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资本走出去 反腐和国企改革是推手
中国资本走出去 反腐和国企改革是推手
2015-01-28 对外投资与合作
美媒称,中国政府推动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和反腐运动将使中国国企海外经济扩张的偏好和表现发生显著变化。中国政府在宏观层面加强对国企资产和海外战略控制的同时,也在微观层面放松对企业管理的控制。私人股东在国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将提升国企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1月23日发表苏珊·普什卡的文章《国企改革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称,对中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能源部门仍是中国海外投资和并购的首要目标。此外,中国对文化、高科技、医疗和食品行业的投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为给国企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中国政府还将加快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议谈判。
文章称,20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推动优秀的国企走向全球市场,国企是最早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2013年,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占比达到63.4%。
中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和日益扩大的反腐运动,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对国企的企业行为和资源分配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改革最终将提升国企的竞争力并改善其海外投资。但短期内,反腐运动或将限制国企的海外投资,并为私企打开海外投资的大门。
文章称,国企改革和反腐运动或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国企的海外投资:
第一,在重大海外投资上,国企将更加审慎。尽管国企改革仍在试点阶段,但鉴于其背后是强有力的政治计划,改革试点最终将对其他国企产生溢出效应。反腐运动和审计也将使国企不敢在未获政府明确批准的情况下签下大单。由于人事变动和资源重新分配,已有几个即将签署的海外投资协议被搁置或取消。
相比之下,私营跨国企业短期内将在海外投资上更加活跃。最近,中国政府还修订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提高了海外并购审批程序的效率。
第二,国企将减少投机性投资(如购买海外地产),更有可能将重心放在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战略部门。能源仍将是国企海外投资的首选部门,其次还有高铁、通信和航空。对文化、清洁能源、医疗和食品行业的关注也将提高。
随着风险管控能力的提高,国企将避免高风险的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对地产和金融行业的投资。国企将瞄准高质量、高收益和风险适中的海外资产,这将有助升级其全球供应链,并使其走上一条追赶国际企业的快车道。
第三,中国政府将主要通过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为国企提供更多支持和更好的投资环境。中国政府已意识到,海外政策支持对于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并与国际企业竞争至关重要,这将为他们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文章称,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就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罕见进展之一。过去几年间,中企在“敏感”部门的一系列大规模投资都被美国政府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予以阻挠。根据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美国将有义务提高其安全评估标准的透明度,并给予中国企业公平待遇和平等的投资机会。今后,中国政府将寻求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签署更多双边投资协定。
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试点并未达到分析人士的预期,因为战略行业的大型国企被排除在外。对中国领导层的反腐运动而言,改变国企的官僚结构和企业文化将是一个挑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国企仍将在中国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中国政府可能会加强对国企资产的控制,但减少对企业管理和经营业务的干涉。
文章称,中国政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引入私营部门经验和提升市场作用来加强而不是削弱国企。最终,中国政府仍将为投资的优先顺序设定宏大战略,但似乎也愿意允许国企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些范围之内追求高收益。
第二篇: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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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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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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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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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企改革发展与反腐一个都不能少
国企改革、发展与反腐,一个都不能少
人民财经·中国经济半年报系列之十三
杨迪 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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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一:总理上半年四提“盘活存量资金” 如何唤醒“沉睡”财政
系列之二:物价涨幅温和可控 抓住契机加速推进价格改革 系列之三: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双创”释放“人才红利”潜力
系列之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激荡中国大地
系列之五:养老制度改革力度空前 顶层设计方案呼之欲出
系列之六:薪酬改革:公务员涨薪福利少了 银行员工收入缩水
系列之七:上半年国民经济稳中向好 政策效应陆续显现 系列之八:多项重磅政策齐发力 上半年中国楼市稳步回暖
“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而已。”可以说,趋时适治的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总书记在今年6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第一批国企改革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
近日,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期间,再次在不同场合三次谈及国有企业改革,反复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要对国有企业有制度自信。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国企改革明确表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革。”
国企改革总体方案“渐行渐近”
我国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酝酿已久,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共召开过20次全体会议和6次专题会议,审议了多份与国企改革相关的文件。
2015年1月1日,人社部牵头负责的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细则正式开始实施。业内人士指出,一系列有关深化国企改革总体指导意见和相关配套文件等重磅文件将陆续出台,具体涉及央企分类、国资投资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等一些改革中的关键性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将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打造市场化运作平台,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加快电力、油气等体制改革。多渠道解决企业办社会负担和历史遗留问题,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健全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要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
日前,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将国企改革从去年的第四项工作升格为今年的第二项任务。此外,在今年的国企改革意见中,此前一直以“1+N”来表述的概念,修改成了“1+15”。这意味着围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的相关配套文件、办法和措施或已基本到位,国企改革有望迈入全面推进阶段。
重组与混改同步推进 资本投资运营试点落地
5月,国务院批转《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制定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方案,加快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试点,形成国有资本流动重组、布局调整的有效平台。
6月,国资委向央企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增收节支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也要求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清理低效无效资产,盘活存量提升资产效能。其中包括深化内部资源重组,用好近期出台的兼并重组税收支持政策,推动相关子企业整合发展,提高业务协同和资源使用效率。
同时,去年7月,国资委启动了首批央企改革试点工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被列入首批开展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这一实践上的突破,让“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落地成为了可能。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少强表示,国家选择这些央企作为试点企业有其代表性,如果这些企业的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将对我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试点企业中,应着手考虑垄断型国有企业的试点问题,让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真正触及核心问题。
在中央层面抓紧制定运营和改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方案的同时,地方国资部门早已开始探索国资投资运营平台建设。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各地国资纷纷开始动作,目前,已有广东、重庆、黑龙江、江西、湖北、辽宁、吉林、贵州、湖南、江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多省市均明确今年将推进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随着由财政部起草的关于成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相关方案即将出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政府以“管资本”为主的战略取向,有望切实落地生根,国企改革的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
国企反腐助力改革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企效益,推动改革的持久深入。
在2013年和2014年进行的五轮巡视中,70多名国企高管在2014年应声落马。中央纪委巡视过程中发现一些企业高管存在营私舞弊、收受贿赂、权力寻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等26家央企开展专项巡视。截至5月中旬,今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工作全部结束。统计显示,本轮巡视落马的央企高管至少20名。专家表示,大批央企高管在巡视期间落马说明央企确为腐败问题的易发地,同时也直接反映了国企反腐败的效率在进一步提高。
可以说,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规范、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开透明、高效有力的内部和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必须用制度来规范“一把手”的权利,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总书记近日在吉林考察期间,更是着重强调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不断深化、顶层总体设计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增强国企的改革动力、保障好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在大改革之年,迎接国企国资的,将是新的重大机遇和考验,只要步伐迈的扎实,国企改革的前程定将是一片光明。
第四篇:中国反腐
2014年春节,距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有余,外媒评论称,上到酒店的鱼翅宴,商场的奢侈品,下到家里的贺卡鞭炮,今年春节中国上下走的是节俭风,春节的这场假日反腐可谓“首战告捷”。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联繁教授在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假日反腐的效果值得肯定,但未来更需警惕腐败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加大反腐力度。
假日反腐
鱼翅宴
“想试试反腐热度去看看五星酒店”
“也许马年春节是鲨鱼们过得最开心的春节了,因为新的一年将以节约开启,而非杀戮。”英国《卫报》打趣道,以往春节常常是大肆请客送礼、大办豪华宴席最多的时候,但政府严禁这些行为后,鱼翅、燕窝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均被明令禁止出现在菜单上。据官方统计,中国近期对鱼翅的需求锐减70%。
“要想感受中国反腐战役的热烈程度,有一个最好的试温点,那就是五星级酒店。”英国《经济学人》如是说,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在2013年,已经有56家五星级酒店主动要求降级以获“重生”。而这其中的原因正是政府大力杜绝奢侈之风。不仅如此,大城市里的私人俱乐部和大饭店的业务也出现了下滑。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在一年前开启,范围广阔而且具有持续的战斗力,可以想见,马年的“派对时间”将显著减少。报道援引全球房地产公司莱坊的数据显示,2013年下半年,中国五星级酒店的餐饮收入下滑了30%-40%。高端酒店不得不开始“大打折扣”自降身价来招揽大众消费者。
新加坡电视台报道称,春节期间,中国将豪华盛宴作为重点盯防的目标。这是继去年中央禁止使用公款购买月饼、鞭炮和新年贺卡后的又一“紧缩政策”。专家表示,这些措施绝不是浮于表面的,相反恰恰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在北京,政府组织举行的招待会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降幅达到了70%。假日反腐
奢侈品
“别把赌注押在中国消费者身上”
除了“舌尖上的浪费”,很多奢侈品牌的收入也出现了显著下降。美国消费网站CNBC称,中国顾客或许正为新年送礼摩拳擦掌,但高盛集团表示,中国大陆的奢侈品商家或许无法从中获益,“近期的政策解释暗示北京正加大行动力度,尤其是加强监管和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
该集团在题为《别把赌注押在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身上》的简报中写道,近期公布的反腐5年规划新增更多重点改革领域。从澳门赌场的贵宾室到大型餐饮企业和豪华手表,许多高端行业正遭受业务量大幅走低。高盛称,“其中极有可能蕴含着需求逐年下降且进一步萎缩的风险。”
德意志银行则表示,从时间和规模上看,中国政府去年的反腐措施均超出外界预期。该银行预测,中国奢侈品市场将类似去年约2%的速度增长,而在前年,这一涨幅为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已有迹象表明,中国这场反腐运动产生了效果。奢侈品如顶级箱包和手表,本已受到经济减速的冲击,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几乎无人问津。
假日反腐
专家说
年关抓廉关国人春节消费新气象
“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涉及面广,危害性大,可谓沉珂痼疾。”邓联繁教授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媒体对2013年有关职务犯罪案件的梳理发现,贪污受贿案件中,春节期间大肆收受贿赂的占总数的31%,生动说明年关即“廉关”。中央高调并动真格反对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显示了中央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邓联繁教授称,春节期间,伴随着反腐之风,国人消费呈现出三少三多的新气象:从消费去处看,用于请客送礼即用于他人的消费少了,用于自己与家庭的消费增多了;从消费来源看,三公消费与单位福利明显少了,自掏腰包的消费多了;从消费风气看,奢侈消费现象少了,理性消费现象多了。
邓联繁教授表示,尤其中国官员,在春节期间,迎来送往的应酬与瞎忙少了,陪家人清静的时间多了;送礼收礼的少了,廉洁过年的多了;盲目攀比的少了,低调务实的多了。
假日反腐拒绝一阵风应变成持久战
邓联繁教授表示,假日反腐对于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来说十分必要。“我国是人情社会,节假日是你来我往、联络感情的良机,也是糖衣炮弹袭击官员的高发期。同时,从节假日这样具体的时间段入手反腐败,可以积小胜为大胜,让人民群众直观地感受到反腐败工作的进展与成效,这点尤为重要。”
但是邓联繁教授也同时指出,目前还有不少人受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纠结于要不要在节假日送礼,担心不送影响自己的前程与利益。对此,要加大现代廉洁文化教育,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同时,在中央的高压下,腐败有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需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与舆论的监督作用,提高违纪代价,形成巨大的震慑作用。
此外,很多群众担心节假日反腐是“一阵风”,忧虑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对此,既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歼灭战”,又要加快形成长效机制,打赢“持久战”。本版文/记者黎史翔
第五篇:中国“走出去”的调查报告
中国“走出去”的调查报告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正愈来愈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而我国也将其迅猛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与全球经济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中国经济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中国的一批优秀企业也在积极“走出去”。“走出去”成为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问题,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一.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因
(一)“走出去”可以充分利用海外资源,技术以及投资优惠政策
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各种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内部资源短缺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与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矛盾,国内的资源无法满足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市场、战略资源以及技术等各种资源。
(二)“走出去”可以规避贸易壁垒和摩擦,扩大出口,开拓国际市场
因中国国情导致了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物美价廉的产品冲击了各个国家的相应行业,导致本国的产品销售量锐减,从而使中国制造业遭遇了各个国家的贸易壁垒,纺织业,轻工业,农产品等等相继出现提高反倾销税或抵制的政策。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有效绕过美国、欧盟等设置的配额、特保等限制,可以规避贸易壁垒和摩擦,从而扩大产品的出口。
(三)“走出去”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推动国家经济战略性调整
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增长相对缓慢,第二产业增长快速,第三产业突破以商贸、餐饮为主的单一发展格局,加速了金融、保险、研发、咨询等行业的发展。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严重不相符,因此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调整的。我国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多种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企业以成熟技术和设备发展对外投资合作、主动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和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一)“走出去”的规模不断壮大
中国海外投资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差,但发展较快。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年均增长速度在54%左右;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
达到177个,投资覆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00亿美元,投资规模接近600亿美元,居全球前五位,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未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将不低于吸引外商投资规模。
(二)“走出去”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已经从过去的贸易、餐饮扩展到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业和金融业等多个行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比较齐全。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也不断扩展。
(三)“走出去”的模式改变
从海外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看,我国海外非贸易性企业,采用合资方式的企业约占80%左右,独资的中国企业相应还相对较少。目前,虽然新建投资还占有相当比重,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取跨国并购及股权置换等方式对外投资。在国外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亮点。
(四)“走出去”的投资区域集中
我国企业海外经营地域过于集中,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美地区。有关资料显示, 70%以上的企业集中在港澳地区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投资分布地域过于集中,不利于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和投资风险的分散,往往导致我国海外企业自相恶性竞争。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义
(一)、中国企业“走出去”迎接经济全球化
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经济全球化必将伴随着国际产业链各环节区域分布的动态调整,凡是能够融入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国家和企业都将大有作为。就一国而言,融入经济全球化既可能使其受益,也可能使其受损。只有积极应对,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一国才有可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贸易规模
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为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继续保持对外贸易高速增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形成原产地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选择那些对中国企业设置贸易壁垒的国家,也可以选择第三国。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销售产品或出口,替代境内企业出口,就可以绕过目标国的贸易壁垒。
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降低对外贸易顺差,改善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企业可以选择贸易目标国进行投资,并在当地市场销售产品。作为东道国的法人,中国的境外企业在当地市场销售产品,维护和扩大了当地市场份额,但并不直接表现为中国企业对该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出口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从而改善与该国的双边贸易关系。
(三)、中国企业“走出去”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聚集区进行研究与开发性投资,通过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种投资方式。中国企业通过发展“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境外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同时,此类境外企业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增强国内企业研究与开发的能力。
有助于更好地培养高技术人才。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性企业,可以使中国企业的技术人员更为便捷地进入技术创新源头地,增强与国外技术人员的交流,进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四)“走出去”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我国公司企业尚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具有较强的增长势头,既需要不断历练,也需要不断创新。走出去可以锻炼各类人才,提升整体人员素质;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才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增强自身能力,建立与知名跨国企业相匹配的跨国公司。走出去可以拉动投资、带动消费,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可以调整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综合竞争能力
四、结语
“走出去“已经成为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强化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成为影响各国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因素。走出去战略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是企业进行国际竞争的,求得长远发展的必然手段,中国企业必须紧紧抓住国际市场并开始从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生产率,以获得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企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国际经营的战略模式。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方针政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