城邦更不幸，也没有一个城邦比王者统治下的城邦更幸福。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便会要求对政治全面更新，政体又回到贤人政体。柏拉图政体循环的描述为我们展示了古希腊政治生活个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以及政体变迁之间历史变革的基本线索。在此意义上讲，政体循环式《国家篇》中最有现实感的部分。

（2）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对政体的分类，是通过2种分类方法相互交叉取得的。按传统方法把政体划分为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然后根据统治者是否守法，将君主制分为君主制（守法）和独裁制（不守法），将寡头制分为贵族制（守法）和寡头制（不守法）。民主制不论是否守法都称为民主制。《政治家篇》中思想并没有脱离贤人思想。在他看来，区分政体优良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统治者能否“照料公民魂”的确切科学知识，至于统治者人数多少、财富状况及是否守法都是次要的。

（3）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提出混合政体。所谓混合政体，它是吸收了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二者的优点混合而成的政体。其设计完全是斯巴达的政体与柏拉图个人想象力结合的产物。

5、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

对于政体的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且对这一课题非常重视，主要是为实现以下目的：①要弄清楚究竟哪种政体最受欢迎，最容易实施以及在这种政体之外是否还存在另外一些比较近于贤良性质而又组织得比较好的政体，也一样可以被大多数城邦所采用。②在所有的政体类型中，什么样的政体适合什么样的公民团体。③人类该怎样建立自己的政体。④每个政体是怎样毁灭的。人类应当怎样保全这种政体。亚里士多德在这本书中开始就讲：国家的目的就是达到最善的生活，善在政治学中就是正义和公正。他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所以在他看来，一个城邦中执政者人数的多寡，不能说明政体的优劣。评价政体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城邦的政体是否兼顾了公共的利益。“凡是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者正宗的政体，而只照顾统治者利益的政体，就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表态”

（2）根据城邦的现状，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为6类：①君主政体。这种政体是一个人为统治者，能够照顾到整个城邦利益的政体，也叫王政。②贵族政体，也叫贤能政体，由少数贤良执政，能够照顾到整个城邦利益的政体。③共和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整个城邦全体人民利益的政体。在这三种政体基础上又演变出另外三种政体。④僭主政体。以一个人为统治者，城邦的一切政策都以统治者一个人的利益为依归政体的变态形式。⑤寡头政体，是少数富人为统治者，城邦的所有政策都以少数人的利益为依归。⑥平民政体，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只是照顾到穷人的利益而照顾不到全体人民的利益的政体。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宗的政体与变态的政体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又决定了每种政体的善恶程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三种正宗政体中，最具善德的政体是君主政体，其次是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而最优良、近乎神圣的正宗类型的变态一定是罪恶劣的政体。共和政体虽然是善德最小，但其变态平民政体的恶性也是最小，变态与正宗的本质区别在于政体违背了正义原则。

（2）城邦政体更替的原因

根据当时希腊城邦中政体演变的实例，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导致城邦政体变革的原因：人们感到城邦内政治上的不平等，无法接受。城邦变异的途径：骚动，当人们对平等的要求达到一定程度时，地大物博的城邦就有可能发生导致变异的冲突和骚动，有两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导致骚动：①城邦统治者腐败。②城邦内部政治力量不平衡。

（3）如何避免变革、政体稳定的因素：①避免在城邦中出现两极分化，它会导致政体的畸变。②增加中产阶级人数。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坚固城邦各种利益平衡，保证城邦的正义，所以在一个城邦中，如果中产阶级人数超过其他两部分，就可以使城邦恢复稳定。

第六讲

民主制度比较

民主是古老的拉丁词语，研究理论也有两千多年了。在两千多年的变迁中，民主的概念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就千差万别，这样就很难给“民主”下一个多数人认同的定义，但是研究“民主”还是要给它下定义的

一、民主制的基本原则

各国民主制度虽然千差万别，但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必须符合下列原则：

1、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主权相对于君主主权，一直一切权力源于人民。所谓主权，用不丹的话说，指不受法律约束，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掌握主权的人称为主权者，对主权者的服从是取得公民身份的条件，国家是由主权者和臣民构成的具有最高权力的合法政体。

2、代议制原则

从词源学或卢梭意义上，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这必然导致政治制度上的直接，直接民主不管看上去多优越，却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才是可行的。在现代高度复杂分化的世界里，直接民主几乎找不到例子，它永远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价值诉求。实践证明那些标榜人民统治的政党和领袖，一旦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导致集权主义的出现。因此，现实民主政治无不奉行代议制原则。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密尔给出代议制民主制的经典理论：代议制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终控制权。这种权利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完全握有最后的权力，无论何时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一切行动的主人，不需要由宪法本身给他们这种控制权。代议制既体现主权在民的思想，又能克服直接民主的弊端。

3、分权制衡原则

权力是腐败，绝对的权力让人们走向绝对的腐败，这一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共识，也是分权制衡思想的根源。酚醛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提出了混合政体理论，这种政体吸收了民主与君主政体的优点，采取了权力划分的原则，这种原则是斯巴达长期稳定的原因。柏拉图的混合政体理论是近代分权思想的源头。到了近代，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分立的思想，并且三种权力分属于不同部门。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真正明确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彼此制衡的是法国孟德斯鸠。

4、选举原则

在现实的民主政体，选举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人们普遍接受美国熊·彼得对民主的定义：民主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去人民的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亨·廷顿说：选举时民主的本质。民主的程序定义或底限定义：也就是讲，没有公开的，定期的，公正的选举就没有所谓的民主。公开、定期、公正的选举是判断一个政体是否公正的底限。

5、法治原则

法治

the rule of law

法制

the rule by law

（1）法治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概念，也是现代民主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关于法治原则，政治学家们普遍都强调以下几点：

①法律必须是普遍的、公平的。它的普遍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适应性不是针对特定人群，而是所有人和一系列相同的事物，即不分性别、种族、分化程度、地域、场所、出身、信仰。二，是法律的规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如正义、人权、自由、平等、尊严等，它们是不因时间地点而改变的。不论立法者还是一般平民，都必须接受这种规范性的统治。②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公民的权利和政治权利 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④司法必须独立

⑤法治当然强调依法治国，但更强调它 “所依之法”必须合法以及社会所公认的一些法理，它包括正义一类的内容在内。

⑥法治强调法律是被人们发现的自然法则，因此法治重视法律的规范性、稳定性、持久性。

二、民主的类型与形式

不同的标准，可将民主分为不同的类型：

1、根据民主的程度

（1）有人根据民主的不同类型将民主制度分为民主制度、部分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

（2）亨·廷顿：权威主义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

（3）奥·唐奈：代议制民主制、委任民主制和权威主义政治制度（4）戴·蒙德：权威主义制度、拟态民主制、自由民主制

2、根据公民参政的方式：

（1）直接民主制，用曹教授的话讲：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用刘军宁的话讲：直接民主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身份重合，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直接管理做自己的事务，而非通过中介和代表。直接民主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在具体问题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做出决定，但在国家体制上间接民主。二是指整个国家体制上的直接民主。（2）间接民主

曹教授：指公民通过特定形式制定人员代表自己管理国家事务。公民的代表或其代表的代表是国家事务的直接管理者，而公民则凭自身对其代表的监督罢免等权利间接参加国家事物的决策。

刘军宁：指公民通过自己的同意选举出来的代表负责制定法律和管理事务。（3）代议民主

它是一种间接民主制，指人民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按照一定的程序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来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与直接民主制相比，代议制有如下一些优点：①成功解决民主规模与民主实现的问题。②代议制较直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③代议制是程序民主，能克服民主意识中的非理性成分，可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能有效避免多数人暴政。（4）自由民主：自由与民主结合在一起的制度（5）社会主义民主：最高的民主

第七讲 英美两国的政党制度比较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英、美实行的都是政党政治，较之其他国家，其政党制度也比较成熟。

一、两党制的含义 英、美两个国家都实行两党制，两党制是指一个国家中存在势均力敌的两个政党，通过控制议会多数席位或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而轮流执政的制度。在实行两党制的国家，除相互竞争的两党外，还存着若干较小的党派，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只有两个政党，也不能认为一个国家存在着两个政党就是两党制。当前两党制在西方国家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模式，即英国两党制，美国两党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收英国影响而又不同于英国的两党制。

1、英国的两党制

（1）两党制源于英国，17世纪70年代，英国国会就存在托利党和辉格党，20世纪初叶以前，英国的两党制是指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的制度。20世纪20年代（1922），因自由党分离，工党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1924年后，英国形成了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局面。①保守党的前身是1679年形成的托利党，当时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后来逐步演变为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大地主、贵族利益的保守主义政党。1833年改为保守党。1912年国家统一党并入保守党，统称保守统一党，简称保守党。②自由党的前身是1679年成立的辉格党。1839年改为自由党。该党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政治上标榜自由主义政治，该党长期与保守党轮流执政。1922年10月，该党领袖在辞职后，逐渐丧失了在英国政治制度中的地位，成为第三党。③工党原名劳工代表委员会。1900年2月再伦敦成立（第二国际的成员）。1906年—1914年，该党在议会中依附自由党反对保守党。一战爆发后，工党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并投入了自由党联合政府。20世纪初，工党力量不断壮大，逐渐取代自由党二成为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政党。

（2）英国的两党制，是议会制下的两党制，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执政党，其领袖由国王任命为首相。由首相推举上、下议院本党议员为各部大臣，组成一党内阁，而在下院选举中获得次多席位的政党作为法定的反对党，该党在野期间，按照内阁的形式，组织一套准备上台的内阁班子，成为影子内阁。各部大臣在议会辩论时，各就有关方面代表本党发言。（3）英国两党制的特点： A、英国上议院议员由贵族世袭或国王任命，下议院议员选举产生。在议会选举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合，内阁成员都参加议会，这样执政党不仅掌握行政权，也掌握立法权。反对党虽然不参加，但影响很大，负有监督政府的责任。B、英国的政党组织性、纪律性比美国强很多，党内对该党议员的投票有一定的纪律约束，在每次重要投票中，所有议员都要按照党的决定投票。C、英国政党组织政府的模式为责任政党政府，表现为执政党集体控制权力，并且对该党执政期间的一切公共政策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2、美国的两党制

（1）美国长期有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民主党前生是1792年杰佛逊创立的民主共和党。民主共和党又称反联邦党，建立之处代表南方种植园主、西部农业企业家和北部中等中产阶级的利益。19世纪初，民主共和党分裂，以杰佛逊为首的一派于1828年建立了民主党，标志是驴。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是在废除奴隶制运动兴起的条件下，由辉格党人北部民主党人和其他反对奴隶制的派别联合而成的。建立初期代表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860年11月，林肯当选为总统，共和党第一次执政。

（2）与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政党的特点如下： A、重现实而非主义（英国注重理论）

B、党的地位组织强于中央组织，中央组织为竞选而设，选举一过，一切工作变得平常。

C、党的各级组织没有指挥系统，党的各级委员会的权力并非自上而下的。D、缺乏固定的全国领袖，英国的保守党领袖有党的干部推选，工党领袖由党员选举产生，领袖已经产生长期居于领导地位，而美国政党领袖是该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人。（不一定是党员，或许只为拉拢影响力大的人）

E、美国没有反对党观念。英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取得议会多数席位就成为执政党，此多数就是反对党（法定的）。美国是总统制国家，通常称入住白宫的政党为执政党，没有入住白宫的为在野党，而在野党未必就是少数党，所以说反对政府的有时是多数党，有时是少数党，即反对党没有确定的观念。F、在美国大党中庸，小党偏激

（3）美国两党制也有区别于英国两党制的特点： A、美国两大政党之间政治分野不是很明显，在选举中党员跨党投票是常有的事。B、美国两党制是一种独特的两党制，不仅总统和国会并不总在一党之手，即使是在总统的党同时又是国会的多数党，也并不能一定保证总统和国会一致。尽管总统的是执政党的领袖，但他不能对国会众本党组织下命令。这一点和英国有很大不同。

C、美国两党制比较稳定

第三篇：比较政治制度讲稿--导论

《比较政治制度》讲稿

导

论

使用班级：政治学与行政学2009（1-2）

高 岗 仓

2011.01

【课程总序】：

授课教师介绍：张洁、高岗仓 课程学习的基本要求： 多读书：

1.读一些政治学经典著作 2.本课程的参考书目

多思考：学有所思，培养专业思维能力

多动手：写一些小的政论评价文章，锻炼专业协作能力 考核方法与成绩评定：

1.平时：40%，主要是两次作业及课堂情况，作业侧重对专业思维能力和专业写作能力的考核。作业必须是个人的真实认识和自主撰写。

2.结课考试：60%，闭卷考试，大概题型包括选择、简答、论述、案例等。闭卷考试侧重对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专业思维和专业分析能力的考核。

课程基本内容：（对比教材目录）

比较政治制度是一门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运作机制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的课程。

研究领域涉及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体系的众多领域。

探讨现代政治思维下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对比分析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与形式，分析选举制度、政府行政制度、代议制度、司法制度等制度运行规律。

从马克思主义国家体系分类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制度等问题。

教材的使用：本教材是目前这一课程教学中使用的通用教材，或者是最权威的教材。但是本教材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教材在内容处理上，由于比较政治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比较方法的多样性，特别是在综合比较、国别比较等方面处理上的难度使内容体系处理较为混乱。

二是课本摇摆于政治思想比较与政治现象比较之间。课堂处理上侧重于制度比较，对于政治思想发展的梳理则一般采取回避的态度。

三是教材在写作上偏重于学术著作，较为晦涩，通读性不足。

四是教材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解释一切政治制度现象，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这些解释都不是十分充分的，甚至于有些不是必要的。

因此，课堂教学将紧扣教材，力求解释清楚教材基本内容，拓展内容很少。课程教学目的：

通过研究，使学生掌握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特征，能够比较分析政治制度运行的一般特征和个别政治现象的局部特征，理解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具有初步的分析政治现象的能力。

导论

学习目标

明确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对象 掌握基本的比较研究方法

教学重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教学难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计划学时：2学时

一、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对象

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对象由政治制度的界定决定。1.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国体）

其重点是研究哪个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占统治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首先要研究其国家政权的本质，了解哪个阶级占统治地位。

2.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政体）

主要研究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

所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就是指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按照本阶级统治的需要，根据一定的原则设立国家权力机构，规定这些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并确定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产生办法。

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研究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3.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形式，重点研究的是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

4.国家机关体系

主要是统治阶级为行使国家权力而设立的整个国家机关的总称。一般说来，国家机关可以划分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

立法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行政机关是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机关，它负责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决定，管理国家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行政事务；

司法机关通常是指行使国家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机关。

国家机关作为国家的正式组织，是政府职能与活动的载体，它体现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具体运转模式。

我国政治生活中通常所说的六套班子：党、政、军、人大、政协、纪检 5.其他具体的政治制度

这主要是指为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国家政治生活有序进行而规定的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机构及其运行规程，如选举制度、公务员制度、政党制度等。

二、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是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不同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西方，这种研究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其传世之作《历史》一书首次对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三种类型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一百多年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鸿篇巨制《政治学》中，对当时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制度。此后，西方历代著名思想家在研究和阐述有关政治制度的问题时，也常常采用比较的方法。这是因为，两千年以来，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形态各异、丰富多彩，始终没有固定在同一种模式上。西方各国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过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且，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里也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当代，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当代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与西方相反，中国在两千年里基本上保持不变的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到了近代，中国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把目光投向西方，他们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对它们做过各种比较研究，以作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借鉴。近20多年以来，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加深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对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比较研究方法的概念

什么叫比较研究法呢?《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

比较研究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其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

2.比较研究方法的作用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借助他人，有时我们很难认清自己。古罗马著名学者塔西陀曾说：“要想认识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类认识、区别和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最常用的思维 方法。

因为只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鉴别，才有认识。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比较是认识事物本质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举例：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行医中发现：富人常得脚气病，穷人常得夜盲症。他比较了富人与穷人的饮食：富人多吃荤腥油腻、精米白饭；穷人吃素食粗粮。从而推断脚气病可能是因为缺少米康之类东西引起的。

比较研究法已被广泛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制度有利于发现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有利于深化对现有政治制度的理解。

3.运用比较研究法的条件

比较研究法广泛运用于科研实践，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运用，只有在如下条件符合时才能运用比较研究法。运用比较研究法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同一性、双（多）边性、可比性。

（1）同一性

所谓同一性，是指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同一范畴、同一标准、同一类事物，否则就不可以比较。

正如马克思所说：

正是因为倍尔西阿尼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她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做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

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虽然这里也可能有比较，但只是人与一般青蛙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倍尔西阿尼与某只惟一的青蛙之间的比较。

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谈得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比较，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是他们的种族特性或类特性的比较。

（2）双(多)边性

比较只有在两个事物或两个事物以上才可能发生。换言之，比较的对象必须要在两个以上。当然，比较研究还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对两个被比较的对象进行分析比较。

（3）可比性

可比性是指被比较的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具有本质上而不是表面上的共性。为了保证可比性，必须注意概念的统一。例如，英国的Public school与美国的Public school就是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贵族学校，而后者则是贫民学校，不具备可比性。

【小资料】public school和private school在英美的不同意义

美式英文：“public school” 就是所谓的“公立学校”，经费绝大部分由政府补助，学生年龄则从5岁到18岁。

在英国，Public School只是一个名号而已，基本上都是极其昂贵的私立学校。这种学校门槛极高，学生家长除了能支付起学费之外，还必须是贵族、社会名流，这些学校一般来说所注重的是完人教育，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更不是只为了读大学而做高考的准备。有些Public School好得无法想像,比如说Eton Public School(伊顿公学)，就是给贵族上课的学校，现任英国王储威廉王子就是在那里念的书，伟大的英国作家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1984》。）也是这里毕业的。这些学校因为不可能面向全社会招生，所以名气逊于牛津、剑桥等公立大学。

在美国，Public和Private自然是一公一私了。

英式英文：公立学校则称为 “state school”，“public school”相当于美式英文中的 “private school”。

4.比较研究法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比较研究法分成如下几类。

（1）按属性，可分为单项比较和综合比较。单项比较是按事物的一种属性所作的比较。

综合比较是按事物的所有(或多种)属性进行的比较，单项比较是综合比较的基础。

但只有综合比较才能达到真正把握事物本质的目的。

因为在科学研究中，需要对事物的多种属性加以考察，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尤其是将外部属性与内部属性一起比较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2）按时空，可分为横向比较（类型比较法）、纵向比较（历史比较法）横向比较就是对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既定形态进行比较。

纵向比较即时间上的比较，就是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形态，从而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

纵向比较的方法多运用于一个国家，比如，可以对英国的近代政治制度演化的各个阶段进行比较；也可以运用于某一项具体的政治制度，比如对英国议会制度发展的各个阶段作比较。这种比较能够使我们对英国政治制度的生成、发展的过程有一种历史的了解。纵向比较的方法还可以运用于整个西方世界，比如对西方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进行比较，从而使我们了解西方国家制度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横向比较的方法多运用于西方各国之间，比如在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制度之间进行比较，这是国别的比较；可以运用于各类政体之间，比如对君主制、议会制、总统制、委员会制进行比较，这是政体间的比较；也可以以各项政治制度为专题，对各国进行比较，这是专题的比较。运用不同的比较方法，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横向比较的方法还可以运用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比如进行中西之问的比较，这种比较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西方政治体制的总体特征、西方政治制度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反观我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及其优缺点，进而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课题。

（3）按目的，可分为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

求同比较是寻求不同事物的共同点以寻求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

求异比较是比较两个事物的不同属性，从而说明两个事物的不同，以发现事物发生发展的特殊性。

通过对事物的“求同”、“求异”分析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4）按比较方法，可分成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

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所以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既要把握事物的质，也要把握事物的量。

定性比较就是通过事物间的本质属性比较来确定事物的性质。定量比较是对事物属性进行量的分析以准确地制定事物的变化。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各有长处，应追求两者的统一，而不能盲目追求量化；但也不能一点数量观念都没有，而应做到心中有“数”，并让数字来讲话。

5.比较研究方法的一般过程

确定比较的问题，确定比较的标准，找出同类现象或事物；

收集和整理资料，按照比较的目的将同类现象或事物编组作表；

根据比较结果作进一步分析。

结论

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我们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关于意识形态具有反作用的理论，以及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并服务于该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革则会引起上层建筑以及政治制度的变革。

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第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仅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而且对政治制 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在研究中寻找真实的因果联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各国的具体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中考察其政治制度选择的必然性和政治变革的趋势。

四、学习比较政治制度的意义

和研究比较政治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通过比较政治制度学习，能够比较系统地了解世界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以及有关外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掌握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能。通过比较政治制度的学习，可以了解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由于各国所具有的文化传统不同、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不同、所遇到的国际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政治结构、政治运行机制和政治发展途径都具有很大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就能对各国政治制度的运行以及政治生活的状态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解释，从而学会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共同规律。

第二，通过比较政治制度学习，能够加深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阶级剥削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理性价值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期。通过对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总结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的经验教训，以便取其经验，避免其失误，并从中探讨出一些可供我们借鉴的管理模式和制度模式，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第三，通过比较政治制度学习和研究，可以提高在政治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分析能力，积极地对一些国内外较流行的政治理论及研究方法进行理论上的剖析，从而提高理论水平，掌握最新的政治学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推动我国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拓展和深化。

【课后阅读】

教材上关于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法的论述段落。

第四篇：比较政治制度讲稿--1

《比较政治制度》讲稿

第一章

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

使用班级：政治学与行政学2009（1-2）

高 岗 仓

2011.01

第一节

国家、国家形式与政治制度

一、制度与政治制度

二、国家及其观念

三、国家的阶级特性与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

四、国家形式：政治制度的双向配置 第二节

宪法与政治制度

一、宪政：宪法与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

二、政治制度与宪法关系的三种类型 第三节

战后宪法与政治制度的发展 一、二战后的宪法与政治制度发展的发展态势

二、行政集权民主制主导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

三、宪法规范政治制度、维护公民权利的功能日益增强

第一章

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

学习目标：明确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关系的发展过程，理解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相互关系变化的趋势，掌握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关系的变化特点。教学重点：宪政是宪法与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教学难点：战后宪政的发展 计划学时：4学时

第一节

国家、国家形式与政治制度

一、制度与政治制度 1.制度总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

制度总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十分自觉地把人的问题与制度问题统一起来，认为:“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仑（托斯丹·邦德·凡勃伦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把制度和个人思想意识联系起来，他认为制度是“大多数人的思想中普遍具有的确定的习惯”。

康芒斯说:“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

关键”。

2.制度是一系列规则和运行机制的集合体

广义的“制度”概念，是指由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构成的交往秩序，它以特定的组织或机构作为运行载体，通过明确规定或是提供行为预期的方式，规范个体和组织在具体环境中的行为，并以自我约束或是由外部权威实施约束的方式，使这些规则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接受和普遍遵循。

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

非正式规则是由长期而稳定的政治经验演化而成的政治行为规范，具体体现为政治生活中的“惯例”、“习俗”、“价值”和“文化”。

惯例：①一向的做法；常规。②司法上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过去曾经施行、可以仿照办理的做法或事实。

现在常见的“国际惯例”一词，指“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指在国际实践中反复使用形成的，具有固定内容的，未经立法程序制定的，如为一国所承认或当事人采用，就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一种习惯做法或常例”。它的特点是一是通用性，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用；二是稳定性，不受政策调整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三是重复性，一般都是反复运用；四是准强制性，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五是效益性，被国际交往活动验证是成功的。

习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一般指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指个人或集体的传统风尚、礼节、习性。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相辅部分。主要包括民族风俗、节日习俗、传统礼仪等等。

正式规则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正式规则是由公共权威机构或其委托代理的机构设计和确立的，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力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明确的政治行为规范，具体体现为组织并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结构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通常情况下，越简单的政治共同体越倾向于建立在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而社会结构愈分化、社会成分愈复杂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愈是依赖于政治制度

中的正式规则。

规则的实施机制。人们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这个国家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外，更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实施机制，那么任何制度就形同虚设。

“正式规则只是'冰山的一角'，非正式规则却是大量的，并且它的作用不可忽视。” 3.制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人们的相互交往提供了可予遵循的系统模式，抑制了可能出现的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

缓解了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减少了协调人类活动的社会成本； 保障了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劳动分工和社会财富的创造。总之，一个社会的制度化程度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紧密相关。4.政治制度是规范人类政治生活的规则体系

二、国家及其观念

国家，是指一种政治联合体或政治共同体。1.国家的含义

在西方，表示“国家”含义的概念有三个：（1）地理含义的国家

指以地域为界划分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不同于原始时代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氏族与部落。

（2）民族含义的国家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广义的民族包括从原始的、古代的、近代的直至现代的各种民族共同体；狭义的民族即民族国家，其本义是专指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中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但是，在现代世界上，除了有单一民族的国家，也有多民族的国家，甚至还有同一民族散布在不同国家的事实。因此，民族国家的含义变得较为模糊。

（3）政治含义的国家

即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者把政治学看做是国家学。马克思主义在肯定国家具有政治含义的同时，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按地区或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公共权力的设立。

由此看来，可以这样认为，政治国家是上述三种定义中最高层次的概念，它在突出国家的政治本质的同时，又涵盖了国家的地理属性和民族属性。

2.历史上的国家观

（1）古希腊思想家的国家观

在西方，对国家本质的探讨开始于古希腊的城邦制时代。柏拉图认为国家和社会是同一种东西。他认为国家或社会均起源于分工。人们在生活中有各方面的需要。但是，个人的技能只能满足自己的一部分需要。所以，人们便不得不聚居在一起，组成所谓的国家。亚里士多德把国家和一般的社会团体作了区分，他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其中有一种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的社会团体，这就是“城邦”，即国家o[1]可以认为，古希腊的思想家看到了国家是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不过，他们只是把国家看做是满足社会公共生活需要的一种中性的、“求善”的组织形式。

（2）“君权神授说”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教权和王权并立。这种状况的理论注释，是5世纪末基督教思想家提出的“两种权力学说”。他们认为，有两种权力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宗教利益和永恒的得救是教会的本职，暂时的或世俗的利益以及维持和平、秩序与正义则是世俗政府的本职。”于是，在尘世就有了这两种彼此分工的权力。按照当时通行的“君权神授”的观念认为，是上帝把宗教的权力授予教会，把世俗的权力授予政治统治者的。到中世纪后期，一些君主曾经利用“君权神授”的观念极力主张他们有权管理教会和国家两方面的事务。

（3）“国家主权论”

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首先用“国家”一词来表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他极力主张君主应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把各种权力集于君主一身。同时代的法国人布丹则是第一个突出地提出主权概念的政治理论家。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认为，拥有主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属性。专制君主们凭借着这种“国家主权论”，便有了争取至高无上权力的更好的理论根据。所以，最初与国家主权论相联系的是君主专制论。

（4）“法律主权论”

17世纪以来，产生了一种以“法律主权论”为特征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在国家权力之外还有一种法律主权。法律应该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这种具有最高权力的法律就是近代的自然法。自然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契约的思想。当人们自然地聚居在一起的时候，需要有一种共同认可的契约来维持公共秩序。这是一种自然的法律，超越于包括君主在内的任何个人的意志。阿尔色修斯从两个层面解释这种契约的内容：政治的层

面和社会的层面。政治层面的契约表现在统治者与其臣民的关系方面。根据契约的原则，主权不能由一个统治阶级或家族独享，国家权力只不过是根据自然法授予一国的行政长官的。法律才是权力的真正来源，行政长官或拥有权力的君主只能维护和实施法律。因此，统治者同样必须服从法律，而法律却不必服从统治者。社会层面的契约则表现在民众之间，他们凭着契约的约束而结成各种社团。

无疑，自然法思想和法律主权论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论以及与国家主权论相关联的君主专制论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17世纪英国的洛克和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根据英国的政治实践先后发展出了三权分立和制衡的学说，首创代议制和分权制原则，为构建新的国家制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人民主权论”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他鲜明地提出了“人民主权论”的国家观念，激烈地反对“君权神授”、“国家主权(君主专制)”等封建专制思想。他认为，所谓国家，就是“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根本法律是可以约束人民共同体的”，如果有“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当然，包括统治者在内。卢梭认为，国家只能建立在自由人之间的“社会契约”之上，社会契约赋予国家以及构成国家的每个成员以绝对权力；主权在民，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不可分割、不可侵犯、具有强制性和永远公正。美国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于1776年通过)表达了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思想。这一思想对美国的立国和组织自治政府起了重要的作用。

总结来说，契约论的国家基本命题有三点：第一，国家是人类理性而非“天然”政治权威的产物，人类意志“构成了一切契约的精华”；第二，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和赋予，“断定政权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基于人民的同意”，除了自己的同意，“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第三，国家“应该以既定的、向全国人民公布周知的、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其权力的运行“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

（6）“理性国家论”

18世纪末，同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比起来，德国还停留在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的混乱状态中。当时，黑格尔试图在“国家主权”、“法律主权”、“人民主权”之外寻找新的理论，以促进德国的统一和复兴。他提出“理性国家”的观念．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普遍地进人了工业化的时代。随着经济及社会的迅速发展，对国家及其公共权力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涂尔

干等人，抛弃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性国家”观念，力求以客观的、理性的科学方法来阐释国家的结构、功能；另一方面，在美国兴起的现代政治学，更是扬弃了传统政治学以政治原理(如国家、政权、主权、公民、制度和统治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做法，开始了对公共权力及公共管理的探讨。

（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国家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一些刻意回避价值判断，自诩由“中立的”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得来的国家观念在西方陆续兴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1）多元主义国家观

认为国家只是一个反映和平衡社会各个利益团体要求的消极机器，为保证其合理公正地分配社会利益，国家不应保有单一的主权，而应最大限度地将主权分配给自治区域和职能性团体，以利于充分发展公民的福利和个性。

2）精英主义国家观

认为人类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任何社会无可回避的事实，那些在统治阶级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政治精英，对于国家以及国家的运转起着关键的作用，历史不过是精英集团吐故纳新的绵延过程，主权在民不过是理论家的幻想，民主政治不过是专制政治的现代翻版，国家不过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消极工具。

3）新保守主义国家观

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某种等级秩序，惟有国家这样一个承载着传统、秩序、等级、自由诸价值的强大政治权威，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任何个人都“应当被看作仅仅是这个更普遍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个人及其权利只有通过国家才具有意义。

4）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国家观

认为国家是独立于统治阶级和政治官僚的一股结构性力量，正是这种“无意识结构”使国家得以有效地组织统治阶级，运用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手段瓦解被统治阶级，并使后者确认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除上述四种国家观念外，戴维·伊斯顿提出的政治系统理论还试图从根本上颠覆延续千年的国家概念，认为：“作为一个概念的‘国家’被认为不合要求，不久就为一个含义更加丰富的术语‘政治系统’所代替了。‘国家’这一概念之所以会被政治学首先摈弃，是因为它早先是含糊不清的。”然而，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后行为主义运动”却表明，“国家”这个概念不仅不能为人摒弃，反而应当成为人们长久凝思的一个问题。

3.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综观西方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种国家观念，反映了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对国家

本质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入。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看，这些观念的形成，是西方社会发展和变革历史的现实的反映，观念和现实之间有着合乎逻辑的联系。可以认为，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理论探求和观念变革的过程中，才最终建构起了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近现代国家观。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各种国家形态的全面考察而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对国家及其公共权力的政治本质作了深刻的分析。

三、国家的阶级特性与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 1.国家的阶级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在此，国家被直接等同于公共权力组织。这段关于国家及其本质的论述，与恩格斯的国家历史起源理论密不可分。

（1）源于国家起源

在国家的历史溯源中，恩格斯吸收了摩尔根关于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认为生产工具的进化、劳动分工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私有财产，从根本上瓦解了原始的氏族社会，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和利益对立，当“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驭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新的社会要求最终促成了国家的起缘。

在所考察的“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中，雅典国家的产生被认为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因此，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将如下过程看作是国家形成的一般规律：铁制工具的发现和使用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大幅度的提高，剩余财富以及随之形成的家庭破坏了原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关系，社会分工与分层导致阶级的聚合与对立，而贯穿在整个社会变迁中的阶级斗争，则使得一个按照地域进行统治的、与社会相分离的“公共权力”应运而生。

（2）源于国家的双重特征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的历史形成方式决定它天然具有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和作为暴力统治机器的双重特征，前者是其一般特征，后者是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属性。

1）公共管理机构的一般特性

具体说来，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国家，采取的是“社会共同体”的形式，它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然中立者的形象出现，用权力机制规范社会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致力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调和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行使社会治理的职能。在这里国家具有其相对自主性。

2）实施阶级统治的阶级特性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存在着私有制和阶级的社会中，国家还具有实施阶级统治的阶级特性。也就是说，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往往会独自全权掌握社会的管理职能，使国家在履行社会职能时不得不处处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为了确保这些意志的实现，统治阶级又必须依靠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暴力手段，这样就使国家将其对于社会的治理沦为对于社会的统治，使国家成为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恩格斯指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对于国家这一方面的特性，列宁也曾反复地加以强调，并因此断言：“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

2.政治制度的阶级性

阶级社会中，国家的阶级特性决定了它所采取的政治规则体系——政治制度在内容上也具有相应的阶级性。这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的：

（1）政治制度是阶级社会实施阶级统治的必要工具

阶级统治的首要目的，就是考虑如何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实现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在此核心目标的推动下，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必然要为自己选择适当的“政治外壳”，也就是说，选择一定的形式去配置国家权力、组织政权机构、建立政治运作的实体与程序规范。只有依靠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手段，才能使阶级意志转化为具体的方针、政策、指示、法令，并促成相应的服从行为和政治秩序。

总体说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统治目的相协调、权力配置相对合理的政治制度，是有助于阶级利益最大化的。

（2）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

统治阶级对其“政治外壳”的选择，本质上是由其阶级利益驱动的，只不过这种驱动在具体化为统治阶级的制度选择时，不得不鉴于现实的社会阶级状况而作出妥协和调整。

统治阶级中的政治精英通常能够意识到，只有将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将不和谐的利益关系有效地纳入一定的“秩序”，阶级的统治才有可能稳固，阶级的整体利益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因此，政治制度会随着阶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阶级矛盾的调整而调整。

英国封建君主制度由“巡游王权”、“个人王权”向“行政王权”、“制度王权”的转化过程，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其君主制度的衍生历程中，“封建习惯的束缚和地方大贵族的抗争，即使国王难以彻底超越封建宗主的权限，将王权权威完全渗透到各个封建领地及市镇，也使国王的一些重大集权措施不易及时有效地推行，有时还被迫妥协和让步。”

由此可见，王权与封建贵族势力的消长对比，尽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直接影响着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与之相比，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期的阶级关系相对比较单一和稳定，这既是政治制度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其缺乏有效制度创新而趋于僵化的重要缘由。

3.国家的阶级特性与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之间的关系（1）国家的阶级特性决定了政治制度的阶级性

国家的阶级特性与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阶级烙印不可避免地会在制度层面留下印记，使后者难逃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厄运。另一方面，在考察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时，必须看到，阶级性只是政治制度的本质内容之一。

（2）阶级性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种属性

列宁曾经指出：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运动，它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由此可见，本质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别，阶级性只是政治制度的初级本质，更深的本质是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无论统治阶级有着怎样的阶级意愿，政治制度的建构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

正是基于这一更深层次的本质内容，政治制度具有“与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客观的规范形式，这种形式就其自身而言是纯然超阶级的，它深植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其表面上的客观性、规范性、整体协调性实现其对政治上层建筑的调节。

忽略政治制度的形式特征和形式功能，我们既无法理解阶级社会中政治制度的阶级性，也无法理解无阶级社会中政治制度的必要性。

四、国家形式：政治制度的双向配置

国家是与社会分离的公共权力组织，其根本职能在于缓和与消解社会矛盾，使社会的对立面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鉴于此，任何国家都必须采取最适合自己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形式，以实现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治理职能。总体说来，国家权力的分配体制或组织结构主要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同一层级的国家机关尤其是全国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政治学中将这种国家机构的横向构成关系，称作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后者涉及全国性政府与区域性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称作国家结构形式。

1.政权组织形式——政治制度的横向权力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哪一个阶级处于统治地位，不仅决定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国家将沦为何种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决定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采用怎样的方式实施统治。前者构成国家性质或“国体”，后者构成政体和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国体反映的是国家权力在政治上或实质上的归属状况，政体所要解决的是国家权力在法律上或形式上的归属问题，政权组织形式则直接涉及实现国家权力的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1）政权组织形式视野下国体与政体的形态

历史上出现过的国体：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历史上出现过的“政体”：大体可概括为君主制、寡头制和共和制三种类型。

凡国家权力的最终归属权，在法律上属于个人终身享有并且世袭相传的是君主制；

国家权力的最终归属权属于相对封闭的一小部分人所有，其政体为寡头制； 国家权力的最终归属权，在法律上属于绝大多数人乃至于全体人民所有的是共和制。

国体与政体的结合形态

基本规律：不同国体的国家，会呈现出相同或相似的政体，而相同国体的国家，也有可能实行不同的政体；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可能隶属于相同的政体，只是由于历史传统、国情民情等非本质因素上的差异，才使同一种政体在制度化为具体的政权组织形式时表现各异。

罗斯坦的制度形式多样性图

罗斯坦在论及制度形式的多样性时，以当代西方政治系统中的10项基本制度设置

为基数，认为只需考虑每项制度的两种主要形式，就能得出1024种制度的组合形式。这当然只是保守的估算。就世界范围而言，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制度设置远非下述10项，每项制度呈现出的结构形式也远不止下述两种，它们与不同类别的政权组织形式交织融合，使当今世界的共和制政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见图1—1)。

（2）政权组织形式的基本类型

政权组织形式是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横向配置国家权力并规范其运行的制度模式。依据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状况，即国家权力在同一层级的国家机关尤其是在议会与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可将政权组织形式分为议会制、总统制、委员会制和人民代表制四种基本类型。

议会制的基本特点，是议会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居于实际的或法律上的主导地位，拥有产生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并监督其权力运行的权力；根据政体之不同，议会制又包括议会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共和制两种主要类型。

总统制的基本特点，是议会在国家机关体系中与其他国家机关地位平等，不对其他国家机关构成实际或法律上的派生从属关系，它是国家权力配置关系中最具分权制衡色彩的政权组织形式。

委员会制是国家机关权限划分最不清晰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其基本特点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采取委员会制，并以合议制的形式行使职权。

人民代表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其基本特点是人民代表机关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在法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一切其他国家机关均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2.国家结构形式——政治制度的纵向权力关系（1）社会单位划分的历史变化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按照地理区域划分居民是国家的固有特征。在国家产生之前，社会单位是依据血缘关系而划分的氏族、胞族、部落等社会组织；在国家产生之后，社会单位是依据地理区域划分的。

国家在氏族制度解体的基础上形成，“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巳不复存在。地区依旧，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在国家产生之后，“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缘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

（2）国家结构形式的含义

既然国家总得建立在一定的地域之上，总得按照一定的行政区域和行政层级划分领土并实施统治，那么，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国家，就必然存在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而如何看待和调整这种关系就构成了国家结构问题。

所谓国家结构，是指作为整体的国家与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包括国家区域构成单位的划分，各层级区域单位的法律地位和权限划分，处理全国性政府与区域性政府之间纵向职权关系的原则，各层级政府之间权限争议之解决等方面的内容。

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结构在特定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特别是全国性政府与区域性政府之间相互关系的构成形式，它是在国家机构体系纵向配置国家权力并规范其运行的一种制度模式，是政治制度的纵向权力关系。

（3）国家结构形式的类型

依据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状况，可将国家结构形式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基本类型。

“单一制”，是指国家权力的最终归属权属于全国性政府(中央政府)，区域性政府(地方政府)所行使的国家权力完全由中央政府赋予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类型；

“联邦制”，则是指国家权力的最终归属权由全国性政府和区域性政府根据宪法分享，双方均不得单方面改变宪定权力分享格局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类型。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凡属联邦国家，其中央政府与各邦政府的事权，全由宪法划定，所以各邦政府的事权，有宪法为保障；其在单一国家，无论分权至如何程度，其地方团体的事权，总系经由中央政府以普通的法律或命令规定，所以地方团体的事权，初无宪法的保障”。

根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方式之不同，单一制主要呈现为中央集权单一制、地方自治单一制、中央地方均权单一制和民主集中单一制四种类型；

 中央集权单一制  地方自治单一制  中央地方均权单一制  民主集中单一制

根据全国性政府与区域性政府权限划分方式之不同，联邦制主要呈现为中央集权联邦制、分权制衡联邦制、民主集中联邦制和自治民主联邦制四种类型。

 中央集权联邦制  分权制衡联邦制  民主集中联邦制  自治民主联邦制

分权制衡联邦制的特点是：按照权力分立制衡的原则在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单位之间均衡地划分国家权力，使双方都极难单方面地改变法定的权力分配格局而走向中央集权或导致联邦解体。这是一种相当成熟的联邦制类型，美国、瑞士、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均属此类。

第二节

宪法与政治制度

一、宪政：宪法与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 1.宪法与宪政

（1）近代以前的“宪法”

近代以前的“宪法”(Constitution)概念，曾经有过以下四种不同的内涵： 1）古希腊时期将宪法等同于政治制度

公元前594年在梭伦改革将雅典引上民主的轨道，梭伦改革立法被梭伦自称为“宪法”，它规定创设400人会议和陪审法院。

2）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另一种观点，将宪法看作国家的最高法律

亚里士多德在对古希腊158个城邦共和国的比较研究之后，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将法律分成两类：一类为基本法律，另一类为非基本法律。他这里所说的基本法律便是指宪法，即规定国家政权的基本结构与权限，统治人数的多寡，以及公民在城邦中的法律地位，即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

3）罗马帝国时期用宪法表示皇帝的各种建制和诏令，以区别于市民议会制定的普通法规

古罗马时期，被称为“宪法”的是指那些由皇帝发布的谕令，包括“告示”、“训

示”“批复”和“裁决”四种形式，以区别市民会议和元老院通过的普通法律文件。内容主要涉及公共行政和宗教事务，性质属于机构法和组织法。除了在称谓上有一些不同外，普通的法律，罗马的行政长官即可变更，但关系到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则需由护民长官参加由查士丁尼皇帝钦定的、并被赋予法律效力的《法学总论》的序言中，曾四次使用“宪令”一词，就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的。

可见古罗马时期的宪法基本上继承了古希腊关于宪法的理论。宪法在这里仍然是统治者管理意义上的基本法律，权利义务的分配仍然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分配模式。在内容上仍然是涉及国家调整对象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宪法属性上，仍然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威，效力具有最高性。只是在制定主体上，专指皇帝发布的的谕令;在修改程序上规定了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的修改程序。

4）中世纪的欧洲，为确认教会和封建领主的特权而将规定君主、教会和封建领主关系的法律称作宪法

中世纪的欧洲是西方社会最灰暗的时期，基督教处于万宗归流的地位。神学处于最高和根本地位，其他的一切社会学科包括法学在内，都合并到神学之中，成为神学的科目。

中世纪的宪法专指用来调整和确认封建主和教会关系以及各项特权的法律。如英王亨利二世于1164年颁布的限制教皇和教会特权的法令，就称之为《克拉伦敦宪法》，英王约翰颁布于1215年颁布的规定英王与英国贵族，诸侯和僧侣关系的法律就称之为《大宪章》等等。

这些法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不是国家根本法。由于神学处于最高地位法学基本上沦为神学的附庸，宪法在属性上最高地位和根本地位消失了。从中世纪起“，宪法”已失去了诏令的意义。但是调整内容上增加了国家与其属民关系部分。这个时候的宪法基本含义是一般的法律规则和章程，与一般法律无甚区别，不再强调宪法的根本法属性和地位上的最高性。

总的来看，尽管用法不同、含义各异，却都将“宪法”视为不同于普通法律的高级法，认为它有关于国家的根本问题。

（2）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和英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高级法思想，融人16世纪欧洲宗教革命和18世纪末期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逐渐衍生出了“根本法”的思想内涵。

所谓根本法，实质上是指人民与国家或政府之间的一种契约，它主要包含了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根本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议会亦不得侵犯；

第二，根本法为建造国家之公约，效力高于议会制定的法律，因此，根本法的制定不能仅凭议会决断，须由全民表决；

第三，由于根本法是限制议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其内容有明白详尽加以规定的必要，故根本法是成文法。

结论：

资产阶级宪法观念的发展历程表明，惟有足以对国家权力给予实际的约束，足以对公民权利给予实际的保障，足以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基本关系给予实际的调节，宪法才真正成其为宪法，由此宪法构筑的政治秩序类型方可被称作是宪政。

2.宪法与政治制度在宪政中的融合

宪政，实质上是宪法与政治制度的一种关系。宪法与政治制度在宪政中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宪法成为调节社会矛盾和政治利益冲突的最高准绳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的争端与冲突主要是通过私刑的方式加以解决。随着国家的产生，开始出现了运用公共权力惩处私人违“法”行为的专门机构，在私人领域实现了由法律(合法的暴力)取代暴力的转变。

但是，公共领域全然依赖君主或政治权威个人意志的裁决，致使权力的遏制必须仰仗更高的权力，而权力一旦失序，其后果则是对权力的暴力争夺。

宪政有别于暴政、“仁政”、“德政”的根本点，在于它将宪法视为调节一切政治矛盾的终极规则，主张以民主的方式制定宪法，以宪法调整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以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解决政治争端，从而最终将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法治轨道中，在公共领域同样实现由法律(非暴力的政治)取代暴力(暴力的政治)的转变。

（2）宪法为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实体和程序规范

宪政确立之前，建构社会秩序的主要方式是凭借政治精英的个人权威，以其不受制约的主观意志为内容，以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为依托，表现出极端个性化和强制性的秩序特征。

宪政之产生，即力图建立政治制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以此克服人治型政治的绝对、专断和反复无常。

它既表明国家机构的设立、公共权力的运行、国家基本制度的确立，均已获得了宪法的确认，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擅改；同时也表明宪法是政治权力的惟一合法来源，国家权力与政府行为必须受到宪法的规范和制约。

“限政”是宪政的应有之义。

（3）政治制度为宪法精神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缺乏相应的物质匹配和制度设施，宪法将形同具文。就我国建国以来的宪政建设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过于强调宪法形式上的民主性和先进性，而忽视相关规定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否可行、如何能行、怎样保证其运行。以人大监督制度为例，根据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由它产生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这是我国“人民主权”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能够保证此项宪法规定得以有效实施的制度安排。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会期短(年平均会期15天，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议会会期都在3个月以上)、组织规模过于庞大(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人)、人民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非专职化程度高，致使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根本无暇和无力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此外，现有的法律对人大有权行使的几种基本监督方式，规定过于抽象，而且缺乏与之配套的程序保障，致使许多原则性的规定因无法获得确定的内涵，在实践中难以运行。宪政，是宪法与政治制度高度融合形成的一种政治秩序类型，如果一个国家有立宪之名而无行宪之实，宪法的规定与实际的政治制度运作相互背离，长此以往，必然损害宪政精神。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极长封建专制历史、民主法治根基尚且匮乏的国家，宪法不具有权威性的状况哪怕只是个别存在，若不及时消除，也必将毒害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危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危害是毁灭性的，值得充分的警醒并加以剔除。

【小资料】

书记挥手，人大举手，政府动手，政协拍手

书记是领导，挥挥手说好。人大举手，指人大有重大事项、人事表决权。政府动手，具体事情要政府去做。政协拍手是指政协只有鼓掌权利说好或不好，没有表决权。

3.宪政是宪法与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状态

宪政是宪法与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状态：宪法在规范政治制度的同时，赋予政治制度政治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治制度为宪法的实施和宪法精神的实现，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

二、政治制度与宪法关系的三种类型

从动态变化来看，宪政或宪法与政治制度的融合，又不是与生俱来、凝固不变的，与世间万物一样，它同样需要经历一个此消彼长、相互磨合的发展过程。

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表明，社会进步与政治变革或是通过暴力手段的革命，或是通过非暴力手段的改良。随着民主理念的普及和民主制度的确立，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适应了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适应了本国基本国情民情的状态下，也完全可以采取改革或改良的方式进行调整，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再行“立宪”。

这里仅就法国、美国和我国为例，概述在宪政发展道路上，宪法与政治制度之间曾经存在过的三种主要关系，并着重从立宪观的角度对导致此种关系的政治文化因素给予

剖析。

1.以制定新宪法的方式确立新的政治制度

法国是一个宪法多变、政治制度亦多变的国家。自大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人权宣言》起始，法国在169年间先后制定了11部宪法(尚不包括4部宪法修正案)，它们分别是：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对该宪法的修正产生出1802年宪法、1804年宪法、1815年宪法修正案)、1814年宪法、1830年宪法、1848年宪法、1852年宪法(对该宪法的修正产生出1870年宪法修正案)、1875年宪法、1946年宪法和1958年宪法。

宪法的更迭突出地反映了法国百余年来的政局动荡和政治制度变迁，不仅宪法的数量多，而且类别极其复杂。

首先，从宪法的制定者看，既有由封建君主制定的钦定宪法(如1814年国王路易钦定宪法)，又有封建君主与资产阶级斗争妥协产生的协约宪法(如1830年宪法)，当然，更多的是由资产阶级制定的民定宪法；

其次，从宪法确立的政体看，既有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宪法(如1791年宪法)，又有实行封建帝制的宪法(如1814年宪法)，还有大多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

最后，从共和制宪法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看，1793年第一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合一的“议行合一”政府体制，1799年共和国八年宪法确立了高度行政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以参议院为国家权力中心的议会内阁制政府体制，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以国民议会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多党议会制的政府体制，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以总统制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半总统制”政府体制。

纵观法国的宪法演变历程，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政治生活的任何一个微小变化都可能引起政治制度的变迁，而政治制度的任何一次细微调整都可能会动摇宪法，造成宪法的废弃与重建。

1791年宪法和1799年宪法的设计者，人称“法兰西制宪之父”的西耶士就公开宣称：“国民不仅不受制于宪法，而且不能受制于宪法，也不应受制于宪法。”山由于国民不受制于宪法，因此，任何一个自以为代表国民的团体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将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可以为了粉饰民主而用自己的宪法取代异己的宪法。

2.政治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不涉及宪法更迭

1789年3月4日由美国第一届国会宣布正式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自生效以来，历时两百余年，在此期间，美国社会经历了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内战、社会骚乱、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管制状态，经济结构出现过多次重大调整，政治权力发生过数次重大转移，但是，宪法法典本身却修缮不多，它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

保持着对社会的强大调控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立宪观念上，美国的制宪者们着力强调宪法的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性 在宪法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主张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都要受到宪法的制约，法律也同样受制于宪法；在宪法权威与人民意志的关系上，主张宪法既来源于人民，同时又对人民具有约束力，“除非人民通过庄严与权威的立法手续废除或修改现行宪法，宪法对人民整体及个别部分均同样有约束力。在未进行变动之前，人民的代表不论其所代表的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民意，均无权采取违宪的行动。”

（2）在修宪的态度方面，制宪者们极为谨慎，为此制定了近乎苛刻的修宪程序 制宪者们认识到，社会的不断发展将使宪法的部分条文趋于老化，若不及时修改，将有碍社会进步。但是，若修改过于容易，又往往会流于轻率和随意，最后必将损害宪法的权威性，甚至导致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陷于混乱和动荡。根据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定，修改宪法可采取以下两种途径：或是由国会参众两院2／3的议员表决提出修正案，或是应2／3州议会的要求由国会召集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不论哪种方式提出的修正案，都须经各州3／4州议会或3／4州制宪会议的批准方可生效。以制宪会议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迄今尚未使用过，人们之所以对此方式心存疑虑，源于1789年詹姆斯·麦迪逊的担忧，他认为制宪会议在存在党争的背景下召开，有可能招徕来自美国各地的“阴险人物”，提出名目繁多的修宪案，并散布普遍的惊恐，从而引发政治动荡。

（3）完善的司法解释体制适时赋予宪法以新的含义，使之顺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实际

繁琐的修宪程序保障了宪法的稳定性，迄今为止，美国宪法修正案只有26条，其中前10条修正案与宪法同时生效。与正式修宪相比，司法部门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在使宪法跟上时代、切合时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突出的优点即在于无须增加或改变宪法条文，改变宪法条文，只需通过赋予宪法条文或部分词语以新的含义，即可使之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现实。此外，美国隶属于英美法系，对前例的尊崇也使得某些宪法性惯例成为不成文的宪法，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无形的效力。

3.修改或制定新的宪法，基本政治制度保持不变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四部宪法，其中“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相对比较成熟，“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畸形产物，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不符合宪法规范的一般要求，因此，现行的“八二宪法”既是对“五四宪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扬弃。从1954年到1982年，短短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宪法更迭了四次，1982年宪法通过二十余年，其间又进行了三次修

改，共通过17条修正案。如此频繁地修宪、制宪，无论对于世界的宪法发展，还是对中国未来的宪政建设，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中，尤其值得关注并令人深思的还在于，尽管宪法经历了频繁、近乎“动荡”的变更，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却能够始终保持稳定。

这一切与我国自近代以来反复面临的“救亡主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宪政观密不可分：

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影响，“理想宪法”的观念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基础。近代西方宪政的美好图景与我国民主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现实，两者反差巨大，造成民众在宪法问题上持过分理想化的态度，由于现实宪法始终被认为是不完善的，“从而引发对政治手段的强烈依赖和崇拜，以致脱离现实政治与经济条件的可能性而主张实现未来社会的宪法。”

另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更多地具有政治属性而非法律属性。

毛泽东对宪法作用的经典解释是：“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宪法在此并未被视为规范国家政治生活、约束国家机关和领导人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非法侵害的根本法，而是一个政治“总章程”——政治决心书、计划单、路线图、实现目标的工具。这种立宪观对此后中国的宪政道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第三节

战后宪法与政治制度的发展 一、二战后的宪法与政治制度发展的发展态势

二战后的宪法与政治制度发展，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态势：

首先，从宪法和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看，出现了社会主义宪法和政治制度。其次，从宪法和政治制度的类型上看，出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宪法和政治制度。最后，资本主义宪法与政治制度的原生形态也发生了变异。

一方面，原有的以代议民主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逐步走向了行政集权民主制；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广泛公民权力的诉求，扩权与控权此消彼长，对西方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的变化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二、行政集权民主制主导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

战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国家结构形式方面的变化不大。

政权组织形式在基本构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的发展趋势：

1.传统代议民主制由盛而衰

近代民族国家无论是在管辖的疆域和人口的数量方面，还是在所管理的公共事物的复杂程度方面，均大大超过古代城邦或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共和国。加之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社会单位彼此孤立，妄图再实行以全民参政为核心内容的直接民主制，已属不可能之事。

（1）19世纪后期代议民主制的特征

19世纪后期，建立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民主制，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选用的政府形式。代议制的基本内容是：

 人民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由代表组成议会；

 议会作为“民意机关”拥有国家主权，可根据自身意愿将国家权力委托给其他国家机关行使；

 在法律上，任何权力的行使最终都要受到议会的监督和控制。

由于代议制既解决了直接民主制的技术困境，又解决了王权废除后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因此，代议制被当时的人们称作“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

（2）传统代议民主制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传统代议制开始走向衰落。导致代议民主制由盛及衰的核心因素，在于它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行政权力不断扩张，最终由量变叠至质变的结果。

美国学者指出，“国会是代表和表达美国的多样性的一个绝妙的讲坛。但正是这个优点使国会难以提供领导，难以有效地向总统挑战和同他讨价还价。毫不奇怪，审慎的公众不满于不起作用的计划和不符合当时紧急情况的政策，便会另有期待，往往寄希望于总统或一位有抱负的总统候选人。”

行政部门及其行政权力的扩张，在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国家尤其严重。在责任内阁制的权力关系中，政府由多数党组成，议会又由多数党控制，在多数党的操纵下，作为政府首脑的多数党领袖只会用内阁政府来左右议会，而决不会用议会来控制政府。由此而论，传统代议制下“大议会、小政府”——政府从属于议会并对议会负责的精神已经发生颠倒，议会权力开始虚化：议会已越来越不能实现其表达民意的代议功能，议会政治已越来越多地为政党政治所控制而沦为“政党议会政治”。在一些西方国家，本应由议会决策的问题常常转移至执政党内部解决，或由朝野政党协商解决。政党政治的过度发展，削弱了议会政治的透明度和议会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功能，从根本上动摇了代议民主制的固有原则。

2.行政集权民主制基本形成

代议民主制的衰落与政府职能的扩大是一体的两个侧面，两者属于同一个过程。二

战后，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重心向行政机关进一步偏移。到20世纪60年代，行政集权民主制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已基本形成。

（1）行政集权民主制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的行政集权民主制表现出以下特点： 1）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还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各国仍然保留传统代议民主制下的议会制度和公民普选制度，而且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还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2）议会权力大幅度削弱

“议会立法一行政执行一议会控权”的传统权力关系不复存在，政府的立法提案权、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自由裁量权迅速膨胀，行政机关往往主导议会立法或千脆自行立法，然后再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议会只能起到授权或事后认可的作用；

3）行政权力急剧扩张

行政权力急剧扩张，几乎已经扩展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行政权力的容量、行政机构的职能、行政官僚的规模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政府只管“法律和秩序”的“小政府”时代一去不返。

4）总统或政府首相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行政扩权和行政集权的核心标志，是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或政府首相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这从美国典型的反映出来：总统权力的扩张最早出现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为了扭转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厉行“新政”，改变了政府作为社会“守夜人”的传统形象，使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干预角色得到确认。

二战后，政府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总统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在传统的责任内阁制国家，内阁责任制已经变为总理或首相个人责任制。

3.共同参与民主制初见端倪（1）共同参与民主制的出现

随着议会地位的不断下降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西方国家均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国家巨人症”：官僚主义盛行、行政决策超载、执行部门滥用自由裁量权和行政保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公众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日益背离。

20世纪60至70年代，反国家主义的思潮蓬勃兴起，首要目标便针对政府的行政权力，要求将政府权力纳入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使其能够合法、合理、有效地运行。

由于行政权的扩张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对行政权的控制再不能采取传

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而是转而寻求一个由各种独立、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并对必然扩张的行政权力实施“社会的制衡”。

在此思路主导下，西方国家一方面加强政府的自身建设——适当恢复和加强议会的传统权力、大力完备行政法的控权机制；另一方面，广泛提高各种社会力量在政府决策、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民主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以此构建“共同参与民主制”。

（2）共同参与民主制的基本内容

从民主的形式上看，共同参与民主制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其基本内容包含了两个侧面：

在政权体制内，主张提高人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

主张由人民以直接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等方式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保证公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国家立法和政府决策，对国家政治生活施加更强有力的影响；

在政权体制外，强调发挥独立社会组织的作用，推进政治自主性

强调包括利益集团、公民团体、公共媒介、自由从业人员等多种独立社会组织的存在，努力营造一种相互控制的机制，使各种统治资源呈现出分散化的状态，从而加大集权统治的成本，推进政治自主性。

三、宪法规范政治制度、维护公民权利的功能日益增强

宪法是规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及其相互关系的根本法。二战后，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出现了从传统代议民主制向行政集权民主制的转变，但是，除了法国在1958年全面修宪，通过制定第五共和国宪法改责任内阁制为“半总统制”，以及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在战败后制定了符合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精神的新宪法外，宪法在国家权力的配置问题上并无实质性的发展。比较引人关注的倒是这些国家的宪法在公民权利方面所作的扩展。以美国为例，伴随罗斯福“新政”出现的，不只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还有公民权利的迅速扩展。后者在二战后更是进入发展的高潮时期。与此互为呼应，美国宪法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发生了突破性的调整。

1．宪定公民权利在内容上得到扩展

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所确认的公民权利，尚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例如，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是实现政治利益所必需的政治自由，在当时并不包含个人的自我表现自由或学术自由。二战后，在“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以往禁止纽约时报出版与越南战争有关的政府文件的前例，裁定出版自由及知情权的价值高于官员的权利、高于“公共人物”不受诽谤的权利，因此，言论自由不仅适用于表达政治和宗教观念，而且还可被用于保护激进的、“令人不安的、放肆的”观点，而出版自由也获得扩展，日益与公民的知情权联系在一起，以往对出版物的限制被宪法实际取消。

总之，宪法的权利保护超出了政治权利的范围，扩及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性的和

其他人身自由、个人隐私及独立、爱好等诸多方面，这些权利被认为根植于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理应受到普遍保护。

2．宪定公民权利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展

在1833年的“巴伦诉巴尔的摩市长和议会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州不受宪法《人权法案》的制约。二战后，该项裁决受到质疑，通过激进的宪法解释，最高法院认定第十四修正案与《人权法案》的主要条款构成统一整体，而根据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人权法案》理应适用于州。这些主要条款包括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信仰自由，住宅及人身不受侵犯，刑事嫌疑犯享有的各种权利等。

因此，每一个州侵犯公民基本自由的法律，以及每一个州的刑事审判都应受到联邦法院的监督，国会有权对被州立法机关、州或联邦法院及行政官员所侵犯的权利提供救济。

3．社会弱势群体的宪定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通过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重新解释，联邦政府有权依据第十四修正案公开命令各州履行法律的平等保护，所有的种族分类以及基于种族而产生的歧视，无论是州所为还是联邦所为，一概受到拒斥。官方对种族的分类即使是“分离而平等的”，也是违法的。此外，穷人也获得了某些平等保护的权利，例如，最高法院1956年裁定，州若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为有钱人提供福利，该福利也必须同样适用于无钱的穷人。妇女的宪法地位在二战后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提高。与美国相似，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在宪定公民权利方面，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和提高，例如，法国1946年宪法和1958年宪法均将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收作宪法序言，使之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宪法效力，从而使最高行政法院能够在没有有关立法的情况下，直接援引1789年人权宣言裁处行政行为无效。联邦德国的基本法移植了1919年魏玛宪法的许多条款，后者在确认主权在民、确认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规定了公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现代西方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发展，从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漫长的理论探索和制度实践，使西方国家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在制宪、修宪、宪法的实施和监督方面，还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演化、调整与创新方面，均已形成一套比较系统和相对成熟的行为模式体系。探讨西方发达国家宪法与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可以使我们由管窥豹，对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生活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脉络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第五篇：比较政治制度讲稿--2

《比较政治制度》讲稿

第二章 使用班级：政治学与行政学

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

2009（1-2）

高 岗 仓

2011.01

学习目标：

理解政治、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掌握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关系的两种模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关系的特点

教学重点：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教学难点：对比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关方面的变化特点。计划学时：2学时

第一节

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政治与经济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人为什么要过政治生活?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因是什么? 1.政治源于经济

（1）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与政治的关系论述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

这一命题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人类要过城邦生活的奥秘：（1）这是人类的社会需要使然。在各种各样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具有语言的功能，能表达思想，因而能够区分善恶、正义与非正义。（2）这是人类的本能体现。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都不足以自给生活，必须与他人共同生活，来满足彼此的需要，维持生存。这就意味着人类生来就注定要过城邦生活，因为只有在城邦中生活，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自己。

尽管亚里士多德所指明的城邦生活在范围、领域乃至内容上都无法与今天的人类政治生活相比，而且他对人类过城邦生活的原因的揭示还没有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层次，但他所揭示的人类与政治之间须臾不可分的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1）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思想，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求人们从社会关系去理解人的本质。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生产，二是交往。生产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交往指的是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们的相互关系又受制约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

社会交往活动：

马克思的“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的论断指出了人的最根本的特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的这种社会性立基于实践活动基础上所构筑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毫无疑问，这种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人的阶级性。

社会生产活动：

为了维护现实的人的存在，人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因为人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必然通过分工的方式，结成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形成一定的群体或社会，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人类自身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推断出了人类要过政治生活的客观历史必然性。

【小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物质生产活动是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出发，揭示了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关系具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就将人类要过“政治生活”的根本动因予以了正确的揭示，即人们要结成共同体，组成社会，形成国家，其原因在于要满足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不同群体、不同阶级的特定的物质利益，就必须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实现，由此形成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独特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的基本矛盾高度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2）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

如果从社会结构(指组成人类社会的要素及其联系和关系)来分析，我们可以把社会划分为两大基本的部分：

一部分为社会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基础，它是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即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个方面的总和；

另一部分为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结构，也就是上层建筑，即社会的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些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这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个部分，其中政治上层建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部分，它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体 系、政府体制、武装力量、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学说等诸多因素。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或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的辩证的关系。

2.经济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

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1）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1）经济基础的发展决定最初政治上层建筑的产生和消亡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权力、阶级斗争和政治生活不是人类生活本来就有的。在原始社会中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政治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政治等上层建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到极大富裕、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的阶段，人们在对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进行改造之后，政治上层建筑将消亡。

2）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既存政治上层建筑的产生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均存在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这种政治上层建筑的形态是千差万别的，根源则在于经济基础的状况不同。

第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政治上层建筑的根本属性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容可能有所不同。

第二：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受经济基础状况的制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基础的变化总会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经济基础不仅推动政治上层建筑发展，而且推动它朝一定的方向发展。

（2）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政治上层建筑虽然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反映着经济基础的要求和发展，但是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机械地、简单地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它自身也可以能动地、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反作用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政治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便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

政治上层建筑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它往往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并且拥有庞大的政治机器，它可以维持自己的存在，直到被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推 倒为止。这种地位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可以对经济基础施加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2）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同方向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方向的作用

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这种反作用是对抗性的，即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处在一种对抗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发展了，生产关系变革了，但政治上层建筑依然力求维护旧的经济基础，抑制新的生产关系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层建筑便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首要的问题便是改造这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政治上层建筑。

二是这种反作用是非对抗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矛盾，但是这一矛盾已经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自我改革和调适来逐步完善。当然，如果不能适时地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和调整，政治上层建筑仍然会成为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因素。

（3）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

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关系，而是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层层相关的互动关系。这一复杂、互动的矛盾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

政治上层建筑一般来说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政治上层建筑就应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紧跟着经济基础、经济条件的变革而变革，它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并与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相矛盾；

第二，政治上层建筑应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并不立刻、直接地反映生产力水平的变化。

政治上层建筑虽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和反映往往不是那么直接，而是要通过复杂和曲折的机制来反映；

第三，政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主要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政治上层建筑在总体上受经济基础的决定，但它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无能为力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受到封建的政治外的束缚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受到资本主义的政治外壳的强制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了。在这个时候，不改造政治上层建筑，社会便不能进一步发展； 第四，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互动关系具有多层次性。

这种多层次性的矛盾运动可能是相同性质的，也可能是不同性质的。在相同性质的矛盾运动中，表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适应的过程。在不同性质的矛盾运动中，由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状况，因此，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就会呈现出多层次性，包括经济基础内部既成的、旧的和新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政治上层建筑同既成的、旧的和新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这些复杂的关系所引出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体系。

第五，政治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

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循着这条规律而运动的。

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国家是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追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与演变历史的探讨。

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单个人——血缘共同体的出现——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国家的产生

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生产极其落后，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需要和种的繁衍，不得不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结成一个又一个共同体，来抵御来自自然界和其他共同体的侵扰，由此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组织，最初这种社会组织是以氏族的形式而出现的，而后是胞族、部落、部落联盟。

由于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利益差别，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组织来进行规约，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公共权力机构，这种公共权力是一种基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

这种机构 “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后来，随着世袭制的出现和战争的更加频繁，这种执行“社会职能”的机关，对社会越来越“独立化”，最终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形成国家。这是国家形成的一种途径。

恩格斯把这样形成的国家称之为“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

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这一过程有如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恩格斯论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是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这种力量具体表现在“公共权力的设立”，而公共权力的基础则是社会经济力量。

2.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在欧洲历史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1)古代城邦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一体化” 古代城邦的典范就是古希腊城邦，雅典又是其主要代表。

古希腊城邦的面积和人口一般都比较小，这为全体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条件。

1）社会生活等同于政治生活

亚里士多德“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所揭示的本质，在于城邦就是一个公民生活的全部内容，它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政治体制，社会生活就等同于政治生活。

2）人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城邦的各种事务

另外，它也反映了一种伦理规范，即人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城邦的各种事务——辩论、投票、选举、担任公职等等，这些被认为是内在于人的本质的因素。

因此，古希腊人的“国家”与“社会”是融为一体的，公民不经由任何中介而直接融人城邦的共同生活。但是，在古希腊，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不算作公民而被排斥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因而如果把一个城邦的全部人口视为一个社会的话，那么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就只能是一种虚幻了。

(2)西欧封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若即若离

西欧封建社会是在蛮族南侵与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蛮族入侵既打散了罗马帝国原有的行政体系，也带来了西欧社会的分裂。封建君主以逐级分封采邑的方式，通过领主与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但是，由于“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自然就软弱无力。

不过，西欧封建社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一些特殊传统和现象，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呈现出其独特之处： 首先，日耳曼法强调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为以后的自由主义及其对国家的抵抗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西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

其次，西欧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与王权并存的教会以及二者之间的争斗，教会的存在与活动始终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限制和挑战，教会与国家一起分享着人们的忠诚和进奉。教会因而成为与国家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也正是从教士与经院哲学家中最先出现了用人的自然权利反对王权的学说；

再次，在西欧中世纪时代，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批新兴的城市。城市兴起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公民可以较少地受到封建国家权力的侵扰，从而过着另外一种社会与政治生活，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市民社会在封建权力结构之外逐渐发展起来。

这样，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国家权力在社会的平面上留下了随处可见的空白，但社会也同样没有对国家产生明显的依赖或控制，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比较轻松地在西欧站住脚并扩展开来。

(3)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国家与社会有清楚的区分 封建专制主义是从分封制国家向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大约在17—18世纪趋于成熟)。

封建专制国家要求王权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因而它必须首先打破旧有国家与社会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且使王权在每个政治共同体内部成为没有争议的最高权威。

在封建专制国家，国家与社会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区分；与此同时，国家又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控制。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已经率先现代化了，而社会对国家进行制约的现代化则要等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逐步制度化。

(4)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自由主义模式和国家主义模式 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与外部环境的较大差别，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建立的国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和国家主义模式，或称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

1）自由主义模式

这一模式由三个基本假设作支撑：

第一，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的评判者与追随者； 第二，由于一种社会的“先定的和谐”，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可以自动带来社会利益的发展；（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带来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成长”）

第三，由不完善的个人组成的国家也是一种不完善的机构，从而容易犯错误。由于社会必须由国家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务，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作用限制到最小程度。

2）国家主义模式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经济相对落后，法德两国在实践中形成了与英美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即国家广泛介入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国家广泛参与经济生活和行使大量的社会职能； 第二，政府对于社会生活进行较多的干预。

这种国家主义的模式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控制与高度整合，社会不享有任何独立于或者对立于国家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要以牺牲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为代价。这种模式发展到极端，就成为极权主义，即国家充斥了整个社会的模式。

(5)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国家迅速膨胀，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随着19世纪以来生产技术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自由主义模式的三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了动摇。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国家职能的广泛扩展，现代国家承担的广泛职能已经使它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组织、群体和个人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之内，改变它们的角色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现代社会处于国家迅速膨胀的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如何在国家急剧膨胀的今天保证个人与社会较高程度的独立与自主性，也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建立一种合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

(6)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国家高度渗入社会 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指的是像日本、韩国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与古典的自由主义国家，甚至与现代西方国家不相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其特点主要有： 第一，国家维持了高度的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

第二，国家对本国经济进行了大量的保护与扶持，其中既包括贸易方面的保护，也包括对重点支柱产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对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与经济秩序的创建与维护；

第三，国家不仅制定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而且通过产业计划以至行业计划对个别企业进行指导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当然，当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欲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就必然要求调整原先国家高度渗入社会的模式，提高社会的民主程度和增强社会自身的自主性。

三、政治、经济与政治制度 1.政治与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以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行使为核心内容的一套正式规则体系，它以国家的存在为载体，由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予以确认，并具体体现为一定形式的国家权力配置模式。

这种规则体系即政治制度是人类发挥其创造性并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它主要包括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为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制度。政治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动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等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

2.经济与政治制度

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政治制度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与国家密切相关，属于历史的范畴。

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也没有国家，所以不存在政治制度。虽然当时也有社会管理以及为人们普遍遵守的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规则或习惯，但它们不具有政治性质。进入阶级社会后，政治制度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任何政治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其性质和模式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同时，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自己赖以建立和存在的经济基础起巩固和推动或延缓发展的作用。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政治制度也必然发生变化。人类历史上先后产生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封建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无不反映了这一历史规律。

3.作为政治制度的国家发展趋势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展望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时指出，“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变迁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1.生产力的革命性变化

如果我们从社会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作一划分的话，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四次极富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化。

第一次是工具制造的革命，大约发生在250万年前，其结果是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脱离出来，与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是农业革命，大约发生在1万年以前，其结果是人类从自然食物中解放出来，使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为生产者，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

第三次是工业革命，大约发生在300多年前，其结果是人类从土地和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公民，使人类生产方式从手工生产变成机器生产，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

第四次是知识革命，这是目前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场最为全面、彻底的革命，其结果将使人类从机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使人类消费模式从物质消费型转向知识消费型，人类社会由此将进入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

2.生产力变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1）提高了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平（2）拓展了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3）使全球化日益显现

二、社会变化导致制度变迁

在社会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因素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继经历了几次大 的社会整体结构转型，导致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制度变迁。

1.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变迁的影响

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整体结构转型是由原始的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的变迁。其整体性特征就是农业化，即首先在经济领域实现了由原始的“采集一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而农业经济则是以个体的分散劳动、土地的占有、定居生活为根本特征的。与之相适应，在政治领域必然造成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和人治化取向，在社会领域表现出强烈的等级化和封闭化特征，在文化领域则为宗教化和单一化。

2.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影响

人类社会的第二次整体结构转型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其整体性特征是现代化。这一过程的根本动力在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迅速增长，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和发展。因此，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它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一中心，推动政治、法律和社会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整体性社会变迁。与第一次社会整体性结构转型相比，在政治领域实现了向民主化、法制化的转变，在经济领域实现了向工业化、自动化、商品化的发展，在社会生活领域实现了向城市化、分层化的转型，在文化领域则实现了向世俗化、理性化的转变。

3.工业社会向全球知识社会变迁的影响

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整体结构转型是由工业社会向全球知识社会的整体性变迁。

这是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场席卷全球、内容广泛、影响深刻、变革激烈、形式特殊的社会变迁。这次社会整体性结构转型是以知识革命为先导的，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全球化的兴起，因此所体现出的整体性特征也就是全球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因经济领域向知识化、智能化转变而出现的知识经济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的到来导致现有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并使财富的社会、历史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成为全球化时代中最为重要的财富。

与此相适应，在政治领域，公民的自由化程度将不断提高，政治问题将跨越国界而逐步转向国际化甚至全球化。在社会领域，学习终身化、社会学习化将得到普及。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的同时，社会各组成要素彼此间的联系与互动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一个网络化、全球化的社会将由此诞生。在文化领域，全球化的 推进正在全世界形成新的文化样式，各民族文化将突破地域限制而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接受考验与评价，文化也将实现向多元化、世界化方向的转变。

三、社会发展导致制度创新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因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变化，人类的政治制度设计也相应经历了不同的创新历程，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诞生了体现该时代鲜明特征的政治制度。

1.社会发展促使政治制度从地向高的更替

如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因而产生了与奴隶制经济时代相对应的奴隶制政治制度，以及与封建自然经济时代相对应的封建制政治制度；到了封建制时代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和发展，更由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推动，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要求的政治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从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作出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是取代封建主义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但它仍只不过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取代了另一种剥削制度，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得愈发不可调和且日益尖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即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和最终取得胜利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2.社会发展导致制度创新的趋势不可动摇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性质的前提下，对自身进行了“有限改良”，但其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其内在危机始终存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新经济”，加速推动经济全球化，由此带来了财富的不断增加，但这些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会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不论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进程如何，它最终都不可能摆脱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客观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第三节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关系的两种模式

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同的路径和发展逻辑

人类历史上相继产生了奴隶制政治制度、封建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几种主要的政治制度模式。当今世界主要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两大类型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却经历了不同的路径和发展逻辑。

任何旧社会制度的死亡和新社会制度的产生，总是要经过真正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与其他阶级革命建立新社会形态和新政治制度的过程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区别在于： 1.两者革命的前提不同

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结构较为现成的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社会主义结构现成的形式没有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2.两者革命的任务不同

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则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3.两者革命的进程不同

资产阶级革命通常以夺取政权来宣告完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正是这三大区别，决定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在时间上是后者先于前者，在二者的关系上是用前者进一步促进后者的发展；

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在时间上是前者先于后者，在二者的关系上是用前者保障后者的建立以及用后者巩固和促进前者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和发展的不同路径。

一、以社会经济发展推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1．在生产关系上，利用经济发展提供的基础条件，全面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以此来调节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战以后，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城市的迅速崛起、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和劳动力 相对过剩的状况，其危机日趋尖锐，从而导致了以失业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化和复杂化。

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为了给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创造一种“安定的社会条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被迫对自身进行“有限改良”，纷纷走上了“福利国家”之路，这表现在政府社会职能的管理范围逐步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公共教育、消防、交通管制、医疗、社会保险、贫困救济等等。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一方面主要体现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节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对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产生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体现在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等事业，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自身素质，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以此确保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2．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上，政府加大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完善了经济制度

1929-1932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有鉴于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力度。除了运用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和政策手段之外，西方国家政府还凭借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资本相结合产生的力量，运用“国有化”、“计划化”的方式来指导全国经济活动，推动或抑制资本的社会运动，以此来达到直接控制、管理和调节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目的。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努力寻找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另一方面努力推动在私有制基础上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促成了国有制、法人所有制、社团所有制以及资本家个人所有制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

此外西方国家还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其中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在税收、福利政策、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加强国家干预等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调节并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不仅如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特别注重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以期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创新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3．在政治统治方式上，政府以全社会的统治者的姿态对社会实施控制，其方式更为巧妙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日趋尖锐，并且表现得更加不可调和。为缓和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纷纷借助和运用国家强制力来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实行多种社会监督，对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控制或施加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以全社会的统治者的姿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超阶级”的姿态对社会进行控制，而且其控制方式更为复杂、更为巧妙，通常以纪律和规范的形式出现，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第一，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采取了民主共和制的形式，并在法治的旗帜下通过一定的民主政治程序来实现其政治统治职能。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中，由于采取了君主专制制度，政府权力完全由君主垄断，被统治阶级很难享有过问政府事务的权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宪法和法律一般都规定公民享有通过正常的民主政治程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实际上的政治不平等变得相当虚幻，但它毕竟为广大公民提供了一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

第二，政治统治职能中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加强军事力晕等内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了发展本国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道路。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些资本主义大国都在不断地调整其外交政策和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以求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便更好地为本国的政治和经济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转移国内各种矛盾和满足部分国民的心理要求的作用。

二、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一切都昭示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