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

第一篇：国企改革

国企该不该改革，应该怎样改革，一直是国内经济学家争论的热点话题。面对2012年中国经济活动的收缩以及国有企业利润的同比下滑，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国企改革可以给中国带来新的增长机会。如果能通过国企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仅此一项就可以获得2%的年均GDP增幅。那么，怎样的国企改革才能创造出新的增长机会呢？改革的关键是什么？该如何破除阻力？

我想首先从国有企业的需要改革的原因说起，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革，因为国企存在着一系列弊端，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的效率。具体来说，首先是国有产权的原始主体虚置，导致国有产权配置和运行低效率。国有产权无法真正明晰到每一个具体公民的名下，产权的数量和存在状态对于每一个具体公民即原始主体来说都是“虚置”的，他也就无法，也没有动力真正去行使、监督他的国有产权。第二，国有产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合一，导致产权运行行政化。国企国有产权是由国家的各级政府来管理运营的，即使是 2003 年以后逐步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是政府的特设机构。国有产权被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把持，形成“部门所有”和“地区所有”，导致条块分割。各地方、各部门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必然人为阻碍国有产权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流动，形成地区封锁、部门壁垒，由于国有产权几乎无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则顺畅流动，必然造成国企产权结构凝固化、封闭化，进而导致国有资产运行的低效化。第三，国有产权异化为“官员产权”，政企很难真正分开，官员作为国有产权的真实代理人同时也是股东代表，追求的往往不是国有股权的经济效益，而是政绩指标，即其行为是扭曲的。这不仅增大了资源配置的盲目性、随意性进而低效性，而且，产权与政权的合一，使得政府官员手中的行政权力在国有产权原始主体（全国公民）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权力资本”，这就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提供了条件。国企运行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弊端，包括产权运行的委托—代理链条冗长且具行政性，代理成本高昂，运营效率低下，国有产权界定不清，缺乏产权激励与约束功能，一股独大’，对公司治理绩效的损害更为明显。它使产权多元化的股东制衡机制被极大削弱，导致公司无论从竞争力、灵活性、对中小股东的责任感以及公司的生命周期来看，均缺乏与国际企业竞争的实力。

所以，国企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迄今为止我国国有企业主要经历了两轮大的改革。第一轮从1978 年开始到1989 年，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效益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厂长负责制及承包制等。第二轮改革是1992 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发起的，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产权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股份合作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股份制、抓大放小、“两转”改制(产权与身份转换)和兼并重组等。改革期间，一些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郎咸平2004年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矛头直指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对其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国企并购行动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收购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和民间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指出顾雏军利用财务手段，把一些经营困难但生产条件较好的国有企业的账面亏损做大，然后再低价收购这些企业。一旦收购完成，再利用类似的财务手段，制造“收购后赢利”的假象，从而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一些郎咸平的支持者认为，权力支配、暗箱操作、法规不全、国资流失、职工及债权人权益受损已经成为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拦路虎。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浪潮中，公平丧失，效率失察，一场正在上演的民资合法侵占国资的狂欢盛宴应该叫停。他们甚至认为，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教训正在中国上演。当时很多民众是支持郎咸平的，认为国企改革应该停止。而我是比较支持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观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一定要置于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考虑，不能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国有资产流失等种种问题在个案上成立，但在总量上不成立，种种问题的出现固然有

损社会公平，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的大背景下，国企产权改革不能因噎废食，改革方向不能简单否定。另一方面，鉴于上述的国有企业的种种低效率和弊病，国企的改革不能停止。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国企改革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负面现象：一是国资贱卖；二是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三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四是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应，以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和被侵吞，确保职工的利益不受侵害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国企产权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涉及全民利益的根本问题时，决策者应该在充分尊重全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寻找到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最佳途径。通过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保证国有企业改革不会出现少数人控制的局面。在产权变动问题上，不能仅仅是通过少数人的内部交易方式剥夺绝大部分人长期积累的基本财产。

国企改革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革动力不足。大多数国企都不愿意改革，而且不会主动改革，因为国有企业，尤其是一部分央企，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今后仍然需要三个力量去推动。第一，用政策力量。我们是主张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应该就国有企业的改革、央企的改革以及央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央政府尽快出台政策，用政策推动；第二，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就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把央企的改革、央企产权多样化的改革作为一届政府任期内很重要的目标之一；第三，用市场力量去推动，现在国有企业一些独占经营，垄断的领域，允许民营及其他资本进入。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进入，必然会形成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力量。

其次，关于垄断的问题。凡涉及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国家安全、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应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确立一套严格科学的国企管理模式和架构。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应逐步退出，让民营企业逐渐发挥其作用。

第三，应该解决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的问题。尽管2003 年国资委成立以后实际代理了国企产权人的角色，改善了国企的治理结构，并对其管理、激励和决策体制进行了规范。但是，这些并未彻底改变国有企业“产权人不清”的弊端。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其实是扮演“股东代理人”的角色，而究竟国有企业的所有人、受益人和控制人是谁? 并不明朗。实际上在国有企业中实现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直是一种内部人控制和党政机关行政干预的混合物。当前重要的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和“政企分开”;而在管理层为防止“内部人控制”、国企高管薪酬失控等弊端，重点是多方加强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管，切实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层问责机制。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国资委要破解当前存在的政企不分等难题的关键是设立监管的中间层———国资运营平台公司。国资运营平台公司是国有资本的运营机构，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处于政府与市场的“界面”，是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最重要的“节点” 国资运营平台公司一般有三大功能: 资产处置、整合重组和投资管理。这个平台可以贯彻国家对国有资本“进”和“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政策，体现政府意志，而经营运作的操作应按市场方式，遵循市场规则。

最后，应该注意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

国企改革，需要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一片更广阔天地，并且实现利益再分配，让国企的股东——老百姓能够真正分享到其中的好处。改革的过程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但重要的是社会形成共识，将改革继续向前推

第二篇：国企改革

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有人问我，您认为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谁是比较成功的？

我说：中国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

一、我们可以宏观的从铁路运输企业内部改革的情况讲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国家部属级大型国企中，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业内部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铁路运输价格一直按照国务院要求，保持着行业的最低运输价格。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行业性“牺牲”和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2、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以减少行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为中心开展的。过去由10个分局管理的一个铁路局，现在变成了由一个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减少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十分之九。同时极大的适应了铁路运输生产发展高度集成性的现代化要求。

3、铁路运输改革没有按照原定的市场化三分改革方案运作。而是按照适应铁路运输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实行了行业高度现代化、集成性、整体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过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成本和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关系方式进行的国企改革。

所以说，中国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改革产生的社会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国企改革。当然从各行业比较的角度讲，铁路运输行业职工吃了很多的“亏”。因为现在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电力行业少近一半左右。

二、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我们可以从各行业国企改革状况上讲一些主要的参考性原因：

例

1、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是在原有的区域管理模式基础上按照产供销分离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不但没有有效的相对的降低电力成本，反而使我国电价超前持续走高。同属垄断企业，他们的改革的成本却主要是通过全社会消化。电力企业的各种管理机构不是相对大幅度的减少，而是大幅度上升。电价市场化极高。导致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铁路运输行业多近一半左右。

例

2、电信行业。这个行业也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三分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为了形成三分并把铁路电信系统拨离到电信行业。电信行业本来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集成性的整体性行业。现在我们教条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实，欧美国家何尝不想搞统一啊，只是由于他们制度的原因现在还搞不了统一）。而我们有先天的统一条件却模仿分离。结果是造成我国电信机构重叠，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成本超高。一个简单的重复收费问题都不能实现。使电信改革的成本平摊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户。

例

3、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同行交叉，严重制肘，各家银行都到一个地方开，导致各行成本超高。腐败严重。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而这个行业却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天然”的白领行业。使本来这个我们国家最管用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手段，常常是尴尬的失去控制宏观微观经济的金融作用。导致股市、楼市异常发展。极大的影响和威胁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所以我说，大型国企改革，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的国家。说句笑话，如果让小布什到中国当总统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们不要教条的学习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实践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事实上，什么东西搞市场，什么东西搞计划，是依据这个东西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的大型、特大型国企，是我国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适应先进生产关系本来是正确科学合理的。现在美国人到处搞市场经济，是想把全世界成为他自己的市场。他们自己国家实质是很有计划性的经济。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军事那么大的军力，他要维护这个市场，所以他要养护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们经营世界市场的成本，他要中东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东的穆斯林人按照他们的制度建立国家。谁不听话他就用武力使你变成阿富汗、伊拉克。现在他们的国家成本太高啦，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养活不起他们啦，他们的内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啦。注意这可能是世界更危险的时候。因此21世纪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失败案例：浅谈国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胶厂的困惑

1990年，当时的北京橡胶6厂和橡胶7厂合并，注册为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橡塑厂）。由于生产有污染，1991年，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厂开始酝酿搬迁。新厂址在通县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搬迁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内的北京橡胶5厂的三个车间并入橡胶塑料制品厂。1998年，北京乳胶厂也搬入现在的厂区。因此，目前在同一厂区内，有两个厂（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北京乳胶厂），还有两个合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之间的重组工作尚未开始，因而这些企业仍都保留着独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则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厂长担任，在行政上是一体。现任厂长和党委书记1995年底任职。

当时合资企业注册时，一香港人出资10万元，然后该厂给他发了两批货，算是还了钱，自己则保留了一个合资企业的壳。另一个中美合资企业是乳胶厂成立的，美方出资11万美元。当时美方100％包销产品。一年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产品销路在美受到极大影响。但目前这两个合资企业都不亏损，每年能向厂里返还部分收益。合资企业的人员和母体厂分开。

橡塑厂的总资产为2亿元，负债1．4亿元，负债率64％。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经过几次合并，1990年橡塑厂的职工总数达到2000多人。搬迁过来时有1600多人。现有在编职工1300人。共有离退休人员1564人，其中离休者19人。橡塑厂的主要产品有再生胶、工业胶板、橡胶滚轴、橡胶粘剂、汽车配件、乳胶手套以及雨鞋和钓鱼裤。

合并搬迁中出现失误

1994年的迁厂，成为了橡塑厂经济效益出现逆转的一个关键时点。没搬迁前，橡胶6厂和7厂的经济效益都还可以，没有一家亏损企业。

但是，在合并、特别是搬迁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业合并搬迁的指导思想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表现为：

第一，停产搬迁，在整个过程中丢掉了相当部分的市场。从1992年起开始逐步停产，随建随停，随停随搬，最长停产3－4年。在此期间产品没有发展，设备、技术没有更新。

第二，在当时搬迁时，缺乏对搬迁过来的企业如何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的厂址不是按照未来的产品进行规划，而是按照工厂厂房搬迁进行设计，搬过来一个厂，就建起了一部分厂房，结果造成厂里厂房和设施布局严重不合理，厂区布局和厂房设计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迁时机不合适。当时搬迁的经费主要来自卖地的钱。这些厂子过去都在市区，并且都处于较好的地段。新厂房的最初预算是7000万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设备的改造和引进。原设想通过土地置换，可获得相当一部分设备和技术改造资金。但是，由于整个搬迁过程中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有的计划受到很大影响。1990年卖地时，北京市的房地产还没有变热，卖地仅卖了1个亿。而等到1991年9月开始动工建新厂房后，随着房地产热的迅速升温，建材价格又直线上升，卖地的钱连盖新厂房还不够，到最后工程决算时，总费用已高达1．5亿元。原来准备进行技术设备改造的钱不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设上，而且，至今5000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款尚未与承建公司结清。同时，橡塑厂在搬迁过程中也挤出了部分资金和使用贷款，进行了部分设备的技术引进。但在引进设备中也出现了重大失误，有些引进设备原本就是国内生产的，出口后又以国外设备进口，结果设备安装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厂从1993年起开始出现亏损，目前已累积亏损4000多万元。尽管如此，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逐步恢复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初期亏损迅速增长的势头看来现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业逐年减亏：1995年亏损1400万元，1996亏损1000万元，1997年亏损500万元，到1998年实际亏损已下降至400多万元。橡塑厂1999年制定的指标是力争不亏损。

橡塑厂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企业通常都准备好的一份正式的发展战略规划文本。这表现出企业领导人现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处理现期的生产经营问题上，还难以顾及长远的发展问题。1995年新领导人上任后，连续3年未休息一个双休日，工作相当辛苦。目前生产经营上的主导思想，是“维持生存，再图发展”。工作的重点是在现有条件下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和高附加值新产品的开发。如再生胶过去只有一种，且年生产能力只有6000吨，现已有5种新产品投入生产，设计生产能力1万吨，并已逐步打开了市场。又如橡胶板过去只能生产窄板，不能适应用户的需要，现在正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多种规格和性能橡胶板的生产能力。

然而，即使是这些短期的努力和预期，似乎也因政策环境的变动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由于橡胶板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进口，但国家现已将这类原料列为严格控制进口的商品，结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产的困难。再如，1999年中国开展的打击走私，使海关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橡塑厂很多原料需进口，一些产品也要扩大出口，但由于海关管制力度的加强在一些技术环节缺乏明确的标准，具体业务人员的处理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本来较顺畅的进出口渠道变得障碍很多。

广开融资渠道希图摆脱困境

为了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在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橡塑厂除了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扩大生产能力外，一直在想办法开辟多种融资摆脱困境。一个主要的办法是进行对外合作，现在正在与多家外商，主要是台湾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接触。如果谈判成功，橡塑厂将用部分优良资产与国外公司，或者国内其他企业合资进行重组。用厂方的话说，“就是使一部分资产和人员先突围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过头来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终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另一个可能会带来转机的情况是，现在北京市化学工业总公司也正在筹划，将下属的国有企业组建为轮胎、建材和胶塑制品三个集团。这可能会在组建过程中给橡塑厂的重组带来新的变数。

尽管我们的调查总在试图引导橡塑厂领导人更深入地谈及企业改革的话题，但他们似乎更多倾诉的是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对现体制的怨气。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说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业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几乎没有办法靠自身摆脱困境。例如，如果能够找到资金，或者由国家注入新的资本金，按所计划的方案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不仅可以新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且，大约只需600名职工即可维持现有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厂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有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则是改革面临着各种实际困难和政策障碍，如重组改制难以引入外部资金，银行债务的清偿以及职工问题的处理都难以解决。又如，目前橡胶厂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各个方面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富余人员、包括下岗人员的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企业能够解决的范围。几乎所有规则都由上面制定，但几乎所有的责任都由企业来承担。另如退休职工问题，如果厂里现在不能按期缴纳各项保险费，原属于厂里的1500多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就会立刻受到影响。

成功案例

享誉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资控股同样是中华老字号的“桂林花桥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业内有着全国“白方腐乳”领头羊之称的桂林花桥腐乳厂，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亏损企业。3年过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还是健康成长？日前，记者专程赶到桂林，实地探营有着“桂林三宝”之一美誉的桂林花桥腐乳的发展变化。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总经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厂董事长王家槐(右二)多次亲临桂林，与干部职工研究对策。王致和还从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国、张子平、宋丰江三位同志担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们与当地干部一起不断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推行绩效考核和多劳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领导班子正在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公司实行“向生产一线、向管理人员倾斜”的工资分配原则，根据不同岗位制订了三种工资分配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记者在厂里采访时恰巧是星期天，正赶上工人加班加点，厂内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领导不仅重视产品的外包装，对公司内部的生活环境也同样十分关心，他们筹建了职工活动场所、职工书屋，开办职工之家。从北京来到桂林腐乳公司的总经理白振国坚信，实现桂林花桥腐乳的振兴，不仅靠历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现代人的人心。(图为花园式的厂区)

为确保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桂林花桥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纯正，改制后的企业强化产品质量，严格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实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产品实行检验，件件产品放心出厂。

改制3年来，企业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向地方政府上缴的税费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万元，而且企业员工的工资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34％，销售收入增长4.99％。公司还申请了产品新包装的版权登记5件，新包装外观设计专利3件，对老包装进行了版权登记保护。如今北京二商集团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为桂林市国资委引以为自豪的国企改制成功案例。该厂生产的“象山腐竹”，与桂林花桥腐乳齐名，在桂林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驰名商标。

第三篇：关于国企改革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看法

首先,国有企业是怎样形成的呢?

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在城市通过没收和赎买的方式对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进行改造，逐步转变为国有资产。在此基础上，国家的劳动政策是：高就业、低工资、低福利、高积累的“两高两低”。这样，工人们的剩余价值基本上全部用于社会积累和社会再生产，不断地扩大国有资产的总量。

在农村，当农产品的价格过低时，农民们就会拒绝出售。为了压低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强行掠走农民们的剩余劳动，用于支撑起城市全民企业及其职工的有关利益，国家强行在农村实行了集体合作社制度，这样，就形成了集体所有制。

应该说，城市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乡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构成了国有企业。而全民和集体也不是彼此分离，互不相连的，他们互相弥补，互相渗透。因而，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城乡居民共同所创造的。

其次,我国国企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是各项改革中争论最多、最激烈的。在改制过程中，主要体现有1997年推行股份合作制，1999年用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2002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加快实施股份制改革和经营者收购等。取得的成绩也比较显著：

一是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取得重大进展。国有企业的数量已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30多万个，减少至目前的10万个左右，但国有资本的总量并没有减少，而是有所增加。全国500强企业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349家，占69.8％；资产占94.9％；利润占88％。

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在理论上政策上已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包括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一大批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资产重组等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在不断改善股权结构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委托代理关系，改进鼓励与约束机制。

三是开始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逐步引入竞争机制。不仅明确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而且对自然垄断性业务方面，也在探索如特许经营权拍卖等方式，使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四是逐步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国家统一所有，由中央和省地两级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各级国资委正在逐步减少非出资人职责，以便较好地承担出资人的职责。

尽管中国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正在逐步走上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轨道，但是，上述改革远未达标。国有企业的数量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的数量还是太多，国有资本仍需向能发挥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国有大中型公司的股权结构仍有待完善，治理水平亟待提高。垄断行业改革才刚刚开始，已逐渐成为国企改革重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刚搭起架子。最重

要的，国务院国资委前一段用了大量精力处理过去改革遗留的问题，很难集中精力履行好出资人职责，国有金融资产、自然资源资产，非经营性资产的管理体制的框架还没有搭起来。总之，今后国企改革的任务还很重，仍需抓紧做好。

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

国有经济的历史存在权，就在于它是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经济基础。纵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每一项都需要国有经济发挥其基础性的保证功能和功效。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都和这些任务密切相关。因此，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出发，重新认识国有经济的功能；从实现社会和谐的角度，去把握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

因此，国企的目标应该是全民福利极大化，还是企业现金收入最大化？我认为，在新的体制下，国有经济的主要控制形式应是控股方式，国有经济应与合作经济、民营经济、外资企业在市场平等的相互关系中为人民做贡献。政府应当追求的是社会福利总和的极大化，而不再是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利润极大化。国企的目标还应该体现为对资源控制方式和效率的最大化。国企应该淡化盈利性目标，提升公益性目标。建立国有控股公司的过程就是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国资委可以通过有效监管国有控股公司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通过国有资产存量的重组，客观上有利于形成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在组建控股公司时，要按照国有控股公司的种类，分类组建国有控股公司，一类是竞争性产业的国有控股公司，一类是非竞争性产业的国有控股公司。其中，在非竞争性产业中，应逐步引入竞争机制，提升非竞争性产业国有控股公司的竞争力。

其次，垄断性行业的改革问题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以解决垄断性产业改革问题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新阶段。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逐步完善，私分、侵吞、挪用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有所遏制。但是，由于多数国有企业处于垄断性行业，部分经营管理者的行为逐步转向政策性和机会性寻租的集体腐败。现在这个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一个事关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大局的重大问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最后，在保证政府投资主体的前提下，强化市场定位，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行政性委托管理为企业委托管理，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层次。积极引导、帮助、支持企业寻求外国合资合作伙伴，以此提升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整体实力。

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从更远的历史时空来理解、体察国企改革的过程，才可以对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形成清醒的认识。1992年我国对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即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方向和基本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在20年来没有改变过。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的任务是进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而不是走向私有制道路。这是国企改革的实质所在。

第四篇：国企改革破冰

对于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到四个方面，一、是以企业内部劳动用工，干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改革，也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建设和管理体制建设。

二、是建立有别于竞争企业有出色的竞争人管理制度，考核和评价应切合企业的功能定位。三，是实施有效的行业监管，包括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行业限制，提高透明度，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

四，是形成规范合理和政府间政策安排，以兼顾企业为社会服务和企业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对于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式: 是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具体的讲就是国资委近几年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工作，我们判断竞争型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规范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

国企改革涉入深水区

1、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权力的增加：

管理制度上打破了一人说了算的的格局，官本位思想将被有效去除，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权力的增加将有利于企业民主的发展，有利于改变重大决策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的格局，从而有利于控制国有企业的投资等经营的风险

2、央企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是贫富差距的巨大根源：

央企管理者应该拿多少钱，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在此次改革报告和以后的改革过程中有望更加透明化和公开化，消除社会对于央企收入的愤怒心理。

3、央企利润分配问题：

中央企业的垄断地位造成民营资本无法进入某些领域，哪么央企在此领域独断专营的利润如何分配，是管理者和企业创造了价值，还是国家利益转移给了央企？利益获得后是否应该增加上缴比例，根据什么来制定比例才更合理？也是央企改革的重中之重。获得更多利益是否都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某些领域是否应该打破央企独断的局面，都是社会所期待的和关注的。厂办大集体改革即将开始

1、对于此前困扰改革的两大主要障碍，“钱从哪里来”及“人到哪里去”等问题也都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解决路径。2010年底，由财政部牵头，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委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联合向国务院上报请示，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政策建议。

4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18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继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8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同意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批复》之后，将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由东三省试点推广到了全国。这也意味着，继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之后，新一轮大规模的企业改革马上将拉开帷幕。

据悉，此轮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总体目标为，从2011年开始，用3~5年时间，通过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使厂办大集体与主办国有企业彻底分离，成为产权清晰、面向市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职工得到妥善安置，职工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厂办大集体改革成本缺口问题是过去几年一直困扰此项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

除经济补偿金外，还有一块较大的改革成本是厂办大集体拖欠的社保欠费。”

1、对中央下放地方的煤炭、有色、军工等企业兴办的厂办大集体补助100%；

2、对地方国有企业兴办的厂办大集体补助50%，并对提前完成改革的地区给予一定比例奖励。同时，允许地方统筹使用中央财政的补贴。

这些政策基本兼顾了厂办大集体改革中经济补偿金和社保欠费两项主要成本。，《指导意见》中还明确主办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厂办大集体占有的固定资产、土地、债权债务轧差等资产用于支付改革成本。

国资委已经出台政策，对央企在厂办大集体改革中支付的有关费用予以核销国有权益或进入损益后核增业绩利润，建议各地国资委也可出台类似政策，以提高主办国有企业实施厂办大集体改革的积极性。人到哪里去？

对此报告要求，各地和各企业对职工身份要认真进行梳理，根据不同情况，妥善处理，并注意尽量不要引起攀比。

而对于改革过程中集体资产界定与处置问题，邵宁也特别强调在操作中要把握几个要点：一是主办国有企业用于厂办大集体改革的资产应当确实是占用的资产，划转资产要主要用于补足改革成本缺口；二是主办国有企业要主导划转资产和集体资产的评估，不能因此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三是集体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规范改制，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第五篇：国资国企改革

国资国企改革“大年”即将来临

2015年国资国企改革加速度：将面临七大主要任务

刘东;王川

导语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在2014年12月31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2015年国企改革将有大进展和大动作，国资改革今年预料将会遍地开花。2014年12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新常态下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进行分析。会议要求，要“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自2013年12月底上海率先出台国资国企改革二十条意见以来，截至2015年1月4日，全国已经有上海、甘肃、山东等22省市出台了地方版本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部分省份意见虽未正式出台，但一些改革举措已在进行之中。南京、长沙等省会城市也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意见。随着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相关意见的逐步出台，2015年的国资改革将会迎来哪些进展？

本报记者 刘东

实习记者 王川 上海报道

地方改革遍地开花

彭建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前由于国家层面方案没有出台，地方国企改革突破较少，今年预料将“遍地开花”。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已经出台地方国资改革方案后发现，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主要集中在混合所有制，分类监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公司制治理结构、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方向，绝大部分省市都对国资改革设立了一个较为具体的目标。

例如，在混合所有制方面，甘肃提出到2020年国有经济中混合所有制比重达到60%左右，江西提出5年内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占国资的70%。

在国有资本范围方面，北京国资国企改革意见要求，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等领域。上海、江西、甘肃、江苏、重庆、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将国资集中在关键领域的目标设定在“80%”上。不过，在对2014年国资国企改革进展进行评价时，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改革的力度并不如预期。中国社科院微观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刘小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国资国企改革的进展仍相对比较缓慢。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出台的国资改革意见里面存在两个问题，重复性比较强，各个省的意见都差不多，在具体操作上，还是缺乏一些可操作性。

顶层设计意见将出

原定于2014年年底出台的改革意见并未能如预期出现，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认为，可以说这些总体文件由于迟迟不能出台，已经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软肋，影响到国企改革总的进程。

此前有消息称，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由财政部、发改委和国资委牵头制定，可能以“1+N”的形式发布。其中，“1”是指首先会出台一个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N”则是三四十个配套方案。这些配套方案将分阶段分批发布。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近日表示，2015年国资国企改革将面临七大主要任务，而部分方案推出的时间表或将提前至春节前。

尽管如此，被称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元年”的2014年仍取得一定成就，分析人士认为，2014年国家在把握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精准而坚定，此外，7月开始的“四项改革”试点，也为国资改革提供经验基础，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协调。

彭建国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央企方面，2014年各企业积极性较高，做了调研、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待方案一出，央企动作应该比较大。此外，第一批国企改革试点工作到2015年也会有较大突破。若第一批试点进展顺利，第二批有可能扩大试点范围。

彭建国称，专项工作也会大有进展。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今年二级和三级公司会进行董事会试点等多项工作。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对2015年国企改革形势持乐观的态度，整个国资国企改革将会铺开，尤其是在混合所有制和分类改革、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进展。

“混改”新内涵

不过，目前对于国资国企改革中的一些关键领域，仍存在不少争议。

彭建国认为，目前主要有三方面存在争议，即是否先对发展较好的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经济是否该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以及是否采用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国资改革专家、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认为，要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契机，改变资本被板块化、碎片化，做到国有企业的实力加民营企业的活力来增强企业竞争力，通过引进新的投资者，自然垄断行业应该把可竞争的板块逐渐分拆，通过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民营企业去家族化，建立有效公司治理。

彭建国也认为，虽然国企上市或多或少已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这种上市大多是形式上的，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革。

2014年12月底在广州召开的首届国企改革发展前沿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认为，只有竞争性国企适合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公益性国企和自然垄断型的国企应坚持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楚序平则表示，中央企业总部最好保持国有独资，对绝大多数重要国有企业，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权。同时，混合所有制优先考虑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公众基金。

陈清泰建议称，混合所有制治理上，有五点需要考虑，过大股比的国有股权适当分散给若干持有者、所有股东都应通过股东会、董事会行使权利，确立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和战略地位。经理人由董事会选聘，董事会有权罢免。公司必须执行国家的法规接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

去年七月，国资委将六家央企纳入“四项改革”试点，其中，中国医药、中国建材入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认为，应当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引入管理层中长期激励、职业经理人和员工持股机制，保障“所有者到位”，才能真正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去年七月，国资委将六家央企纳入“四项改革”试点，其中，中国医药、中国建材入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认为，应当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引入管理层中长期激励、职业经理人和员工持股机制，保障“所有者到位”，才能真正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争议分类监管

“准确分类是实现下一步国资改革的重要一步。”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表示。不过，目前分类监管仍是争议颇多的一个领域，从地方的经验来看，上海将国企划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进行监管，四川则分为竞争类和功能类两种类型，其他省市基本按照三类进行分类监管，但类别名称有所不同。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上海国资改革中，一些功能类的国有企业更愿意被划分到竞争类企业中去，因为两者受国资委监管及考核存在较大差异。从国家层面来看，分成两类还是三类监管也有不同意见，陈清泰认为，国有经济有两大功能，国有资本应该分作两类，一是政策性功能，就是作为实现政府特殊政策目标的重要资源。二是收益性功能，那就是获取财务回报用于民生和公共服务。而这两者的比例构成，应该与时俱进进行调整。

刘小玄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类监管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分类不清，在理论上没有一个合适的定义，这些分类的的具体含义到现在还没有很清晰地厘清。如果是“一锅乱粥”的话，改革很难推行下去。

彭建国则认为，分类监管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议，是因为同一央企有不同业务板块，整体上很难划分，而同一块业务因同时具备公共服务、功能性等多种属性，难以进行归类。

彭建国称，按照分类，央企主要是商业1类和2类（竞争性、功能性居多），而中储粮等承担国家政策业务的属于第3类。第3类公益类主要是指地方公共服务企业，如供热、供水。所以各央企针对分类监管，必须完善自身的功能定位，根据分裂进行监管、考核、薪酬制定、改革和结构调整。

具体来说，比如薪酬制定，商业1类要看市场，根据完成财务指标、是否实现保值增值功能来制定，而公益类则要紧盯社会功能，看其社会效益完成指标，商业2类（功能性）则两方面都要考虑。因此，在改革方面，要根据分类制定负面清单，使改革具有可操作性。

破题新常态

是否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存在争议，而此次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由于在国资委会议中并未被提及，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李锦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相关意见财政部负责制定，因此国资委工作会议对此并未多作提及。

彭建国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投资公司更多关注产业和实业投资，这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两类公司要做到以管理资本为主，发挥作为资本运作平台的作用，必须充分考虑到资本保值增值和流动的属性，在相关领域有退有进、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断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此外还要注意上下权利义务的边界问题。

一个新的动向是，2015年1月1日开始，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正式实施，首批涉及72家央企共200多位负责人。

此外，“新常态”的经济环境下的国资国企改革也受到关注，国资委主任张毅表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也进入爬坡过坎的阶段，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大部分央企都面临产能过剩、产销衔接不畅的巨大压力，有的企业大幅度减利甚至亏损，个别企业陷入经营危机。张毅表示，对于国有企业来讲，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做好加减乘除。

对此，彭建国建议称，国企尤其是央企改革一定要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即充当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创新驱动的领头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排头兵，国企要以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为目标，逐步规范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较普遍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以适应经济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