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经验材料

第一篇：反腐经验材料

结合实际 扎实工作

努力推进安监系统反腐倡廉建设

市安监局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市委、政府和市纪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安监工作实际，在外部环境十分复杂、安监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通过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保持了全市安监队伍的良好形象，回顾几年来的工作，现将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 几年来，我们始终把加强新时期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当作重点。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在刻苦学习中提高党性修养，在勤奋工作中增进党性锻炼，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安监工作全局，自觉增强纪律观念和自律意识，努力推动安监工作向前发展。

（一）牢记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安监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局全体干部职工始终牢记肩上的重任和使命，带头落 实责任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安全生产事业中来，想安全发展，谋安全监管，干安全实事，求工作落实。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差距与不足，汲取事故教训，坚决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树立和增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不断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扎扎实实推进政策治本、源头治标，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着力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对容易发生事故的地区、部门、行业、企业、部位、环节，反复督促检查，紧紧盯住不放，一抓到底，严防死守，杜绝隐患，努力为焦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创造良好安全生产环境。

（二）增强实践意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安全生产工作全局。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统领安全生产工作全局。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大局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始终摆在第一位，把安全监管工作时刻放在心上，严格执法，严格监管，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紧密结合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实际，认真研究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深层次矛盾和重大现实问题，着力在法制、体制、机制建设上，在监管执法的针对性、时效性上，在安全生产监管队伍思想、作风建设上，创新办法、实施新举措，通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和扎实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三）强化纪律意识教育，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利用周五学习等活动，经常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和廉洁从政等各项纪律，强化执行意识，增强执行力。一是教育大家严肃政治纪律，确保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地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发生；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和措施，必须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不允许打折扣、中梗阻的现象发生。二是教育大家树立“四种” 正确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自觉抵御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防止权力滥用和权钱交易，防止个人主义发展与膨胀；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和政绩观，认真学习，老实做人，干净做事，不断在本职工作岗位和日常监管实践中增长才干、经受锻炼、健康成长。

二、紧紧围绕安全生产监管中心任务，坚定不移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着力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着力解决 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安全生产的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一）突出重点，确保政务公开工作扎实有效。一是制定了政务公开实施方案。根据机关效能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局政务公开工作方案，明确了政务公开的范围、内容、形式、方法、步骤，并制定了责任追究办法等实施意见。二是建立安全生产服务承诺制度。向社会公开设立了政策咨询和公共服务、举报投诉电话，将执法依据、程序、完成时限等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企业、群众的监督。三是打造阳光品牌，推进权力公开透明，推行“阳光审批”。凡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等权力，都进市行政服务中心安监窗口，接受社会监督。

（二）落实有关规定，认真抓好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根据党纪、法规，我们修订了《中共焦作市安监局党组关于加强领导班子以及成员自身建设的意见》、《焦作市安监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十五不准”》、《焦作市安监局十项监督管理制度》、《安全监察队伍管理规定》、《廉政建设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39项规章制度，努力构建我局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不断强化干部廉洁自律的工作制度落实。具体落实在：一要管住自己的嘴，不大吃大喝。二是要管住自己的手，不伸手捞钱。三是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了廉政承诺活动，充分发挥廉洁自律的表率作用。四是在人大代表 或政协会员和企业中聘请了5名政风行风监督员，对党员干部行政执法和作风建设进行监督。

（三）强化内部监督，推动工作落实。局党组注重对各项工作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落实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确保安全生产和机关效能建设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一是突出重点，加强对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的监督。二是要采取措施，加强“三重一大”的监督，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加强对行政审批、安全执法、事故调查以及安全生产培训等权力运行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运行。三是要加大力度，确保监督到位。要加强党内监督，开好民主生活会，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好领导班子之间的相互监督；推进党务、政务、事务公开制度，发挥党员、干部职工的监督作用。

三、切实加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保证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局党组充分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整个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坚持“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照量化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等为主 要内容的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局机关各科室按照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各项工作的落实，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做到思想教育先行，大力开展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安全执法人员为主体，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深入开展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不断创新廉政教育的方式方法，把正面教育、案例教育、典型教育、警示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学习理论与学习具体条规结合起来，把个人述职述廉与群众评议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廉洁从政意识，打牢反腐倡廉的思想政治基础，正确行使手中权力，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

（三）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涉及面广，任务艰巨。全局各科室密切配合，增进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各科室自觉把反腐倡廉融入各自的业务工作之中，定期分析容易发生腐败行为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研究提出预防腐败的措施，认真抓好落实。

四、健全规章制度，构建长效机制

我们紧密结合安监局的实际，从着力健全规章，构建长效机制出发，进一步清理规了章制度和文件，修订、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许可与执法、机关运行等方面的规章 制度，大力推进“阳光”工程建设和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把权利的运行置于“阳光”监督之中，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努力建设和谐文明高效廉洁机关。

在市纪委的关心支持和局党组的重视领导下，我局党风廉政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健全，制度的落实得到有效保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些地方有待进一步改进，如制度建设还不够配套，有些制度针对性和操作性还不够准确、可行等。在今后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中，我局将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强化教育，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扎扎实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促进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稳定发展。

第二篇：反腐经验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是我国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党在新时期将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证，它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代离不开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深入开展也离不开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党和国家新时期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新，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深化。把制度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径，预示着制度反腐必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战略性选择。因而，有必要在此谈谈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第三篇：中国古代反腐经验的启示

中国古代反腐经验的启示

发布日期: 2006-11您是第[10]位阅读者马小红

■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

■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

古人释“贪”为“欲物也”，“爱财”，“探也，探入他分”。即贪就是对物的占有欲望，喜欢钱财，以致忘乎所以探入别人囊中，获取非分财物。当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探入他分”的时候，公众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腐败便由此产生。因为腐败与人们的贪欲密切相关，与权力相依相伴，所以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腐败是政权的腐蚀剂，对政权的危害自不待言；更为严重的是，腐败损害社会的公正，动摇人们的信念，泯灭人们的良知，使公众的道德产生危机。

在社会生活中，因为腐败的危害显而易见，所以反腐败便常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腐败与反腐败几乎充斥着每一个王朝的政治、社会生活。笔者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对腐败的遏止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通过道德的教育，遏止人们尤其是官吏的贪欲。这是一种营造环境、综合治理的方法。这种教育都是从家庭开始——以清廉为荣、以贪墨为耻，是中国古代家训的重要内容。广为流传了近千年的宋代清官包拯的家训，唯一的内容就是决不允许为官的子孙贪赃枉法，若有贪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将有贪赃行为的子孙永远开除家籍，连死后都不得葬于祖坟，这在家族关系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可谓是最严厉的家法了。此外，社会教育的效果也不可小视。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孔子所言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对“重义轻利”的最好注解。爱财固然发自人的本性，但是，财物的取得却必须合乎道义，遵守规范。“探入他分”，获取不义之财的人将会为舆论所不齿；利用权力贪赃枉法的官吏更会遭到舆论的鞭挞，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惩戒。坚持不懈的道德教化，有利于养成扬清激浊的社会风气，也有利于官吏的见贤思齐，自尊自律。

中国古代遏止腐败的另一种方法是建立监督官吏的机构和制定严惩贪赃的法律。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掌“纠举百官，肃正纲纪”的监察之职在中国古代格外重要。监察机构的首长——御史大夫或都御史位副相之位，对朝廷百官的不法或不当行为都可以进行弹劾，同时御史台根据制度不断派出官员巡视地方，以察举地方官员的非法之举。惩贪法律的制定在中国更是源远流长，作于西周时期的刑书《吕刑》便告诫诸侯和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公正廉明，不要徇私舞弊，不要贪财受贿，不要敲诈勒索。若有此不端的行为将会受到五刑的严厉惩罚。闻名于世的《唐律》虽然只有五百零二条，但是其中涉及到严惩官吏腐败的条款甚多。为防止权财交易，《唐律》规定，为人（或为自己）求情而破坏制度者，处笞五十之刑；如果主管官吏答应了请求，与求情者同罪。如果收了别人的礼物而为人求情违法，其罪将比“赃罪”更重，最高刑可以判至流放两千五百里。如果收了礼物，但并未枉法者，则减等处罚。

就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比较而言，中国古人似乎更注重前者。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教化为重的“礼治”社会，人们深信，发自人们内心的道德的约束力远比制度的制约力强大、持久、深入。不能否认，中国古人对道德的追求和信念，对防止腐败有着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面，即对道德的过分依赖，使我们常常漠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以致使一些制度成为“具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借鉴古代的经验，既要充分发挥道德的教育作用，又要重视制度的制约作用，这样反腐倡廉才会卓有成效。

看《帝国潜流》解读可怕的灰社会现象小乔

公元1135年6月17日，被金人囚困在五国城的一代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在“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的悔叹中，黯然辞世。中国历史上帝王有不少，但没有几个人的命运，如他这般跌宕凄凉。这个很有才情的皇帝，本可以享受着君临天下的愉悦，而用李光阁在《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中的话说，他却用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咀嚼着“灰社会”带来的苦果，并由此走上了历史典籍，背负着后世数不尽的嘲讽。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用简单、线性的定式和思维，来认识和理解历史以及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如果转换一种方式，也许能够赋予历史诗性般的活力和颠覆性的美感。在解读北宋帝国兴衰的深层次原因时，李光阁摒弃了传统的理论归纳，而是引入“灰社会”这个概念，将北宋帝国的灭亡向形象化方向引伸。正如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1

代史所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评价此书时所说，该书“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帝制社会崩溃的文化、制度、律法、人心向背的原因，闪烁着理性智慧和感性思辩的光焰”。

在作者看来，国家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商品，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国家应当能够借助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维持律法秩序、保护国民利益、抗御外来威胁，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不了领土，保障不了国民安全，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不能提供公共商品，个人生存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律法和权力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时，国家便处于“灰社会”状态。这样的国家虽然表面上稳定，但蕴涵着巨大的风险。

作者没有故弄玄虚地兜售理论，而是通过解构妇孺皆知的名著《水浒传》，以故事化文本还原社会原生态。经济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教授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作者借助于现代散文话语的叙述与神采，营造了一个真切而厚重的历史阅读场景，颇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让人在轻松阅读的同时，切身感受帝国王朝动荡与个人硬度生存的冲突，获得对传统社会下文化心理与制度指向的直观认知。

《水浒传》是基于史实虚构而成的作品。在李光阁眼中，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被他当成了记录当时社会状态的纪实性文献。他的这种解读方式是新鲜的，而总结出来的灰社会现象也是令人震撼和可怕的。正是这种解读，使梁山１０８位好汉的命运，被赋予了社会和历史的意蕴：这些好汉以个人卑微的命运，对北宋封建帝国敲响了灭亡的警钟。在《帝国潜流》里，作者演绎了灰社会生成的过程。李光阁认为，梁山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对应着正式社会的解体、腐溃，也对应着灰社会的生成、演进。

按照作者的逻辑观念，灰社会的生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乱自上作”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混混高俅发迹、王进被迫走西口、林冲逼上梁山、梁中书私运生辰纲。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国家政权的解体：朝纲败坏、道德沦丧、人才流失，灰社会如同病毒般首先从中枢神经蔓延开来。二是“败从下生”阶段。标志性事件是：晁盖组织抢劫团伙、鲁智深、杨志落草二龙山、宋江、朱仝、雷横执法犯法、武松申冤不成以身试法。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基层社会的解体：律法破败、秩序颠倒、祸乱丛生，代表各种群体的个人，已经开始拿血命换饭吃，灰社会如同瘟疫般无可救药地从草根层迅速传染。三是“社会灰化”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管营施恩经营黑社会公司、知寨花荣收留逃犯宋江、监狱长戴宗、狱卒李逵认罪犯宋江做老大、兵马提辖孙立反水使祝家庄覆灭。由于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的双向溃烂，开始了中间地带的“灰化”过程。官吏身份的灰化，体现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黑白不分，使帝国的整个运行系统全部失灵。四是“统治崩溃”阶段。标志性事件是：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徐宁、呼然灼、关胜等政府精英力量离开朝廷、富商兼大地主卢俊义走上梁山、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势力相继失败。灰社会开始系统生成，开始了对正式社会的试图取代。

在灰社会现象下，律法、政局、社会以及个人的命运，都出现了严重的颠乱和失序：通过不露痕迹的精神贿赂，高俅得到了一国之君的赏识，青云直上做了殿帅府太尉（《一个无赖的发迹》）；打不打杀威棒，是制度规定的，而杀威棒的轻重，则是由人来掌握的。规则的实施力度，取决于合法伤害权的收益情况，两者呈反比关系（《合法性伤害》）；施恩创造了黑社会公司化发展的历史，现在那么多打着公司旗号搞非法活动的东西，原来都是在喝他的洗脚水（《一个黑社会公司的变脸》）；在责权利一体化的蔡京集团里，如果没有银子的浸润，亲情也会如同秋天的树叶慢慢枯萎。蔡夫人路线只是提供了一种走路的可能，梁中书要想把天堑变成通途，银子是最好的铺路石（《夫人路线》）；律法虽然没有明码标价公开叫卖，但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市场。如果犯人们不愿意支付或者没有银子支付，完全背离了管营、差拨的获利预期，他们就会行使合理伤害权（《律法的价格》）。这些灰社会现象，在作者故事化的解说下，变得生动而又富于哲理。

在灰社会状态下，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硬度生存。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这方面的典型是杨志。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按照杨志对人生道路的设计，他打算靠自己的武艺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凭借个人的能力，他走上了殿司制使官的位臵，甚至贪婪成性地梁中书看了杨志的表现，都直接把已沦落为杀人犯的他，提拔为管军提辖使。但是，就这么个英雄人物，却成为替宋徽宗和梁中书押运私产的保镖。由于自然灾害和小人牵制，他把上司交付的私事给办砸了，为了躲避惩罚，他注定只能走上流亡之路。成为流浪汉的杨志，其实并没有放弃对朝廷的幻想。在水浒世界中，杨志先是用自己的能力“博前程”，再用财产“买官位”，然后用家族的荣誉“换衣饭”，这些都失败了，他只能流落在草丛里，用血命去“赌生存”。在灰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的离乱以及个人命运的卑微，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到震撼。

《中国经济时报》2006-4-24

第四篇：借鉴国际反腐经验 推进厦门廉政建设

借鉴国际反腐经验

推进厦门廉政建设

厦门市民政局直属党委

高锡德

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加强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这一思想，给我们新时期反腐败指明了新的方向。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元左右的发展期，按照国际反腐败的一般规律，这个时期仍然是腐败的频发期和高发期，因此，吸收和借鉴清廉国家市场转轨时期预防、遏制和治理腐败的有益做法，降低反腐败的成本，缩短因腐败所带来的“阵痛”期，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反腐败的预见性、前瞻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3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总结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笔者认为，最值得称道经验有两条，一是善于学习国际国内先进经验，二是敢于先行先试改错纠偏。因此，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能否继续汲取世界清廉国家先进经验，再续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辉煌，把厦门的廉政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值得探讨。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有特许的立法权，在立法治腐上有先天的优越条件。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以见赋于厦门以先行先试的政策，对于探索具有厦门特色的反腐倡廉做法，也有相当的便利条件。笔者认为，如此，则可认真学习借鉴国际反腐经验，在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逐步推进中先行先试，建设廉政首善之区，进一步提升厦门廉洁、清洁、高洁的新形象。从透明国际近年来评价排名前的20个国家或地区的反腐经验来看，他们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专门立法，依法治腐

坚持依靠立法反腐，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法制体系，是清廉国家反腐的成功经验，这种立法越完善、越规范，就越能有效预防、遏制和治理腐败。

美国自1883年以来，先后出台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联邦贪污对策法》、《有组织勒索、贪污贿赂法》《政府道德法》等多部法律，对治理猖獗一时的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新加坡的《公务员行为与纪律条例》、澳大利亚的《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墨西哥的《公务员职责法》、韩国的《公职人员道德法》、瑞典的《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上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这些法律对规范公职人员行为，遏制和治理官员和公务人员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回国后担任律师，具有强烈的法制观念。他上任后于1960年颁布了第一部《防止贪污法》，此后又多次修改，使其更加完善，且更具可操作性。后来又陆续推出了《公务员惩戒规则》、《没收非法财产条例》、《中央公积金制度》等，对《防止贪污法》进行不断的补充。1988年又出台一部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程序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

日本的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特点是缜密而全面、具体可操作。其反腐败相关立法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密如恢恢天网，腐败无处可藏。为加强对公务员群体的监督，日本除在《国 家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了廉洁自律条款之外，还制定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这项专门的廉政法规。

韩国2001年制定了《腐败防止法》，还相继制定了《反洗钱法》、《公职人员道德法》、《政治资金法》、《国际经贸上对外国公务人员行贿禁止法》等法律法规。早在1993年，韩国政府还颁布了《关于金融实名及秘密保障的总统紧急财政经济令》，推出了储蓄实名制，以便彻查和掌握政府官员的金融资产，对扫荡韩国多年积淀的腐败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机构独立，专权专司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滥用，而专门的反腐机构就成了反制权力滥用的“天敌”。为了治理腐败，清廉国家几乎无例外地都设立了独立、权威、高效的反腐败机构，专司腐败案件查处。清廉国家的反腐败机构独立于各类政治力量和司法检查机关，不受任何力量干预的行动自由以及实施惩罚的权力，保证了反腐败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反贪污调查局，2000年后与专事查处非法交易的商业事务局合署办公，直接隶属总理。反贪污调查局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权力极大。该局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涉嫌人员，有权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有权调查贪污人在银行的存款、股票数额、费用账户，甚至可以查找其家人的账目。该局处理了多起贪污受贿案件。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副部级)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遭撤职并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 下功劳，深受李光耀器重。他两次受贿50万元被反贪污调查局查实，最终畏罪自杀。

瑞典于1998年成立国家经济犯罪署，专门治理经济犯罪，2003年又成立国家反腐败办，专门负责调查政府腐败和各种贿赂案件。

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审计署。它机构独立，只负责向议会报告工作，委员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政府财政支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于1989年成立的独立反腐委员会，是一个公共权威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重要权力：通过公正的调查，揭露腐败事物；向公共部门提供警示建议和预防措施，防止腐败事件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社会团体中，开展有关反腐败的教育，宣传新南威尔士独立反腐委员会任务的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诚信破坏，指导公务员的行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潜藏于公共部门中、并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现象。

日本设立了强大的监察监督机构，并赋予其相当大的职责和权威，主要有立法机关（如议会）、司法检察机构（如检察厅）、监察机关（如监察局）、专门会计组织（如会计检查院）、反腐协调组织（如政治伦理审查会）等，此外还成立了许多民间反腐败组织。经过多年的配合，日本的这些监督机构及反腐败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严密监察监督体系，真正实现了互相监督、协作防控。

香港的“廉政公署”名闻中外。1973年发生了震惊香港的总警司葛柏贪污巨款案，警察办总警司的案，无法保证办案公正。1974 年2月15日，香港立法局通过《总督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成立“总督廉政专员公署”，简称“廉政公署”或“廉署”。廉署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英国将葛柏逮捕并引渡返港，1975年法庭裁定他两项受贿罪，并判刑4年。廉署的首长是廉政专员，他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不受其他任何人士指挥与管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廉署的调查权力极大，是一般司法机关无可比拟的：可调阅任何资料、处置财产、搜查扣押，有权检查政府各部门及公共机构的行政程序；如公务员的生活及消费水平高于官职收入水平，或拥有的资产超出其合法收入，而不能作出合法解释的，即视为贪污，可对他们立案调查等等。

三、信息公开，阳光拒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既是我党反腐倡廉的经验总结，也是世界各清廉国家反腐败的取得成功的一致做法。政务公开和信息透明可以避免行政机关在人、财、物管理方面的暗箱操作，提高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的透明度，防止腐败。世界清廉的各国各地区普遍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和透明制度。

瑞典从1766年就制定了让公众了解政府活动的文件，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现今，瑞典议政厅举办的会议，都向媒体和公民开放。美国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的基本理念是：“要想人们不犯错，就是要给予他们关系本身事务之全部信息。”基于该理念，194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首次创设“公共信息制度”；1966年制定《信息自由法》，强制公开政府文件、档案信息，并授予法院系统监督政府该项义务的权力。美国国会于1974年、1976年又分别制定《隐私权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其中，《阳光下的政府法》要求委员会制的50个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向公众开放。公众既可观察会议的进程，亦可取得会议的信息和文件。

芬兰政府档案馆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都对新闻媒体和公众开放，以接受他们的监督。此外，芬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开设匿名账户，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与财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予以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后来，北欧国家都实行了金融实名的存款制度和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政府和透明官员。

加拿大1983年制定《信息法》，要求政府有义务提供各种条件，保证公众平等利用政府控制的信息。任何人可以通过登陆政府机构官方网站，查询政府官员职衔梯形图，公示公务员的上级官员的联系方式，起到绝对的透明监督作用。2004年4月起，政府还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部长、大使及其他高级官员的开支明细表，依靠“透明”反腐败。在比较敏感的政府采购方面，加拿大政府实行公开招标制度，对于25万元以上的采购合同，必须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电子招标系统，在本国、美国和墨西哥公开招标。行政法治也是世界清廉国家治腐的基本趋势。为规范行政事务或公权力的行使，通过司法审查行政行为，并建立起一整套行政法规制度，包括程序类行政程序法、执行类政府采购、行政许可等、审查类超越授权范围、不公正而导致的行政诉讼，已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依法行政有相似之处。

新加坡强调行政运行要“以权力制约权力”和公开、透明。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的原则设置行政机构，防止部门滥用职权，同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体制，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每人发一册，手册中除包括有关法规外，还在防止贪污受贿方面，对公务员有详尽、明确规定。如：新上任的公务员必须书写本人宣誓书，政府发给每个公务员一本日记手册，公务员要记录本人的活动情况，主管单位的常务秘书定期核查，发现问题送反贪局调查处理。这些规定让公务员基本上是一个透明的“裸体”人，没有特殊的“私权”。

四、制度健全，密实防腐

有好的反腐败法，是反腐败的基础。有良好的制度措施，才能保证良法落到实处，才能保证反腐败的可持续、可深化，不致人亡政息腐败再起。世界主要清廉国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采取的制度性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现代文官制度。大多数清廉国家实行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的现代文官制度。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 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

公务员日记制度。新加坡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主管官检查和签名。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否则，如果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这种具有“连坐”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

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新加坡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包括其担保人或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投资和利息情况；若财产在任职后有所变动，应自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注明变动原因；每年7月1日，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集中采购制度。北欧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

监督制度。芬兰的监督有多种，包括议会监督、法院监督和政府内部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公众监督等等。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政府机关中的最高检察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 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监察官一般均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民众意见，接受和审理举报。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在公众监督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依法自由检举和揭发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举报人还能依法受到保护。

五、倡导廉政美德，依靠文化反腐

长期以来，大多数清廉国家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对通过旁门左道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才是合理的。

芬兰的社会道德和公众的司法理念，反对权力导致社会地位和经济的不平等。自由、平等、民主和全社会的福利的价值观，奠定了芬兰人与人之间普遍信任的坚实基础，他们认为谋求个人私利而受贿或行贿的想法是可耻的。芬兰在初中就普遍开设了社会学课程，高中生便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

新加坡政府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骂人话“王八蛋”实际是“忘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每年开展 20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与此同时，新加坡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强调以法治国，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的反腐败四项原则。在新加坡，公务员如果困贪污贿赂被判刑，那么他失去的不仅是职业、高薪和自由，还有社会的尊重、公众的信任和作为人的尊严，被“千夫所指、不病而死”，根本无法立足。

日本自古就有崇尚道德、轻视物质的民族文化心理，维护公益、绝对服从的秩序观。日本人从小就形成了鲜明的公私区分观念，他们认为腐败就是对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的公然践踏，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日本人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承认，如果贪公共之利，谋一己之私，言行违背了道义和原则的规定，就会立即招致他人与社会的尖锐批评和彻底孤立。就连公车私用、办公电话煲私情、拿单位信笺纸回家等细小事情，都会被同事看作是道德缺失的贪污腐败行为。

总结分析世界清廉国家反腐败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在今后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斗争中，需要不断完善反腐立法，健全监督机制，加大打击惩治力度，弘扬廉政文化，净化官场生态，同时还要把反腐和倡 廉两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互作用。

一、加快推进反腐立法，不断完善预防体系

借鉴世界清廉国家立法反腐经验，建立以事前防范为主的廉正法律体系。解决目前反腐败立法存在的问题。一是解决反腐败多以党内文件（条例）、规定、规则、办法等形式存在，但反腐败专门法缺位的问题。厦门无法改变“大环境”，但可以行使立法权，在厦门立法解决腐败问题，净化厦门反腐“小气候”。二是克服现行法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性、阶段性的弊端，在立法的系统性和法律效力的管长远上下功夫。三是解决现有反腐法规原则性强，具体规范少，缺乏操作性的问题，在抓得到、管得住上认真研究和梳理。四是要规范反腐败法律法规程序规定的明晰化、程序化。在现有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政府采购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制订行政听证、信息公开、公正执法、救济申诉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公务员法》为主体，尽快出台《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公务员行为准则》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严格公务员从业纪律和职业操守。着力完善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健全和落实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彻底堵塞腐败资金的流通渠道。尤其要重点加强和完善反洗钱和金融实名制方面的法律制度。要完善责任追究方面的法律体系，促进党内纪律追究、行政处罚、刑事责任承担等不同层面责任之间的衔接配套，建立层次分明、严密科学的责任追究体系。

二、独立反腐机构与现有各方反腐部门结合，提升反腐针对性和权威性 国外的监督监察机构和反腐败组织已经形成了比较严密的体系。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都有独立的监督权和办案权，实行互相监督、协作办案。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已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主角，其特点是任务专一，力量集中，手段强硬，成效显著。反腐执法的独立性不可侵犯，执法者的坚决果敢、无私无畏，受人尊重与支持，是世界清廉国家反腐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当然，这对于各级官员来说，等于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为自己安装“监视器”、设置“对立面”、涂抹“防腐剂”，是需要点刮骨疗毒的勇气的。

当前，我国的廉政建设部门包括党的内部监督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监察部门、隶属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构——反贪污贿赂局。但是，我国目前缺乏一个像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或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独立而又有高度职权的廉政权威机构。况且，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廉政建设部门的财权、人权、物权都受同级党委、政府的管辖和约束，其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官员的影响，因而很难保证自己的独立性、权威性和超然性。

由此，新加坡、加拿大、瑞典等国设立独立机构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做法事非常值得借鉴的。虽然我们国家已成立反腐败局，但仍然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独立性、权威性不够。借鉴新加坡、香港特区的经验和我国组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的经验，抽调各方力量组建一支独立、权威、专业的反腐队伍，垂直管理，独立作业，专司反腐。独立专业力量与现有各方反腐部门密切协作，形成反腐整体合力，在教、防、惩上狠下功夫，增强针对性，提高反腐效率。

三、依法行政，信息公开，透明防腐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才不会产生腐败。腐败形式多样，但执政缺乏公开透明是腐败存在的根本问题。没有公开透明，没有人民充分的真正的知情权，惩治腐败的一切举措都将成为一纸空文。

目前，完全公开透明的信息缺乏，存在信息渠道不畅，群众难以有效地参与监督的问题。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作为政府信息应当重点公开，但时至今日，国务院各部门的“三公”开支仍然没有实现，招致媒体“得寸进尺的批评”。一方面，必须实现公共信息的公开透明，保证人民的知情权。信息公开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之外的一切公共信息，都必须通过科学具体的机制和程序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公开。2011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消息：深圳将在网上公开公务员实名信息，提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管理的透明度，保障市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强化对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约束机制，使“阳光政府”的建设真正落到实处。这一做法为我们树起了标杆。另一方面，必须彻底改变权力的授予、运作及结果公开的模式，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变“少数人任命”为“差额选举”。再一方面，必须完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任职公示，必须申报其家庭财产并进行公示，同时还要定期申报财产改变情况，让群众监督领导干部财产的来源及变化情况，随时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四、加强廉政的文化建设，解决反腐败深层问题

清廉国家反腐败实践表明，比缺少制度更可怕的是缺少遵守制度的文化自觉。廉政文化对公共权力的异化具有重大的防范作用，它可以通过建立公务人员自身的价值理念来弥补法律的空缺，自觉拒腐防变。因此，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涵源。

加强先秦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经典、用经典，厚德载物，涵养内圣功夫；加强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先进文化教育，突出诚信、规则、平等信念的灌输；突出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培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第一，从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念抓起，要通过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树立清廉信念；第二，廉政教育从娃娃抓起，灌输“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廉洁思想，培养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是非观念；第三，还应宣传杨善洲式党员领导干部廉洁典型，倡导淡泊名利，使廉洁自律成为公务人员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培养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从思想源头上预防腐败，增加民众对反腐败知识的了解，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意愿，使“廉洁光荣，贪贿可耻”成为全社会共识。

第五篇：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摘要：如何建立可行且高效的廉政机制以打击、遏制贪腐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受到历史、文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廉政建设的根基尚显稚嫩，贪腐行为屡禁不止。然而，新加坡作为亚洲典范，其廉政建设开出一朵奇葩，为东亚各国，尤其是同为华人社会的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新加坡 反腐 廉政

反贪腐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同样，这个话题对我国目前来说，显得十分沉重，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贪腐行为已经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侵蚀到社会稳定的基础，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之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著名的国际性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推出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加坡长期被列为世界廉洁国家，并一直居于亚洲廉洁国家之首，其在廉政文化环境塑造、廉政立法、反腐机构设臵、廉政制度建设等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举措

新加坡从18世纪中叶就一直是英国所建的贸易站，自治前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英国总督统治时期是一个腐败盛行，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的地方，公共权力私化、权钱交易随处可见，引起老百姓的极度不满。直到1959年6月5日自治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将建设廉洁政府作为竞选目标，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举获胜，开始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新篇章。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是：

（一）以独立且强力的反腐败机构为保障。

廉政机构是保证法律得以实施，对官员腐败进行防治和打击的国家机关。新加块建立起各种独立的廉政机构，以此作为消除腐败和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强有力工具。这些机构依法设臵,体系完备，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内阁廉政署和反贪污调查局。

内阁廉政署，这是新加坡负责综合管理和监督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的监督相关。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各部门长官财产申报，并指导其他公务人员的个人财产申报了宜。内阁廉政署直接对总理负责，其署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它独立于政府各部,权力很大，可以调查任何虚报财产和财务状况的官员，以及陷于‚债务麻烦‛的官员，包括各部长官。

为了执行《防止贪污法》，新加坡于1962年成立了精干高效的反贪污调查局，由它负责调查和预防政府机关以及企业中的贪污受贿行为。该机构直属总理公署，由总理直接领导，其官员不属于公务员，地位、身份、权力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金高于其他部门任职的同级官员。反贪污调查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局长助理由总统直接任命。为了保证反贪污调查局能够独立、有效地履行职责，排除各种干扰，该局被赋予充分的独立办案权。《防止贪污法》规定，反贪污调查局享有特殊的权力，其中包括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检查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以及限制其转移财产等。因此，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大权在握,信息灵通。不管被调查人职位有多高,调查局都无所顾忌。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不贷，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多年来,反贪污调查局对一些高官进行了调查和指控，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二）高薪养廉政策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国际上反腐倡廉的实践也表明：要防止腐败，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腐败。新加坡腐败现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与该国所建立的以薪养廉制度也直接相关。新加坡政府认为，低收入是贪污的重要因素，一个收入少的公务员会以辅助收入为理由来辩护其贪污行为。为此,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务员有高收入，以此来减少贪污。

李光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为党付出辛劳的党员必须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以俸养廉‛，‚凡是愿意加入我们党的，要使他觉得在党工作很有意义，生活也过得好‛。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经连续四次给公务员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世界各国之最。同时，政府每年还通过咨询机构调查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一旦公务员工资低于私营企业人员时，就给予提高工资，以保证公务员有最高的收入。因此，新加坡政府官员的收入在世界上属于较高的国家之一。

（三）强调才德兼备的公务员录用制度

新加坡在公务员录用上实行严格的考核任用机制，杜绝人为影响，防止腐败现象。国家设有专门的公务员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录用、任命和奖惩。公务员委员会直属于总统而独立于内阁，这就为它严格、公平选拔公务员提供了条件。由于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的选拔程序，在录用后又需经历品德考核，因此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此外，新加坡在录用公务员时，特别注重候选人才的道德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与社会的道德水准尤其是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息息相关，‚道德防线溃散或实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虽然健全的机构、严密的制度和完善的法规都能在防范和遏制腐败现象中发现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一种外推力,而提高社会大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则是根治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带根本性的内驱力。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才是清除腐败，实现政治昌明的根本环节。新加坡自李光耀执政后，注重以东方传统文化进行廉政道德教化，提高公职人员和广大国民的道德水准。

二、新加坡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汲取他国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自己，尽管新加坡同我国政治社会体制不尽相同，然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同样有着浓厚东方传统的事实，使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对我们尤其有借鉴意义。

（一）加强反贪专门机构建设。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反贪职能分设在三个系统，即纪委、监察部门、检察院的反贪局。三个系统工作角度各不相同，就不赘述了。目前是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是党务、行政部门行使调查权。而反贪局则在检察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法律检察部门，行使侦察权。能否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将监察部门并入人事部门。因为，监察部门工作对象是干部，干部的教育、管理、处分等与人事部门的职能交叉或重叠。笔者的想法是加强纪委和反贪局的建设。纪委领导班子由同级党代会和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纪委领导和办事人员的人事关系可上管一级，其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津贴也由上级纪委拨付，以便于同级纪委工作，减少一些干扰。反贪局或各级预防腐败局在目前有独立出来的必要，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条条管理，减少来自地方党委、政法委、检察院的负面影响。

此外，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公共权力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参照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必须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赋予人大相应的监督权力，增加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完善纪检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并加强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的监督作用。从而最终形成健全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完善公务员进出机制，强调德才兼备。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公务员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尚需健全。我国虽然在2005年制定了《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选拔，考核，升降，辞职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但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公务员的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仍不够完善。尚需必须进一步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以确保被录用的公务员既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又能够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

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新加坡,其中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华人社会中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经久不息。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正式把儒家文化确定为其文化中心、国家意识，并提出了带儒家文化烙印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各族和谐，家教宽容。可见，由于新加坡本身特殊的地理、社会历史文化和人口背景，在中西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在两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最终形成了‚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为核心的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这种强调传统的文化氛围同西方现代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强调人才的德才兼备。

（三）合理调整公务员薪金待遇。

新加坡‚以俸养廉‛制度颇具‚盛名‛,尽管这一制度的实施有赖于诸多先决条件，例如新加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较高，反腐败的法制比较健全等，但这一做法是很值得正在加强廉政建设的中国思考和借鉴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地区，企业界和外国公司的薪酬比政府公务员的薪酬要高得多，低薪导致很多优秀的公务员被挖走，同时一些部门和公务员也开始‚广开财源‛，通过各种形式寻找非正式收入作为补偿，出现了许多公私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些腐败行为于是有了生存空间。因此，应该充分吸取新加坡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经验，通过合理的薪酬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减少公务员腐败的机会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跨国调查，一个国家公务员工资相对于私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其腐败的程度越小。这项研究表明，保持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高薪养廉作为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大特色，也同时对我国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前一段时期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提高公务员薪资待遇，那当前更重要的则是合理调整公务员收入水平，更加侧重平等和合理。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普遍提升，以及‚铁饭碗‛本身的优厚福利待遇，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满已经逐步转变为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成为今日我国公务员队伍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且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都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新加坡，作为有着深厚东方传统的华人社会在这方面的杰出表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去粗取精，有所扬弃的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将会对我们自身的反腐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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