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第一篇：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坚持，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精神卫生立法，承载了终结——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诉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来医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三年前，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两年前，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的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他甚至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最近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小安略显愤怒地说，“为什么大家都关注极个别的‘被精神病’现象，而不关注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适用主体！”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口。”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

采访结束后，小安送给我一个用珠子穿的圣诞老人挂坠，他在手工课上学做的，他想了很久，似乎想说什么，终究又没有说。

他依然直视我，我看不出那眼睛的背后是什么，只是在后来的很多天，都难以忘怀。伤痛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

“精神病患者”——一个被填充了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事实上，几乎在每个人身边，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1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这个群体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划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拒与疏离，他们融合在无数的家庭和人际关系网中，与“正常人”血脉相连、肌肤相亲。

“这个比例还在快速上升。”杨甫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重要参与者。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患病率还仅为2.7%，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则达到17.5%。

其中，上升最快的是号称“第一心理杀手”的抑郁症。据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目前我国抑郁症发生率已经达到4%以上，需要治疗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600万。

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他们长期失业，耗光了积蓄，变成家属的负担。

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越来越严重的歧视。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救赎

——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04张，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6万人，护士严重不足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数据——在北京某基层精神病医院中共有200多位医生，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20名患者，是综合性医院的5倍，而且，队伍每年的流动量在20人以上，其中，有“医师资格证”的不到5人，数十年来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一年多以来，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而现在，志愿者不足40人。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

第二篇：改革开放后中国精神病患者增加10倍

自1991年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按照“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开展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实践。经过努力，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已从一个摸索、总结经验的阶段逐步发展到形成一套较为完整工作模式、有较为完善工作方法的稳步发展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十年的探索与实践表明，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模式，符合中国内地实际，行之有效。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精神卫生面临严峻形势，由于社会变革、竞争加剧、工作生活节奏加快以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精神病患病率由五十年代的2.7‰上升到七十年代的5.4‰、八十年代的11.1‰、九十年代的13.47‰，精神病患者已达1600多万人，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占半数左右。精神疾病已成为当前中国疾病分类中较为严重的一类疾病。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年指标（DALY）评价各类疾病的总体负担，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WHO，1998年）。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世界前十种致残的主要疾病中有五种与精神疾病有关。

目前中国有精神病院600多所，床位11万张，精神科医生近1.3万人，每年仅能收治住院精神病患者30万人次。大量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康复，精神卫生问题成为与发展过程相伴而生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

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精神卫生工作力量不足，医务人员缺乏，社会资源没有充分利用，与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二是，传统的治疗方法比较单

一、方式比较封闭，主要靠专业机构和药物，缺少综合防治康复措施；三是，由于歧视、偏见依然存在，缺乏对精神疾患的科学认识，精神病患者难以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甚至被关锁和禁锢。

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探索新的途径和更有效的方法。

二、现状

（一）目前政策执行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1991年，中国政府制定实施《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1991—1995年)》，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定了与其配套的《全国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八五”实施方案》。依据计划，全国每省各选一个城市和一个县，在覆盖7000万人口的地区，开展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试点。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各省和试点地区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认真组织及广大医务人员、社会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而且探索并初步形成了“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工作模式。随即，政府又制定实施《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1996—2000年)》及其《精神病防治康复“九五”实施方案》，在覆盖2亿人口的243个市县推行“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模式。据2000年统计，为1,225,506名重性精神病患者建档立卡，对其中1,139,749人进行监护，监护率达93.0%；精神病患者显好率为71.6%、社会参与率62.7%，肇事率由近8%下降到0.21%；培训各级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康复人员、社会工作者等精神保健工作者16万人次，建立工疗站2609个，设家庭病床11万多张次，解除关锁近3万人，还救济7万多名贫困患者。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对13个市的社区治疗康复效果两年跟踪观察，926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年均复发次数从0.36次降至0.09次、住院次数从0.24次降至0.09次。

2001年，中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2001—2005年)》及《精神病防治康复“十五”实施方案》，“十五”期间将在覆盖4亿人口的551个市、县，大规模地开展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将使240万名精神病患者得到治疗与康复服务。

（二）工作模式

中国内地推行的工作模式为“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模式。

精神病防治康复，是业务广泛、多学科、跨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综合性；精神病患者是人，必须置于对他开放的社会之中。“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是符合科学、体现人道、齐抓共管的有效模式，有深刻、丰富的内涵，已经成为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的基本工作方针。这一方针渗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的各个方面，不仅体现在防治康复方法，还体现在组织管理体系、治疗康复工作系统，乃至对病患者的管理。

“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三者相互关联、互为补充，既涉及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的诸多环节，又各有侧重。组织管理体系和治疗康复工作系统注重社会化，防治康复方法强调综合性，对病患者管理方式突出开放式。

为明了并突出重点，也可将这一方针简洁概括为“社会化的工作体系，综合性的防治措施，开放式的管理”。

（三）关于组织管理体系

做好这项工作，要完善政府为主导、有关部门各尽其责、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组织管理体系，采取社会化的工作方式。

开展精防康复工作地区的各级政府，都将精神病防治康复列入工作议程，加强了领导，制定了实施方案，增加了投入；各省、市、县、街道、乡镇、居(村)委会及千人以上单位层层建立了协调机构——精防康复领导小组，并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各级精防康复领导小组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卫生、民政、公安、残联、财政、计划、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组成，综合协调和组织本地区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有关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协调运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四）关于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系统

这些地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挥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作用和社区结构的优势，建立了以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精神科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系统，承担为精神病患者治疗康复的职能。医疗机构负责区分患者病况，提出治疗方案，收治重症患者，深入社区指导，建立家庭病床并定期巡访，积极开展院外服务；社区组织、社区卫生服务网、社区服务网、治安防范网、残疾人组织网，组织调查摸底、建档立卡，宣传动员社会，积极开展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服务，建立工疗站、车间、农场，组织社会就业，促进和帮助病患者参与社会生活，并进行检查、评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千人以上单位与家庭相结合设立精神病人看护组，承担精神病患者的看护、服务和家庭康复，记录病情、督促服药、疏导心理、解决困难、防范自伤与肇事，并视病情做好向医疗机构的转介。

完善了精神病防治康复技术指导网络。由专家组成了全国精防技术指导组；各省、市、县成立技术指导组，指定一所专业机构作为本地的技术指导中心并设立社会防治科，承担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的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并为社区精神病患者服务；街道、乡镇、居（村）民委员会及千人以上单位，也设立专、兼职精防医生，指导基层精防康复人员开展工作。

（五）关于防治康复方法

这些地区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系统，注意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遵循尽可能使患者在社区接受治疗康复的原则，针对不同病况分别通过住院、家庭病床、门诊、家庭看护等形式，对重度急性期患者采取住院治疗，对病情较重且不稳定、无条件住院的患者设立家庭病床由医生巡诊，其它患者由看护组在家庭看护治疗；采取药物治疗，心理疏导，社会服务，工疗、农疗、娱疗、体疗和生活自理、职业技能、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等综合防治康复措施；对精神病患者实行开放式管理，解除关锁与禁锢，不采取非治疗性约束；帮助其回归社会正常生活。

三、存在问题

（一）覆盖范围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仍然比较小。

“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模式从“八五”覆盖7000万人口的64个市县，到“九五”覆盖2亿人口的243个市县，发展到“十五”在全国覆盖4亿人口的551个市县推广，可以说是世界社区精神卫生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社会实践，但这还仅仅占中国不到1/3地区，更多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精神病患者仍不能得到良好的治疗与康复服务。

（二）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发展不平衡。

由于受政府重视程度、技术条件、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内地地区与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市县之间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发展不平衡，大多数地区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已经纳入政府各个部门的日常工作，形成了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精神病患者能够得到基本的治疗与康复服务；然而也有一些地区精防康复工作无论从网络建设、服务内容与质量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有的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三）精神病防治康复管理、专业技术及康复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精神病防治康复的效果如何与人员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精防康复工作的开展和工作内涵质量的提高。目前大多数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对“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模式的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工作内容比较了解。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管理人员不熟悉精神病防治康复专业技术基本常识，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具体指导基层工作；专业技术人员不熟悉整个精防康复工作整体运转情况。另外，基层康复人员以及患者家属治疗康复基本常识欠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康复效果。

（四）贫困精神病人治疗康复及精神康复者就业难问题日显突出。

贫困精神病患者治疗康复问题是一直困扰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开展的一个棘手问题，由于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需要长期或终身服药，因病致贫，因贫治不起病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国家实行医疗改革制度以后，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如何解决贫困精神病患者治疗康复问题，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治疗康复服务，也是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采取各级政府“分级负担”、建立“精神康复”基金、为贫困患者“免费送医送药”等措施，但从全国整体来看，贫困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费用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随着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的不断深入，精神病人的治疗康复效果越来越明显，精神康复者越来越多，精神康复者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解决不好精神康复者回归社会的问题，既不利于康复者自身的康复效果的稳定，也影响着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五）康复形式单一，不能满足精神病患者的康复需求。

在“八五”“九五”期间，虽然各地总结出许多精神病人不同类型的康复形式，在家庭康复的基础上，形成了工疗站、农疗基地、日托站、托管中心、老人护理院、社区康复站等多种形式的康复模式，为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但相对于日益增长的精神病人的康复需求来说，无论从形式、内容上，还是从服务的质量、数量上仍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六）工疗站的生存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主要表现在：工疗站的作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政府在工疗站的建设中缺少政策扶持，大部分工疗站经济效益不好，处于维持或难于维持状态，仅有少部分的工疗站（农疗站）有自己的工疗项目，工疗项目大多以简单加工产品为主，如组装灯泡、圆珠笔、手电筒，糊纸盒，制作玩具等。根据1998年对全国10省21个市县29个工疗站的调查表明，83%的工疗站勉强维持，仅有17%的工疗站效益比较好。

第三篇：精神病患者剧本

精神病患者

（画外音：我生活在一个病态的世界里„„<掺杂着各种声音：“医生，我害怕”，“医生，我想过死亡”，“其实我看见它了，难道这就代表它并不是真正存在”，“医生，救救我”>）声响越来越嘈杂，忽而一下完全停止了，只有擦火柴的声音。火光亮起，潘翔翻了个身，手里拿着一支点燃了的大麻烟，眼神十分疲惫。眨动了两下眼睛，抽了一口烟。

（画外音：死亡，此时的我离你是如此之近，你让我感到亲切，不再遥远，并且严厉„„。）潘翔眨了一下眼睛，微笑„„。

（字幕：许多年前）

镜头切至童年，背景音乐响起。一个小男孩蹲在树下，一头毛毛虫在一群蚂蚁的围攻中徒劳地挣扎着。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看着

（画外音：那一年我6岁，第一次接触死亡和残酷这些字眼。）

镜头越拉越远，渐渐模糊。

（画外音：那一年，我没有爱情，没有理想，没有欲望。我一无所有。）

（字幕：五年前）

潘翔与刘佳在大学的校园里手牵着手走着。

（画外音：爱情，我的爱情，刘佳的爱情，我们共同的爱情。）

镜头中潘翔与刘佳的手越分越开。

（画外音：最后，爱情离开了我们。）

镜头越拉越远，渐渐模糊。

（画外音：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对未来充满了幻想。）

（字幕：一年前）

一幢高楼，潘翔坐在办公桌前，他的面前坐着一位前来咨询的患者。

（画外音：一年前我开了这个心理诊所，这是我实现的第一个梦想。）

潘翔与患者之间开始对话。

“我无法集中精力，我总在分神。”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说着。

“看着我的手，我给你变一个魔术。”说着潘翔用手帕和硬币变了一个魔术。那个女学生的眼睛顿时一亮。

潘翔看着她说：“看清楚了吗？”

“没有。”

“因为你没有用心看，你的心里被一些其他的事物占据着。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出现在你真实的生活中，有时甚至让你感到恐惧。其实，一切难以理解的事物之后都是这些假象，你要做就是去揭穿这些假象，就拿这个魔术来说吧，它的假象就是这根橡皮筋。”潘翔说着，将手里的橡皮筋抖了抖。那个女学生笑了，接过潘翔手里的橡皮筋和手帕摆弄了起来。潘翔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窗外车水马龙。

（画外音：这一切都是那么地琐碎。）

镜头切换到第二个患者的手，他的手正在不由自主地撮摸着。

“你不能放弃你自己，因为你并不只属于你自己，你还属于你的亲人„„。”潘翔说着。“我没有亲人。”患者说了一句，眼神中有些不耐烦。

潘翔叹了一口气，看了看对面的患者，说：“对不起，你知道偷窃对你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吗？”患者不说话，眼神中透出一股淡淡的仇恨。

潘翔翻了翻桌上的资料，接着说：“你的资料里提到了一些你在狱中的事情，你因为偷窃进过监狱，你还记得当时自己偷了什么东西了吗？”患者仍旧没有说话。

潘翔坐前了一些，仔细地对那个患者说：“听着，我很想帮助你。但如果你自己已经放弃你自己了，那„„。”

潘翔正说着，那患者用一种特别鄙夷的眼神看了一眼还在滔滔不觉的潘翔，收拾了东西走了出去，潘翔面对着眼前的空气接着说：“那我也无能为力。但是我不想放弃你，我知道被人放弃是一种什么滋味。”

说完后，他愣愣地看了看眼前空荡荡的座位，抓起电话说：“0127号，我无能为„„。”他想了想，又转换语气说了一句：“你通知他的父母，让他下周一再来吧。”

说完潘翔接着回到窗前，窗外依旧车水马龙。

（画外音：这一切，谁又在乎过呢？）

夜晚，在一家酒吧里。

（我快对这一切感到厌倦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李响认真地看着潘翔说。

“我不知道。”潘翔看了看窗外的景色，接着说：“有时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个病人。我十分清楚他们患的是什么疾病，我也知道这些疾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痛苦，我能够帮助他们走出那些阴影。但总会有那么一瞬间，我犹豫了，我感到无从下手，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助他们还是在误导他们。”

“你是个心理医生，你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李响拍了拍潘翔的肩膀说。

“问题就出在这儿，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甚至有时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被放弃了的，我是被他们放弃的一种能够带他们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李响看了他面前茫然的潘翔，苦笑一声：“你别胡思乱想了。”

潘翔长叹一口气，喝了一口啤酒问道：“你最近怎么样？”

“还就那样，正在跑小说出版的事情。你可不知道，出版社那帮孙子。”李响做不屑状地挥了挥手。

潘翔笑了笑。接着问：“有刘佳的消息吗？”

“啊？”李响愣了一下，但马上回过神来，说：“不知道，咳，还不是在为生活所累吗？这是哪一位作家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

潘翔笑道，和李响一同朗诵着：“这位伟大的苦役犯，步履沉重，脸色苍白，目光如火，拖着沉重的锁链走过我过的文坛。他那疯狂的步伐，使我国的文坛至今犹迷离恍惚。他在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巅峰，打出了一些让人无法辩解的信号，他那舌敝唇焦的嘴里还说出了一些预言和不祥的话。但是现在，斯人已去，我们只能独自来猜测这些哑谜了。”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镜头切至潘翔的住处，他的眼神更加疲倦。

（画外音：所有的快乐与悲痛都只是暂时的，剩下的只是黑暗之中无休止的沉默，沉默„„。）他眨了一下眼睛。镜头切回潘翔的诊所，潘翔正在和患者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董菲。”镜头定格。

（董菲，董菲，这个让我的眼前为之一亮的名字。她的忧郁，她对生活的绝望，这一切都令我感到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痛心，我在为她难过。）

“上一回来这儿是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了。”

“那么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吗？你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生活的看法？”

“我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了些什么变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将这些变化用语言向我叙述呢？”

董菲盯着潘翔看了一会儿，低下头说：“我„„，不知道。”

“你必须相信我。”潘翔抓住董菲的手说。

董菲抬起头看了看潘翔说：“我相信你。”

镜头重新切回潘翔的住处，他回过头看了看身边的董菲，微微地笑了一下。

（画外音：她相信我，她相信我将结束她的一切，那令她痛苦的一切。）

在高楼的楼顶上，潘翔和董菲并排坐着，面朝着远方。

“和我说说现在天空是什么颜色的？”董菲问，微风将她的头发轻轻吹起。

“灰色的。”潘翔神情轻松地说着。

“草地呢？”

“赤色的。”

“远处那些人群呢？”

“青色的。”

“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

“那他们为什么是青色的？”

“我不知道。”

“青色是什么样的呢？”

“孤独的，悲伤的，疯狂的。”潘翔说，转头看了看身边的董菲。

董菲走到天台边上，冲潘翔笑笑，说：“我不想变成青色的。”潘翔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董菲朝楼下看了看，潘翔急忙伸出手去。董菲冲他笑笑，重新回到天台上。潘翔吓得直喘粗气。（画外音：日子一天一天过得飞快，董菲对生活绝望的理解深深地影响了我。一个心理医生的直觉告诉我，我将在那片黑暗的世界里越陷越深，直至不可自拔。）

潘翔坐在办公室的桌上，眼睛看着窗外有些晃眼的阳光。

（画外音：董菲是我遇见的最棘手的一个病例，在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在思考一些怪异的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并且语无伦次，答非所问。）

在图书馆里，潘翔一只手翻着书，另一只手在纸上不停地记着。过了一会儿，他停下记录，他的纸上出现了一串英文和中文翻译：Depersonalization 自我感丧失 Hallucination 幻觉„„，他迟疑了一下，接着写下一个英文单词，并慢慢附上中文翻译：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他转身看了看周围正在读书的人，迅速地将纸上写的字划花。

（背景音乐响起。）

马路上车来车往，潘翔独自一人走着。

（画外音：令我感到恐惧的不只是董菲一个人，而是这个城市，又有多少人和她一样，在自我意识和外界意识的斗争中挣扎着呢？）

镜头转向人群，许多人都面无表情地走着。

（画外音：可是谁又在乎这些呢？）

镜头切回潘翔的住处，潘翔闭着眼睛，哼着儿时的一首歌谣。周围渐渐变暗。肯德基里，李响和刘佳坐着。

“和他说吗？怎么说？什么时候说？谁说？说些什么？”李响问身边的刘佳。

“你别问了，我心都乱了。”

李响不再说话了，刘佳看了看他。有些犹豫地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挺大的。” 李响猛地抬起头，想了想又低下头去，说：“都走到这一步了，听天由命了。”

“看到他现在这样，我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刘佳说着。看着窗外，天空似乎快要下雨了。

（镜头回到潘翔的办公室）

潘翔坐在之前那个因为习惯性偷窃而被送来做心理辅导的患者前面。

那个患者低着头说着：“潘医生，回去后我仔细地想了想，真的，我觉得自己之前做的那些事情的确有些愚蠢，我想我意识到自己错在哪儿了。”他抬头看了看潘翔，接着说：“我现在只想回到我父母身边。”

潘翔的脸上渐渐露出笑容。潘翔拿起电话说：“0127号，第一阶段的辅导已经完成了，告诉他的父母，下个月再来做个复查就行了。”

挂了电话后潘翔十分释然地靠在椅子上，忍不住笑了出来。酒吧里，潘翔和李响并排坐着，两人的笑声十分大。镜头渐渐靠近他们。

“真的，我都没想到会这么快。”潘翔说着，又大笑了起来。

李响附和地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等会儿，我和你说一点事情。”

“不是不是，你等等，我先得意一会儿。”话刚说完潘翔又笑了起来。李响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潘翔做了几个深呼吸，说：“什么事？你说吧。”

“我要结婚了。”李响说着，表情有些严肃。

潘翔扑哧一声又笑出来说：“好事啊！新娘子是谁啊？”

李响没有说话，只是表情严肃地看着潘翔。

潘翔稍微收敛了一点笑脸，问道：“你怎么了？愣什么神啊？新娘子是谁啊？”

李响淡淡地说：“刘佳。”

潘翔听完“刘佳”这两个字后脸上的笑容马上僵硬了，一点点地收了回去。像是没听清似的又问了一句：“啊？”

“我和刘佳下个月结婚。”李响说着。潘翔慢慢地转过身，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却发现里面已经没有酒了。李响刚要向服务员要酒，潘翔默默地离开了座位，朝门口走去。“不是，这事情吧，本来我们„„。”

李响追了出去，但服务员拉住了李响：“先生，您还没结账。”

李响边掏钱包边看着潘翔越走越远。

（镜头切回潘翔的住处）

他闭着眼睛，表情有些痛苦。

（画外音：这个世界就是由一个个的骗局组成的，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不管之前你对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最终你都要在这里被碰得头破血流。）

潘翔和董菲一同躺在床上，灯光昏暗，烟雾缭绕。董菲的指间夹着一根大麻烟，正在和潘翔分抽。潘翔的眼神迷离。

（镜头切回潘翔童年在树下看毛毛虫和蚂蚁的斗争的场景，给那个小男孩的眼睛一个特写。）（背景音乐）

（镜头马上切回潘翔的住处）

潘翔从床上蹦起，直冲向卫生间，趴在马桶上剧烈地吐着。抬起头的时候眼里充满了绝望和仇恨。

（字幕：一个月前„）

潘翔出现在一条特别黑的小巷里，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交给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手里，那个男的拿了一个袋子交给潘翔。之后马上离开。潘翔掂了掂手里的袋子，看了看四周，马上将袋子收好离开那条小巷。离开那条小巷以后，潘翔在一家肯德基店里坐着，脸上的表情十分严峻。他厌恶地看了看旁边一对正在谈笑的情侣，不由地摸了摸别在腰里的那个袋子。之

后他将眼神转向一群正在儿童游乐区里打闹的孩子，他脸上的表情渐渐舒展开来，（慢动作：孩子们欢笑的样子，追逐的样子„„。）

潘翔的脸上发生着细微的变化，他渐渐地开始感到难过，并且有些后悔和沮丧。夜晚，潘翔醉醺醺地摇到河边，将腰里的袋子往水里扔去。

（字幕：三天前„）

镜头切回潘翔的办公室，之前来做心理辅导的女学生坐在潘翔面前。

“谢谢大夫，我现在已经能够集中注意力了。”女学生说着，潘翔欣慰地笑笑。

“记住，你今后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你都要坚强。”潘翔说完后冲那个女学生眨眨眼睛。那个女学生道谢后走出办公室，潘翔顿时瘫在椅子上。看上去十分疲惫，就像说完一个谎言过后那般疲惫。之后又淡淡地笑笑。

（画外音：那一刻我觉得我所有的患者他们都是那么善良，那么可爱，我能够治好他们，我能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当然，还剩下一个董菲，当然，我也能治好她。）（字幕：三个小时以前„）

音乐中，董菲正趴在桌前哭，哭声中能隐约听见她在说：“对不起，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不能和你一起走，对不起„。”

此时的潘翔正在办公室里查阅有关董菲病情的资料。他的纸上不断地出现这几个字眼：冲动行为，药物滥用，酶斯卡灵（幻觉诱发剂）。最后他在纸上慢慢地写下：抑郁自杀。表情恐怖。他拿起电话开始拨号，电话没有人接，急忙夺门而出。潘翔拿着一张信纸，镜头慢慢地在屋子里移动，往下，看见董菲的手，以及手下的一个药瓶，和满地白色的小药片。

（女声画外音：潘翔，我不能让自己在这片抑郁下生活。你也不能挽救我，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哭腔>我很害怕，很多次我看见自己已经死了，我本该带上你一起走的，但我不能，你是我的希望，我不能将我的希望和我一起带进坟墓里，尽管我已经不存在了。你知道我这样是在为自己解脱，算是一个了断吧，所以你不要为我感到难过。很多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像我这样的„。）

信纸从潘翔的手中落下，他疲惫地坐在床边，董菲就在他的身边。夜晚，大街上。潘翔跌跌撞撞地走着。脸色苍白，面无表情。一个男的将他撞了一下，潘翔懵懂地转身，发现那个男的就是之前那个习惯性偷窃的男孩。

那个男孩看了看潘翔，犹豫了一下，将潘翔的钱包扔回给潘翔，说：“对不起。”然后离开。潘翔绝望地看着那个越走越远的身影，钱包掉在地上，潘翔苦笑了一声，并没有捡起地上的钱包，而是慢慢地走开了。

（字幕：五分钟以前„）

潘翔彻底释然地躺倒在床上，抱着已经没有知觉的董菲，说：“你肯定不知道，明天教堂里会举行一场婚礼。那个新娘曾经和你一样，你们都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绝望了，我帮她走出了那片阴影。但很显然，明天婚礼上那个新郎肯定不是我。

（停一停，接着说。）

我想你也一定不知道，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我能倾诉的人。我听过一首歌，很不错，一直没机会也让你听听，那首歌叫《美丽世界的孤儿》，（再停一停，接着说。）

其实，我们都是，你是，我也是，我所有那些可怜的患者，我们都是。”

（镜头切回潘翔住处）

潘翔闭着眼睛，面容安详。

（画外音：呵呵，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们讲述这个故事，这里面有欺骗，有愤怒，也有欲望。我听说人在死前的一刻会看见自己此生最美丽的东西，那我和你们说说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吧。我看见自己在小学的天台上仰望天空，那时的天空真蓝，白云在我头顶上飘过，它们无依无

靠，也无牵无挂，它们从我的头顶上飞过，慢慢地飘向远方。我曾经寻找过远方究竟在哪儿，但我到现在仍旧不知道那远方究竟在哪儿，它们永远就在我的眼前。我在不停地向它们靠近，但我却永远不能抵达那个地方。我还看见我亲爱的母亲，她抱着我，她告诉我不要悲伤，也不要迷失自己，因为不管你今天如何难过，明天的太阳仍旧会照亮你。我相信她，于是我便看见了第二天的阳光了。啊，阳光，此时的你在哪儿呢？）

潘翔忽然睁开疲惫的眼睛，嘴里喃喃地念着：“阳光，阳光„。”

他挣扎着翻了个身，慢慢地朝床沿爬去。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嘴里仍旧在念着：“不能迷失自己，阳光„。”

他慢慢地爬过董菲的尸体，将手伸向电话。

眼泪迷蒙了眼睛，他吃力地用手擦了擦眼睛，鲜血将脸弄模糊了，他的嘴里还在念着：“不要放弃我，妈妈。”

他吃力地拿起电话，拨号，沾满鲜血的手指在键盘上摁下：1„，2„。并且颤抖地伸向最后一个“0”时，电话听筒落下，一切重归平静。

背景音乐响起，仍旧是潘翔孩童时期在树下看虫子时„„

第四篇：精神病患者PPT

精神病患者

一、定义

精神病(psychosis)指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

二、现状

中国精神病患者比例高速膨胀。据卫生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1993年国内抽样调查显示，发病率达13.47‰，全国约有1800万精神疾病患者； 到2012年精神病患者的比例约占人群的1.3%。随之，由失去控制的精神病人肇事引发的恶性案件近来时有发生。央视新闻调查显示：精神病人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

三、精神病患者暴力案例1、4月12日，邳州人衡某因“怀疑”邻居沈某等人辱骂他，持斧头砍死砍伤沈某家5人。28岁的衡某患有精神病。

2、2010年9月，武汉市硚口区长丰村一名“武疯子”（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将路人乱砍20余刀，致人重伤。

总结：对于这样的精神病伤人、扰民事件，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一下子就搜索到近10万条相关消息。其中，2012年11月份以来发生在国内的精神病患者杀死人事件就多达10多起，这个数字还仅仅是上了新闻的，没有上新闻媒体的更是不计其数。据悉，近10年来，全国各精神病医院累计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75000例，有杀人行为者占30%。

四、精神病患者伤人的原因：

1、个人 ：精神疾病患者常有各种妄想，而且缺乏自知力和自制力，因此会做出伤人动作和行为。精神病患者的症状重最常见的是被害妄想，常觉得家人或者身边人正在迫害他，还有的人表现为嫉妒妄想、钟情妄想等，如总怀疑自己的妻子不忠，异性望他一眼就认为对方是钟情于他等。患者常常主观认定他妄想的情形是千真万确的，并因此做出一系列的异常行为，如先杀掉他认定的迫害者等。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有病，不会主动将自己的妄想告知别人，也不会主动去求医，因此存在着潜在的极大的危险。有时候与人吵架、或者喝酒之后可能成为悲剧事件的诱因。

2、家属：能力有限，监管难到位

我国现有重性精神病人1600万，只有约20%的病人能得到及时治疗，大多散落在社会上的重性精神病人随时有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伤害。由于精神病人没有自制力，我国法律规定，精神病人的家属要承担监护责任。但是对于精神病医理知识的缺乏使得监护人难以真正实现对精神病人的监管，一旦病情发作，监护人只可能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例如9月12日，广西昭平县精神病患者黎某病情发作，由于他平常发作时都在村子里疯狂地追赶他人、伤人，搞得整个村子鸡犬不宁。当日，黎某竟然被自己父亲伙同族中亲戚“家法处置”，在被打晕生死不明的情况下被埋了。此事一直到10月18日，公安机关才得到群众举报，并将涉案人员抓获归案。

3、社会：重视不够，疏于责任义务

现实生活中，像于黎某这样的悲剧并非偶然，这些家属选择用极端方式结束了他们无力承担的重负，甚至甘愿付出自由的代价。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以及重性精神病人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仅仅依靠精神病人亲属的监护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精神病人所在的村组或社区又是否能对其负担一些监护责任呢？精神病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与社会脱节，要想让精神病人真正地回归社会，减少他对社会的危害，必须要让他适应社会生活。我们国家的精神

卫生法到现在还没有颁布，但作为政府职责，还是应该管好辖区内的精神病人，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我的建议

1、精神病患者家属应该正视精神病，不要为此感到羞耻

调查发现，有接近7成的精神病人家庭认为，被人知道家中有精神病患者是羞耻的。观念上的尴尬，也让日前大多数的精神病人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2、社会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精神病，使患者得到普遍的关注

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心理健康服务对于他们就是生活的必需品。在美国，甚至于大多数人一遇到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心理困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向自己的心理医生求助。与之相反，在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没有重视，我们遇到问题一般总是先想到找家人或朋友倾诉，但是他们没有专门的心理知识，无法正确地去排解心理障碍。当心理治疗在国外已是一个比较发达的产业，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心理治疗培训机构。更重要的差距在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卫生意识：国外看心理医生很正常，中国却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精神病人就是个傻子，疯子，甚至对他们感到害怕，因为精神病的人的言行举止是异常的，很难预料他们做出怎么样的事，提到精神病院是多么的反感，甚至取笑。我们应该给予他们鼓励，支持和帮助。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而不是“天外来客”。

3、政府加快相关立法推行社区监管

政府部门应该充分调动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力量，在社区建立相对完善、健全的防范精神病患者伤害他人或自残以及监管的机构，同时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在社区中建立精神病患者救助治疗等爱心保障基金，甚至可以将精神病患者发病后伤害他人的赔偿费用也纳入此项基金中去，以解决患者亲属无力赔偿，受害人又难以得到赔偿的两难问题。

第五篇：关爱精神病患者

携手温情世界，延伸医学使命

10月迎来了第21个世界精神卫生日，10月25日下午,第二临床全体同学在康宁医院开展了一场主题为“关注精神卫生,关爱精神病人”的活动,为精神疾病患者送去关爱和温暖。

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陡增,导致人们心理负担不断加重,以至于出现各种精神疾病。本次活动旨在普及精神卫生常识,倡导社会关注精神卫生,关爱精神病人,消除偏见，使他们得到更多来自社会的关爱,为他们营造一个更好的康复环境。

据悉本次活动共分为三个部分，普及精神病相关知识；与精神病患者进行趣味游戏；了解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日常工作。

“您好，请问您了解精神病吗？您对精神病患者有什么看法？”“当您觉得压力大时，您可以散步，唱歌，发泄出来......”康宁医院门口大多数行人驻足阅读宣传单内容了解精神病的基础知识，并与同学们交流如何减压。在精神病患者活动期间，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同学们与患者进行了简单的游戏，“你画我猜”“歌曲接龙”“双人乒乓赛”，简单易懂的游戏不仅让患者参与其中，同时也帮助医护人员了解患者所想。在活动初期，康宁医院特别顾问张教授对我们讲述他的心路历程“要改变信念，真情真爱的为病人服务，为他们健康。”“跟他们说话要慢慢说，有时还要重复好几遍，他们的思维有时也不理解，需要很大的耐心，其实他们一点也不难相处......”游戏环节结束时，吴骁说道。

“最大的感受便是有苦有乐。每个病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对他们要交心，贴心，用心。精神科大多数精神病人缺乏自制力，发病时会有冲动行为，有时会遭到攻击，但看着他们越来越好，自己也开心。”在我们与康复科护士长交流的过程中，提到自己的护理工作，已经工作20年徐护士长说道。

当前人们对精神卫生的关注不断增加,但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还存在一定的误解。据了解，“关爱精神病患者，温馨康宁行”将会每月开展一次。通过活动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消除歧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关爱精神疾病患者,使他们能更好的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