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崖边报告：黄土高原上的乡土中国裂变记录
“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
2008年清明节，我回到崖边时，80多岁的厉敬明老人孤零零地坐在十字路口给我这样感叹。
厉敬明没有经历过1929年的饥荒，但他的父母反复给他讲过1929年的灾难。厉敬明经历过1960年的饥荒，他像自己的父母那样，逢人就要不厌其烦、不由自主地讲述挨饿的痛苦。这既是传承历史，更是在告诫后人要重视农业、珍惜粮食。厉敬明对1929年和1960年的恐惧是整个村庄所有人共有的伤痕。
2008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年份，村庄的所有人都是吃饱穿暖的，但村庄的每个家庭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家庭离散导致的村庄有生力量缺乏，在厉敬明眼中，无异于1929年和1960年的灾难年份。作为土生土长的崖边人，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崖边人因城市化而背井离乡并导致村庄日渐凋敝的过程。但当我听到厉敬明将村庄缺乏生机的现实生活与饿死人的历史时期相提并论，我震惊了。这促使我产生了认真梳理城市化浪潮之下新乡土中国之忧的想法。返城后，厉敬明的话反复在我心里激荡着，它好似催促我进入认真思考村庄课堂的铃声。
陇中黄土高原，没有草，没有树。光秃秃的山峦，风起尘扬。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和迷惘。连绵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每一座山包都有无数的山湾，每个山湾里都养育着一个村庄。我的故乡——崖边就在整个旱海核心区域的一个山湾里。
从310国道一路向西，在马营左拐翻山，一条县级柏油马路像一根动脉血管，在山包上蜿蜒盘旋。公路叫马（营）陇（西）公路。每隔三五百米，路边的山坳处就有一个岘口。岘口是公路上的驿站，把山湾里无数个灰蒙蒙、静悄悄的村庄连缀了起来。马陇公路35公里处的岘口叫井湾岘。从这里远眺，三公里开外的一座山格外显眼，因为山上有一个高大的古堡。山叫岳家山，堡叫岳家堡。崖边就在堡子那边的山脚下。
崖边村躺在岳家山的西面，坐东朝西，正视着前方的一条小河。小河是渭河不起眼的小支流，从1990年代后期，已几近干涸。这预示着陇中黄土高原的旱情在不断加重。小河对岸是陇西县的村庄，崖边处在通渭县的西南边陲。
村中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黄泥小屋都依着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农路都循着十字路口扩散开来。十字路口是村庄开放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城市社区的广场。村庄的所有人都会在这里拉家常、谝闲传、论是非。这里是村庄交流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主场域。童年的记忆中，十字路口一年四季总是有人活动。常年干旱，故乡生产劳动的图景艰辛之外更显壮烈。因为村庄的人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外人对这块土地“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论断，硬生生活了下来。与生产劳作的艰苦相比，活下来的人还有温暖人心的生存仪式，还有经久传承的道德操行。嵌入我童年记忆的内容，除了耕作大地的辛劳和贫瘠外，村庄还有和谐有度的生活内容：老人安享晚年，中青年躬耕农事，少年成群结队嬉戏打闹，村庄鸡鸣犬吠，人声接耳；进入年关岁尾，各类民俗文化活动上演，村庄会更加热闹。
离开故乡很久后，当我回到崖边时，十字路口已经很难碰到人，整个村庄死一般沉寂。夏天，绿意盎然的村庄缺少了人的踪迹而显得阴沉；冬天，萧杀的村庄因缺少了人而更显孤寂。
进城以来，故乡一直是令人惆怅的符号。在城市里怀念故乡，希望回到故乡。真正回到故乡时，故乡的贫瘠又会让人非常失落。与厉敬明在2008年的对话，让我忽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孤独的惆怅者。
2008年之后，厉敬明再也无法出现在崖边十字路口，他病倒了。十字路口没了厉敬明的守候，更加寂静。
经过十字路口进入我的家，我能碰见的第一个人经常是厉军红的母亲。农业合作社时期的马场就在十字路口，马场的拐角处建有一座高房，十字路口依着高房成型。高房的窗户正对入村道路，高房如同瞭望所。包产到户时，这个高房分给了厉军红家。所以，所有进入村庄的人总是被厉军红母亲第一时间发现。
“走，到我家去转转。”她每次都会这样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每次她邀请我，我都会问一句：“军红在不在家？” 她总是回答：“不在，打工挣钱去了。”
几乎每次还乡厉军红都不在家。厉军红和我同龄，要是他在家，我兴许会去他家看看。但想到厉军红不在家，我每次都婉言谢绝了厉军红母亲的邀请。
2013年初冬，我回到崖边时，再次碰到了厉军红的母亲。她背着一捆柴，行走在村里新近硬化的村道上，手里还拿着一把铁锹。她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她照例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之前无数次拒绝了她的邀请，这一次我跟着她到了她的家里。院落杂乱，鸡粪、柴草满地皆是。主屋里，粗糙的木桌上堆着厚厚的尘土。厉军红父亲的遗像格外显眼。北面的房屋是厉军红的婚房，大衣柜上镶着一面大玻璃镜子，墙上还留着残缺的“喜”字。衣被、装饰画零星的红色早已被灰尘覆盖。显然，新婚时布置环境所憧憬的浪漫和美好早已被婚后的现实压力击得粉碎。
厉军红的母亲让我坐定，她翻箱倒柜用污浊的瓷盘端来了一片干硬如瓦片的馍馍，不停地招呼我吃。我象征性地掐了指甲盖大小的一点，嚼起来有点费劲。
“军红去哪里打工？”
“不一定，有一阵子在兰州，有一阵子跑包头。”她一边回答一边从桌角拿起了一块黑乌乌的抹布。
“为啥要把老婆孩子也带走，那不是很有压力么？”
“人家媳妇子不愿意在家里待，两个人出去干活能多挣一点钱，家里的农活给我一个扔下，孩子带走了还好，要不然都得我管。”
“60多岁了，还能干动活吗？”
“干不动也得干，不能坐着等死。”她一边擦桌子一边说。
1990年代，厉军红的父亲在什川乡集市上卖木料，他算是崖边为数不多的生意人。他常年做生意，家里的农活基本靠老婆孩子维持。在崖边，厉军红家的庄稼由于作务不好，常年长势欠佳。厉军红的父亲常年做生意，似乎也没能改变家里的面貌。他家和所有人一样，住着土房子，过着苦日子。
我和厉军红小时候一起长大，关系还算不错。他上初中时和同学打架被开除，后来便去打工了，我和他便少了来往。2003年，他突患精神疾病，逢人便打。
由于他父亲做生意的缘故，小时候他手头的零花钱比较充足，花钱也大手大脚。记得上中学时，有一次他用喝剩的白酒洗手，这个举动在贫瘠的陇中农民看来，实在过于奢侈和浪费，但厉军红对此不以为然。厉军红花钱不受节制的习性在他走向成人之后，仅靠打工再难以为继。他是典型的“能力无法满足欲望”的新生代打工者，他的精神失常也多半源自于此。
厉军红的精神疾病康复后，不大和人来往了。2005年，厉军红的父亲身患气管炎离世，随后厉军红娶妻生子。
厉军红的母亲说，农忙时厉军红会回到崖边，将庄稼种好，然后自己去城里打工。“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像个独鬼。” “晚上一个人住，怕不怕？” “习惯了，有时候还是害怕。”
崖边人迷信鬼神，所谓的害怕也就是怕传说中的鬼魂。
与厉军红母亲相比，出生于1940年代的宋福禄要潇洒得多，因为他的儿子宋辉在河北打工收入较好，他基本放弃了土地，不再操心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宋福禄的儿子宋辉1982年出生，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宋辉从16岁开始就在河北石家庄打工，结婚后妻子也被带到石家庄。从2007年开始，他又把自己的母亲带到石家庄帮自己带孩子，但父亲依然留在家中。宋福禄一个人无法耕种自己的土地，把绝大多数土地都租给了村里有劳力的人，剩下离村较远、坡度过大的土地则撂荒。在崖边村，做饭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一般都不会做饭。但宋福禄一个人还要自己做饭，生一顿熟一顿，反正只能将就着吃。最要命的是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无人照应。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宋福禄对我说：“自己没办法，儿子宋辉也没有办法。儿子回家吧，外面的钱就挣不到了；跟着儿子到外面吧，儿子的压力会特别大。”
崖边人都以为宋辉可以留在城里，可以在城里把母亲养老送终。但2014年，宋辉的母亲得了重病，花了很多钱，依然返回了崖边。可见，宋辉依靠打工将父母接到城里是不现实的。很多打工的人，很难立足城市，一旦城里的工作有变故，崖边将是最后的老巢。故乡无疑是每一个农民最可靠的家园。
在崖边，1982年之前出生的人一般都有较多的兄弟，老大外出之后，还有老二老三等可以照顾老人。但1982年以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农村一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孩子，换言之，一个农村家庭顶多有两个儿子，基本杜绝了一户弟兄好几个的情况。青壮年外出，老人留守家中都存在老无所养的问题。崖边81户人当中，很多老人和厉军红的母亲以及宋福禄一样，身边没有儿孙的陪伴，独自留守在家中，既要照顾自己的生活，还要操持家中的几亩薄田。在中国，农民是无法退休的职业，与那些标榜自己鞠躬尽瘁的人相比，农民才是真正为职业而鞠躬尽瘁的人，很多农民会一直劳动直到死在岗位上。
全国老龄办测算，“十二五”时期，我国有4000万农村留守老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子孙绕膝是富贵的象征。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曾是国人向往的理想状态。但外出打工的大迁徙开始后，每个家庭都不能人口完备，完整的家庭组合已经解体。由于父亲去世早，厉军红是崖边80后青年中唯一沾染农事的人。崖边只有70后的壮年才会在家庭中选择“半工半耕”“子工父耕”的办法维持生活，而绝大多数80后青年都是全年在外打工，90后青年则基本不懂务农。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有的只身一人外出，有的带着妻子和孩子，有的只带着妻子而把孩子托付给父母亲。
留守妇女被称作“体制性寡妇”。据全国妇联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超过5000万人。“体制性寡妇”的诞生造成了农村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情感问题的增多引出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婚外情、离婚率增高等。
崖边张纪纲的老婆就因为丈夫常年外出，和外村男人产生了感情。张纪纲与妻子差点闹离婚，但为了孩子，张纪纲极力挽留了婚姻。不过张纪纲的遭遇几乎成了崖边人诟病的一大污点。由于老婆出轨的原因，张纪纲放弃了打工，但夫妻感情名存实亡，常年争吵不断，对孩子的成长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014年冬，在外打工的厉小虎回家，怀疑妻子和别人有婚外情，发生争吵。妻子一气之下喝了一瓶农药，幸好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随同老公一起外出，一些儿童只能与老弱病残的空巢老人厮守在一起。
佟富是崖边颇为成功的打工者，他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自学了贴瓷砖的手艺，坚持打工十余年，勤俭节约，有了丰厚的积蓄。2009年我见到佟富时，他正在崖边修盖房屋。此刻，他心中的家园显然在崖边。但到2013年时，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佟富已在银川购买了商品房，2009年新修的房屋也一直没有投用。尽管落户宁夏已成事实，佟富已将母亲接到银川，但佟富的儿子和佟富的父亲还是留守在崖边。
佟富的儿子在一本写字本上写阿拉伯数字，横不平竖不直，数字7总要擦掉两遍才能写好，一页纸从1写到9，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佟富的父亲佟进贤一边和我聊天，一边用余光监督着孙子的作业工程。
“两个儿子都进城打工，挣得还行，我现在基本不种田了。”
正说着，佟进贤敏锐地发现旁边的孙子将9写得像个羽毛球拍子：“不好好写，今晚不要吃饭。”佟进贤厉声喝道。
佟进贤是文盲，除了1到10的阿拉伯数字比较熟悉外，他认识的汉字并不多。辅导孙子的作业显然是心有余力不足，好在接受我访问的2012年，佟进贤的孙子只在上小学一年级，写阿拉伯数字佟进贤显然还能应付得来，之后的学业再由文盲爷爷督导进行，肯定不大理想。
佟进贤出门取东西一刻钟时间，我和佟进贤8岁的孙子交流了一阵，孩子很腼腆，不大言语。问三句才能回答一句。我问他爱爷爷还是爱爸爸，他说爱爸爸，爷爷老是骂他。我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他不说话，但眼中已飘起了泪花。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全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因亲情缺失，留守儿童存在孤独、失落、焦虑等心理不健康因素，有的还会发展成社会偏差人员。留守儿童的学习由于缺乏父母亲的监督和指导，跟不上趟。
在崖边，每一个家庭的留守儿童都由爷爷奶奶照顾，尽管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湖南卫视《变形记》节目中，贵州省一个叫梁训的留守儿童与四川成都的一位公子哥互换生活环境。梁训十四岁，一个人留守在家，自己背水、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睡觉，艰辛、孤独可想而知。面对镜头，他说自己通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害怕，他便用唱歌的方式驱散孤独和恐惧，唱着唱着就睡着了。他在自己完成一切生活学习的任务后，还要为家里喂养一头小猪。他年初送走爸爸妈妈时，小猪伴随他一起成长，到年关爸爸妈妈回家时，他在保持自己成长的同时，还要将小猪喂成大肥猪，以贴补家用。
梁训在成都新爸爸家里吃了一个鸡蛋，引发胃疼。医生说他平时吃得实在太差了，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好太多，连一个鸡蛋的营养都补充过剩。医生被他的经历感动，在他离开之前硬塞了几百块钱，让他买点好的吃。
湖南卫视的《变形记》栏目，通过城乡少年互换角色，不仅能影响参与节目的孩子们的成长，更能让全社会关注到城乡生存环境的巨大差距，关注到两极分化，关注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的问题，关注到人到底该如何全面发展的问题，确实是一档好节目。
2010年的冬天，崖边老人厉敬明去世。我回到崖边正好赶上他的葬礼。
婚丧嫁娶是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村庄的传统是：每出生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生；每迎娶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贺；每死亡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送别。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的几户人发展到如今的80多户人。
我记忆中，崖边所有的葬礼都是倾村出动，但厉敬明的葬礼冷冷清清。抬棺材、挑纸火，人手几乎不够用，妇女儿童都在积极帮忙。呜咽的唢呐伴随着稀疏的送葬队伍，和我记忆中人们成群结对、熙熙攘攘的崖边葬礼相比，这场景更显凄凉。看着包裹厉敬明身躯的棺材渐渐被乡亲们用黄土埋没，厉敬明一边捋着苍白胡须，一边给我感叹“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的神情再次浮现。厉敬明的葬礼直接检验了厉敬明的论断。
埋葬完厉敬明的第二天，村民厉永强来我家串门，他和阎海平继续谈论昨天的葬礼。“到底是厉敬明的棺材太重，还是昨天抬棺材的人太少了，真把人累死了？”厉永强引出了话题。
“棺材都差不多，死老汉临死前瘦干了没重量，关键是人太少。以前咱们埋一个老汉都是十几个人换着抬，昨天咱们就八个人一共抬了十里路，还有上坡路，肯定感觉吃力。”阎海平分析说。
由于年轻人外出务工，像厉永强和阎海平这样的中年人成了包括葬礼在内的崖边集体劳动、公益劳动中的主力。他俩为人诚恳，常年难以外出，几乎村里的所有公益性劳动都会积极参与。
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被遗弃和荒芜。参军、考学、打工，几乎快抽光了乡村的活力，人人“挤破头”朝向城市，乡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走出去的人很少回来，上学的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工作力图留在城市；从军的托人花钱只要能晋级士官就能长久待在部队，即使部队复员回来，也能赚到一笔丰厚的安置费，在城里安家有了基础；出卖劳力谋生的农民，一旦到了城里，也不愿返乡，举家混迹城市一隅，舍弃淡泊的家业毫不悔惧。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村庄只有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年老的一个接着一个离世……放眼全国农村，大体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些新名词是紧随20世纪末的“三农问题”而出现的。农村被抽空了新鲜力量，只留下了“386199部队”。
“386199部队”驻守的村庄，最紧迫最凄惨的是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长大了会想办法离开村庄，留守妇女会想办法跟随丈夫外出，即便留守也能实现自我照顾。而老人就不同了，留守村里的老人老无所依，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金钱也无法变成照顾老人的贴心子孙，无法采购人间亲情的温馨。
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生存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由于外出打工，崖边从2000年到2014年，只举办过五场婚礼。很多外出务工的人结婚时都在城市里举办婚礼，这样一则避免计划生育的追究，二则避免回村办婚礼的麻烦。婚礼不在村里举办，新生儿的“满月酒”自然也挪进了城市。唯有葬礼，是村庄无法舍弃的规则，每一个老人死去，都要举行葬礼，而年轻人越来越少，葬礼仪式能否按照旧制度举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现在真的成了麻烦，年轻人走光了，死一个老汉埋的时候把人就挣死了。该讲究的讲究也到了省略的时候了，不简化不行了。”阎海平继续感叹道。
和厉军红一样大的厉斌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自从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这些年一直没见过面。2010年我专门去他家看看，只见大门紧锁，院落荒草凄凄。附近的邻居说厉斌的父亲得怪病死了，厉斌这些年从来没回来过。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就散了。
我想知道崖边到底有多少人外出，阎海平作为村长给我仔细算了算说：“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个人，多的三四个人，最多的全家都外出。全村81户人有15户已经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2000年到2010年，中国360万个自然村锐减到了270万个。这是城市化的“功劳”。这十年时间崖边也更加萧条和凋敝了，但没有衰亡。它由厉敬明、宋福禄一样的老人和阎海平、厉永强一样的中年人守护着。
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先进的城市文明，也曾创造了世界顶级（四大发明）的技术，但中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基层依然是乡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土地搬不动，农民依赖土地、固守土地，形成了乡土中国，形成了农业文明。这是费孝通60多年前总结《乡土中国》的依据。
尽管费孝通总结的社会结构特点依然能在中国乡土社会窥见一斑，但总体而言，在经历了1949年的解放和社会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浪潮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社会学者贺雪峰将其概括为“新乡土中国”。
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过渡，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个过渡时期的农村问题，便是“新乡土中国”问题。在千百万个“崖边”，“386199部队”守卫的村庄是“新乡土中国”最大的忧伤和惆怅。
第二篇：乡土中国 读书报告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这本书虽然是几十年前写的，但是其中的有些部分仍然和现代中国有些农村是有相似之处的。或是因为我来自农村，我对于乡土中国中写到的一些情况能够理解。的确，随着近代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行为有较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现在在农村仍然能够感受到乡土文化。毕竟中国有几千年的小农社会，农业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后来的现代化也是经由西方传入的，而这种西方现代思想先传入一些较大的城市，而后从城市向农村传入，乡土文化淡化速度仍是较慢。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传入速度增快，而现在的农村并不像以前那样封闭，乡土文化不像以前那样浓厚，不知道几代之后乡土文化会慢慢变淡以致消失。
我并不知道这会使人感到高兴还是略有一点忧伤。因为有些乡土文化会被人认为很土，乡土文化慢慢在被现代文化替代，每一代人的思想都会不一样，乡土文化的影响会变弱，一想到很多年之后乡土文化可能会消失，不知为何，我竟然会有种莫名的忧伤感，或是因为我也是受一定乡土文化影响的人。
下面我将根据我的理解对书中的每一部分作详细阐述。
乡土本色
从乡土本色中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作者用“土”字来形容，这个土并不带有藐视的色彩，而是比较客观的形容。
乡土文化一直都有土的色彩，因为自人类产生便就离不开土。我们在土中种粮食，在土地上建造房子，在土地上活动。离开了土，恐怕人类比较难以生存。所以就像费孝通先生写的那样，我们也把我们的文化融入了土中，我们会带上家乡的土远行，那样仿佛不曾离开家乡。而从其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乡土人的情怀，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家乡。
而这种乡土人的情怀并不只是生活在乡村中的人才拥有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城市中的人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会对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产生感情，我们会不舍，但是这只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会这样。更重要的是受中国几千年的乡土文化的影响。中国长时期处于农业社会的阶段，人们在有了一定的土地之后就会在这儿安家生活，以求田园之乐，安安稳稳，如此而已。
小农经营、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安全因素等是农村的人聚居在一起的原因，他们长久的生活在一起，彼此都十分熟悉，便形成了熟人社会，大家彼此非常信任，互帮互助。这或许也就是中国比较看重关系的原因。
记得小时候有一家进了贼，当时发现了，然后全村人都起来帮忙捉贼。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呼喊的声音，因为那声音几乎把全村的人都喊起来了，当时小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害怕，现在想起来的时候是感动，感受到全村人团结在一起的感觉。
虽然生活在乡下，每个家庭都生活得很近，都知根知底，别人会知道隐私。偶尔大家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儿闹口角，可是我们仍会喜欢乡下那种彼此熟悉的感觉。有些在乡下住习惯了的老人到城市中住了几天之后便回到乡下。老人们也或是那种慢慢的、熟悉的感觉。
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
费孝通先生不同意乡下人“愚”，只是现代化的过程中把乡土社会抛弃了，所以当乡土中的人接触到一些现代化的科技是会有一种迷茫感或是新奇感，而现代化过程中文字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乡下生活主要是经验，城市的生活需要较多的文字。乡下的生活和城市的生活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盲这个词的产生。
很庆幸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乡下是有了一定的发展的，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城乡或许在基础设施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基本的生活是差不多的。乡下的教育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几乎没有文盲，可是和城市相比，乡下的文化水平还是较低的。现在如何提高乡下的文化水平是比较必要的。
毕竟乡土社会的人不能靠积累的经验来解决一切问题。在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后，我们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全部以种地为生，我们需要融入这个现代化的社会，文字下乡或许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教育。
差序格局和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乡土社会是有差异格局的，并不像西方那样明显。我们的生活圈子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圆不断扩散的状态，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圈子，就像书中写的那样，我家那边就有那种感觉，我们村的人是一个圈子，在我们村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们村每家会出一个人来抬丧，一般的话是不会有其他村的人的。这种差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回使人团结在一起。
可是这种格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有私的成分。以私的关系来作为联系，没有基本的规则，大家没有群体观念仍然较弱。
对于私，我是有了解的。感受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山上摘茶果的时候，两户人家在山上争吵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地界的原因，似乎是一家把地界边缘线移了一点。我其实并不知道这又什么好争的，各自管好自己的不就很好了吗?后来想一下的话，其中一点原因是私心作怪，另外一点或是因为乡村中经济的来源还是比较少的，人们想用一些不太正当的方式得到一些东西，而在乡下，土地仍是较为重要的，只有争土地了。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通过私人的关系来维系的，强调推己及人，同时中国的社会也强调自己的道德修养，仁、义、礼、智、信等要求。一些品德极为高尚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大部分人的品德是中等水平。加之以私人关系的缘故，这种道德水准体现的时候也是有变化的。在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一部分人的标准边改变了，他们为自己着想，不顾道德。
对于费孝通先生所阐述的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乡土社会的描述只是一部分，因为大部分人是有利己的思想，并非只有乡土社会的人。而先生的这本书写于几十年前，现在的形式也大为不一样了，我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人们的思想水平会提高，而社会制度也会更加完善，社会会变得更好。
家族、礼制秩序和男女有别
费孝通先生认为家庭的组成是因为生育而开始，因为比较注重父系社会，后来也由家族可扩大成氏族，家族一起做事情。乡村确实会比较重视氏族，在我们出生的时候会起几个名字，一个是入族谱的，一个是生活中用的。前几年，还听说又重新整理了族谱。年纪比较大的人在一起聊天时会询问是族谱中的什么派别。这种氏族是大家庭。而我虽然有族名，但是我对于族谱中的事情不了解。我想我们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这一代人已经逐渐把氏族淡忘，只记得我们的小家庭。或许之后氏族文化会慢慢消失吧。男女有别这个现象现在还是存在着的，一个家庭的男人和女人是有分工的，女人一般负责家务和种菜，而男人主要负责种田等事物。女人主要负责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在我的奶奶爷爷、伯伯这两代大致是这样的。而男人和女人的圈子也是大不一样的，我奶奶她们一般是饭后和一些妇女们喝茶聊天。男人们也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聊政治、聊收成。
费孝通先生书中的礼制秩序的形成原因是乡土社会流动性小的原因，当一个社会封闭起来，人们熟悉起来，就会根据经验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纷争的方法，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便形成了礼制。礼制在乡土社会中可以起到法治的作用。礼制秩序有其弊端也有其存在性。礼制秩序和法治的不同是礼制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性。
对于现在的乡村来说，礼制秩序和法治的交融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在礼制氛围浓厚的时代，家族长老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家族内的纠纷都由长老来解决。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氏族关系的淡化，长老便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行政体制的变化也促成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形成。在乡村中的一些较小的纠纷便会由村委会的一些干部来进行调解。一般不会闹到法院。
乡土社会在内部是有一定的解决机制的，这也是乡土社会在中国存在很长时间的原因。虽然现在乡村受现代文化的影响，但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乡土色彩还是会继续较长的一段时间的。
无讼、无为政治和长老政治
无讼是和礼制秩序以及乡土社会自身的特点相联系的。乡土社会的人们是聚居在一起的，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熟人之前讲究情感关系，认为诉讼是对于这种关系的破坏，即便是人们之间发生了纠纷，他们也一般只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或是因为长久的乡土文化的影响，在老一辈的眼中，一旦事情闹到法院就不太好了。无讼的原因还有一种在乡村中的利益纠纷还是比较小的，人们愿意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去解决。
在无为政治中，作者对于权力的结构做了一个划分。把权力分为同意权力和横暴权力。横暴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而同意权力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的。同意权力具有民主性。作者认为乡土社会中是同意权力。
同意权力比较典型的是氏族，人们通过家庭之间的联系来建立氏族，氏族有权力来管理宗族内的事务。现代乡村也是有同意权力，只不过发生了一点变化，现在的村委会是由人们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管理村内的事务，而一些重大事件也是需要开大会来解决的。
长老政治在之前的乡土社会比较典型，现在淡化了。传统的是氏族内部的教化权力，长老的地位比较高，能够决定较多的事情。社会是具有继替性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文化地位的继替稳固了长老统治。而中国传统的长幼有序的思想对长老政治也有重大作用。长老一般都是宗族内部比较年老的人物，他们收到较多的尊重。
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和从欲望到需要
血缘和地缘之间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费孝通先生说：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只不过血缘的投影。血缘的关系是非常稳固的，在较为封闭的社会，人们组建新的家庭的人员也在一定的地域之内，地域内的血缘关系是较为紧密的。这种社会形态虽然较为稳固，但是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商业之间会把金钱算得很清楚，有血缘关系的人一般不会做生意上的往来，以免发生利益纠纷而影响血缘关系。
对于名实的分离，作者阐述的是社会变迁的影响，社会变化过程中乡土社会也发生了变化。
对于费孝通先生所描写的乡土社会，现在在乡村中也能感受到部分乡土文化。我们的乡土文化有几千年，一时消失是不可能的。乡土文化也是有其存在的特点的，也有其正当性，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的。随着社会变迁，书中所写的有些部分也在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会使乡土文化又会经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篇：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实际取自其于四十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而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用费孝通自己的话说，《乡土中国》属于他个人在社会学门内工作的第二期，即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中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乡土中国》这不朽篇章，它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对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虽然距离这本书的最早版本已经有60多年了，但它现在仍然对我们研究乡村社会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读完全书，可以感受到一股厚重的乡土气息。作者通过其多年的考察及学术思考，结合了儒家经典，将隐含于乡土社会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体系抽象出来，娓娓而谈，而并非只是对乡土社会生活的简单素描。沿着作者的思路，我初步窥视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虽时过境迁，现在中国社会里很多传统乡土社会的特点已经逐渐消失，但作者的透视社会的眼光，其观察社会的方法仍是充满活力的。下面是费老在本书中做的一些论述：
乡土本色：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在乡土社会“土”是人们的命根。乡土社会是地方性的，人们的生活保持着各自的圈子，圈子与圈子之间的生活隔离，但是在圈子内部人们的生活是熟悉的，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用社会学中的术语来说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礼俗社会”，与之相对的是“法理社会”。在礼俗社会中人们从熟悉中得到了信任，人们遵从的只是在熟悉中约定俗成的规矩，因此法律就无从产生。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这就是乡土社会的特性。
文字下乡：由于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里的人都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不需要文字。所以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不是因为愚而是因为不需要。
再论文字下乡：上一篇着重于讨论空间的交流不需要文字，这一篇主要论证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时间上的交流也不需要文字做为工具。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语言已经足够传递世代之间的经验。在这个社会中大家在同一个环境中，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差序格局：中国乡土社会的格局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这种割据格局是具有伸缩能力的。这种差序格局是推己及人的，一切的中心是自己。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是“克己复理”，“皆以修身为本”。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所有的价值标准都不能超越人伦。在这种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都不发生作用，判断一件事首先要确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之后才能拿出一个标准来。
家族：中国乡土社会中基本的社群应该称为“小家族”。中国的家族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在人类学中称之为“氏族”。中国的家族和西方的家庭是不同的。中国的家族包括生育功能却不限与生育功能，其主轴是纵的，夫妇成了配轴，但是这两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西方的家庭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
男女有别：乡土社会的文化是阿波罗式的，在这种社会中，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不发生激动的感情，这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认定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有形的和心理的隔离；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照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因此乡土社会中发生了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即家族。同时中国乡土社会中那种实用的精神安下了现世的色彩。也因此乡土社会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礼治社会不同与法治社会，虽然无法，但是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礼治社会中人们是主动地服与成规。礼治的可能是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而乡土社会正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足以保证传统的效力。
无讼：这是与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有关的。礼治社会中，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中蜕变的过程中，原有的诉讼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此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先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
无为政治：同意权力是分工体系的产物。分工体系越发达，这种权利才能跟着扩大。乡土社会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同意权力的范围也可以小到“关门”的程度。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长老统治：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所有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的权力。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不恰当，于是作者用了“长老统治”这个名词。
血缘和地缘：血缘是社会稳定的力量。地缘是从商业里发生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契约是很难生存的。
名实的分离：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因为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是可以经注释而改变。虚伪在这种情境之下，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需的。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
从欲望到需要：人类从欲望到需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乡土社会中人们靠经验的，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他们不必计划，只要依着欲望去做就行了。
作者所写的一切只是尝试对中国的乡土文化作一个重新的认识，而他的这次尝试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他从乡土社会的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入手，总结出乡土社会的特点及本质，然后用这些总结出来的特点很本质对乡土社会中的一些典型的现象作出解释。费老在整本书的论述，看似自然，却无不让人心服口服。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乡土中国》中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于农村的改革也是很有价值的。
第四篇：《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书名：《乡土中国》 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页数：120页
作者简介：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世界级的社会科学家。
全书提要：《乡土中国》最初出版于1947年，是由20世纪40年代后期作者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整理而成，是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费孝通称之为“年轻时代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是作者研究社会学的代表作。
内容概要：作者通过14篇文章阐述了他心目中的中国乡土社会的风貌、特征以及内涵。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作比较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对中国传统文化过去与现在还有将来的情况作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14章可以概括为四大部分，1-3章讲了乡土社会的本质，4-7章讲了乡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即人的本质，8-9章是乡土社会的社会规则，最后5章讲了乡土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每一章都在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作比较。
写作方面的收获和感悟：
我读完这本书后有很多感悟和收获，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也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在此之前，我也很敬佩作者的写作手法和研究学问的认真精神，费孝通先生有着一丝不苟的写作手法，对每组词，每个字都使用精准，力求完美，并附加释义。比如对“学习”的解释：“‘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冶，学的方法是‘习’。”还有第二章对“知识”和“智力”的区分，在第三章解释了“记”和“忆”的不同：“‘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回想到过去经验。”作者对词语把握精确，是为了研究学问逻辑的严谨。费孝通先生每章都从自己的调查资料和人们常识中获取证据，再通过长串细密的推理，为读者呈现出最终的结论，过程虽然复杂，但言辞亲切易懂，读者可以容易理解。此外还有作比较的研究方法，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是本书的主要线索。这些写作和研究的技巧非常值得人们学习。
思想方面的收获和感悟：
我的思想方面的感悟和收获也是包括了四大理论部分，不过主要在于前两大部分，还两个社会的对比，最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首先要明白一些词语的概念，就是“乡土社会”、“现代社会”，这是作者作对比的中心名词，可是“乡土”是地域上的概念，“现代”是时代上的概念，它们对应着“城市”、“古代”这些词，显然书中这些词的含义并不是表面意思。书中“乡土社会”是指现代乡土社会和 古代乡土社会，而古代的城市社会和乡土社会的差别是没现在大的，书中“现代社会”只代表现代城市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如果用时代来划分，古代由于农村占大多数，城市很受农村的影响，所以差别大。作者所处的时代进入近代已有一百多年，城市和农村有了很大的差别。而真正的现代中国，城市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农村，反过来影响乡土社会，差别仍然较大。虽然差别开始减小，但书中的很多对比的理论放在今天还是很适用的，而其中一些中国社会的文化特点，放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是恒久不变的。
首先是乡土社会的本质，相互熟悉的人际环境和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还有重视经验的思维环境是乡土社会的本质特点。土地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农业必须依靠土地，土地是人们一辈子的依靠。而在城市里这点是相通的，很多城里人打拼几十年就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家园，只是没有农民看得那么深如同命根子一般，所以中国人对土地是有着不可磨灭的情结的。正因为土地的重要性，就有了下面这个对比：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不流动的，现代社会是人口经常流动的社会。“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乡里人是如此的看重土地以至于从来不肯迁移，而且是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就是自己的村落。关于中国农民聚村而局的原因，费孝通先生举出了四个方面：一是小农经营所致，二是农业合作的需要，三是为了安全保卫，四是兄弟继承祖上的土地，使人口增多成为村落。村民之间都是相互看着长大的，所以非常熟悉，乡土社会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其孤立感只在村与村之间存在。而反观现代城市社会是在工商业的基础上建成，人和人之是靠法律、契约、买卖联系的，是陌生人的社会，孤立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乡土社会的熟悉属性和稳定属性使得文字在农村不重要。文字有交流和记录两方面的作用。文字作为交流的记号，是在人们不能面对面接触时通过传递收取的方式发生作用，这在天天见面的农村人之间显然是多余的。甚至连语言也是多余的，非常熟悉的人之间用一个动作就可以传递信息。所以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的大社群，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小社群。文字作为记录知识的作用在乡土社会也很有限。村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片小天地，变化极少，基本上就是定型的生活，记忆都是多余的，时间虽然悠久但世代所需的经验都差不多，语言是足够传递时代间的经验了，根本用不到文字。而城市社会变化大，经济发展快，是一种不定型社会，记忆和文字在现代社会至关重要。
其次是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方面，差序格局、社会圈子还有重视家族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本质特点。在这几章中，作比较的不再是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而是将乡土社会与西洋社会进行对比，事实上就是中国与西方的对比。这种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就是中国人内心恒久不变的本质，不关在乡土还是在城市。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圈子里，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所谓人伦差序指的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差序”在于这一圈圈的波纹距圆心的距离不同，近的亲密，远的疏远，比如由近至远可能是爱人、亲人、朋友、同学等，不同远近的人在自己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所以说社会圈子里的人是不平等的，自己可以为了里圈牺牲外圈，为了自己牺牲里圈，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自私的毛病，是一种自我主义。而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团体内人人平等，没有亲疏之分，而且边际固定，中国的圈子社会是可大可小，没有边界的。
这种差序格局引发了种种现象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家族的重要性。作为最里圈的亲属，显然与自己密不可分，中国的亲属关系非常密切。作者将乡土社会的家庭成为“小家族”，是因为“家”这个概念和圈子一样，可大可小，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氏族都可以称之为“家”。不像西方那样简单只是父母子女的组合。中国的家族还包括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因为这些事业上的需要，使得家族内部等级差序严格，“尊尊”、“亲亲”等纲常礼制秩序，是家族内部的重要规则。中国的家族观念影响深远，作为古代中国统治集团的皇室家族就是由此产生，从而实现了家天下，统治了整个中国。
差序格局，家族观念，这是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放在现在来看，家族观念可能弱了，但是关系圈子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这毕竟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作者并没有说明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人际关系，我觉得这应该与乡土社会的亲密关系有关。中国人非常重感情，日久生情，人与人的感情常常可以达到相当高的地步，即使陌生的城市社会也不会阻碍这种感情。还有就是中国人对于陌生人则十分冷淡，没有信赖感，对陌生人与熟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使他们法律上的权利一模一样，所以这种差序观念有时是十分危险的。不过现在人们的这种观念还是在慢慢改变着。
本书的后两大部分讲了乡土社会的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这两大部分可说是以前两大部分为因的，是乡土社会的本质即稳定性和人际关系的本质即差序格局带来的结果。乡土社会的社会秩序是礼治秩序，并不是纯粹的人治或法治，“礼”即传统的，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是长久流传的社会经验。与这个理论对应的是作者的权力理论，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不是纯粹人治的暴力权力，也不是平和的分工合作的同意权力，而是无为政治的长老权力，长老统治的依据就是礼制秩序。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社会来说，三种秩序，三种权力都是存在的，其中无为政治与礼治秩序是最广泛的存在。
我国古代的法治、人治、礼治其实是相互联系的。法治的法律是统治者的产物，皇帝等少数统治集团代表不了老百姓，非民主也就是人治，礼制是从祖辈流传下来的，百姓耳熟能详的重要的社会常识，其实法律的大部分内容也是这些礼治秩序，并用严刑厉法加以规定。书中的“法治”有两个意思，在“礼治秩序”一章是指现代的快速变动的法律，在“无讼”一章是指古代统治集团的法律治理。以礼治为主的原因在于“无讼”一章，礼俗是一种身内的良心，是人人皆知的东西，“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礼制在法律之前就给人们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所以乡土社会是以礼治为主。关于礼制最早的来源是不是人治，我想答案还是在前两大部分，礼俗的来源应该是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就是人们心中的人伦差序，所以礼制不是少数人的产物，而是中国人内心普遍的核心价值观。礼俗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最终也随着中国人价值观的改变而逐渐发生变化，礼治观念包括了家族观念，层次更深，对现在中国人的影响也更深。
最后是我对本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书中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果按照书中的观点，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分为四部分。首先是乡村的社会环境本质与现代城市社会的比较，是各有优势的。传统乡土社会是一种定型的不流动的社会，而社会要发展必须处于不断地进步变革之中，固守老旧的经验只会适得其反。不过另一方面，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缺乏乡村社会的亲切感，人们能够更加亲密的话，可以加深相互间的交流合作程度。所以我觉得人们之间更加亲密，又能使社会更加活跃，这是最理想社会状态。
其次是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深刻影响了每一个城市和农村的人。这种人际关系有着很大的缺点，使我更倾向于西方的团体格局，不过它也有好的方面的。其缺点在于自我观念至上，自己所崇尚的就是自己的私人关系带来的私权利，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价值目标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所以这种人际关系是不利于民主和法律的发展的。现代的法律保护的是公权利，崇尚的是人人平等，而圈子社会的人最看重的是里圈的人，为了里圈的人可以牺牲自己圈外的法律上平等的人的利益，很多的违法犯罪就是这样的原因。另外自己和熟人感情太深也不好，这就是差序格局的另一个缺点：社会关系负担重，不利于商业发展。亲密私人之间为了搞好关系，互相的利益往来都是“无偿”的，而商业是建立在平等的交易契约基础上的，熟人之间碍于人情，如果发生了违约也不敢轻易申诉自己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古代不重视商业的原因。所以总的来说差序格局的缺点就是自己与他人关系轻重差别太大，关系太轻就会对他人的一切冷漠对待，关系太重也会妨碍正常交往，很有可能伤感情。不过这种人际关系也有好的一方面，就是其中的亲密感是整个社会所必需的。还有人们想要为社会单纯的创造正能量和爱的时候，最好要遵从这个社会圈子的顺序，从自己和身边的人做起，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人，“就近原则”在这种贡献爱心的时候是可行的。
总之我觉得传统人际关系文化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亲密感应该是这样的：
一、亲近自己生活圈子里的人是非常正常的，感情是人们极其珍贵的东西，有利于社会团结。
二、不过这种亲密关系不能跨越法律的保护墙，不能为私人感情侵犯其他人的权利。
三、亲密感要更多的在公共团体内培养，对陌生人要给予必要的尊重和关心，还有平等的态度。
四、私人的感情，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物的，并不是最珍贵的，平等、公正、正义代表了最广大人群的利益，这才是社会中最珍贵的东西。
最后在社会秩序方面，传统的礼治秩序因为是基于差序格局，所以对现代社会的借鉴是和上文相通的，传统家族观念也是相通的。最后的社会权力方面，现在正处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第四种权力时代，就是名实分离的社会变迁权力时代。传统文化与新的文化在不断碰撞与交融，《乡土中国》中的文化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可能是最本质的文化。我希望变迁后的时代是我心目中的在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蜕变发展的理想社会，而不是陈旧不变或是毫无继承的社会。
第五篇：《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实际取自其于四十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而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该书代表了他研究方法的转向，进入了他社会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微观的视角中跳出来，进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
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一股厚重的乡土气息。作者通过其多年的考察及学术思考，结合了儒家经典，将隐含于乡土社会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体系抽象出来，娓娓而谈，而并非只是对乡土社会生活的简单素描。
沿着作者的思路，我初步窥视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虽时过境迁，现在中国社会里很多传统乡土社会的特点已经逐渐消失，但作者的透视社会的眼光，其观察社会的方法仍是充满活力的。本文旨在以个人看书所得的体会，将作者对乡土社会的剖析稍作梳理。
一、乡土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即使是现在，农业仍是农村生活的物质基础。农业与商业、工业的一点很重要的区别是农业发展所直接依赖的土地是不能流动的，农业收成也需要时间的等待，需要的是安稳。试想，如果迁移，势必得重新寻找适于耕作的地皮、开垦荒地，结果是劳力伤财；而农作物收成需要时间等待这一特性也决定了人不适合经常迁移。限于农业的这种需要安稳的特性，在乡土社会里，祖祖辈辈只能也像植物一样，也把自己的根扎在自己耕作的土地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千百年来就在一块狭小的地盘上繁衍生息，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流动。而我们也将发现，乡土社会的这种求安稳、不流动的特点，将引发许多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产物，如乡土社会的政治类型等。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聚居的社会，熟人之间的交往是讲人情、讲互相信任的，如果涉及到金钱等精细的利益计算，对熟人之间来讲便是“见外”了，于感情有损。在这样的社会中，商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商人追求利润，他必须精于计算，排除感情的干扰，而以一种理性的思维来经营自己的产业。人情世故一旦涉入商业之中，势必成为商业经营的一块很大的绊脚石。所以纵观古代的商人的发迹史，很少能找出一个是在本地发迹的，大多是少年出外，历经艰辛而发财。所以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悠久，发展显眼的几乎都是农业文明，商业很难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这不能否认与乡土社会的特点有关。而乡土社会的这种稳定、不流动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传统农业的特点而产生的。
二、社会交往及其体现的社会关系类型
前已述，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聚集的社会，绝大部分情况是，他们之间具有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几个世代以前迁居到某个地方，繁衍生息。在许多地方往往可看到聚姓而居的情况，一个家族自己形成一个村落，从而有了李家庄、潘家园之类的地名。在这么一个有限的区域内共同生活、朝夕相见，他们有事情可以面对面地交流，即使是先人的遗训等也可通过一代代人口头传下来，文字在这种社会里是无需的，这也无怪乎传统社会里文盲的数目之众了。
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呢？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作者的一大创举，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一种精妙的概括，在学界上很有影响力。在提出这个概念以前，作者在书中举了很形象的例子将中西方的社会类型作了比较。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就像石头投入水中荡起的一圈圈波纹。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种差序格局里，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便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当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圈圈的社会圈子时，这圈子是可大可小具有伸展性的。人们往往根据其实际需要而相应扩大或缩小其圈子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小的时候父母子女是一个家，大的时候可以囊括伯叔等，甚至大至整个家族。但是无论这圈子如何伸展收缩都只局限于父系一方的范围内，这是中国传统父系社会的特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古代的官员退休返家后有义务负起整个家族的生计，为此李贽才决定出家摆脱俗事困扰，这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似乎有点不可理喻，但确是乡土社会的真实写照。家与家族有时候是很难区分清楚的，这是由于差序格局的人伦关系的可伸缩性所致。将焦点从人际关系转向社会群体上，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族是一个很显耀的社群，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家族从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庭也可以等于家族。它不但承担生育的功能，而且也担负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其它社会功能。
三、政治类型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所谓的“礼”，指的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伦理道德及社会习惯。法律的执行依赖于强制的国家权力，而礼治依靠的是传统的力量。
然而，乡土社会的人们何以在无强制力的作用下服膺于礼治秩序呢？作者在书中谈到：“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社会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
乡土社会是一个变迁非常缓慢的社会，这得益于其赖以生存的农业本身的特点。祖祖辈辈在同一块土地上以同样的方式年复耕作，依靠的是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昨日适用，今日也适用，以至形成他们对传统的服膺。“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
在这种礼治社会中，人不可以不知“礼”，否则便成了撒野，没规矩。人们视遵守规矩为当然，而诉讼则被看成“谢谢访问'1'2'6'范'文'网，请看更多精品文章：www.xiexiebang.com 是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同时，法治和礼治有可能产生冲突。有些行为在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却是于法律所不容的。所以法律在乡土社会是实行不起来的。“无讼”是其特点，乡土社会性的政治是一种无为政治。
作者在书中还为我们揭示了乡土社会中的四种权力类型?D?D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时势权力。我想结合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中国权力结构的形象描述，他说中国社会就像两条长面包夹在一起，上面的长面包代表着文官集团，大而无当，有其严密的组织体系；下面的长面包，便是一群群松散的农民。而皇权正是通过上面的“长面包”渗透到下层的“长面包”中。在《乡土中国》中，皇权被认为是横暴权力，一种基于追求利益的强制性权力；而在基层的传统乡土社会中，尤其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权力类型主要体现为同意权力，这是基于分工合作而产生的，是民主式的。在乡土社会，长老权力也是重要的权力类型之一，长老统治是基层乡土社会统治类型的体现。作为传统的象征，长老权力的一个很大的作用是教化作用，教化人们遵守传统。长老往往由年龄长的人来担任。因为在乡土社会中，年轻人是循着年长人的足迹一步步地向前走的，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询问年长的人。年长的人在诠释传统，在教化晚辈方面具有无可非议的资格和权力。而平时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纠纷，一般也是由长老作为权威的评判者。书中所提及的乡土社会的第四种权力类型是时势权力。这是在社会变迁较快，传统难以适应社会变迁时产生的一种类型，乡土社会变迁十分缓慢，时势权力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并不是那么显眼。
以上仅是笔者的一些看书心得，当然不可能对整本书的内容面面俱到，而仅是抽出一些自认为重要的方面，结合自己的体会，按自己的思路所作的一些文字，水平所限，无甚创解，但求不致曲解作者原意为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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