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的困境与突破-2011-03-14

第一篇：01-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的困境与突破-2011-03-14

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的困境与突破

上海奇创旅游规划咨询机构 汤少忠

一、旅游目的地的“三种类型”与“四个级别”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活动的中心，按旅游活动的范围大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旅游区型、城市型、大区域型。其中，旅游区型目的地活动是“点状”的，包括景区、度假区、度假村等，景区如九寨沟、黄山，度假区如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度假村如ClubMed；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城市是旅游活动的中心，旅游活动是“面状”的，如北京、西安、上海等；大区域型旅游目的地活动范围一般会跨城市、省份乃至国家，旅游活动是“点、线、面”的结合，如四川省、香格里拉、丝绸之路、新马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

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按客源地的来源，可以分成四个级别：区域级、国家级、国际级、世界级。其中，区域级的旅游目的地，客源来源一般是旅游地周边跨市、跨省的区域，远程客源相对较少，旅游目的地只在一定的区域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此类推，国家级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吸引力；国际级在洲际知名；世界级在全球知名。

随着连接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通道”改善，从客源地到目的地以及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越来越便捷，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范围变广，这就促使旅游目的地的类型越来越趋向大区域化、旅游目的地的级别也越来越趋向国际化和世界级。因此，旅游目的地的升级也就势在必行。

二、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面临的“五大困境”

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升级，成为旅游目的地二次创业再发展的共同导向，也是非旅游目的地升级为区域级、国家级、国际级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基于笔者做过的数十个城市型区域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区型旅游目的地规划，总结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面临五大共同困境。

1、“形象”遮蔽

形象遮蔽的困境有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的品牌大于旅游的品牌，如工业时代的煤城、石油城、汽车城、工业城等，其发展的困境是旅游地原有的形象如何突破和扭转；二是旅游子品牌大于旅游母品牌，形成“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遮蔽效应，如周庄的旅游知名度高于昆山、横店影视城高于金华等，其发展的困境是如何整合资源和产品形成区域共同的品牌；三是旅游知名度高的城市或景区遮蔽旅游知名度低的城市或景区，如海南的保亭、乐东受三亚旅游的形象遮蔽，其发展的困境是如何摆脱形象遮蔽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品牌。

2、“品牌”分离

品牌分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品”无“牌”，资源丰富、产品多样，但品牌不突出，形成“一流资源、二流产品、三流品牌”的尴尬局面，面临此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是品牌营销不到位以及缺乏重量级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是有“牌”无“品”，有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品牌，但旅游产品缺乏或旅游产品的体验性不足，陷入“捧着金饭碗去要饭”的困境，其困境的突破是如何丰富产品体验来激活品牌。

3、日夜“温差”

白天热腾腾、夜间冷清清，因缺乏夜间游乐项目留不住游客，成为传统观光旅游目的地的真实写照。存在日夜“温差”的困境，一方面是游客因为夜间没有游乐项目不留下，另一方面是商家或投资商因夜间没有游客不营业、不投资。其困境突破的关键是策划具有较强吸引力和集聚人气的旅游项目。

4、“淡旺季”分明

由于气候和产品属性的问题，如滑雪型旅游目的地、季节性美食旅游目的地，致使目的地旺季过旺、设施供应不足、人满为患；淡季过淡，设施与人员闲置。陷入此种困境，重点是从产品上突破，形成“旺季分流，淡季加温”协调发展的局面。

5、产业“短板”

旅游业是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产业，但有些旅游目的地没有充分发挥旅游业这种作用，产品结构和收入结构依然单一，旅游发展仍停留在门票经济的观光阶段，面临产业“短板”的困境，旅游产业急需升级。

三、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突破的“四大策略”

1、战略引领

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突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如何转的问题，明确转型升级的方向，如在《昆山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我们提出从城市、产业、文化、空间、品牌实施五大转型战略，明确“全域旅游、全景昆山”的战略导向。《三亚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转型升级的导向从“旅游文化”向“文化旅游”转型，并向旅游国际化深度进军，提升三亚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国际化水平。《长春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出从“森林城”向“森林度假城”、“电影城”向“电影娱乐城”、“汽车城”向“汽车休闲城”、“雕塑城”向“雕塑艺术城”、“科技城”向“科技体验城”五大转型战略，促进长春城市品牌向旅游品牌的转型升级。

2、项目驱动

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困境无论是日夜“温差”，还是“淡旺季”分明，亦或是产业“短板”，其存在系列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吸引力大的旅游项目。因此，策划符合旅游目的地发展总体导向的大型项目，成为驱动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3、品牌营销

解决旅游地由于形象遮蔽造成的形象模糊、知名度低，以及由于品牌分离造成的旅游资源价值没有最大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进行品牌营销。进行品牌营销，一是明确旅游地的形象定位，确定品牌导向，塑造旅游地的特色；二是包装旅游产品，一方面支撑品牌形象，另一方面进行有效营销。三是构建营销平台，在迅速提高品牌及知名度的基础上节约营销成本。

4、系统升级

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是个系统工程，要在抓住重点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转型升级。除了重点抓住战略、项目、营销等方面外，还要进行旅游产品结构、旅游产业结构、旅游配套设施、旅游服务与管理、旅游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系统转型，特别是对发展相对成熟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模式如何从追求速度与数量向追求质量与效益转型成为关键。

第二篇：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悄然涌动：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

此时此刻，中国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关系到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也关系到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沿的浙江，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酝酿，在这场变革中，浙江的民营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高与低：做精高新产业，提升传统产业

未来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和传统产业一起，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两大驱动力。

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传统企业需要全面转型，而转型就是要通过创新技术、管理和体制来实现。”

浙江的民营企业众多，但大部分处于“低、小、散”的状态，经不起大风大浪冲击。

所以，转型升级，不能为转型而转型，应该根据省情，根据我省中小企业的特点。

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把传统制造业转成先进制造业，主要是打造两条微笑曲线：第一条是企业微笑，提升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两端一翘，企业微笑；第二条是产品微笑，提升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两端一翘，产品微笑。打造两条微笑曲线的重点是上新设备新工艺新品种，开拓新市场，彻底改变传统制造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老设备老工艺老品种老市场。第二步有了两条微笑的产业就是先进制造业，要与现代服务业相结合，双轮驱动双翼齐飞。与消费者同时同在同享。转型升级后的企业与产业应该分不清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总是把制造、服务、信息都能融在一块儿了。

第一个途径就是提升制造水平，国际一流的制造装备，快速响应市场的制造模式，工艺流程的改进

第二个途径就是提升研发水平，这是我们浙江企业的软肋。很多企业装备上来以后，但是研发一直跟不上，产品还是难以做到高端，所以号称是一流设备、二流产品、三流价格，第三个途径就是提升营销水平，核心是品牌的打造，这是最难的环节，也是附加值最高的环节。

“传统产业升级需要‘龙头效应’，需要在品牌、研发、科技、管理、营销等方面不断创新模式，实现自主品牌的跨越式发展。”长期在纺织服装行业摸爬滚打的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说，“随着产业调整进程加快，中国纺织业必将迎来吐故纳新、大浪淘沙的5年。我们将坚持以价值为核心的品牌建设，不断挖掘、提升传统产业新价值。”

赵林中代表坚定地说。

政府应该引导企业整合，加快由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化，让中小企业之间形成合力。在行业里，龙头企业以其品牌、资本、销售渠道、整合中小企业，组成“小巨人”企业或是企业集团。对于各个企业来说，也是优势互补。

通过整合，可以实现分工合作，充分利用资源。同时，大量的中小企业走向联合，主动“”，成为企业集团的组成部分，甘做大企业的配套，也能使资本、产能充分发挥。事实上，民营企业的整合，在我省已经有了自发整合的先例。在民营企业整合上，正泰集团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乐清是低压电器企业集中的地区，正泰和30多家低压电器企业进行整合，开始是松散的加盟形式，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后来进行资产评估，30多家企业入股正泰，实现产权整合，从一个传统的家族式企业成为现代化的企业集团。

民企整合，就像原来大家都各开一辆小汽车，而联合起来，就成了大家一起努力开好一列火车，汽车开得再快，也比不上高铁的速度。

所以，走向联合，是民营企业转型路上，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步。企业已经遵循市场规律自发做了，现在，政府更要在未来的经济产业规划中，要顺应这种时势，引导中小企业去进行整合。

“从国家到地方，未来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举足轻重。”全国政协委员、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说，各地投资热情高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扶持政策，引导各种资源向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聚。

胡成中委员认为，在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要警惕投资一拥而上所带来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同时，明确各产业的发展方向、不同阶段要实现的发展目标以及所采取的策略，做好整体规划，重点突出，分类扶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的作用，及时制止无序扩张，为部分盲目发展的产业、行业“退烧”。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攻方向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作为资源小省浙江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吕祖善认为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一矛盾，关键是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构建符合浙江实际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服务业，对浙江这样一个经济大省同时又是资源小省来说，尤为重要也尤为迫切。

浙江目前已经把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去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占GDP的比重达到43.2%，浙江省提出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8%左右。

要实现这一目标，吕祖善认为，必须把经济结构调整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结合起来，把消费结构升级与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结合起来，走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型服务业联动发展的路子，突出发展一批服务业重点行业和企业。

鼓励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优先发展物流、金融、信息、科技、商务等一批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鼓励发展研发设计、文化创意、总部经济等新兴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着力构筑一批服务业发展重要平台。大力建设物流园区、总部基地、科创园区等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重点建设一批跨区联动、资源共享、层次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共平台；突出发展一批服务业发展重点区域，引导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等中心城市和地级市城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大与小：建设四大平台，扶持中小企业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与发展空间从何而来？在浙江，一张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已清晰勾勒出来：要建设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四大平台”，实现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又好又快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府秘书长王仁洲认为，要大力搞好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形成浙江经济新的增长极和支撑点，还要继续发挥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力量，推动中小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这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力量。

“在四大平台建设上，建议加大对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的投入，集中资源和技术，加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财经委主任丁耀民建议，在政府层面，要精细规划，整合资源，注重将已研发的新材料、新工艺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同时，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出台相应政策措施给予扶持，还要清除各种不必要的门槛，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引导企业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呵护他们茁壮成长。

陆与海：做强陆域经济，发展海洋经济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

此前，国务院已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舟山来说，是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人大代表、舟山市委书记梁黎明认为，要借鉴学习世界先进沿海、海岛城市的发展经验，做好规划布局，重视产业培育，特别是港口物流等海洋新兴产业的培育，依托港口岸线等资源优势，大力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引导船舶企业做大做强海洋工程产业等，使舟山成为我国科学管理、开发和保护海岛海洋、促进海岛地区科学发展的示范区。

全国政协委员、利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立新认为，发展海洋经济不仅会给沿海地区带来经济繁荣，还会拉动陆域经济发展。“希望我省进一步做深、做强海洋经济，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沿海产业带建设和沿海地区加快发展，鼓励支持山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等特色经济，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依靠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经济总量逐年攀升，2010年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排在第四位，但资源和陆域小省的约束使传统产业上升空间有限，制约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跳出有限的陆域空间，向海洋要空间、要资源、要财富，是浙江的必然选择。

“我国海岸线总长居世界第四，海域面积辽阔，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但海洋经济在我国处于成长阶段，发展现代海洋产业的空间很大。山东、广东、浙江是国内经济发达省份，海洋经济的延伸将对我国经济起到支撑作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浙江早在1993年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大省，此次《规划》将浙江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定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建成我国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示范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区、海陆统筹协调发展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及清洁能源示范区。

在传统海洋经济方面，浙江落后于广东和山东，需要通过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走上

一条大开大合的转型升级之路。浙江计划到2015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200亿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比重提高到15％；最终发展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域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地。

“浙江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油气、港口、海水养殖等资源，舟山群岛正在发展渔业和旅游业，有很多岛屿可以开发利用。我们发展海洋经济的经验还不成熟，需要全盘规划。”肖金成对记者说。

浙江目前完成以“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为空间布局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规划，一核，即以宁波—舟山港海域及其依托腹地为核心，打造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

宁波—舟山港是全国货物吞吐量最大的组合港，依托深水岸线资源和港口优势，浙江将规划建设全国重要的大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基地、国际集装箱物流基地，同时配套发展新型临港工业、海洋新能源产业等，加强在原油、矿石、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储运中的战略保障作用。

在产业布局上，浙江“两翼齐飞”，以环杭州湾产业带及近岸海域为北翼，成为引领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以温台沿海产业带及近带海域为南翼，与福建海西经济区接轨。“三圈”即杭州、宁波、温州三大沿海都市圈，通过增强现代都市服务功能和科技支撑功能，为产业升级服务。同时形成九个沿海产业集聚区，推进舟山、温州、台州等地诸多岛屿的开发和保护。

与此同时，浙江将扶持培育一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整体产业层次。目前正在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包括石化成套设备、潮汐能设备、海水淡化设备、核电设备、港口机械等，并在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利用和海洋勘探开发领域形成规模，逐渐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规划》提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要优化海洋经济结构，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高海洋科教支撑能力，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海陆联动发展，建设综合实力较强、核心竞争力突出、空间配置合理、生态环境良好、体制机制灵活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形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据悉，浙江将鼓励民营经济参与海洋开发，在温州、台州进行改革试点，清理不利于民营资本进入海洋开发的政策性障碍，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之前一直被国有企业垄断的港口物流、战略物资储运、石化工业以及海岸线、滩涂、小岛、海域等海洋空间资源的集中连片开发。

内与外：扩大国内需求，转变外贸方式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大宗原材料价格飞涨，国际上贸易壁垒也在不断增加，海外市场需求疲软，企业出口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全国人大代表、纳爱斯集团董事长庄启传说，只有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并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代表、委员们表示，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外需不足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企业必须痛下决心，实现经济转型，使过多依靠出口拉动经济转变为内需拉动经济。

“我国内需市场庞大，但日益高昂的物价让越来越多的国人到境外购物。”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建议，对一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品，降低关税，加大进口，将境外购买力转化为国内消费，让百姓购物更方便、更实惠。，就是实现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向出口导向战略与进口替代战略并举的转化，进而使出口

导向产业和进口替代产业互相补充、互相支持。所谓进口替代战略，是指用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品，进而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发展，促进本国工业化的战略。

政府和企业是推进转型升级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从根本上说，企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离开了这一微观基础，产业转型升级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现产业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主要是创造、提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或环境。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就浙江的情况而言，应对当前的挑战，确保浙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还是激发企业加快产业升级的动力。

第三篇：转型升级时期贵州旅游发展方向

旅游业转型升级期贵州旅游业发展思路浅析

陈鹏

（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讲师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旅游业转型升级成为发展趋势。目前，贵州旅游业还存在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相关产业不发达、游客结构不合理、旅游从业人员整体水平有待提升、旅游市场秩序较乱等问题。为顺应旅游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促进自身更大的发展，贵州旅游业可以从生态环境保护、旅游精品战略实施、旅游市场秩序整顿、旅游品牌的宣传、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国际化的标准的采纳等几个方面来促进本省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

关键词：旅游业转型升级期发展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的地位越来越突出。2008年，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被视作是国家层面推动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2005年中国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数达到468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全年累计为292.9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国内旅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旅游出游率达到89%；出境旅游人次达到1150万，成为亚洲出境旅游大国。

[1]中国旅游市场从以入境旅游市场为中心，转向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三大市场并重发展”。与此

同时，国务院关于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昆明旅游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实验区的建设等决定表明，我国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

近些年来，贵州的旅游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作为一个旅游资源大省，红色旅游景点、喀斯特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构成了独具魅力的贵州旅游。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贵州省旅游业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进入“九五”,1996、1997、1998三年贵州的海外旅游者入境人数为42.66万人次,外汇收入1.31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次5530人次,收入73.77亿元,上缴税金1.22亿元。1998年与1980年相比,全省旅游总收入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7%上升为4.7%。占全省第三产业增加总值的比重由9.2%上升为15.6%。旅游业已成为贵州重要的支柱产业和新的[2]经济增长点,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从总体上看，贵州的旅游还仍然处于高投入、低

产出的发展阶段，旅游产业面临全面提升的压力。因此，如何结合自身实际，全面深入认识转型升级的意义，促进贵州旅游“质”的飞跃是贵州旅游业发展急需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旅游业转型升级的解读

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是指依托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复合型的旅游需求为出发点，以提升服务质量为落脚点，通过旅游企业经营方式的创新、新型旅游产品的创造，通过政府部门对旅游发展方式的引导，对旅游经济运行的监管，进而实现旅游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旅游市场明显净化、游客满意程度明显增加，带动经济转型升级作用明显增强和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效益得到全面体现的过程。

[3]由此看来，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是个复杂过程，所包含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不过，可以从核心目标和外在表现特征两个方面来把握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概念。究其核心目标来说，满足旅游需求、提升服务质量，是真正实现旅游转型的升级关键要素。究其外在表现特征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现：

1、游客旅游方式多样化。自旅游业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获得不断发展壮大以来，由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就成为广大游客外出旅行的重要方式，但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改善，旅游需求的变化，很多人希望更自由的旅游方式。于是，自驾车旅游、背包客等散客旅游方式逐渐成为重要的旅游方式，让旅游方式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2、旅游产品多元化。“旅游产品是指为满足旅游者的愉悦需要而在一定地域上被生产或开发出来以供 1

销售的物象与劳务的总和。”最核心的产品形式就是已经被开发出来的旅游地。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观光旅游曾是我国旅游产品的重要形式，但随着人们旅游需求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也必须以多元化的形式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休闲度假旅游、特色旅游、生态旅游、康体旅游等新型旅游产品的快速发展，丰富了旅游产品的类型。

3、旅游发展方向国际化。旅游业发展方向的国际化是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包括旅游客源国际化、旅游产品国际化、旅游环境国际化、旅游企业经营国际化、旅游管理国际化和旅游服务国际化。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要满足本国人民的旅游需求，还要放眼全球，满足国外游客的旅游需求，这对旅游服务质量、旅游产品类型的多元化、旅游环境的改善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也是明显的。

二、当前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近些年来，贵州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游客人数、旅游收入有了明显增长。目前贵州拥有一批世界级、国家级精品景区；有旅游星级酒店200多家；有旅行社203家，其中国际旅行社17家；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由4D级扩建为4E级，并建成了6个支线机场，开辟了通往香港、泰国、新加坡、韩国的海

[5]外航线和旅游包机，日前又开通了两岸周末联程旅游包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努力，贵州旅游业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游客结构、旅游业从业人员素质等方面依然存在着亟待改进的问题。

1、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还需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景区设施、环境建设设施和接待设施等方面。在交通方面，贵州加快了公路、机场建设，增加了国内航线和航班，增设了国际航班。但高速公路建设比较滞后，比如贵阳到织金洞、草海等知名景区的漫长路途一直是制约这些地区旅游发展的巨大瓶颈。铁路运输体系也较落后，无法起到快速、高效运送游客的目的。在景区设施方面，一些景点的停车场容量小，环境绿化较差，环卫设施不全，景区卫生较差，给游客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在接待设施方面，尤其是酒店业等接待设施建设，虽然贵阳市的高星级酒店增幅很快，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旅游旺季的需要，一些区县的接待设施和接待能力更是急需改善。

2、旅游的相关产业不发达。当前，贵州很多景区的收入主要是依靠门票，而与旅游相关的其他产业的发展比较薄弱，比如住宿、餐饮和旅游纪念品的设计、旅游项目的开发、夜间文化活动等等方面需要加强。在某些景点，景色虽然很美丽，但游客除了游览该景点，没有任何其他项目或活动可以参与，吃住条件也不够好，没法让游客留下来。这样的旅游点不仅无法让游客满意，也无法起到明显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3、游客结构问题。贵州游客中来自省外和国外的游客比例较小，林树森省长在“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就讲到，贵州旅游很大程度上是靠“贵州人游贵州”。按照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收入这两个考核

[6]旅游综合竞争力的国际化核心指标，贵州均列全国第28位，全省民航旅客吞吐量仅占全国的1%，这些数

据都说明了省外到贵州旅游的人数是比较少的。贵州旅游要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需要吸引更多来自省外、国外的游客，这对贵州旅游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旅游行业从业人员整体水平有待提升。旅游行业从业人员众多，但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等都有待加强。2006年全省考取导游资格的3715人中，高级导游员仅５名，中级导游员92名，分别占总数的0.13％

[7]和2.5％，取得外语导游资格的仅占全省导游总数的7.53％。很显然，这样的导游群体很难应对未来旅游

发展的需求。此外，旅游点的从业人员大多没受过良好专业训练。在很多景点，景色虽很美丽，但售票人员、电瓶车管理人员、景区餐饮人员等的服务态度很差，更不要说主动为游客分忧解难。笔者曾去省内某一著名景点旅游时，对门票收费产生了疑问，可是收费人员不仅不解释，反而一边打着毛线一边不耐烦的说“钱就是这样收的，有什么问题找别人问，我不清楚”。不难想象，这样的从业人员对贵州旅游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5、旅游市场秩序问题。贵州的旅游行业发展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但整体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仍然不容乐观。从贵州省旅游局的数据来看，自2007年以来，全省受理旅游投诉案件逐年大幅增加，其中对旅[4]

行社和景区的投诉都在65%以上。另外，城市公共服务的秩序也急需整顿。贵阳是省会城市，是全省旅游的集散地，尤其要注意窗口行业的服务形象。据了解，贵阳市的一些窗口行业经营秩序比较混乱，其中尤以出租车行业较为突出。出租车从业人员的表现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但在贵阳市的出租车行业，拒载、不按计价器收费、司机说话粗俗、开车抢道、超速等现象非常突出，这严重影响了贵州在外地游客心目中的形象。旅游市场秩序不整顿，再美丽的景色、再诱人的食物也引不来再多的游客。

三、旅游业转型升级期贵州旅游业的发展思路浅析

无论是对旅游企业还是对旅游管理的行政部门而言，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目标是满足游客多样化和更高标准的旅游需求。贵州旅游要做大做强，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要认清自身的不足和优势，找准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方向，在旅游建设的过程中立足更高的标准，放眼国际，为贵州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为此，本人认为贵州旅游业的发展思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整。

1、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破坏容易，恢复难，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本身就是贵州旅游的重要资源之一，失去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失去了游客。因此，在景区开发过程中，即便是一栋房子的修建，一条路的拓展都要做好事先的规划与考虑。同时，政府的其他经济建设也要注意环保，避免污染环境的企业在贵州落户，对恶意排污的企业要大力查处，加大对城市的整脏治乱的工作力度。不过，贵州的欠发达虽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却使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完好的保护。目前，贵州的生态环境总体来看还不错，但是必须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利用好这个资源。总之，保护环境是贵州旅游业发展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2、实施旅游精品战略。

贵州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但以往景区的开发水平低，造成了资源的破坏和财力的浪费，不能凸显景区特色。旅游业要发展，要做大做强，必须要在全面深入分析我省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做合理的总体规划，确定优先开发的重点景区，实施旅游精品战略。同时，随着旅游需求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对旅游体验需求的增加，在产品开发方面就更加注重与消费者的互动，打造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满足国内外游客多元化的旅游需求。当然，对旅游精品的打造除了注重对景区特色的凸显而外，更需要各种资源的整合和设施的综合配套。旅游产品的开发并不是孤立进行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产品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大力提升重点旅游景区的知名度，由此带动贵州旅游整体水平的上升。

3、大力整顿市场秩序。

深入开展规范和整顿旅游市场秩序工作，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抓好导游服务监管和购物环境治理，要加强对导游等旅游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良好的职业操守，自觉抵制各种行业不正之风，这就需要加强职业准入管理和从业人员培训，不断提高旅游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同时，要严厉打击各种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为游客营造一个轻松、诚信的旅游环境。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城市服务行业窗口的监管，对不规范行为进行及时查处，主管单位也要对服务行业人员的行为进行培训与引导，以尽量避免损害贵州旅游形象的事情发生。

4、抓住中国加入东盟十国的机会，加强对贵州的旅游宣传。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将形成一个拥有十七亿消费者、近两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贵州在地理位置上与“东盟”相邻，在努力搞好经贸合作的同时，旅游作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合作领域同样值得宣传和推广。贵州有关部门要把全省精品旅游景区作为旅游宣传推介的重点，同时将自然观光旅游、原生态民俗旅游、红色旅游、茶文化休闲旅游等作为一套组合产品对外宣传，打造“贵州旅游”的整体品牌，努力提高其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上的知名度。在对贵州旅游宣传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改变思路，下大力气抓旅游营销，创建贵州旅游品牌，通过名称、标志、口号等进行有效宣传展示，从而形成的一整套贵州旅游识别系统。

5、注重对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旅游发展水平的高低，其根本是体现在旅游服务的水平上，而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旅游从[8]

业人员的劳动素质和服务技能。贵州旅游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旅游服务人员特别是导游人员队伍。导游等旅游服务人员直接与游客打交道，为游客服务，是贵州旅游的窗口。加强这支队伍的建设，是提高我省旅游服务质量的关键。一方面，随着境外和海外游客的不断增加，我们尤其要重视培养一批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导游人员。另一方面，要注重对景区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培训，加大对饭店等服务业工作人员的业务和综合素质培训，让游客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都能接受高质量的旅游服务。

另外，旅游服务行业普通岗位的专业壁垒不高，旅游行政部门可以和高校联合，对非旅游专业毕业但愿意从事旅游行业的高校毕业生进行短期培训后上岗，这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也快速培养了旅游行业服务人才，提升了旅游服务行业人才的总体综合素质。旅游行政部门应该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和监管，使旅游服务水平提升成为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

6、以国际化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迎接未来的挑战。

贵州旅游的发展必须要要有长期、高起点的规划，对景区的开发应该具备国际水平。为此，在制定规划前，除了要了解自身的特色与实际情况而外，还要通过多种途径全方位了解世界范围内最高水平的类似景区的建设情况，学习别人的方法、吸取别人的经验，提高自身的规划和建设水平。此外，要加强国际双边、多边及与国际旅游组织的交流合作，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在合作中提升自身的水平，让旅游服务适应国际化、网络化发展需要，建设高质量的贵州旅游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贵州旅游市场的国际化做好充分准备。

参考文献：

[1]车玲.促进中国旅游业升级转型[J].发展研究，2008.（4）：82

[2]田 红.贵州可持续旅游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及对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10）：37

[3]曾博伟.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思考[EB/OL].http://.cn , 2008-07-15

[6][8]林树森.贵州省长林树森坦言贵州旅游五大问题[EB/OL].http://，2006-3-22

The Analysis about Guizhou Province Tourism Development Path

During the Period of Tourism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hen Peng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Tourism Culture School, Guizhou Province, Guiyang City,550001)

Abstract: With the need of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mode change in our country, Tourism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ecome development trend.Now, Guizhou tourism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for example, imperfect tourist infrastructure, underdeveloped related tourism industry, unreasonable tourists structure, lower tourism employees professional level, disorder tourism market order etc.To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ourism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promote itself larger development, Guizhou tourism can promote itself tourism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chieve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r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y many efforts: protec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lementing high-quality tourism goods strategy, rectifying tourism market order, advertising tourism brand, training tourism employee, adop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so on.Key Words: Tourism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evelopment

第四篇：共产主义信仰困境与突破4.30

共产主义信仰困境与突破

一、信仰的意义

（一）信仰的普遍意义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道德律即是信仰。信仰是精神力量，人生规范，也是人生意义的来源。具有思想意识，是人摆脱动物性，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具有信仰，则是人脱离迷茫、混沌、行尸走肉状态，成为有精神指引、有价值观点、有道德规范的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只有拥有了信仰，善或道德行为才变成人生需要和自觉行动。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信仰，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信仰，必然没有核心价值观，必然导致人心涣散茫然，这个社会的文化就是有缺陷的。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前总理温家宝也说，我们需要脚踏实地，也需要仰望星空。

（二）共产主义信仰的意义 信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宗教信仰，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宗教信仰。二是道德信仰，中华民族传统信仰中，也有佛教、道教的宗教信仰，但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儒家的道德信仰。三是政治信仰。众所周知，共产党员不允许信仰宗教，党员中不允许有教徒。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政治信仰。

坚定的信仰，对于党来说，生死攸关。因为，它事关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也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

信仰是政党的凝聚力所在。当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廖仲凯对话，说国民党已死，只剩下国民党人，而没有国民党。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为信仰而来，而是为利益而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换言之，倘若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来吸引的话，这个政治集团，早晚会崩溃。

信仰是政党的战斗力所在。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党指挥枪‛，实际也就是党的信仰指挥枪。党为每一位战士都树立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点，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国民党军队，北伐的时候，有三民主义的信仰的指导，还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可以说所向披靡，像丁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这种这么惨烈的战斗都拿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有信仰，北伐军相信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家丁后，信仰没有了，战斗力也没有了。济南战役中，国民党守军十几万，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守将王耀武感叹：就是一群猪让共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的那么快。什么原因？没有信仰。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以来，虽有失败的战役，但无胜利的对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一次次打出声威，靠什么？就是这支军队的强大信仰，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军的牺牲精神，全世界的军队无出其右。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对手也为之震撼，美军就讲，参加过二战，对德作战，对日作战，进攻过太平洋上的瓜岛和冲绳，对德军和日军的牺牲精神已经为之震撼，但与中国军人仍无法比拟。志愿军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军，第一波倒下，第二波，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每个战士战斗到最后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不简单是因为命令和纪律，而是信仰，战士们深入骨髓的相信，战争是正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信仰是政党的生命力所在。一个政治集团失去了信仰，表面再强大，其实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当一个党失去了为之奋斗的正确目标，一切便失去了思想和道德依托，人们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失去了起码的信心，这是一个党精神衰败的前兆。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一夜之间垮台。苏共多名强硬派高层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挽回局面，但只是少数人的顽抗，2000万党员的心中，已经没有这个党，已经不认同这个党的价值理念，不愿意再为这个党流一滴血，甚至是一滴汗。反观我们党，从数十名党员发展到八千万党员，依然保持有效的生命力，为什么？就是因为始终不变的共产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建国后，我们党从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的党，不可避免的面临执政资格的问题。‚打江山、坐江山‛属于封建时代的思维。现代社会对执政资格有着不同的标准。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其他党为参政党，所以敢于坚持这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党拥有无上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并且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放弃或淡化了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就进了西方政党的价值系统圈套：政党没有谁比谁高尚，都是利益的代表。既然都是利益代表，那么共产党就没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而应与其他政党竞争，让老百姓选择。所以，敢于把自己臵于唯一执政党的地位，就必需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二、共产主义信仰困境 从国际来看，苏东社会的**和剧变，苏东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空的红色旗臶也不在飘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目前，明确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也就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了。从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信仰面临危机。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挺了过来，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年，总书记在访问欧洲时，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就讲到：‚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现在世界范围内，任何国家都不会小觑中国的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说我们党、我们国内也存在共产主义信仰困境，可能很多同志不相信。然而《周易》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一个政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居安思危的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对生死存亡的警惕。尤其在顺境的时候、危机只有苗头性显现，我们也不能不保持明察秋毫、洞悉时态的眼光。我们来看看当前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现象。

第一，对共产主义信念缺乏热情。在一些人看来，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设想和招牌，是空想和乌托邦，永远实现不了。谈起共产主义没有敬意、没有热情，甚至羞提共产主义。第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下降。有些党员干部一切向钱看，有奶便是娘，不讲信用，不讲利他；不讲集体，只讲个人；不讲道义，不讲职责，只讲利益，只讲好处。

第三，政治意识淡漠，精神状态麻木。有些人不关心党和国家，不关心世界情势和社会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对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思想毫无所知。

第四，言必称西方。在日趋多元化的文化观念面前，一些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改变。言必称西方，从价值观到制度实践，西方的都对，我们的怎么看都不顺眼，有这样思想的人，包括党员，大有人在。

第五，腐败之风漫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腐败问题的蔓延。腐败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国家财产的侵蚀，更重要的是扭曲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恶化党员干部的良心。可以说腐败现象不改变，小则毒化社会风气，大则毁掉一代官员，异化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发展下去，党将不党，国亦不国。我国干部队伍的腐败程度到什么程度呢，从中央所用的两个词我们可见一斑：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这么重的言辞，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国内官员的腐败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用断腕、刮骨这种非常重的手段才能治理的程度了。第六，‚四风‛问题突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形式主义，主要是知行不

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官僚主义，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享乐主义，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奢靡之风，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第七，热衷封建迷信。唯物主义观念退化，封建迷信返潮，怪力乱神出笼。现在，党员干部中迷信之风大行其道。有些地方修庙立佛成风，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建办公楼都要求神拜佛看风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决策时，不是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看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而是求大仙算上一卦。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封建迷信活动甚至与滥用职权、腐败堕落联系在一起，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上千万的花费，一部分用的公款，一部分由商人出资。升官修祖坟，拜鬼问前程，不问苍生问鬼神，这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第八，入党动机利益化。在战争年代入党，面对的是坐牢、受刑、牺牲的危险，那是一种纯粹、坚定的信仰。如今党成了执政党，入党就会获得一定的利益。因而一些人入党，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利用党员这一称号，达到为个人谋取功名、私利的目的。

以上这些问题，是共产主义信仰缺失的典型表现。应该引起足够警惕。如果任由这些问题继续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对这些问题见怪不怪，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久入鲍肆而不闻其臭‛。这就更加不是潜在的‚危机‛，而是现实的‚危险‛了。

三、共产主义信仰困境的根源

总书记在今年兰考调研讲话讲到他在福建宁德当市委书记时，深入乡镇调研，有一个下党乡，路都没有，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开路。到了那以后，看到乡党委办公室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竟然好几座教堂，是什么人建的呢？18世纪西方传教士。习总书记感慨：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但那种传教的使命感，跟我们共产党就有一比啊。今天我们来看，对待共产主义像传教士对待教义一样的共产党员队伍，今天为什么会面临信仰缺失的困境呢？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灯红酒绿的浸染、利欲物欲色欲的诱惑，是造成某些党员干部堕落的外部因素，那么，丧失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就是其内在根源。党员干部队伍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在信仰、信念这个‚总开关‛上出了问题。因此，困境的出现，既有客观环境因素，也有主观认识原因。

第一个原因，支撑精神信仰的环境在变化。革命时期，党员信仰坚定性的保障线有三条：第一，入党即即意味着可能的牺牲，除了对共产主义怀着坚定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奉献、而牺牲的人，其他人想要入党，都得掂量掂量。第二，为了保障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保障党组织的安全，入党需要有介绍人，党组织还要对申请者进行严格的审查，把不合格的人过滤掉了。第三，在艰苦的斗争中，信仰不坚定的不是遭到组织的淘汰，就是自行掉队。整个的革命环境，确保能够加入党组织，并在党组织中成长起来的，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革命的环境中，党的奋斗目标也容不下党员私利的存在。谁为人民谋利益，谁就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就拥有致胜的力量，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党执政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之后，环境和条件转变了。我们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是党的成员有利益。革命时期的客观条件决定，党员要将权利直接换取利益，几乎不可能，因为没有利益可换。而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要求得到严格执行。当前，党员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这种权利瞬间可以变成利益。权力可能主动寻租，也可能被动巴结，但是归于一点，就是权利与利益产生了关系。这个关系问题解决不好，党员干部的精神系统、价值系统就出问题，导致信仰上的动摇。

第二个原因，理论创新未能解决新问题。信仰是高度依赖理论的。理论问题不解决，信仰问题就解决不了。理论不强，信仰就不坚定。理论不能与时俱进，信仰就会不断出现新问题。包括宗教信仰也是这样的。历史上，基督教也曾遭遇信仰危机的，什么危机？就是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引发的对上帝的质疑，这是颠覆性的危机。按基督教义，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如果由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来推理，上帝就出了问题。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么他应该知道亚当夏娃要偷吃智慧果。现在人家偷吃了，说明上帝不是全知的。如果上帝说我知道，那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以后人类有了原罪，那就是上帝不作为，是恶的行为。如果上帝说我知道，但阻止不了，那上帝就不是全能的。这一推理，上帝就完了。后来，神学大师奥古斯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他指出，是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偷吃了智慧果，被罚出伊甸园。那要怎么办，人类要忏悔，要修行，争取重回伊甸园。这理论上的创新，达到了双重功效，一方面解除了教徒的困惑，另一方面，让教徒继续虔诚地追随上帝。后世宗教改革也好，理论发展也好，就是解决新的疑惑出了以后，怎么能够有说服力的问题。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大批的顶尖的哲学家、神学家来研究问题，现在西方很多大学都有神学院，有一批人在研究神学问题，保证教徒任何的疑惑能够解释。这也就使得信徒们，包括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如牛顿，依然保持宗教信仰，甚至要从上帝那里寻找世界的源动力。所以理论很重要，真理的认识是无限的运动，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解释真理有相对的绝对性。相对的绝对性，就是你解释到位了，它就能够自圆其说，它就有征服力。而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界恐怕没有完全解决好。

从信仰理论上，马克思解决的是革命这半程的理论，他没有解决执政状态下的精神信仰构建问题。因为马克思也没有执政实践，没有执政实践就不会碰到执政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比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解决什么？最重要的成果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这就揭示了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剥削被剥削的问题，因而引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这是在产业工人占主体的时候，即工业革命初期是可以的。今天用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不了社会的现实。现在工厂里很多是机械作业，甚至是机器人，你不能说老板榨取机器人的剩余价值，然后号召机器人来造反吧。还有股份化，很多企业将股份分给员工，职工既是员工，也是老板，谁在剥削谁呢。这就是变化，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永远不过时的，但不同阶段要有相应的新理论，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寻求突破。但目前体制内的理论学家存在着观念和思维的僵化，缺乏旗臶性的思想家、理论家，理论创新突破的能力弱，这也是一个危机。

第三个原因，党员队伍自身认识问题。对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误解造成信仰和信念缺失与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在实践上进行突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张社会主义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存，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搞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理念。这一系列实践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活力的战略举措。我们力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极‚左‛僵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不是马克思主义，不从实际出发、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现实生活不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始终未得到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回答。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这样的一种误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非就是改道和改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所谓市场经济无非就是金钱至上，全国上下一起捞钱，所谓股份制和合作制无非就是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合伙搞资本主义，一块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践上和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了双重误解，理论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上歪曲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结果正确的信念丢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了，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一齐向钱看，唯独不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这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向。既然看不见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了。

第四个原因，我们党缺乏健全的党员退出机制。健康、健全的退出机制，是保障党员队伍纯洁性、坚定性的必要举措。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解决目前党员队伍规模过大的问题，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共产党员退出原则上只有一个自然机制，即党员个人寿命结束也就是党员退出。虽然《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退党自由‛，但这里的退党自由相当于一个惩罚性的退出机制，也就是对革命意志衰退的劝其退党、对犯了严重错误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开除党籍。事实上，劝其退党的现象很少发生，开除党籍的人数很有限，党员退出机制主要是生命机制在发挥作用。由于退出机制的不完善，致使部分不合格党员仍留在共产党内，使得党内始终有不健康的因素存在。这些不合格党员的行为很可能与党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甚至背离党的要求，影响党的形象。不合格党员的广泛存在还影响到了党员队伍对党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引起更大范围的信仰动摇。也就是一颗老鼠屎会搞坏一锅汤。

四、怎样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信念，目的除了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之外，很重要的还是着眼目前的矛盾和问题。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因此，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加强共产主义理论创新。共产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要通过漫长艰辛的探索和实践。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就需要通过理论创新，不断解决党员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使党员找到新的精神依托和指导。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强大的理论创造力的党。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姓资姓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现在，党也要运用好理论创新的武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当代化，消除党员的矛盾和疑惑，为广大党员树立精神旗臶，保障党员思想的与时俱进，保障党员信仰的坚定性。

(二)壮大党的文化软实力。现在中央号召努力建设国家的‚软实力‛，其实也要建设党的‚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并不‚软‛，而是具备着普遍凝聚力、强烈感召力、无可臵疑的说服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只有文化软实力强大了，党的信仰信念在纷繁复杂的诱惑、考验、打击面前才能保持其‚硬度‛。优秀的，生动活泼的党文化，也是保持党的吸引力、凝聚力之所在，也是党的形象之所在。

（三）加强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建设。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所以，政治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当前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民授，公民有授予权，也有剥夺权;宪法和法律是权利运行的底线，执政党要尊重宪法，依法行政；不透明必然导致腐化，执政党必须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等。建立了运行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即便某些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偏差，也能够约束其不滥用权利。

（四）实现执政理念的突破。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提供更多物质财富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在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后仍然坚持这样的观念，就很落伍，且导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满足人的无限财富欲望达成社会平衡。从执政的角度讲，封建王朝‚存天理，灭人欲‛，以缩小欲望来实现满足同样不足取，但过度调动和激发人们的财富欲望更是最危险的。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可能满足人的无度欲望。尤其是，中国有了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但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经济没有真正实现转型前，我们不敢言经济继续保持同样的速度，以往我们存在很大的失误，致使矛盾和问题大量积累和拖延，某种意义上以往是靠透支发展潜力而获得社会稳定。在人民群众的欲望或期望值被过度激发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成长停滞或下降，将消耗由反腐和转变作风形成的良好局面，甚至因怨气而瓦解党的执政基础。所以，转变执政理念，在保持经济发展适当增长率的同时，更要注重提升社会精神文化水平，用精神上的富足来平衡物质欲望。

（五）及时深入地整顿党风。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党建学说的灵活运用与发展。其目的是通过整党整风进一步提高并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新的动力。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历数次党的整风运动，包括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在改善党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个成效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是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另一个是转变工作作风，提出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连发15道禁令约束公权人员行为。这也可以视作新一轮的整风，足以相信，只要中央继续抓下去，全党认真执行好，整风成效会出现倍增。

（六）建立完善党员退出机制。人是会变的，包括人的信仰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既然承认变是人的主旋律，则就应有应对变之策略。邓小平指出：‚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但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不合格党员，首先是思想上不合格，思想上不合格行为上就会潜移默化，政党的旗臶就会变色。如果放弃了共产党的信仰，放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追求，放弃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条件，就要让这部分人退出共产党组织。在今年召开的中纪委二次会议上，总书记也提出要清除不合格党员。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的党员退出机制，有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及影响力、号召力。

（七）党员队伍的自我修养。要巩固和发扬共产主义信仰，党员队伍的主体责任必不可少。作为一名党员，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个人的成长进步，都应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建设。党员要主动用党的核心价值观解决精神归宿问题，用精神平衡物欲。少一点吃喝玩乐，多一点人生思考，感悟幸福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价值是什么，我和社会什么关系，奉献和获得的关系，这些问题解决，那么我们就跨到更高境界，我们的精神世界会越来越丰满，我们的信仰会变得越来越坚定。

以上是我对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些思考，不到或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五篇：中国的法治困境与突破

江平：中国的法治困境与突破

主持人张千帆：我在其它高校看到过今晚这种场面，但在北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足见今天这几位学者的魅力。欢迎大家来到“宪政讲坛”第二期，第一期是在今年3月进行的，但是学校不批准教室场地，我们的通知也做得不很到位，效果不甚好。中间4月就停了一次，因为要等法学院这个场地，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不肯定这是不是凯原法学楼开张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我们要感谢北大法学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

为了补偿中间停办一次，我们这次请出了“超强阵容”。我们的主讲人是一位德高望重、众所周知、所以也不需要我介绍的长者，他现在年逾八旬，但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他洪亮而悦耳的声音。网上是这么概括他的经历：他是一个曾经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了一条腿的青年，一个曾经在陋室中为孩子编制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

对于和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82年沧桑的他，命运似乎确实有点捉弄人，所有的幸运和厄运都集中在他身上。50年代初他被政府选派为留苏学生，这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幸运的。听说他还和当时担任莫斯科大学团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共同工作过，大家可以向他求证一下。1959年以全优成绩毕业以后回国报效，一年之后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首批右派，这显然是不幸的，此后历经了22年的磨难。78年，他重新回到政法大学讲坛；88年起担任法大校长，但是没过两年时间就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辞职”了。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符号”。

我想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他，就是今天坐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今天两位评议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中青年学者，一位是《洪范评论》执行主编梁治平教授，一位是我们北大自己的、只属于北大的贺卫方教授。

中国法治走过30年，经历了很多坎坷。30年过后，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似乎有点迷失方向。中国法治遇到什么障碍？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下面有请江平先生给我们讲解。

主讲人江平：应该说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为前两天在开会的时候千帆教授说希望我到北大来做个报告。我说实在现在精力不够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恐怕做这个讲座撑不下来了。我说能不能够搞一个座谈，两三个人对话很好。他说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样，我是主讲人，两个是评论人。有点“上当”的感觉。

对于北大还是很仰慕，不仅仰慕，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伯牙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燕园要恢复了北大怎么办，再回到红楼去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历史的现实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今天让我讲宪法的问题，我坦率说来是外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个说私法的人来讲宪法显然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人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私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没有对于私权神圣的保障，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话说回来了私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在，也必须由一个宪法更大范围内的保护，或者说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几千年，中国的私权主要是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没有宪法的完善，没有宪政的实现，恐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初在七届人大的时候，当时就是讨论两个法，一个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个是人民监督法。这两个法起草了经过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过了，但是《监督法》却是困难重重。后来也通过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监督法》跟原来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内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记得当时《监督法》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监督的问题，谁来实现宪法监督。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那么这两个意见考虑的结果比较多的人趋向认为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还是太早，或者宪法法院还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你要搞这个宪法法院那谁来宪法法院的院长呢？党的领导跟宪法法院又怎么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

而当时觉得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由他来监督审查，那应该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是太费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监督法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了，我们的宪法监督还是通过我们原来所说的人大常委会来实现宪法监督。这样的话，宪法监督实际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一个局级的机构先来审核涉及到违宪的问题，至于程序那还是投入人大常委会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督没有向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踏步。

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宪法诉讼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山东的学生提起诉讼，现在法院把它定为是宪法诉讼，所以人们对于宪法诉讼谈得越来越多。其实宪法诉讼和宪法监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然有了宪法监督，就有了宪法的诉讼问题。后来我们也听说中央有一个同志不提宪法诉讼，而且明确提出来以后涉及到宪法诉讼的问题都不要有书或者有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话人们又存在一个糊涂了，我们研究宪法，我们研究宪法的诉讼，但是我们现在不许提宪法诉讼。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呢？因为我认识一位苏州大学很有名的行政法的教授杨海坤，有一次开会他跟我说我写了一本宪法诉讼的书，而且我写完了也印刷了，也印完了，书也出来了。但是得到了一个通知不许提宪法诉讼，所以你这本书不能够出版。他说不出版那就算了吧。我是作者能不能给我一份呢。他说现在上面有命令，书都要销毁，因此不能够给你一本。他也感到很尴尬。既然宪法能够提，宪政也可以来讨论，宪法的诉讼却不能够来提。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宪法的权利怎么保障呢？宪法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方式它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权利。如果我们连诉讼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寻求保障的道路呢，我们只通过一个比较空的宪政的机构去提出，真正能够审查你这个违宪的案件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国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宪法权利的救济的手段，最现实的是宪法诉讼。

我在那次纪念蔡骏建的会议上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当初在1987年的时候，讨论到民法通则颁布了一周年在一个纪念会上，当时陶西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有了民法，有了民事 诉讼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但是我们现在就缺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而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建议我们下一步的立法应该抓住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王汉宾就提出来他说陶老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可寻，我们自己这在方面的研究也很差，所以他建议先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小组。当时因为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而且当时我们学校的行政法的力量比较强，所以这样的话就搞了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在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的时候，陶西进同志是坚持主张搞一个行政法大纲。而我们研究了一段之后觉得行政法大纲是很难搞得，你想把我们现在各个领域里面的行政权力用一个行政实体法把它概括起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研究能不能按照民法的办法用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啊，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

你比如说计划生育我们没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来告计划生育的机构，那就会促进这个计划生育机构来完善它的实体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汇报他们都很赞成，所以行政诉讼法就有了。最后我们通过行政诉讼法促进了行政实体法的完善。所以后来我们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纲要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进一步发展到宪法的诉讼，通过宪法诉讼能促进宪政的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这一条我们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如果我们连权利救济手段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宪法的权利得到实现呢。我们宪法许多权利还是落空的。比如说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经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现在没有公安部门批准你照样游行。公安部门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济手段呢？我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我的权利呢？没有。所以这一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个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为了很快要召开的大运会的安全，公布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深圳市对于社会治安有高度危险的人进行严格的控制。把他区分为17种人。这17种人总共有八万人，这八万人要勒令离开深圳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法学界的人也好，律师也好，其他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罗马法，罗马法里面有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所谓人格减等跟民事权利的剥夺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法国民法里原来有民事权利的死亡，把民事权利全部剥夺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吗。因为民事权利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在罗马法里面奴隶可能他没有民事权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减等，如果你有不名誉行为，如果你有按照现在说法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的人，可以人格减等。人格减等以后许多职业他不能从事。你像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够担任。这不是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吗。现在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由于你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一样，给你区分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贱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为若干等。这种制度一实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紧接着在惠州市和东莞市发生恐慌了，因为这八万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离开深圳了，离开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还不太愿意回乡，他当然往周围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围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东莞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一套这样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险推到周边的城市，周围的城市安全谁来管？显然这个制度一出现之后，周边的城市也会相应来制订一些政策。他也会制订一些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危险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报纸上说了这么多反对的意见，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是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制止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中国说来最先改革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我们去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们没有宪政和宪法的诉讼，我们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又是像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些上书常委会。常委会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给废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们还是没有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手中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治“大倒退”，我说完网上出现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学生肯定也会支持。中国法治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近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治就很危险。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李庄的案件，他下个月就要出来了。在聚会上我就常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李庄出来之后会说什么话呢。他在二审的时候说过我服罪，我认罪，然后在出厅的时候他又大喊我有话要说，又没让他说，那么他这些话会不会在以后某种场合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如果真的在二审的时候，他当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感觉到受了欺骗，他在临走的时候又大喊他有话要说，那这个法庭应该继续开庭，让他再继续说。你又不让他说，你又给他判了刑，那他现在要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审判了刑以后，后来又搞了一个漏罪，又要漏罪判刑。这就是很难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们对于李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我跟李庄并不认识，对他没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为了律师这个职业觉得有必要说话。如果我们一个律师都处在这种状态下，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律师都是时刻感觉到我是在刑事责任的危险下来进行一些辩护的话，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李庄案件的看法。我说对于李庄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他给我看了一个材料。当初对李庄是两个罪名来起诉的。一个是合同诈骗，欺诈。再有一个就是伪证罪。后来我们看到头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新的罪名比原来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没有再提出。从这点来说检察机关也算实事求是。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伪证罪了。伪证罪严格说来，我觉得这个伪证罪应该是更多强调疏证罪，确实他确确实实伪造了一个文件那你还好说，现在伪证的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证据。而口头证据又没有让证人来出庭。第一次的伪证罪涉及到的那个姓宫，以眼色来指示人家翻供，这就是个很玄妙的问题。当时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的面，怎么可能做伪证呢。而现在这一次所说的伪证居然还是吸毒犯，而我们这个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证的究竟是一个借款的伪证，还是一个投资款的伪证呢，里面也有说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换证人出庭呢。像西方国家辩护人和控告人对证人做交叉询问，这样的话以表示它的公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检察院撤诉了。这是很英明的吧，至少说明它是在尊重法治的表现。

有人几次问这个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诉呢，还是政治的原因撤诉。我说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也没有通天的关系。但是从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说既有法律上的胜利，又有群众舆论上支持的胜利。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检察院再继续这样一种办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没有？我觉得也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机，这一次对于李庄漏罪再次提起诉讼，绝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穷，因为一个人已经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点罪那还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说他对我的案例里边也做了伪证，从动机上来说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次的漏罪的提起诉讼，应该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师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得民心，也失去了中国许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说我们的领导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现在中东危机还在继续存在，还在扩大，从利比亚闹到叙利亚，闹到中东许多地方不得安宁，这个**会不会继续蔓延，这个问题要思考。如果确实老百姓意见比较大，有些聚会再有一些动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身上给他穷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这就不合适。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情况下，影响到我们法治建设有两个最根本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蔡骏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新时代的两个凡是。就是指这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到一切，凡是影响稳定的都要不行，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况讲到过这两个凡是。你想想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是首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提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改变我不知道由来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条说来很明显的讲话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严格说来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科学发展。这也对。你不能盲目的来发展，你不能破坏资源的来发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我们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为什么是稳定？我们没有“稳定法”，没有给稳定作出一个界限，到什么情况是破坏稳定，我们的稳定都是由当地的党政机关一把手负责人来决定是不是影响了稳定。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现在深圳说八万人住在这影响稳定，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八万人就要离开深圳，不能在这居住。可是这个稳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们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政法委员，甚至一个公安局他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怕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报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判决已经生效了，现在要执行了。但是当地的政法部门说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这么个做法老百姓有意见，不稳定啊。不一定就推迟执行，所以一个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推迟执行，一个法律也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不生效，那这样的话稳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说再多强调的稳定也不能够压倒法治，压倒宪政，法治和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它。

我想我们在讲到中国情况特殊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哪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连一个澳门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你能说澳门的法律与法治没有它的特殊点呢。它的法律当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样。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国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考虑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国情。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所讲的法治应该有三个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说它是制度，当然很明显我们一个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国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其他情况都不太一样。外国有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集体所有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绝对是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点。但是我从方法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你一个课堂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你要问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随时发生变化。在这一点来说，学习方法某种意义来说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法律还有一个理念，这个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就应该包含一个共同的准则。我想我们讲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们讲的人权也好，我们讲的公平正义也好，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还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们法律本身的民族自由人权都不讲的话，我们还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法律作为它的理念来说它有很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不能够被人类所抹杀，而且也不能以强调一个国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点来把共性抹杀，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范围内，中国跟各个国家来往更多了，我们把原来的阶级斗争也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法律来加以纠正和改变，所以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够改变的。我想，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怎么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党政权力更好的完善，这个题目完全可以来做啊。我们现在不仅是党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党的机构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现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在我们的各个机构里面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这些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我常说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它的党委只是机关党委性质，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它没有领导一个学校的职能。那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你能说在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