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问题

第一篇：国企改革问题

来自管理视角：国企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2005-10-9

文/佐佑顾问第十一期-[国企专题]

“国企”出身于全民所有制性质，历经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国资企业的身份演变，至今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的争论已成历史，但围绕国企改革依然存在不少热点问题：改制问题、管理层收购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治理结构问题、三项制度改革问题、股权分置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看上去很多很大，但拨开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要有效解决问题，须从认识问题入手。如何认识国企改革的问题呢？

回顾国企改革的基本脉络

宏观层面上，国企改革是国家经济改革的核心。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不断突破，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指导着国企改革实践的持续深化。目前，国企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已不可逆转，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观层面上，国企改革的逻辑主线，是如何处理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国企改革经历了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市场主导三个阶段。目前，成立国资委、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等举措，标志着市场正成为国企改革的主导力量。

微观层面上，国企改革始终围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权的委托与管理：先是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实施承包制；后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制上市；再是国资委成立，监管国企的国有资产。目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与转换经营管理机制，是国企改革最核心的内容。审视国企改革的主体思路

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国企作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体，置身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不断调整治理体制和管理机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中心目标。国企要实现市场化的目标，关键是建立起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而投资主体多元化、股东多样化是良好治理结构的前提，这就要求对国有独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简称为“国企改制”。国企改制的成果之一是“上市”，上市反过来有助于固化改制的成果，但上市并不是改制的唯一目标。

针对国企改制，国家以市场化为方向，结合具体实际，确定了分类管理、抓大放小的战略：对规模和影响不大的中小国企，国家全身退出，股权出售给个人或民企，实现私有化；对处于竞争性领域和行业的大中型国企，国家部分退出部分保留，经营者和职工各占一部分，还可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大型国企，在确保国家控制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入股，重点是引入战略投资者，1实现股权多元化。目前还存在国有独资企业，但今后也面临着改制。

总体来说，国企改革的重心首先放在企业外部，通过市场、客户、竞争、股东等引发的压力和动力，让国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但内部改革不容忽视，国企既需要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也需要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好的治理让管理更有序，但不能替代管理。尚未实施改制的国企，沿着改制之路前行；在此期间，内部改革不能观望或止步，而要有所作为，特别是在“三项制度改革”方面。已改制企业或上市公司，内部改革更要加大力度，不断完善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观察国企改革的实践问题

顺着上述的主体思路，各行各业的中央和地方国企，有步骤地踏上改革之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原因，在国企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了几个比较集中的操作性问题。一是证券市场效率问题。将国企改制后在境内外上市，这是国企改革的重要路径。境外证券市场有严密的法律和规则，运作经验也比较成熟。而基于承载国企改革与解困的历史使命，国内证券市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缺陷。再加上不法分子的推波助澜，以及各方经验的欠缺，证券市场逐渐失信于人，各类问题最终彻底暴露。目前，证监会制定了系统的解决方案：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国资委制定相关文件，限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最低持股比例，确保国家对某些行业的控制。作为上市公司最重要的外部环境，证券市场效率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优化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准确评价国企市场价值和经营业绩，并采取期权等手段有效激励国企高管人员。

二是管理层收购问题。“郎顾之争”曾引发学界和企业界的热烈讨论，在讨论声中，伊利等上市公司高管频频出事。郎咸平对国内MBO案例的质疑，本来就没站在国企改革的角度，因而也就谈不上拥护或反对国企改革。管理层该不该持股？该持多少股？股价怎么计算？资金从哪里来？这是MBO的操作问题，而实质问题在于：管理层持股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吗？更有利于股东价值最大化吗？未必。因为，管理层其实就是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不一定要持股，不见得要成为有分量的股东。对于职业经理人，只要激励约束机制到位，照样能激发其为公司创造价值；而且，公司还可以通过期权手段，激励其关注公司的长期价值。对那些适合做MBO的国企，还要追问：交易过程合法合理吗？交易结果公平公允吗？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的行为？国家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公开、透明的规则和程序，严惩违法违规者，以规避管理层的道德风险。

三是高管人员选聘问题。在原有的干部管理体制下，遵循“党管人才”的原则，国企高管（包括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等）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任免、调配。虽然国企取消了行政级别，但国企高管的级别仍有价值，卫留成和苗圩从国企到政界的移动，并非特例。党管人才与企业用人差异很大，四大电信运营商高管人员的对调，怎么看都不是企业行为。从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来讲，股东选派出资人代表，出资人代表组成董事会，董事会选聘总经理，总经理选聘班

2子成员。董事会还下设提名委员会，支持高管选聘工作。解决高管人员选聘问题，一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点是健全董事会的功能；二是建设出资人代表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形成市场供求关系、人才价格及流动机制；三是把企业党组织的工作与法人治理结构衔接起来，可在董事会和经理层中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在高管人员选聘上，各级国资委频频出招，乃至面向全球招聘人才，虽有越位之嫌，主流却值得称道。

四是职工身份转换问题。在国企改制之前，特别在《劳动法》出台之前，作为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企，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企职工是国家主人，具有国家干部和工人身份；国家事实上承诺了职工的终身就业，职工与国企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后演变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国企改制重新界定了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关系，职工的国家身份就此解除，职工与企业建立起基于劳动合同的雇用关系。这在理论上没问题，关键是实践中如何操作。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改革阶段，主要以买断工龄来实现身份置换，但由于补偿标准总体水平不高，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又存在较大差距，出现了不少不和谐的现象。新一届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主张，更加关心国企职工的利益。在新一轮的改制改革中，一是健全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减少职工的后顾之忧；二要制定合理的职工经济补偿金标准，提高职工对改革的支持度；三要把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交由职工代表大会表决。

五是管理机制和制度问题。国企改制有助于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做好做强企业的基础，但绝不能保证企业做强做大，一些股份制企业或上市公司照样效益低下以至破产倒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激发企业组织的动力和活力，调动企业各层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国家一直在推动“三项制度改革”，目标是“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这在市场化企业看来的基本常识，在国企改制之前简直比登天都难；职工身份问题是个症结，根本谈不上人员的市场化配置，造成冗员多而人才少。改制无疑是个最好的契机，能有效解决职工身份问题，使得“三项制度改革”有了突破口，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也有了起步点。国企要在改制的同时，顺势而为地开展人事改革，搭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由于国企传统机制制度的起点不高，这方面改革的空间就更大，改革的成绩也就更显著。

六是历史和社会包袱问题。国企一度扮演了多种角色，承担了多重责任，几十年来沉淀下许多历史性问题，背负起很多社会性包袱。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帮助国企实现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解决冗员过多问题；帮助国企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对国企离退休人员实现社会化管理；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救助和扶持国企中的弱势群体。随着国企改制、改革与发展，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

回首过去，国企改革已磕磕绊绊地走了20多年。虽不乏改革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但总体上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何来加以解决呢？国企改革究竟何去何从？我们既

3不能就事论事地解决个别的问题，也不能凭以往经验来解决今后的问题，而要从更宽阔更长远的视界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答案。我们可以没有清晰的蓝图和具体的计划，但要有明确的方向和整体的规划。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是：市场化、国际化、人性化。

首先，市场经济作为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运行的主体形态，因而市场化必然是国企改革的目标状态。国企将遵循市场原则和规则，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凭借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中竞争，在竞争中获得市场价值，回报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其次，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市场已分不出国内和国际，国企的国际化已势不可挡。国企将遵循国际准则和游戏规则，在国际分工中谋求生存发展，直接与国际同行竞争，整合国际市场的资源。最近中海油等国企的并购举动，吹响了国企向国际化进军的号角。再次，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尊重人性、以人为本，已不再是政治上的空洞口号，而是各国政府执政的实际出发点。中国新一届政府也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健全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国家经济和企业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亦是各国各界的普遍共识。从多个角度来看，国企都将越来越具备人性化的特征。

寻找国企改革问题的对策

一是坚持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所有的改革方案和举措，都要有利于国企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人性化。对大多数国企来说，改革的优先目标还是放在市场化上。不变革计划经济所养成的国企惯性，不树立市场化的价值导向，国企就难以适应市场环境及其变化，就很难获得生存和发展；而没有发展所创造的时空，国企就无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国企的市场化变革和转型，首先是价值导向的转变：从“官本位”到“价值本位”，从向政府负责到对股东负责，从关注内部到关注外部，从上级满意到客户满意。再基于新的价值导向，搭建新的价值平台，并以此平台延展出新的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国际化是个空间概念，国企的国际化意味着能适应更大范畴的竞争，能在更大领域生存和发展。若是缺乏市场化的观念和能力，国际化就如同空中楼阁。人性化目标引导国企尊重客户、股东和员工，尊重各个利益相关者，以实现利益共享和事业多赢。

二是树立全新的国企改革观。首先，改革理念应“以人为本”。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改革最终是解放人、发展人。改革只是一种手段，人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改革方案既要考虑企业效率和效益，还要考虑社会公平和和谐；否则，任何改革都无法成功，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乃至动荡。其次，应实行参与分享式改革。要让绝大多数人参与改革，并分享改革成果；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改革，享有知悉权、表达权和投票权。改革是各方妥协的过程，但仍会有受益者和受损者；成功的改革就是扩大受益面，减小受损面，并且让受损者得到合理的补偿。再次，改革要有规则和透明度。这样，改革的效率和公平性会更高。有了规则，人们就会对改革产生稳定清晰的预期，而且便于人们遵守规则，监

4督规则的执行。另外，在形成、制定、实施改革方案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披露信息，使利益相关者及时了解，产生清晰稳定的心理预期。

三是并行推动“三制”改革。“三制”指体制、机制和制度，三者三位一体。“三制”不断改革到位，就不断逼近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国企改革，既要改革体制，核心任务是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也要改革机制，中心任务是建设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还要改革制度，重点任务是设计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体制尚未改革的国企，优先考虑体制改革；正在实施体制改革的国企，最好同时推动机制改革和制度改革；已经改制或上市的国企，一方面要推进公司治理转型，一方面要通过机制和制度改革。而无论处于何种状态的国企，“三项制度改革”都势在必行，而且也完全具备改革成功的条件。市场环境越来越成熟，国家法规政策越来越健全，社会文化观念越来越理性，这为国企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国企自身的文化凝聚、人才积累和管理沉淀，使国企人事制度改革有不错的内部条件。因此，国企不要高估人事制度改革的难度，只要改革的方向正确，改革的观念到位，改革的方法得当，就一定会卓有成效。

四是以价值平台为改革杠杆。国企普遍存在着这些问题：战略不清晰或执行不到位，部门职责和业务流程不清晰，岗位定位和员工角色不明确，人与岗位不匹配，一岗多人或一人多岗，冗员多而人才少，人才评价标准和业绩考核标准不清晰，工资分配不合理、不公平，员工晋升和职业发展通道单一，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向国企改革的目标方向，搭建新的系统性的价值平台，承载起市场化、国际化和人性化的价值导向；通过建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传递和落实国企改革的价值导向。这个价值平台，以岗位族为基础；岗位族根据战略划分，战略和价值链不变，价值平台就相对不变。不搭建新的价值平台，总是在旧系统上修修补补，不仅效率和效果不佳，更重要的是会模糊变革的方向，削弱转型的力量。搭建新的价值平台，既是个管理技术问题，也是个人的观念问题。因此，一方面要从技术角度构建价值平台，另一方面要广泛组织内部讨论，让绝大多数人在价值标准上达成共识。这样，以价值平台为改革杠杆，再结合具体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突破口作为支点，采取恰当的角度、力度和节奏，撬动国企向目标方向移动。只要方向是对的，即使突破口很小，撬动的距离很近，那也是国企改革的希望所在。

第二篇：国企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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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国企改革绝不是把国企变成哪个集团哪个人的，而是改变一种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其公有性质绝对不能改变，而且更应加强。现在国企改革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一改其公有性越弱？

国企改革核心仍然是产权改革、建立治理结构、加快股改步伐、保护股东利益、减轻政策性负担。工业革命以来近代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当今西方的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呈现出过渡的差异，例如，由于国家介入程度的差别而有所谓的“美国式道路”和“德国式道路”的区分，但在总体上，自由企业制度和主张自由竞争、抵制国家过多干预的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具有“自然发育”的特点。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批国家，在其初期则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其中的一些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此前资本主义经济曾经获得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些国家如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发展，更大范围内则处在萌芽状态。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这些国家曾有过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增长，但体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自然发育”的国家，市场的扩展显示了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轨迹。为生产服务的金融制度虽然也在发展，但证券市场的兴起和大规模发展则直接受到大量融资和企业间购并需求的刺激。而我们属于“转型”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建立在有些领域已达到很高的、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的水平，工厂制度不仅确立，而且具有较为系统的管理制度。与“自然发育”不同的是，这些工厂不是在市场扩张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而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计划安排。所以，它们是“工厂”而不是“企业”。--------------------------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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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如何实现这些工厂的市场化“转型”，“转型”中依据何种顺序和逻辑，就成为我们面对的问题。不论理论和政策上采取了何种“说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开始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之初，企业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出售无法自主决定，国家计划“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被当成是企业体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变，因而要求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企业首先进入的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中则首先进入的是消费品市场。决非偶然的是，价格改革构成了8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首先得以放开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价格，尔后通过“双轨制”的调放结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开了大多数投资品价格。中国国有企业首先经受了商品市场的竞争洗礼，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确并初步学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刺激了供给增加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3、产品和企业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企业家。总之，商品市场的一个时期的发展，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那种完全指靠国家吃饭过日子的企业已少见了（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商品市场所带来的变化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场发展的顺序问题。理论上可以假设资本市场先于商品市场发展，或者二者同步推进，但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者很快将会发现企业不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和销售产品，不知道那些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获利，并成为优势企业，不知道企业重组中谁去兼并谁，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领导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在商品市场取得重要进展、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有些是根源于传统体制的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趋于明朗和尖锐，有些是随着商品市场发展而引出的新问题。概括地说，它们集中表现为几个重要矛盾。第--------------------------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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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矛盾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臵”与市场竞争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所谓“所有者虚臵”不是说没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这样的“所有者”不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新环境下，对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质量”不同，企业竞争的后果便会有大的差别。这一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公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者的行为呈现出复杂状态。在企业扩权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从差到好的老企业，改革以来“从无到有”的“新国企”，高层经营者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这些人已不同于改革前的企业经理人员，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老一代企业家打下江山后雇佣的支薪经理，他们不同程度上具有创业者的性质，对他们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人们似乎多少持一种默认态度，认为“人家搞起来的企业，应该有一份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营者已是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者”。但现有的正式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并不全部承认并保护他们这种事实上的权利。与此同时，市场化过程使企业经营者损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职工）的利益，有了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得多的空间，从在职消费到转移资产都可能发生。于是，合理的不承认，非法的管不住，经营者行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状态，确实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权可能落不到实处，经营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认、不保护它，它就会以与既有制度相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穷庙富和尚”现象，仅仅用个人品质显然是无法解释的。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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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更切合实际的说明。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着一个能否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家稳定、长期发展的制度环境的问题。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在企业规模扩大、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条块所有”至少又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条条”和“块块”越来越难以对迅速扩张的优势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直接融资的支持，同时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劣势企业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行政势力范围内予以消化。二是“条条”和“块块”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越来越难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职的企业家人才。撇开其他问题不论，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原有的所有者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出现了“短缺”。如果说西方国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资本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的经济中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条块所有”与生产和资本经营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两种情况虽然在具体国情和所有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上却有类似之处。在西方国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公开化”、“社会化”，即通过对外扩股包括企业上市加以缓解的。我们所面临的“条块所有”所带来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股权结构的开放和流动得到解决。股权结构的这种变化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政企分开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对此依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国家的所有者职能与部分经营者职能的分离，虽然不排除股权依然封闭状态下雇佣职业经理的情况，但多数是在股权“公开化”以后出现的。“公开化”一方面使企业的股权不再等同于（一般应大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个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资者）--------------------------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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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相互竞争和流动，形成了资本市场，以及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这些变化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可能。对我们所面对的政企分开问题而言，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寻找其他国有所有者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隶属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性”，要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分离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将是很难的。积极的变化只有当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备了流动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时才能开始。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准确地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当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时，不存在其“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市场经济未得到大的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这个矛盾一旦突出起来，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来强调国有经济缩短战线、调整结构，就是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资源配臵中开始发生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虽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竞争力、表现优秀的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却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仅靠市场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渐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按照优先顺序转移到最需要从而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去，就成为紧迫的问题。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性调整所涉及的是国有经济在新体制中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在国有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强调“产权改革”、强调经营者作用和强调建立竞争性环境等不同的观察角度，彼此有一些争论。在“产权改革”论那里，或明或暗地遵循了“公家的东西不可能象私人的东西那样受到关心和爱护”这样一条简单、朴实的逻辑，其结论的倾向性也是较为清楚的。强调--------------------------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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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作用的论者则考虑到近现代企业中职业经理阶层出现且重要性上升的趋向，近来又受到人力资本理论和中国实践经验的支持。重视竞争性环境的观点则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以获得评价企业业绩的充分信息。对同一问题从诸多角度开展讨论，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同时也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对强调产权改革者来说，需要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解释，即在最崇尚私人资本、最“自由放任”的国家，如美国，也都存在着一块“国家资本”或“社会资本”。对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来说，需要对国有企业经营者代理成本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的现象作出解释，而且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经济经营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对强调竞争性环境者来说，也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资本大部分并不处于竞争性领域。如果继续用一般的产权和企业理论来分析国有经济问题，将难以摆脱逻辑上的困境，因为其隐含的前提是把国有企业仍然当成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显然，对立足于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大部分将处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或者说实行战略性重组的国有经济来说，需要一组更切合实际的理论，其中包括国家理论、外部性理论、政府管制理论等，以对问题本身提出更好的说明。上面述及的三个矛盾相互交织，不完全处于一个层次，但仍然可以由统一的逻辑加以解释。不难理解，第三个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职能转换和战略重心的大幅度调整才能解决，其结果很可能是多数或大多数国有资本将会转入非竞争性领域。在理论上则要求摆脱把国有资本参与的企业看成一般企业的局限。对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处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国有资本将呈现递减趋势），第一个和第二个矛盾是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引入资本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企业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有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机制。其次，上述三个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具有显著的阶段--------------------------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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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或者说只有当转轨“转”的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生。如果没有商品市场的发展，这些矛盾或者缺少发生的依据，或者虽然存在但不会尖锐。也就是说，商品市场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商品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这样我们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同样遵循了由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顺序，这一点完全是由市场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期待资本市场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目标确定以后，也就是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要不要退出”的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出”。我们不排除某些国有资本直接以实物形态上改变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资产专用性存在，首先要解决国有资本变现即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的问题，否则仍然无法实现“退出”。例如，国有资本要从一个纺织厂退出，该厂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显然不适合国有资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适当的交易者，通过拍卖、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国有资本变现，而且在变现的过程中应给出合理的价格，不能发生低估国有资本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解决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的“寻找交易者”、“定价”、“变现”、“转让”等问题。第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近年来出现的产品和企业两极分化，将导致两个重要结果。一个结果是大企业的成长，特别是一批按照国际水准衡量的大企业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场的竞争胜利，给企业“长大”在生产、技术、销售、管理、品牌诸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但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企业扩展的速度将相对缓慢，有的企业可能就停滞于既有水准。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统，比如几乎都是上市公司。这一点也可解释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总数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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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却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个结果是占到企业总量多数的、在竞争中失败或至少未占到优势的企业，将与大企业之间有一个分工协作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包括横向关联（如成为大企业生产体系中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纵向关联（如原材料、另部件供应商，产品推销商）以及混合关联（如跨行业纳入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结构）等。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中小企业持一种蔑视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没有规模优势，因而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途。其实，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中，大中小企业有适宜的比例关系，大多数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至于“规模经济”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实证经验支持的观点，所有在竞争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有其规模上的合理性。我们过去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而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率的联系，如一个行业中大中小企业都生产最终产品。在这种状况下，出路只能是通过收购、兼并、破产、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优势的。第三，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组织结构的变化，追求组织形态上与国际经验的相似性，如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股本的持股机构等，而容易忽略作为其基础的资本市场的作用。然而，离开了资本市场，产权边界的确定、股东作用的发挥、对经理阶层的监督、经营业绩的评价等都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以人们谈论很多的产权问题为例，如果缺少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资产的价格将无从确定，产权的价值边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资产将向对其评价高的主体流动，进而产生资源配臵效率改进的结果。如果不出现由于流动而产生的效率改进，所谓的“产权明晰”也不会有多大意义了。尽管--------------------------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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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断言有了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长期困扰我们的产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诸多难题一定能够解决（可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但若没有资本市场的作用，这些难题肯定是无法解决的。如果说十几年来产品市场的发展使国企经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对前面分析过的诸多矛盾的解决，将使我国国企体制转轨发生一个质的进步，从一定角度看，它将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

海鑫集团

李兆会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家族权威的重新树立；二是企业商业模式的再造；三是企业管理文化的重新塑造；四是人才和管理队伍的培养。作为既是突然接班，又是中国“独生一代”接班的第一人，前面没有先例可鉴，后面没有“预备期”过渡。李兆会当时的感觉是：“当命运让我面对海鑫的资产，我深刻地领略到了父亲‘超越财富’的精髓。我感到，财富选择在我一个人身上，责任感是如此地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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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会知道权力并不等于领导力，权力是可以被架空和削弱的，而”领导力“是一个人的影响力。要培养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能够真正地让自己指挥企业。对李兆会来说，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成功可以由别人帮忙使他成功，而成长必须是自己亲自操刀，亲自去体验那种人生的博弈。

李兆会进入资本市场，是否能为海鑫赢来大把大把的银子，在这一点上，东镇人是不看好的。理由是李兆会太嫩，他根本没有“赌场”经验，是猴子一夜之间不可能变成老虎。即使这一次赌赢了，也是瞎猫子碰到死老鼠；

一位海鑫人直言告诉记者，李兆会虽然是海鑫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说穿了，那只是印名片用的，企业的大小事情都是他手下的一帮“军师”在处理。这些“军师”，有集团招聘的，也有县政府直接派来的。公司大的决策都是这些“军师”研究好了向李兆会汇报，然后，李兆会根据感觉点点头或摇摇头。如果一个企业发展只是靠董事长的“点头”和“摇头”行事，这个企业是不会走得很好的。然而，李兆会的企业在他的指挥下发展三年却战果辉煌。其实，企业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企业家人格修炼的过程。

从官方角度看李兆会，他确实是一个成长很快的董事长，而且是一个有能力有个性的董事长，还是一个能集中集体智慧而进行决策的董事长。从这一点出发，李兆会进入资本市场并非“炫富”，也不是赌博，而是理智的选择，也是代表海鑫利益所作出的决策。

国家有关部门根据目前钢材市场需求预测，到2005年全国钢材需求量约为2.75亿吨，到2010年约为3.3亿吨；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根据目前钢铁产业的投资形势统计与预测，2004年全国钢产量已达2.47亿吨，到2005年已增长到3.33亿吨。也就是说，2005的钢铁生产能力，就能满足2010年的钢材市场需求，钢铁工业投资已超前5年。因此，从2005年开始，钢市便会进入供过于求的状态。一旦钢材供过于求，钢材价格就会直线下滑，在价格风险后接踵而至的便是资金风险。目前，大部分钢铁企业扩能都依赖于信贷资本，据有关部门调查，大中型国有钢铁企业50—60%的建设资金都是来自于银行，民营钢铁企业这一比例更高。一旦银根紧缩，加上企业效益下降或亏损，不少企业资金链条将会被拉断，不少钢铁企业不得不停产或半停产，甚至破产。此外，资源稀缺的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按2005年我国达到的钢推算，全国钢铁企业将年需要铁矿石4至4.5亿吨。而目前我国自产铁矿石仅2亿吨左右，年需进口铁矿2至2.5亿吨。而世界范围内的铁矿自由贸易量只有2.4亿吨左右。无疑，全球范围内铁矿资源偏紧是必然的。海鑫的收入下滑是受全国大气候影响所产生的，2005年年初国家宏观调控抛出一个新政策，将钢材出口退税由原来的17%降低到11%，使得出口钢材价格增高，造成2000万吨出口钢材被返回国内市场，一下子使国内市场的钢材供大于求，价格急剧下滑。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钢铁企业大面积的亏损，这一亏，可能得两年才能恢复元气，在这两年里企业能顶过去就能活下来，如果顶不过去可能就会关门。国有钢铁企业有国家注入资本，民营钢铁企业要躲过这一劫却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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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前李兆会是靠“父亲的底子+钢材市场价格上涨的机遇”使海鑫效益得到成倍增长的话，那么，从2006年开始，李兆会将面临的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生死考验。这场考验可能是他父亲在世时都没有遇到过的。然而，出乎记者意料之外的是，李兆会面对这场严峻考验，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在扩大生产规模，从2005年下半年钢价下滑开始，李兆会将父亲留下的旧高炉和炼钢炉都拆了，准备重建新炉，记者在东镇看到新建的高炉已经完工，估计马上就要投产。令人不解的是，在公司收入下降、扩大规模使投入增加的海鑫，在2006年，职工的福利、薪水和李兆会对职工的亲和力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

还有人猜测，李兆会两度出手国内A股市场可能是海鑫钢铁发出的一个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信号。海鑫钢铁目前的产量是两百多万吨，在行业内属于中等规模的企业，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海鑫很难在本行业中再进一步扩大，因此希望选择多元化发展。由于家电、汽车等高端产业投资需要上百亿资金，海鑫把眼光投向了农业和金融行业。农业是基础产业，而且受到宏观调控政策的扶持，可以长期看好；而之所以选择进入金融行业，是因为可以把产业与资金结合在一起，对于将来融资也有很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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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企改革难点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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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其标志就是通过前20年改革，在那些浅层次矛盾和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开始着手探索和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就像地质勘探，过去勘探的是土壤层，而现在进入的是岩石层，每进一步都极其困难，其复杂性、艰巨性、广泛性是空前的。

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一是国企改制需到位

1994年《公司法》颁布之后，国企改制在面上开始推开。按照工商登记统计，各地国企改制面并不低，但大多数所谓改制企业是“换汤不换药”，有名无实。企业的体制、机制依然如故。企业改制远未到位。其标志是企业产权结构没有变，没有真正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大多数改制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一股独尊。这是政企难以分开的制度基础。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许多由国企独家发起设立的上市公司，将国企最优质资产分离出来，将人员、债务、社会负担留给母体企业，即所谓拿出里脊肉包装上市，又到资本市场募集了大量现金，到证券市场挂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按理说，企业形态上已成为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许多这样的上市公司逃脱不掉“一年盈、二年平、三年亏、四年ST”的境地。这是为什么？稍加剖析便会明了，这些上市公司除了实现“圈钱”功能外，与传统国企并无两样。既无责任主体，也无利益主体，更无风险主体。改制上市成了一场“游戏”，做给外人看的，中看不中用。

国企改制如何到位？

由于国企一次改制不到位，并未摆脱困境，各地在反思的过程中开始进行二次改制。

二次改制的标志，就是按照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稳步、规范地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真正实现股权多元化。

对于有投资吸引力的国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对于大多数经营业绩平平，甚至亏损的国企来说，则难以有外来投资人出资入股，这是实现企业股权多元化的难点。怎么办？各地改制实践说明，首先由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是国企改制的突破口。

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是企业兴衰的关键。既然如此，就要盘活关键的人力资本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将其长远利益与企业利益、其他股东利益拴在一起，做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风险共担，成为利益共同体。既享有利益，又承担风险。企业经营者群体敢于投--------------------------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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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入股，科技骨干的科研成果投入折股，是对企业有信心最有力的证明，是招商引资最好的招牌。

二是企业员工劳动关系需理顺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些早期已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已无国有股权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又陷入了困境，甚至到了破产程度的企业，本是一种正常现象，企业应关门走人，但却出现企业需要破产，但职工认为政府仍应对他们负责任。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职工认为，他们原来是具有全民所有制身份的国企职工，这主要是指1987年合同制实行前的老国企职工。他们认为政府对他们负有无限责任。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失业后缺乏基本保障。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和对待全民所有制职工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国企老职工的“隐形负债”如何解决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各地都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对下岗进再就业中心三年期满仍未就业的这部分老职工，未到退休年龄又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身体欠佳，再就业竞争力

差，后顾之忧靠自身努力难以解决。上海等地做法是，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保留社保关系，即继续为他们缴纳社保基金，直到他们达到退休年龄为止，或称为“企业管保障、职工挣口粮”模

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身份置换”。这是一个现实而难以回避的问题。

三是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推进

国企产品缺乏竞争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负担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关键在企业内部结构调整。

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逐步实现三个分离：

1．分离社会负担。主要指将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派出所、居委会等分离出去，或改制，或由政府承接，以减轻企业负担。

2．分离辅助生产。主要指将动力、运输、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等工艺协助部分分离出去，使其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生产体系。除非特殊工艺协作，企业与其关系不再是内部协作关

系，是市场选择、市场交易关系。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系。同等条件优先协作，既可以确保质量，又可以降低成本。

3．分离配套生产。主要指将非核心制造能力的零部件总成生产部分分离出去，企业只保留核心制造能力，零部件总成实现社会化、全国甚至全球采购，以降低配套成本，确保产品质量，提高主机产品竞争力。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 系。同等条件优先选购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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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分离的实质是将企业内部管理关系转为市场交易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四是国企债务须重组

国企债务负担重，已成为普遍性难题。体制的原因、政策的原因、企业自身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像一团乱麻。1983年实行“拨改贷”政策后，政府对新设立的国有企业及新上的项目不再提供资本金，由企业全额贷款，成为全负债企业，这是体制原因。三线企业搬迁本是政府行为，却由企业借贷搬迁，这是政策原因。企业盲目借贷，认为“不贷白不贷，贷了也是白贷”，这是企业自身原因。

无论哪种原因，其结果是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如何有效运作是关键。企业债务如何重组是尚未解决的难题。

五是国企信用应提高

市场经济一定意义上讲即信用经济，信用低下使国企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是企业资金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间信用低下，使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成为主要交易方式。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间交易60%—70%是信用交易。在同等交易规模情况下，现金交易使企业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仅此企业已无竞争力。如何降低企业交易风险，如何建立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降低全社会交易费用、交易成本成为最大的难题。

当前，难就难在社会各界对上述五个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有时认识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困

难。但是再难也要努力，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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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企改革难点问题探讨

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其标志就是通过前20年改革，在那些浅层次矛盾和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开始着手探索和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就像地质勘探，过去勘探的是土壤层，而现在进入的是岩石层，每进一步都极其困难，其复杂性、艰巨性、广泛性是空前的。

国企改革难点在哪里？

一是国企改制需到位

1994年《公司法》颁布之后，国企改制在面上开始推开。按照工商登记统计，各地国企改制面并不低，但大多数所谓改制企业是“换汤不换药”，有名无实。企业的体制、机制依然如故。企业改制远未到位。其标志是企业产权结构没有变，没有真正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大多数改制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一股独尊。这是政企难以分开的制度基础。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许多由国企独家发起设立的上市公司，将国企最优质资产分离出来，将人员、债务、社会负担留给母体企业，即所谓拿出里脊肉包装上市，又到资本市场募集了大量现金，到证券市场挂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按理说，企业形态上已成为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许多这样的上市公司逃脱不掉“一年盈、二年平、三年亏、四年ST”的境地。这是为什么？稍加剖析便会明了，这些上市公司除了实现“圈钱”功能外，与传统国企并无两样。既无责任主体，也无利益主体，更无风险主体。改制上市成了一场“游戏”，做给外人看的，中看不中用。

国企改制如何到位？

由于国企一次改制不到位，并未摆脱困境，各地在反思的过程中开始进行二次改制。

二次改制的标志，就是按照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稳步、规范地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真正实现股权多元化。

对于有投资吸引力的国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对于大多数经营业绩平平，甚至亏损的国企来说，则难以有外来投资人出资入股，这是实现企业股权多元化的难点。怎么办？各地改制实践说明，首先由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是国企改制的突破口。

企业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是企业兴衰的关键。既然如此，就要盘活关键的人力资本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经营者群体、科技骨干持股，将其长远利益与企业利益、其他股东利益拴在一起，做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风险共担，成为利益共同体。既享有利益，又承担风险。企业经营者群体敢于投资入股，科技骨干的科研成果投入折股，是对企业有信心最有力的证明，是招商引资最好的招牌。

二是企业员工劳动关系需理顺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些早期已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已无国有股权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又陷入了困境，甚至到了破产程度的企业，本是一种正常现象，企业应关门走人，但却出现企业需要破产，但职工认为政府仍应对他们负责任。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职工认为，他们原来是具有全民所有制身份的国企职工，这主要是指1987年合同制实行前的老国企职工。他们认为政府对他们负有无限责任。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失业后缺乏基本保障。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和对待全民所有制职工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国企老职工的“隐形负债”如何解决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各地都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对下岗进再就业中心三年期满仍未就业的这部分老职工，未到退休年龄又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身体欠佳，再就业竞争力

差，后顾之忧靠自身努力难以解决。上海等地做法是，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保留社保关系，即继续为他们缴纳社保基金，直到他们达到退休年龄为止，或称为“企业管保障、职工挣口粮”模

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身份置换”。这是一个现实而难以回避的问题。三是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推进

国企产品缺乏竞争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负担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关键在企业内部结构调整。

国企内部结构调整应逐步实现三个分离：

1．分离社会负担。主要指将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派出所、居委会等分离出去，或改制，或由政府承接，以减轻企业负担。

2．分离辅助生产。主要指将动力、运输、铸造、锻造、热处理、电镀等工艺协助部分分离出去，使其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生产体系。除非特殊工艺协作，企业与其关系不再是内部协作关

系，是市场选择、市场交易关系。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系。同等条件优先协作，既可以确保质量，又可以降低成本。

3．分离配套生产。主要指将非核心制造能力的零部件总成生产部分分离出去，企业只保留核心制造能力，零部件总成实现社会化、全国甚至全球采购，以降低配套成本，确保产品质量，提高主机产品竞争力。分离的标志与原企业不再是母子公司关系，而是无产权关系的市场交易关

系。同等条件优先选购配套。

三个分离的实质是将企业内部管理关系转为市场交易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四是国企债务须重组

国企债务负担重，已成为普遍性难题。体制的原因、政策的原因、企业自身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像一团乱麻。1983年实行“拨改贷”政策后，政府对新设立的国有企业及新上的项目不再提供资本金，由企业全额贷款，成为全负债企业，这是体制原因。三线企业搬迁本是政府行为，却由企业借贷搬迁，这是政策原因。企业盲目借贷，认为“不贷白不贷，贷了也是白贷”，这是企业自身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其结果是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如何有效运作是关键。企业债务如何重组是尚未解决的难题。五是国企信用应提高

市场经济一定意义上讲即信用经济，信用低下使国企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是企业资金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间信用低下，使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成为主要交易方式。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间交易60%—70%是信用交易。在同等交易规模情况下，现金交易使企业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仅此企业已无竞争力。如何降低企业交易风险，如何建立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降低全社会交易费用、交易成本成为最大的难题。

当前，难就难在社会各界对上述五个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有时认识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困

难。但是再难也要努力，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第五篇：济南国企改革问题规定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市属企业国有产权改革若干问题试行

规定的通知(济政发〔2006〕5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济南市市属企业国有产权改革若干问题试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南市人民政府

二OO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济南市市属企业国有产权改革若干问题试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快企业改革改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促进招商引资和市属企业国有产权的流动重组，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结合济南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企业国有产权改革是指市属企业国有产权的变动、转让交易、清算退出等利益调整行为。产权改革的形式包括：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企业股权结构调整，企业之间并购重组、国有股权转让、合资合作、租赁或承包经营、企业关闭清算、破产等。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范围为市国资委监管的企业。移交县区属地管理的原市属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第四条 企业的土地、房屋等建筑物无证或证照不符的，改制时因资产确权评估需办理土地、房屋权证，规划、国土资源、房管、城管执法等有关部门应本着“尊重历史、化解矛盾、承认现实”的原则处理，一次性予以办理资产确权手续，免收滞纳金和罚款。

第五条 企业现状使用的土地、房产，因资产确权涉及的规划问题按以下原则处理：

（一）因企业改制需要办理国有划拨土地出让确权评估或直接收储的，有关部门和企业提供相关资料后，市规划局在15个工作日内出具规划意见，有特殊情况的30个工作日内出具规划意见。

（二）企业用地所在区域整体规划意见尚不明确，或虽有整体规划而短期内无法出具详规的，由市规划局按照用地现状出具规划意见。

（三）城市建设规划需要改变土地性质的，包括城市道路、绿地、河道规划暂不实施的，在企业保证不进行改扩建、重建的前提下，按企业原土地用途性质维持现状出具规划意见。

（四）企业现状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需要确权评估的，以及历史上无手续或手续不全的企业现状用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按照现状给予规划认定。

第六条 企业现状使用的土地资产按以下原则处置。

（一）企业改制时根据资产确权的需要及企业改革的不同形式和投资主体性质，分别采取出让、租赁等方式处置原划拨给企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二）企业需要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市国土资源局根据规划意见及时给予办理。土地出让金应依法征缴，特殊情况下，土地出让金付款方式可根据企业的支付能力，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研究确定。在权属清晰、资料齐全的前提下，市国土资源局在18个工作日内完成土地出让手续。

（三）国有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因更名或改制，没有改变企业国有性质，造成土地证使用者名称与现用地企业名称不符，但企业主体资格未发生改变，企业提出办理土地证更名换证手续的，市国土资源局在核实情况后按照保留原划拨用地性质及时办理土地证更名手续，只收取工本费。企业因历史原因或改制更名，造成现土地证使用者名称与现用地企业名称不符、企业改制时需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市国土资源局按照用地现状给现用地企业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企业改制时需要更名并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经认定为非转让行为的，进入改制程序后企业的土地出让手续直接办理给改制更名后的企业。

（四）企业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办理土地证，但因确权评估需办理土地证的，市国土资源局对权属清晰、与四邻无争议的土地按照用地现状给予办理土地证。

（五）企业改制办理土地资产确权手续，涉及土地资产评估问题，由市国资委致函市国土资源局，明确评估目的和改制基准日，由市国土资源局委托中介机构对土地资产进行评估，投资商、企业对评估另有要求的，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协商办理。土地评估结果经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后纳入企业改制资产范围。

企业破产清算时，市国土资源局及时收储其使用的国有划拨土地。改制企业的国有划拨土地要求收储的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第七条 企业使用的市属直管公房产权关系按以下原则处置。

（一）企业使用的市直管公房产权按照协商有偿的方式一次性转让给企业，房屋重置价格统一确定为385元/平方米。

（二）协商理顺市直管公房产权关系，一般情况下，不宜采取法律手段解决。企业承租的市属直管公房欠租问题，由市国资委、市房管局组织房产经营单位与企业协商取得较一致意见后处置。困难企业承租的商业、服务业用房和生产用房分别给予40%和60%的减免。改制企业租用的市直管公房不能分割确权的，不以房产抵租的方式处理。

（三）转让给企业的原市属直管公房土地手续不全的，受让企业凭划转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按其占用土地现状，对来源清晰、权属及四邻无争议的土地直接办理土地确权手续。

第八条 企业中的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纳入改制资产范围，采取评估作价或协议出让等方式处置。

第九条 企业中的非经营性资产不纳入企业改制资产范围。职工宿舍等非经营性资产继续由改制后企业管理使用。

第十条 企业改革资金的筹措与管理使用。为筹措企业改革扶持资金，在市国资委设立改革改制资金专户，用于平衡市属企业改革改制资金的支出，市财政局进行背书管理，具体办法由市国资委和市财政局商定。

（一）专户资金的筹措。财政预算安排的改革扶持资金，企业土地处置全部政府收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收益，企业国有股分红收入，企业改制时剥离移交给政府的资产变现收益，以及其它国有资本收益，以上企业收益资金全部实行收支两条线。

（二）专户资金的管理使用。市财政局根据有关规定将改革改制资金拨付到企业改革改制资金专户进行核算。破产或清算退出市场的企业原使用的国有划拨土地的处置收益，一同纳入企业改革改制专户资金进行核算。专户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改革改制的成本支出。企业改革成本主要包括职工就业保障金（职工安置费）及其它有关费用。一般按以下原则处理：

1.职工就业保障金等改革成本，优先从本企业国有权益中预留给受让方，本企业国有权益不足以支付改革成本的，缺口部分优先从本企业土地处置政府收益部分弥补，仍然不足的，与受让方协商分担，一般不再弥补；缺口较大的，从改革改制专户资金中给予适当弥补。

2.破产或清算退出市场的企业职工安置费等改革成本优先从本企业资产收益和土地处置收益中支付，不足部分从改革专户资金中弥补；安置职工后本企业资产处置收益和土地处置政府收益有剩余的，纳入改革改制资金专户管理。

第十一条 企业改革改制要制定职工安置方案，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债权和劳动就业保障权。

职工安置方案必须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并形成决议，报市国资委、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备案后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的人员状况及分流安置意见；劳动合同变更、解除及重新签订办法；解除劳动合同职工的经济补偿金支付办法；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拖欠职工的工资等债务和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处理办法等。

企业改革改制涉及在职职工劳动关系理顺、离退休人员权益保障的按以下原则处理：

（一）按照稳定就业，促进就业，保持职工队伍稳定，职工就业随企业资产业务走的原则，鼓励改制后企业承接原企业全部职工，依法理顺劳动关系，维护职工的劳动就业保障权益。

（二）改制企业承接在职职工要依法接续好劳动合同，改制企业与留用职工签订或变更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应不少于原劳动合同未履行的期限，留用的职工在改制前企业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改制后企业的工作年限，并不得向留用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改制企业解除职工劳动合同要按照法律规定给予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并按规定办理失业保险备案手续。

（三）企业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计发办法，按职工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每满1年发给相当于本人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工作时间不满1年的部分按1年计算。

经济补偿金标准，按职工个人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实得月平均工资计算。其中，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计算；职工个人（含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月平均工资高于企业月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的3倍计算。企业月平均工资低于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四）改制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合法权益按企业改制时的现行的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五）亏损企业或者职工工资不能正常发放的困难企业，改制时已办理内退的职工待遇按企业职代会通过的办法执行。

（六）企业因改制裁减人员造成的新增超限退休人员，应按相关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第十二条 企业被非国有投资者整体并购或控股，依法破产或清算退出市场，职工就业安置保障金（职工安置费）原则上可以计提的项目：

（一）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企业内退职工至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的待遇和社会保险费。

（二）离休人员医疗费和统筹外生活经费。

（三）六十年代精简退职人员生活困难补助费；因病或非因工死亡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定期生活困难补助费；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原家属工厂家属工安置费。

（四）五至六级工伤职工，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七至十级工伤职工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一至四级，已经参加工伤保险，预留至法定退休年龄期间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还应预留至本市平均期望寿命期间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

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五至六级的，预留至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的伤残津贴和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五）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一次性缴纳至平均期望寿命的医疗费。

（六）预留部分在职富余人员理顺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费用。

（七）破产、清算退出市场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八）依法破产企业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距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的生活费等。

以上计提项目计提标准按企业改制（破产裁定下达）时的政策规定执行；改制企业职工就业安置保障金预留项目和数额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与投资者协商确定。预留的职工就业保障金由改制后企业使用。

第十三条 破产（含清算退出市场）企业，不能按规定一次性缴纳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可先按不少于55%的比例缴纳费用，退休人员即可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建立个人帐户，其余部分由市国资委报经市财政局同意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后作记帐处理，在企业资产变现后3个月内归还，不足部分从市企业改革改制资金中归还。

第十四条 企业破产清算时，企业长期停产拖欠职工生活费的，职工生活费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70%的，按照拖欠发生当期最低工资标准的70%登记债权。

第十五条 企业改制、破产清算时拖欠社会保险费等费用按以下原则处置：

（一）对改制前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及离休干部“两费”一次性足额补缴的，可免除全部滞纳金。

（二）改制企业一次性清缴社会保险费确有困难的，改制时可先补缴不少于50%的社会保险费，按缴纳比例免除滞纳金，其余部分由改制后企业向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交不超过3年的分期缴纳计划。

（三）破产企业申请核销除按规定记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个人帐户以外的欠费额，可按规定的程序报批，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核销。企业破产时，暂时无力清偿所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清算组提出清偿欠费处理意见，经市国资委、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财政局研究同意，企业可先一次性缴纳计入职工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欠费部分和欠缴的其他社会保险费后，由清算组按规定的程序申请核销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剩余部分，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核销。未批准核销的，按第十条第二款第二项处理。

第十六条 破产企业土地和地上建筑物按以下原则处置。

（一）破产企业的国有划拨土地由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并进行招拍挂处置。鉴于地上建筑物和土地不可分割情况，破产清算组和市国土资源局分别委托中介机构对地上建筑物和土地进行评估，二者价值并作为一个标的，委托同一家拍卖公司拍卖或者组织挂牌出让。委托权按照双方占比重大的一方为主实施。处置收益按评估价在总标的比例分配，土地收益用于安置破产企业职工，地上建筑物收益纳入破产财产分配。

（二）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因城市建设规划为基础设施用地（绿地、道路、广场、公用设施和有法律政策规定预留地）的，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收购。因规划周期长等原因而增加的土地收购成本费用，招拍挂后收益不足以弥补的，由市国土资源局报市政府研究解决。

第十七条 企业改制、国有产权转让以及困难企业破产、清算关闭退出市场过程中，涉及理顺企业资产关系、债权债务关系、职工劳动关系的各项收费，如工商、土地、房产登记和规划资料的查询，以及土地、房产等各项资产的过户等，政府有关部门均应按规定支持企业办理相关查询和过户手续，并根据市国资委的证明材料，只收取工本费。除按上级有关规定应予减免的规费外，涉及我市规定收取的相关规费一律减免。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关企业改革改制的政策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