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三年级时事评论系列材料五
全国假日办被撤销,看点在哪?
据报道,运行14年后,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于15日正式撤销,其全部职能并入新设机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之中。由此,相当于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即公众熟悉的“全国假日办”也随之撤销。
从2010年为中秋国庆连休而安排的“最折腾假期”,到穿插于多个假日节点的“挤掉双休日、拼凑小长假”,再到2014年放假安排中除夕不放假引来的一片吐槽„„近年来,“全国假日办”屡次陷入舆论风潮中,或被调侃,或被揶揄,或被口诛笔伐。如今,当“假日办”被撤销的消息传来,网上一片“普大喜奔”之声,很多网友感叹“这个机构终于被撤销了”。
但说实在的,网友并非对“假日办”这个机构本身有意见,主要是因为其所安排设计的诸多休假方案有违众愿。起始于1999年的“黄金周”休假方式,本意是为了振兴假日经济、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满足休闲需要。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休闲生活、旅游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数人肯定不赞同挤掉双休日去拼凑“黄金周”、“小长假”。然而,“假日办”在这个过程中,却和“黄金周”一样,无法跟上时代变迁的节奏,除了闭门造车推出种种不让人满意的休假方案,对公众建议和舆论风向要么不闻不问,要么把所谓的征求民意弄成了幌子,公众对其有意见也就不难理解。
其实,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假日办”身上多少有些冤。一方面,从原有的协调会议组成人员和单位看,作为召集人的国家旅游局,与成员单位相比大多同级甚至不如对方,能否真正协调好工作要打个问号;另一方面,在关于休假安排上,其并没有最终的拍板决定权,顶多只是居间协调,向上级部门建言献策。两相叠加,很多问题自然是其无法解决也无力解决的。如今,新组建的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由副总理汪洋挂帅,不论是召集人,还是成员单位负责人,该联席会议均提格、扩容。不会再出现“官衔小的指挥官衔大的”现象,也有利于所有单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再出现推诿扯皮的问题。
在“黄金周”走过15年后,一窝蜂似的“拥堵式休假”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而由其所引发的人流过于集中、交通拥堵、景区不堪重负等连锁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公众“不能承受之重”。带薪休假条例虽然已颁布多年,但对不少人来说仍是“镜中花水中月”,至今仍未能完全落到实处。同时,旅游产业过度依赖“门票经济”的单一发展模式,公众对多元休假方式的新期盼,传统节日如何能优化休假安排„„在“假日办”撤销后,新成立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能否顺利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是此轮变革真正的看点。
“军训”成风暴眼革新势在必行
军训本身没有原罪,那些个性张扬的90后更没有错,各种批评也并非无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军训的内容、方法、模式要不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节奏。
当“罚学生男上女下做俯卧撑”的微博在网上热传时,近来屡受热议的军训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据媒体报道,“有图有真相”的“俯卧撑事件”源自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该校学生处处长表示,相关教官已作出道歉,校领导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
近来,各地军训**不断,有教官与学生发生暴力冲突的、有学生纷纷病倒累瘫的、有军训裤子哗啦啦开裆的„„“军训”这个标签似乎已形成了龙卷风,急速旋转的风暴眼将各类话题裹挟进来,横扫舆论场。这次“俯卧撑”事件,据了解并非体罚,而是不乏戏谑成分,但贴上“军训”的标签后,“不雅”图片就瞬间引爆舆论。
同样的“军训”,在此前的数十年并未成为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公共话题,何以在当下突然“火”了?站军姿、踢正步、打军体拳这“老三样”,多少年都安稳无事,为何仿佛一夜之间就被冷嘲热讽?
分析原因,可能是遇到了两个大的变量:一个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发达,这令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能在瞬间“蚂蚁变大象”;另一个是个性十足、独立自我的90后成为军训主体,陈旧无趣、简单粗暴的“老三样”军训天然不合他们的胃口。都说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翻天覆地的30多年,日新月异、与时俱进是时代的鲜明特色。但当“老三样”成了军训一成不变的“形象代言”,当刻板僵硬的军训与90后新生们的貌合神离日趋凸显,军训被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是迟早的事。
其实,军训本身没有原罪,那些个性张扬的90后更没有错,各种批评也并非无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军训的内容、方法、模式要不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节奏。
军训的目的无非是培养青年的国防意识、忧患意识,健全其体魄、强韧其意志,最终促进其人格体格的健康发展。为此,“军训”就必须与时俱进、贴近现实,把军训内容与学生短板结合起来。当前学校教育的短板是什么?比如,火灾、地震的逃生救助、恐怖袭击的安全避险,现代国防、军事的前沿科技,各种困境中的防护和生存技能,等等,这些,不仅可以成为军训内容,还能在趣味性、新鲜性方面契合90后的特点,让军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大学和高中、东部和西部、大城市和小县城,都应根据当地实际和学生特点,根据需求量身定制不同的军训内容,包括教官队伍的专业化培养等。
“大锅饭”式的军训,也需要与时俱进,甚至用市场化改革为其注入新鲜血液,路才可能越走越宽。
人人有话筒的时代,“当代鲁迅”就是笑话
今天是鲁迅先生诞辰133周年纪念日。
鲁迅肯定想不到,自己这个笔名,在他身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他采过覆盆子的百草园,刻过“早”字的三味书屋,现在是一过节就被挤爆的旅游景点;他笔下一碗酒卖七文钱的咸亨酒店,已是全国连锁的“中国餐饮名店”。就算是不熟悉鲁迅文章的中国人,都会说上几句“世上本没有路”,或者“时间就像海绵”。
鲁迅也绝对想不到,自己这个笔名现在有多高的含金量,以至于知识分子们都拿它当一顶高帽戴。任何勇于批判现实,或者指望别人勇于批判现实的人,都乐意或自诩,或追捧别人是“当代鲁迅”。
很遗憾,现在来看,早几年那些“当代鲁迅”,要么还当着文青,要么做了“国民岳父”,没人再提鲁迅这回事了,这在今天看来像一个笑话。很显然,做鲁迅也是很要有点资格的。
最近热映的电影《黄金时代》里,鲁迅这个角色的宣传语是“想骂谁,就骂谁”。真的是谁敢想敢骂,还骂得好玩,谁就是鲁迅了吗?鲁迅自己说过,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如果中国人思想不觉悟,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鲁迅思想的精髓不是批判,是唤醒。鲁迅的根本着眼点,不在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在对国民心理的反思。他在用自己的笔,点醒昏睡沉沦的国民,重塑健康强大的灵魂。他想从思想上和文化上,为这个老迈而麻木的民族找一味药。这样的深刻和高度,谁有把握说自己达到?
鲁迅伫立的那个时代,是文化精英的黄金时代。人民大众文化层次普遍较低,个别学贯中西的大家,在芸芸众生间显得鹤立鸡群。而鲁迅远去的当下,是一个大众文化横行的时代,一个属于普通人的时代,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断增强,文化精英的作用相对在缩小。在这个人人有话筒的时代里,精英们的声音不但渐渐变小,还容易被粉丝裹挟。粉丝爱听什么,爱骂什么,精英们就怎么去说,怎么去骂。精英们如此媚俗的时代,哪里能生出硬骨头的鲁迅呢。
鲁迅远去的年代,不代表文化精英除了出书讲课骂街骗钱,就无事可做。鲁迅也说过:“我不是振臂一呼的英雄。”多元化价值混乱的时代,知识精英的作用依然存在,但如何真正继承鲁迅的深度,而不是简单的哗众取宠、嬉笑怒骂,考验着知识分子的担当。
市政府设在何处引发争夺的奥秘
9月28日,贵州黔东南州人大通过决议,拟撤掉镇远、岑巩、三穗3个县,合并为镇远市。但在10月13日,中共三穗县委员会和三穗县人民政府又发布公告,称三县合并建市方案暂缓报国务院审批。关于合并进展突然暂停的原因,官方尚未给出明确说法。然而,从当地网友提供的相关信息可知,可能是原定建在三穗县的市政府拟改迁至镇远县,引起了三穗县民众不满。
不论原因是否属实,单是这一说法便引人深思:市政建设要占用农民的良田上千亩,说要建在别处,当地民众难道不应高兴么?为何会引起这么大的不满?从网上流传的相关材料中可见,三穗县不少民众埋怨县长不为县里谋“福利”,不积极争取未来成为市中心的机会,“来到我县做了官,却把利益他县搬”。
争取成为市政府所在地,被当地人看作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这种看上去有些荒谬的逻辑,却是中国现实的生动反映。纵观全国,地方政府所在地是权力中心,各省会城市几乎都是省里最大的城市,绝大多数省会城市的GDP排名在省内位居前列,医疗、教育、就业等各项优质资源也集中于此。政府一落户,其他的好处也都纷至沓来,这种“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自然是必须争取的。
地方政府的吸引力,并不是在世界上所有地区都如此之大。在美国,各州议会所在地,很多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加利福尼亚州州议会位于萨克拉门托,而非洛杉矶、圣迭戈等大城市;纽约州议会也并非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而是在人口约10万人的奥尔巴尼。
行政中心的吸引力,一方面来源于其对各种资源磁铁般的自然聚合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来源于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比较极端的例子是,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承担着保护首都水源和生态的区域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行政中心对于资源配置的掌控力,稀疏了周边地区的资源,加剧了中心与边缘的发展差距,形成“政策致贫”。
而对于行政中心自身来说,过分的功能集中也会让它不堪重负。人口和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上涨,这些问题也困扰着当地居民。2011年6月,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
可以这样说,无论哪种原因所导致的城市功能的过分集中,都不利于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反观我国发展较好的几个省份,其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却并不一定完全重合。如江苏省省会南京市,2013年的GDP总量位居全省第三,次于苏州和无锡;广东省深圳市也几乎与省会广州市平起平坐。山东青岛也与此类似。相反,一些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其经济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等往往与政治中心完全重合,区域发展不均衡凸显。
正是因为行政权力的落户能带来各种资源的聚合,从而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福利,贵州三个县的民众才会争夺市政府这个“香饽饽”。但是,单一中心的发展模式潜力毕竟有限,如果能削弱行政权力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联系,分散行政中心的职能,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发展,相信是民众更愿意见到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权力配置资源,才导致权力中心往往意味着“所有的中心”。改革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检验改革的成效,也可用“权力中心所在地”的吸引力是否淡化来观察。
第二篇:时事评论
“碰瓷”时事评论
当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公民素质有所提升,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不难实现。但就目前社会状况来看还有些不文明、不和谐的成分存在。老人“碰瓷”事件、老人摔倒讹人给我们带来了更加深刻的深思。
2016年5月13日,六安中店乡六舒路中石化加油站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至现场,发现老人张某横坐在马路边,其驾驶的电瓶车倒在路上,老人腿部有红肿,驾驶员张某驾驶的轿车停放在加油站南侧。经了解,老人称由于轿车司机驾驶中右转弯不当,与其电瓶车发生刮蹭,导致自己跌倒且腿部受伤。驾驶人张某则称自己并未有驾驶不当的行为发生,双方及亲属就此事发生争吵。民警稳定双方情绪后,确定案发时间,并及时调取加油站内监控录像展开调查。通过视频影像资料,民警了解到,老人张某在驾驶电瓶车过程中,因自身驾驶不当以及道路湿滑原因跌倒,与轿车司机张某无关。在事实及证据面前,老人承认了自己企图索要钱财的目的。民警对老人批评教育后,责令其家人将其安全带离。5月16日早晨六安开发区纬三西路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一前一后散步,道路两侧都是买菜小商贩,正在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推着买菜小车从前方走来时,老妇女突然歪倒在地,中年妇女急忙放下小推车并将其扶起,转身要走,后面的老头将她拉住说到:“你不能走,老伴被你撞倒,要到医院检查,这是只听老妇女叫唤身上疼,”中年妇女听到其话回应到:“你这老头,睁眼说瞎话,明明是她自己跌倒,怎么能说是我撞的,真没良心。难道扶人有错,真是的。”围观的人都指责老头不说真话,老头气急败坏地说到:“谁再管闲事,就让他赔老伴到医院看病,”后来,中年妇女自认倒霉,付给1000元才算了事。
“碰瓷”现象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化。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它的花样不断地翻新一般用“碰瓷”手法的人,均具有吸引路人驻足、与陌生人攀谈的本领。这种招术的表现手法有很多,其中使用的较多的应当算是“拾金平分”,“你轧我脚了”、“你剐了我的车”、“你把我撞倒了”等等。前些年“碰瓷”事件常在大街、马路上发生,时下已向乡镇和街道延伸,原因,没有监控摄像设施,不容易找到“碰瓷”证据。更有甚者“碰瓷”已呈现团伙作案的趋势,甚至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以此谋生的人,叫“职业碰瓷党”。严重地影响社会安定和良好秩序,有这样一个问卷调查:路遇老人扶不扶?回答:一是以前可能会扶,但是现在看了太多的报道,所以不敢去扶了,二是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还是要伸个援手的。三是可能会扶,但是应该是在有其他人的见证下吧。四是坚决不扶,怕找麻烦。
近年来,老人摔倒讹人事件频出。大家纷纷感慨:“扶个老人的成本太高啊?”对待老人摔倒,究竟是扶还是不扶呢?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老人摔倒讹人事件频繁发生的背后是生活窘迫还是道德缺失?到底怎样才能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频繁出现老人讹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道德沦丧令人心寒“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告诉我们:人性本善,助人为乐乃快乐之本!做好事者,理应得到肯定和赞赏。
前段时间一段碰瓷视频在网上传火了。视频中,一名穿着黑色透视裙的女子,走到路中间的车前躺下。路人笑着对其说,“地上不热吗?”女子情绪激动地回答:“你给我2000块钱,再热我都能接受。”又有一路人劝道:“你快起来,别在这丢人现眼了。”黑衣女子继续躺在地上嚷道,“不行,我就在这,我就死在这。来来,你们车都开过来!”
随后,这名女子站起来,用头猛撞身前的车,一边撞一边说,“撞死就撞死。”连撞了6、7下,女子对疑似车主的路人说,“你让我撞死你要付法律责任的。”女子的一番碰瓷不成功,仍然站在车来车往的路中间不肯走。这时,几位警察同志上前,合力把她拉到路边。原来,女子碰瓷的地点就在派出所门口„„
笔者认为“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遇见老人摔倒的事情,一定要伸一把手帮助别人,同时还希望社会舆论要多报道相关的好人好事,弘扬互助的风气,对于那些‘碰瓷’的老人,无论年纪有多大,都应该用法律的手段来惩罚,这样才能让做好事的人没有顾虑,让看见老人不扶的事情不再发生。”
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我们对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常识的普及,相信大家都可以把老人“扶起”,让爱心永远根植在最需要关怀的“土壤”里,每个人都能毫无顾及地献出自己的爱,传递社会的“正能量”。
第三篇:时事评论
新闻怎么了
数年以前新闻是以人性为主,如今的新闻多以人“性”为主。
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总看新闻,其实也并不是我想看,而是我的父亲。每当晚七点新闻联播的时候他总是会打开守在电视机旁边,所以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每次看新闻的时候父亲总是会感慨,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的农村,也就连农民也住得是楼房。要知道那个时候我所居住的还是从爷爷手中传下来的黑房子。而那时候,不仅仅我是这样,在这个西北地区的小山村里面,几乎也全都是这样的土坯房。
可是慢慢地,家里的条件发生了改变。虽然翻盖了新房,但是还是那种砖木结构的,总是比不上电视新闻中农人所居住的那种二层小楼房。
想想那个时候还是很可笑的,我想制造这种可笑想法的唯一原因就是信息不够发达。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中买了电脑之后我的世界好像从此彻底的变了。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吧,最开始的感受我还是选择不讲了。因为那真的可谓是从一种思想到另一种思想的巨大改变,而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在物质观,更是在一个人精神观与金钱观。
其实在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我的所有思想还是被禁锢在新闻联播中农人住小二层楼房的情节里。我相信里面所说的让全国所有的老百姓都齐奔小康,住洋房。这个从中国产生了小康二字直到如今,穷富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也不见得有那个村的人存折上面的钱数是一样的多的,更不见得所有的村子现如今都有着便利的交通,顺畅的水电。而这些最基本的,直到如今在西北农村还是有部分地区没能实现,更别说十几万二十几万盖新房子了。
我喜欢在百度里面看新闻,但是那也只是刚开始。现在也逐渐的产生了一定的厌恶,我不知道现在国人的究竟是想看什么?如今打开新闻首页,没有了某某人见义勇为;居多的便是见义勇为反被诬陷。没有了某某教师舍身忘己,居多的到时老师强奸学生的丑闻;没有了某某官员为人民服务,居多的到时贪污受贿被双规。
安逸,似乎我们的国人已经习惯了。所以在这种安逸中就会变得无聊,变得无趣。先是从物质方面满足自己,而其次,就是从精神方面来满足自己。物质方面现在于部分人而言还是很简单的,所以在这方面简单的人在精神方面想要满足自己的方式就是从异性身上获得。所以现在的社会才多出来了这么的小三,多出来了这么多的性事件。
然而,如果从物质方面都不容易达到满足自己的人,他们就会在平时的工作中,在生活中寻求得一点儿精神方面的慰藉。当然,在这个安逸的法制的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去发泄。所以现在的社会中就多出来了这么多的洗头房,练就出来了这么多的异性技术人员。还有昨天我所看见的一条雷人新闻,十个巡查组,九个竟然调查出了贪污情节。呵呵呵,这个数字我真是不知道教中国这十几亿老百姓情何以堪。国家减免了部分税收,设置了医疗保险。等等这些惠民利民的政策在不断地实施,可是这中间还是夹杂着一些蛀虫败类。
贪污,现在在政界已经是一道难以磨灭的坎。人数太多,关系网,等等这些已经是太过于复杂。所以也只能杀鸡儆猴。没办法,这就像是一棵树的根部生了虫,灭虫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找到其根源......今天晚上吃完晚饭,等我从门外一圈回到家中的时候,父亲正坐在电视前面看新闻。过了好一会儿对我说到:“这现在的社会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中央电视台怎么都播放出来了?”
一看原来是父亲看完新闻之后看焦点访谈,我也便跟上看了一会儿。父亲的惊异是对的,这些原本本不会,不应该出现在央视的新闻,现在也呈现在了这农村人的眼中,这一点足以让人感觉到欣慰。
可是我依旧是想不通,这新闻究竟是怎么了?
看看数年以前的报纸,思虑这是人性进了一步还是社会进了一步?
对“辉哥”刑拘事件的诸多思考
20日凌晨,张家川县公安局通过官微称,“由于杨某散布谣言、煽动群众游行,严重妨碍了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对杨某涉嫌寻衅滋事案立案侦查,并依法刑拘”。(9月22日新华网)
自两高关于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出台以来,各地对网络谣言可谓重拳出击,一批批网谣大V纷纷落马,群众对此是拍手称快。众所周知,捕风捉影、混淆视听、空穴来风的网络谣言,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因素,人们对此是深有感触深恶痛绝!然而对“辉哥”一案而言,却是舆论、司法都往一边倒,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质疑,其过中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英国哲学家边沁曾经说过:“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按照《刑法》原理的谦抑原则,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章第二十五条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已有明确规定,所以应该适用行政处罚。
俗话说: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作为一名16岁的未成年人,无论是生理上、心理上、知识上、阅历上,与成年人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能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评判他,更不能把他与“大V”等同起来,相提并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章第十二条:“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因此,“刑拘”的处罚是否妥当,值得大家研究研究!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法治原则。笔者百度了所有网络,没能找到“辉哥”的QQ和微博,只有一张模糊的截图——“试问小县城的法院×××的工资如何才能投资建起一个几百万的TKV”;“看来必须得游行了,中国的警察怎么成这样了?”虽然言词上有些不妥,但事情究竟是真是假,还要等当地调查后给个说法,才能打消大家心中的疑虑。再说,公民有集会、游行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应该在法定的范围内容给予尊重。
最后,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加强青少年对网络的认识,增强辨别网络谣言的能力;同时,要加大网络的监督管理力度,及时删除不良网络谣言;此外,要严格法律长度,准确把握处罚界限,才能使法律偏废不乱象,充分发挥法律应有的作用。
孩子,你到底怎么了
2013年9月14日,抚州临川二中发生命案,高三学生雷某不满班主任管理将其杀害。双方矛盾源于案发前日,雷某课间玩手机被收走,班主任孙某要求通知家长。
2012年 12月,广西柳州市某中学一个初二男生因与同学违反校规带食品进校园,遭执勤女老师王某劝阻。两名同学不听,将王某拖入男厕所殴打,踢打王某的下体,致王某四肢痉挛,后被送入医院治疗。
2011年3月6日上午,9年级(4)班第三节正上着英语课。一名钟姓男生上课时戴着耳机听歌。上课的古老师上前制止,要他遵守课堂纪律。钟同学不但不听,反而唱起歌来,越唱越大声。此时古老师上前摘下学生的耳机,钟同学却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吆喝:“你再动我就试试!”古老师再去摘这名同学的耳机,没想到学生用手一扯,耳机断了线,学生当即给了古老师一个耳光,又吆喝道:“算给你面子了。”学校领导闻讯赶至,这堂课只能暂停了下来。古老师被送到龙村镇卫生院,被诊断为“轻度脑震荡”。
3月8日第六节课,正在为7年级(5)班上英语课的黄老师也遭打了。当时坐在课堂第一排的钟某金同学,上课不认真听讲,又画起画来。黄老师上前提醒了他。下课铃响,这位身高仅1.5米的男学生随手端起自己坐的方凳子砸向老师。幸亏黄老师比他高,才避免受伤。
3月9日下午第三节课,8年级(2)班又传出了学生上课打老师的事件。这次打人的是一位姓钟的女学生。当时刚毕业任教的张老师正上着语文课,当她发现钟某萍同学正低着头玩手机时,张老师上前劝说。钟某萍不但不理会,还说:“我不做作业关老师屁事!”张老师拿过她的手机,钟某萍二话没说,随手拿起凳子向老师头部砸去。幸好张老师反应及时,手被撞肿了。钟某萍又和这位年轻老师拉扯了一阵,导致张老师的手擦破了皮。……
关于老师和学生,这些我们已经知道的还有隐藏下不知道的种种恶性事件,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责任,教育的悲哀。孩子,你究竟怎么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留守儿童开始一下子多了起来,大批的农村人涌入了城市。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标榜着奔小康的时候,当社会上百分之二十的人却掌握着社会上百分之八十的财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杜甫的那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差距实在太大,社会压力也自然随之大增,人与人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我们一直实行的计划生育确实从实处缓解了人口压力,但是,优生优育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落实。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一个孩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父母长辈的呵护疼爱中小心翼翼的长大。在这我不说成长,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括生理和心理的逐步成熟,这是一种历练,让你可以称之长大成人的历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一个细胞都健康,才会有全社会的健康。只有以家庭的和谐为根基,才会有全社会的和谐。家庭教育“为民族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家庭教育对人一生影响至关重要。家长正儿女易行善,家长邪儿女易行恶。家长民主儿女生平等之心,家长独断儿女生专行之念,家长仁慈儿女博爱,家长暴戾儿女残忍。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等等,都说明家长的素养、家庭的环境,对人一生的教养息息相关、处处相连。人类教育的共同三大基本内容:健康、情感、求知。对应的三个习惯:整洁、微笑、阅读。保证这三大内容落到生活实际中的三个习惯的养成,离开了家庭教育几乎是不可实现的。然而,家庭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已经影响甚至是严重扭曲了婴幼儿、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此,必须为家庭教育立法,使每一位家长和孩子的监护人,为教养子孙而修行。
当李天一案件在这社会上引发舆论一片哗然,从出事一直到现在,他们依旧在娇惯、放纵和包庇这个所谓的荒唐至极的未成年人。14岁的时候,李天一便拥有了一台名为酷橙诱惑的宝马车。李天一在美国读书期间因违纪被学校劝退,其父母不仅未教育孩子,还试图用钱摆平,最终未果。李天一父母还纵容其子在小区车库里打冰球,引发冲突后,不仅不认错道歉,又企图用钱和权摆平。强奸案发生后,以其父将军的地位和其母艺术硕士的身份,应该算知书达理之人却至今未向受害人道歉,以己之如此品行放纵孩子可谓达到极点。以至于后来李天一案发后,其父母托关系走后门企图为其子开脱;梦鸽试图利用特殊的身份平息事端。这种情绪进一步扩张,以至于她强求律师为李天一做“未参与轮奸行为”的无罪辩护。最后,李天一原辩护律师薛某主动请辞。
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歌唱家李双江来说,对于一个有着硕士研究生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梦鸽来说,本来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可以娇惯孩子但要有度、制约孩子的行为和孩子一旦犯错,决不能包庇。孩子犯错犯罪后应该向公众诚恳道歉,挽回影响;向被害人代子谢罪,诚恳忏悔;劝其子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一对爹妈的反其道而行之,是家庭教育的失败。这一案例再次告诉我们,当人们越来越注重学校教育,越来越注重分数的提高和所谓重点校的选择时,不可忽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尤其是家长的道德操守和言传身教。道德操守和言传身教无关地位、无关财富、无关学历。如果天一生在普通且知书达理之家,可能不仅不会如此堕落,还会很有出息,像李云迪那样。但是,大错已铸成,还能怎样?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父母不注重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教诲,依旧让他横行霸道,目无法局,无所畏惧,那么我认为他就全然已经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一个只会狐假虎威欺凌弱者玷污法律的人,迟早都会再次酿成大祸。这说明家教很重要。
21世纪更需要知识的力量。当社会大肆宣扬“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的时候,又为了教师这个行业做了些什么? 对于这些被殴打或残忍杀害的老师们正在以一种沉默的态度忍受这些看似未成年人的叛逆,愤怒等不稳定的负面情绪所带来的迫害。记得我高中的一个班主任在一次班会上说:“其实老师的地位还不如你们。”看似是玩笑话,其实透漏着诸多无奈与痛心。很多家长普遍认为,我既然把孩子送到学校交给老师了,孩子的一切都和我无关了,而老师则需要全权负责。常常见到因为一点小事,家长在学校对老师大吵大闹。这种情况,似乎孩子犯错已经被完全忽略,他们唯一认定的就是,是老师的责任。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可以保障老师在这方面的权益。老师打学生是体罚,而学生打老师,只因为是未成年人,更多的时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那些违背师德的教师行为应该予以谴责,同时,对那些恪守师德、尽职尽责教育叛逆期未成年人的教师应该予以尊重和理解——对于后者,我们的社会可能还做得不够。众所周知,日本的教师地位是很高的,日本中小学教师职业被视作“圣职”,教师被称为“先生”,与议员齐名。人们普遍认为,教师是为社会作出巨大牺牲的职业,因而是无比神圣的,教师本身也是廉洁清正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只有真正重视教育了,才有可能健康繁荣发展。这说明社会教育保障和尊重很重要。
当前,一些地区和学校在教育教学中存在违背教育规律、重智轻德、重文轻体的现象,单纯重视智力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倡导多年的素质教育得不到具体落实,应试教育仍是占主导,这导致中学教育存在“智育强、德育弱”的现状,学生品德习惯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在校期间没有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同时,我们学校的法制教育也是相当滞后的,一些学校认为法制课与重要考试没有任何关系,无开设的必要,也就不开设。在一些学校即使开设了,也是应付一下,走走形式,并不能让这些未成年人真正培养其良好的法制意识。这样的法制教育没有多大效果,它根本没有把法律的观念传授给学生,让他们自觉遵守法律并把法律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甚至让未成年人钻法律的空子。正是这种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不完善,造成了一些各方面正在成熟的未成人的价值取向存在偏差,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据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我国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大约有3亿4千万,其中有各类学习、情绪、行为障碍者3000万人,未成年人行为有心理问题的百分率为12.9%,表现为忧郁症、恐怖症、焦虑症等。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21.6%至32.1%,大学生则有16.1%至25.4%的心理障碍患病者。中小学生心理障碍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不良、情绪稳定性差和学习适应不良、焦虑不安、神经衰弱、强迫症等等方面,由此可见,未成年人现在的心理问题极为严重。而现在我们的许多学校却仍是没有重视未成年人的心理教育,很少学校开设了专门的心理教育课程,这使得学生的心理得不到及时的解答和引导而更加严重,他们不能承受时,很可能走向极端,通过暴力等方式发泄出来,造成犯罪。
另外,随着生理上的发育成熟,未成年人开始产生性的生理冲动,并萌发性意识,这时候他们渴望了解有关性的知识。但是由于获得正确性知识和性教育的渠道不畅通,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指导,使得他们在性知识上表现为愚味无知,于是他们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色情网站及淫秽录像制品等。在这些不良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可能很难控制增加的性冲动,从而走向违法犯罪。
这说明学校教育很重要。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种种环节上的疏漏,导致了孩子们心理不健康的生长。一个叛逆期孩子的出格行为,将会彻底改变彼此的命运轨迹。这些被他们魔鬼式的冲动伤害的人身心都遭受巨大的创伤,或失去宝贵的生命,或丧失生活的信念……而原本悲剧的始作俑者不该是这些孩子,在这如花似玉的年纪……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在深深的惋惜和震惊之后,更多的应该是社会对此的反省的自责。
张枫逸 :法律不能成为打击报复的私器
敲诈勒索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合同诈骗罪,把这三大法规异化为打击报复的私器,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戕害了司法的公平公正,造成寒蝉效应。
据9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钟祥大生化工有限公司排污并屡出事故,村民魏开祖、余定海为此上访维权,却以敲诈勒索被当地警方刑拘。法律专家表示,将合理索赔变为敲诈勒索罪,将正常上访变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将合同纠纷变成合同诈骗罪,这三项罪名已成为一些政府机关和不法企业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法宝”。
根据刑法,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条件是威胁使他人畏惧而交付财物,主观条件是非法占有。在本案中,企业排出的污水、有害气体、粉尘、噪音,导致村民的猪圈、山林、庄稼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村民就有索赔的权利。何况,企业之前已经与村民签订赔偿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村民上访要求履行协议,属于合法行为。即使索赔金额存在差距、维权方式有些过激,也应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诉讼、调解等正当方式解决。然而,当地公安部门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上访村民刑拘,硬是把一起环保维权纠纷,演变成了一起刑事案件,令人愕然。
司法是公器,绝不应异化为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家丁。敲诈勒索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合同诈骗罪,把这三大法规异化为打击报复的私器,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戕害了司法的公平公正,造成寒蝉效应。正如魏开祖的辩护律师所言:“如果这都算敲诈勒索构成犯罪的话,以后谁还敢环保维权?”
法律成私器,首先在于公权力干预司法。时下在一些地方,公检法看似独立,却能被有的权力部门呼来唤去,鞍前马后。辽宁省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派警察到北京拘传对西丰县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者,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被称为“史上最牛县委书记”;而轰动一时的彭水诗案、稷山文案、王帅帖案等事件中,当事人因为诽谤罪遭到刑拘或公诉,也暴露出了司法部门不依法办案、个别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问题。
同时,法律成私器,还在于信访处理的失范。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好多次上访,甚至围堵政府办公场所,采取过激的方式闹大维权。对此,有关部门不是三省吾身,检讨自己,而是运用劳教、司法定罪的方式予以压制,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升级。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过十次犯罪。法律异化为私器,势必损害公众对于法律的敬畏,践踏法治社会的基石。遏制这一现象,需要有关部门严格依法办事,增强法治意识,捍卫司法的独立性,对“权大于法”说不。同时,政府要摒弃维稳思维,正确对待上访,按程序和法律妥善解决问题,消除不公土壤。此外,对于打击报复者,要依据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切实保障群众上访举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你收看今天的《时事开讲》,我们再会。
南都社论:审慎适用人身强制,尊重保障公民权利
日前,广州中院召开一年一度的行政案件点评会,并发布了2012行政司法审查报告,为行政机关执法“号脉”。据广州市中院副院长余明永介绍,今年3月起,广州已停收劳教人员,收容教育、收容教养案例也在逐步减少。他强调公安机关使用人身强制,对象要准确,不要随意地用。
这已经是广州中院第九年召开行政案件点评会,此类通常被称为“民告官”案件的行政诉讼,一直以来存在从程序到实体、从形式到内容的诸多困难。今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所作《关于行政审判工作的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最近五年里,广东省法院受理三万余件行政诉讼案件,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占10.30%。即便是这样不算高的行政机关败诉率,也还是迎来外界“民告官案件胜诉超一成”的评价。不仅如此,即便是行政诉讼案件确保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一细节,都会面临颇为艰难的推进。民告官之难,可见一斑。
此种不同法律部门围绕典型案件的专题讨论,希望可以有助于执法机关的严格、审慎执法。正如余明永所言,多年来,公安、国土房管等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从开始的拼命维护自己,到现在的越来越尊重事实,转变很大”,并认为广州公安的执法水平是进步最大的。这显然不仅是行政机关观念的自发转变,而是借由法律督促与监督,渐次生发出的权力约束性,亦即行政权力的依法行政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行政案件点评会,均将限制人身自由引发的诉讼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盖因公民人身权利作为最重要的法定权益,其受尊重、得保护的状况,被视为权力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地方治理是否循着法治轨道推进的风向标。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司法机关为执法部门的具体执法行为做法律把关的一道关键防线,其适用法律严苛与否,会成为指导执法部门下一步行政行为的具象依据。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强调,“就应该对行政机关有严格的要求,必须要在有关证据、事实都非常清楚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剥夺人身的自由权”,这不仅应视为司法机关严格把关的宣示,而且也是法治社会对执法机关严格执法、人性化执法提出的要求。
应当说,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在劳教改革势在必行的大背景下,针对收容教育、收容教养措施的法律部门表态依然不多见。而广州中院此次行政案件点评会所透露出的信息,也让公众看到法律部门不仅在直面具象的劳教改革问题,同样也在思考诸如收容教育、收容教养等“类劳教措施”的改革,此为社会发展与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余明永说“收容废掉了,劳教停了,收教也在减少”,让人不免回想已然成为历史的收容遣送制度,其废止过程的艰辛与付出的代价„„
此类人身强制措施有极为相似的共性问题,即尽管有各自不同的制度初衷,甚至不乏“教育”、“教养”等柔性措辞,但均采用监狱式的羁押、管理模式,并未经法检部门的法定制衡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予以长时间的剥夺。南都社论此前有专文探讨“类劳教措施”的清理、改造问题,正是基于该类人身强制做出的程序、决定的主体、惩罚的严重性等方面,有违现行《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的基本规定。
广州中院、公安等多个法律部门对此类长时间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不乏审慎、深入的思考。能跳出劳教看到其他几类人身强制措施背后共通的法律困境,并在实践中以严格适用现行法律为基础,审慎研判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让收教措施逐步减少,值得肯定。尽管对此可能依然不乏争议,同一个案件的两审法院、不同法律职责的部门之间,在自由裁量、法律适用准确度等方面所展开的讨论,也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相关法律问题。
诚望法律实务部门围绕人身强制类行政案件的专题讨论,对审慎适用收容教育、收容教养等人身强制措施能有大的推动。而同时也应看到,以法治化的要求指导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确保公民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得到法律保障与尊重,显然才刚刚开始。
戎国强:鲁迅与孔子是怎么成“敏感词”的
同“鲁迅”一样,“孔子”也是一个“文化敏感词”。最新一次“鲁迅该不该退出中学课本”的争议还没有平息,我们又为孔子争了起来。国务院法制办9月5日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拟议将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定为教师节。赞成者、反对者阵线分明,一方将孔子奉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希望用孔子学说匡正学界乃至社会弊端;一方则视孔子为病态文化的渊薮,欲打倒而后快。孔子与鲁迅,一古一今,一个要“克己复礼”,一个从历史中看出“吃人”二字,主张改造社会;围绕着无论是孔子还是鲁迅的争议,其实是两种文化主张的争论。争论双方,看似观点对立,但是,思维方式却很一致:或全盘否定,或照单全收。这种极端、绝对的思维方式,恰恰是鲁迅或孔子都不赞成的。鲁迅未必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他在搜集、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上下了大量的工夫,取得了可观的、他人不能替代的成绩。鲁迅的粉丝未必真懂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孔子的拥护者也不一定懂得孔子在今天的文化价值,一些人是一味希望复古,而不是找到孔子学说中与今天,与未来相通的价值。这需要“自做功夫”(鲁迅语),而“自做功夫”恰恰是我们的文化中比较稀缺的东西。“自做功夫”,要求在文化思考中把自己放进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所处的文化,几乎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在围绕着鲁迅和孔子的争论中,很少看到这种自我剖析的态度——而这恰是鲁迅身体力行的——更多的是拿鲁迅或孔子当旗子披在自己身上以壮声势。阅读鲁迅的时候,常常会想,一些自以为热爱,也确实是喜爱鲁迅的人,如果和鲁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鲁迅发生了某种交集,看到了真实的、活的鲁迅,他还会不会喜欢鲁迅?以为拿孔子的诞辰日做了教师节,就能有益师德,匡正学风,多半是要失望的。孔子一直在那里,《论语》一直在那里,就这几年大行于世,但也没有改变教育什么。教育的问题,不在教师节定在哪一天。问题在于我们向教育要什么?我们向教师要什么?我们又给了教育、教师什么?孔子说“有教无类”,我们做到了吗?敢实行、能实行吗?今天的教育问题,能让孔子替我们负责吗?而孔子恰恰也是主张身体力行的——孔子和鲁迅是有相通之处的。反对用孔子诞辰日做教师节的,理由是孔子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历代统治者用孔子学说奴役人的精神,有孔子的问题,也有不能由孔子负责的问题,这些都不能否定孔子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弘扬孔子的价值,将其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区分出来,将其从官修的史籍中提炼出来,需要文化自信。缺乏文化自信,才会要求孔子是完人、圣人。所以孔子不是问题,我们自己才是问题。什么时候,遇到鲁迅和孔子,我们不那么激烈、敏感了,不那么极端了,不再势不两立地站队了,我们可能有一点文化自信了。
第四篇:时事评论
近日,备受瞩目的北京市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又有了新进展。被咬伤的赵女士目前已向延庆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向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索赔155万余元,并已获法院立案受理。在起诉书中,赵女士指出,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未有效救助的情况下,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母亲下车施救,其性质应属于“见义勇为”,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应全部承担母亲的死亡赔偿。
看到报道,很多人都在疑惑:母亲救女属于“见义勇为”吗?
在一般人看来,“见义勇为”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是一种正面的道德评价。促使周某“勇为”相救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源自其发自内心的亲情和母爱,而非完全与己无关的“见义”。
本案的焦点问题转化为:周某在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情况下,协助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营救赵女士,园方是否应该对周某的死承担赔偿责任?
延庆区人民政府“7·23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故调查组”发布的《事故调查报告》认为,既然政府已经认定该次事故不属于安全责任事故,那么园方应不必承担赔偿责任。
但园方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需要司法机关依法审判,政府部门并没权对此做出终局认定。即便政府认定老虎伤人不属于安全责任事故,也不意味着园方就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动物园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要承担多少的赔偿责任?与其继续吐口水,不如搬个小板凳,理性围观,静看法院如何判决。
第五篇:时事评论
如何看待房价上涨过快原因?
更新时间:2011年05月04日 文章来源:网络综合
时事评论背景: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20多年来,城镇家庭的居住条件显著改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6.7平方米增加到目前的超过30平方米,以住房为主的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然而,近年来住房市场的矛盾逐步显现,其中最突出的是房价上涨过快。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房价上涨过快原因?
居民收入增加是房价上涨的首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投资能力越来越强,在缺乏“储蓄—投资”转化渠道的情况下,购置房产是较富裕居民的理性选择,住房投资需求逐渐启动,房价被进一步拉高,房价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投机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不断攀升,早买房、买大房的住房消费行为成为居民应对房价快速上涨的选择。
宽松的信贷政策是房价上涨的重要支撑。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有资本比例低,对银行信贷高度依赖;而银行体系也很看重房地产开发贷款对调整资产结构的作用,并因手持土地抵押物而对房地产开发给予高杠杆支持。同时,我国住房消费信贷政策非常宽松,银行大都按照央行规定的最大贷款比例和远低于其他类型贷款的利率水平发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可以说,宽松的住房开发贷款和住房消费贷款是促成住房市场产销两旺、房价节节攀升的重要推手。
“土地财政”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在很多城市,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在土地财政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积极在城市开展“三旧”改造,并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村土地资源。如果说早期阶段是房价拉高地价,那么,现阶段已是地价推高房价了。
如何看待我国最大规模车展?
更新时间:2011年04月25日 文章来源:网络综合
时事评论背景:
2011年4月21日至28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展出规模创历届之最,也是今年全球规模、影响力最大的汽车展之一。豪车家族,保时捷、法拉利、玛莎拉蒂、阿斯顿马丁、兰博基尼、宾利、劳斯莱斯、世爵、劳伦士、捷豹、路虎等品牌全部参展。此外,沃尔沃、雪铁龙、标致、雷诺、菲亚特、现代、起亚、马自达、三菱、铃木等世界主要汽车品牌无一缺席。国内六大汽车集团一汽、上汽、东风、长安、广汽、北汽均以集团阵容高调亮相,并再次刷新参展规模。当前,作为蝉联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桂冠两年的中国,上海车展无疑成为各大汽车厂商争夺的市场,主办方还首次将中外汽车公司安排在同一个展厅,自主品牌与国际巨头同堂亮相。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我国最大规模车展?
上海车展规模大,但缺乏支撑。规模超越并不代表水平超越。相比巴黎车展、法兰克福车展、日内瓦车展、东京车展、北美车展等各具特色并且主题鲜明的展会,上海车展除“大而全”外,缺乏一些独特内涵;而且,国际有影响力的车展都依赖本国、本地区强大的汽车工业而共同发展,上海车展则仅依赖本国的巨大市场,而非本国汽车工业、汽车技术。
上海车展折射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有待提高。国内最具实力车企、最具说服力的产品几乎都是合资品牌,在同级别、同价位竞争中,中国自主品牌、自主技术并能够与国外品牌相媲美的产品凤毛麟角。在一些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方面,国内车企收到国外企业制约的情况依然存在。
新能源汽车讲成为中国汽车业自主创新的突破口。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汽车业起步并不算晚,与国际汽车巨头的差距也不大,在某些领域可以说势均力敌,甚至走在前面。上海车展上,新能源技术展示已成为最大热点之一,几乎所有汽车品牌都有相关技术和产品展示,一场汽车业的“绿色”大战即将打响,而在这场全球性竞赛中占得先机,对中国汽车业来说是重中之重。
如何看待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经验?
更新时间:2011年04月11日 文章来源:网络综合
时事评论背景:
三年多前,四川省成都市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自此,一场统筹城乡差别、平衡城乡利益、重建社会结构的变革开始了破冰之旅。当前,我国总体已进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阶段,但不少城市城镇化推进中存在两类突出问题:一是城乡脱节、忽视农村的片面城镇化;二是遍地开花、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无序城镇化。作为试验区,成都如何突出难题,克服传统城镇化的弊端,带领农村一起走出一条发展新路子?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经验?
推动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将全市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在优化空间发展格局、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同时,为城市的追赶跨越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一面努力推动中心城区和县城加快发展;一面大力实施重点镇优先发展战略,提高其人口吸纳能力;同时,加快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
推进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通过在依法自愿有偿前提下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成都1/3的耕地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带动67%的农户实现农业产业化,形成了优质粮油等十大特色农业,现代农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如何看待领导干部应对媒体的误区?
更新时间:2011年04月11日 文章来源:网络综合
在信息网络高速发达,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新媒体时代,面对新闻媒体,敢不敢说话,会不会说话和能不能说话,成为领导干部时下遇到的新的挑战。当下,领导干部不善待媒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瞒,即隐瞒不报、不说,不公开,或说假话,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因为有关部门拖而不决、隐瞒掩盖导致的。二是躲,即采取回避、逃避的办法免于和媒体接触。三是顶,即和媒体采取针锋相对、顶牛的硬招,比如有的官员居然对媒体说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这样的雷语。四是拖,有的官员缺乏责任心,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出政府的第一声音,从而失去舆论先机。五是推,在媒体面前把责任推给上级或者推给下级,同样得不到媒体和公众的谅解和宽容。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时事评论观点:
源于对新媒体时代的心理准备不足。今天的媒体发展已进入了新的阶段,表现在信息生产者多、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可控性难等特点,不少官员低估新媒体时代网络、记者、媒体的能量和威力,精神准备不足。
源于领导干部执政理念和作风的错位。一是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淡化;二是高高在上的官本位主义盛行;三是个人主义作祟导致左顾右盼。
源于领导干部媒体素养不足。有些领导干部缺乏应对媒体的基本技能,不懂得运用法律、技术手段,加强对新兴媒体的建设和管理,不懂得掌握宣传舆论的话语权、主导权,致使一些事件由小变大。
源于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的执政环境。一方面,经济体制社科变动,社会结构社科变动,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出现,都将导致社会管理的风险和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分配机制的缺陷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以及腐败蔓延,紧张的官民、干群关系,往往促使网民一边倒,选择非理性的态度。
如何看待加强职业培训的着力点?
更新时间:2011年04月11日 文章来源:网络综合
职业培训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的主要途径,是促进和稳定就业的有效措施。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和结构性就业矛盾仍十分突出。因此,必须以服务就业和经济发展为宗旨,坚持城乡统筹、就业导向、技能为本、终身培训的原则,建立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全面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为促进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持。职业培训意义重大,而加强职业培训的重点工作又有哪些呢? 时事评论观点:
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面向城乡各类有就业要求和培训愿望的劳动者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强化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和职业素质培养,着力提高培训后的就业率。适应企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健全企业职工培训制度,鼓励企业广泛开展在岗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和高技能人才培训。针对创业者特点和创业不同阶段的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业培训,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
切实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大力推行就业导向的培训模式,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定岗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整合培训资源,提高职业培训机构培训能力,强化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加强职业技能考核评价、竞赛选拔和培训就业服务。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开展职业培训,推动民办职业培训健康发展。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整合各项财政补贴资金,加大职业培训资金投入。督促企业按规定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职工教育经费。加强职业培训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
如何看待“公租房”建设的意义?
更新时间:2011年04月11日 文章来源:网络综合
近年来,随着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力度的逐步加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由于有的地区住房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比较小,部分大中城市商品住房价格较高、上涨过快、可供出租的小户型住房供应不足等原因,一些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无力通过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问题比较突出。同时,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新职工的阶段性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矛盾日益显现,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也亟需改善。大力发展面向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公共租赁住房便成为了必然要求。我们应如何看待“公租房”建设的意义?
时事评论观点:
“公租房”建设将满足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当前,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面不到总人口的5%,加上危旧房、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等,也量小面窄,只能小范围“救急”,尚难大面积“保障”。特别是“夹心层”,既买不起商品房,也享受不到保障性住房,处在住房体系“空白区”。幸福生活,住有所居是最重要的一条。居无定所,生活就不稳定,也就谈不上尊严,谈不上幸福。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积和提供优惠租赁价格,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机构持有产权,面向就业的无住房人员或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房屋建设即公租房建设将有效缓解这一问题。
“公租房”建设将有效促进消费。“公租房”的大规模建设势必将带动建筑、钢材、水泥等相关行业市场需求,对刺激消费绝对“利好”;更重要的是,将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无疑将让潜在的“房奴”从房贷重压中解脱出来,拿出原本计划用于买房的那部分积蓄,改善生活,提高当前生活质量,从而有力刺激消费。
“公租房”建设将同时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公租房不仅解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还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公租房建设以及其他方面的大力度民生投入,将推动当地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态,有助于新生代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群生活上安顿、工作上安心,这对许多企业尤其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长期的“利好”消息,这又将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如何看待发展家庭服务业的作用?
更新时间:2011年04月11日 文章来源:网络综合
近年来,我国家庭服务业迅速发展,年营业额已超过1600亿元,成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主力军”。目前,全国已有家庭服务企业和网点50多万家,从业人员1500多万人,大致有20多个门类200多种服务项目,涉及家务劳动、家庭护理、维修服务、物业管理等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9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以此进一步发挥家庭服务业的作用。那么,发展家庭服务业有哪些好处呢?
时事评论观点:
增加就业。家庭服务业劳动密集程度高,以手工劳动为主,工作内容多样、工作方式灵活、劳动强度适当,家庭服务业的大部分岗位,比较适合下岗职工、农民工、女性职工、年龄偏大职工和技能单一职工等弱势群体职工的就业,是安置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的重要行业。 改善民生。家庭服务业主要包括家政服务、维修服务、社区导购、房屋租售、人才招聘、法律服务、生活百事等七大类服务内容,涉及千家万户,具有鲜明的民生特点。加快发展家庭服务业,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市场化,有利于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是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家庭服务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家庭服务业,将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扩大服务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如何看待“三钱”星陨与“更待后来人”?
更新时间:2011年04月11日 文章来源:网络综合
2010年7月30日,98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在上海溘然长逝,至此,被周恩来总理命名的,我国科学界巨星“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黯然陨落。连日来,科学与教育界人士在表达哀悼的同时,纷纷表示要铭记“三钱”留给世人的精神宝藏,前辈们的未竟事业更待后来人去继承。
时事评论观点:
“三钱”的相继仙逝,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痛楚,他们所象征的理想主义追求和科学精神,以及在科学领域实现的一个又一个跨越,对于当下的科研氛围乃至社会风气来说,无疑启发人们更多的思考,钱学森曾在病榻上多次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大师已去,更待后来人。大师自身都有哪些令“后来人”称道和学习的品质呢?
“三钱”都有股纯粹的爱国热情。“三钱”都有股纯粹的爱国热情。他们凭着这种纯粹的爱国热情,将生命与自己从事的科学事业融在了一起;钱学森为了报效祖国,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就算遭抄家、被拘留,也改变不了他报国的志向。钱伟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错误打击和迫害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没有放弃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顽强地开展“地下咨询”。
“三钱”都淡泊名利。钱伟长在上海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不拿学校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而钱学森挂在嘴上的名言是:“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感动中国组委会对他的颁奖词就是:“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三钱”都很重视对人才的培养。钱学森善于从年轻一代中发现栋梁之材:在研制导弹时举荐了任新民,在研制人造地球卫星时举荐了孙家栋,在进行载人航天工程时举荐了王永志。1958年,在钱三强的举荐下,年仅34岁的邓稼先挑起了发展我国核事业的重担,最终成就了中国的“两弹”元勋。
如何看待《唐山大地震》票房创国产影片新高?
更新时间:2011年04月11日 文章来源:网络综合
电影《唐山大地震》从7月22日零点至7月25日24点,首周末票房超过1.6亿元,创国产影片票房新高。许多人走出电影院时眼睛还挂着泪珠,一些看完电影的观众说:好久没有这样感动过了。
时事评论观点:
这部影片的出现,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走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其意义超出影片本身,是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一次胜利之作,影片之所以被广大观众所认可,票房创历史新高,主流评论的观点有三:
突出展现个体经验。《唐山大地震》突出了个体经验的表现,通过主人公李元妮一家人长达32年的情感救赎过程,反映了唐山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并且对地震及灾后个体经验的呈现,贯穿电影始终。任何宏大的电影命题,只有通过个体经验的表现,才能让观众看到其中的意义。面对一个灾难性的历史事件,我们往往选择面对集体,怎样抗震救灾,怎样重建家园,这样的表现方式虽然非常正确,但存在艺术叙述的不合理,过多的宣传和说教,难以得到观众的认同。
拍摄态度朴实真诚。不同于以往的商业大片,追求炫目的画面,《唐山大地震》克制了创作中难以避免的技术冲动和戏剧冲动,用真诚而自然的拍摄方式,形象生动的对白,赢得了观众和市场的认同,而中国的电影需要的正是这种态度。
融入主流价值观。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影片,都会传递一种主流价值观,《唐山大地震》表现了亲情的可贵、生命的珍贵,以及生活的温暖和希望,让每个人走出电影院的时候,都有一点温暖和爱,观众的情感得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