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系列之——深圳经验

第一篇：国企改革系列之——深圳经验

不限领域、错位发展、有所不为 ——国企改革的“深圳经验”

纵观深圳市国企改革历程，起步早，敢于尝试，连续性强是其重要特征。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一轮国企改革以来，在改革的若干重要方向上，深圳再次走在了前面。

目前，深圳市已基本实现了国有资产的集中统一监管，并基本完成了竞争领域劣势企业的退出，完成了国有资本布局的初步调整。此外，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比例达75%，资产证券化率超过50%，充分体现了深圳市先行先试的特点和改革的成效。

一、根据需要灵活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促进国企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臵和运行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深圳市国资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在原则的把握上，深圳市国资委强调,在混改过程中，不是简单地为了混合而混合，或是简单地通过价高者得的公开招标方式来选择合作股东，而是特别看重与企业的发展需要和战略相结合，注重股权结构的设计和战略合作股东的遴选。这样才能使得企业有合理的股东结构，从而真正引进对企业未来长期发展有帮助的战略投资者。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深圳市国资委一方面不设时间表，成熟一家推进一家，另一方面，在领域方面也没有自缚手脚。不仅限于高科技或中小企业，在证券、创投、物业管理等多方面，都开展了混合所有制。

例如，深圳市对水务、燃气、能源等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类企业，通过国家招标招募的方式，引入了战略投资者，实现了合资绝对控股。

虽然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类企业没有高利润的回报，但是，一方面，深圳引进的是同行业的龙头企业，他们更看重行业对外拓展的问题。另一方面，深圳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类企业，在企业化改造、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治理规范、管理能力和商业模式上，相对内地企业来说有一定优势，所以对资本有很大的吸引力。

深圳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做法，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同时，配套实施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实行同股同价，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效解决了员工持股定价难的问题。

早在2015年，深圳市就经与国务院国资委沟通，先行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市属国企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试点办法》，在人力资本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的竞争性企业及上市公司开展试点，如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和科技服务型企业、战略性新兴成长类企业等，同时放宽管理层及核心骨干持股比例至30%，并同步建立股份流转和退出机制。

在混改过程中，深圳市国资委特别注重健全国有资产交易规则，做到了严格规范资产评估、产权流转，同时，加强国资监管，确保规则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从而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得益于上述举措，目前深圳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比例达到75%。在24家直管企业中，有12家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而另外12家独资企业中，有5家企业90%以上的核心资产、业务均在下属的上市公司和股份公司。“目前深圳市纯独资企业只有地铁、远致、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人才安居集团和鲲鹏资本7家，主要承担政策性业务、重大产业基金管理和资本运作平台功能。

二、准确把握国资定位，与民资错位发展

众所周知，深圳市民营经济发达，诞生了华为、腾讯等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深圳市国资委则准确地把握好了国资的定位，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发挥了自己的基础性、公共性、先导性作用,实现了与民资的错位发展。

具体而言，基础性方面，深圳市国企主要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和民生福利保障；公共性方面，在深圳市社会重大项目投资方面，近五年来，国企承担了全市比重的40%；先导性方面，国企主要发展科技金融服务和科技园区服务，支持深圳创新企业的发展。比如国资系统的创新投、高新投、担保资本，这三家企业目前累计扶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项目4.1万个，扶持公司450家，累计扶持资产4760亿元。

如今，深圳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为主体，金融准金融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两翼的“一体两翼”领域国企的净资产占比75%，利润占比83%。这很大程度说明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是可以实现错位、互补、共同发展的。

据了解，未来深圳市将进一步推动国企国资向三个方向集中：保障城市运行和民生的重要领域；事关深圳市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深圳市影响力和带动力的产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

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过程中，深圳市国资委在资本运作手段方面，也开展了新的探索。比如“基金群”战略。2016年，国务院国资委层面推出多只基金，服务国企创新、结构调整、国际并购、军民融合等领域。

深圳市国资委与国务院国资委的做法不谋而合，在深圳市国资委层面，建立了1500亿元的国企改革与战略发展基金，为国企国资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池和市场化的并购重组手段。据了解，目前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均已完成设立，首期160亿元出资已到位。

在市属国企层面，深圳市国资委则推动设立了新能源基金、智能装备基金、物流基金等各类特色基金。通过基金策略，改变了过去资本运作工具单一，股权投资之后资本流动性不强，进出渠道不通畅等问题，通过基金充实了资本运作手段。

此外，深圳市国资委还通过大力推进上市及再融资，推动并购重组与战略合作，加快“走出去”步伐等手段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深圳市属国企资产证券化率达50%。重组方面，深证市已基本完成内部存量的整合重组，下一步将结合上下游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更深度的资源重组和融合；深圳能源、地铁、机场、盐田港等优势企业，则在探索国际化运营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三、国资监管体制有所为有所不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对国资监管体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方面，深圳市也有很多先行先试的经验。

比如，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方面，2004年深圳市国资委成立之初，就设臵了投控公司，作为企业改制退出、资源整合等辅助履职的平台。2007年，深圳市又针对国资系统资本运作的需要，成立远致公司作为市国资委资本运作平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新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深圳市国资委正推动国资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方面，深圳市国资委按照中央的“管资本为主”的要求，拟重点通过“一张清单、一个基金、三大平台”建设，构建深圳市特色的国资监管运营体制。其中，“一张清单”是国资监管权责清单，“一个基金”即国资改革与战略发展基金，三大平台，指的是公益类平台、功能类平台，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一张清单、一个基金、三大平台将为深圳市国资委实现以管资本为主提供更加有效的市场化手段和运作机制。

同时，深圳市国资委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2016年，深圳市国资委完成了新一轮内设机构及职能优化调整工作，改组或成立综合研究处、股东事务处、战略发展处，从而加快了国资委职能转变。深圳市国资委还制定了国资委监管权责清单，在已经向企业下发10项决策权限的基础上，拟再下放或取消13项，仅保留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的17项责权事项，其余事项由企业依据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自主决策，从而进一步厘清国资委与企业的权责边界。

在完善监管方式方面，深圳市国资委则强调“合力”的作用。深圳市国资委在工作中发现，对国企的监管，不能仅仅通过事后的检查监督去实现，还要从企业的产权结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着手，从源头上解决监督问题。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深圳市国资委构建起了“六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即将监事会、财务总监、纪检监察、审计、风险控制、内部控制等各种监督资源进行整合。

财务总监作为深圳市国资委外派的监督力量，按要求要进董事会，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就履行了监督的职责。而整合纪检监察资源，则是与党的监督力量进行结合。最终深圳市国资委实现的是监督职责的统一行使，监督资源的集中调度，监督内容的全面覆盖，和监督信息的成果共享。目前来看，这套监管体系还是比较有效的。从国资委成立以来，深圳市国企尚未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既往改革经验基础上，深圳市的国企改革掀开了新的篇章。根据中央“1+N”国企改革文件精神，深圳市国资委已研究形成了以《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发展的方案》为牵引，涵盖权责清单、国企党建、功能分类、选人用人、激励约束、结构调整、容错机制等改革重点领域的12个配套文件。文件充分体现了问题导向，即着力解决深圳市国企散、小、弱等突出问题，和资源配臵能力与深圳城市地位不相适应、经济贡献度与深圳城市经济体量不相适应的矛盾问题。“1+N”国企改革文件充分体现了问题导向，即着力解决深圳市国企散、小、弱等突出问题，和资源配臵能力与深圳城市地位不相适应、经济贡献度与深圳城市经济体量不相适应的矛盾问题。面对未来，深证市将广泛凝聚共识，不断把国资国企改革引向深入。

第二篇：国企改革未来之路在何方

国企改革未来之路在何方

国务院国有资产委员会副主任邵宁于上周六在“2011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透露，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企向两个方向集 中，未来会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类型国企：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他表示，一方面，要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利益，另一方面，国企将承担破产退出的风 险。

公益型国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

邵宁表示，未来的调整会将国企划分为两大类：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谈及公益型国企，邵宁指出，此类国企具备四个特征，首先，其产品关系到国 民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第二，在经营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或寡头竞争；第三，定价机制由政府控制，该类企业自身没有定价权；第四，企业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 益，应经常承受政策性的亏损。“在中央层面包括如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而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他解释。

邵宁指出，由于该类国企在经营上普遍处于垄断地位，因此未来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建立包括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机制，以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的利益。

有观点认为，从事公共服务行业的国企，应将服务公众作为最高的目标。但有专家并不赞同这一看法。经济学家华生称：“现在再来讨论国企到底要不要完全做公益，完全不挣钱，那是不是又回到了改革最初的路，这么多年的改革都白做了？”

竞争型国企：将承担破产退出风险

邵宁指出另一类国企的改革路径：竞争型国企。他介绍称，此类国企政企分开更为彻底，政府既不应该干预企业的决策和内部事务，对此类企业也并无扶持帮助的义务，如宝钢、中粮、一汽、中国建材等企业。

“竞争型国企在机制上更加市场化，要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面对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乃至破产退出的风险，”邵宁说。

邵宁表示，竞争型国企的改革方式是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国资委近年一直在推动国企整体上市工作，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规范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

第三篇：深圳变频器维修之LG 变频器开关电源维修经验

深圳变频器维修深圳市永鑫旺科技有限公司http:///原创出品

LG 变频器开关电源维修经验

LG SV 系列变频器开关电源维修经验

我公司库存一LG SV185IS5-4N0 的变频器。接修时IGBT 烧毁，CPU 板亦坏，在修理后试机时再次烧毁CPU 板，可谓损失惨重。后判断为电源电压过高，因资料不足而搁置起来。我检查发现24V 最高达56V 之多（见图2），其余各组也相应增高且电压波动较大。初步判断为次极取样有问题。但查看电路上贴片ZD13 上仅标注“4”。经过检查它的外围电路后，我推测应为“431”系列的精密可调稳压IC 而非原电路简洁的“4”及“ZD13”（国内多把TL431 等标注为“IC”的习惯确实是难以推断，而这也可能是以前没有修复的重要原因）。为了证实我的推测正确与否，测量三个引脚的对地电压时发现一个为0V，一个为2.5V，一个则在2—8V 之间跳变。顺藤摸瓜测量到R50 时竟然几次测量时有不正常现象——阻时会大于2.61K 而高达10K 以上且数字跳变（数字表）或指针大幅度摆动（指针表）。就算是在路测量的局限性也不会有此现象。我决定焊下来测量，在拆焊时发现：R50 的一个引脚竟然已和电阻本体断裂！这是在检修贴片元器件线路板时所难以察觉到的，普遍性存在且隐蔽性极大的现象：引脚断裂本来就难以发现，当你用表笔测量时又人为地给焊盘加上了一定的压力而使原本“似脱非脱“的引脚又给“接”上去了。换上一阻值为2.61K 的贴片电阻。输出电压正常且稳定不变。再回过头来测量ZD13 电压取样引脚的电压时已“稳定不变”。

到此虽然检修过程结束，但我的工作并未完成：此电源板电路是LG IS5 系列几千瓦到几十千瓦变频器的通用CPU 电源板，故绘出此电路图并标注出某些元件的参数及代换型号。当以后遇到同样的机器时，在找不到原型号可找代换的，如果连代换的也找不到的话就以能购置到且性能最相近的元器件装机。更重要的是，不再怕被别人修过的同型号“转修机”，即我们行内常说的“同行机”——丢失或是换错元器件的机子。

实际运行，工作正常，证明变频器已完全修复。

第四篇：国企改革

国企该不该改革，应该怎样改革，一直是国内经济学家争论的热点话题。面对2012年中国经济活动的收缩以及国有企业利润的同比下滑，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国企改革可以给中国带来新的增长机会。如果能通过国企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仅此一项就可以获得2%的年均GDP增幅。那么，怎样的国企改革才能创造出新的增长机会呢？改革的关键是什么？该如何破除阻力？

我想首先从国有企业的需要改革的原因说起，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革，因为国企存在着一系列弊端，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的效率。具体来说，首先是国有产权的原始主体虚置，导致国有产权配置和运行低效率。国有产权无法真正明晰到每一个具体公民的名下，产权的数量和存在状态对于每一个具体公民即原始主体来说都是“虚置”的，他也就无法，也没有动力真正去行使、监督他的国有产权。第二，国有产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合一，导致产权运行行政化。国企国有产权是由国家的各级政府来管理运营的，即使是 2003 年以后逐步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是政府的特设机构。国有产权被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把持，形成“部门所有”和“地区所有”，导致条块分割。各地方、各部门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必然人为阻碍国有产权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流动，形成地区封锁、部门壁垒，由于国有产权几乎无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则顺畅流动，必然造成国企产权结构凝固化、封闭化，进而导致国有资产运行的低效化。第三，国有产权异化为“官员产权”，政企很难真正分开，官员作为国有产权的真实代理人同时也是股东代表，追求的往往不是国有股权的经济效益，而是政绩指标，即其行为是扭曲的。这不仅增大了资源配置的盲目性、随意性进而低效性，而且，产权与政权的合一，使得政府官员手中的行政权力在国有产权原始主体（全国公民）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权力资本”，这就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提供了条件。国企运行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弊端，包括产权运行的委托—代理链条冗长且具行政性，代理成本高昂，运营效率低下，国有产权界定不清，缺乏产权激励与约束功能，一股独大’，对公司治理绩效的损害更为明显。它使产权多元化的股东制衡机制被极大削弱，导致公司无论从竞争力、灵活性、对中小股东的责任感以及公司的生命周期来看，均缺乏与国际企业竞争的实力。

所以，国企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迄今为止我国国有企业主要经历了两轮大的改革。第一轮从1978 年开始到1989 年，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效益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厂长负责制及承包制等。第二轮改革是1992 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发起的，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产权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股份合作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股份制、抓大放小、“两转”改制(产权与身份转换)和兼并重组等。改革期间，一些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郎咸平2004年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矛头直指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对其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国企并购行动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收购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和民间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指出顾雏军利用财务手段，把一些经营困难但生产条件较好的国有企业的账面亏损做大，然后再低价收购这些企业。一旦收购完成，再利用类似的财务手段，制造“收购后赢利”的假象，从而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一些郎咸平的支持者认为，权力支配、暗箱操作、法规不全、国资流失、职工及债权人权益受损已经成为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拦路虎。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浪潮中，公平丧失，效率失察，一场正在上演的民资合法侵占国资的狂欢盛宴应该叫停。他们甚至认为，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教训正在中国上演。当时很多民众是支持郎咸平的，认为国企改革应该停止。而我是比较支持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观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一定要置于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考虑，不能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国有资产流失等种种问题在个案上成立，但在总量上不成立，种种问题的出现固然有

损社会公平，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的大背景下，国企产权改革不能因噎废食，改革方向不能简单否定。另一方面，鉴于上述的国有企业的种种低效率和弊病，国企的改革不能停止。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国企改革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负面现象：一是国资贱卖；二是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三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四是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应，以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和被侵吞，确保职工的利益不受侵害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国企产权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涉及全民利益的根本问题时，决策者应该在充分尊重全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寻找到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最佳途径。通过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保证国有企业改革不会出现少数人控制的局面。在产权变动问题上，不能仅仅是通过少数人的内部交易方式剥夺绝大部分人长期积累的基本财产。

国企改革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革动力不足。大多数国企都不愿意改革，而且不会主动改革，因为国有企业，尤其是一部分央企，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今后仍然需要三个力量去推动。第一，用政策力量。我们是主张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应该就国有企业的改革、央企的改革以及央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央政府尽快出台政策，用政策推动；第二，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就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把央企的改革、央企产权多样化的改革作为一届政府任期内很重要的目标之一；第三，用市场力量去推动，现在国有企业一些独占经营，垄断的领域，允许民营及其他资本进入。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进入，必然会形成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力量。

其次，关于垄断的问题。凡涉及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国家安全、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应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确立一套严格科学的国企管理模式和架构。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应逐步退出，让民营企业逐渐发挥其作用。

第三，应该解决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的问题。尽管2003 年国资委成立以后实际代理了国企产权人的角色，改善了国企的治理结构，并对其管理、激励和决策体制进行了规范。但是，这些并未彻底改变国有企业“产权人不清”的弊端。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其实是扮演“股东代理人”的角色，而究竟国有企业的所有人、受益人和控制人是谁? 并不明朗。实际上在国有企业中实现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直是一种内部人控制和党政机关行政干预的混合物。当前重要的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和“政企分开”;而在管理层为防止“内部人控制”、国企高管薪酬失控等弊端，重点是多方加强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管，切实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层问责机制。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国资委要破解当前存在的政企不分等难题的关键是设立监管的中间层———国资运营平台公司。国资运营平台公司是国有资本的运营机构，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处于政府与市场的“界面”，是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最重要的“节点” 国资运营平台公司一般有三大功能: 资产处置、整合重组和投资管理。这个平台可以贯彻国家对国有资本“进”和“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政策，体现政府意志，而经营运作的操作应按市场方式，遵循市场规则。

最后，应该注意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

国企改革，需要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一片更广阔天地，并且实现利益再分配，让国企的股东——老百姓能够真正分享到其中的好处。改革的过程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但重要的是社会形成共识，将改革继续向前推

第五篇：国企改革

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有人问我，您认为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谁是比较成功的？

我说：中国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

一、我们可以宏观的从铁路运输企业内部改革的情况讲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国家部属级大型国企中，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业内部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铁路运输价格一直按照国务院要求，保持着行业的最低运输价格。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行业性“牺牲”和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2、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以减少行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为中心开展的。过去由10个分局管理的一个铁路局，现在变成了由一个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减少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十分之九。同时极大的适应了铁路运输生产发展高度集成性的现代化要求。

3、铁路运输改革没有按照原定的市场化三分改革方案运作。而是按照适应铁路运输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实行了行业高度现代化、集成性、整体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过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成本和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关系方式进行的国企改革。

所以说，中国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改革产生的社会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国企改革。当然从各行业比较的角度讲，铁路运输行业职工吃了很多的“亏”。因为现在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电力行业少近一半左右。

二、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我们可以从各行业国企改革状况上讲一些主要的参考性原因：

例

1、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是在原有的区域管理模式基础上按照产供销分离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不但没有有效的相对的降低电力成本，反而使我国电价超前持续走高。同属垄断企业，他们的改革的成本却主要是通过全社会消化。电力企业的各种管理机构不是相对大幅度的减少，而是大幅度上升。电价市场化极高。导致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铁路运输行业多近一半左右。

例

2、电信行业。这个行业也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三分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为了形成三分并把铁路电信系统拨离到电信行业。电信行业本来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集成性的整体性行业。现在我们教条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实，欧美国家何尝不想搞统一啊，只是由于他们制度的原因现在还搞不了统一）。而我们有先天的统一条件却模仿分离。结果是造成我国电信机构重叠，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成本超高。一个简单的重复收费问题都不能实现。使电信改革的成本平摊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户。

例

3、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同行交叉，严重制肘，各家银行都到一个地方开，导致各行成本超高。腐败严重。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而这个行业却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天然”的白领行业。使本来这个我们国家最管用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手段，常常是尴尬的失去控制宏观微观经济的金融作用。导致股市、楼市异常发展。极大的影响和威胁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所以我说，大型国企改革，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的国家。说句笑话，如果让小布什到中国当总统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们不要教条的学习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实践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事实上，什么东西搞市场，什么东西搞计划，是依据这个东西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的大型、特大型国企，是我国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适应先进生产关系本来是正确科学合理的。现在美国人到处搞市场经济，是想把全世界成为他自己的市场。他们自己国家实质是很有计划性的经济。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军事那么大的军力，他要维护这个市场，所以他要养护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们经营世界市场的成本，他要中东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东的穆斯林人按照他们的制度建立国家。谁不听话他就用武力使你变成阿富汗、伊拉克。现在他们的国家成本太高啦，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养活不起他们啦，他们的内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啦。注意这可能是世界更危险的时候。因此21世纪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失败案例：浅谈国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胶厂的困惑

1990年，当时的北京橡胶6厂和橡胶7厂合并，注册为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橡塑厂）。由于生产有污染，1991年，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厂开始酝酿搬迁。新厂址在通县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搬迁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内的北京橡胶5厂的三个车间并入橡胶塑料制品厂。1998年，北京乳胶厂也搬入现在的厂区。因此，目前在同一厂区内，有两个厂（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北京乳胶厂），还有两个合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之间的重组工作尚未开始，因而这些企业仍都保留着独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则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厂长担任，在行政上是一体。现任厂长和党委书记1995年底任职。

当时合资企业注册时，一香港人出资10万元，然后该厂给他发了两批货，算是还了钱，自己则保留了一个合资企业的壳。另一个中美合资企业是乳胶厂成立的，美方出资11万美元。当时美方100％包销产品。一年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产品销路在美受到极大影响。但目前这两个合资企业都不亏损，每年能向厂里返还部分收益。合资企业的人员和母体厂分开。

橡塑厂的总资产为2亿元，负债1．4亿元，负债率64％。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经过几次合并，1990年橡塑厂的职工总数达到2000多人。搬迁过来时有1600多人。现有在编职工1300人。共有离退休人员1564人，其中离休者19人。橡塑厂的主要产品有再生胶、工业胶板、橡胶滚轴、橡胶粘剂、汽车配件、乳胶手套以及雨鞋和钓鱼裤。

合并搬迁中出现失误

1994年的迁厂，成为了橡塑厂经济效益出现逆转的一个关键时点。没搬迁前，橡胶6厂和7厂的经济效益都还可以，没有一家亏损企业。

但是，在合并、特别是搬迁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业合并搬迁的指导思想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表现为：

第一，停产搬迁，在整个过程中丢掉了相当部分的市场。从1992年起开始逐步停产，随建随停，随停随搬，最长停产3－4年。在此期间产品没有发展，设备、技术没有更新。

第二，在当时搬迁时，缺乏对搬迁过来的企业如何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的厂址不是按照未来的产品进行规划，而是按照工厂厂房搬迁进行设计，搬过来一个厂，就建起了一部分厂房，结果造成厂里厂房和设施布局严重不合理，厂区布局和厂房设计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迁时机不合适。当时搬迁的经费主要来自卖地的钱。这些厂子过去都在市区，并且都处于较好的地段。新厂房的最初预算是7000万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设备的改造和引进。原设想通过土地置换，可获得相当一部分设备和技术改造资金。但是，由于整个搬迁过程中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有的计划受到很大影响。1990年卖地时，北京市的房地产还没有变热，卖地仅卖了1个亿。而等到1991年9月开始动工建新厂房后，随着房地产热的迅速升温，建材价格又直线上升，卖地的钱连盖新厂房还不够，到最后工程决算时，总费用已高达1．5亿元。原来准备进行技术设备改造的钱不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设上，而且，至今5000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款尚未与承建公司结清。同时，橡塑厂在搬迁过程中也挤出了部分资金和使用贷款，进行了部分设备的技术引进。但在引进设备中也出现了重大失误，有些引进设备原本就是国内生产的，出口后又以国外设备进口，结果设备安装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厂从1993年起开始出现亏损，目前已累积亏损4000多万元。尽管如此，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逐步恢复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初期亏损迅速增长的势头看来现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业逐年减亏：1995年亏损1400万元，1996亏损1000万元，1997年亏损500万元，到1998年实际亏损已下降至400多万元。橡塑厂1999年制定的指标是力争不亏损。

橡塑厂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企业通常都准备好的一份正式的发展战略规划文本。这表现出企业领导人现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处理现期的生产经营问题上，还难以顾及长远的发展问题。1995年新领导人上任后，连续3年未休息一个双休日，工作相当辛苦。目前生产经营上的主导思想，是“维持生存，再图发展”。工作的重点是在现有条件下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和高附加值新产品的开发。如再生胶过去只有一种，且年生产能力只有6000吨，现已有5种新产品投入生产，设计生产能力1万吨，并已逐步打开了市场。又如橡胶板过去只能生产窄板，不能适应用户的需要，现在正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多种规格和性能橡胶板的生产能力。

然而，即使是这些短期的努力和预期，似乎也因政策环境的变动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由于橡胶板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进口，但国家现已将这类原料列为严格控制进口的商品，结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产的困难。再如，1999年中国开展的打击走私，使海关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橡塑厂很多原料需进口，一些产品也要扩大出口，但由于海关管制力度的加强在一些技术环节缺乏明确的标准，具体业务人员的处理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本来较顺畅的进出口渠道变得障碍很多。

广开融资渠道希图摆脱困境

为了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在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橡塑厂除了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扩大生产能力外，一直在想办法开辟多种融资摆脱困境。一个主要的办法是进行对外合作，现在正在与多家外商，主要是台湾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接触。如果谈判成功，橡塑厂将用部分优良资产与国外公司，或者国内其他企业合资进行重组。用厂方的话说，“就是使一部分资产和人员先突围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过头来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终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另一个可能会带来转机的情况是，现在北京市化学工业总公司也正在筹划，将下属的国有企业组建为轮胎、建材和胶塑制品三个集团。这可能会在组建过程中给橡塑厂的重组带来新的变数。

尽管我们的调查总在试图引导橡塑厂领导人更深入地谈及企业改革的话题，但他们似乎更多倾诉的是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对现体制的怨气。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说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业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几乎没有办法靠自身摆脱困境。例如，如果能够找到资金，或者由国家注入新的资本金，按所计划的方案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不仅可以新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且，大约只需600名职工即可维持现有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厂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有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则是改革面临着各种实际困难和政策障碍，如重组改制难以引入外部资金，银行债务的清偿以及职工问题的处理都难以解决。又如，目前橡胶厂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各个方面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富余人员、包括下岗人员的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企业能够解决的范围。几乎所有规则都由上面制定，但几乎所有的责任都由企业来承担。另如退休职工问题，如果厂里现在不能按期缴纳各项保险费，原属于厂里的1500多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就会立刻受到影响。

成功案例

享誉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资控股同样是中华老字号的“桂林花桥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业内有着全国“白方腐乳”领头羊之称的桂林花桥腐乳厂，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亏损企业。3年过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还是健康成长？日前，记者专程赶到桂林，实地探营有着“桂林三宝”之一美誉的桂林花桥腐乳的发展变化。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总经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厂董事长王家槐(右二)多次亲临桂林，与干部职工研究对策。王致和还从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国、张子平、宋丰江三位同志担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们与当地干部一起不断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推行绩效考核和多劳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领导班子正在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公司实行“向生产一线、向管理人员倾斜”的工资分配原则，根据不同岗位制订了三种工资分配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记者在厂里采访时恰巧是星期天，正赶上工人加班加点，厂内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领导不仅重视产品的外包装，对公司内部的生活环境也同样十分关心，他们筹建了职工活动场所、职工书屋，开办职工之家。从北京来到桂林腐乳公司的总经理白振国坚信，实现桂林花桥腐乳的振兴，不仅靠历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现代人的人心。(图为花园式的厂区)

为确保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桂林花桥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纯正，改制后的企业强化产品质量，严格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实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产品实行检验，件件产品放心出厂。

改制3年来，企业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向地方政府上缴的税费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万元，而且企业员工的工资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34％，销售收入增长4.99％。公司还申请了产品新包装的版权登记5件，新包装外观设计专利3件，对老包装进行了版权登记保护。如今北京二商集团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为桂林市国资委引以为自豪的国企改制成功案例。该厂生产的“象山腐竹”，与桂林花桥腐乳齐名，在桂林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驰名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