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司改：一线法官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第一篇：另眼看司改：一线法官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另眼看司改：一线法官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法眼观察” 二十万法律人的共同选择来源/微信号“四川全兴律师事务所” 作者/无名（资深法官），原文标题“让一线办案法官留得住、担得起、判得下” 当前一线法官的职业保障现状

1.职业待遇低下，一线法官已流失严重，凸显“留不住”的困境

一线法官，特别一线中、基层法院一线办案法官的流失现象持续加重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并逐步引发社会的关注，仅在百度中搜索“法官流失”，搜索结果就达5,040,000个。法官在工资确定、职级确定、管理制度上均按照公务员法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一方面造成法官的工资收入、职级待遇与准入难度、工作强度、工作压力极不相适应，导致法官向外部流失的冲动加剧；另一方面，“大锅饭”式的按行政级别高低确定工资待遇的弊端在法院显得尤为突出，完全忽视了法官从事司法办案任务的特点，已成为法官内部流失的“罪魁祸首”。试想，法院同一级别的法官办不办案工资待遇一样，谁愿意来辛苦办案并承担基于办案之上的种种考核、种种责任？办100件与办300件的工资待遇也是一样，谁又能愿意去办300件？更为严重的境况是，如果说外部流失是一种正常的人才流动，而内部流失往往引发恶性循环。由于审判岗位上的所承受的案件数量与工作压力呈年年递增之势，在“办不办案一个样、办多办少一个样”的现状下，中、基层法院一线办案法官普遍出现想方设法逃离审判部门、削尖脑袋调往综合部门的思维态势，这种内部流失更加剧一线办案法官的工作压力并迫使流失更为严重。这种态势的慢慢恶化，严重的设想会形成一股错误的“三荣三耻观”，即“以不办案为荣、以办案为耻”，“以少办案为荣、以多办案为耻”，“以办简单案件为荣、以办复杂案件为耻”的错误思潮。

2.行政色彩深厚，法官办案需层层汇报，凸显“担不起”的现实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因层级不同而形成行政职权的强弱是一种必然，但这种强势的上级行政职权与要求中立、亲历的司法规律相交错，必然造成办案法官担不起的现实。对一线办案法官来讲，行政色彩之体现，分为“于外”与“于内”两种，于外的行政干扰即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对法院之干扰，此类干扰呈“点”状，通常体现在重大案件之指示，容易引发关注，并已成为社会精英阶层常呼吁 “司法独立” 之理由。而于内的行政干扰即是上级法院通过考核指标对下级法院的干扰，此类干扰呈“面”状，外部不易察觉，但已成为一线法官，特别是一审法官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改判发回、考核排名、信访投诉这三座压在一线法官身上的大山，可谓是外部行政化尚未摆脱，内部行政化却已然加重。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结论是司法者智慧的结晶，司法结论在法律的规定之上，必然会凝聚着法官内心的确认与自由裁量的行使，司法结论错误与否的判断，应取于司法者是否廉洁、是否循私、是否渎职，而非取决于上下级法院的办案法官是否“着眼到一处”、“考虑到一起”、“保持到一致”。司法改革对四级法院的定位就明确了二审法院的纠错功能，如果出现“改发”就算一审法官的错误，那么谁来保证二审的结论就一定正确？如果一审法官想避免这种“错误”，那么除了不办案、拖延办案之外，实在对避免这种“错误”无计可施。一审法官何时不再忌于当事人上诉之忐忑、二审改发之高悬，将手中的法槌敲得果断、将笔下的判决出得果敢，让一线法官担得起裁判的责任，司法的效率也必似快马加鞭。所以，笔者认为，内部行政化之害已远大于外部行政化，破除司法行政化，理应从破除内部行政化谈起，实现审级独立远比实现司法独立更为紧迫、更为现实。

3.司法环境恶化，案件裁判后风险增多，凸显“判不下”的困惑

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勋爵曾这样说道：当法官依法行事时，每位法官均应受到保护，以免负赔偿损害的责任，所有法官都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需担惊受怕，决不能弄得法官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做，我要负赔偿损害的责任吗？只要法官在工作时真诚的相信他做的事是在他的法律权限内，那么他就没有受诉的责任。当前，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社会成员诚信不足，群众法律意识不强等现实境况相互交织，司法环境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随之导致审判责任的压力不断增大，使一线承办法官力不从心。特别在民事审判领域，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拖延诉讼等现象在民事审判过程中时有出现。在营造和谐社会的理念下，面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甚至是提交伪证等现象，惩戒之鞭趋于“内扬”，忌于“外施”。回看四会市法院法官莫兆军案，莫兆军法官在审理一起欠款纠纷案中，原告李某依据被告亲笔签名的借据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清偿债务，而被告虽辩称该借据是受原告胁迫所写，但又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因此，莫兆军法官判决被告清偿原告借款一万元。宣判后被告自杀，原告李某被公安机关传唤，李某承认了借条系自己胁迫原告所写的事实。不久，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罪对莫兆军法官进行了刑拘并批准逮捕，此案经肇庆市法院一审判决莫兆军无罪，肇庆市检察院不服判决，提出抗诉。经广东省高院终审宣判：莫兆军无罪。此后，莫法官离开法院，回家养猪。此案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搜狐网发表《无罪法官回家养猪，莫兆军的悲剧就结束了吗》的文章。再有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原副庭长徐福荣案。检方指控，徐福荣在担任审判长审理“丁海玉与昊都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的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职责，错误采信证据，导致错误判决，致使国有资产遭受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应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宁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徐福荣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决后徐福荣不服，提出上诉。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更有在微博上引发关注的“含冤法官金林响”、“尹通法院郭学宏”、“马瑞芝法官”以及至今尚未终审的“王桂荣法官案”等等，不胜枚举。对于贪赃枉法的法官，自然应当坚决清除。但如果并没有基于受贿、贪赃及循私行为，法官依据法律规定、依据证据规则、依据内心确认断案，竟也可能成为被追究的犯罪行为。伪造证据者、虚假诉讼者、闹访滋事者未被追究，采信证据不当，亦或是未揭穿当事人谎言的法官已然受到刑事指控。在缺乏法官职业保障的今天，在虚假恶意诉讼日益增多的今天，法官职业风险是如此之高，信访后果高悬于判决结论之上，判决所造成的信访后果、社会影响均是一线法官难以承受之重。法官每接手一本卷宗就如同接手一个包袱，每办结一个案件就如同拆除一枚炸弹，这让办案法官何以不畏难、何以敢下判。形势逼迫法院为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买单，而法院只能牺牲法官个体为个案影响买单。法官仅因为其司法行为就可能从审判台上的司法者成为审判台下的阶下囚，司法环境的恶化凸现一线法官“判不下”的现实困境。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迫切需要

1.确保法官队伍稳定，是落实司法责任的基础条件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这种判断系司法主体基于法律事实的查明及法律规定的适用而作出的司法结论。作为承担定纷止争任务并赋予生杀予夺权力的司法权必然要以相应的司法责任予以配套并发挥制约司法权滥用之作用。司法责任的落实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有相应的错案认定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法官职业豁免制度相互配套才能合理有效的达到司法责任追究的目的。但在研究各项配套制度的同时，容易让制度制定者忽视的问题是法官队伍的不稳定，而在这种不稳定加剧的情况下，何以有效实现司法责任的落实？从一线法官流失的速度及规律来看，逐步趋于人员年龄年轻化、工作时间短平化的方向发展，某西部省会城市主城区法院2006年所招4名法官已全部离职，2007年所招6名法官仅剩余1人，2010年所招8名法官至今已离职5人。“干几年就走、过把瘾就撤”的态势在中、基层法院，特别是“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基层法院较为突出，从各地法院最近几年大量公招、遴选法官的数量也可以反映出法官流失速度是只增不减，人民法院已然成为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黄埔军校”，培之以才却不能为之所用，实为人民法院整体建设及司法改革的遗憾。而对于前述情形的应对之法，多数法院普遍采取以“未达到公务员五年服务期”为由对法官辞职不予批准之类的行政阻碍手段来阻止法官辞职，当前甚至有的法院自行发布文件对达到公务员五年服务期的法官也停止审批辞职。然，随着案件逐年增多，一旦形成“铁打的法院、流水的法官”之格局，任何以行政手段阻碍辞职的手法都是治标而不治本，任何缜密的司法责任制度都难以落实。因此，落实司法责任，首先要实现法官职业保障的落实，以期实现法官队伍的稳定，并以法官队伍的稳定实现司法责任制有效运行并取得实效。2.提高法官职业待遇，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司法改革已进行了十几个年头，对于提升法官职业待遇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少。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法官队伍过于庞大，无法全面提升法官待遇之原因；亦有纳入公务员管理致使法官薪酬无法从制度上突破之原因；更有不少学者甚至高层认为当前法官队伍还未实现精英化尚不能甚至不配给予高薪酬待遇的认识原因。第一、二项原因正是此轮司法改革要破除的顽疾，对于第三项原因，笔者认为，这是一项观念认识之误区。法官待遇的提高与法官队伍的精英化是一个有规律的先后实现过程之分的，即应先通过提升待遇吸引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驻足与加入，而不是试图在低待遇的境况下梦想法官精英化自动实现，前者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后者肯定是阻力重重、痴人说梦。即：宁让待遇等人才，莫让人才等待遇。只有通过提高职业待遇，保留下现有的经验型法官，并吸引更多有志于从事司法审判的法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才能真正从源头上实现法官精英化，并筑牢实现司法公正的人才保障。3.赋予法官职业豁免，是提高司法效率的现实要求法官的职责是裁判，裁判所基于的事实是法官通过组织庭审、审核证据所查明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只能无限接近客观事实。但随着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化，社会道德诚信的失速，虚假恶意诉讼、制作提交伪证的行为亦有愈演愈烈之势，使得法官在查明客观事实上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基于案件之上的裁判风险亦越来越大。最近几年，因为判决一个案件、调解一个案件、甚至是撤诉一个案件，法官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被当事人随意信访投诉的例子并不鲜见。一线办案法官对案件的厌恶态度，对不办案岗位的向往程度与日俱增，直接导致的情形之一就是办案速度明显下降从而导致积案越堆越多。对于复杂、矛盾冲突激烈的案件，一旦裁判后出现当事人信访亦或是其他过激举动都是在裁判文书上署名的承办法官难以承受之重。即使是普通案件，一旦出现改判或是发回重审，亦是法官绩效考核制度下的过错认定。所以，一线办案法官面对复杂案件，不得不采取“和稀泥”的态度，边拖边调、边调边拖，拖无可拖，层层汇报后再说，这样又会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以及长期未结案的产生。因此，在取消违反司法规律的考核指标的基础上，还应当从法律层面上建立法官职业豁免制度，让法官面对矛盾冲突较大的复杂案件，敢于凭自身的内心确认及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及时下判，而不是瞻前顾后、久拖不决。只有让法官敢于下判并无后顾之忧，才能真正实现司法效率的提升。4.提升法官职业尊荣，是重塑司法权威的重要途径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社会都必须树立有效的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安定的秩序[i]，司法机关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终局解决者，其权威的高度决定了矛盾纠纷解决的力度。司法权威看似是司法机关的权威，但司法机关是由若干司法主体所构成，司法机关的司法过程以及对矛盾纠纷的解决结论最终也是以司法者对个案的审理裁决向社会公众表达，所以，司法权威之实质是由司法官普遍性存在的个体权威来体现，并通过司法权威的人格化实现司法权威从法治概念走向司法现实。时下，我国司法权威式微，其主要原因仍是司法主体，即法官职业尊荣的普遍缺失。试想，案件的承办者继续身陷繁重的事务工作中，司法的裁决者总是身陷案外干扰的忐忑中，仅凭司法机关豪华装修、形态庄严的机关大楼何以撑起司法权威的重塑与表达？最能向社会表达司法权威的载体是司法裁决，欲赋予司法裁决之上的权威表达，提升法官的职业尊荣必不可少。很难想象，缺少职业尊荣与职业保障的法官，动辄被当事人辱骂、跟踪的法官，如何在审判过程中展现自身的自信与沉着，如何在司法裁决中体现司法结论的睿智与权威。因此，司法权威是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首先需要内化于司法者来自内心的自信与超脱，才能外化于当事人对裁决的尊重与服从。而提升法官的职业尊荣，是实现法官内心自信与超脱的重要途径。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具体构想

1.突出一线办案法官的主体地位，确保司法责任的落实 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第一要务，特别是中、基层法院，承担着全国90%以上的案件，处在司法办案的第一线。当前，在中、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问题上，最难以回避的现实境况就是较大比例的法官可以不办案，更大比例的办案法官其实不愿意办案，一线办案法官希望调离审判岗位的比例亦日益增大。当这样的境况普遍性发展下去，“调离审判岗位”这一项对法官违纪行为的惩戒措施竟成为对办案法官的一种福利、一种愿望甚至是一种解脱。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办不办案一个样、办多办少一个样、办好办坏一个样”，然而最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于没有突出一线办案法官的主体地位。

新一轮司法改革在实行法官员额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官级别的按年限晋升的构想，但笔者认为，突出办案法官主体地位，应在制度层面上明文规定办案法官之职务晋升、薪酬提高、立功受奖与其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全面挂钩，实现“多办案快晋升、少办案慢晋升、不办案不晋升”之格局，使法官能专业于办案、专心于办案、专攻于办案，并促使司法责任从监督者的外部追究升华为司法者的自身要求，逐步形成“办案才是法官，法官必须办案，办案必然担责”的良好态势，达到突出办案法官主体地位的目的，并有效促进司法责任之落实。结合一线办案的现实境况，笔者畅想，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方向就应当向“不突出办案法官主体地位”的顽疾开刀，一方面实行法官的身份由办案数量来决定，即任命为法官必然办案，且凡是两年内未承办一定数量案件者，自动失去法官身份，空出员额另行遴选；另一方面实行法官的晋升亦由办案数量决定，而非单纯按时间来确定，比如某级法官累计办结800件案件可自动晋升为高一级法官，再累计办结1500件案件可自动晋升为更高一级法官等等。如此一来，让法院以办案法官为中心，让法官以承办案件为中心，真正将司法办案作为法院、法官的中心工作，“案多人少”之矛盾自然迎刃而解，司法责任的落实亦可水到渠成。2.切实提高一线办案法官职业待遇，促进司法人才的汇聚 提高一线办案法官的职业待遇，首先应从提高一线法官的薪酬待遇入手。笔者认为，首先，结合全国法院所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实际，为确保法官待遇与当地经济发水平相适应，办案法官的待遇应以当地公务员待遇为标准并适当高于公务员待遇，使法官的薪酬调整与确定能有所参照、有的放矢；其次，结合各地法院因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收案量差距亦较大的实际，为确保法官工作量与薪酬相适应，更应当探索并逐步实现一线法官办案数量与其薪酬相挂钩的制度，以期通过待遇手段提升一线法官办案效率与办案动力，激励有司法资格的工作人员竞选法官，激励在岗法官竞相办案，充分促进司法资源的内生性来缓解案多人少矛盾，达到不增加法官员额的前提下开源司法资源的目的，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司法人才均向审判执法工作一线汇聚，从而从根本上、制度上解决案多人少以及司法质量的问题。3.建立法官职务行为豁免制度，实现司法效率的提升 在社会矛盾复杂化、社会诚信与契约精神缺失的当下，办案法官的裁判行为实质上是在行使带有一定风险的判断权。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对证据的错误采信均将导致裁判结论的错误。更为可怕的是，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健全法官职务行为豁免制度，裁判过失与枉法裁判、渎职行为的界线不清，让法官随时可能因采信证据、司法行为、判决结果等方面的原因受到内部行政处分或刑事方面的追究。

如前述的莫兆军法官，因为被告对自己提出的“借条系原告方威胁而立”的抗辩主张没有举证证明，莫兆军依据证据规则判决被告败诉，在被告因此自杀之后，莫兆军受到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试想，在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情况下，莫兆军如果采信了被告的单方陈述，判决原告的借条无效，被告不用归还借款，如果原告亦自杀，那以莫兆军法官岂不是还是要受到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此案中没有贪污受贿，没有司法腐败，事后来看，仅是依证据所查明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差异，就因为引发了当事人自杀的后果，办案法官即受到刑事指控。

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官职业豁免制度依旧空白的今天，办案法官来自于办案的压力早已不是工作量大的问题，而是办案风险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必然尽快在国家层面出台法官职务行为豁免制度，厘清违法违纪与职业豁免的界限，让法官能敢于办案、敢于下判，从制度层面上保障司法效率的提高。

4.加大对司法秩序的维护力度，实现司法权威的重塑 司法秩序的维护一方面表现为对虚假恶意诉讼、提交伪证以及扰乱法庭秩序等违法诉讼行为的惩处，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缠诉闹诉行为之遏制。在我国的仲裁和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证人可以肆意撒谎、作伪证、造假文件，而不受任何惩罚和制裁，也不产生对自己不利的任何后果。在司法程序中对谎言和伪证的这种无底线的纵容导致了一系列恶果、不义、低效、以及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此外，公民对裁判结论的不服或是质疑，诉讼法规定了详细的上诉、申诉制度，并以相配套的二审、再审程序予以纠正。故对于当事人基于司法裁决错误的救济途径相当明确，但现实境况却是部分当事人信访不信法、上访不上诉，只要败诉，就以诸如拉横幅、网上炒作、滞留法庭、围堵辱骂法官等等过激行为向司法者施压。亦或是以自杀、上访相威胁，在法官缺乏职业保护的情况下，无论是法院还是办案法官，都怠于亦或是不敢于对当事人的缠诉闹诉等行为进行有力的制裁，当事人往往可以从虚假恶意诉讼、制作提交伪证以及缠诉闹诉行为中获得现实的利益，因而又使虚假诉讼、缠诉闹诉行为扩大化。前述行为造成的后果是社会资源与司法资源的世大浪费，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因此，加大对虚假恶意诉讼、制作提交伪证及扰乱法庭秩序的惩罚力度是重塑司法权威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由于虚假恶意诉讼、制作提交伪证、扰乱法庭秩序以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行为均发生于人民法院组织的诉讼程序之中，往往此类违法诉讼行为发生后，由于法院不享有侦查、公诉权限，而公安、检察机关无法及时介入等原因，使传统的刑事司法程序难以规制上述违法诉讼行为，故加大对上述诉讼违法行为的惩处规制力度，急需构建现实可行且高效的追究方式和追究程序。

笔者建议，应在《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院对上述违法行为直接享有侦查、惩戒的权力。借鉴国外对于违法诉讼行为的处理经验及我国的司法现状，应在各级人民法院内部研究设立“诉讼行为监督局”，专司对所有诉讼参与者于诉讼全过程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执法，“诉讼行为监督局”对《刑法》所规定的用于保障人民法院正常诉讼秩序而设立的【虚假诉讼罪(修正案九】、【扰乱法庭秩序罪(修正案九)】、【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享有侦查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部门发现上述违法行为可直接移交本院的“诉讼行为监督局”处理，“诉监局”在侦查结束后，视情节予以罚款、拘留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诉监局”可直接提请事发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径行裁判定罪。此举可从根本上实现对诉讼违法行为进行高效的监督及规制，从根本上扭转不良的诉讼风气，提高公民对诚信诉讼的认知，以期保障司法审判的有序开展，保障办案法官的职业尊严，保障司法权威的有效重塑。

2016最值得关注的2个法律公号

↓↓↓等待您的品鉴↓↓↓法务之家ID：law114-com-cn

第二篇：中国农民工问题现状与出路

1.介绍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是中国城镇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中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民工却缺乏平等的城市社会权利，无法融入城市，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转移就业、农民的增收、农业农村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因此农民工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本文在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农民工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2.分析

2.1当前中国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2.1.1工资待遇低，欠薪现象严重

目前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大大低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而且，大部分农民工纯粹就是工资性收入，没有享受其他如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带薪休假等社会福利待遇。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大多是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情况下获得的，付出的成本更高。农民工不仅工资收入水平低，而且还经常被拖欠，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将“恶意欠薪”列罪，打击了少数无良企业和个人的恶意欠薪行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工权益，但每年农民工欠薪现象总是屡禁不绝，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

2.1.2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

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制造、建筑、传统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担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重、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危，险性高，劳动环境差，而且，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高。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一些私营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把农民工的憨厚当作自己的“摇钱树”，不择手段强制农民工长期加班，不仅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很大危害，还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2.1.3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

由于中国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很不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大多数人都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些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也纷纷退保。虽然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户籍、社保等方面已经逐步城乡一体化，但返乡农民工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是“含金量”不高。应该说，这暴露了现行农民工社保制度的种种弊端，既不利于将来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给未来国家的养老问题增加了新的难度和挑战

2.1.4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合同到期后没有及时续签。企业主为减少企业成本，通常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签订劳动合同，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简单而且不规范，造成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调查取证的后果。部分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也存在着许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内容和条款，如一些从事建筑、采矿等危险行业的用工单位私下与农民工签订“事故责任自负”的“生死合同”，为在发生争议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上埋下了隐患

2.1．5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缺失

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是子女义务教育困难。很多地

方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门槛很高，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只能选择教学条件不好，教学设施、师资质量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二是居住条件比较恶劣、很多农民工处于居无定所的状况、虽然不少企业有集体宿舍，但符合建筑安全和卫生条件的不多，简易房、工棚、地下室、旧房改造房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三是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目前城市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对农民工一直是一个难点和盲区，农民工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很低

2.1.6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

目前约占农民工总数60% 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遭遇“城乡双重边缘化”。由于森严的“身份壁垒”，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从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他们对乡村陌生，没有返乡的愿望，没有务农的技能，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又不被真正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教育，更具民主、平等和维权意识，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等现象具有更低的容忍度，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长此以往，极易形成一系列社会危机和不安定因素

2．2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

2.2.1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连接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被城市接纳乃至受到歧视，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这种状况不解决，不仅农民工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可能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治和地区分割的二元制度结构。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使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社会保障等与户口脱钩，让农民工平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待遇

2.2.2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第一可参照新农合政策，通过降低交费标准，由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出一部分，农民缴一部分，使农民工尽量少缴或者不缴费，推动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二要缩小农民和城市职工保障水平的差距，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工资收入者，打破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截然分开、差别对待的状况，打破地区分割，不断提高社会统筹的层级，最终实现全国统筹。三要建立健全转移接续机制，研究制定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跨地区转移。四是探索建立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比较特殊的群体，流动性强，因此可考虑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分开，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身的体系。

2.2.3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

一是要加强农民工招用合同管理。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劳动合同试用期的规定，不得滥用试用期侵犯农民工权益。劳动保障部门要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特别是重点抓好农民工比较集中的采掘、建筑、加工等行业的监督检查。二是要加强劳动安全管理。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及标准，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发生重大职业安全事故，除惩处直接责任人和企业领导人外，还要追究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

2.2.4多措并举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一，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在维权问题上的复杂性，应尽快制定、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依法确定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利，明确对各类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给予处罚的具体措施，为农民工提供法律上、制度上的保护和保障。第二，劳动保障部门应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完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长效机制，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使农民工收入稳定有保障。第三，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对违规企业要加大处罚力度，为农民工维权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第四，要充分利用工会资源和手段。各级工会要不断完善工会维权机制建设，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广泛开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维权活动，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第五，加强对农民工维权的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要敢于及时披露报道典型案件，为全社会关注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为维护农民工权益，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2.5加强和改善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

农民工也是城市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在无法享受城里人各项公共福利的状况下，以极低的成本为城市的企业提供了大量利润，并创造了城市的税收，同时还在很多方面承担各种不公平的费用。因此城市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来对作为纳税人之一的农民工提供正常的管理和服务。政府部门应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按照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进一步消除有关政策性和体制性障碍，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服务、住房问题完全纳入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系统之中，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实 现 农 民 工 与 市 民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均 等化。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享受范围，使农民工的居住有保障。

2.2.6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

第一，要重视抓好农民工培训工作。政府部门要做好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要强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责任，同时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第二，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通过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使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学会利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第三，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应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行“9+1”义务教育，对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半年至1年的短期职业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第四，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让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

2.2.7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

进城务工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但从长远和各地实际情况看，还应从多方面为农民就地转移创造就业机会。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之一。发展乡镇企业和发展小城镇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两者可以互促互动、互为依托、共同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相融合有利于节约耕地、保护环境、有利于彻底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鼓励和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 应引导乡镇企业相对向小城镇集中，对农民投资采取优惠措施，有计划地限制乡镇企业在一般乡村的发展，鼓励和促进农民进入小城镇开办企业 鼓励吸引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实现小城镇发展和农村经济共赢。

2.2.8建设发展中西部城市

目前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区域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政府指导和服务，盲目地往东部经济发达的、现有成熟的大中城市转移。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现有的城市生态环境不能容纳农村所有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生态环境在较长时期内是刚性的。因此可以借鉴巴西、美国的成功经验。如巴西的巴西利亚，就是为了改变巴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北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建成。又如美国的“西进运动”实现了中西部城市崛起和人口、经济的大转移。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开发中西部，将经济发展逐步向中西部推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无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求，还是将来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都有必要实施新一轮人口、经济的战略转移。因此，中国应结合西部大开发，将经济发展逐步向中西部推进，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建设城市，增加中国城市供给量，改变劳动力单一向东部流动的方向，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3.结论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规模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增多，农民工问题日益突显。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看，农民工外出就业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更好地发挥这支城市建设生力军的积极作用，对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篇：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大，农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位置举足轻重。全省９６６７万人口中，乡村人口占７２．８％；我省国内生产总值中５０％以上是靠农业及相关产业实现的。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我省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我省农业和农

村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００８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３７亿元。农民收入稳定增长。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７年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４．３％。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小麦播种面积稳定保持在７０００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从１９９８年开始连续５年保持在４０００万吨以上，近３年来连续居全国第一位；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一位，畜牧业增加值等八项指标居全国第一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优质小麦、优质专用玉米、优质水稻、优质红薯的面积不断扩大，分别占各类作物总面积的３８．８％、５５％、６０．２％和４７％；林业、畜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上升，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省粮食年加工能力达２５００万吨，占粮食年总产量的６０％以上；肉类加工能力达２３０多万吨，乳品加工能力７０万吨。

农村改革不断深入。顺利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总体减负４２．８３％，人均负担由１２９元降至５５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７４０４万亩，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５７００万亩。完成人工造林４５０万亩，其中退耕还林３８０万亩。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机总动力达６９００多万千瓦，仅２００３年就新增联合收割机２万余台，相当于前５年发展数量的总和。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和公路“村村通”工程，农村用电、交通条件得到改善。

农村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科普、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党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思路和方针。我省结合实际，集思广益，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农村。今后，我们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始终不渝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突出抓好中央１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扶持，突出抓好粮食直补、降低农业税、良种补贴和农民补贴的政策落实，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发挥粮食主产区的作用，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好有限的耕地。要改变传统农业的粗放经营方式，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农民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的单产和质量，实现增产增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使种粮农民有利可图，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把我省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继续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以国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为契机，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我省以优质小麦为重点的优质粮生产加工基地建设。以规模化养殖为重点，加快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加强林业基地建设，优先发展速生工业原料林基地，推进林纸、林板一体化，大力发展名优特经济林，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展农民外部增收空间。首先，抓好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抓好劳务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搞好就业指导和中介服务，为农民及时提供外出务工就业信息，引导农民有序流动。同时，抓好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给予服务和支持。

加大投入，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落实好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二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１１．６亿元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四是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四篇：劳动力就业问题:某县劳动力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就业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时期，如何有效解决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国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因此，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

一、当前就业的国际国内形

势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开始衰退，GDP由1999年的5.0降至2000年的4.0。特别是美国的“9.11”事件后，全球经济更是大幅下滑，世界GDP2001年降至2.2，目前一直在3以下波动。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世界各国的失业率也日益上升。如总量占世界GDP达65的三个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其2002年的失业率已分别达到6、7.6和5.3,均创九十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美国的失业率较2000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日本的失业率比1997年上升了1.9个百分点。据2002年6月第九届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提供的数字，目前全球已有约10亿多人失业或就业不足。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全球最突出的发展问题。国内方面，我国目前有约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和1460万城镇下岗职工，城乡每年还有约800—1200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大军。再考虑目前的国有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与深化改革，以及加入WTO后国外的冲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大军将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比1996年上升了整整1个百分点，且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的速度在逐年加快。排除城镇登记失业率在年龄、户口以及不包括下岗职工等方面的限制，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测算，目前我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为8.3，其中男性为7.7，女性为9.0。而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放缓，GDP增长速度由1995年的17.4下降到2002年的8，预计今年的GDP增长速度大概只有7左右，在目前我国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约为0.1的情况下，预计今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只有800万个左右，还不能完全满足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二、目前##县劳动力就业的现状与问题

（一）人口情况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县户籍人口71.8万人，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10.27，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居第5位，比1990年“四普”增加35304人，平均每年增加3418人，年平均增长率为4.9‰。户籍人口中，常住本乡镇半年以上人口67.2万人，占总人口的93.64；外出本乡镇半年以上人口4.5万人,占总人口的6.29，其中：离开本县半年以上人口3.5万人，占总人口的4.93；常住本地户口待定人口491人，占总人口的0.07。##县常住人口68.7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9.86，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居第6位，其中非农人口6.7万人，占总人口的9.79。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17.2万人，在全市各县（市）中居第5位，占总人口的25.01，比重超出全市1.11个百分点，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居第2位，仅次于邵阳县；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46.2万人，在全市各县（市）中居第6位，占总人口的67.27，比重低于全市1.47个百分点，比相邻县邵阳县高0.93个百分点，低于邵东、隆回1.6和1.87个百分点，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排在倒数第2位；65岁及以上的人口5.3万人，在全市各县（市）中居第6位，占总人口的7.72，比重超出全市0.36个百分点,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居第3位,仅次于武冈市和新宁县。人口总抚养比（即0—14岁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居全市第二位，仅次于邵阳县，劳动适龄人口生活负担重。

（二）就业现状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县现有各类从业人员391241人，占总人口的56.96，比全市58.66低1.7个百分点，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列第9位，在各县（市）中排在倒数第1位。各类从业人员中，男性211150人，占54，女性180091人，占46。按行业分组，农林牧渔业320177人，采掘业3327人，制造业19475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704人，建筑业10379人，地质勘查和水利管理业114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5598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13116人，金融保险业954人，房地产业125人，社会服务业2646人，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2862人，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6450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45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3747人，其他行业1522人。其中，第一产业320177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1.84；第二产业33885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66；第三产业37179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50。从业人员中，15—19岁的22087人，占5.65；20—

第五篇：劳动力就业问题:某县劳动力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就业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时期，如何有效解决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国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因此，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

一、当前就业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开始衰退，GDp由1999年的5.0%降至2000年的4.0%。特别是美国的“9.11”事件后，全球经济更是大幅下滑，世界GDp2001年降至2.2%，目前一直在3%以下波动。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世界各国的失业率也日益上升。如总量占世界GDp达65%的三个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其2002年的失业率已分别达到6%、7.6%和5.3%,均创九十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美国的失业率较2000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日本的失业率比1997年上升了1.9个百分点。据2002年6月第九届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提供的数字，目前全球已有约10亿多人失业或就业不足。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全球最突出的发展问题。国内方面，我国目前有约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和1460万城镇下岗职工，城乡每年还有约800—1200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大军。再考虑目前的国有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与深化改革，以及加入WTO后国外的冲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大军将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比1996年上升了整整1个百分点，且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的速度在逐年加快。排除城镇登记失业率在年龄、户口以及不包括下岗职工等方面的限制，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测算，目前我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为8.3%，其中男性为7.7%，女性为9.0%。而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放缓，GDp增长速度由1995年的17.4%下降到2002年的8%，预计今年的GDp增长速度大概只有7%左右，在目前我国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约为0.1的情况下，预计今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只有800万个左右，还不能完全满足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二、目前##县劳动力就业的现状与问题

（一）人口情况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县户籍人口71.8万人，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10.27%，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居第5位，比1990年“四普”增加35304人，平均每年增加3418人，年平均增长率为4.9‰。户籍人口中，常住本乡镇半年以上人口67.2万人，占总人口的93.64%；外出本乡镇半年以上人口4.5万人,占总人口的6.29%，其中：离开本县半年以上人口3.5万人，占总人口的4.93%；常住本地户口待定人口491人，占总人口的0.07%。##县常住人口68.7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9.86%，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居第6位，其中非农人口6.7万人，占总人口的9.79%。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17.2万人，在全市各县（市）中居第5位，占总人口的25.01%，比重超出全市1.11个百分点，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居第2位，仅次于邵阳县；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46.2万人，在全市各县（市）中居第6位，占总人口的67.27%，比重低于全市1.47个百分点，比相邻县邵阳县高0.93个百分点，低于邵东、隆回1.6和1.87个百分点，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排在倒数第2位；65岁及以上的人口5.3万人，在全市各县（市）中居第6位，占总人口的7.72%，比重超出全市0.36个百分点,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居第3位,仅次于武冈市和新宁县。人口总抚养比（即0—14岁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居全市第二位，仅次于邵阳县，劳动适龄人口生活负担重。

（二）就业现状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县现有各类从业人员391241人，占总人口的56.96%，比全市58.66%低1.7个百分点，在邵阳市九县（市）三区中列第9位，在各县（市）中排在倒数第1位。各类从业人员中，男性211150人，占54%，女性180091人，占46%。按行业分组，农林牧渔业320177人，采掘业3327人，制造业19475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704人，建筑业10379人，地质勘查和水利管理业114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5598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13116人，金融保险业954人，房地产业125人，社会服务业2646人，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2862人，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6450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45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3747人，其他行业1522人。其中，第一产业320177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1.84%；第二产业33885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66%；第三产业37179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50%。从业人员中，15—19岁的22087人，占5.65%；20—24岁的29332人，占7.50%；25—29岁的45616人，占11.66%；30—34岁的57903人，占14.80%；35—39岁的52146人，占13.33%；40—44岁的36668人，占9.37%；45—49岁的44288人，占11.32%；50—54岁的34828人，占8.90%；55—59岁的23472人，占6.0%；60—64岁的20770人,占5.31%；65岁及以上的24131人，占6.16%。未工作人口11.16万人，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22.19%，占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的24.15%。未工作人口中，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的人

口5485人，占5%，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的人口3225人，占3%。据2002统计，2002年末##县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共计20036人。其中：企业7744人，事业8763人，机关3529人，分别占38.65%、43.74%和17.61%。第一产业634人，占3.17%，第二产业4761人，占23.76%，第三产业14641人，占73.07%。2002年末农村劳动者33.11万人，其中农业劳动者22.29万人，占67.32%，非农业劳动者10.82万人，占32.68%。

（三）主要问题

1、就业水平低。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县虽然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实际就业水平很低。首先，人口就业率不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县总人口就业率仅为56.96%，比全市58.66%低1.7个百分点，居邵阳市九县（市）中倒数第1位。其次，劳动力资源实际利用率较低。根据2002统计资料，2002年末我县从业人员为35.41万人，劳动力资源实际利用率（即从业人员占劳动力资源总量比例）为68.76%，而国家、省、市劳动力资源实际利用率分别为74.82%、73.22%和76.80%，高出我县6.06、4.46和8.04个百分点。再次，未工作人口比重高。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县未工作人口有11.2万人，占劳动力资源总数的22%，比全市高0.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县每5个劳动力资源中就有1个未工作。另外，根据2002年的最新统计结果，我县2002年末城镇人口有100684人，而城镇从业人员只有23016人，城镇未工作人口比重高达77.14%，这就是说，##县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城镇人口处于无业或待业状态。这个比例超出全市水平6.39个百分点，比相邻县邵东、邵阳和隆回分别高27.1、9.34和26.73个百分点，居全市九县（市）首位，参见表二。超出2001年全国50.19%的比例26.95个百分点和全省63.02%的比例14.12个百分点。

2、就业结构严重落后。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县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比为81.84:8.66:9.50，就业结构严重落后，仍停留在农业经济时代。不仅远远落后于国家50.1:23.0:26.9的产业就业结构，与我省60.4:14.6:25.0的就业结构仍有相当差距。就业结构的落后，一方面与我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农业经济仍是主导经济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县近年来工业萎缩，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展缓慢，二、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是一个不断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由农业为主导、农业的产值和就业占很大比重，逐渐向非农业为主导、非农业的产值和就业占很大比重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二、三产业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最终成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主导产业。譬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劳工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美国1998年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比为2.67:23.86:73.47，日本为5.27:32.04:62.69，德国为2.86:33.83:63.31，经济与就业结构都处于发达的高级阶段。国内，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县市如江苏江阴和常熟，其三产业就业结构比分别为19.31:52.19:28.50和24.6:47.3:28.1，也已进入经济发展与就业的中级阶段。比较之下，我县的就业结构显然还处在相当落后的初级阶段。

3、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下岗职工日趋增多。2002年末我县实有耕地面积411704亩，乡村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仅1.24亩，相当于湖南平均水平1.41亩的87.9%和全国平均水平2.77亩的44.8%，人多地少的矛盾已十分突出。如果按全国通用标准，农村劳动力人均耕作4亩地，我县只需农业劳动力10.29万人。这样，我县农村约有22.82万人需转移就业，除去已经转移到非农行业的10.82万人，还有12万人将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6%。而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退耕还林力度的加大，以及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多。这些剩余劳动力继续留在土地上的边际收益为零，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土地去非农行业就业，另谋生路。与此同时，随着近年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也日益增多。2002年末我县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达到9195人，其中下岗职工8410人，分别比1998年增加1614人和1838人，增长21.29%和27.97%。下岗职工和内退职工与在岗职工之比达到1：2.07，就是说，我县已累计有三分之一的职工下岗。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2002年全国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只有26.2%，且继续呈下降趋势。因此，绝大部分下岗职工仍将处于失业状态。

4、劳动力人口素质偏低。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县6岁及6岁以上的人口中，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占1.28%，接受中专和高中教育的占9.69%，接受初中教育的占36.08%，接受小学教育的占44.83%。其中，受大专以上教育、高中（中专)教育和初中教育的比例比全市低0.57、1.06和2.15个百分点，比全省低1.84、2.15和1.87个百分点。与我省经济最发达的长沙县比，我县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比其低1.89个百分点，受高中（中专）教育的比例比其低2.93个百分点，受初中教育的比例比其低5.65个百分点。与沿海经济发达县市的差距更大，全国百强县排名首位的广东顺德，其大专以上教育、高中（中专）教育和初中教育的比例比我县分别高2.19、6.33和7.91个百分点。此外，我县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为8.71%，而全市为7.29%，全省为5.99%，全国为6.72%，分别比我县低1.42、2.72和1.99个百分点。长沙县的文盲率更低，仅为2.03%，比我县低6.6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县劳动力人口的整体素质在，沿海经济发达县市也只有40%左右，我县2002年为37%，第三产业发展都不充分，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第三产业是我县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当前，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日渐减弱；而二产业我县已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具比较优势，无法与之竞争，更无法赶超沿海发达县市；只有第三产业，在当前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新兴产业层出不穷，为落后地区找准突破口，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例如印度，其九十年代以前经济还相当落后，工业也极不发达，但九十年代以后，印度抓住了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IT产业，从而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五个国家之一，其软件出口仅次于美国，出口综合指数（包括出口规模、质量等）更居世界第一位。第四，我县具有较为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可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目前，我县境内有佛教圣地“白云岩”、历史知名文物“大名禅院”和“文仙观”，以及省级风景名胜区“白水洞”、省级森林公园“龙山”等较为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加上我县毗邻邵阳市区，交通极为便利的区域位置，这对我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极为有利。旅游产业是第三产业中投资最少、见效最快、极具活力和潜力的“朝阳产业”，其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前面的“表一”我们可以看出，我市旅游业发展较好的新宁、城步、武冈和隆回，其人口就业率也是最高的，垄断了我市前四位。

（四）积极发展劳务输出目前我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在当前城镇化进展缓慢，二、三产业发展不快的情况下，要就地消化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显然困难较大，因此，大力发展劳务输出不失为当前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劳务输出对落后地区来说，既能缓解就业压力，又能增加地方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一项一举两得、两利双收的事业。据省统计局组织的有关调查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较高的年份，GDp增长也较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较低，甚至还出现一定程度回流的年份，GDp增长也较慢。另据有关部门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约有15—20%的经济增长是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功不可没。墨西哥是一个由政府出面，大力发展劳务输出的国家，据墨西哥政府公布的数字，墨西哥总人口约8000万人，其中在国外务工的人数每年达800万人，也就是说，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在国外务工，比例高居世界各国首位，这些国外务工人员每年为墨西哥挣回至少160亿美元。可见，劳务输出是一项双利的事业。目前我县的劳务输出发展相对滞后，规模不大，且多属自发性，缺乏组织。据2000年人口普查，我县常年（6个月以上）在外务工和创业的人口为3.5万人，仅占总人口的5%。2002年出国务工的人数也只有30—40人，都属自发组织。因此，建议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劳务输出组织机构，积极开展劳务输出。

（五）鼓励发展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就是指自谋就业、家庭就业、组织就业、临时就业、社区就业、小时就业、阶段就业等等。在当前正规部门的正规就业正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国家将从制度上为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人员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和其它行业劳动者一样，享受社会保障等各项合法权益。目前，我县的非正规就业刚开始起步，2002年7月我县成立的首家家政中心——福利家政中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至今已有54个下岗失业人员在福利家政中心实现了就业，其业务亦开展得红红火火。

（六）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劳动者素质是就业之本，世界各国政府都把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素质作为促进就业战略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县的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文盲人口。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就业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全县全面彻底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积极推广十二年教育，提高我县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我县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素养。再次，鼓励发展社会培训事业，积极开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下岗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对返乡大学毕业生的创业培训以及对自主创业小业主的市场培训。

劳动力就业问题:某县劳动力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出路(第4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