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新中国禁毒运动

第一篇：1950新中国禁毒运动

1950新中国禁毒运动

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这些丑恶现象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权建立之初，这些丑恶现象继续污染着社会风气，并且许多烟馆成为反革命分子和盗匪的藏身落脚之地，严重地危害着新中国社会秩序。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禁毒运动展开了。

历代禁烟效果不尽人意

在我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烟运动。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由此便揭开了人类史上禁烟运动的序幕。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门销烟。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初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前后经历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布后，各级政府坚持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八万多名毒贩子被判处刑罚，2000万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瘾，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支。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我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相对稳定期。

西南地区：“几乎无户不种”

建国前夕，全国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鸦片原料罂粟。如西南地区调查，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33%，贵州的安顺地区则“几乎无户不种”；西康省种罂粟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8%以上；整个凉山地区烟片种植户占各县总户数的60%－80%。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年产鸦片2.3亿两。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以亩产230斤计，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以上。

国民党反动政权把禁烟当作财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烟敛财，除烟亩税金，过境税（含杂收保护费等）外，还大收特收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如广西从1932年－1935年，“禁烟”税均为省税中第一大税。巨额“禁烟”税的征收，庇护和助长了制贩吸毒活动的发展，鸦片烟毒流及全省。据统计，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记烟民300592人，全省城乡共设烟馆3000余家，仅南宁市便有烟馆100家，其中大烟馆9家。桂林市一天销售烟土量就达2000两。1949年，桂林绥靖公署一次就从外地运进烟土四五百担，配售给烟民和毒贩。

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

那个时代烟毒危害之烈，仅解放前夕西南地区烟民数量就高达600余万，占总人口8%强。无数吸食上瘾的烟民，不仅被戕害身体，耗散资财，甚至破产堕落，沦为游民无赖，如娼妓、盗贼、扒手、乞丐等，造成劳动力的大量丧失，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生产。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区严重饥荒，就是因为种烟过多，严重缺粮造成。

大西南禁毒

在鸦片种植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1951年春，西南地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由于建国初期种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采用了卡死流通环节的战术，着重打击贩运及出售毒品的罪犯，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这样一来，种植鸦片的卖不出去，吸食鸦片的又买不着，因而成效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在烟毒泛滥的西南诸省，1950年即破获各类烟毒案1万余起，烟毒犯1万余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缴获鸦片毒品94.8万两又7000余包，查获烟具22万余件，查封烟馆5400余家，没收贩运毒品汽车13辆，登记烟民3万余人，戒除1.3万余人。

政务院《通令》发布以后，四川各省、市、行署即各大区之后，相继成立了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部分地区农村也成立了禁烟禁毒小组。各级禁毒组织重点工作就是进行广泛的禁烟毒宣传，掀起群众性的禁止烟毒运动。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减租退押中作了广泛深入的禁烟毒宣传教育。形式有专题讨论、诉苦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如四川广安县，组织烟民自编自演节目，如《烟民回头》《烟民自叹》等，同时还利用花鼓、金钱板等方式，劝谕烟民。还有就是由各禁毒机构组织宣传队，收集创作一些戒烟歌谣，广为传唱：“毛主席号召大禁毒，我们全民要响应。砸掉烟枪烧掉大烟，叫它们永世不出现。禁了大烟身体壮，甩开膀子把劳动干；禁了大烟省了钱，支援朝鲜打胜仗，支援国家搞建设。”

四川省涪陵县（现属重庆）于1950年12月召开两万余人的群众禁烟大会，广泛宣传烟毒危害，公布政府禁止烟毒措施，当众焚毁烟土烟具，并判处13名毒犯有期徒刑，4名死刑。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深入宣传，仅城区在三天之内就有1863人登记请求戒瘾。许多烟毒犯纷纷交出烟毒具，要求自新。城区各学校、治安组、民众夜校经常进行宣传，发动亲属友邻劝戒。该县禁烟委员会扩大戒烟所，沿江各大市镇均成立禁烟戒毒支会，将禁毒工作深入到全县各个角落。在四川南川县（现属重庆），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县一方面采取检举、揭发、规劝、说服的办法，另一方面，以辖区为范围，把全县划为10个禁烟点，分期分批分别集训瘾民，每期2至3个月，共集训瘾民21116人，缴烟具23万余件。

全国至1952年底，除甘肃、四川、湘西、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个别地方禁烟毒延长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内陆省市及边远省份的汉民区，全部肃清了毒品。

《史林》武明新中国建立之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鸦片烟毒流行，赌场、妓院林立……这些丑恶现象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权建立之初，这些丑恶现象继续污染着社会风气，并且许多烟馆成为反革命分子和盗匪的藏身落脚之地，严重地危害着新中国社会秩序。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禁毒运动展开了。

历代禁烟效果不尽人意

在我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烟运动。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由此便揭开了人类史上禁烟运动的序幕。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门销烟。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初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前后经历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布后，各级政府坚持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八万多名毒贩子被判处刑罚，2000万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瘾，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支。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我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相对稳定期。

西南地区：“几乎无户不种”

建国前夕，全国大量耕地被用于种植鸦片原料罂粟。如西南地区调查，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33%，贵州的安顺地区则“几乎无户不种”；西康省种罂粟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8%以上；整个凉山地区烟片种植户占各县总户数的60%－80%。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西南区种罂粟曾多达1545.46万亩，以亩产15两计，年产鸦片2.3亿两。如果用这些土地种粮，以亩产230斤计，年损失粮食35.55亿斤以上。

国民党反动政权把禁烟当作财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烟敛财，除烟亩税金，过境税（含杂收保护费等）外，还大收特收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如广西从1932年－1935年，“禁烟”税均为省税中第一大税。巨额“禁烟”税的征收，庇护和助长了制贩吸毒活动的发展，鸦片烟毒流及全省。据统计，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记烟民300592人，全省城乡共设烟馆3000余家，仅南宁市便有烟馆100家，其中大烟馆9家。桂林市一天销售烟土量就达2000两。1949年，桂林绥靖公署一次就从外地运进烟土四五百担，配售给烟民和毒贩。

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

那个时代烟毒危害之烈，仅解放前夕西南地区烟民数量就高达600余万，占总人口8%强。无数吸食上瘾的烟民，不仅被戕害身体，耗散资财，甚至破产堕落，沦为游民无赖，如娼妓、盗贼、扒手、乞丐等，造成劳动力的大量丧失，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生产。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区严重饥荒，就是因为种烟过多，严重缺粮造成。

大西南禁毒

在鸦片种植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1951年春，西南地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由于建国初期种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采用了卡死流通环节的战术，着重打击贩运及出售毒品的罪犯，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这样一来，种植鸦片的卖不出去，吸食鸦片的又买不着，因而成效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在烟毒泛滥的西南诸省，1950年即破获各类烟毒案1万余起，烟毒犯1万余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缴获鸦片毒品94.8万两又7000余包，查获烟具22万余件，查封烟馆5400余家，没收贩运毒品汽车13辆，登记烟民3万余人，戒除1.3万余人。

政务院《通令》发布以后，四川各省、市、行署即各大区之后，相继成立了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部分地区农村也成立了禁烟禁毒小组。各级禁毒组织重点工作就是进行广泛的禁烟毒宣传，掀起群众性的禁止烟毒运动。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减租退押中作了广泛深入的禁烟毒宣传教育。形式有专题讨论、诉苦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如四川广安县，组织烟民自编自演节目，如《烟民回头》《烟民自叹》等，同时还利用花鼓、金钱板等方式，劝谕烟民。还有就是由各禁毒机构组织宣传队，收集创作一些戒烟歌谣，广为传唱：“毛主席号召大禁毒，我们全民要响应。砸掉烟枪烧掉大烟，叫它们永世不出现。禁了大烟身体壮，甩开膀子把劳动干；禁了大烟省了钱，支援朝鲜打胜仗，支援国家搞建设。”

四川省涪陵县（现属重庆）于1950年12月召开两万余人的群众禁烟大会，广泛宣传烟毒危害，公布政府禁止烟毒措施，当众焚毁烟土烟具，并判处13名毒犯有期徒刑，4名死刑。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深入宣传，仅城区在三天之内就有1863人登记请求戒瘾。许多烟毒犯纷纷交出烟毒具，要求自新。城区各学校、治安组、民众夜校经常进行宣传，发动亲属友邻劝戒。该县禁烟委员会扩大戒烟所，沿江各大市镇均成立禁烟戒毒支会，将禁毒工作深入到全县各个角落。在四川南川县（现属重庆），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县一方面采取检举、揭发、规劝、说服的办法，另一方面，以辖区为范围，把全县划为10个禁烟点，分期分批分别集训瘾民，每期2至3个月，共集训瘾民21116人，缴烟具23万余件。

全国至1952年底，除甘肃、四川、湘西、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个别地方禁烟毒延长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内陆省市及边远省份的汉民区，全部肃清了毒品。

《史林》武明

第二篇：中国历史上的禁毒运动

中国历史上的禁毒运动

（一课时）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对资料的收集，了解历史上的禁毒运动；通过对历次禁毒运动的比较，明确毒品的危害；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远离毒品，拒绝毒品的人生态度。

2、过程与方法：通过了解毒品在中国蔓延的历史及现状、毒品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使学生清楚认识到毒品危害，并能从自身出发做到远离毒品。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毒品的深恶痛绝之情。课前准备：

了解毒品的危害、以历史上的一次禁毒运动为主题，选择感兴趣的内容，形成探究小组。

教学重点：历史上的数次禁烟运动；毒品对社会的危害。教学难点：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形势 教学方法：小组合作、电影、师生互动等。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我们对毒品已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了毒品对人体有危害性。其实，早在我国明、清两代，人们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毒品不仅危害生命，更是动荡社会的根源。今天，让我们追寻前人的足迹，进一步感受毒品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的巨大危害。请大家展示课前收集的历史上有关禁毒活动的资料，以便让每位同学共享。

二、新授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禁烟运动：

第一次：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从此，禁烟之声缕缕不绝。1839年，在道光皇帝的推举信任之下，林则徐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以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壮举，有力打击了外国殖民者的贩毒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坚定决心，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毒运动。

第二次：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者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以挽救垂亡的政权，后者是民初政府除旧布新的措施，这场运动前后十年，在民众的踊跃参与下，取得很大成果：罂粟种植锐减，烟馆大量封闭，吸毒者纷纷戒除，尤其是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这标志着世界联合禁毒的开端，也在近代禁烟史上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第三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周密的部署，凭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并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发动了第三次禁烟运动。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协助千百万烟农改种作物，帮助2000万烟民脱瘾新生。

教师总结：尽管这三次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烟毒一直未能绝迹绵延至今。当今我国的毒品犯罪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三、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禁毒运动，进而明白毒品泛滥，祸国殃民，而今毒品已经日益成为安定社会的毒瘤，成为幸福家庭的杀手，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第三篇：试论建国初期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

浅论建国初期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

【内容摘要】 建国前，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西南地区的渗透和军阀的纵毒政策，重庆市内烟馆林立，种植、制贩、吸食烟毒的现象十分猖獗，严重影响了市民的身心健康以及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市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禁烟禁毒”的号召，发布了各种公告和禁烟条例;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广泛发动群众投入，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就基本消除了市内延续上百年的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解决了旧中国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烟毒泛滥问题,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是从烟毒流入重庆的历史、烟毒在重庆的泛滥及危害、重庆禁烟禁毒运动开展的过程、运动的历史意义等四个方面来论述的。【关键词】建国初期

重庆市

禁烟禁毒

烟毒流入重庆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从鸦片战争前后的鸦片贸易到其合法化，到后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重庆被开放为商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整个西南地区渗透，再到后来西南军阀的纵毒政策以及边境鸦片的走私活动。烟毒泛滥的危害十分严重：不仅损害了身体健康，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1950年初，重庆市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大背景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运动分为前后两期：1950年2月至1952年4月，1952年4月至11月。禁烟禁毒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基本消除了市内种植、贩运和吸食毒品的现象，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 使重庆市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烟毒流入重庆的历史

从根本上说，重庆的烟毒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1840 年鸦片战 争前后 , 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渗透 , 鸦片传入中国，由沿海到内地逐渐泛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 鸦片贸易合法化, 外国鸦片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在西南地区也兴起了鸦片贸易。甲午战争后，1895年4月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重庆被作为被开放的四大商埠之一；此后，外商（特别是日商）陆续进入长江沿岸一带，在进行普通贸易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鸦片贸易。日本烟贩不甘心英商主导中国的鸦片输入，从伊朗等国进口鸦片来贩卖，因在上海竞争不过英商便到中国内地开发市场，长江流域各省市包括重庆在内都是其贩卖鸦片的范围。在“烟”流入的同时，各种“毒”也被大批地输入中国，如吗啡、海洛因、红白丸等烈性毒品。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外国烟贩深入西南地区从事鸦片的走私，重庆就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烟土集散地，四川部分毒品以及云贵的鸦片也多经重庆码头由英、美、日等国的洋行和轮船公司运往湘、鄂、沪等地。鸦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转手即可获暴利，黑货立即变成黄金白银，而且鸦片税也是有不小的利润。辛亥革命后，军阀派系林立、割据一方，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权，各地方军阀控制片区。西南军阀就是从这时开始从酝酿的，一直持续到解放时期，总共近四十年的发展史，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军阀实行纵毒政策，毒品在整个西南地区肆虐。他们与土匪相互勾结，把转手贩卖鸦片、收取烟税作为军阀财政的重要来源。

二、烟毒泛滥重庆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是全国六大行政区中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行政区，各省种植、制贩、吸食鸦片的现象十分猖獗。首先，就种植罂粟的土地面积来说，高达1545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1人们将种植粮食、蔬菜的土地都开垦来种鸦片，四川省各地遍开罂花，特别是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川东地区是全省的烟毒重灾区，据资料统计：解放前夕，秀山县五区几乎无户不种罂粟，年产鸦片1.5万两，城口有5个乡，烟地占1085亩；巫山、巫溪、武隆、石柱、彭水、南川、黔江等县，烟地均在1000亩以上。2当时的重庆还是隶属于四川，市内也有不少地方种有罂粟。其次，就制毒贩毒的区域来讲，昆明、贵阳、雅安、12 诸羽主编：《割除毒瘤——共和国首次禁毒禁娼述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东16，川东行署民政厅，案卷号：89。成都、重庆等地是西南区的烟毒集散中心，在重庆就有着大量的制毒作坊。据统计，解放初期分布在重庆的秘密制毒厂坊有400余家，制造鸦片者618人，贩运烟毒者4476人。1第三，就吸食鸦片的人数来说，解放前整个西南地区吸毒问题非常普遍。重庆市内烟馆林立，吸毒成风，可谓“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重庆市共有烟民20201人，其中，吸食者为15110人，烟馆270余家；鱼洞镇2万余人中，吸毒者竟在千人以上。2人们对鸦片趋之若鹜，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贫苦百姓，买烟、吸烟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一个个十分“享受”地斜倒在榻上，拿着烟枪接在烟灯上吸食鸦片，吞云吐雾、乌烟瘴气；久而久之，这些“瘾君子”一个个都面黄肌瘦、形容枯槁、鼻涕横流、呵欠连连，有时烟瘾犯了浑身抽搐，全身像针一样扎着难受。在众多的需求下，鸦片的价值超过了许多商品，人们在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甚至割肉、吃面、喝酒就用大烟折价。

烟毒的泛滥对有着严重的危害，自鸦片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人民就饱受摧残。首先，罂粟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田锐减、人民生活困苦，在一些边远山区经常有饥荒出现。其次，长期吸食鸦片，鸦片含有使吸食者成瘾的有毒物质，不仅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浪费了极大的社会财富；不少的瘾君子因吸食鸦片而想方设法变卖家产，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有的甚至偷盗强骗；他们四处借债甚至典妻卖子，倾家荡产以致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再次，鸦片的泛滥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全市发生的许多犯罪问题都是因吸食和贩卖毒品。然后，烟毒的泛滥严重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在西南地区残留的国民党军队转化为土匪，他们以烟馆、妓院作为藏身落脚之地，进行种毒、制毒、贩毒活动；还有一些被台湾当局派遣潜伏于大陆的国民党特务也利用贩卖毒品作为其“破坏活动”的经费。最后，烟毒泛滥严重腐蚀党政军干部队伍以及铁路、公路、航运、邮运等系统干部职工；鸦片利益丰厚，不少官员干部没有端正好心志，与烟毒犯共伙。如，西南军区某部副科长王某、管理员遂某等被昆明市同仁街华章药房的奸商刘某腐蚀，先后六次贩运毒品到重庆、宝鸡出售，共计鸦片2.8万两、砒子350两。3随着鸦片在市场上的主导，市内兴起组织了大大 12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一九五零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3月15日。3 云恭：《云南鸦片烟毒简史》，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47页。小小的烟帮，由于有利可图，官员往往与这些烟帮相互勾结，从中获取丰厚利润；而毒贩有了可靠势力的屏护，其活动更加猖獗。

三、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

中国的禁烟历史始于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第一次颁布禁烟诏令，对兴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罪，后来的清朝统治者都颁布实施了各种禁烟措施，但都成效甚微。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曾执行了“六年禁烟计划”，成效虽大，但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来也一直与烟毒作斗争，不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封战争时期以及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都开展了区域性的禁烟禁毒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领导的禁烟禁毒运动才使肆虐中国百余年的烟毒祸害得意禁绝。

（一）初期的禁毒(1950年2月至1952年4月)面对严峻的烟毒形势，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斗争：缴毁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烟毒商贩，改造吸食者。中央还在各行政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以更好地带领执行禁毒政策、监督惩戒制毒、贩毒活动。各军政委员会在《通令》发出后，都相继制定和公布了相应的禁烟禁毒办法。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3月1日发布春耕指示，严令禁止种植鸦片。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共13条，内容大致是:要求西南各省严禁种植鸦片；严禁运销和贩卖鸦片、白面、金丹及其他类似毒品；严禁各药商制造、销售烟毒，各政府机关不得利用职权收购鸦片；严禁开放鸦片烟馆，吸食烟毒者要限期登记戒除。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依据该实施办法又制定了《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共15条，对各种毒品犯罪规定了较为详细的量刑标准，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地区禁烟禁毒运动的发展。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展的。

重庆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13日发出《关于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布告》，规定：即日起，任何市民不得制造、贩运与售卖烟土、毒品，如有违反，除没收其毒品外还将依法严惩；吸食烟毒者，应即向当地人民政府进行登记，限期戒除。同时还成立了重庆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有组织地开展了全市范围的大规模禁烟禁毒运动。禁毒工作分为三部分，首先是禁种，即禁止全市各地区种植罂粟，将种植罂粟的田地重新翻种粮食；其次是禁运与禁售，即对个旅馆、烟馆、妓院进行大规模的清查，对重要烟毒犯实施大逮捕，要求贩毒分子向政府坦白自首，封闭烟馆，没收其毒品和烟具。再次是禁吸，依靠群众的力量发起禁烟禁毒运动，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以及减租退押运动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教育，并举行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当众焚烧烟毒烟具、公审烟毒犯，以烟毒对人民对社会的危害来教育市民。此外，市政府在全市设立了700多个戒烟所，将烟民集中起来进行禁烟；不少吸毒者的家庭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市政府还派工作人员到其家中宣传吸食烟毒的危害和政府的进行政策，在心理上对他们进行宽慰和安抚。然而，禁毒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它触及到许多利益集团的利益，如烟帮、大烟民以及一些官员干部，政府针对这些群体在禁毒工作中采取了既打击又安抚的政策。在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和群众的配合下，至1951年春，全市共破获烟毒集团200多个，贩毒案件2万多件，查获大量烟毒品及制毒吸毒工具，施戒瘾民1.8万多人。1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中，首恶烟毒犯分别受到了枪决、判刑、罚金及拘留等处理，基本上隔绝了重庆市内种植、贩制、吸食烟毒的历史疾患。

（二）彻底的禁毒（1952年4月至11月）

为了全面深入开展禁烟禁毒斗争 ,彻底根绝烟毒危害。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毒斗争推向了高潮。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为了彻底根除烟毒“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2指示对肃清运动的方针、政策及打击的重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后，中共中央又发布了一系列的禁毒指示和禁毒工作开展实施办法。全国各省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陆续开展了第二次禁毒运动。西南地区，以当时隶属四川省的綦江县和大足县为例。据资料记载：綦江县前后三批共依法逮捕烟毒犯罪分子约300人，其中判处死刑2名，有期徒刑192名，管制 12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2页。

《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59名，劳教25名，教育释放17名；共缴获鸦片烟毒1.3639万辆、沃水6磅、非拉斯丁16两、嘈达三两，吸毒、制毒、运毒工具1488件（套）。1又如，大足县在1952年7月至11月间，共逮捕烟毒犯124人，其中判处死刑1人，徒刑91人，管制、取保释放32人；缴获各种烟毒1143.44两，沃水一瓶，贩、吸烟毒用具328件，毒资银元45块、金戒4个、金子26两，步枪3支，子弹307发，刺刀1把。2重庆市从1952年8月11日至10月4日，通过三次大逮捕，共破获烟毒集团案 115件，单案2887件，先后逮捕大毒贩3148名，缴获毒品2.1908万两，制毒原料4.3944万两。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第二次禁烟禁毒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比第一次的禁毒，第二次禁毒更加彻底。

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从1950年2月到1952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把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基本禁绝了，这不得不说是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国际上树立了“无毒国”的光辉形象。禁烟禁毒不仅是政府改造社会、稳定社会的必要措施，也是人民为了拯救个人及家庭的积极参与，因此我认为从政治角度看，它是一场斗争，而从社会角度，它是一场群众性运动。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大背景下开展的，它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种植、贩制和吸食烟毒现象的清除，保护了重庆人民的身心健康。其次，禁烟禁毒解除了烟毒的蔓延，坚定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仰，从而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第三，打击贩制鸦片商贩、封闭烟馆，将鸦片赶出了重庆商品市场，有利于重庆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第四，政府在进行禁烟禁毒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剿匪、清娼、反腐等相关工作，从而一并扫除了“社会的病毒”，改良了社会风气，加强了重庆市的廉政建设，有利于重庆社会的稳定。第五，重庆市的禁烟禁毒运动的胜利有效地配合了其他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最后，在禁烟禁毒运动的过程中发布的各种实施办法、处理条例以及定罪程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制建设道路 1 高镇如：《綦江县禁绝鸦片烟毒工作片段》，《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33页。2 邓治平、王绍武：《大足县的禁烟》，《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243--244页。5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三卷，第1423页。方面的探索，有利于重庆市以后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齐霁：《中国共产党禁毒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朱庆葆、刘霆：《黑色的瘟疫》，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董向前:《试论建国初期河北省的禁烟禁毒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地方史志研究>》，2004年11月第11卷第6期.7

第四篇：建设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当这首歌的歌声激荡在祖国的蓝天时，我不由得心潮澎湃，神采飞扬，虽然我不曾专门学过，但我却会唱，因为我的心声与歌声产生了共鸣，更因为我也是龙的传人。

每当东方放出了鱼肚色，大地刚刚醒来之时，一队队少先队员，一排排青少年聚集在五星红旗下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随着那激越的歌声，我仿佛看到祖国儿女沸腾的热血，那跳动着的火红的心房。中国红是祖国的庄严与尊贵，我爱祖国，我爱祖国这鲜艳而又庄严的红色。每当红日冉冉升起，在那红色笼罩下的绿色大地——墨绿的大山，青绿的草原，碧绿的湖泊小溪，绿的是那样浓郁，那样秀丽，站在这充满生命力的绿色大地上，心中有一种汹涌的力量在冲击着我的心田，催我奋发向上，去努力，去创造，去开拓。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这浓郁而又秀丽的绿色。

晴空万里，当天空一片蔚蓝时，祖国向每一个中华儿女伸出自己的臂膀，敞开博大的胸怀，让她的儿女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干。“巡天遥看一千何”，英雄儿女杨利伟第一个登上太空，实现了千年飞天的梦想。“天宫”在太空巡游，“嫦娥”与广寒宫接吻。在人们欢呼之际，我的心中又迸发出那同一个声音：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这深沉而又神秘的蓝色。

然而，并不是每天的天空都是一片碧蓝，它有雪花纷飞，也有阴雨蒙蒙。当天空降下了铅灰色的帷幕，祖国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孩子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历史上的劫难，也不要忘记我们因发展而埋下的祸根，更不要忘记祖国虽然已初步摆脱了极贫极弱，但那些所谓的“民主战士”正虎视眈眈伺机造乱。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给予我们警策的灰色。

孩提时代，我只知道尽情地游戏，尽情地欢笑，尽情地依偎，随着跨入初中的那一天开始，通过学习《语文》、《思想品德》、《历史》------，我不由得不陷入深思，一种新的感情在心中悄悄生长，妈妈给了我生命，是为了让我分享前辈们创造的红日、蓝天、绿地，还是要我们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满足时停滞不前的表现，而奋斗是自己终生努力的方向。今天的我们学知识长本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今天我们明事理长见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坚强战士鲁迅的“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从我做起，振兴中华”建设新中国创造新辉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祖国人民对我们充满了期盼，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任重道远，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向祖国庄严宣誓：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一天并不遥远！

第五篇：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人口的态度从放任人口增长变为有意识要限制人口增长，再到后来颁发“计划生育”这个稍有点震惊世界的政策，直到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这些改变并不是空穴来风，其间夹杂的人民生存生活发展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及自然环境的恶化等等问题都十分复杂，所以任何政策的下达都是要经过全方位的考虑及利弊分析的。中国对人口的管理过程一波三折，这都是政府对经济等各方面的统筹结果。

关键词：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二孩政策，老龄化，经济发展。

正文：从不干预人口增长，到计划生育一家一胎，再到2015年的二胎政策，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可谓一波三折，其中的考虑和牵扯颇多，每一个政策都有其原因和一系列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毛主席说过：“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还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 唯心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第2版）所以政府放纵人口增长，并没有政策对人口增长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地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传播。此外，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的健康角度所颁发的限制打胎、节育和人工流产等规定则从侧面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富裕强大，以及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以及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以保障妇女生育安全和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为原则，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史海纵横》2009年第一期）建国初期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这些规定，以及对节育用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却使广大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所以直接导致这段时期，全国人口全力增长。

直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6.02亿，远远高于当初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的：“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人口大大增长，但同时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与人口等比例增长，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也就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毛泽东也提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反复与摇摆：新中国人口政策发展历程

社会观察 22页）随后1957年7月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展开以及政治活动的影响，马寅初的观点从开始被赞赏到后来被公开批斗，计划生育的事又被放下，人口又继续没有节制的增长。

大跃进的失败和三年困难时期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已超过7亿，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受挫的现实，使得政府看到了实施计划生育的重要性。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第一次正式提出，但“文化大革命”时期，计划生育的工作停滞不前，人口又盲目地增长着。1969年全国总人口突破8亿。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醒“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同年6月周恩来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问题，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国家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

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10亿，比1949年几乎翻了一倍，这只用了30年时间。198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分别只有477.6元和191.3元，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和61.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更加缓慢。

但是50-70年代之间增长的人口并不都是负担，他们为8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仅从人口的消费性功能来说，人口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恶化、资源供应紧张以及人口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将超过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前景，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矛盾，进而进一步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障碍。（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新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瞿商，赵俊红）

1979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3亿多人口。中国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转变。（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改变与经济增长，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由于人口增长不快，人口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直接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合理，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接受教育程度都提高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由于毛泽东时代快速增长的巨量人口，在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情况下，减少了依赖于成年劳动人口的子女数量，因此，非生产性的抚养人群比重较低，从而使总人口数中成年劳动人口增加产生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人口红利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进而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女性的生育年龄大大推迟，更有不愿生育的女性。加上物价的上涨，孩子的养育成本提高，这也限制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在发达国家低生育率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生育率也远远低于全国水平，随后在这些大城市就出现了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紧缺的现象。此时大多数家庭出现一个年轻人抚养4个老人的现象，这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养老保险，老年人的医疗，社会负担的加重，现在每个60岁以上老年人差不多有5个20-59岁的纳税人，如果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未来20年，比例将从目前的5:1变成2:1。这样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所以急需改变“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

1996年韩国废除了计划生育，并在不久后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妇女生育率仍延续了以往下降的趋势。韩国的经验表明：生育率下降趋势一旦形成，便会形成很强的惯性，要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仅需要刺激生育政策，还需要足够的时间。韩国的经验与教训非常中国吸取。（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人口趋势，陈友华）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公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标志着控制人口政策从限制性的“单独二孩”向“普遍二孩”的转变。

这个调整一方面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可缓解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两大现状，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