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价政策与价格水平的演变(1949-2006)

第一篇：中国水价政策与价格水平的演变(1949-2006)

中国水价政策与价格水平的演变（1949-2006）

贾绍凤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

1摘要：本文根据中央政府有关水价政策的文件来划分中国水价政策的演变阶段。笔者认为解放初我们曾经有一个水价政策的高起点阶段（1949-1955），当时的水价政策是很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其次，认为在1965年中央政府颁布《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之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益性无偿用水，而是经历了跌荡起伏，从解放初的正确政策滑落到“反右”和“大跃进”的“左倾”的陷阱中，再到调整时期的未来得及实行的恢复；第三，1966-1985这段时期，也应该分开来看，1966-1976是大倒退和破坏，而1977-1985则是一步一步恢复正确路线，水价政策逐步走向合理；第四，1986年以后的时期被分成了1986-2005全成本核算定价阶段和2006开始的以水权为基础的阶段。还以北京市、都江堰灌区、黄河下游引黄渠首为例分析了城市自来水、灌溉用水价格和黄河下游引黄渠首水费的变化过程。最后绘制了中国水价政策合理性指数变化曲线。关键词：水价 水价政策 水价水平演变 中国

关于中国水价政策的演变，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李春雨（2003）认为我国水价经历了无偿供水(1949-1964)、低标准收费(1965-1984)、部分成本收费(1985-1996)、全成本收费水价改革酝酿(1997-等阶段。陶晓华（2004）把中国水价制度分为公益性无偿供水（1949-1965）、政策性低价供水（1965-1985）、按供水成本核算计收水费（1985-1997）、按照商品价格管理（1997-）等四个重要阶段。两人的阶段划分基本一致。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有关水价政策的文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根据这些文件（表1）来划分中国水价政策的演变阶段。

1.中国水价政策的演变阶段

与已有的阶段划分很不相同的是：首先，笔者认为解放初我们曾经有一个水价政策的高起点阶段（1949-1955），当时的水价政策很符合经济学规律，而且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价政策也还没有恢复到解放初的正确水平；其次，认为在1965年中央政府颁布《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之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益性无偿用水，而是经历了跌荡起伏，从解放初的正确政策滑落到“反右”和“大跃进”的“左倾”的陷阱中，再到调整时期的未来得及实行的调整和恢复；第三，1966-1985这段时期，也应该分开来看，1966-1976是大倒退和破坏，而1977-1985则是一步一步恢复正确路线，水价政策逐步走向合理；第四，1986年以后的时期被分成了1986-2005全成本核算定价阶段和2006开始的以水权为基础的阶段。

2.1 高起点起步阶段（1949-1955）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中国在1965年之前以公益性供水为主，基本不收取水费，无水价可言。或者说实行公益性供水是无偿的（陶晓华，2004；温桂芳、钟玉秀，2005）。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用水应该收费的原则。例如1951年农业部农田水利局 就制定了《渠道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其中明确指出灌溉工程供水应该收费，并且规定“根据管理经费及合理之投资利润拟定收费标准”。这说明当时不仅强调水利工程供水应该收费，而且收费标准是比较高的，不仅要回收成本，还应该有合理的投资利润。1953年水利部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议，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农田水利工作会议的综合报告》，提出对灌区管理“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企业经营”。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了水利工程企业化经营的要求，不得不令人惊奇和感叹当时的水价政策的高明！中国水价政策的起点是很高的。

按照当时的水价政策，城市自来水是收费的。同时大型灌溉工程例如四川的都江堰灌区、陕西关中的泾惠渠灌区也是收费的（冯广志，2004）。解放前就有的大灌区延续了历史上的水费征收惯例，都是收水费的。解放后新修的大型灌区例如1952年第一期工程完工的河南省人民胜利渠灌区本着“以渠养渠”的精神，在1953年就开始计收农业水费（卢凤民等，1999）。

当时水价政策的缺陷是仅从供水工程角度考虑水费，没有考虑水资源费，城镇地区的用水水费也没有考虑征收污水处理费。

2.2 “左倾化”阶段（1956-1961）

因为对农业合作化的作用估计过高，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号召各地方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办小型水利、治理小流域，结合国家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提出了从1956年开始的7-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以及“四害”（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粮食亩产要实现北方400斤、黄淮地区500斤、江南800斤的目标，已经出现明显的冒进倾向。并要求工农结盟、互相支援，促长了“一平二调”现象的出现，忽视了经济核算和各方的合理利益要求。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加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水利部1957年提交、国务院1958年初批转的《关于灌区水费征收和使用几点意见》，显然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它所提出的“谁受益谁负担和合理负担”的供水工程收费原则，实际上是水价政策的倒退。因为“合理负担”往往意味着可以用水不交钱，即使有负担能力也往往以“负担不起”为借口而逃费。另外当时很多水利工程是由政府投资、农民投劳修建的，农民认为这些工程是自己修建的，不应该交费。这些原因都造成了“大跃进”时期很多水利工程无偿供水的局面。即使如此，以都江堰为代表的老的大型灌溉工程在这一时期也仍然坚持供水收费，只是征收标准有所降低：都江堰人民渠灌区1951年-1955年按每亩5千克大米的标准收取水费，1956年下调到3千克/亩（青白江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2001）。

2.3 短暂的调整阶段（1962-1965）

水价政策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1962-1965年是我国经历“大跃进”困难时期后的调整阶段，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左倾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经济政策强调务实和经济核算。与此对应，水价政策也转为务实。1964年水电部提出、1965年国务院批转的《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重新明确“按成本核定水费”。但比起1949-1957年高起点阶段要求供水企业有合理的投资利润仍显不足。

2.4 “文革”大倒退阶段（1966-1976）

1965年国务院批转的《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因是还没来得及贯彻，1966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陷入混乱，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强调经济核算的水价政策自然也无从落实。

2.5 恢复阶段（1977-1985）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拨乱反正时期。“1977、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肖冬连，2004）。拨乱反正使得中国的经济政策又逐步回到承认和尊重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的正确轨道上来。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相一致，水价政策也逐步恢复到根据经济核算考虑供水成本的原则上来。1980年2月1日，国务院下达《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国务院提出“所有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凡有条件的要逐步实行企业管理，按制度收取水费，做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0年，水利部组织了大型水利工程供水成本调查，在调查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水的商品属性”概念，为有偿供水奠定了理论基础(丁泽民，1999)。

1984年由水利部提交、1985年由国务院颁布《水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规定“水费标准应从核算供水成本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和当地水资源状况，对各类用水分别核定”。该文件实际上是重新确认了1964年水电部提出、1965年国务院批转的《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和管理试行办法》。2.6 走向全成本阶段（1986-2005）

这是中国水价政策从仅考虑工程成本及投资回收发展到包括水资源费和废水排放处理费的阶段。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原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首次提出在我国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的设想。197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规定超标排放污染物应交排污费，同年苏州市在全国率先进行排污收费试点。1982年在全国27个省市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公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8年的《污染源治理专项资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使排污收费制度逐步得以健全。198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更规定了没有超标的污染物排放也要缴纳排污费。针对排污费征收标准偏低的情况，2003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环境保护总局和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了新的《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

但是以上排污费是针对企事业单位的，而且是环境保护部门征收的。在自来水水价中加入污水处理费则是从198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征收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开始。1993年4月23日，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征收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的通知》，规定“凡直接或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按规定向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缴纳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具体征收标准，由省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同级物价、财政部门核定”。1999年9月6日，国家计委、建设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的意见》，要求全国“各城市要在供水价格上加收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由城市供水企业在收取水费中一并征收”，“污水处理费标准，可以根据当地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分步到位”。污水排放处理废原则上应交给污水收集和处理的经营者作为其运营收入。

全国最早开始征收水资源费的是辽宁省沈阳市（1980年底开始收取城市地下水资源费）(方国华等，2002)。1982年，山西省出台了《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例》，在全国率先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并征收水资源（刘伟平等，2003）。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用水应当缴纳水费和水资源费，2002年《水法》又作了修订。1992年国家物价主管部门将水利工程供水列入重工商品目录，把供水作为商品进行管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自来水价已普遍包括4个部分：水资源费、提供原水的工程水价、自来水加工水价和污水处理费。虽然水价还普遍偏低、没有反映水的真实价值，但其构成已经完整无缺。

2003年7月3日，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联合发布了《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明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并正式把水费正名为水价。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水价以促进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

在这一阶段，虽然提出了水价的全成本构成和核算，但因为没有明晰的水权作为基础，水价政策仍有一些内在的矛盾，利用水价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效果受到了限制。例如因为提高水价、投资于节水而节约的水资源，在没有配套的水权划分和交易制度的情况下，往往被第三方无偿利用了，不论是原来的供水者还是用水者都不能通过节约水资源而获益，这就阻碍了供水者、用水者支持提高水价并投资于节水的积极性。

2.7 以水权为基础的阶段（2006-）

2006年国务院颁布《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废除了原来不允许取水许可交易的规定，明确取水许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让交易的，这为水资源使用权交易提供了法规依据。而且水利部正在制定《水量分配暂行办法》，将把目前由国家控制的水资源使用权明确地逐级分配到各个省市、灌区和城镇，并在初始水权划分后允许水权的交易。这将消除水权不明对水价政策及其作用的限制，为水价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开辟道路。

中国水价政策与价格水平的演变（1949-2006）（续2）

1.中国水价水平的变化（1949-2006）

中国的水费或水价水平由各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决定，有些地市也有水价制定权，所以难以分析全国的水价水平的变化。这里以北京市自来水价和都江堰人民渠灌区的农业用水价格为例来说明。

2.1 北京市自来水价的变化过程（1949-2006）

1908年慈禧同意成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以孙河为水源，在东直门建自来水厂。1910年2月水厂建成。免费试用阶段结束后，从宣统二年二月初十（1910年3月20日）起，京师自来水公司正式向北京市民售水。市民向公司购买“水筹”后，凭水票到水龙头处购水。每张水票合0.25枚铜元，可以买一挑水，使用期限为一年(尹媛萍, 2006)。1949年以前北京市享用自来水是富人的专利，自来水普及率不及30%。1950年1月1日自来水公司收归国营，并清还私股，至1957年3月第四次发还私股股金止，共发还股金1565000．60（新币）元。“自来水公司根据1949 年的实际分析，每吨售水成本为1.23斤米，1950年实际总平均成本为1.0527斤米。”

目前北京市的自来水总水价包括4部分：水资源费、原水工程水价、自来水加工水价和污水排放处理费。自来水总水价、水资源费、原水工程水价、自来水加工水价和污水排放处理费的变动情况见表2-5。在1983年以前平均水价是下降的，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水价下降的幅度更大。但从1983年开始，北京的自来水价开始迅速提高，工业用水水价已经从1983年的0.1元/t调整到2004年的5.6元/t，同其家庭生活用水水价从0.18元/t调整到2004年的3.7元/t。北京市1988年开始对自备井征收水资源费，1993年开始对自来水征收水资源费,1991开始对自来水征收排污费。

表2 北京市自来水总水价变动情况 单位：元/t

时间 商业用水

工业用水

机关事业学校部队用水

家庭用水

1952 0.21 0.1 0.18 0.18

1967 0.12 0.12 0.12 0.12

1983 0.21 0.1 0.18 0.12

1988-1-1 0.25 0.25 0.25 0.12

1991-12-1 0.45 0.45 0.45 0.3

1996-4-1 0.8 0.8 0.8 0.5

1997-12-1 1.3 1.3 1.3 0.8

1998-8-1 1.6 1.6 1.6 1.1

1999-10-1 2.1 2.1 2.1 1.6

2000-11-1 3.2 3.2 3.2 2

2002-2-1 3.9 3.9 3.9 2.5

2003-1-20 4.4 4.4 4.4 2.9

2004-8-1 5.6 5.6 5.6 3.7

资料来源：1952-1983：姜文来(1998);1988-2001：《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五年实施方案附录1：北京市水价调整方案.http://capital.hwcc.gov.cn/CapitalWaterWeb/chaxun/filetxt/ztfa%5Cfulu1.htm;2002：京价（商）字〔2002〕023号；2003：京价（商）字[2003]34号文件《关于调整水费的通知》；2004: 京发改[2004]1517号文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为员会关于调整水价的通知》

在目前实行的2004年京发改[2004]1517号文件《北京市发展和改革为员会关于调整水价的通知》的水价标准中，居民用自来水的水资源费、原水工程水价、自来水加工水价和污水排放处理费分别占总水价的29.7%、16.8%、29.2%和24.3%。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总水价仍然低于总成本，尤为突出的是污水排放处理废严重偏低。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如果要通过收取排放费来维持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并使处理后的水达到对环境无害的标准，那么污水排放处理费应与水资源费、原水工程水价和自来水加工水价的总和相当。

表3 北京市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单位：元/t

地下水生产自来自备井（生活工自备井（乡镇企自备井（生产日期 地表水

水

业）

业）

纯净水）洗车洗浴 农业

1988

0.0

21990.1

1991-12-1

0.16

1997-12-1

0.2

1998-8-1

0.0.3

1999-10-1

0.0.6

2000-11-1 2002-2-1

0.3

0.3

0.8 1.2

0.2 3

0.8 1.2

0.02

2003-1-20 0.6 0.6 1.5 0.4 4 1.5 0.04

2004-8-1 1.1 1.1 2 2 40 60 0.04

资料来源：同表2。

表4 北京市原水工程水价标准 单位：元/t

自来水水利工程费 1983 1988

1991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2 2003 2004-

0.04 0.051 0.08 0.13 0.18 0.26 0.3 0.48 0.62 0.62 0.62

工业消耗水 0.125 0.15 0.23 0.28 0.36 0.4 0.6 0.97 1.27 1.77 粮食作物 0.006 0.01 0.01 0.02 0.02 0.02 0.03 0.04 0.06 0.06 0.06

经济作物 0.006 0.02 0.02 0.04 0.04 0.04 0.06 0.08 0.1 0.1 0.1

园林 0.006 0.015 0.015 0.03 0.03 0.03 0.06 0.09 0.15 0.3 1.3

贯流水 0.015 0.031 0.0375 0.0575 0.07 0.09 0.1 0.15 0.2 0.2 0.2

循环水 0.015 0.025 0.03 0.046 0.056 0.072 0.08 0.12 0.15 0.15 0.15

资料来源：同表2。

表5 北京市自来水加工费、排污费 单位：元/t

日期 加工费（商业）

加工费（工业）

加工费（居民）

非居民排污费

居民排污费

1982 1983 1987-12-31 1988-1-1 1991-12-1 1996-4-1 1997-12-1 1998-8-1 1999-10-1 2000-11-1 2002-2-1 2003-1-20 2004-8-1 0.12 0.21 0.159 0.199 0.25 0.43 0.82 1.04 1.3 1.92 1.98 1.98 2.38

0.12 0.1 0.049 0.199 0.25 0.43 0.82 1.04 1.3 1.92 1.98 1.98 2.38

0.12 0.12 0.069 0.069 0.22 0.37 0.52 0.74 1 1.12 1.08 1.08 1.08

0.12 0.24 0.3 0.3 0.5 0.8 1 1.2 1.5

0 0 0.1 0.1 0.3 0.4 0.5 0.6 0.9

资料来源：排污费资料来源同表2；自来水加工水价为作者采用下式计算：自来水加工水价=总水价-水资源费-原水工程水价-排污费。

第二篇：中国留学政策发展与演变

中国留学政策发展与演变

贾江涛 卢义婷

 2012-08-20 11:12:14

来源：《中国信息报》2012年08月17日

出国留学活动起源于相对落后国家、地区或领域培养紧缺人才或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在当代发展成为接受不同模式教育的一种选择。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是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决策层根据一定时期的基本国策、国际关系、价值标准与合理性原则，对出国留学活动实施管理、服务、控制和调节的制度性规定。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渐进性和相对独立的阶段性特点，其主体内容和实施导向是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国对外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出国留学政策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中国出国留学活动历史演变的写照。

新中国各发展阶段的留学方针导向

我国的留学政策不断出台，同时又反哺性地支撑和培育着出国留学活动的发展，并影响着出国留学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和不断走向成熟。留学人员及其留学活动是出国留学政策形成、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动力。

20世纪50年代，公派留学的政策要点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严格审核，争取多派，理科为主，兼顾全面；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保证质量，争取多派；既要派研究生和大学生，又要派短期进修生与实习生。鼓励在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政策要点是：不论先后，一视同仁，来去自由。

20世纪60年代，公派留学政策的要点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试行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停派留学生。

20世纪70年代，公派留学政策的要点是：恢复派遣语言类进修生；主要向西方国家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抓紧时机，积极选拔，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科技为主，兼顾其他。

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政策的要点是：公派--积极主动，择优选拔，保证质量，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自费--对自费留学人员在政治待遇上与公费留学人员一视同仁，但在申请条件上有一定的限制；公派--探索扩大选拔派遣博士留学生的数量和途径；自费--申请自费留学如手续合法则不受任何限制；公派--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加强管理；回国--提供各种服务，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拓宽就业范围并实行人才流动；在外--采取适当灵活的政策和通情达理的作法，并给予合情合理的解决。

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政策的要点是：自费--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以限制自费出国留学；公派--博采各国之长，按我之需，取人之长，精选精派，定向定人，力争保质保回；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出国留学工作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要点是：公派--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自费--开辟自费留学中介市场，并实施预警和监管。与此同时，鼓励回国的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地改革中不断完善。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留学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是“来去自由”的留学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一体化的发展，人们把是否具有国际交流背景作为人才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条件，这将激发人们出国留学的积极性。二是出国留学的经费资助渠道日趋多样化。过去的留学教育基本上属于精英教育，能够出国留学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科技精英和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人员的子弟。而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和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的发展，出国留学的经费资助渠道将会由单一的公费和自费渠道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三是出国留学渠道将会更加顺畅。实际上，目前对出国留学的限制主要不是来自于国内，而是国外签证机构。“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作为参与WTO的国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将会对国外的限制起到软化的作用。因此，可以预料，在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留学教育发展将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其规模与速度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升。

各时期留学政策分析

1978～1986年：恢复阶段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外国的教育交流迅速发展，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带动了出国留学生的派遣工作。1978-1986年，可以说是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恢复和起步阶段。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提出要高度重视留学人员的选派工作，选拔的出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专业主要为理工科相关专业。这实际上是恢复和起步时期规定的派遣方针。

1980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召开了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派出留学人员的方针，即“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多派一些，并在最近几年内保持派遣数量相对稳定”，并第一次提出单位也可派出留学人员，提出了有关计划、选派工作的改进意见。1980年11月，教育部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派遣人员做出调整，提出应多派研究生，少派或不派本科生。1978年以前，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很少，国家没有统一的政策。

1981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等7个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性文件，明确规定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性质、自费留学与公费出国留学的关系等。该文件指出：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对自费留学人员和公费留学人员在政治上应一视同仁。这一规定奠定了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事业发展的政策基础。

1981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校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问题的通知》，对在校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问题做出了严格规定。根据这个规定，真正意义上自费出国留学的只能是高中毕业生出国读本科和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究生。但实际上，大量在校本科生和在学研究生也利用各种途径自费出国留学了。针对出现的问题，中央于1982年3月和7月分别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若干问题的决定》和《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相对而言，1982年的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比1981年的政策更严格，除了高校在校学生不准自费出国留学外，还规定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年龄限制以及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政治审查等。这一政策的实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认为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太严，不利于更多的人自费出国留学。

1984年，中央检查了几年来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和工作，提出“对自费出国留学，要坚决大胆放开”的要求。1984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凡我国公民个人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

1986～1991年：调整阶段

198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86年12月，国务院批转原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即著名的107号文件。这是在总结我国留学教育恢复和起步阶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留学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制定的重要法规。它是我国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全面阐述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法规性文件。该文件提出：我国公民出国留学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有计划地发展各种形式的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工作应密切结合国内生产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应坚持博采各国之长的原则，兼顾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以应用学科为重点；应坚持“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方针。《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应保证质量，着重派出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适当减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增加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并积极开辟通过中外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博士的途径。通知还包含了对自费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全面阐述和规定，其中有关“高校在校生获准自费出国留学的，可保留学籍一年”等政策性规定的原则直至今天仍被广泛适用。

1992～1999年：规范阶段

1989年以后，出现了大批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国内有些人也对现行的留学政策产生了一些疑虑。如何对待学成未归的出国留学人员以及是否要坚持既定的留学方针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199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阐述国家对滞留海外的留学人员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并明确把“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作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围绕这个总方针，国家公派留学选派管理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自费留学政策进一步调整和放开，从“鼓励回国工作”到“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44号通知指出：党和政府一贯关怀、团结广大出国留学人员，期待他们早日学成回国，建功立业；重申了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有义务为国家服务；同时鼓励留学人员以各种方式回国服务；国家保证留学人员来去自由。自此，“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成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

2000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出国留学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出国留学迈入快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际需要设立了若干专项。2000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重点高校系主任、研究所/实验室骨干出国研修项目”。2002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后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了对信息、生物技术及经济、法律等学科的资助名额。设立了“高级研究学者”类别，大幅度提高资助力度。2005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出国选派规模进一步扩大；资助方式多样化。二是从2003年起提高公派留学资助金。2002年12月13日，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将现行标准平均提高了44%，涉及88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该政策也是国家新的出国留学方针在自费出国留学问题上的反映。这大大满足了许多欲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愿望，使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急剧增加。

中国加入WTO后，教育部就简化对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的审批手续发出通知，不再向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校在校生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但尚未完成服务期年限的各类人员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不再对上述人员进行“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这一时期，中央非常重视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工作。一方面，调整回国政策，从“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到“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回国政策更加灵活且务实；另一方面，致力于落实政策，创造条件，真正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

2007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若干意见》，意见将“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界定为三个层次；提出编制海外优秀留学人才需求目录，建立和完善海外优秀留学人才信息库；搭建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双向选择平台，为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和创业服务；充分利用国家科技、教育、人才资助项目，引导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创业。教育部和科技部还定期举办“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活动，建立由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区、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参与的创业平台。通过“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充分调动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热情，鼓励海外留学人员积极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创造条件支持参赛者与大学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和企业进行项目对接，根据项目技术水平、投资前景、效益预测和产业化情况，组织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机构和国内企业家对项目进行评审、洽谈和择优颁奖，推动留学人员回国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进一步推动我国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留学教育事业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出国留学政策应当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一是坚持“三个一流”的新的公派留学指导思想，不断提高质量与效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是相对自费出国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而言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高级人才方面的需求，其实质是一种精英教育。尽管国家公派应当着眼长远，兼顾一般，但最重要的是它要力求满足国家最紧迫的那些需要；应当着眼全局，注重公平，在相当长时期内，应当突出重点，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应当坚持国家公派主要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目标和原则，注意选派一流的留学人员，派到国外一流的学科专业中去，力求让其师从一流的导师，在国际学术前沿接受一流的训练。

二是加强自费留学的服务与管理工作。自费留学人员目前已成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主体，应在进一步做好公派留学的派遣和回归工作的同时，关注自费留学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不遗余力地为申请出国留学的人员特别是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开辟一条更加顺畅、便捷的“绿色通道”。要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同时也要加强服务与管理，为自费留学提供一个健康的政策环境和坚实的法律基础。应更多关注、跟踪并研究在外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状况，注重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感情投资。

三是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和国内的信息交流，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服务体系。要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和国内的双向交流。应当由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联手合作，建立一个准确、权威、高效的“出国留学人员信息统计系统”，这是吸引留学人才的基础性工作。要设立留学人员创业风险基金，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服务体系。要加强以“项目资助”为主导的人才引进项目建设。

第三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着全国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节制生育呼声第一次起伏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下的生产凋零、失业、贫困、饥饿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0页。）对于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予以坚决的驳斥：“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转引自毛泽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给当时怀疑新政权是否能够医治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和认为人口太多因而悲观的人们以信心和力量。这种信心和力量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论点在鼓舞全国人民奋力解决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论点也包含了忽视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别是这个论点后来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直接、间接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这种消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迅速发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别是处于小生产状态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观又顽强地在生育上表现其作用，同时这一时期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样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猛上升。对于这种转变，当时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的片面观点，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因此，对于人口的发展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有计划的控制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间接鼓励盲目生育的行政、经济措施，如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和禁止做绝育手术的规定，对多子女的职工实行经常性的困难补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结果表明，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年净增加人口4600多万。这样，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这一时期随

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妇女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使许多家庭要求减轻多子女的拖累，缓和多子女同父母亲的学习、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同时城市人民群众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节育的人也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会后由一些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节育问题研究小组。刘少奇在节育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要适当提倡，不要反对。”（注《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48页。）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页。）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学者，也先后提出过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六月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先后提出了他对人口问题的主张，发表了“新人口论”。他根据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客观地估量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轻工业原料生产、粮食生产以及科学研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当时有关人口政策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节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开展起来。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争开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响，不久斗争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把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观点及其他学者主张节制生育的观点与马尔萨斯主义等同看待，展开了批判，指责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是见口不见手的“人口论”。这种“左”倾的人口观点，不讲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为生产者的一面，片面宣扬所谓“人手论”。“人多好”的观点一时统治了人口理论界。这种错误的观点，严重影响了人口政策，放纵了人口的盲目增长。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间，全国共增加人口10500万，年平均递增率达22.4‟。每年约出生2000万人以上，总和生育率达到6，人口出生率达30‟以上。这是新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时期。

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这是计划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随即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时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达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达43.37‟。人口这种盲目高速增长，再度引起国家的关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报》（计划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决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几个方面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如：加强群众运动；加强技术指导；积极组织避孕药

具的科学研制和供应；有关部门适当修改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规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许多大中城市，计划生育工作初步开展起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是全国总人口达到69458万多人。人口基数的增大使国家进一步重视了计划生育工作，认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对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和适当安排群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始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议程。一九六五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药并免费发放，提高节育技术，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和技术指导，计划生育与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劳动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长目标。当时普遍宣传的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计划生育工作刚刚开展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种**对计划生育工作也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期间，虽然国家对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措施，许多群众根据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受冲击，各项正确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坏，从总体上看，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也不例外地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局面，这导致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人口增长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平均增长的速度很快，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国人口年平均递增率达26‟，总和生育率为5.91，九年共净增加人口17000万，这是新中国第二个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阶段，从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时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来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人口出生率开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当时再次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为最理想的计划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号。为了便利群众节育，全国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

这一时期，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实政策措施上，有了新进展，后期人口理论工作也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和规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法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调整和充实了各级计划生育工作组织，配备了专业干部，总结了历年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

进一步加强了计划生育科研机构和技术队伍，加强了避孕药具的生产和供应；

政府提出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提出加强社会保险，做好妇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巩固计划生育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开始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全国和一些地方相继举办人口理论学习班和研讨会，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思想和理论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这个时期，虽然各项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规化方面毕竟有所前进，特别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

日益明显，城乡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认识到了控制人口增长对国家、集体、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自觉地接受了计划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总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1岁上升到21.56岁。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计划生育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对于如何解决自己的人口问题，经过了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和认识，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把计划生育提到国策的高度。就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说，这一时期明确了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肯定和推行了“两种生产一起抓”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提出中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同时，提出了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的目标。为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国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育一个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思想上、理论上阐述了计划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干部，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坚定决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还规定了青年的最低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新婚姻法还对优生优育问题作了规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宪法中还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领导和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两种生产一起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规定：“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妥善安排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使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国家同时还提出，把计划生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内容，人口发展计划列入社会长远发展规划，并开展人口发展趋势预报工作；

在人口学研究和计划生育领域对内、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情况后，强调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为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具体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放宽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但要坚决堵住大口子，即严禁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确规定。在执行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人口构成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情况，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具体要求上，农村比城市宽，边远、人口稀少地区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宽，少数民族比汉族宽。有特殊情况的，如双方为独生子女结婚的、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的、夫妇为归国华

侨的、农村中确有实际困难并愿意生育两个孩子的育龄夫妇，都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生育政策的这种调整，有利于计划生育制度趋于完善。

两年多来，各地本着计划生育工作服务于、服从于四化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关于“开小口子”，有如下几种情况：规定若干条可以生二胎；照顾独生子女户再生一个，间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时开放二胎；按经济地理条件规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间隔；少数民族和华侨执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实践证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生育政策要缓和渐变的思想，从实际出发，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合情合理，群众拥护。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稳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长率稳定在12.5‟左右，总和生育率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来计算，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约2亿多个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这一事实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一个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这是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关键在于对计划生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要坚定不移地把它当作长期战略任务来对待，并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采取行政的、经济的、立法的综合措施来促其实现。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婚育年龄期，人口出生率的继续降低会遇到更大困难，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快就会回升。针对这种情况，应该认真总结过去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进、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的优越性。

第四篇：翻译价格和翻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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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翻译价格随翻译项目的不同而不同，主要取决于翻译的语种、难易程度和交稿时间等因素。优质优价是硬道理，建议大家决不会以牺牲翻译质量为代价通过压低价格。福州快译典翻译公司认为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辛的专业性很强的创造过程。

那么如何鉴定一个翻译公司的好坏呢？以福州为例，首先应该是这个翻译公司的综合信息，在翻译界的口碑，其次了解相关的公司具体信息（规模，是否是工商注册单位，以及翻译资源）再次，看下他试译稿的质量。最后，问清业务流程操作，成交后稿件有小的遗漏点是否给予校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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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政策的演变

摘要：在世界各国贸易的发展史中，中国独特的国情，短暂的对外贸易发展历史，以及如今中国对外贸易世界地位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从建国、改革开放到加入WTO至今，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演变也反映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以了解真正适合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政策，使之在国际竞争中更具竞争力，更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关键词：中国 对外贸易 政策演变 影响

正文：以几次大的转折点为依据，笔者将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分成了四个阶段：

一、极端的进口替代阶段(1979年以前)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一种辅助的从属地位。对外贸易只是国内生产的简单延伸，只能被动地跟着生产走。

在国家的统一干预下，对外贸易的管理不是价值管理而是外汇实物计划调控;对外贸易的动机不是追求贸易的比较利益，而是实现互通有无和追求创汇的最大化。这些特征决定了对外贸易战略必定是极端的进口替代战略。

建国初期，我国的部门偏向是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型部门偏向(即在对进口实施较高保护的同时对出口几乎没有鼓励)。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一种“统治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是通过高度的集中计划体制来实现的:①统一计划管理。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统制对外贸易计划，包括商品流转计划、财务计划、运输计划、包装计基本建设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教育计划等。并按行政层次下达、强行。②外贸专营。对私营外贸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最终使国营外贸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国营外贸企业分为专业外贸总公司(设在北京)业外贸公司(设在各省、市、自治区)两个层次。

2、较高的进口限制：进口限制政策这一时期我国的进口限制政策主要体现在较高的关税壁垒水平上。195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关税税则规定的算术平均关税达到52.9%，其中农产品税高达92.3%，工业品税为47.7%。非关税壁垒没有被采用，主要是因为在计划体制下这些措施根本就不需要。在这种极端的进口替代型部门偏向下，我国的对外贸易是计划的产物，因此不可能主动发挥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进口受到调剂余缺的绝对成本理论的制约，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借以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进口战略的总体思想是:凡是国内有生产，并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得到满足的，应坚持不进口;凡是国内有条件生产，暂时需要进口的，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国内发展生产，生产发展起来后应逐步减少进口，把有限的外汇用在最急需的方面，使我们的进口商品的结构更加合理。

绝对成本理论这种观点说明了国际贸易中自然优势和获得优势带给一个国家发展的益处，但是倘若一个国家在各种产品生产商都没有优势的话，就很难在国际贸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样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没有很好的表现。

在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我国在这一时期同样处于最初级的地位。该时期我国从总体上推行的是片面重工业化的战略，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不仅造成了消费品的生产落后于社会需要，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且导致了传统出口产业迟迟得不到发展，对外贸易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

从表3一1我们可以看到，在1965年的时候，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不是反映中国国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这类产品上，而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偏向发展重工业，使得劳动相对密集的轻纺产品国内自己都不能满足，没有能力再出口。如前所述，由于出口结构的低下，出口产品主要为农副产品和简单农副产品加工品，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可能有较大的发挥。此外，由于农业生产是对资源依赖较大的一种生产，且农产品换汇率低，如果不尽可能多地附加劳动价值，单纯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换取足量外汇，则国内资源必定会遭到较大损耗。

二、温和的进口替代阶段(1980年一1991年）

改革开放以后，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到，贸易亦第一次被放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

贸易的自由化是贸易发展的关键。而贸易的自由化是以自由性的贸易体制为

基础，因此对外贸易体制就必须进行改革。

这一时期我国的部门偏向开始从极端的进口替代向政府干预较强的“中性”转变(即既有较高的进口保护又有较高的出口鼓励)，具体体现在2个方面:

1.对外贸易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口限制手段和水平的提高、以及出口鼓励措施的多样化。一方面，中央对整个对外贸易的计划控制有所减弱。以进出口计划商品的逐步减少为例，在出口商品计划中，到1988年，受指令性计划控制的第一类商品下降到21种，受指导性计划管理的第二类商品下降到91种。另一方面，在计划控制逐步削减和取消的同时，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也相应展开。1991年，国务院又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出口补贴、在适当增加外贸企业外汇留成的基础上，让各类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同时改变地区差别的外汇留成办法，实行按不同大类商品全国统一的外贸留成比例，以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

2、为了避免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的迅速冲击和继续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成长，国家在削弱计划控制的同时，又运用商业手段加强了对进口的限制。为了鼓励贸易，国家在较高的进口限制之外，又采取了“抵消性”的鼓励出口政策作为激励。从对出口的较高鼓励方面而言，该时期的中国使用了一系列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贸易补贴和外汇留存都是在国内价格改革还没有到位、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脱节的情况下为弥补外贸企业的亏损而采取的鼓励出口的手段。除了外贸补贴和外汇留存以外，为了鼓励出口，我国政府还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给予出口企业退还国内征收的间接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投入品免关税、进口资本品减关税的优惠待遇。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形式主要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映，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在产品的生产商不需要有绝对优势，只要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在要素投入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从贸易中获取利益，但贸易利益实现的条件是完全的自由贸易”。此时期中国就参与进了国际贸易，开放了市场，并着重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发挥出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下图为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三、边际出口导向阶段(1992年~2001年)

上一阶段我国外贸体制的初步开放促进了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追求静

态的贸易利益成为可能。随着国家对贸易作用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加入WTO步伐的日渐加快，人们对市场开放的要求也在提高，对外贸易体改革也就有了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对动态贸易利益的追求也开始成为可能。

1992年以后，我国的计划控制已基本取消。国家在自营进出口业务方面已比较放松，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一部分国有生产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私营企业经营自己产品的进出口.进口限制政策。从1992年起，中国的进口体制开始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关税和非关税水平都开始明显下降。关税和非关税的变化请看

下图：

这一时期国家对出口贸易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出口不再以创造更多外汇为其首要目的，而逐渐转向了促使国内比较优势的转变上。促使国内比较优势的转变需要培养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其国际竞争力的培养则需要通过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竞争效应、乘数效应、学习效应来推动。

这一时期国家寻求突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桎枑，在资本密集型等产业上加足马力，为了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不惜以市场换技术。虽然此时我国对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定高度，也采取了贸易促进国内产业动态升级的相关措施，但毕竟外贸政策的调整己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而对动态贸易利益的追求短期内又不可能见到效果，因此国内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多方面的。例如由于加工贸易的投入品基本上来自进口，出口对国内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大，乘数效应很小。而且由于加工贸易中漏洞不少，一定程度上易诱使贿赂、贪污和走私等腐败犯罪行为。为了加强管理，国家出台了许多措施对加工贸易和关税减免加强管理，这又导致管理成本提高。所以这一时期的贸易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4、出口导向阶段(2002年至今)

该时期的贸易战略在继承上一阶段贸易战略总体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

降低了政府干预。这一时期各项政策的颁布虽然从总体上看基本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但外贸战略总体思想的片面化仍导致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在关税措施方面，我国的关税税率在持续降低。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从2002年1月起，总关税水平降至15.3%，3000多个税目的税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由18.1%降低到16.8%;工业品平均税率由n.4%降低到10.3%。从2005年1月起，我国又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9.9%，涉及降税的共900多个税目。2002年，我国的进口配额许可证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种类从26种减少到12种，2003年又进一步减少到8种，取消了摩托车及其关键件、照相机及其机身、手表、汽车起重机及其底盘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取消部分税号汽车及其关键件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继续鼓励扩大出口的政策。为了抵消加入WTO后贸易壁垒的降低对国内市场造成的冲击，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出台了一系列。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2002年出口货物的免、抵、退税面由2001年的62%增加到100%(即全部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退税总金额达1259亿元人民币，比2001年增加17.1%。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对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出口导向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出口增长方式粗放；出口商品核心竞争力不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增加了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对外贸易发展的高外需和高外资依赖性；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等。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出口导向贸易发展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出口导向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面临调整要求。

加入WTO后就必须完全的自由贸易，我国正在转型阶段，发展过程中因为“中国制造”的低价和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遭遇了很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我们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两种政策的互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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