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纪录片观后感

第一篇：《新中国》纪录片观后感

党员心 祖国情---《新中国》纪录片观后感

新中国即将迎来60周年华诞，60年弹指一挥间，神州大地沧桑巨变，焕发勃勃生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回首60年前，新中国面对的是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局面，在世界经济“俱乐部”中，几乎听不见中国的声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生产倒退、交通破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恢复国民经济的建设。1953年，党正式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开拓奋进。1992年党的十四大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中央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部署。2001年11月我国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此后，借经济全球化这股东风，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而通过这个国际多边组织提供的宽松经贸环境，我国的对外开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内改革也得到进一步深化。

从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人民生活迈向总体小康，从封闭半封闭到直接关系全球经济复苏……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跨越。解放前我们只能制造一些轻工日用品，装备制造业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个万吨水压机……每一个前进步伐，当时都让人们激动自豪。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这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选择，而是在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逐步演进的结果。”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不仅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还让中国与有着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

走过峥嵘岁月，历经风雨砥砺、焕发青春活力的共产党更加成熟坚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将更加从容自信。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积淀的宝贵经验，照亮更加光明的前程。

第二篇：纪录片《新中国》解说词

纪录片《新中国》解说词

引言

1999年7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接受《新中国》摄制组的采访。

江泽民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进行的伟大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从此，中国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统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光辉道路。”

第一集 一九四九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又来。

九九加一九，牛儿满地走，牛儿满地走……

在北方，这是一条不起眼的河。在北方，这是一首人们都熟悉的歌。人们说，岁月如河。人们说，岁月如歌。

对生活在滹沱河边的人们来说，他们最难忘的岁月，是从1948年的春天开始的，因为他们目睹了一场历史巨变的序幕，是怎样从这里拉开的。

那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一年后，来到了滹沱河畔这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庄。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分别一年多的朱德、刘少奇汇合了。在当时，他们被称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

村子中央坐北朝南的这座房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屋子里摆着三张桌子，分别是作战科、情报科和战时资料科。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

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战役中，已歼灭国民党军主力82万余人，并形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国民党守军分割包围的态势。

1949年元旦，北平城里，没有一点新年的气象。城区早已戒严，人心惶惶。城门只在早晚打开一会儿，背篓子的是进城送炭的人。阜城门上守城的国民党军士兵，除了看看城里的白塔，隐隐约约地，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大家不再相信坚固的城防工事，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这一天，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了新年献词。他代表中共中央满怀信心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20天后，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引退后的蒋介石回到了他的故乡浙江奉化。看上去他颇为悠闲，但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政权的更迭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40年后，台湾一家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是这样说的：“38年1月，蒋中正总统引退，他在引退前，急电派令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省党部主任委员，开始把台湾建设为复兴基地的准备工作。陈诚跟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联络好，趁黑夜，把120万两黄金运来台北，再加上蒋经国、徐伯元，也抢运了部分黄金来台……”

国民党抢运黄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但确切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呢？让我们看一看1949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局的这份机密卷宗，是怎样记载的。卷宗里说，“此项移运之船只，……先将库存内之黄金二百万两，妥为装箱，备运台北”。实际上，他们先后运走了110吨黄金以及价值1.4亿美元的外汇和白银。还是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特意在这里开过一个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谁都知道，比黄金更值钱的是人才。但是，人心可不像黄金那样容易被搬走。

现年97岁，时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苏步青回忆说：“对国民党有什么好感没有呢，也没什么好感，尽管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穷得没办法。当了院士以后，才借了75块钱，做了一套西装，连穿的衣服都没有。虽然对共产党没什么认识，对国民党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面，我当然不会到台湾去。” 结果，81名院士中，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人。当时，和苏步青一样，许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

物理学家王大珩回忆说：“我那时候是才从国外回来，那时候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国外，我原来服务的那个公司，打电报，要我回去，我手里拿着那个电报，还有一条路，是到解放区来，我没走那条路，我到解放区来了，为什么，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些事情。”

1948年，在香港居住着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陆续来到这里的。中共中央在1948年发表的“五一口号”中，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提议得到广大民主人士的拥护。4天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等便通电全国，号召国内外各界和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从8月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被秘密地接到了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他们看来，他们曾经奋斗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未来就要实现了。

时为民盟中央华北总支部委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忆说：“当时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中国究竟向哪儿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时意见都不相同。都是爱国的，没有问题，可是，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当时毛主席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记得我们到西柏坡去，毛主席晚上做工作的，吃了晚饭，大家去谈天了，可以谈到半夜，他不睡觉的。毛主席同我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多党合作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权，一个联合的联合性质的政府。那么，后来我们同意这一条，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个联合政府，关键就是这么三句话，可是这个决定了中国后来这50年来的一条路子。”

在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张家口和天津之后，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与此同时，国民党26万城防部队撤出城外，接受改编。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准备外撤的傅作义部队站在路边观看。

同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西柏坡。他受斯大林的委托，来了解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里，毛泽东告诉他，新政权的实质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谈到对外政策，毛泽东作了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像一个家庭，它太脏了，等到屋内打扫干净了，再请客人进来。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提出外交上我们要另起炉灶，并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从此，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和“一边倒”，成为新中国开国时的外交方针。2月3日，正是旧历的大年初六。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部队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整整走了六个小时。队伍经过前门箭楼后，忽然向右拐了一个弯，开进了旧中国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在场的人们不由楞住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百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沦丧的，不仅仅是主权，还有民族的尊严。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国度。在漫长的一个世纪中，外国的炮舰和大兵，在这块古老土地上随意出入，俨然是一幅主人的模样。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穿过紫禁城示威阅兵。作为国中之国的东交民巷，中国人不能自由进出。等了多少年，人们迎来了自己的队伍。当人民解放军的装甲车从东郊民巷开出时，人群早已沸腾了。屈辱的一页从此翻了过去。歌声传达出了所有人的心情。阳春三月，西柏坡弥漫着兴奋的气息。该腾的房子都腾出来了，中央机关的大食堂也倒空了。小山村里一下子多了许多新面孔。他们中有些人刚从前线匆匆赶到。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建国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有34个中央委员和19个中央候补委员。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代表们坐的凳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毛泽东就是这样走进会场的。座位也没有固定的安排。在历时九天的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明确提出，让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建国后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为此，他告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七届二中全会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蓝图。它在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正确航向。

3月23日，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0辆卡车和20多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由此往北，就是千年古城，北平。毛泽东说，这次进京，我们是去赶考，千万不能当李自成。行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太多的历史感慨。孙中山曾经说：“咱们中国就是要拿这个三民主义来救中国，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个就是所谓三民主义。”

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是从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开始的。革命党人高举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旗帜，经过10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帝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创建了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导致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污泥浊水仍旧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这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走过了28年的艰辛历程。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1945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并确定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奋斗任务。四年之后，共产党人便走到了这个新国家的门槛。

1949年3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到达北平西苑机场。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很多新老朋友，他们中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沈钧儒、傅作义。

为了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这个目标，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过他们的追求和迷惑，留下过他们的抗争和奋斗，历史终于汇聚在1949年，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面。

毛泽东谦逊地请大家合影留念。他说，我个子高，我站在后面。大家坚持让毛泽东站在了前面，站在了中间。离开西苑，毛泽东没有进城，他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在这里，毛泽东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形成了对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军事压力。国民党政府收拢了115个师，布防在宜昌至上海的长江沿线，制造了“划江而治”的空气。

为了阻止解放军过江，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和平谈判的要求。中共中央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的痛苦，接受了这一建议。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在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无论谈判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但在战犯处理、对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可照顾到国民党各方的情况，做宽大的处理和适宜的解决。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这个协定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绝，并公告，坚决作战。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下达了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第二、第三野战军，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4月22日，装甲和炮兵部队开始向南岸开进。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了南京城。统治中国22年的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宣告结束。

按照军事常规，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应该一鼓作气，拿下上海。但是4月30日，毛泽东却收到了渡江战役总前委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就军事上说，可以很快拿下上海；就政治上说，还需要做许多重要的准备。因此建议推迟半月到一个月进入上海。中央军委是这样答复的，5月10日前不攻占上海，以便有时间做准备工作。

这时，从地方和军队抽调来的5000多名干部，被集中到了江苏丹阳，200多种关于上海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的小册子成了他们的教材。陈毅说，打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部队进城一律不许住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

因为不能使用重武器，上海战役比正常作战要艰苦得多，7000多名解放军官兵付出了生命。20000多官兵负伤。许多上海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我们好多小朋友，不是我一个，好多小朋友，都问，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你说我们来干什么？他来问我，笑嘻嘻，问我，总是让我们进去，进去，不要出来，因为危险，江西路的房子是一折一进，一折一进，大的房子，他们打仗怎么打呢？我们在弄堂里面看见，手里拿着枪。”

因为没有使用重武器，战役期间，上海市区基本没有停电、停水，市民的生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解放的那天晚上，子弹打得屋顶啪啪响，到第二天天亮，我们开了门，都是解放军坐在我们门口，很冷很冷的天，我们请他们到里面去，他们根本不进来的，我们烧水给他们喝，他们也不喝的。”

那天早晨，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守卫上海的士兵；露宿街头的解放军；群众给解放军送水、送鸡蛋。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还去跳秧歌舞。我怎么不去。还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在1949年，这是最流行的一首歌，解放军打到哪里，它就唱到哪里。国民党大势已去，但仍然不放弃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

7月26日，就在福州解放前夕，李宗仁来到这里。他此行的目的是代表蒋介石来劝说一位92岁的老人到台湾去。他就是萨镇冰，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目睹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就是他用船装着邓世昌的遗体离开刘公岛的。到1949年，他是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显然他的去留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萨镇冰侄孙萨本圭回忆说：“当时谈的时候，他讲，李宗仁说，因公来闽，并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且说，就说，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等语。”

萨镇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却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时，在北平，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展开，对这个新的国家，萨镇冰在诗中说，“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这一天，毛泽东穿了一身崭新的咔叽布中山装，头上戴的帽子看起来也是新做的。

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筹备会由23个单位、134名代表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无党派人士以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起草《共同纲领》、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集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符实，有其名无其实，现在我们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在刚才的讲话中，用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这时，新中国的国号还没有定下来。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必须由《共同纲领》来明确地规定。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小组承担了起草《共同纲领》的任务。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处长周子健回忆说：“总理关在勤政殿，大约五六天时间，什么事也不做了，就是集中写《共同纲领》，所以是总理在那里亲自组织的，带了一个秘书，给他准备材料。起草完以后，然后又讨论。” 代表们一遍遍地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前后改了十几稿。为了照顾一些民主人士的感情，在这一稿中，周恩来特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面，加了一个简称，“中华民国”。讨论中，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他说，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他的话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新中国的名字最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筹备会召开后期，毛泽东从香山搬到了中南海，住进了菊香书屋。这里与勤政殿仅隔着一座桥。毛泽东就更多了一些和代表们共同讨论的 时间。

筹备会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确定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我看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对这一点，各界民主人士都表示了赞同。听着大家的发言，毛泽东很高兴。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前，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行职权。《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建设初期，起过临时宪法的作用。刘少奇评价说，它是总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革命斗争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筹备会召开期间，沈钧儒提议，由全体代表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一个致敬电。毛泽东婉言谢绝，沈钧儒又说，那就让我们起立鼓掌吧。会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给大家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九个民主党派联名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贺电，贺电说，47500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

同一天，毛泽东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并说这是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和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就收到了2992幅国旗图案。一届政协代表刘春至今保留着初选出来的38幅图案。

相比之下，国歌的确定却费了一番功夫。600多件应征作品没有让筹委会感到满意。当人们一筹莫展时，著名画家徐悲鸿提出，可以考虑用《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作曲家聂耳和剧作家田汉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作的主题歌。

周总理认为这支歌非常地雄壮，节奏鲜明，还有一位很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走到街上，听见后面有人用口哨吹这支歌，吹《义勇军进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美国青年。

这首歌激起了所有代表的共鸣。在抗日战争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就是唱着它，声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周恩来说：“我们采用这个代替我们现在的还没有的国歌，就是要鼓舞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鼓舞我们的全民族革命人民的前进。”

正当北平在紧张地筹建新中国时，美国却陷入了争吵，国会议员们纷纷质问，是谁丢掉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积极帮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但是，30亿美元的援助和最先进的武器，却没能挽救国民党的败亡。

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战略利益，1949年六、七月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和中国共产党接触，还打算北上和未来的新中国领导人见面，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拒绝。

8月2日，司徒雷登只好悄悄地离开了中国。3天后，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自己在对华政策上的失败作了开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根据现实的情况，估量未来的中国，美国所能走的唯一的另一条道路，是为已经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的干涉。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此作出了回击，他用辛辣的语言讽刺了美国以殖民者自居的心态，并告诉全世界，“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掌声，持续了五分多钟。

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会议宣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决定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确定以公元纪年，五星红旗为国旗，在国歌没有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大会选举了第一届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随后，成立了政务院，由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在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黄炎培和郭沫若是民主人士。在105个正副部长的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个。九洲方圆，华夏风云，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千载岁月，百年奋斗，才迎来了这个时刻。曾经沧海，大浪淘沙，历史的洪流选择了这些人物。

那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中国人，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会记得这样一个声音。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镜头，我们共同拥有的今天，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这个时候，大西南重镇重庆，仍旧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着大批的共产党人。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了监狱，人们得知国旗的名字叫五星红旗。

白公馆大屠杀幸存者郭德贤说：“当时不知道，那个红旗怎么做法，罗广斌同志，就把他的一床绣花被面拆了，拆了以后，就剪了五个五角星，当时，剪了不晓得怎么摆法，因为不知道那个情况，他们就说，摆上吧，就它摆了，摆起来了，就制好了一面五星红旗。当时，就传到所有牢房里头，我在楼上，都传上去了，就悄悄传上去了。都说，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监狱里的同志，我们扛着我们的红旗，我们流着热泪，去迎接我们的党，去迎接解放。”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流，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后来，绣红旗的故事被写进了歌剧《江姐》，剧中女主角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在11月14日被杀害。在这场大屠杀中，一共有265人遇难，其中就有爱国将领杨虎城，还有人们都熟知的那个小萝卜头。大屠杀结束时，离重庆解放仅仅只有三天。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新中国成立的52个年头里，我们来到上海海关大楼，这座自鸣钟已经走了整整72年。中国近代海关自1859年成立，到1949年，90年里，一直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1949年10月25日，海关总署在北京成立，孔原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从此，中国国门的钥匙，才真正放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里。

第二集 告别从前

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是这样开始的：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了受阅的12个方队。其中包括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一个步兵团、还有两个排的海军官兵。接受检阅的19273名官兵，成为了开国时40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人们看到了来自第一野战军的副司令员贺龙、第二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第四野战军的政委罗荣桓。他们来自前线，他们的很多战友却没能赶来。

这时，还有半数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200多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分布在中南、西南、华南、华东等地。

正是在这一天，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命令全军将士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全中国，是新中国成立后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

10月21日，刚刚参加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罗荣桓，便匆匆赶往了前线。

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作出的在追击战中，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穷追猛打、不使残敌漏网的作战方针，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湖南和广东之后，发起了广西战役。第三野战军在解放厦门后，打响了收复舟山群岛的战役。

为了打破蒋介石构筑的所谓“西南防线”，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总部，沿陇海线向西，制造了从陕西入川的假象。而主力则南下湘鄂，构成了从川东南并直出贵州，突然迂回敌后的作战态势。刘伯承高兴地对部下说：“毛主席要的就是这种气氛。”

在华东、在华南、在西南，在各个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横扫残敌、势如破竹。1949年11月，广东全省解放。1949年12月，广西全省解放。

1949年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四川、贵州两省解放。1950年2月，云南全省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解放。

至此，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和某些沿海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还先后出动了150万部队，歼灭240多万匪特。

在许多地方，延续了几百年的匪患被彻底肃清。告别战争和混乱，人们走进的将是一个稳定和安宁的社会。

九州大地的天变成了明朗的天。

然而，中国共产党获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呢？ 一个美联社记者从香港发出电讯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1949年5月，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走马上任时，他所看到的上海早已不是昔日奢华的“东方巴黎”。国民党军逃跑时炸沉的船只横在黄浦江上。江南造船所也成了一片废墟。全市的主要工厂四分之三已经停工。饥饿和失业成了家常便饭。对市民们来说，手里的钞票还不如一张纸。

时为上海华昌钢筋厂经理郭秀珍说：“国民党的那个币制已经不顶用了，发工资就要发那个大头、小头，不知道你们懂吗？就是银元，大头就是袁世凯的头，小头就是孙中山的头，所以要到街上去换那个银元，所以我就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没什么大意思，但是也没办法。” 在旧中国，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的速度高得惊人。从1937年到1948年11年中，上海市的物价上涨了492.7万倍。如果说，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以买两头黄牛的话，那么到1947年只能买到一个煤球，到1949年5月，连一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人们不再相信纸币的价值，市民们大量兑换黄金、银元和外币。这种状况给人民币在上海进入流通领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早晨发出的人民币到晚上几乎全部又回到了银行里。有人说，共产党打仗是100分，搞政治80分，管经济只能得0分。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上海市人民政府颇费了一番心思。6月5日，政府向市场集中抛售了10万枚银元，但立即被黑市交易吞没，银元价格继续上涨。

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银元黑市交易的“黑窝”。每天上午，这里挤满了做银元投机买卖的经纪人，他们研究行情，敲定价格。然后，由手下的银元贩子到上海的各个角落，进行半公开的黑市交易。他们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陈毅市长火了，他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时任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杨延修说：“我们第一个斗争是集中力量，那个时候，陈毅军长、市长亲自抓，把它的大本营证券交易所整个封闭了，整个把它关起来，再来审查。这是第一个战役。”

这场战斗震动了全上海，第二天，银元价格猛跌了下来。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投机商正在大肆囤积物资，而政府直接掌握的大米一度只能维持15天的供应，棉花的库存量只够使用一个月，煤炭的库存少得只能保证一个星期的供应。工商界感到惊慌，不少人打算逃往香港。投机商借机哄抬物价。

上海老市民们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了下面的话：

甲：你们小青年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很苦的，晚上不睡觉，就去排队，去买米。乙：为了买两斤面条，都要排队，写上号码。

丙：像《上海一家人》一样的，买户口米买不到，阿姐不是去买米了吗？买不到米。里面实际上有米的，他不卖。

乙：有钱人都把大米藏起来了，买不着了。丁：最最痛苦的是我那个小弟弟，不当心烧水烫伤了，没有钱治，眼睁睁地看他死掉，死在我的身上，我那个弟弟。

大米的价格一个月里上涨了4倍。上海告急。中共中央派出当时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指导工作，并决定召开一个上海会议，研究稳定市场的对策。

陈云到上海后，进行了周密的市场调查。他随后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国家要稳定市场，就必须掌握足够数量的粮棉。会议决定从各地调运物资，支援上海。

大米、棉纱和棉布，从东北和四川等地，被紧急调往上海。政府和投机商之间开始了一次实力较量。

时任上海花纱布公司纱布处处长肖林说：“那个时候，你没有物资，没有手段，就不行，你不能用其他什么办法，只能用物资去跟他斗争。他有钞票，我有物资。”

时任陈云秘书周太和说：“先让他们（投机商）买，他们就花钱买，一边买，一边涨价。买着买着，他以为我们手里没有纱布了，其实我们手里纱布很多呀，还有很多的纱布可以卖呀，他也没有钱买了，他就着慌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转过手来，我们就买进，买进的时候，我们就把价格比原来纱布的价格压低了一半，贱价买进，他不能不卖呀，他就无可奈何地又把纱布吐出来。”

1949年11月25日，各大城市同时行动，大量的物资投放市场，物价迅速回落。一度疑虑重重的人们看到了新政权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毛泽东给陈云写了一个字：“能”。

周太和说：“陈云同志他不紧张，他在西北，在东北都管过全面的财经工作，他有经验，他到上海已经作了准备。他说我在西北是摆小摊子，做经济工作，我在东北是开了个商店，到上海是开个大公司，我就是准备开大公司，这样来安排工作的。”

大公司的比喻表达了执政党对全方位管理国家经济的自信。1950年2月，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以便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到1950年春天，国内市场趋于稳定，困扰中国社会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终于结束了。都市里的人们感到生活在悄悄地变样，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人民政权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对此，新中国的领导人在筹备开国的时候，就作出过庄重的保证和预言。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会看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民，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像一个什么东西呢？像一个太阳一样，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建立起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国家，首先必须解救人民遭受的痛苦。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首先必须荡涤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翻回旧的画页，老式摄影机记录下的，是旧中国的人生百态。不同的面孔，有着相似的命运。北京城里的“八大胡同”更为黑暗。为了生计，这些良家妇女不得不卖笑青楼，过着被人瞧不起的生活。新中国一成立，北京市人民政府就作出了封闭妓院的决定，11月21日，北京224家妓院被同时封闭，之后，全国各地都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并成立了妇女生产教养院。

在教养院里，她们学习、劳动。生活第一次向她们展露了笑容。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下达《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一场群众性的禁毒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设立了救灾委员会，专门负责收容和安置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

接着，又取缔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和封建迷信组织，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新的国家有了新的形象。这一时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曾到各地视察，看到这些变化，她感慨地说，旧中国已经变成了新中国。一个经常遭受疾病和饥荒摧残的国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也不能再用“东亚病夫”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名词来谈论中国了。中国已经是一个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国家。

在这新旧交替之间，旧时代的习惯是顽固的。北京的天桥附近，有一个因为脏乱而闻名的龙须沟。那是贫民居住的地方。从空中看下去，那时的北京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的故宫，堆满了垃圾。到了夏天，中南海也成了蚊虫孳生的地方。新中国一成立，北京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国家还专门成立了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群众治理生活环境，改善健康状况。从城市到乡村，从街道到家庭，曾经习以为常的情景渐渐地变得不一样了。老百姓从这些变化中体会到了新社会的新意。感受最深的，要数住在龙须沟一带的人们。

在电影《龙须沟》里有这样的对白，充分地反映了当时龙须沟一带的人们的感觉，“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太棒了！妈，你想想看，没了臭水，没了苍蝇蚊子，没了恶霸，修好沟，再一铺马路。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清理废墟，荡涤尘埃，新中国在最初的跋涉中，总是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

在城市，经过对不法投机商的打击和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稳定了物价，但同时也造成了市场的萎缩，工商业的发展遇到明显困难。1950年春夏之交，不少工厂停工歇业，失业人数剧增，劳资关系十分紧张。

时为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陈铭珊说：“当时的情况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一下压下去以后，银根缩得很紧，很紧很紧的，那么原料也买不着了，生产也没办法生产了，我们厂里是碰到这样的问题的。”

时任华东局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刘人寿说：“1950年3月份开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的时候，陈毅同志到统战部来，看了出席统战会议的这些同志，他很严肃地讲了几句很重的话。就是说，牛奶要挤，但是不能把牛挤死，现在是阶级关系紧张。他的意思是要这些同志到中央去开会，要把这些意见，把上海的这些困难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以便于中央采取措施。”

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早在接管第一个大城市天津的时候，中共中央便开始研究制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1949年4月，天津解放后不久，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来到这里。在29天时间里，他看了十几个工厂，走访了一些资本家。这次调查后，刘少奇在天津发表了一个谈话，他用形象的比喻提醒党的干部，不要犯“杀鸡取卵”的错误，要照顾到“四面八方”，对私营企业要采取扶持的政策，劳资双方共同努力，争取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

当时的天津恒源纺织厂曾经是恢复生产的典型。

时任天津市恒源纺织厂党支部书记王世林说：“那时候，要把这个厂搞好，要把生产搞好，就得劳资双方经常地来协商，来商量，来共同研究一些办法，所以很自然地就产生了那么一种需要，需要建立一种经常的体制、制度，所以当时市委黄火青同志说，那是不是叫劳资协商会议？所以就这样，当时在恒源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定期地，每礼拜开一次会，轮流主持，一次是当时的经理边洁清，一次是我，轮流主持。”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成为了刚刚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的普遍共识。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这是全国解放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今后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节俭国家机构的经费。这些措施对巩固新生政权、医治战争创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恢复经济成为国家生活的主题。中央政府调集各方面的力量，首先帮助私营工商业重整旗鼓。到1951年，各地的生产状况逐步好转，市场重新表现出了活力。为了进一步活跃市场，政府开始鼓励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这一年的夏天，上海举办了一个华东地区土特产展览会。对于生活在这座东方大都市的人们来说，这些来自农村的产品似乎有点单调。但它们却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农村经济也正在悄然地走向复苏。这时候，中国各地正流行着一部反映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歌剧。歌剧的主角叫喜儿，她的父亲是一个雇农，因为借了地主黄世仁的高利贷，年三十的晚上，逼债的黄世仁要抢走他唯一的女儿。结果，老人被逼死，喜儿因为不堪虐待，躲进深山，一头黑发变成了白发。舞台上的白毛女是中国亿万农民贫苦生活的缩影。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一直是阻碍中国历史进步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顽症，也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一个焦点。拥有自己的土地，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解放区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到1949年，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完成了土改。

1950年6月，一届政协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专题报告，他说，实行土地改革，不单纯是为了解救贫苦农民，而是为了把农村的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彻底完成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一个历史任务。

对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来说，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解放区开展起来。

按照规定，农村划分出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几个阶级和阶层。没收来的土地和财产，被重新分配。无论是地主，还是雇农，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土地。当然，最高兴的要数那些从前一无所有的贫雇农，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把土地证当作了宝贝，一直珍藏到今天。山东省历城县农民张殿英说：“要是在过去这租地主的地，还得给他上租子呢，对吗？打吧打吧，还不知道够他不够他呢，都给他了，我们家里还没有什么呢。是这样吧？他能不高兴吗？这个打下来呢，都是自家的了，他能不高兴吗？人人都高兴。”

时任四川省金堂县杨柳乡乡长彭世康说：“我们这里土改一结束，正好是国庆节，到县上去参加活动。我们这里雇农出生的张德宽，他分得了土地，拿着土地证，分得了地主的浮财，分到了皮袄，祖祖辈辈都没有穿过。”

四川省金堂县农民张德宽说：“我们分得的东西，胜利果实。就把皮袄顶着上街的嘛。那天热嘛，让把分得的东西拿去。”

彭世康说：“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穿，那么热，才暖和呀。嘿，他说祖祖辈辈都没有穿过，现在分得了土地，分得了这些，就是要穿给他们看。”

张德宽说：“都看我，问你这个皮袄是分到的？我说是嘛。哦，你们把人家皮袄都分到了，他们这样说，我说真的分到的哟，哎哟，这么好的皮袄你分到了？我说是嘛，没收到的。” 农民的热情使得土改的进展十分顺利，到1953年春天，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改。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多亩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负担。

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农民得到了土地，我们的党就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全国农民拥护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办不成的。所以说，这是一次最彻底、最全面、最成功的一次土地改革。”

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这就是劳动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土改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1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1.4363亿吨，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26.9。

对50年代初的中国人来说，解放的感觉弥漫在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按照中国的旧传统，结婚生子是妇女的唯一价值。生活，在她们的感觉中，只是意味着听从命运的安排。妇女的解放，将是整个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建国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实行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提倡男女平等。为了推行这部法律，政府的宣传队，来到了穷乡僻壤。婚姻首先从程序上发生了变化，虽然在乡村还保留着一些旧时代的痕迹，但领结婚证已经成了必备的手续。偶然，在一些大城市的街头，人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结婚不再只是为了繁衍后代，在有些地方，人们甚至还鼓励年轻人去学习怎样谈恋爱。1951年，中南出版社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介绍了河南鲁山县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河南省鲁山县农民任小群和王顺英。

40多年前，王顺英爱上了干木匠活儿的小伙子任小群，他们自己做主结了婚。王顺英回忆说：“那时候，俺俩是头一次这样结婚的，俺俩一起开会，一起上地，干活、开会都在一起。几十岁的人都看不惯，说你们看他们俩，现在谁也离不开谁，跟疯子一样，走一步跟一步，做活也要在一起。那时，他们不习惯。挑红薯的时候，他一挑，我一挑，挑水压红薯秧的时候，他挑一挑水，我挑一挑水。他们就说，噫，这就是婚姻法哪，把他们俩提倡提得，样样干得多欢。”

戏曲故事片《刘巧儿》也有这样的歌词：“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但盼这个年轻的人哪，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

就像巧儿唱的那样，50年代的青年男女在争得了婚姻自由的同时，生活中更多了一份新内容，那就是学文化。

从1950年开始，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在农村和城

市大规模地推开。而这时的中国，文盲和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0％，他们被称为“睁眼瞎”。不识字的苦恼使得人们尤其珍惜学习的机会，他们尽可能地去理解各种陌生的知识。

四川省金堂县农民刘德芳说：“不是说中国就是中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我还是记得的。他们办学习班，我去学了几十天，党的八项标准，我还勉强记得，我脑子里还回忆得起，我也不会搞忘。”

陕西省临潼区农民姚碧霞说：“整个村子都学习，都在学习，我还记得，都去的，一下工，都跑去学习去了。天黑了，还学习上好一会儿，还学习上一会儿。”记者问他：“愿意学吗？”他说：“咋不愿意学，都太愿意学了。”

1952年西南军区的文化教员祁建华发明了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在全国推广后，极大地提高了扫盲的效率。祁建华本人也得到了政府的嘉奖。告别从前，中国就这样走向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地处雪山西域的神秘土地，也将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1950年10月，以18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进军。进军途中，部队实行了极其严格的民族政策，再饿也不拿藏民一粒粮食，再冷也绝不进驻喇嘛寺院。军队和沿途的藏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然而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却拒绝和平，甚至武装阻挠解放军进藏。10月6日，进藏部队被迫发起了昌都战役。在分裂势力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之后，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中发生了分歧，和平力量逐步抬头。

1951年4月22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来到北京。时任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说：“4月29号，我们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四位全权代表进行了第一次谈判。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提出了中央方面的十项条件，拟作为谈判的基础，要我们研究考虑。中央提出的十项条件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也很正确，特别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也列进去了，所以我们一致同意以十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 经过充分的协商和讨论，双方的意见很快达到了一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协议规定了在西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等项政策。

根据西藏和平协议的有关规定，1951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时任18军52师副政委阴法唐说：“轰动全城，倾城出动，可以说，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从高级官员一直到下边的各级官员，也都参加，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军区的文工团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广大的群众一看到文工团，穿的衣服和表演的节目，就发出了称赞的声音，说什么呢，说文成公主又回来了。”

至此，中央政府完成了祖国大陆地区的统一，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大团结。

九州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少数民族约占人口总数的6％，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大多数居住在边远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内地的人们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感到格外的陌生。新中国一成立，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

1950年9月，由沈钧儒任团长的中央民族西北访问团，来到了新疆。时任新疆省农林厅厅长的司马义·牙生诺夫（维吾尔族）说：“那个时候主要是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央政府，慰问新疆，传达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采取的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

时任新疆省文教厅厅长的安尼瓦尔·汗巴巴（乌孜别克族）说：“新疆各民族对毛主席很有感情，因为各少数民族认为毛主席派来的代表团，很热烈地欢迎他们。”

时为新疆省塔城地委干事的吐尔巴依尔（蒙古族）说：“那个热情的场面哪，那时好象是，我跟你说，这个组织上安排的队伍并不是很大，都是自发性的，那个自发来的群众比组织的队伍还要多得多。”

访问团不仅为少数民族带去了医药、物资和外面的信息，而且还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们所看到的新疆，美丽的风景中，是生活在封闭和贫困中的人们。那时候的新疆，连钉马掌的铁钉都不能造。

这种状况给当时的进疆部队带来了很大的给养困难。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六师十六团组织干事的李书卷说：“因为咱们这个部队，十万大军，最基本的条件，第一就是要吃，而吃呢，当地老百姓又很穷，粮食也很贵。我们解放军要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要花钱去买，哪来的钱哪？我们当时的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将军，不得不每个月到中央要钱，据说每个月用飞机带上金条、大头、白洋，带回新疆来，在老百姓手里购买点粮食吃。就这个样子，也远远不够。”

进疆部队的司令员王震，正是当年在陕北开发南泥湾的359旅旅长。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十七师教导队营级支部书记赵予征说：“1950年初，王震将军下的命令，他要求全军立即开展生产运动，十九万三千人一定要动员到十一万人，到开荒生产第一线去，走南泥湾之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说：“毛主席就发了个电报，就说，进军新疆的军队，三个队，一个战斗队，一个工作队，一个生产队。三个队，屯垦戍边，毛主席发出个电报来找我。”

全新疆的部队开始了大生产，一部分部队来到沁格达湖，这里有五万亩芦苇荒地，在这一片苇子底下，是好肥土，反动的统治和长期的战争，荒废了这一片好土地。现在要医治战争的创伤，拔掉穷苦的根子，烧掉荒凉的光景。

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出现了一片片的绿洲。到1952年，驻疆部队已开垦荒地170多万亩，粮食和副食品达到了完全自给。1954年，为了进一步开发和建设边疆，10多万官兵集体转业，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随着新疆大规模开发和建设的需要，50年代前期，有7万多名内地青年，响应国家的号召，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西域。

1951年上海支边青年劳建华说：“我来的时候，我家里是不同意的，我家里不同意，7月6号学校出发，我7月1号就离开学校，我是到无锡，到无锡躲起来了，然后我妈就到学校找我去了，找到这个学生会主席，问她要人，说劳建华上哪儿去了。结果最后，她说劳建华找不到了，实际上我已经躲起来了。” 1951年上海支边青年沈曼丽说：“好象当时这个思想，大家都要向上，要进步，再艰苦，大家都要克服，过的都是集体的生活，一天只吃两顿饭，因为那时候供应非常困难，以后就参加生产劳动，自己种地，盖房子，建医院，逐渐逐渐地，生活就好起来了。” 当年，他们豆蔻年华，如今，他们中有的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50年前，为了青春的中国，年轻的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笑容走向了边陲，走进了瑶山苗寨。

1951年1月，在西南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的帮助下，拥有4万多人口的贵州省炉山县凯里区成立了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贵州省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民族问题，终于找到了一条和平、民主的解决之路。

1950年的秋天，中央人民政府专门邀请了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典礼。

周恩来说：“我们应该有步骤地和切实地实现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我们应该帮助各民族人民训练和培养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为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而努力，以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正是在这一年的国庆节，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工团，在中南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联欢晚会。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写下了他在建国后的第一首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第三集 废墟上站起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离开祖国，到苏联访问。这次访苏在名义上是庆贺斯大林70岁生日，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两国的结盟。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彼此磋商。中国获得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

四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

不久，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便秘密访问台湾。在他看来，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随着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打断了新中国完成祖国统一的进程。台湾问题从此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症结。

7月7日，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的决定。麦克阿瑟被委任为“联合国军”第一任总司令。9月15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北部的仁川实施登陆。朝鲜战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占有优势的北朝鲜军队被迫后退。战线很快推过“三八线”。美国向朝鲜发动的战争，其目的是指向中国和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美国人看来是很可怕的，所以美国想侵犯中国，并不是出于其他别的目的。想当年日本就是通过朝鲜侵略中国的，而且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

1950年10月1日的晚上，庆祝建国一周年的焰火还没有熄灭，欢乐的人们还没有离开天安门广场。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室里，气氛却十分紧张。朝鲜战争直接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危，毛泽东忧心忡忡，他说，别人处于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在延续四天的会议上，经过反复斟酌和考虑，作出以志愿军的名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

10月8日，毛泽东下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将军出任司令员兼政委。

为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主动，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约25万人分三路，秘密越过鸭绿江。

志愿军将要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和军事头号强国。1950年，美国年钢产量达到了8700万吨，而中国只有61万吨。美军一个军就有1500门火炮，而志愿军一个军只有36门火炮。这是一次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较量。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我们开始一进朝鲜，在朝鲜的苏联顾问，晚上碰到我们了，他问我们，你们有多少大炮，有多少飞机，我说我们大炮飞机都没有，我们有的是步枪，加上点六零炮、迫击炮，他听了直摆头，他说这样能行吗？我说我们有我们的特点，我们避免敌人长处，打敌人弱点。”

根据敌军分兵冒进的态势，志愿军总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围歼敌人。10月25日上午，敌军闯入了志愿军40军118师在两水洞地区设好的“口袋阵”。不到两个小时，几百敌人被全部歼灭。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在这之后发起的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的战斗，共歼灭敌军15000万多人。从而，粉碎了麦克阿瑟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伍修权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伍修权说：“我现在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代表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民，在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是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美国的操纵下，这个提案最后被否决。但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发出的正义的声音。

伍修权说：“我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听到二次战役胜利的这个消息的，而且很巧合，中国代表团到会的那一天，正巧是战役发动之日，我在报告中有一段话，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退一切侵略者。”

这时，在国内，战争留下的废墟还没有清理完，各项事业刚刚起步。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中共中央作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决策。

各民主党派在联合宣言中说，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摧毁的。

“保家卫国”的口号很快响遍了中华大地。

时任山东历城县农委书记杜秀明说：“凡是分到了土地的这些贫下中农，年轻人都自觉报名参军，所以搞了一个营呵，一个区搞一个营，很厉害了，都报名参军，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

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又一次显示出了它的善良和伟大的牺牲精神。他们流着汗水，却很少眼泪。他们流着眼泪，却没有丝毫抱怨。

成都铁路局工人杨显良说：“每天下班以后，自动地加班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大家是鼓足了干劲了，一喊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开始了，大家挑着一趟趟跑，大家又吼，捐献飞机大炮，拼命跑，一个追一个，那个情况，石渣呀那些，现在我想起来，简直就像一个自动的流水线，哗，哗。”

各族各界同胞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宗教界人士也参加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爱国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剧社捐献了一架飞机。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全国人民捐款总数可以购买3710架飞机。

人们所熟知的豫剧《花木兰》就是在这个时期，由常香玉的丈夫改编创作的。后来常香玉和她的剧社，不仅带着它唱遍了大江南北，还去了抗美援朝的前线。

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说：“在朝鲜战场，我去慰问了五个多月，我上战场上慰问五个多月，这慰问的五个多月当中，几乎都是唱的《花木兰》。有一次，在演出这一场戏，就是从军，就是木兰从军的这一场，从军时碰到很多兵，就唱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就唱这：‘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唱腔会因沧桑而渐渐平和，但岁月却不会因为久远而被遗忘。从桐柏山里流来的淮河，滋养了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曾经给两岸的人民带来过无尽的灾难。仅1931年的大洪水，就造成了22万人的死亡。

为了彻底治理淮河，建国后，国家累计投入资金达92亿元。在第二期治淮工程接的工地上，我们听到了很多过去的故事。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受灾的耕地面积达到4350万亩。毛泽东看了灾情报告后，掉下了眼泪。7月20日，他在一份转给周恩来的报告上说：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一个月后，毛泽东再次批示，导淮必须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都要以治淮为中心。

治理淮河的决心几乎是与出兵朝鲜同时定下的。这年冬天，淮河流域数千万人民，揭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改造自然环境的第一个篇章。

时为安徽颖上南照集镇农民李秀英当时是一名淘洗沙子的普通民工，在缺乏机械的条件下，浇灌混凝土的沙子只能像淘米一样，一筐一筐地淘洗。她回忆说：“黄沙那个盒子那么高，那么宽，那么粗的水管子，我们四个女同志下去，可下去，女同志有特殊原因，有时侯月经来了，没办法，但没办法咋弄呢？一个不下，两个不下，那我要不下咋弄呢？裤子一挽，就下去淘黄沙，就这样淘。”

李秀英后来受到了水利部的表彰，这时，她的丈夫正在抗美援朝的前线。在当年的治淮工地上，许多亲人在前线的民工经常会收到这样的来信：“云翠：家里好吗？爹妈好吗？柱子好吗？地开起来没有？等到出了伏，就种点山芋，好长，不要老让政府救济，上次你来信说，政府治淮了，你要去工地劳动。这很好。”

淮河两岸，我们遇到了很多当年参加过治淮的普通农民，提起过去，他们这样说：“那时大家呢，别说是以工代赈，就是不以工代赈，也要干。满劳力，半劳力都上堤，大家一起干，就是为自己呀，为个人。毛主席为人民，我们干呢是为自己，响应毛主席号召，为自己，把我们这个淮河治好，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这就是生活在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冬去春来，在半年时间里，人们几乎是靠人力完成了一亿多土石方的工程量，民工们还为前线捐献了一架飞机。

到1951年7月，先后修建了润河集蓄洪分水闸、可灌溉9万多亩耕地的洪河水库，还培修加固了多处大堤，第一期治淮工程顺利完成。

也是在这一年夏天，朝鲜战局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8个月的战斗，志愿军五战五捷，敌军被迫退回“三八线”以南，美国方面不得不答应举行谈判。开城来凤庄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

1951年7月10日，首轮谈判开始。在划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现场竟出现了两个多小时的静默，成了世界谈判史上的一个奇观。最后，美方代表狂妄地说，那么，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面对美国先后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毛泽东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长期的战争给新生的中国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

1951年秋天，国家财政状况的匡算显示，由于军事费用的剧增，这一年财政收支的平衡将不能实现。在一届政协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倡议。会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勤俭，一向是中国人的传家宝。

建国初期，在已经成了废墟的鞍山钢铁公司，每天，人们都能看到这位叫孟泰的老工人，在四处寻找着什么。在别人看来，他费心搜索的地方只有废铜烂铁。

时任鞍钢生产处处长杨树棠说：“我们头一次进这个厂，到厂里面看，看了呢，一片荒凉，厂子的周围，草长得挺高，都是草。这个高炉，平台都破坏了，所以日本人就讲了，你们恢复不了生产，你们只能种高粱。”

孟泰凭着朴素的劳动经验，把他认为有用的东西收集起来，放在炼铁厂的这座简易房里。

孟泰工友范垂仁指着孟泰仓库向记者介绍说：“这就是孟泰仓库，以前是工作间，现在整个是仓库了。当时，孟泰号召我们大伙儿，这个班组，就拣，拣什么呢？冷却板，三通，咱们要修高炉的话，没有这个铜制三通，根本修不了。当时修这个，很困难，你得爬炉上去一个个卸，那个炉都炸了，你都没法走了，走着很绊脚的，光拣这个冷却臂、冷却板，那一个都八十来斤哪，就往回背，一天都得背四五个回来，二高炉要大修，没有铜部件，这样孟泰回收的铜部件，整个用到二高炉上去了。”

众人添柴火焰高。孟泰的名字成为所有鞍钢人意志和精神的象征。荒凉即将过去。

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仅仅三年过后，1952年，鞍钢的钢产量已经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1953年10月27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钢试制成功。同年12月26日，鞍钢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兴奋的工人们特意把首批生产的无缝钢管和钢轨样品，作为礼物送到了北京，送给了毛泽东。

打仗做英雄，劳动当模范，成为了一代人自觉自愿的做人风尚。为了国家的经济复苏，人们在普通的岗位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智慧，焕发出了空前的创造力。

郝建秀是青岛国棉六厂的一名挡车工。当时，皮辊花是造成纺纱行业浪费的一个主要问题，为此郝建秀琢磨了很长时间，想了很多办法，渐渐地，她所在的小组出皮辊花的数量越来越少。

时任青岛国棉六厂宣传科长朱崇山说：“1951年红五月，劳动竞赛当中，就发现了郝建秀，出皮辊花最低的全国记录，这个时候纺织总工会和纺织工业部，就派了专家组，专门来青岛国棉六厂，总结郝建秀同志的工作特点。”

郝建秀工作小组组长母秀美说：“六厂来了好多人，都是一些高层技术人员，来总结的，所以说一套科学的工作法，又省事，又省力，又能解决问题，提高产量，所以这个工作法到现在一直用着。”

在50年代，郝建秀工作法被推广到全国的纺织行业，每个纺织女工进厂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郝建秀工作法。郝建秀成为了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

然而，凯歌行进中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出现了一些领导干部贪污受贿事件。这对执政党是一种新的考验。1951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发起“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薄一波同志明确地指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性质、方针和政策。

打“老虎”一时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三反”运动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揭发检举了一批贪污受贿分子，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有一份卷宗详细记载了一个至今还能让人警醒的事件。当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任天津行署专员的张子善，利用职权贪污盗窃了大量的国家财产。仅这份档案显示，刘青山盗用的款项达1.8亿元。张子善盗用的款项达1.9亿元。两人贪污盗窃的总数是155亿元旧币。张子善在交代材料中说，党教育了十八、九年，使我成为党的骄子，未曾受过处分，一直得到重用提拔，而突然造此罪孽，给党给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无容向人民求得宽恕。刘张事件的出现发人深省。

时任天津地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处长苏玉振说：“当时天津地委那儿的同志们听了都惊讶，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们都参加了，以功臣身份参加的，不到两年，就变了，成罪犯了，这里头有这样的教训，功臣思想。”

刘张案发后，天津地委全部改组，有八个地委成员被处分，其中就有苏玉振。苏玉振本来和刘张案件毫无关联，他是主动向上级提出处分自己的，对此，他别有一番考虑。

苏玉振说：“从自己检查的时候，觉得刘青山、张子善这案出了，作为一个公安处长、社会部长，保卫党的组织，自己有没有尽到责任的地方，组织上没要求，说你是公安处长如何如何，没有这个意思，我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做。后来天津地委，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每个人做了检讨。”

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厅长周力谦说：“在宣布对张子善执行死刑，当时那场合我在，当时也拍照，拍照的时候，他当时说过这些话，反正为后人做教育吧。”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执行枪决。对腐败行为的坚决惩治，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城乡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那时，乡里的人要进城，只能选择步行。自行车在当时还是一种奢侈品。进城赶集，能坐上汽车，那是件让人羡慕的事情，许多人觉得汽车的尾气有股香味儿。到了城里，人们才发现，城里的路其实比乡下也好不了多少。

说起路来，四川人的感受更为深切。兵工专家陈修和说：“那时候没有火车，四川，天府之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个时候，四川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我们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出来呢？到了重庆，坐船，重庆有轮船，一直就坐到宜昌，宜昌又换船到汉口，由汉口又换船，坐到上海，差不多有时候要弄一、二十天，一个月，很不容易的。”

四川人把对铁路的梦想刻在了一座纪念碑上。本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修筑川汉铁路，自发募集了大量资金。而清政府却把路权出卖给了列强。四川人民为了保住自己的路权，开展了一场保路运动，从而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此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修路的事好像被忘记了。

1936年，国民党政府又有过修路的打算。陈修和说：“那个时候，蒋介石那个时候，他们自己不修，给法国人修，这个法国人来的时候，代表来的时候，我是留法的，我一个同学请他吃饭，招待他，和那个法国人在一起，我就问法国人，你来帮我们修成渝铁路，你们法国人二战后铁路都破坏了，你们自己国家都修不好，你还来帮我们修铁路，你们怎么能帮得了，我就质问他。那个法国人怎么告诉我，他说美国人给了我们很多东西，随便分一点给你们，你们这个成渝铁路就修起来了，成渝铁路只有400多公里。”

直到1949年，这份蓝图还只是一纸空文，四川省的土地上仍然没有一寸铁轨。但新中国一成立，在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蓝图上，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和铁路建设便摆到了突出的位置上。

时任政务院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毛主席，中央所有领导都希望中国有铁路，那时候中国铁路太少了，两万多公里，一半多在东北，我记得是49年解放嘛，大部分铁路都破坏了，你看50年，我记得是一方面抗美援朝，一方面修铁路，这些铁路都在修。”

在这期间，四川人期盼已久的成渝铁路，被中央人民政府放到了议事日程。1950年5月，中央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提出的筑路方案，并专门调拨了一亿公斤大米，作为工程的第一次投资。

6月15日，成渝铁路正式开工。半年中，两万多名人民解放军完成了89.9万土石方的施工任务。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这支部队后来被调往前线。为了确保筑路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最快的速度动员和组织了十万多名民工。

这时候，建设工地上最紧缺的是枕木。成都铁路局工人杨显良说：“有些农民，把祖坟山上的风水树，那个过去是不敢动的，风水树，一听到要修铁路，他就主动，自动地，没哪个去发动他，都把风水树砍了，送来，亲自送到铁路上来，说明你看这个心情。”

1952年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修通。这一天，是所有四川人的节日。

成都铁路局机车司机宋振文说：“四十年的愿望，因为在旧社会修了四十年的铁路，没有修起来，四川人民盼望铁路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没修好，中国共产党两年就修起来了。”

成渝铁路不仅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而且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完全用自己的器材修建的铁路。当两列火车同时从成都和重庆开出的时候，路旁的人们发出的是等待了近半个世纪的欢呼。

离开重庆，顺江而下，穿过三峡，就走进了荆江。1952年，气象部门经过周密的勘测和分析，认为长江流域可能会在几年内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

荆江流经的地方，南岸是洞庭湖，北岸是江汉平原，自古就有“两湖熟，天下足”的说法，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

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计划处察勘处技术员许正甫说：“都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为什么这么险呢？因为上游的流量非常大，荆江的河床受不了，当荆江的洪水位到了高水位的时候，对于荆江大堤对面保护区的地面来讲，要高出十三、四米，这个危险是很大的，万一荆江大堤决口，死起人来几十万计，尤其是晚上那更厉害。”

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副书记李雪峰说：“历史的经验最怕三水汇合，湖南是湘、资、沅、漓四水，洞庭湖、城陵矶出口，湖北是汉水，西边是川水，如果这三水一汇了呢，就很难度过。”

许正甫说：“这个情况下，向党中央汇报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关心。希望做个工程，能够保护荆江大堤的安全。也考虑到三峡工程短时间也做不成，那就只有在平原地区做一个分洪工程，这样的话，就可以过渡到二十年、三十年。毛主席说，只要荆江分洪区能够管二十年的话，那么三峡工程就很可能起作用了。”

荆江分洪工程的关键，是要在荆江南岸的公安县建立一个蓄洪区，这意味着当特大洪水到来时，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荆江大堤的安全，有可能要牺牲蓄洪区内老百姓的利益。当年，参加荆江分洪工程220多公里围堰建设的民工中，许多都是来自蓄洪区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对人民政府的承诺没有丝毫的怀疑，对人民政府的号召更是满腔热忱。

陈定国说：“一冬一春。挑担子的时候我二十二岁，真有力气，跟人家拼，人家挑多大担子，我挑多大担子，就一担一担拼的，我们一担子挑一百五六十斤呢，那时候真有那么大力气。” 荆江分洪工程的主体是一个长1054米，高4米，54孔的进洪闸。在当时，它号称中国第一闸。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长336米，高6米，32孔的节制闸。

荆江分洪主体工程是1952年4月正式动工的，为了抢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参加施工的10万人民解放军和20万工人、农民、技术人员，在条件极其艰苦、设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加快施工速度。女民工辛志英，在她领导的打碎石小组，用找石纹打碎石的方法，把工作效率提高了五倍多。时为湖北松滋县米积台镇农民辛志英说：“把它捆住，绑住，用草，这么打，它就不打上手了，全部都是这么打出来的，这54孔，一孔一孔的石头，都是我们打出来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荆江分洪的主体工程是在短短75天时间里完成的。

后来，在1954年7月下旬，长江连续三次出现历史罕见的特大洪峰，荆江大堤受到严重威胁，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有效地解除了荆江大堤的危机。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季节。

从1949年到1952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叫做经济恢复时期。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不仅圆满完成了经济恢复的任务，而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其中：钢产量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46.3％； 原煤产量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06.5％； 原油产量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37.5％； 发电量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21.7％； 粮食产量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09.3％； 棉花产量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153.6％。

周恩来说：“在1949至1952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的好转，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52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达到189.5元，比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增长了35％。农民收入同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

短短的三年，新中国从废墟上站了起来。它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着整个世界。1954年，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戏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音乐片奖。正在那里领奖的剧组接到通知，要他们前往瑞士的日内瓦。这时，周恩来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放映的这部影片，让西方人感受到了一个东方国家的文明传统和友好感情。在代表团驻地的草坪上，周恩来与电影大师卓别林谈笑风生。《梁山伯与祝英台》主演范瑞娟说：“他说越剧是在江南，中国的的江南，它那是轻歌慢舞，唱起来比较柔和、温和啊，郭兰英唱的陕北民歌，他说这是我们中国北方的，郭兰英她是歌唱家，我们中国的地势不一样，北方的演员唱起来，这个山头上唱，那个山头上可以听得到，就介绍我们中国戏曲，我们中国有几百种戏曲。” 会场外这种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了新中国。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朝鲜的统一和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国际会议，使一直不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在事实上不得不承认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年后，中国代表团又出现在亚非29个独立国家举行的万隆会议上。这是战后召开的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目的是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然而，开始时气氛并不友好，有的国家对新中国深怀疑虑甚至抱有对立情绪。

4月19日，周恩来临时决定，在大会上做了一个补充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我们之间共同的地方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承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灾难和痛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尊重和支持呢？”周恩来的发言，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亚非国家。中国政府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新中国的外交，就这样艰难地开拓出了广阔的前景。

更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第二天，彭德怀司令员来到了开城前线。

时任彭德怀秘书王焰说：“这时候，迎面山沟的小路上就走来了一排担架，都是战士们抬着他们战友的遗体，就过来了，彭老总就拦住，就揭开上面盖住的那个白被单，就看一看，非常有感触地说，你们看一看，这些年轻的战士，都是在签字前后才牺牲的，他们是在最后战斗里面牺牲的，只差那么几个小时，几个钟头，他们就没有看到朝鲜战争的胜利，他说，我们活着的人哪一定要记住他们，要永远怀念他们。”

依依惜别的战友，依依惜别的土地。三年的浴血奋战，换来的是民族的尊严和自豪。正如彭德怀所说，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第四集 光荣与理想

建国初期北京街头的汽车没有一辆是中国产的。在1949年，全国的原油产量也只有12万吨。

面对中国当时的工业现状，毛泽东感慨地说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在20世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成了中国人寻求了一个世纪的梦想。

1950年，在山西太原城外，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器厂破土动工。

时任太原重型机器厂工程师夏讷回忆说：“决定调我到这儿来工作的时候，心里很高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器厂。当时重型机器厂是什么工厂呢？”

时任太原重型机器厂工程师庄国绅说：“那个时候是想象不到的，因为我，虽然在国民党的时候是在大厂工作，但是同这个厂比起来，那个厂不如这一个车间。”

大工业的景象让人们激动，也使人们感到格外新奇。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投入的显然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事业。

为了迎接建设高潮的到来，有计划地推进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袁宝华说：“提出五年计划是毛主席提出的，毛主席在1950年2月份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要编五年计划，同时决定以总理为首，成立一个六人领导小组。所以1952年6月份，我从沈阳到北京来，向中财委来汇报东北工业计划编制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中财委已经编制出来一个1953年到1957年的五年计划的轮廓，这个草案已经出来了。”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经过一年的酝酿，到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它的准确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0年代的一天，在黑龙江上，一条中国的船和苏联的船相遇了，人们友好地互相致意。当时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50年代，年轻的父母会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好听的苏联名字。列宁装成为了人们衣着打扮的时尚。电影院里放映的是苏联的电影。芭蕾舞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也渐渐跳出了味道。人们阅读的更多的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书籍，许多人都会背诵高尔基的散文《海燕之歌》。

对年轻的学子们来说，更吸引他们的是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短短几年里，中国向苏联派出了12000多名留学生。在1948年首批赴苏的留学生中，就有后来担任政府总理、副总理的李鹏和邹家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说：“我记得我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人发了一件衬衫，发了一根领带，完了，我因为当时在松江，现在的黑龙江省，在那里工作，它那个省委的秘书长，我记得好像是，因为平常工作有联系，熟悉，说你出国了，结果给我买了双皮鞋，这皮鞋还是猪皮皮鞋，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

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技术人员李松龄说：“当时我们在苏联，每个小时，包括睡觉在内，每个小时，国家都要付出一块钱的代价，当时的一块钱，在53年是非常值钱的，鸡蛋是三分钱一个的。”

对留学生们，国家寄予着厚望。后来，毛泽东在苏联专门接见了留学生，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1952年8月1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到达莫斯科。先期到达的代表团成员中除了陈云、李富春、粟裕之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

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袁宝华说：“这一段很重要，苏联方面和我们一谈，就感觉到我们计划的指导思想不大对头，他就提出来，咱们先务虚，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每个人给我们上一课。”

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确定了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是在当时西方世界敌视和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

与此同时，国内的经济建设已经大规模地铺开。万事开头难，人们每走一步都要经历艰辛的摸索。当时，为了确定一个合适的厂址，往往要在几十个方案中反复比较和选择，甚至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政府领导人也亲自参与了勘查工作。在中南地区选择一个钢铁厂厂址的计划，就让人们颇费了一番周折。

时任315厂筹备处副主任王厂说：“花了两年时间，我们沿着长江转，转了11个地点，11个地点，一直到了长沙，但是都没有合适的地方，不是地方太小，就是地质太坏，所以最后决定在武汉。”

袁宝华说：“在谈判的过程中间，苏联方面听说，要在武汉设一个钢铁公司，说你矿石资源不够，最后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把刚刚成立的地质部的副部长宋英同志，请到莫斯科来，他带来了一批武钢铁山周围新发现的一些矿点，这才算通过了。”

1953年5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方面将援助中国91项工程。

一年之后，1954年10月11日，中苏两国在北京再次签订的协议中，又追加了15个援建项目。这时，斯大林已经逝世，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新上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袁宝华说：“咱们常常说156项嘛，在这个地方只签定了15项，把这个之前苏联援助的项目50项，加上，和52年签定了91项，91项，这65项加上91项，156项。”

1953年7月15日，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荒原上举行了奠基仪式。

时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唐伟说：“大会我坐在头一排，非常幸运，我是6月30号到的汽车厂，7月15号我就参加了这个大会，原定这个大会，听说是7月11号，那地方是荒原一片哪，连续下了好几天雨，会场就进不去人了，后来就调了好几十台卡车，连夜拉炉灰，铺上，第二天万里晴空，天气特别好。”

建设者们在这里宣誓，他们将在三年中完成这光荣的使命。

46年前的这个俭朴的奠基仪式，就这样预示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万人注视中，在乐声和掌声中，将刻有毛主席题字的白玉基石安置在厂址的中心广场上。同时亮相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建设时代。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施工的921个大中型项目中，由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它们包括国防兵器、航空航天、冶金机械、化工能源等工业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北、华中、西北等地。这些骨干项目为搭建中华民族工业体系，改变中国工业落后和工业布局不合理的面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苏联的援助虽然不是无偿的，但却是真诚的。

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不仅为中国的建设带来了技术，而且也影响了中国一代技术人员。

他们有不同的文化，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当年，在每一个有苏联专家的工厂里，都留下过这样的佳话：王申銮学习轧床，17岁的乐明强学习磨床，导师马纳霍夫非常耐心地教导他。时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技术人员乐明强说：“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经常回想起，我和我导师学习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算了有两年左右，把他自己学生当他自己孩子一样的，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是这样的。”

中国的工业建设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起步的，但学习并不等于简单的学步。

时任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处处长杨树棠说：“要靠苏联专家的帮助，靠自己的努力，没有自己的努力，光靠人家帮助，拉也拉不起来，人家扶你，你要坐下，那怎么行呢？还靠自己。”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劳动者就是主人公，主人公就是劳动者。在任何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人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奋发图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他们共有的理想。

全国劳动模范李绍奎，曾经创造过班组钢产量的最高记录。在年代的影片资料里，他留下过一组这样的镜头。

时为鞍山钢铁公司工人李绍奎说：“象咱们家煮饭似的，没有锅怎么煮饭呢，炉子就是我们家的锅一样的，维护好，不让它坏，就多炼钢，我那时在八号平炉炼钢，八号平炉我们三个班，每年维护好炉子，提高炉龄，以后，比别的炉一年多炼一万多吨钢。所以我们那炉子成了模范炉。”

20出头的王桂霞，是第一批走进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农村姑娘，和所有的伙伴一样，赶超生产定额是他们最大的心思。

时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王桂霞说：“董桂清是我师傅，她就先教我，因为我以前没干过磨床呀，她就教我吧，她也耐心地教，我就耐心地学呗，那时候学得特别认真，寻思快学技术，快掌握技术，好快出汽车，我就按她的干，后来就超过她了，比她干得还快了，就超过苏联那个，突破了那个设计定额了。后来不是给我们拍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高兴，你们看不还有我们俩抱在一起的那个镜头吗？高兴的。”

这就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工业化的未来，对他们意味着幸福和快乐。这时候，在远离城市的乡村，虽然对工业化的感受还相当陌生，但他们也正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土改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组。同时，一些老区的互助组也存在着涣散的趋势。党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认为农民中存在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草案出台后，毛泽东提议向熟悉农民生活的作家们征求意见。著名作家赵树理也接到了一份文件。之后，他来到了太行山区的这个小山村。

赵树理的真正来意是要了解农民对互助合作的看法。经过调查，赵树理认为，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这个意见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随后，中共中央修改了决议，指出，农民在土改后有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既要积极发展，又要稳步前进。

到1952年底，农民自愿组织了830多万个互助组和3600多个初级社。

郭先考说：“这个村是1951年办的初级社，为什么办起初级社呢？因为你要不办初级社，要发生两级分化，有的穷，有的富了，所以在上级党的指示下，办起初级社，头一年1951年是18户。”

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村民常双虎在被记者问及当年是否愿意入社时说：“我愿意。我倒不怕，我倒是也有牛羊，3个牲口，有30多头羊，还有树木，种了18亩地，但是我愿意入，因为我跟上这个党，沾了光了，因为集体起来，比较富裕。” 这一时期成立的初级社，大多在生产上有所发展。川底村的粮食亩产就从解放前的105公斤，增长到了1953年的260公斤。那年冬天，中国农民又听到了一个消息。1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农业个体经济和工业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此，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农民所能接受的方法，促进他们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农村进入到大办初级社的阶段。

这时，赵树理也开始支持合作化运动。他以川底村为原形，写成了他的小说《三里湾》，后来还被改编为电影。到1955年春，全国出现了67万个初级社。在这场合作化运动中，燕山山脉的这个村落里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普通农民。1952年，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办社之初，他们只能靠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换来一些简单的农具。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是正是靠着这三条驴腿，这个穷棒子社在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王国藩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

1955年，毛泽东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书中写道：“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干部逄先知说：“从我个人来说，我亲自经历过毛泽东直接主持编过两部书，一部是《毛选》，一至四卷，一部么，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然这两部书，不可相比。那么毛泽东编《毛选》所下的工夫，所投入的精力要大得多，但是从他编书的心情来说，我感到他编《高潮》的心情比编《毛选》的心情还要高得多。因为在他看来，《毛选》还是过去的事情，他对现实的问题，对将来的问题，他的兴趣更大，他的热情更高，他更加注意。”

然而，在几亿人口的农村，把合作化当作政治运动来搞，难免带有强制性。在猛烈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所形成的政治压力下，加速合作化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其发展速度甚至出乎了毛泽东本人的意料。就在他编辑这本书的同时，通过1955年的几次会议，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进入了高潮。

逄先知说：“本来，他要田家英准备一个出版消息稿，那么后来田家英把这个稿子送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下子就笑了，他说，这个稿子没用了，过时了，不发了，然后就接着他跟田家英讲，他说，我现在很高兴，比1949年建国的时候还高兴。”

到1956年底，全国已有百分之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合作化运动顺利完成。但过快的速度，过粗的方式，也为中国农业的发展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

从总体上说，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符合客观需要的，这场涉及几亿农民的深刻变革，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仍旧充满了向上的气息和欢快的氛围。一个来自欧洲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在镜头中看到了这个早春。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同时也推动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当时的习惯说法，它们被并称为“三大改造”。

从1953年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进入单个企业改造的阶段。在天津，寿丰面粉公司的一个分厂，在一次粉尘爆炸中被大火毁坏了。

时为天津寿丰面粉公司襄理乔维熊说：“到晚上的时候，宋彬如总经理、李志道总结合，还有我，三个人坐在烧焦的一块冷木上，面对着这厂子已经烧了，就说怎么办呢？我就提个意见，我说现在就一条路，我们只能积极，不能消极。只有请求政府，我们走合营的路子，提出要重建，真正把厂子重建起来，我说这样做的话，党和政府要发展生产嘛，它一定会帮助咱们。”

后来，寿丰面粉公司在政府的帮助下重建了工厂，这样，就很快带动整个公司实现了公私合营。但象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在1955年秋天，当工商业改造从个别企业合营进入到全行业合营的时候，一些资本家心中仍然充满了疑惑。

时为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陈铭珊说：“当时统战部也召开了座谈会，大家来学习，当时我不发言，我一句话也不讲，实际上我心里有个顾虑的，我想，公私合营怎么搞？是不是共产党要把我们工厂都吃掉了？”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1955年10月底，毛泽东两次邀请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举行座谈，希望他们能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重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是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造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而未能实现的一个重要思想。

陈铭珊说：“最后他们做总结的时候，他们讲的，企业有红利的，赚钱的，红利照发，股息红利照发，你的职位不动，你原来什么职位，仍旧什么职位，工资不减，你原来是多少工资，工资不减，这个我听了心里很高兴，那么后来，最后一个，公方代表一定要派，那么我想这个没办法了，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我想，也就可以了。我心里怎么想呢？我想，要接受改造么，还是早点吧，不要等人家都排队，我再排队，那就不好了。”

更多的资本家出于对现实的考虑，纷纷向政府提出合营要求。他们在这样的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时为天津市华龙增记织染厂经理刘世增说：“不是我去研究马列主义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马列主义。从我的现实生活来看，我一看这个没办法，所以我走这个道路。不太勉强地，不得不，不得不走，不太勉强地，不太勉强地，就是说明有点勉强。”

虽然资本家的心态是多种多样的，但公私合营的步伐越来越快，到1956年1月，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公私合营的高潮。在上海，荣毅仁代表资本家向工人保证，在1月20日前完成全市工商业的合营。

1月15日，北京市率先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工商界代表把一份份喜报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对新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来了。一个星期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和天津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速度，也过于迅猛，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了主导地位。

杭州西湖边的北山，是一个幽静的去处。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杭州，就住在这里。那是1953年底，毛泽东刚刚过完60岁的生日。在杭州，他游遍了西湖周围的名山。然而毛泽东到杭州并不是游山的，他带来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亲自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为了便于毛泽东工作，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特意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毛泽东的临时工作室。

在这里，毛泽东曾经给刘少奇写过一封信，信中开列了应该阅读和参考的各国宪法目录，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有旧中国的法律。

经过细致的讨论和斟酌，1954年3月，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出台了宪法草案初稿。6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共有1.5亿人参加了讨论。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宪法。

时任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干部史敬棠说：“宪法初稿推出以后，大家讨论，有人就提出，用毛主席的名义，来命名这个宪法，毛主席不同意这样搞，有人就认为这是毛主席谦虚。毛主席说，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就是搞科学。”

按照1949年开国时的《共同纲领》规定，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职权。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新的宪法将取代《共同纲领》，成为中国的根本大法。和宪法起草同时进行的，是选举各级人民代表。

为了配合全面选举，新中国开始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标准时间，全国人口总数是601912371（六亿零一百九十一万两千三百七十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的比较准确的人口数字。全国登记的选民为3亿多人，占选举地区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在各地展开。中南海里设立了专门的投票站。毛泽东主席来参加投票和毛主席在一起投票的还有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规定，人民代表采用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这一选举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已经连续九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山西农民申纪兰，记忆中最深刻的是1954年的那个秋天。第一届人大代表申纪兰说：“当上了第一届人大代表，想也没敢想，我当代表，开会走的时候，群众特别高兴，我也很激动，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群众说，你可要把会来开好，只要把毛主席来选好，我就什么也不想了，我把会开好……” 由人民来管理国家的事务，1211名人民代表汇聚北京。

第一届人大代表田华说：“当时特别特别激动，就拿着这个，特别当我收到这个代表证的时候，就觉得拿着这个，千斤重，就这个，你看当时印得还特别好，你看这个印章，多庄重，这个章也庄重，四四方方，特别有分量。”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刘少奇说：“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作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事实。”

9月20日，大会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个基本的原则，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法律的保证。刘少奇说，这部宪法，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9月23日，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人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报告总结了建国后五年来取得的成就，并对未来作出了设想。

按照会议的进程，9月27日，大会进行国家领导人的选举。

申纪兰说：“我就是想，我们开会的那天，到会场的时候，说要代表全国人民，把手洗洗干干净净的，要把这一票来投好，我们不是代表一个人，代表全国人民要把主席选好。” 田华说：“那时候，在那儿选举，选举主席，那时候都是划圈，你想要划多少圈呵，我跟戎冠秀坐在一块儿，戎冠秀说，哎哟，这个圈，我老划不圆哪。”

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并宣布说：“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的结果，投票的总数1210票，毛泽东得1210票，当选。”

对1000多名代表来说，这样的选举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激动。坐在普通代表席位上的毛泽东，看上去却很平静。一届人大选举出的国家领导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根据国家主席提名，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政治生活进一步正规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一届人大很快投入到立法的工作中，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义务兵役法》。

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裁减兵源，400多万军人复员转业到生产建设战线上。同时还把在长期战争状态下采用的“薪金制”改为了工资制。这是自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长期的战争状态进入和平建军时期，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加速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同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元帅军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时，还授予了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792名。

三天后，在国庆六周年阅兵式上，国防部长彭德怀身着元帅军服，在杨勇上将的陪同下，检阅了部队。

这时，一个由6.8万名官兵组成的陆、海、空合成兵团，已经在千里之外的辽东半岛集结完毕。

这是建国后人民解放军，首次在未来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叶剑英元帅担任了演习的总导演。这次演习，不仅仅是完成一个全新的作战课题。在这些亲临现场的开国将帅眼中，还跳荡着一个民族强盛的憧憬和期望。

第五集 一九五六

河南省荥阳人民广播电台的历史，是从1956年元旦那天开始的。当时简陋的广播站只有四个工作人员，每天播音五个多小时。播送的节目通过田野上的大喇叭传送给农民。也是在这新年的头一天，《人民日报》的排版方式发生了变化，原来竖排的文字改成了横排。从此，在中国大陆，传统的文字排版方式发生了变化。

人们就是从这些点滴变化中，感受到了一个特别年月的特别意义。

当1956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个春天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记忆中，有一种特别的生机，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作“知识分子的春天”。

1956年1月间，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在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份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说：正确地估计和使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任务，必须充分地信任他们，改善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发展科学和文化。

毛泽东则用他一贯幽默的方式在会上说：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这些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

这个春天来得并不容易。建国初期，为了帮助知识分子甩掉旧的思想包袱，开展了普遍的学习改造运动。知识分子们也希望能尽快地融入到新社会中来，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界批判运动，也曾经使他们产生了一些困惑。

社会学家费孝通说：“开始刚刚解放之后，大家不懂。社会主义什么样，社会主义还没提呢，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很紧，不能瞎说话。怕错，说错了，要整，要批的，大家有点怕，知识分子很小心，不放松。”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说：“他们讲，有一位教授在那个思想改造自我批评稿子上，旁边注着，哭，哭，到什么地方要哭，稿子都注明白了。这是思想改造的时候，证明中间也有一些虚假的成分，但是真情马上感觉到，非常欢欣鼓舞的，因为国家富强了嘛。”

1956年1月25日，在讨论“12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中共中央特意邀请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参加。

在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陈世骧、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细菌学专家魏曦、水生生物专家秉志做了发言。

对专家们的发言，开始时，毛泽东边听边记。后来，他放下了笔。再后来，毛泽东干脆离开了座位，走到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志的面前，仔细倾听。直到会后，他们依然谈兴未尽。对未来的畅想，已经超越了会议的主题。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秘书的甘子玉说：“1月25号，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主席讲了五天之后，周总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号召。”

周恩来说；“我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我们正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一定能够取得这个革命的完全、彻底的胜利。”

这次会议还提出，着手研究制定“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说话就到了农历的新年。1956年是中国传统纪年的猴年。尽管中国实行公元纪年已经七年了，但是对老百姓来说，只要吃过年夜饭，过了年三十儿，春天，就会来了。正是从这个春节开始，普通话被逐步推广开来。

正月过后的头一件大事，是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成立。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编制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主持。600多名专家参加了这部重要文献的编写。

经过半年的努力，科学家们编写出了600多万字的规划纲要草案。在57个项目616个课题中，涉及了飞机、导弹、原子能、计算机、无线电、自动化等12项重点任务。对中国科技的影响远远超出了12年。

在这之前，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学部。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珩说：“学部这个概念，是从苏联那里来的。在苏联它的体系之下，是院士。当时我们领导上觉得，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每个人的真正的学问水平，要跟国外的院士相比，好像是提不到那个份上，所以就说，先不要叫院士吧，先叫一个学部委员。”

1955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学部成立大会，成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四个学部。来自全国各地的233位学部委员和各重要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参加大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说，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的成立，是标志着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在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中，有很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和学者，其中就有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苏步青、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三强、钱伟长，桥梁学家茅以升、建筑学家粱思成、经济学家马寅初、哲学家冯友兰……

随着195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人们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天地。这时，中国各个行业的建设正逐步进入到新的状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大中型项目已经建成或就要建成。短短几年的艰苦创业，到1956年，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

1956年7月14日，经过整整三年的紧张研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迎来了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新中国第一批国产汽车在这里出产。

老工人甲：当年，第一台车出来的时候，就象生了个大胖小子，自己的孩子。老工人乙：他是做模型的，他先干。他做了模型，才能翻砂，才能出车。老工人丙：他是搞铸造的。

老工人乙：那时候，我们是吃在厂里，住在厂里，成天成宿的不回家，就盼着这车出来。老工人丁：出车那天，中央大道人山人海，连屋顶上都站满了人。那真是热闹。老工人甲：然后，我们向省委报捷去嘛，对吧，敲锣打鼓地。老工人丁：披红戴花。老工人甲：那是忘不了的。

记者：那个时候，有一首老歌，叫《老司机》，你们还记得吗？ 老工人：记得，记得。

老工人合唱：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拉起了手风琴，我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十八岁学会了开汽车呀，摆弄那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啊，可就是呀没见过呀，中国车呀，啥模样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的那国产汽车真的出了厂，哟嚯嚯…… 这首歌是专门为这位叫马国范的老司机写的。当年，就是马师傅第一个把国产汽车开出了制造厂的大门。在有幸驾驶第一批解放牌汽车的司机中，有一个年方二十岁的姑娘。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王立忠说：“我们走到斯大林大街的时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就一定要坐一下我开的车。因为当时觉得女同志开车，非常高兴。她说姑娘，你能不能停一下，让我坐一下？我当时就把车停下来了，让她坐一坐我开的车。她就在脚踏板上坐了一会儿，这老太太坐完车以后，相当高兴了，说我坐上咱们自己生产的汽车了，我太高兴了，我这辈子，我死也不屈了。”

12辆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被称为“万国汽车博览会”的历史。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这种型号的汽车几乎跑遍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正是靠着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智慧和劳动，换取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从前连铁钉都要进口的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飞机、汽车、机床和电子工业。1954年5月上旬，我国第一座巨型山谷水库官厅水库竣工。1954年12月1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通车。

1955年3月24日，第一块国产手表在天津手表厂试制成功。1955年7月1日，黄河上第一座大铁桥兰新铁路黄河大桥通车。

1955年12月27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自动化水电站官厅水电站开始发电。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国产汽车出产。

1956年7月19日，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试飞。1956年12月9日，鹰潭至厦门铁路铺轨工程全部完工。

1956年12月30日，全国所有县通了电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县通了电话。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如何避免苏联体制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端，开始成为了人们必须思考的一个历史课题。

1955年底，毛泽东就提醒人们要“以苏为鉴”。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随后，为了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刘少奇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分别找各部委了解情况。

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在这个情况下，毛主席很受感触，说，我也要想听一听，一波，毛主席说，你能不能也给我、替我组织一下？这样我就去给他组织了34个部门的汇报。

从2月开始，毛泽东不间断地听了一个半月的汇报，一边听一边作指示。毛泽东说自己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非常辛苦。”

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李雪峰说：“每天一个部汇报，书面上都写好，再来讲，主席问得挺细，比如说问的什么分子式，都问，所以哪个部长都很紧张，你得懂好多事情，说不定他要问你啥，或者问你英文字怎么讲。” 调查之后，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些讲话经过整理，便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涉及到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它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书记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的邓力群说：“四月底或者五月初，一天晚上，少奇同志就把陈伯达、有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志找去，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谈。说找你们干什么呢？说毛主席做了调查以后，把他对这个调查的结果、形成的意见给我们常委讲了一遍，讲了十大关系，讲得非常好，听了这个以后，好像豁然开朗。原来对将来，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怎么干，干什么？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想得不清楚，听过毛主席一讲，就好像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视野一下就广阔了。少奇同志非常兴奋，说有了毛主席这十大关系的讲话，八大报告的起草就有个纲了。” 童年，意味着快乐。

1956年，在你的记忆里，孩子们还没有太多的玩具，但是在街上，你花上一分钱，就能从书摊上租来几本小人书。它告诉过你很多有趣的故事。

对北京城里的孩子来说，这个春天里上演的童话剧《马兰花》，给了他们特别多的快乐。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小兰的姑娘，因为她的勤劳感动了马郎，他送给她一朵神奇的马兰花，邪恶的老猫却想方设法要夺走它。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小兰的扮演者罗啸华回忆说：“哎呀，那个剧场全沸腾起来了，都喊，说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就指给马郎，说在那个地方。马郎就说，朋友们，我们追呀。结果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坐在边上的孩子，都跑出来，抓住猫，抓住大兰，他们要帮助马郎，战胜邪恶的恶势力。所以在北京，几乎街头巷尾，你都能听见，孩子们在那儿念，而且有的孩子，有时候你走过了，看见那些小孩在跳猴皮筋，也是在那儿，一边‘马兰花，马兰花’……” 也是在这个春天，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方针。

这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正式提出来的。如何繁荣科学文化，同样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科学研究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欧美的自然科学流派一律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而来自苏联的理论则被视为金科玉律。当时在科学界最大的一个争论发生在遗传学领域。苏联传来的李森科学派完全压倒了西方的摩尔根学派。

91岁的谈家桢教授是当时摩尔根学派的著名学者，他告诉我们，有一阵子，他受到了冲击，甚至在学校里也不能自由地发言和讲课。

遗传学家谈家桢说：“基因理论是三十年代提出的，五十年代，基因是什么物质已经搞清楚了，就是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你想这个时候，国际上面已经这么先进了，而我们国家还去学苏联这种落后的东西，想想我们科学家怎么能不窝心呢，你想想看，是非不讲了，没有讲是非了。”

思想的束缚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连一向活跃的电影界也是公式化概念化盛行。

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孙道临说：“当时就举了几个片子，同样是反映工人的片子，上影也有，长影也有，几个片子搁到一块呢，很多细节都差不多，工人么是很先进，党委书记是支持，厂长反对，然后党委书记跟厂长是老战友，过去在一个棉被窝里睡过觉的，一见面一做工作就包饺子，所以都是套路的东西。”

1956年8月，在青岛，一个让谈家桢教授和他的同行们等待多时的会议开始了。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按照中宣部的建议，遗传学界召开的一次自由争鸣的会议。

谈家桢回忆说：“气氛很好，我酒喝醉了。解放后难得，我不大喝酒的，我酒量很好的。这次酒喝醉了，表示我很兴奋。几年来压抑在心里的话不敢说，能够说出来了么，毛主席撑腰嘛。”

毛泽东也密切关注着文化界的动向。为了进一步推进“双百方针”的实施，1957年2月，他在颐年堂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午休的时候，毛泽东和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张光年谈起了一首引起争论的讽刺诗《草木篇》。

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张光年说：“那时候，有些人把它的毛病看得很严重，我也把它看得比较严重。毛主席提出了这个《草木篇》，他刚看。我说我看这篇作品不大好呵，我说我们《文艺报》准备组织文章来批评它。他就开导我，他说，你也不要全盘否定嘛，他总还有两段写得比较好的，他还举了两段例子，我都忘了，他记得。比如这两段不是写得很好吗？你就先说这两段，你写的还好，然后再说哪些不好，哪些很不好，你再批评它。这样的文章，读者看了心服。” 中南海夏日的舞会经常邀请普通的年轻人。偶尔人们会在这里遇到毛泽东等一些国家领导人。愉悦使人忘记了距离。

1956年6月7日，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132.5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记录。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打破世界记录。

向奥运会进军，中国人曾经在这条道路上留下过太多的失败与耻辱。1952年，当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时，周恩来对出征的运动员们说过这样一番话。

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的荣高棠说：“周总理给我们交代任务，头一天晚上，把我们找了去，就说这一次，知道我们水平不够，但是我们这次去的任务，只要把中国的五星红旗插到奥林匹克运动场地上，就是胜利。”

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1956年，国家体委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运动员，这时，中国竞技体育的水平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人满怀信心，准备参加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但是，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排华势力的阻挠，中国最终没能参加。中国运动员开始踏上一条艰辛的振兴民族精神的道路。

但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1956年的那个秋天，仍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收获季节。经过七年的努力，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站到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政协礼堂开幕。这是北京城里最新的建筑之一。当时，天安门两侧还有很多杂乱的平房，广场看起来远不如今天这么开阔。毛泽东早早来到了会场，今天他将在会上致开幕词。

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李雪峰说：“主席在主席台后面讲，我也在那儿。主席就是讲，他说那个开幕辞，你们看这是谁写的，你们猜一猜看。谁也没猜到，反正人家也不说，猜嘛。主席解释，他说第一次是陈伯达起的稿，我一看不行，我就改了，改了以后，田家英看了，田家英说，不行，尽是标语口号，他说最后这个稿子是田家英改的。”

这时，离上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已经有十一年。在这十一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1026名正式代表外，还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来自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派的代表。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我们现在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足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在毛泽东致开幕辞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做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6日，在邓小平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加强党的群众路线和党内民主集中制度的建设。大会还通过了周恩来做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说：“这次大会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很重要。”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工作的重心，就是说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

李雪峰：“所以，它不但对我们党、而且对我们国家，对新的情况、做法、步骤、目标，都有创新的意思。”

正是以这次大会为标志，新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了新的中央领导人，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63岁），副主席刘少奇（58岁）、周恩来（58岁）、朱德（70岁）、陈云（50岁），总书记邓小平（52岁）。

八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的一个星期，10月6日，北京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展览会让人们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大到自动机床。小到儿童玩具。还有让年轻人爱不释手的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更是令人感到新奇。

刘少奇来了。周恩来来了。陈云和彭真也来了。毛泽东专门为这次展览会题了词。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对开放和交流的渴望。

尽管西方国家当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但从1957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定期举行。那时候，中国人能拿出来的大多是一些农副产品和简单的工业品。但是，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广州交易会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报告基本上否定了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同意这个报告，认为对斯大林的功过应该进行公正的评价。

随后，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处理不当，导致矛盾激化，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干部的逄先知说：“那么这个事件对国内，应当说也发生了一些影响。就国内来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得非常急促，社会生活变化也很深刻，当时人们对这种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太适应，还不大习惯。到56年下半年，有些城市，粮食、肉类还有日用品，就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所以好多地方就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那么对出现的新的情况，我们广大的党员和干部精神准备不足，没这个精神准备。还是企图用老办法，把这些闹事的，把这些提尖锐批评意见的，一概看作是敌我矛盾。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就提出要分清两类矛盾。”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做了分析。毛泽东特意嘱咐秘书，要把稿子发到到会的每个人手里。他想告诉人们一个道理。

逄先知：“毛泽东就提出，要分清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 时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部的龚育之说：“敌我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但是数量是越来越少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而且越来越层出不穷，越来越有很多新的问题。” 逄先知：“因此，在处理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上，要严格区别。解决敌我矛盾，那就是战争的方法，或者说镇压的方法。”

龚育之：“那么现在既然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就多起来了，因此要有一套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看待社会矛盾，来处理社会矛盾。”

逄先知：“那么他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归结为一个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毛泽东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不应该剑拔弩张，它应该是可亲可爱的。

1956年5月，国务院成立了农垦部，由在新疆垦荒中建立功勋的王震上将出任部长。从这时起，更大规模的垦荒队伍来到了辽阔的北大荒。至今，他们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垦荒老战士韩有说：“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

垦荒老战士王维民说：“男的女的都是穿的黄衣服，偶尔看见一个老乡来了，哎呀，你看你看，那是穿蓝衣服的来了，穿蓝衣服的来了。”

韩有：“那个时候，我们也听不到广播，也没收音机，啥也听不见。文艺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听那狼叫挺好玩的，狼叫，这些老家伙都知道，公狼叫不一个动静，母狼叫，大狼、中间狼、小狼叫，都不一样。”

他们整师整团来到这里，仅1956年铁道兵就调来了9个师。从此，在三江平原上，就有了851、852、854这样一些以部队番号命名的特殊地名。告别军旗，他们把军旅生涯当作自己人生最美好的记忆，一直珍藏到今天。

记者采访垦荒老战士穆振江：大爷，这是年轻时候的您吗？ 穆振江：那时候三十来岁吧。

记者：这么英俊哪。这个就是那时候您肩膀上挂的军衔？ 穆振江：少校。

记者：少校。那时候，就这么搁着？当年多精神呵。大爷，您看您在这儿都四十多年了，觉得这辈子后悔吗？

穆振江：不后悔，哪能后悔呢？咱们852农场开发了120万亩地，现在你看建设得多好呵！官兵们最初的家是在草甸子上搭起来的。有了女人，有了孩子，荒原就不再寂寞。当年，王震将军特意把他的妹妹一家调到了852农场。有一年春天，孩子到了出麻疹的时候。

垦荒老战士赵英华说：“那地方的医学也不行呀，药也没有。她那个大儿子到我那儿去，他说，姨妈，你有没有那个香菜呀，我说，香菜，现在哪有呀，那是春天，我说我有干香菜。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妹妹出麻疹。他说干的也行，给她搓一搓，反正也搓了……” 没有女儿的将军一直把外甥女当作自己的孩子。当听说孩子因为得麻疹而死去，生性豪爽的将军掉下了眼泪。

这就是那个拓荒的岁月，欢乐和泪水总是交织在一起。四十多年的甘苦，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富饶。

垦荒老战士说：“一算哪，都是四五十多年了，苦吃了，累受了，困难我们克服了，到现在建设得不错了，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我们都献了。我们再建下去，把北大荒建设得更好，叫我们的子孙，叫我们的同志更快乐、更欢乐、更幸福！”

第六集 柳暗花明

家谱，是一个家族延续的记录。家谱，反映出每个家族是怎样一代一代繁衍壮大的，同时 也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就是中国人口的发展速度。

老张家住在越剧的故乡浙江嵊州，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的街坊。

在一个小弄堂，马寅初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50年代初，马寅初回到久别的故乡，人们空巷而出。他在兴奋的同时，却发现了一个当时的人们还不太注意的问题，故乡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乡亲的人数增加了许多，马寅初感到十分吃惊。

马寅初邻居丁方正回忆说：“他走到大桥头，喊不得了，不得了，人口发展得不得了，膨胀，土地又不增加。他自己虽然生得不多，但他祖孙三代当时就有75个人，他父亲这一房就生了75个。”

马寅初最早从自己的家庭中感到了人口问题的严峻。50年代初，他几乎走遍了浙江省的各个地区。调查的结果是，当时中国人口平均每年净增1200万左右，人口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潜在的压力。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做了关于节制生育的发言。节育措施开始在一些地区推广。在1957年的春天，八大以来形成的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仍在延续。这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是党的八大就已经提出来的一项任务，目的是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和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教育。中央强调说，整风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并防止关门整风。三天后，毛泽东又特意在天安门城楼的大厅里，召集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毛主席讲得又很诚恳又很大度，请大家来，就是拜托大家一件事，就是有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什么呢？请你们，各位老先生，给共产党提意见，帮着共产党整风，上至我毛泽东，下至支部书记，有什么意见，你们就提，想怎么提就怎么提，要讲什么就讲什么，讲到言无不尽为止。” 党内外人士立即响应号召投入整风运动。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很快令人不安，极少数人在言论中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攻击。一时间，鱼龙混杂，党内不少人开始感到忧虑。吴冷西说：“主席说，他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苗头了，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就署了本报，就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评论员，这个署名，准备给《人民日报》发表，但写好以后，搁下来，考虑了一个晚上，他说恐怕不行，再斟酌一下，就没有发表。” 几经考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以此为契机，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反右派斗争。在反右派运动过程中，中共中央也先后制定过一些具体政策，防止过于简单和不适当的斗争方法，但这些政策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反右派运动走向了偏激。正像后来人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对那些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的言论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在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有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不少忠贞的同志，不少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不少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少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长期受到委屈，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马寅初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他的人口理论在后来却遭到了批判，刚刚起步的人口政策搁浅，它所造成的影响几十年后才被人们所认识。

1957年11月，毛泽东生平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时，苏联刚刚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并提出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下，苏联的建设成就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鼓舞。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更有效地集中人力和财力，加速推进经济发展。毛泽东说：“在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受中国人民的委托，来到莫斯科，向我们的苏联兄弟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正是在这次访苏期间，毛泽东对国内的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想法。

当时，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的面貌，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突出任务，是探索一条能够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面对苏联钢铁的军阵，毛泽东的心情不太轻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说：“毛主席在那个地方（苏联）就说，老大哥要超美嘛，赶美国，超过美国，那么我们就来一个赶英吧，赶英，赶上英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毛主席回来，这是个插曲，就跟我来讲，说到底这个英国的生产怎么样。我就赶快找些材料、资料，各方面研究，差不多搞了这么个把月工夫，搞出些材料来，英国的工业的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发展，其中讲到一条，英国现在的钢的产量是2200万吨，毛主席没有讲其他的，就采取了这一条，咱们就来赶英，2000万吨。”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和中央及地方不少领导人急于求成，夸大主观努力的作用，一场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被轻率地发动起来了。

当时赶超英国的主要指标是重工业的象征钢铁的产量。由此，在工业建设领域提出了“以钢为纲”、“钢铁挂帅”的口号。1958年8月定下了当年的钢产量要比上一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而当时的实际生产能力离这个指标有很大的差距。靠什么来完成这个目标呢？

从这一年9月开始，一场全民炼钢的运动在中国各地展开。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成为快速提高钢铁产量的主要方式。到这一年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多万，修建了土高炉100多万座，企业、机关、学校和农村都成了炼钢炼铁的战场。

时任山东泰安县黄花园公社副书记朱允楷说：“当时1958年大办钢铁，原来的黄花园公社调集了5000多人在这里挖矿石，把这矿石挖出来以后，运到那里，造好的炼铁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上至60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都去参战，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当时也得搞，砸锅卖铁也得炼钢铁，当时上级号召是这样，口号就是这口号。” 在当时的纪录片中有这样的记录：“河南省禹县是全国第一个达到日产4000多吨生铁的炼铁先进县，禹县人民创造了许多炼铁经验，也有许多新的炉型。这里介绍一种比较好的炉型，叫做陈岗式土高炉。用水和好以后，就一块一块地糊在柳条圈上，糊的厚度一直到炉体外圈标记为止。这种土炉容易建造，省钱，而且出铁量高。用水力鼓风的0.3到0.4立方公尺的土炉，每天可以生产生铁700公斤到1000公斤。”

河南省禹县文殊乡陈岗村村民连国胜说：“八里宽，十里长，中间有个土炉王。土炉王，在陈岗，南边到薛河，那边到贺庙，贺庙离这儿还十里地。噗嚓嚓，噗嚓嚓，一明一夜两千八。打罐铁，打这么长的罐铁，都拉走了。”

据当时的报道，1958年的钢产量不仅提前完成，而且达到了1108万吨。这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而在1369万吨生铁中，合格的微乎其微。

由于全民炼钢，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对农民来说，大炼钢铁尤其带来了令他们痛心的浪费。

河南省鲁山县张店乡新华村村民张庭文说：“地都没种好，没人了，都办钢铁了，都出来了，整劳力全部出来，尽撇下家里那没用之人，地都种不成，一亩地可以说，打三五百斤就不赖了。”

当所有的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充斥着惊人的钢产量时，1958年9月3日的《天津日报》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

就是这样一台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电视机，开垦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片处女地。1958年3月17日，它诞生在当时的天津无线电厂。和电视机一起值得记录下来的，是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诞生。它是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的前身。1958年9月2日，电视台正式开播。

这时，全国只有20台黑白电视机。尽管它离普通人的生活，还很遥远，但在这片古老的国土上，散发出了令人鼓舞的现代化气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当时研制的小型轿车，今天看上去它更像玩具。中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是1958年5月1日出产的。它的品牌叫“东风”，用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物——龙。当这辆汽车开进中南海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了。最后，毛泽东特意坐上了轿车，在中南海的草坪上转了一圈。

应该说，八大以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一度呈现出良好的势头，1957年成为50年代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在这个基础上，各个行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长江上建造了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大连造船厂建造了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我国还试制成功了第一台每秒钟能运算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试制出了第一台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并建成了第一座原子反应堆。为早日摆脱落后面貌而加快建设速度，是那个时期人们的共识。为了国家的富强，普通的劳动者表现出了空前的激情。1958年的中国，似乎一切都在高速运转着。

当时，为了修建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拆迁任务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第一个设计方案的出台也只用了五天。与人民大会堂同时动工的还有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它们并称为北京的十大建筑。而这些建筑都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的。它们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一道光亮的风景。

在农村，从1957年冬天开始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则引起了自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农村基层组织的又一次变化。

时任河北省徐水县户木乡党委书记郑德恒说：“当时农田水利建设规模很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人海战术，当时一个村两个村三个村，根本搞不了工程，我深有体验，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原来那个小社不适应，工程搞不了，纠纷也多，你这儿想挖渠，他那个村不同意，这个村同意，那个村又不同意，劳力不好调配，工程不好规划，所以一天比一天，规模大了，经过研究，后来变成集体农庄。”

农村中自发并社的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58年3月，中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各地并大社要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要征得绝大多数社员的同意，而且干部也要有能力办好。随后，各地掀起了并大社的热潮。虽然大社已经在各地纷纷出现，而且在体制上基本取代了原来的乡，成为一种新的农村基层组织，但是名字却五花八门，有叫卫星社的，有叫公社的，有叫集体农庄的，叫什么的都有。河南省七里营的人们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费尽心机为大社起的名字，后来影响了中国20多年。

时任河南省新乡地委七里营工作组秘书王玉堂说：“当时我记得是8月3日那天，就集中研究叫什么名字，后来就看了《红旗》杂志，那上边有一篇陈伯达的文章，陈伯达的文章就说什么，农村的经济体制应该包括工农商学兵，一体。后来大家说，工农商学兵是人民的总称，就叫人民公社吧，七嘴八舌，最后就这样定下来了。”

定下名字两天之后，公社的干部们忽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毛泽东就要来七里营视察，而这时人民公社的牌子还没有正式挂出来。

王玉堂说：“因为原来就有一个牌子，然后就在那牌子上糊了一张纸，糊了一张纸，白纸，上面用油漆，请七里营最好的写家，写了“七里营人民公社”，实际上，等于说墨迹未干，牌子就挂出来了，挂出来这天，8月6号，毛主席就到了，到了以后，走在最前面的是，就是耿其昌和胡少华，新乡县委书记。到那个门口，站到门口，毛主席抬头看了看，然后胡少华就念了念，七里营人民公社，毛主席很小的声音，也念了一遍，七里营人民公社。然后，毛主席点点头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毛泽东的这次新乡之行，被记者写成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就此传扬开来。20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2000户左右，全社实行统一核算和分配，并鼓励实行部分供给制，例如公共食堂。这种体制的特征后来被概括为“一大二公”。决议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要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进入高潮。短短三个月后，到1958年11月初，全国74万个合作社并成了2.6万个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民成为公社社员。

吉林省通化县三棵榆树乡三棵榆树村村民刘汉荣回忆起公社成立时的情景时说：“那个场面大了，分好几个会场，用一个会场都装不下，因为咱们这个管辖区域太大，来的人也太多，相当热闹。”

吉林省通化县三棵榆树大队支书李惠恩说：“一进街，那就是鞭炮齐鸣，那个秧歌队那就不是那个秧歌队了，抱小孩的也上去扭。” 刘汉荣说：“举办人民公社，知道怎么回事是不知道，但是都是抱着什么态度呢？往前走一步看一步，都抱这个态度，都是庆祝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这能不热闹吗？大伙儿能不相信吗？”

从50年代到60年代，这首歌到处传唱，歌词大致是这样的：“人民公社是枝花，男女老少都爱他，衣食住行有保障，花开十里香满家，制度优越方向好，人人都把公社夸。公社的青藤连万家，社员都是藤上的花，花儿连着藤，藤儿牵着花，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花越大。”

1958年秋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热潮，进一步助长了本来就很激烈的农业“大跃进”的狂潮。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声中，农业产量在数字上一路攀升，小麦、玉米、棉花等“卫星”接连上天。“浮夸风”越刮越猛。不断攀升的产量使人们误认为，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人们越来越急于改变生产关系。河北省徐水县在上级的启发和帮助下，规划了一个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按劳分配的原则被取消，工资制也不再实行，所有的人都有一份津贴，而日常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甚至理发、洗澡、看电影，一切都由公社包起来，叫做“十六包”。并准备在5年之后，即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时任河北省徐水县计委主任郑德恒说：“究竟什么叫共产主义，不知道，一说要很快进入共产主义了，当时很兴奋，谁不愿意带这个头呀？后来不行，共产主义，没有发多少钱，发不了，发毛巾都发不出来了，发肥皂都发不出来了。”

对徐水的这种做法，毛泽东产生了疑虑，他特意找来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工作。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邓力群说：“汇报中间，毛主席就发现，实行供给制以后，按人口分配，家里人多的就多分，家里人口少的就少分，毛主席一听到这个情况，他就说，这样好吗？一样的贡献，可人口多的就多得，人口少的就少得，会不会对那个劳动者，使他们的积极性就受到伤害，这个问题是毛主席第一个提出来的。”

毛泽东很想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在专列上，召集一些基层领导谈话。这时，一些狂热的做法还在蔓延，有人兴奋地告诉毛泽东，山东范县也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要废除商品和货币。毛泽东严厉地指出，废除商品生产，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际上就是剥夺农民，商品生产不仅不能消灭，还要大力发展。以第一次郑州会议为契机，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

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毛主席就问，渭清，他们都说公社食堂好，你的意见呢？我说我不说，他说你说，我说我不说，他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说。我说，那好嘛，我就说嘛，我说，他们都说食堂好得很，我就说食堂坏得很。他说怎么坏法？我说，第一，现在的劳动者家庭，没有肉吃，没有鱼吃，没有鸡吃，大家多数不喂猪、不养鸡、不养鱼，城里劳动阶级不吃猪肉，我说一个国家不吃猪肉，鸡肉，还成个什么国家啊？”

在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8年秋季之后，在农村搞抽肥补瘦、统一调拨的做法，他把这些做法总结为“一平二调三收款”，是刮“共产风”，说这样做引起了农民的很大恐慌，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把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

这期间的纠“左”，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所谓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但通过几次会议，对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发展势头有了一定的控制。

1959年4月，毛泽东给全国的小队长以上的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他说，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

但是纠“左”的历程并不平坦，“大跃进”的热情很难消退。在1959年4 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虽然各项指标有所下降，但总体上还是个不符合实际、很难实现的计划。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任务是要选举出新的国家领导人，而第一任国家主席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

时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部龚育之说：“1958年年初，通过工作方法60条，发到全党，把这个意图告诉全党，让全党做好思想准备，1958年年底，是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那个决定，那时候，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主席，中共中央接受了，告诉全党。”

这次会议选举刘少奇担任新一届国家主席。朱德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经济工作中，进一步纠“左”仍旧是国家领导人很关注的工作，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久，历史出人意料地转向了。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初衷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开始的时候，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畅所欲言。一些人对前一段的失误，显得十分痛心，要求加大纠“左”力度。彭德怀便是这种想法的代表，他出于在调查中的感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没能接受彭德怀的意见，他将彭德怀的信交付大会讨论。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从纠“左”变成了反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九个月的纠“左”被打断，“大跃进”的失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到1959年的年底，“大跃进”的弊病明显暴露。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催逼贷款，中国进入了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城市粮食供应紧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因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中共中央对工作中的失误再一次进行了思索。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干部逄先知说：“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一个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要调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在会议结束那天，也就是6月18号，毛泽东大清早起来，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写了一篇《十年总结》。他说我们现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他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今后第二个十年，去研究它，去调查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正如小平同志，他在这个闭幕会上，他有一个发言，他说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就是主席写的这篇东西，他说《十年总结》从认识论来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来解决问题，他说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不是个小问题。”

在1961年1月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前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他希望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一结束，他便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去了浙江、湖南和广东。

去浙江的调查组由田家英带领。在这个向来被称做“鱼米之乡”的地方，他们看到的却是饥饿和混乱。

时任浙江省省委秘书长、浙江调查组成员薛驹说：“说实在的，当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这个并不难的，可以说问题成堆了，到处皆是。难的是让群众、干部说真话，实话实说，有许多事情他们就是跟你含含糊糊，不讲真实的情况。”

逄先知说：“有一次，调查这个食堂问题，那晚上开社员大会，当时一听到食堂问题，社员他也不敢批评食堂，也不敢讲不同意见。”

时为浙江嘉善县魏堂公社和合生产队财务大队长张德珍说：“因为当时，这个食堂是社会主义命根，哪敢讲？讲了就怕，要犯错误的。”

逄先知说：“突然一个小伙子，楞头楞脑的，把那个食堂的缺点、问题，一下子讲了一大篇，这一讲，好，就像开了锅一样，农民们一个一个都起来，讲这个食堂的缺点，食堂哪儿哪儿不好。” 时为浙江富阳县县委办公室秘书浙江调查组成员任志言说：“同样这一点粮食，到食堂里就吃不好，到了家里就吃得好。田家英发现这个事情就值得研究。产量上也虚报，不实，当时我查的帐，叫我查帐，他报的产量和帐上的实际产量也是不符的。当时的生产队队型核算也不合理，太大，老百姓的积极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压抑。”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集会议，拟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纠正了生产队规模过大、公社管得过多过死等问题。人们一般叫它《农业六十条》。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农民不仅可以拥有自留地，还可以饲养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在条件许可的地方，还可以饲养

一、两头大牲畜。而这些在前两年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央主要领导都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国家主席刘少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他在长沙县天华村的农民中间住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朱德去了四川。陈云去了江苏青浦。

邓小平和彭真去了北京顺义。

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做了重要修订，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半年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将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决定。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农村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自己养猪；自己种菜；家庭副业；重新支锅做饭，直到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评工记分，按劳取酬，中国农村经济恶化的趋势得以控制。

1961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从整体上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为了保证会议的精神得以正确地传达贯彻，毛泽东接受了建议，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一直扩大到县级。这一算，代表的总数是7018人。7000人的一个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会议代表的伙食是这样安排的，早晨吃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馒头，这在困难时期，已经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了。毛泽东说，这叫“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腊月里，毛泽东填就了他的新词《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敢于正视困难，勇于挺立冰雪寒冬的共产党人，在 1962年1月，如期召开了7000人大会。代表们畅所欲言，下级批评上级，上级反复检讨，共同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会议自始至终洋溢着和谐和民主的气氛。

中共中央对几年来的失误和挫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强调要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发扬党内的民主传统。

刘少奇出于调查中的真实感受，在口头报告中说，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7000人大会整整开了27天。会议为日后全面调整国民经济铺平了道路。它是六年前党的“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特意把他的《卜算子·咏梅》，印发给了全体代表。“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走过冬天，就该是春天了。

第七集 英雄年代

1960年5月，一批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从这里向珠穆朗玛峰发起了冲击。

从北坡登上地球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是本世纪以来人类的一个梦想。自20年代起，来自西方国家的登山队员，曾七次尝试从这里登上珠峰，均告失败，沿途散落的残骸仿佛在述说着梦想的破灭。西方人由此断言，人类不可能从北坡登上珠峰。

公元1960年5月24日凌晨4点20分，新中国的登山健儿们经过顽强拼搏，从北坡一举登顶成功，倾刻间带给整个世界一个意外的惊喜。人类几十年的梦想，终于在中国人的脚下变成了现实。

对这些登山英雄来说，在成功的背后，是一次永生难忘的艰难攀登。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次艰难攀登，仿佛也是一种特别的象征。新中国正是在艰难困苦的跋涉中走进60年代的。

从1959年到1961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必须调整经济。中央在1961年1月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建设成果，充实能够发挥经济效益的生产部门，提高管理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摆脱困境，调整经济，就这样成了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中国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场并不轻松的挑战。

在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正是在60年代前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艰苦创业、英雄辈出的年代。就在中国人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同时，相距万里之遥的松辽平原，已经拉开了一场石油大会战的序幕。

早在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首次喷出了石油，这就意味着大庆油田的发现。这个发现，距离新中国十周年的大庆仅有5天的时间。此时，首都北京正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当中。9月3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盛会。在机场，当他想同毛泽东拥抱时，毛泽东没有回应。这时候，50年代的中苏友好合作，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二年，苏联便撕毁合约，撤走专家，追逼债务。这对于正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使中国人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走出困境。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经济建设就缺少向前发展的润滑剂。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戴着贫油国的帽子。

那时侯，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都背着一个硕大的煤气包.毛泽东无不感慨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1960年的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铁人王进喜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对，就要将我们贫油的帽子甩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个正在讲话的工人名叫王进喜。一个月前，他刚刚带着他的1205功勋钻井队，从嘉峪关外的玉门油田赶来大庆。钻机运到了，没有装卸工具，王进喜便带领工人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硬是把它运到工地上安装起来。打井需要泥浆，配置泥浆需要大量的水，钻井没有水就像人没有血液一样。时为1205钻井队工人戴祝文回忆说：“铁人老队长带领我们，就这样一盆盆的端，有的用水桶挑，用盆子端，还有灭火机壳，端了40方水。在端水之前，开了一个动员会。旁边一个同志说，你看见哪个国家用盆子端水打井，铁人说，就是我们国家，不但用盆子端水，而且尿尿也要打井！”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场面的人，才能体会什么叫艰苦创业。1205钻井队的工人们就是靠这种办法，只用五天多的时间就打完了第一口井，创当时钻井的最高纪录。

1205钻井队打第二口井的时候，意外地发生了井喷，王进喜率先跳进了泥浆池。后来，房东赵大娘带了一小筐鸡旦来井场看望王进喜，见他满身泥浆、双眼通红，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话：“王队长，你真是个铁人啊！”从此，“铁人”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10年过后，被称作铁人的王进喜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47岁。生前他曾经说过：“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为了大庆油田的开发，为了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他真的少活了20年。

在大庆，像铁人一样奋斗不息的工人，何止是一个王进喜。

1960年6月1日，在首战告捷的万人庆功大会上，当时并称为开发大庆“五面红旗”的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披红戴花，骑上了高头大马，为他们牵马的是指挥部的各位领导。

大庆石油会战期间，4万多名职工聚集在油田，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缺少粮食。刚刚到达这里的大庆人不得不靠生产自救，开始垦荒种粮。与此同时，全国人民也在想方设法支援这个地方的建设。

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剑白说：“总理跟我反复谈，国家要想办法多征一点粮食来支援大庆。那时候，我记得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就发动全省人民每人节约一斤粮食，来支援大庆。共同采取办法，自力更生来渡过难关。”

开发大庆，是中央领导人特别关切和深情期待的一件大事。在艰难创业的日子里，他们相继来到了这里。

1961年8月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来到大庆。1962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到大庆。1962年8月22日，叶剑英元帅来到大庆。1963年6月19日，周恩来再次来到大庆。

1964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时来到大庆。在短短几年内，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同一个企业考察，在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他们知道大庆的会战是多么艰苦，也知道大庆油田的开发对新中国的建设有多么重要。大庆的“两论”起家、三老四严和岗位责任制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知道，在调整时期，我们的工业已经不是大干快上的跃进年代。对一个企业来说，也不仅仅是靠苦干就能创造出好成绩的时候了。

在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早来到大庆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时间是1961年7月23日。这个时候，他正在主持起草对经济调整有着重要意义的《工业七十条》。大庆的一些生产经验、管理方法、企业制度和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大庆一个月以后，邓小平带着在各大企业考察的经验总结，来到了庐山。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1961年8月，中央在这里召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粮食、财贸和教育，特别是工业的调整措施。这是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已经到了谷底，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抓紧落实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工业调整除了降低指标以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整顿企业秩序。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人们把它简称为《工业七十条》。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在这里边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实行厂长负责制，总工程师负责制。谁要是毁坏厂长负责制呢，那就是损坏现代企业，这是恩格斯讲的话。小平同志借用这句话，他说，厂里头呢，就是厂长负责制。现在呢我们这还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说也可以，但是呢，车间就不能够叫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负责制，这一条要改。毛主席看了以后呢，讲了有道理，毛主席同意了，这就算是通过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这时候，为了适应调整的需要，许多部门的工作条例草案基本上都制订了出来：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李先念等人主持制定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聂荣臻等人主持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科学14条》；后来经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这些条例草案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订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形成了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路线。时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说：“毛泽东的说法，就是说从大跃进的失败，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得出一个教训，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总路线所需要的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我们已经有了这些具体的工作路线，这就是从1960年年底、1961年的年初以后，各个部门的工作条例。”

在庐山期间，毛泽东对过去的失误和今后的建设，进行了深深的思索。他与身边的卫士讲起了自己的三大心愿：第一是搞调查研究；第二是骑马考察黄河；第三是写一本书。

时任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说：“写一部什么书呢？他说我想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书，当时我都发愣了，愣了，主席说要把我写进去，就是把主席写进去，主席还讲我也把你们写进去。我和主席开玩笑，说你千万别写我，我没什么可写的，他说我把你们统统写进去，也把我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统统写进去。他说我不是个圣人，我不是圣人，我的优点能占70％，我的缺点30％，我也就很满足了。”

在庐山，周恩来也并不轻松。由于许多省市缺少粮食，他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调剂粮食上来。对农村工作来说，节粮度荒，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当务之急。此时的农村，为了防止自然灾害，改变严峻的生存条件，许多地方都在创造着战天斗地的人间奇迹。

开山劈岭的隆隆炮声，把我们带进了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林县。据林县县志记载，这里十年九旱，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人相食的悲惨景象。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但三年困难的事实，使林县人民下定了根治灾荒的决心，从1960年2月起，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引漳入林工程。排险突击队队长任羊成，就是他用自己的危险换取大家的安全，他随时做好了粉身碎骨的准备。

任羊成说：“因为这个山高，排险是很危险的，到工地去排险以后，中午回来不回来，那就很难说了。我早晨就把被子抱着了，指挥长他这样认为我是开小差了。我说我给你说实话，这么荡起来，我要粉身碎骨以后，牺牲了，别人掂开我的被子，搁在棺材里面一放，那不就回老家去了吗。我不是开小差，你放心。”

当时的省委书记刘建勋听了这个故事后，决定同当地的县委书记一起请这位英雄吃顿饱饭，为此，他们准备了几碗面条。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最大的奖励。

任羊成说：“我吃了四碗，他们一个人剩下一碗，给我合到碗里面，叫我吃。通讯员就端了六个黑馍，红薯面，端了六个馍。刘书记说你吃吧，你吃。我就把六个黑馍就又吃了。他说再端几个馍来，后来这个通讯员又去端了八个馍，说有没有了，再端几个，（通讯员）说没有了，八个馍已经把伙房已经全部端来了。又端上几碗汤，就连汤带馍就又吃了。”

像任羊成这样的故事，我们听到很多很多。林县人民正是凭着这种艰苦的创业精神，开凿隧洞211个，修建渡槽151座，终于建成了纵横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就在太行山南麓的林县人劈山开渠的时候，坐落在太行山北麓的大寨人也开始了治坡治窝的工程。在旧社会做了23年长工的陈永贵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说：“我们有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锄头，那么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

大寨人当时治理穷山恶水的举动，并没有被山外人所关注。他们是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口号是战天斗地。

时为大寨大队妇女主任宋立英说：“白天治坡，晚上治窝，我们就提出三不要，不要国家的粮，不要国家的钱，不要国家的物资，后来呢庄稼又扶起来了，咱们又丰收了，我们又提出三不少，卖国家余粮不少，咱们社员的口粮不少，社员收入还不少。”

大寨的一些做法，后来也难免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大寨经验教条化片面化，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它确实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典型。当时，成为典型的不仅仅是山西的大寨，河南的红旗渠，还有河北的沙石峪，山东的下丁家……

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同时，经过初步调整，到1962年初，恶化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仍然十分严峻。这时候，中央对经济调整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7000人大会之后，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经济形势。当时人们把它叫做“西楼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提出，现在我们仍然处在“非常时期”，陈云则系统地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他认为，现在有了各个部门的具体条例，这还不够，还必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综合平衡关系，形成总体的全局性的工作路线。

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邓力群说：“西楼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意见一致了，所以第二天，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三个人，就坐飞机到了武汉，给毛主席汇报，汇报，大概待了一天多吧，第三天回来，就坐飞机回来了。当天晚上，因为我那个时候帮他整理材料啊，做一些具体的文字工作，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同意了，非常地高兴。”

1962年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1962年的调整计划，这个计划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

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说：“第一件措施就是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再一个就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第三就是缩短工业战线；第四就是进一步地从人力、财力、物力上支援农业，因为吃饭是最重要的。当时饿肚子，那真是饿肚子。” 落实这些调整措施，遇到的一个很大难题，是关停并转一大批工业企业，再度精简上千万城镇人口。这很让人下不了手。周恩来在做人们的工作时，动情地说：这不只是伤筋动骨，每一刀砍下去都是血淋淋的，没有办法呀，要实现工农业的平衡，必须这样，否则，国民经济就会被完全压垮。

宋平说：“很快的，一下子减下了2000多万人。那真不容易啊，缓解了国家的困难，体谅国家的困难。那真是没有话讲。”

2000多万人口，从城市回到农村，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做不到的事情。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真好啊！

由于果断地落实了这些调整措施，到1962年底，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市场供应也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开始好转。至此，中央宣布，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

困难在渐渐消退，人民的奉献，英雄的故事，却永远地留了下来，留在了新中国历史抹不去的记忆之中。

今天的兰考已经治住了风沙，可是这里的农民不会忘记他们的好书记焦裕禄。

今天的内蒙古草原依然是那么美丽富饶，可是这里的牧民并没有忘记他们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今天的北京早已告别了那个背粪桶掏厕所的年代，可是这里的市民不会忘记当年走家串户的掏粪工人时传祥。

时传祥妻子崔秀庭说：“旧社会掏粪谁瞧得起啊，旧社会那资本家都瞧不起，上那个六部口啊，是个什么（地方的）一个大资本家（家里）掏粪去，说跟人家要点水喝，找个喂猫的碗给端点水喝，那时旧社会就这么被人瞧不起啊。那时候就光认为是应该干的。”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当上劳动模范，更没有想到会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

时传祥之子时纯利说：“1959年10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主席就握着我父亲的手说，这是老时吧？当时我父亲非常纳闷，我父亲想是不是我是个光头，是个秃头？少奇主席一眼就认出来了。刘少奇主席就握住我父亲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我们都要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工作差异，新中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不是总有叱咤风云的的人生经历，更多的是像时传祥这样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奉献。浇灌和哺育这个家园的，正是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雷锋——人民解放军一名普通战士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上写下了这样的感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1962年8月15日，他因公殉职的时候，年仅22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做了许许多多为人民服务的好事，雷锋成了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名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题词。向雷锋学习，成了新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缩影。

那是一个并不久远的年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战斗英雄麦贤得；人民的好战士欧阳海；硬骨头六连；南京路上好八连。

回首60年代前期的那段时光，你会碰到一个又一个让人感怀、让人激动的英雄人物。英雄辈出，把我们的精神家园妆点得格外好看。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香山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接见了部分演员。他说：“现在挂的都是外国的明星照片，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这次谈话使中国首次确定了赵丹、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孙道临、于洋等“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从此，他们的剧照在全国各大电影院悬挂起来。

1962年5月，新中国第一届电影百花奖在北京颁奖。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祝希娟，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谢晋，最佳男演员奖获得者崔嵬，最佳电影编剧奖获得者夏衍和水华，最佳配角奖获得者陈强，最佳摄影奖获得者吴印咸，最佳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摄影师之一王喜茂（音）等先后领了奖。

60年代前期的调整工作，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给文化和科学领域送来了一阵惬意的春风。让知识分子格外难忘的，是1962年春天的广州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陈毅则更为直率地说：经过12年的考验，特别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们广大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是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如果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眼光了。他提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

时为聂荣臻秘书、广州会议参加者甘子玉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讲话传达以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情空前高涨。当时生活的困难还没过去，但是科技工作者的干劲不可遏制，简直憋不住了，也很感动人，有的人说我现在是脑力劳动者，是自己人了，我们不能再做客人在旁边看了，帽子摘掉了，责任是加重了，所以当时许多科研院所灯火通明，图书馆、资料室、研究室通宵开放，随时你都可以去，因为大家也要去，要干活，所以这些努力带来了1964年和以后的重大国防尖端的任务的突破。”

1964年10月，在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一项代号为596的神秘产品，经过3年的研制，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实施阶段。夜幕下，这个庞大的物体被缓缓地安放在102米的铁塔上。此前，从60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曾多次从太平洋公海上，发射高空无人驾驶侦察飞机企图进入这个地区，但始终没有成功。这个神秘的地区，对美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开始从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逐渐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乃至对周边国家的核讹诈。

1959年美国进行核爆炸试验的实况转播，此时美国已经采取电视转播的方式向公众赤裸裸地进行宣传。同时，以核战争为主题内容的军事演习也时常进行。这是当时的

美国总统在一次演习中撤离白宫转入战时指挥部的镜头。在那个年代，拥有核武器，已成为超级大国欺负讹诈弱小国家的一张王牌。

恰恰在这个时候，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又面临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中断材料供应的打击。

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李觉说：“1959年底啊，苏联人不给了，不给了，宋任穷啊，刘杰他们就到庐山去汇报，周总理就说话，中央研究过，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啊，下决心全面自力更生，由我们国家自己来做实验，两年规划，要做试验啊。人家问你这个产品叫什么代号，叫什么啊？我说就叫五九六吧，是不是啊，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啊，我说这不是很清楚吗，人家1959年6月苏联人来信不给了嘛，我说我们永远记得，自己不搞是不行的。”

60年代初期，美国悍然撕毁了日内瓦条约，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

当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代表中国政府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这样的话，不要以为你们拥有了核武器就小看我们，越南是我们的友好邻邦，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否则，下一步就会欺负到我们中国人的头上。陈毅说：“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要彻底地报销！”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毅元帅的正告决不是妄言。在这位外交部长的身后，有几亿人民，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科技英雄。

当时，一批科学家已经隐姓埋名，进入了戈壁沙漠。王淦昌就是其中的一个。此前，他首先发现了荷电反超子，世界上的科学家同行都以新的目光关注着他的行踪，但他却神秘地消失了。

时任聂荣臻秘书甘子玉说：“王老他去基地的时候，他家里都不知道，名字改了，他叫王京，大概是随便起吧，我想是因为他从北京去吧，叫王京，家里人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我有事，你们也甭问了，我出差，到时候我回来就回来，其他的你就甭管了。这样一种献身的精神呐，交给了我们中国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事业。”

献身的不仅仅是某一个科学家，而是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1964年10月16日，终于迎来了核试验的关键时刻。也就在这天的下午，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正在准备上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些演员已经开始提前来到了这里。下午两点半，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中传来了周恩来的声音：中央批准试验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几个小时之后，防化兵进入当初铁塔耸立的地区，现场测试结果证明爆炸当量约在8万吨TNT水平，这是一次完全合格的核爆炸。19时30分，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消息。消息传到北京，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已经在人民大会堂拉开了序幕。

史诗的参加者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1964年10月16日，发布消息的周总理兴奋得难以自持，因为主席特意关照，要把一桩更大的喜事告诉大家，那就是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在这一天试验成功了。

当夜，新华社发表了《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郑重宣告：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周恩来随后还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提出讨论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这时候，中国周边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令人不安。在南边，越战升级，在北部和西部，苏联开始秘密陈兵，在东南沿海，美蒋集团更是虎视眈眈。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出于国防战备和调整工业布局的考虑，中央领导人决定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和沿边疆的省区为一线；战略大后方的省区为三线，包括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的西南三线，和陕甘宁青等省区的西北三线；介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地区为二线。

1964年8月，祖国一声召唤，大批的国营工厂从一线迁往三线，许多工人、技术人员从城市来到山区。他们告别故乡，告别父母，告别心爱的姑娘，开进了深山密林，开进了戈壁荒滩，投入到三线建设工地。

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开始全面高涨，国民经济也已经全面好转。我们这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的结果。在此期间，我们不但没有借一元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在报告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第一次完整地准确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国防的国家，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到四个现代化。后来，这个提法几度变化，终于逐步完善。周恩来说：“我们要在今后建设工作中，进一步认识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宋平说：“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准确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是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可以说，从此四个现代化就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理想。”

几天以后，毛泽东迎来了他71岁的生日。这天，他破例请了两桌客人，与他同坐一桌的，都是在调整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

第八集 在**中

在公元16世纪的明代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位名叫海瑞的清官，他为民请命、秉公执法，深得老百姓的爱戴，被称为“海青天”。历尽时代的沧桑巨变，今天，我们只能从不多的文字记载和戏剧艺术中去了解和感受这位传奇人物。

公元1960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执笔写成了一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倡讲真话、做实事，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吴晗执笔写就了这部京剧。历史与现实就这样不期而遇地作了一次碰撞。1962年以后，党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进一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到1965年，又错误地把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发展成为要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候，江青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与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至此，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整个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历史与现实不期而遇地又作了一次碰撞。

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整个的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就是从文艺、从意识形态先突破，姚文元开了个头，因为他认为吴晗这个戏就是要提倡搞翻案，提倡搞单干，把海瑞来影射彭老总的冤案，后来主席讲了，这个戏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明朝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66年春天，邓小平率李富春、薄一波等人，悄然来到了地处崇山峻岭中的三线建设工地。此时，三线建设已经全面铺开。搞好经济建设，调整工业布局始终是他心目中最关注的问题。吴冷西说：“1966年3月，中央常委在杭州开会，少奇同志去了，总理去了。本来主席要小平同志去，小平同志在三线，深山密林里面，交通不便，他没去。到了杭州以后啊，主席在那里开会，开小会，主席说，要再打电报，要催小平同志来。但第二天，小平同志还是回电报，一下子出不来，要走好几天才到飞机场，还是没来。不知道小平同志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点预感了。”

离开了三线，邓小平一行又来到了延安。这是他最后一次圣地重游。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共产党人正是在这里倡导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十年过去了，眼前的这片黄土高原看起来变化不大。

经历过那场风雨的人们也许至今还记得，那年初夏的北京闷热多雨，一反往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会后确定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人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错误地提出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形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平静的未名湖再也不平静了。5月25日，北京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作者是该校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

时任北大“文革”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说：“这张大字报一出来，在北大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思想混乱，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当晚，周总理派李雪峰到北大召开了干部会，批评了聂元梓的做法，而且传达总理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不能贴到外边。”

始建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一所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仅藏书就有几百万册。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中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派出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大。此前，中央书记处还对北大的社教运动做过专门的结论。

张承先说：“中央书记处对北大的运动专门开了一次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对北大社教运动提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点呢，是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第二点呢，陆平，北大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第三点呢，运动有成绩，但是有问题，主要是没跟北大党的领导结合，把北大当成一个烂掉了、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有问题。”

然而，运动的发展这时已经很难控制了，江青、陈伯达、康生更加起劲地煽风点火。一位经历过这种场面的红卫兵是这样回忆的。苏燕燕（时为首师院附中红卫兵）说：“我记得最早一次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学校喇叭里就开始广播了，就说学生都到操场去集合，就到操场去了，然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领袖就开始进行讲演，就开始讲我们要闹革命的意义，那么这样的话，最早一批红卫兵完全是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其实是被利用的一批，一煽就起来，因为那时候文革刚初期的时候，还没有分出两个明确的战线，因为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也不了解。”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做法。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提出，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次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的排位由第二降到了第八，他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被提及，林彪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一场大**开始了。一批批红卫兵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锋芒所及，一批批文物古迹被毁，一处处人文景观遭到破坏。付之一炬的是被称为封资修的琴棋书画，接受批斗的是被称为牛鬼蛇神的各色人等。在南方的一所艺术院校里，批斗的对象竟然是教学的道具，这些石膏像统统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在北京，有的大街被改成了反修路，有的医院也成了反帝医院。穿军装，扎腰带，戴袖箍，挂像章，天安门前留张影，成了那个时代最时髦不过的事情。风就这样刮起来了。

这是1966年8月18日，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拍下的镜头。这天，毛泽东身穿军装首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1500名各地师生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等人一起检阅了游行的队伍。

苏燕燕指着当时的照片对记者说：“这是我，这是王艳丽，这后面都是我们师院附中的同学，这后面都是。你看看当时这个场景你就知道，当时是什么样子。当时根本你就听不见其他人说话，都是一片欢呼声。”

王艳丽（时为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说：“而且看不到别的人，我这个旁边是林彪，刚开始我就根本没有看见他，我觉得有个人挤我，我就想往毛主席身边挤，我就挤他，我再一挤，我一看是林彪，我赶快给他让了个地方。只看见毛主席和林彪，其他任何人都没看见。” 苏燕燕说：“我都记不清了，只是疯狂地在那儿喊，毛主席万岁，激动的就不行啊，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崇拜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觉得好像毛主席只要和那个坏蛋聊聊天，这坏蛋就能变成好人，把主席真是当成神仙一样崇拜了。”

其实，那天走上天安门城楼之前，毛泽东并没有穿军装，在走过金水桥的时候，看到热情的红卫兵，他便不顾一切地推开了身边的警卫，坚持走上前去和他们握手。后来，工作人员给他找到了一套军装。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匆忙穿上的军装对身材魁梧的毛泽东来说并不十分合身。

一座靠近中南海西侧不远的住宅，1959年搬进了一位神秘的主人，性格有些怪癖。根据他的意思，房子进行了改造，窗子也被封死了，因为他怕光也怕风。只有办公室里的这个地球仪传达出主人的一些职业习惯。他就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时，总是这样一种姿势。

“8.18”之后，由红卫兵兴起的大串联运动迅速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不仅造成交通堵塞，而且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大批的老干部被揪斗，全国因此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就有要乱和怕乱的矛盾，一方惟恐天下不乱，另一方就要力求保持国家的稳定，江青一伙压制不同意见，经常发生争吵。在一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反映军队院校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话还没有说完，坐在旁边的戚本禹就粗暴地打断他，拍着桌子骂他，说你胡说八道，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反而指着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怎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结果，刘志坚、陶铸、王任重和谢镗忠、尹达，我们几个成员都被打倒或受迫害。”

面对着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与林彪、江青一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每一个人都流露出困惑和不解。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他认真审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并要求周恩来也做一个发言，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抓生产的必要性。此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近百万焦急等待的红卫兵。毛泽东走出来时，神色有些严峻。后来，人们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反映。林彪说：“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这时候，周恩来讲话了。广场上一片寂静。周恩来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们生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试验中去。” 为了控制运动初期的混乱局面，落实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先后起草了两个通知，要求暂停串连，保障交通，稳定生产，努力完成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这两个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后，对缓解因大串连造成的交通混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时在那样一种局面下，要实现抓革命、促生产谈何容易。

时任国务院生产组成员谷牧说：“林彪上台以后，地方工作我看他没管过什么，他就是对付我这个以生产压革命整了我三个半天，就是那么训，那时侯我的口号就是白天生产、晚上闹革命，业余闹革命，以至于以后批判我的一条就是这个。我一直就讲，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像文教部门、像学校、像艺术团体那样的停产闹革命，学校停几天课还可以再补上，我说全国的（这么多地方），那时侯，我有个专门的报告，工交系统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没有煤炭，那个铁路火车也跑不了，火车不能把东西送来，上海这些大城市，它拿什么来生产，它生产的东西往那里运？！”

1966年11月10日，上海西郊安亭车站，一下子涌来了2000多名上京闹事的造反派，使沪宁线中断了30多个小时。安亭车站党支部书记史卫国说：“这里还留有当时刻下的字，是这么写的：最最强烈抗议上海市委重重阻挠我们上京革命行动。”

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说：“当时呢，王洪文还是在幕后操作的。安亭这个车站不通之后，后续的火车进不了车站，就向下一直捱，一直停到南京。”

11月29号，由聂元梓、王洪文他们这一帮人策划的，冲击了《解放日报》。当时这个上面居民人家都是很大的高音喇叭，对着这个《解放日报》。

时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马达说：“他们那时侯的借口，就是用他们造反派的报纸来代替《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但是我们不同意，因此，造反派就占据了《解放日报》，占据了八天九夜，使得报纸在九天之内都不能和广大读者见面。”

在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康平路。1966年12月28日到31日，张春桥、王洪文又挑动群众在这里制造了一次大规模的武斗，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有组织的恶性武斗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在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震惊了全国。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1966年9月3日，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夫妇因不堪造反派的连日批斗，在家里自杀身亡。这位曾经在家书中反复教育子女如何做人的知识分子，不知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告别人世的。也许只有这默默无语的小洋楼，还有这株在风雨中摇曳的棕榈树，忠实地记录着当时的情景。

在傅雷夫妇居住的上海江苏路一带，当年的户籍警告诉我们。左安民（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愚园村派出所户籍警）说：“我当时的那个户口段一共有六百多户，我那个户口段，就是从其上村愚园路1032弄，一直到江苏路285弄，这个地方整个一块都是我管的。这里头有600多户，抄家的近400户人家。因为我这个地方是洋房区，知识分子多，资本家多，还有那过去的海外的有敌对关系的多，所以抄家的也比较多。”

在遭受了最初的抄家和批斗之后，一些人被关进了“牛棚”，大批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在北京，季羡林就曾在牛棚里蹲了8个月的时间。30年后，他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牛棚杂忆》。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说：“8个月以后，把我放出来以后，我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不会买。一进门叫什么呢？叫那个售货员叫同志，她也知道你是黑帮，上去就是两个耳光，我怎么跟你是同志。你又不能叫小姐，叫小姐是太封建主义。所以进去以后见了售货员不知道说什么，东西都不会买了，一个人完全变了。”

时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学员叶尚志说：“我一共住“牛棚”住了十年零四个月，那么在这个时候搞什么呢？就搞劳动，就搞批判，批判我们自己，别人批判我们，走资派还要在走，那么所谓学习，学习他们那一套，还有搞交代。” 即使是在那样的逆境中，诗人郭小川在五七干校还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1966年在一片混乱中过去了，转过年来的形势更加严峻。

年初，上海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煽动下，夺取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夺权之风。此后不久，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地相继夺权。在北京，竟发生了围攻中南海、揪斗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恶性事件。全国陷入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荡之中。

面对越来越混乱的形势，早在1967年1月至2月，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就分别在京西宾馆和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碰头会，周恩来、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二月抗争，后来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二月逆流”。

时任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有一天开会的时候，叶帅就指着陈伯达讲，说我这个人，一不看书，二也不读报，我也不懂得巴黎公社的原则是什么，你是我们的理论家了，你来讲一讲巴黎公社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你们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上海叫人民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体制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你们考虑到没有？”

时为出席中央碰头会成员谷牧说：“碰头会这一天，谭震林，我们都叫他谭老板，（他）说提个问题，他看到张春桥他们进来了，他说我要问你们个问题，为什么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可以到北京来休息几天，中央都有这个安排，就是上海的陈丕显不能来，什么道理。张春桥那也是，他说，什么道理，群众不让他来嘛。谭震林火了，你们动不动就是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了。也拍桌子了，那闹的那是到了非摊牌不可了。” 这年的二三月间，经过毛泽东的批准，中央接连下发了给农村人民公社和全国厂矿企业的指示信，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并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毛泽东还批转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要求迅速恢复国防科研和生产工作。

1967年6月17日，从西北某机场起飞的这架轰5型飞机，飞临了罗布泊上空，机上装载着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氢弹。为了保证这次试验的成功，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氢弹爆炸成功。这次试验是那个年代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

时任二机部军管会科研生产组副组长李觉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啊，那可是够紧张，那个时候研究搞什么东西，按照造反派的搞法，那坏事了。到后来他们要搞串连啊，点火啊，搞这搞那，抓走资派啊，抓反革命啊，抓叛徒啊，就是搞这些东西，那不给你抓乱了。这个时候，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都很关心这个事，就指示，你们这个核工业系统，你们这个工业线上不能搞串连，啊，不能在那里闹，你们不能上街，抓住一个科学家到外头上街游行，挂上牌子，那不行，你们不能上街。为这个事，宋任穷同志还批评，他们发现朱光亚在街上在路边等车，就批评，说这不行，万一出了事。所以那个时候组织上对（科学家的）安全问题非常严格，保护这些科学家。从政治上保护，从生活上关心。这些科学家都有警卫，车子来回地接那都要安全啊。万一这个事搞不好，人家知道你是干这个事的，路上搞个坏人用汽车把你撞死怎么办，那就不好办了。”

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元帅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搞原子弹用的是裂变理论，搞氢弹用的是聚变理论。今天的成功，靠的正是大家聚合在一起的力量。这是元帅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到基地。就在氢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开始进入最紧张的施工阶段。

时任铁道部大桥局二处团委书记陈贞吉说：“造反派提出来，踢开党委闹革命，那生产指挥

第三篇：看纪录片《新中国》读后感

看纪录片《新中国》读后感

学号：2012200562

2013年1月8号写

通过对《新中国》这部纪录片的观看，让我再次了解到建国以来我国的发展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基本确立，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的这次会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发展模式的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现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的产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观看《新中国》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变化，给了我许多启迪，我们国家在解放初期，遇到了与苏联当时类似的状况。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对我国实行集体经济封锁，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正是这个环境，才迫使毛泽东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苏联模式成为我们当时效仿和参考的唯一标本。从苏联支援我国建成的156个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厂，到我国向苏联派遣多批次的留学生，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建立了一批重要的基础工业，基本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计划经济保证了当时我国的生存和发展，并为以后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在6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和国外的环境发生变化，划经济在这样的环境下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制约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经济的缺点是信息难以完整收集；计划难以科学制订；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压抑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才及时提出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并由此涉及到了我国社会的深层次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他的优越性在于它克服了计划经济的优点，同时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优点，计划经济不能解决的问题靠市场经济 来解决，而市场经济不能解决的问题又需要计划经济解决。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我们既可以解决计划经济不能解决的市场问题，又能解决市场经济不能解决的计划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共同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和形成开放型经济为标志，我国的社会经济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存在物资短缺问题，生产资料靠计划分配，生活消费品市场化程度很低。如今商品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机制也已基本形成。在人民生活方面，改革开放前，我们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为生活向往，如今人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变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方式已经实现，彩电、洗衣机、冰箱在平常百姓家基本普及，电脑、摄像机、家用汽车等现代化工具已进入较富裕家庭。……这些变化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们的不懈努力，2001年，我国顺利加WTO，实现了由封闭 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同时也证实了我国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许多国家至今仍没有摆脱 这次金融危机，然而，然而我国正是利用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手段，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很快跳出了金融危机的漩涡，成为世界经济复苏最强劲的引擎。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30年的变化发展，让我们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第四篇：纪录片观后感

纪录片《信仰-我们的故事》观后感

4月5日晚，公司党群组织全体党员观看纪录片《信仰-我们的故事》，它诠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取得信仰的胜利。

这部纪录片让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1920年，《共产党宣言》创造了共产党信仰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正是以《共产党宣言》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停的追寻，坚守自己的信仰，发挥了他永恒的魅力。

九十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图。开天辟地慨而慷。《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宣言》引导彭湃从一个富家子弟走向革命之路，从他烧田契开始，已经开始绽放出信仰之光。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有了信仰，还要坚守，正是有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守自己的信仰，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聆听着片中的入党誓词，再次心潮澎湃，历经各种时期，党的誓词也在不断修改，但毛泽东主席添加的“永不叛党”一句从未更改。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方志敏曾写过：死，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道：中国一定有个可爱的光明的前途。正是由于像他这样对信仰的坚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现在已经出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像陈公博、张国焘等人，他们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而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达了对信仰的忠诚，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刘胡兰的“怕死不是共产党员”，无不是对信仰的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从苏维埃到民族解放，从新中国到五星红旗，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下，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坚定党的信仰推动跨越发展。我们要坚定正确信仰、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作为党课的主要内容，抵御不良习气、始终保持先进。

第五篇：纪录片观后感

纪录片简史

西方纪录片美学

结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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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州的孩子》评析

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

《颍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拍摄于2004年2月，耗时一年多，片长39分钟，是一部讲述中国安徽阜阳颍州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及儿童的真实生存状态的纪录片，也展现了中国大约七万名艾滋孤儿命运。影片于2006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纪录电影节获得全球公共卫生类最佳纪录片奖，2007年2月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杨紫烨——只对生命负责的女导演

《颍州的孩子》导演杨紫烨，华人电影工作者出生在香港，1977年移民美国，先后取得绘画和电影制作硕士学位。身为剪辑师和制片人，杨紫烨涉猎了反映中国社会的广泛主题，和不少知名的美国华裔电影工作者如王颖、陈冲等有过合作，如在1997年陈冲导演的《天浴》中担任剪辑师和副制片，在陈冲导演的另一部在好莱坞拍摄的电影《纽约之秋》中担任剪辑师。

她首部执导的纪录片是1997年拍摄的以香港主权移交为主题的长篇作品《风雨故园》，反映的是一九九七香港回归前后香港年青人的心态。2001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一二》，真实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新一代年青人的心态以及中国城乡地区家庭面貌的差异，在2005年5月首度于全美公共电视台公映，之后还应邀参加香港和欧洲等地多项影展并深受好评。这两部片子已被美国多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定为教科书和亚裔研究教材。

2007年，杨紫烨以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成为历史上第九位获得奥斯卡奖项的华人。在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上获奖的姚明与魔术师约翰逊拍摄的艾滋病防治电视宣传片《姚明、约翰逊公益广告》及纪录短片，也是由杨紫烨导演，该片在国内获得全国艾滋病防治优秀影视作品奖。在央视及各地方台播出的《彭丽媛携手抗击艾滋 关爱儿童公益广告》也由杨紫烨导演。

接受《公益时报》采访时，杨紫烨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生命。她这样介绍自己：“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命。抗艾、环保都是如此。我希望充满生命力、蓬勃地去工作，电影就是我的生命。如果别人问起杨紫烨是谁？我不用讲太多，就把我的电影拿出来。” 她将电影视为生命，同时又将电影赋予生命的厚重感。作为女性导演，她的电影中却有一种利落的、干净的节制力量，赋予电影一种冷静的基调。杨紫烨对纪录片有自己的理解：“记录变成很容易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记录，关键是你的主题是什么，可以是城市的历史，或者是个人的经历，有好的主题就可能拍出好的纪录片”，通过拍摄艾滋病纪录片及公益广告，这位女导演找到了自己的主题：对人的关怀，大爱，人和人性。她用实际的行动表明着自己对人文主题的热衷和对自己的同胞持续不变的关注和关怀。

2002年，杨紫烨无意中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中国艾滋孤儿的报道，是这部电影诞生的最初契机。但最初的行动直至2004年才有了转机，中国卫生部与美国NBA一起合作拍摄艾滋病公益广告，杨紫烨被邀请执导，就是姚明和约翰逊参演的公益广告，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影响很大，也成为她拍摄《颍州的孩子》的润滑剂。由此她得到了斯达基金会和赠与亚洲基金会资助，并回到中国，杨紫烨与汤列伦成立了“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项目（The China AIDS Media Project）, 开始策划和制作一系列与预防艾滋病相关的公益广告和纪录片。汤列伦是美国资深电影制作人，也在后来《颍州的孩子》中担任监制。这个的团队耗时一年半，深入安徽阜阳市颍州区跟踪拍摄多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素材共有60多个小时，对当地的艾滋孤儿的生活做了详实的深入记录。

在拍摄中团队也遇到了重重困难，一方面这样的片子用镜头直面残酷的现实，需要强大的道德担当和承受巨大的压力及痛苦，另一方面杨紫烨刚回国内对很多情况和人际关系都不了解，必然会碰很多壁。庆幸的是，杨紫烨通过哈佛人类学博士、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认识了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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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救助协会会长张颖，这位女商人长期救助艾滋孤儿，也帮助杨紫烨和拍摄组得到了孤儿和他们亲属的信任，这也是影片得以顺利拍摄的有利条件。内容分析——当一个孩子变得沉默的时候

片中讲述的是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小男孩高俊、女孩楠楠和黄家三姐妹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影片的开始用了一系列画面引入，人的无辜、无奈、恐惧的眼神、破旧凌乱的房屋，立刻让人的心情异常沉重。

故事情节穿插进行，首先出现在画面上的是４岁孤儿高峻，他的父母都因艾滋病去世，病毒也已经使他全身长满了疮，小男孩本该与同伴无忧无虑地玩耍的，但他却因为受到歧视只能把家里的猪当作玩伴，整个过程里小孩都沉默不语，眼神里透着恐惧和陌生，看到这儿我心里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说。后来因为高俊的叔叔不愿收养和奶奶过世，在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的帮助下他被另一个艾滋家庭收养，在三个月后的拍摄中可以看到小男孩的脸上终于有了本该拥有的天真的笑和童年应有的快乐，其中有一个画面是高俊和他的养父在油菜地的场景，在这里可以看到亲情的温馨、孩子的童真，终于听到了高俊天真无邪的声音，分明就是正常家庭里的温暖欢乐，这是我看影片中唯一的一次不由得面对画面微笑了。但是由于病情恶化，高俊最后又被送到一个新的家，瘦小孤单的背影消失在小路上，让人心酸。

小女孩楠楠则因为感染艾滋病而形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父母去世后与姐姐相依为命，受到亲人的冷淡和周围人的歧视，以至于姐姐结婚都不敢讲明楠楠的病情，也许她们一辈子都得小心翼翼地隐瞒下去了。幸运的是楠楠的叔叔最终把她接过来一起住了，楠楠也慢慢开朗起来，同时她受到美国一位老人的资助，而另外还有千千万万像楠楠这样的孩子不能受到医药治疗。

黄家三姐妹的父亲因艾滋病刚刚去世，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残破的家庭，黑黑的屋子里，孩子们嘤嘤地哭泣，他们还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中，又受到同龄孩子和村民的众多非议、排挤和歧视，镜头中的弟弟哭诉着自己受到的歧视和委屈，这么小的孩子就不得不承受丧失亲人的痛苦和周围充斥的压力。令人欣慰的是孩子们在阜爱协会的大家庭里都露出了笑容，最感动我的是那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稚嫩的声音里有着对未来的期盼和生命的坚强。

影片展示的歧视、恐惧、贫穷、冷漠、无奈的一幕幕场景都令人心痛，我看到了一群艾滋病幼童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印象最深的是由于周围人的歧视和偏见而变得沉默，孩子的本性应该是活泼可爱的，而在他们的身上却感觉到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内心的孤独，他们是多么的无辜！当一个孩子变得沉默的时候，需要做的是去呵护、理解、照顾他们。艺术特色——刚刚好的打动

影片的叙述结构经过了精心编排，三个故事穿插讲述，板块式的叙事策略，将镜头深入三个不同的家庭，力图在三个不同孩子身上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视角，并不是对事实的简单罗列，可以说是纪录片运用了剧情片的表达方式，与其说是艺术的虚构，不如说是一种逼近生活实质的体现，一种对主题的把握，导演将视听集中于展现孩子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以唤起更多人对这个群体的关爱。

影片的主题很明显，以小见大，博爱和人道主义贯穿其中，这在全世界各种文明中都是主流价值观，也是能够感动和影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的原因。电影是视听艺术、纪实与抒情的综合，导演用镜头来密切配合主题的表达，多次使用到平拍的角度，力图使被拍者与观众处在平等的视线，目的在于把他们作为正常人看待。此外还多次使用到了特写，拉近了观众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真实再现生活中的情景。近景和远景运用适当，配合了影片的基调和抒情效果。而音乐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也在塑造内心世界、烘托气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中能够体会到影片想要表达的主题。

影片的前后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沉默无语到歌唱、笑容可以看出孩子们处境的变化，同时也在表明孩子们需要人们的关怀、帮助，需要社会更多人的关注。

片长只有39分钟，却足以给人以巨大震撼。“制片人认为３９分钟更有力度。如果故事太长，震撼力就没这么大。”杨紫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时也说道：“我们拿去国外，对他们的观众而言，很多东西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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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给他刚刚好的打动就可以。”影片最动人之处非常有控制，但却恰恰给人了最大的触动，如在影片的最后，从背面的拍摄角度讲述了小男孩高俊被送往另一个新的家，整个片子以瘦小孤单的身影结束，画面情绪马上被调动起来。

总体评价——对每一个生命最原始的尊重

《颍州的孩子》讲述的是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话题，是“反映有关人性的好故事”。在第70届奥斯卡中另一部入围华语片是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投资３．６亿元人民币的影片获得了“最佳服装设计奖”提名，时长３９分钟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成本约４．５万美元。如果电脑特技公司的“优惠价”再打五折，这笔钱还是不够完成《黄金甲》一个６秒钟的特技镜头。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想应该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的关怀，是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活动不变的主题，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片往往比那些虚无的故事更有感染力，这个全球瞩目的奖项也让艾滋孤儿的命运受到强烈关注。

这部影片对那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时隔一年后的奥运会期间，导演杨紫烨在鸟巢见到了影片中的小男孩高俊，“我看到他在笑，就感到特别的开心。朋友带他去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也在笑，我当时就哭了。他的生命这么强韧，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我感觉他就像是一个小英雄。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同时也是对我拍这个片子的精神回报。”而黄家三姐妹的生活也明显不再是昏暗的色调，大姐已经上中专，二姐和弟弟都在上初中，比起谈从前的日子，弟弟更愿意从抽屉里翻出相册，让记者欣赏他和总理温家宝、演员蒋雯丽的合影。而小女孩楠楠再也不沉默寡言，许多人专程来看望她，在她的睡房里，漏风的墙壁上贴着姚明、濮存昕等公益名人的照片，悬挂着山东白血病人送她的千纸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接见了她和其他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还在她的笔记本上赠语：“坚强、努力、奋斗、向上。”

可以看到影片的拍摄给小主人公们带去了温暖和关怀，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影片的宗旨绝不仅仅是这些，它在于唤起社会更多人对那些艾滋孩子的关注，因为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艾滋孩子需要帮助和关爱，还有很重要的是要消除特别是农村里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和偏见，这样他们才能正常生活，拥有生活的信心。但对艾滋病的防治和重视并不是用一部片子就能解决的，而需要一个过程，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媒体《世界日报》这样写道：“如果说，股市的一天暴跌，北京可以用庞大的资金来入市托股，第二天就可以全盘翻红，继续营造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盛况，那么，艾滋病的防治，就绝对需要漫长的奋斗过程，才能出现成效”。

对于艾滋病的认识我以前并没有太多的了解，看完这部影片通过查资料知道了一些有关的常识，艾滋病患者本身已经受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病痛折磨，又怎能经得起人情冷漠、歧视和偏见？无论是出于对生命最原始的尊重，抑或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我们都需要尊重他们、关爱他们、帮助他们。影片不仅唤起了我对艾滋孩子的同情，更给我了一种生命的启示、一种对生命的敬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