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报告

第一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报告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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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费孝通著述浩繁，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他的主要论著收入《费孝通文集》。还有《内地农村》、《生育制度》、《乡土重建》、《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Chinese Village Close-up》、《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小城镇四记》等诸多著作。

关于费孝通，谢泳曾经有过如下一段评价：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这为我们理解费孝通的两个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我在读张冠生先生所著的《青山踏遍》时发现，费孝通两个世界的形成，恰恰是在其生命力最为旺盛的39岁。《大学的改造》于1950年5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以后，费孝通便开始把自己真实的世界隐藏在他隐秘的内心了。

二、书籍简介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分为三部分，包括“江村经济”、“重访江村”、“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

其中《江村经济》这一部分是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同时也是费孝通教授的第一本书和成名之作，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后者将此书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虽然费孝通先生只对研究对象——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做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但本书无愧于老马的盛誉，它开创了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先河，并通过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这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着原创性的意义。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著作。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另有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该书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国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它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读者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公认的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及成名作：《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二文。可供社会学工作者和教学者参政。费孝通在1938年为本书作序时写到“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本书是对中国社会微小样本的细微观察和客观分析。

第二部分《重访江村》是费孝通教授在新中国建立后多次返回江村地区，甚至是吴江地区进行跟踪调查的研究成果，在这过程中费孝通教授逐步扩大调研范围，重心也逐步转向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上。

第三部分是澳大利亚学者W·H·葛迪思教授受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启发，对开弦弓村进行在调查中后结合其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所的的研究成果。

三、读后感 《经村经济》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一本书，是根据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过程，本书说明的是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尽管这是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但是反映的却是中国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一系列由社会变迁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知道今天都还没有确定的有效的方针对其进行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在当时只是处于萌芽的趋势，但，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也正好说明了费教授的先见之明。

造成劳动力过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增长量过快，二是农业机械化。人口增长虽然在当地来说是受到压制，但是人口还是得增长的，人均占地量也是快速的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又来了更大的挑战，农业机械化接着来了，如果机械化得到普遍的应用的话，那又将有大批的农民沦为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即使农业人口不再增加，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也将迅速增长。尽管当时人们没有普遍的采用机械化，但是这是一个趋势来的，这是历史的潮流，是社会的进步，谁也挡不住的。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可以看得到的，从七八十年代农业机械化在全国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改变这个趋势也不是去阻止它，我们要从机械化的应用之仲找到自己的出路才行的，但是村民们不知道改怎样的去找啊，叫他们去城里打工争得过受过高等教育的吗？不行，这就导致了劳动力过剩的必然的产生。

农田中的劳动力剩余，如果没有其他吸收劳动力就业的渠道，农村中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就会多起来。比如聚众赌博、酗酒、各种迷信、热衷于红白喜丧事、滋事生非、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等等乡村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农村基层政府管理社会的工作量日益加大，成本越来越高。一个国家，如果大量的劳 动者有工作可干，大家都忙忙碌碌，一天八小时工作，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折腾别的事情；而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劳动力没有事情可干，就会闲而生非，无端生出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来。所以，劳动力过剩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急待解决的。

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可抗拒的，其进程必然要有很多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出来，正确的战略选择是要加速这种现代化过程，使农业产业劳动生率提高，能支付农业产业分工所发生的交易费用，而与农业关联的产业得到足够的支付后，也能正常地分工发展，从农业种养业中吸收过剩出来的劳动力就业。专业化和规模经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和产业分化则会大量地增加就业。当然啦，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由农村内部产业的分工和分化吸收就业。一是农村的一些产业要向城镇集中，二是相当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要向城镇转移。这样，农村的农业就可以家庭农场式经营，农业的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

但这不是个顺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艰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个问题来的，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是不怎么公平的，跟人家竞争的起点就不一样了，成功的可能不大。我认为这个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有国家这个强力的后盾无论是什么问题解决起来都不难。这就要看国家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实施的了，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算有多好的政策实施起来也是有点难度的。

我想单靠现在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是难以解决农业的现代化问题的，它达不到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所以说用农业机械化在这里难以得到发展。

农村劳动力过剩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应该要出台什么有效点的方案来解决了吧，希望不要让我们人民等太久了。

书中开弦弓村的和尚在村里人死亡后，负责将他作为每家的祖先记录在案。这种记录以父系系统作为家族系统的区分，以便于后人的祭祀。这种记录属于和尚的私人财产，甚至可以在和尚间买卖，以便使付钱的一方拥有这个家谱所属于的家庭的香火祭祀关系。可见这种家谱记载方式在江苏地区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方式。

这种记录模式的产生，首先是因为识字的、有能力记录的人不多，大概只有和尚和私塾先生，相比之下和尚有弟子，即使没有也会有别的“香火”（庙祝，负责管理寺院的非宗教人士）来主持这间庙宇，有稳定的传承关系，能保证家谱传承。但即使私塾先生或是大户人家也不会自己记录家谱，所以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家谱的记录并不是为后世追根溯源而进行的，他主要是为了保证子孙的祭祀，那么将家谱存放在外人手里，以及“和尚”这一宗教职务本身就是对子孙行为的一种约束力——如果哪家不祭祀祖先，这份家谱就是控诉他不孝的证据。由负责祭祀的和尚掌握家谱，也是对和尚权威的提高，这在没有强制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和尚的权威并不能来自人们没有十分皈依的佛祖。

开弦弓村有1400多人，20个原有姓氏和9个外来姓氏，并不是一个全村同姓的家族式的村庄，但在费先生平实的语言中，那些关于祖父母辈、父母辈、兄弟姐妹辈、兄弟姐妹的孩子辈以及姻亲关系中的一些亲属关系的叙述还是使我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他们相互间的许多称谓是从未听说过的，另一些是我听说过却从未理解过的，在描述他们彼此的亲属关系时，我也很难从这些句子中梳理出具体关系来。

不要说五服关系，哪怕是非常近的亲属关系我们这一代都已经很不完整了。因为我的表和堂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是有亲兄妹的，我就很少去思考，如果我和我的表姐都有各自的亲姐妹，那么扩展了的姐妹的孩子之间应该如何称谓。也不会遇到庞大家庭带来的系列问题，包括难以应付的家庭问题和亲情帮助。我们这一代有多少家族的称谓已经消失？我们的下一代还有表弟、堂姐吗？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还有家的概念吗？如果说家族是中国人的宗教，随着每个家族越来越少的人口，这一宗教也将消失。最终社会单元变为各自为阵。

但是随着对于乡土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庞大家族的消瘦和安土重迁的世代邻里的消失，这个透着独特文化和有着特殊影响的社会格局终将消失，并最终变为像西方社会那样的社团式的。这个变化过程正深刻的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正如书中前言所说，该书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通过对一个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的开弦弓村这样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可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方式，从微观到宏观，来观察、分析、探讨中国——尤其是乡土中国的经济、文化的结构以及这种乡土结构在新的国际力量下的转变或“社会迁移”和“社会重组”。费老认为，社会科学的功能即在于“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因此，在对中国的变迁研究中，尤其是文化和制度变迁的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事实描述和阐述，应该是起重要作用的。“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判断。”

在本书中的第十章有关农业提到：“前两年村里有两台抽水泵……然而这种机器尚未被普遍的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注意了，这这两台抽水泵在村里已经存在了两年，根据当地的地域宽广来说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推广的了，但是它偏偏就是没有被普遍的采用，而其根本原因也已经明确了。也就是说在当时来说，当地的农民们就一家就已经害怕劳动力过剩了，相当于吃闲饭吧，害怕失业。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村民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在本书当中曾不止一次的提到可以说是强调每个家庭都不敢要过多的孩子，怕养不起，就算养大了也还是个问题，因为财产的再分配问题，也即是人均占地量又将减少。

读了这本书，最初的收获是发现自己日常的生活、理所当然的思维惯式在费先生以开弦弓村为缩影的传统生活格局下找到了来源。

虽然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骨子里仍深深浸润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当时的开弦弓村正经历着由传统经济格局向合作、集体作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格局变迁，由此而产生的生丝价格下降、佃户地租负担沉重的经济波动时期，并由此呈现出从经济领域延展出的其他领域的变迁，如妇女地位、礼节性支出、结婚等方面的微妙变化，下面就我在书中所阅读到的这些典型特征，在整理的基础上，谈一些看法。1土地问题 ○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是公有制，经济方面的支出由家长严格控制，父母的权利在子女逐渐成长为一个完全的社会人的过程中也经历着这样一个变化：从经济控制到享受瞻养的“情感权利”，而瞻养也反过来是子女用以表明传嗣合法的权利。

提到遗产的继承，就不得不涉及到土地的继承与处理问题。由于逝去的长辈对后辈仍有影响，比如宗教观念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子女不敢随意变卖土地，认为他会触怒死去的长辈的灵魂，但传统经济受到的冲击使得下一代出现经济上的拮据，他急需要一笔钱而变卖土地，在土地的占有问题上，反映的不再是一种伦理关系，更多的是一种金融关系，这种纯粹的金融关系与经济衰落息息相关。但仍保留田底所有权，因此那些在农村中超过90%的拥有不到10亩的土地，这些剩余劳动力成为佃农，由于他们的耕作是“靠天吃饭的”，又由于经济萧条，地租成为贫农沉重的负担。土地问题的困境在于农民可在土地上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国民党的政策都用以反共，共产党土改后又把在红色地区的土地收回，使得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2人口与土地 ○

在费先生所调查的这个村子中，可以发现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人口众多而土地稀缺，而妇女在干农活上的帮助是有限的，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会产生剩余的劳动力而导致妇女进城镇打工，这又导致了家庭关系的变迁。

另一方面，村里不多见的雇工制度也是人口多而土地少的体现，因为这个制度会使得人口膨胀的弊端更加突出而已，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村子的自我调节作用：在土地稀缺的前提下，孩子的出生率自然受到了节制；大户人家即使仍维持着可观的土地面积，可是土地面积的扩展不是一个短时期就能完成的工程，所以他们的下一代所面临的土地困境也会最终导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趋向平衡。

不过这只是费先生的预测，农村的人口问题不及牵涉到土地，还有职业的分配等一系列连锁问题，这必然牵涉到人口的流动，以及导致传统格局的进一步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

3传统家庭新格局倾向 ○

在传统模式的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是由其对家庭手工业——丝业的贡献确立的，以及母凭子贵都体现了经济作用在农村中对家庭的直接影响。书中所提到的婆媳关系，“回乡”型与“上山”型婚姻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倾向，可以看到新媳妇在开始一段新生活时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而经济的变迁，尤其是传统的蚕丝业在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冲击下，急需新技术的补充，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导致了家庭矛盾、分解的问题。比如由于农村的劳动力分配接近饱和，或贫穷的无地居民，子女会进程务工以赚取工资，这种新的收入来源则会导致子女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私人财产，而当父母发现后，一旦引起家庭矛盾，则很可能会导致分家产以求经济独立的情况，因为一旦子女成为社会上完全的独立成员，则会要求相当的经济独立，包括对物的支配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別籍易财”。

经济衰落给传统习俗带来的冲击在于，一方面农民会尽可能将礼仪上的开支推迟，比如娱乐性占较大比重的宗教集会被迫暂时取消、在结婚的重要问题上出现了特殊情况如晚婚情况的出现、“小媳妇”的过渡时期特有的现象（虽然可以节省结婚时一大笔开支，但导致亲属圈子得不到扩展的深远负面影响，因此村民也认为之可以是短期行为。）

丝业的衰落，妇女也不被允许在农田里劳动，则最终导致妇女走出农村，到城镇谋生的高度流动性，妇女职业的转变使传统的夫妻关系必然会呈现新的变化，进而导致整个亲属关系的变化、组合，这也是工业化所带来的在其他领域所引起的变革。4技术革新进退维谷 ○

前提是农民只关心即得利益是多少，比如在向工厂贡献蚕茧时的作为：见工厂分红逐渐递减（其实工厂的业绩有缓慢提到，而且工厂同时也尽量减少自己的利润）而农民没有看见这一趋势，而造成在缫丝工业上的成果不大。

费先生在书中殷切地提出他对复兴乡村经济的建议：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乡村已取得的成效和做的还不够的地方。

对于传统农业，书中例举了许多精确的数据，如2/3以上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一年中有8个月用来种地，农民的食物完全依赖自己田地的产品；又如村里90%以上的土地种植水稻、油菜籽和小麦，这些数据显示了农业占了传统乡村经济相当大比重。而在传统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单靠农业，以不能维持生计，而书中则指出辅助企业可获得盈余，但原始的生丝的原料加工业则因受市场价波动和西方新技术、世界经济萧条等因素价格下跌需要变革。

如果如费先生所言，需以合作振兴乡村经济，则首先要处理好从个体性劳作到集体劳作的转变，乡村的田地具有分散性，一方面不利于畜力灌溉，成为中国农业技术落后的首要原因，可能一块地有几户人家各自耕作，水的灌溉是一种集体活动，需要合作来进行，但由于每户人家都想灌溉到更多的水却要求各家的田地要保持平坦以保持水的分配平等，而经常引起矛盾，而工厂集体式工作的特点是专业分工合作，这种向合作型转型需要农民去适应。

科学养蚕的结果则使得因养殖技术不佳而培养出来的劣蚕的数量被控制在20%以下，蚕茧的总产值比用传统养殖方法增加了20%，所以怎样逐渐培养起农民科学养殖并有信心持之以恒是一个课题。

当然书中还牵涉到一些具体的土地格局阐述是我认为比较生僻的新知识，还希望通过其他书籍加深了解，因为农村的土地问题是在是又重大又迫切，但限于知识的局限，未能在这里谈个人较深入的看法。

第二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报告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他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

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叫《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划为“右派”。

1959年12月5日，报纸公布了中共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共142人，其中就有费孝通。

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曾在加拿大作《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演讲。

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998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创刊，费孝通任名誉主编，对国家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非国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成书背景

1936年暑假，在赴英国学习前，他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入捕虎陷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伤愈后，他听从姐姐的劝告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在养伤期间，他含泪写成了他俩此行的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

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

会的病痛。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三、主要内容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本书以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主体部分）；二是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

其中第一部分详细剖析了开弦弓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部分，则更多的是受到当时特殊环境的影响，以致具体的方向都是在论证新社会建立以后给人们带来的变化，当然必然会提及起社会结构的不足。第三部分则是笼统介绍开弦弓村所发生的变化，是一篇演讲稿。下面我将具体讲一下主体部分的内容。

第一章是前言。

第二章主要讲了调查区域的界定，人工河渠、交通发达的地理状况，以种植水稻为主，蚕丝业为辅的经济形势，并说明在世界经济的冲击下蚕丝业的衰落对开弦弓村人的影响。同时以地图辅助来概述村庄格局，详述村里人由本村人和外来人组成，并阐述了二者的特点，最后解释选择开弦弓村作为调查区域的理由。

第三章以家这个基本单位为中心，介绍了该村的社会背景，主要分析了父母与子女、夫与妻这两种家庭组织的基本关系。前五小点主要是讲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后三点主要是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又主要围绕重视香火绵续的父系传代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儿子才能接续家系，传承香火）、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及孩子接受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夫妻关系则主要围绕婚姻关系的建立过程，夫妻、婆媳的关系及表亲联婚、小媳妇等特殊婚姻形式。

第四章第一部分揭示了所有权是什么及财产的分类。第二部分分析不同种类的物如何为不同的成员所拥有，以及不同类型的所有权是如何在各成员之间分配的，最后指出家长的权威性。第三部分讲述了财产的传递过程主要在三个阶段，结婚、分家及去世。第四部分继承对婚姻和继嗣的影响以一个人没有孩子或有女儿无儿子为例来详细阐述，说明赡养老人的义务不仅靠法律的力量来维持，而且靠人的感情来保持。第五部分说明孩子对父母的赡养不仅在他们生前，也延续到祭祀等对灵魂的福利。第六部分简述了新继承法与开弦弓村实际情况的不同。

第五章第一二部分分别讲述父系、母系亲属关系如何扩展。第三部分讲述亲属关系扩展的另一种方式——名义上的收养，并说明名义上收养的社会关系与亲属关系相似。第四部分说明亲属称谓的延伸使用也很普遍。

第六章第一部分讲述户的定义和非家成员进入一户的办法。第二部分讲述邻里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讲述村民祭祀灶王爷和刘皇的习俗，分析了灶王爷的警察职能，揭示人们聚会的真正意义是娱乐多于宗教或迷信。第四部分说明村长通过村政府履行职能。第五部分讲述了保甲这种强加的行政体制。

第七章讲述了节俭思想对消费的控制，住房格局，以水运为主的运输方式，衣着特点及其功能（说明衣着不仅在于保护身体，也是进行社会区别），开弦弓村人的主食及供给方式，说明娱乐活动多出现在生产活动的间隙以及村民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

第八章说明农业是村民共同的基本职业，从事专门职业如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人员非常少，并说明了两类渔业户的不同。

第九章概述了计时系统，并说明三种立法均被使用及各自使用情形和村民的活动时间表。

第十章讲述了农田分布及灌溉，水稻种植过程，农民合作的劳动组织，详述了科学与巫术都只是用来对付自然灾害的手段，只要科学无法提供更为有效的认为控制自然的方法，巫术就难以完全消除。

第十一章讲述了湖泊河流道路的所有权，农田的所有权，雇农及小土地出租的具体情况，完全所有制下的税收和土地继承对农业的影响。主要从土地的特性说明农民为何很抵触将土地卖掉，不在地主制下地主如何收租，农民如何交租以及随着时局的变化这种交租制度的变化。

第十二章画出了蚕丝业变迁过程的图解，分析了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与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相互作用的变迁过程，讲述了变革的力量及意图，当地政府对变革的支持，养蚕改革计划的实施过程，合作工厂的运营情况，政府对改革的支持，改革中的困难和挣工资对亲属关系的影响。

第十三章讲述了养羊及贩卖的具体情况。

第十四章主要讲述了交换方式，内外购销相互依存，来自其他村的小贩和来自城镇的两名小贩做买卖方式的不同，说明航船作为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是无偿的，而作为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才是它获利的主要途径。

第十五章第一部分说明积蓄与亏空存在的现状及原因，第二部分讲述因大笔款项需求产生的互助会多是为办婚事筹集资金或为偿还办丧事所欠债务和互助会的具体操作办法。第三部分说明村民稻米储备不足时通过航船进行借贷，主要是借米。第四部分说明产生于城镇与农村之间的高利贷的具体操作方法及产生原因。第五部分说明信贷合作社的失败。

第十六章中国的土地问题是本书的点睛之笔。深入浅出的说出了中国农民生活问题关键之所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接着就道明了其来源是中国的土地政策问题，比如在地主剥削土地所有制下，从事农耕不足以维持生计，在条件许可下必然会带动副业、手工业的发展。一旦副业、手工业受到打击（如外来技术的冲击）直接后果便是生活贫困，最终引发冲突。在发现问题后，作者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生活问题的方法，即恢复农村企业。

重访江村是21年后，写的是1957年的事。当时，开弦弓村在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为国家所有，人们集体劳动。作者在看到农业社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了增产不增收、农民的生活状况还不如1936年的现状。究其原因是过于注重农业和地区分工，从而造成传统的养蚕业急剧减少，在农闲期的贩运也全部停止。副业的收入下降从而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同时，农民们的生活支出较从前更多，所以产生了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的情况。由此作者提出解决方案：在生产上利用水面，使农副业互相支持；在生活上要勤生产，俭消费。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劳动人民自觉的积累，要勤俭建国。

三访江村写的是1981年改革开放后进行包产到户的开弦弓村。在三访江村中，简述了开弦弓村五十年的经济、生活、人口变化，即纠正了片面的发展粮食生产，而落实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不仅包括已纳入集体经济的养蚕业，而且扩大了各种家庭副业，从而使人们生活水平达到温饱状态。但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但仍未解决生活资料的更新问题。为此作者提出了“工业下乡”的办法来发展农村工业，带动经济发展。

四、评价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这也恰恰就是费先生写作《江村经济》的基本视角。

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社区”一词为费老创译）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此种探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费孝通细密地解剖了一个面临着饥荒的小村子他的家乡江村，办的是“个案”，却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大千世界，把握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全貌”。

网友 Minjie 在《再读《江村经济》》中说：“江村不在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费孝通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态、家庭关系的详尽描述，来解释西方文化科技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你要了解现实的中国，江村经济是你的窗户。”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216093/

费孝通自己也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

中国社会学派的高度原创力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了一种“反必然性的社会理论之品格。《江村经济》所初步提出来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看上去非常不符合时代潮流，但它所涉及的其实却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

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 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

二、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上而下的社会重组道路?如果说，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或许尚未完全意识到乡土工业重建必然牵涉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其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探索已经相当自觉地以这些问题为明确指归了。

——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1994-2012,China Academic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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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当代学者正试着用当代的眼光来解读《江村经济》，将作品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着重从经济学而不是人类学的角度来解析《江村经济》，如：

费孝通在三十年代所得出的这些初步看法，其突出之点在于，他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思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路径。正因为如此，他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被人忽视的边缘问题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环节，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这样的一种产业化途径后来被证明是有效的。

——宋文娟《从<江村经济>看“三农”问题》，池州师专学报，2006年2月 作品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了开弦弓村的方方面面，看似客观冷静，但这些都是为了突出作者的中心：发展乡土工业。虽然费孝通对乡村经济的看法

不乏缺憾，正如他自己所说：

“回顾我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摆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他们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

可见费先生是一个善于自我反思的人，学界对费先生的评价也很高：“费先生始终是一个坚持以学术服务于理想，以社会科学理论服务于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学者。理想与生活的结合和张力，早在费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己经破题。”

对于《江村经济》，阅读的时候感触是很多的，尤其是越到最后越能感受到作者通过文本传达出来的历史使命感。虽然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但我仍然从作者对农村经济生活现状与社会道德标准的阐述中看到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担忧。他说：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我想作者的写作目的，也是想唤起读者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吧。

第三篇：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我是一名对这门学科不多感兴趣的大一学生，想完全参透《江村经济》里面的东西，是难而又难的。可是，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会尽我的理解去读懂它的。

《江村经济》描述了江苏吴县开弦弓村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关系，说明这个正是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并建议实行土地改革的、增加农民收入、恢复农村企业等等。费孝通还静态描述了家庭、婚姻、继承、组织、风俗、生产等等方面，动态描述了社会的变迁。

尽管这是一个小范围的深入调查，但是这反映的却是中国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一系列由社会变迁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之所以调查这个区域的理由是：（1）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2）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3）这个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与华北的情况截然不同。

蚕丝业是该村的重要中心之一，所以蚕丝业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在结婚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新的儿媳妇必须经过养蚕的考验，如果她养得好，显示了她的技能，就能赢得她婆婆的好感。这就认为是女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据此可以确定她在丈夫家中的地位。蚕丝在这里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工具，更多的是一种技能，代表着一名女孩子的最高能力水平。也就是这种对蚕丝的高度重视，使得这个属于家庭手工业的蚕丝业渐渐地往工业生产转变。

本村的分工非常的明显。干农活的主要是男成年人，孩子只是偶尔到田里去，女人完全不参加农业劳动，他们忙于蚕丝，很明显的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从上个学期看的《社会分工论》，两性分工成就了男女婚姻的团结，促进了感情的进化；更广泛的劳动分工也可以成就社会团结，促进了新类型的社会伦理的产生。这样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为“有机”的。这种关系既为个人留下了自由的余地，也促进了社会的团结。因此伦理道德维持着村的团结。

这村与外面的交往挺密切的，村内团结，村里的人对长辈、自然和神明的敬畏，维系了很多美德的情感因素，例如尊重赡养老人。又对土地和谷物的敬畏，使得人们不轻易破土动工建造私宅，不浪费粮食。但是农村对外来的事物还是敏感而谨慎的，所以，外来人都很难在村里获得土地，他们的谋生的唯一手段是从事某种新手艺或经商，所有住在村里的外来人都是商人和手艺人，从事这些特殊职业使他们不会很快被同化。只要外来户保留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差别，而且本村人注意到这些差别，那么在这个社区内，外来人总是过着多少有所见外的生活。最能体现着这一点的是“口音越是听不懂的和尚，念的经越有用。”正如老师所说的，外来人究竟需要在本村住多久才能算作本村人，外来人的孩子，虽生于本村，仍像其父母一样，被视作外来人。第四章中新的继承法最后一段说“但就这个村子而论，虽然新法律已经颁布7年，我尚未发现有向这一方面发生任何实际变化的迹象。”这种法律法制根本就不需要，因为在这种传统社会中，都是用伦理道德来处理事情，互相交流都是面对面的，对彼此的情况也熟悉不过（就连你家有几只鸡都知道），村里的人思想都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着，如果他们违背了伦理道德，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舆论的压力，这时社会给的压力远比法律起到的制约作用大得多，更何况当时的法律并不受人们的重视。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村，当时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所以在村民的观点来看，最迫切的经济问题就是蚕丝的改革，但是条件的局限性，改革中有遇到技 术和资金的困难。蚕丝业的技术改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改革，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改变，如女性的地位开始提高了，亲属关系也产生了实质的变化。

书本的第三章中的人口控制，还有很多次地提及到每个家庭都不敢要过多的孩子，除非一些有着较大产业的家庭就不受限制地有更多的子女，视之为富裕的象征。村中的人认识到人口控制是为了预防贫穷，如果生得多，就怕养不起，就算养大了也还是问题，因为财产的再分配问题，也即是人均占地量又将减少。所以杀害女婴就为经常（女孩的价值是比较低的，因为她不能承继“香火”，同时，她一旦长成，就要离开父母）。人口增长虽然在当地来说是受到控制，但是人口还是得增长的，人均占地量也是快速的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据我的了解，我爷爷奶奶也是在这个年代的，他们认为越生得多越好，因为他们是按人头来分粮票什么的，所以这个年代的最多的差不多有10个孩子，不过真的有养不起而死了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当涉及到个人与集体利益的时候，人们都是有私心的。可是，这村里产生了互助会。这种互助会的目的是为了办婚事筹集资金，为偿还办丧事所欠的债务。但是这种互助会的核心总是亲属关系群体，也体现了社会团结的。

当然，《江村经济》中的内容比我所写出来的要丰富得多，特别是分析经济方面的。读完之后，发现我对前半部分的内容比较感兴趣，例如这条村的风俗习惯，亲属关系，生活之类的，对后半部分的经济看得有点懵懂，所以对前部分的比较有感触，花的笔墨多。但是费孝通先生也是处处联系到经济方面的，说明了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所以我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本巨著，最重要的是培养这方面的兴趣。篇二：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 关于农村的隐性自闭

作者信息： 2010010131 陈伟 内容摘要：

本文是在阅读费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经济》之后所感。费老并未在书中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只是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将现象展示出来。该书详细的勾画了农村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详细的描述了社会基层结构和经济活动。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农村问题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农民的心理贫困造成，或说一种隐性的自闭症，这种隐性自闭症通过影响农民的行为目的，行为偏好和生产行为模式而直接影响其经济收入的增加和人力资本的累积。因此，本文在通过分析费老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描述的农村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基层结构和经济活动，来说明农民内心潜藏的排外、自闭对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关键词：读后感、隐性自闭、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首先申明，这篇文章是我在看了《江村经济》和查阅其他文献之后自己的一些想法，因本人在这方面并无太深入的研究，知识较为匮乏，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还望老师指正。

在现阶段，对农村经济的研究多把重点集中在其表面问题，如农村问题被很多学者粗略的分为了资源问题，粮食问题，土地问题，人口问题等等，然后在这些问题中分别提出一些措施。尤其在现代，农村经济有了稳步发展的趋势，很多学者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认为农村经济已经不再需要担心，或者即使认识到了其弊端，却简单的认为“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社会对农村的不重视”。本文并不否认在客观上农村经济受到了如资源环境、产品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次序等的制约，相反，的确工业革命后，由于受资源环境的限制，农村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如费老书中的开弦弓村，其蚕丝业曾繁荣过一段时期，工业革命后，这类手工业受到了很大冲击，出口量和价格均开始下降，之后再也无法摆脱这种不景气的状况。因此农村经济要想发展，不仅仅是在那个年代，即便现今，改变产业结构都是很必要的，在这里大家也知道，本文不否认客观原因的影响，但是主要集中在隐藏在客观原因中的主观性，及农村或说农民的局限性，这里我把它称为隐性的自闭，或可以理解为一种排外和自我保护心理，但是在如今，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点。本文接下来会从不同方面对农村中体现的这种特性进行分析。

首先通过费老书中的一个例子开始我的阐述。在费老《江村经济》 第二章第五节——村里的人——中，开弦弓村的外来户统计了的共10家，虽然从法律上讲，在这个地区生活了三年以上，他就成为了当地地区的一名成员，但是在当地人看来，这样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本村人。居住时间的长短并不会改变其外来人的身份，甚至在本地生下

来的孩子长大后还是不能真正的被当地人认为是本村人。尤其是当这些外来人保留有自己的生活语言习惯是，更加会被区别对待。费老认为“对本村人和外来户做出区别是颇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区别已经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确，据我所了解，一般外来人在村庄内都是从事特殊的职业，如纺织工，理发匠等，而并没有权利拥有土地。这其中其实隐藏着农村的自闭性，即村里人在潜意识里面认为外面来的人会对其生活经济造成影响，会对他们对土地的拥有权造成威胁。因此表现出这种排外自保的本能。也正是这样，不知不觉中发展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即便还没有达到动摇农村基本产业结构的地步。

也许读者会说，费老的书中描述的都是几十年前的情况，在现阶段已经有点过时。本人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的一个小村庄，我要说的是在这方面至少我的家乡那边也是有着很大的排外自闭性，山上的树，田地等的所有权仍然仅限于本地人，外来人口依旧只能从事特殊的行业，甚至在这个村子，外来人口很难生存下去。有从外地嫁过来的女人平时的称呼也会被冠上其家乡的名字。外面的世界飞速发展，但仍然有很多乡村，即使在政治上不断改进，经济生活却仍然按照其原有的轨迹慢慢进行，自闭性可见一斑。

其次我想提到一点就是宗族势力，在费老的书中，血缘关系十分重要，尤其是在父系那一方，领养孩子基本上是为了养老，而且领养的孩子在最后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这也是一种极端的自闭心理。由于受人控制和扭曲的唯血缘关系的观念，宗族势力在农村成长迅速，大部分的宗族势力往往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依靠，而且正如刚才所说，具有封建自闭性。宗族势力的存在激化了农村的社会矛盾，宗族势力容易利用宗族感情挑起械斗出于对本族经济利益的维护或者仅仅是因为异姓族个别人的个人矛盾宗族势力就可以引发有组织的械斗，破坏当地的 社会安定；再次，宗族势力具有较强的排外性，影响了外地资本进入农村地区或者在农村本地内进行合理配置。这种农民的自闭性给农村经济带来很多阻碍与限制。应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族势力对农村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但是对于家族仍然存在很强的影响力，我家每年必须到隔壁县的组祠中去拜老祖，即使在现在的社会中，农民仍然有很强的宗族意识，其局限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尽管联系越来越弱。而关于农村政治上的自闭性就尤为突出了，首先如费老书中的保甲制度，即使在同一个村中不同保之间也是泾渭分明，甚至在同一个甲中，不同的人之间也相互有提防。在现阶段，很多腐败问题曝光，然而很少出现说农村的腐败干部被曝光。在农村，以家族为纽带的关系网正在成为腐败的温床，一张关系网甚至可以垄断地方经济甚至成为地方一霸。农民饱受着这些腐败干部的压迫，然而即使这样，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农民选择容忍，这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之一。地方政治的腐败也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些腐败的干部希望自己对这个地区的“统治”能够长久，在客观上加剧了农村的自闭性，而类似水利工程、治疗水土流失等利民工程他们自然也不会投入资金，如此经济自然停步不前。同时，农村的自闭性在其生活中也有很大的体现，安于简朴的生活是农村人早年教育的一部分。农村的消费水平很难提高，更不用说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在费老的《江村经济》中，农民除了日常生存所必须的消费外，最大的花费应该就是礼仪上的开支了，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礼仪上的开支对于农村经济却并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这些开始基本上没有流入市场，而是直接以物或者钱的形式在人与人之间流通，甚至连交易都算不上。举个例子，在嫁娶的过程中，男方付下聘礼之后，不论是物还是钱，女方在嫁过来的时候随带一份差不多的嫁妆，在二者的进行中并没有涉及到市场。因为农民自身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能通过自家获得，交易的必要性并不大。内需不足已经渐渐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我的家乡，除了每逢农历1、4、7（包括尾数带着三个数字的日子）有到集镇上去进行大型交易，我们那边称之为逢圩，在村子内部的交易应该就是俩个小卖部了，主要卖烟酒以及孩童的糖果等等。本村人基本上很少会到外村去买，甚至在这两个小卖部中，因为二者分别属于俩个不同的区域，自然也是不同的家族聚集处，任何一个家族聚集处的人都很少跑到另外一个家族聚集处的小卖部去买东西，自闭性可见一斑，也正是这种交易的匮乏，让农村的经济很难走向多元化，很难有新的进步。

最后，说到产业结构，在费老那个年代，农村的经济主体基本上是农业和乡村手工业，到现在，大部分的村庄依然如此。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一种产业结构的弊病，也是一种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我国的农业需要养活十三亿人口，可是这也并不需要使用九亿农民去支撑，因篇三：《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费孝通著述浩繁，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他的主要论著收入《费孝通文集》。还有《内地农村》、《生育制度》、《乡土重建》、《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chinese village close-up》、《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小城镇四记》等诸多著作。

关于费孝通，谢泳曾经有过如下一段评价：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这为我们理解费孝通的两个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我在读张冠生先生所著的《青山踏遍》时发现，费孝通两个世界的形成，恰恰是在其生命力最为旺盛的39岁。《大学的改造》于1950年5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以后，费孝通便开始把自己真实的世界隐藏在他隐秘的内心了。

二、书籍简介

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着原创性的意义。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著作。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另有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该书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国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它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读者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公认的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及成名作：《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二文。可供社会学工作者和教学者参政。费孝通在1938年为本书作序时写到“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本书是对中国社会微小样本的细微观察和客观分析。

三、读后感 《经村经济》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一本书，是根据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过程，本书说明的是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尽管这是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但是反映的却是中国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一系列由社会变迁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知道今天都还没有确定的有效的方针对其进行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在当时只是处于萌芽的趋势，但，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也正好说明了费教授的先见之明。

造成劳动力过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增长量过快，二是农业机械化。人口增长虽然在当地来说是受到压制，但是人口还是得增长的，人均占地量也是快速的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又来了更大的挑战，农业机械化接着来了，如果机械化得到普遍的应用的话，那又将有大批的农民沦为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即使农业人口不再增加，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也将迅速增长。尽管当时人们没有普遍的采用机械化，但是这是一个趋势来的，这是历史的潮流，是社会的进步，谁也挡不住的。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可以看得到的，从七八十年代农业机械化在全国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改变这个趋势也不是去阻止它，我们要从机械化的应用之仲找到自己的出路才行的，但是村民们不知道改怎样的去找啊，叫他们去城里打工争得过受过高等教育的吗？不行，这就导致了劳动力过剩的必然的产生。

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可抗拒的，其进程必然要有很多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出来，正确的战略选择是要加速这种现代化过程，使农业产业劳动生率提高，能支付农业产业分工所发生的交易费用，而与农业关联的产业得到足够的支付后，也能正常地分工发展，从农业种养业中吸收过剩出来的劳动力就业。专业化和规模经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和产业分化则会大量地增加就业。当然啦，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由农村内部产业的分工和分化吸收就业。一是农村的一些产业要向城镇集中，二是相当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要向城镇转移。这样，农村的农业就可以家庭农场式经营，农业的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

但这不是个顺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艰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个问题来的，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是不怎么公平的，跟人家竞争的起点就不一样了，成功的可能不大。我认为这个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有国家这个强力的后盾无论是什么问题解决起来都不难。这就要看国家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实施的了，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算有多

好的政策实施起来也是有点难度的。

我想单靠现在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是难以解决农业的现代化问题的，它达不到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所以说用农业机械化在这里难以得到发展。农村劳动力过剩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应该要出台什么有效点的方案来解决了吧，希望不要让我们人民等太久了。

书中开弦弓村的和尚在村里人死亡后，负责将他作为每家的祖先记录在案。这种记录以父系系统作为家族系统的区分，以便于后人的祭祀。这种记录属于和尚的私人财产，甚至可以在和尚间买卖，以便使付钱的一方拥有这个家谱所属于的家庭的香火祭祀关系。可见这种家谱记载方式在江苏地区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录模式的产生，首先是因为识字的、有能力记录的人不多，大概只有和尚和私塾先生，相比之下和尚有弟子，即使没有也会有别的“香火”（庙祝，负责管理寺院的非宗教人士）来主持这间庙宇，有稳定的传承关系，能保证家谱传承。但即使私塾先生或是大户人家也不会自己记录家谱，所以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家谱的记录并不是为后世追根溯源而进行的，他主要是为了保证子孙的祭祀，那么将家谱存放在外人手里，以及“和尚”这一宗教职务本身就是对子孙行为的一种约束力——如果哪家不祭祀祖先，这份家谱就是控诉他不孝的证据。由负责祭祀的和尚掌握家谱，也是对和尚权威的提高，这在没有强制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和尚的权威并不能来自人们没有十分皈依的佛祖。

开弦弓村有1400多人，20个原有姓氏和9个外来姓氏，并不是一个全村同姓的家族式的村庄，但在费先生平实的语言中，那些关于祖父母辈、父母辈、兄弟姐妹辈、兄弟姐妹的孩子辈以及姻亲关系中的一些亲属关系的叙述还是使我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他们相互间的许多称谓是从未听说过的，另一些是我听说过却从未理解过的，在描述他们彼此的亲属关系时，我也很难从这些句子中梳理出具体关系来。

不要说五服关系，哪怕是非常近的亲属关系我们这一代都已经很不完整了。因为我的表和堂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是有亲兄妹的，我就很少去思考，如果我和我的表姐都有各自的亲姐妹，那么扩展了的姐妹的孩子之间应该如何称谓。也不会遇到庞大家庭带来的系列问题，包括难以应付的家庭问题和亲情帮助。我们这一代有多少家族的称谓已经消失？我们的下一代还有表弟、堂姐吗？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还有家的概念吗？如果说家族是中国人的宗教，随着每个家族越来越少的人口，这一宗教也将消失。最终社会单元变为各自

为阵。

但是随着对于乡土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庞大家族的消瘦和安土重迁的世代邻里的消失，这个透着独特文化和有着特殊影响的社会格局终将消失，并最终变为像西方社会那样的社团式的。这个变化过程正深刻的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正如书中前言所说，该书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通过对一个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的开弦弓村这样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可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方式，从微观到宏观，来观察、分析、探讨中国——尤其是乡土中国的经济、文化的结构以及这种乡土结构在新的国际力量下的转变或“社会迁移”和“社会重组”。费老认为，社会科学的功能即在于“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因此，在对中国的变迁研究中，尤其是文化和制度变迁的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事实描述和阐述，应该是起重要作用的。“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判断。” 在本书中的第十章有关农业提到：“前两年村里有两台抽水泵„„然而这种机器尚未被普遍的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注意了，这这两台抽水泵在村里已经存在了两年，根据当地的地域宽广来说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推广的了，但是它偏偏就是没有被普遍的采用，而其根本原因也已经明确了。也就是说在当时来说，当地的农民们就一家就已经害怕劳动力过剩了，相当于吃闲饭吧，害怕失业。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村民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在本书当中曾不止一次的提到可以说是强调每个家庭都不敢要过多的孩子，怕养不起，就算养大了也还是个问题，因为财产的再分配问题，也即是人均占地量又将减少。

读了这本书，最初的收获是发现自己日常的生活、理所当然的思维惯式在费先生以开弦弓村为缩影的传统生活格局下找到了来源。

虽然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骨子里仍深深浸润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当时的开弦弓村正经历着由传统经济格局向合作、集体作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格局变迁，由此而产生的生丝价格下降、佃户地租负担沉重的经济波动时期，并由此呈现出从经济领域延展出的其他领域的变迁，如妇女地位、礼节性支出、结婚等方面的微妙变化，下面就我在书中所阅读到的这些典型特征，在整理的基础上，谈一些看法。篇四：江村经济读书报告--甘晨

《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摘 要：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详细地记叙了江苏开弦弓村村民的生活各个方面。在丝织业一章中，作者介绍了该村发达的丝业过去的生产方式，以及如今缫丝工业被现代工厂接收后村中日趋衰落的现状。文章最后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撰写了一些体会与感悟。

关键词：开弦弓村 蚕丝业 社会关系

一、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费孝通著述浩繁，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他的主要论著收入《费孝通文集》。还有《内地农村》、《生育制度》、《乡土重建》、《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chinese village close-up》、《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小城镇四记》等诸多著作。

二、书籍简介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分为三部分，包括“江村经济”、“重访江村”、“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著作。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另有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该书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国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它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读者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三、读后感 《经村经济》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一本书，是根据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过程，本书说明的是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尽管这是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但是反映的却是中国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一系列由社会变迁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知道今天都还没有确定的有效的方针对其进行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在当时只是处于萌芽的趋势，但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也正好说明了费教授的先见之明。

造成劳动力过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增长量过快，二是农业机械化。

人口增长虽然在当地来说是受到压制，但是人口还是得增长的，人均占地量也是快速的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

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又来了更大的挑战，农业机械化接着来了，如果机械化得到普遍的应用的话，那又将有大批的农民沦为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即使农业人口不再增加，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也将迅速增长。尽管当时人们没有普遍的采用机械化，但是这是一个趋势来的，这是历史的潮流，是社会的进步，谁也挡不住的。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可以看得到的，从七八十年代农业机械化在全国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改变这个趋势也不是去阻止它，我们要从机械化的应用之中找到自己的出路才行的，但是村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找，叫他们去城里打工争得过受过高等教育的吗？不行，这就导致了劳动力过剩的必然的产生。

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可抗拒的，其进程必然要有很多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出来，正确的战略选择是要加速这种现代化过程，使农业产业劳动生率提高，能支付农业产业分工所发生的交易费用，而与农业关联的产业得到足够的支付后，也能正常地分工发展，从农业种养业中吸收过剩出来的劳动力就业。专业化和规模经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和产业分化则会大量地增加就业。当然，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由农村内部产业的分工和分化吸收就业。一是农村的一些产业要向城镇集中，二是相当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要向城镇转移。这样，农村的农业就可以家庭农场式经营，农业的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

但这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艰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个问题来的，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是不怎么公平的，跟别人竞争的起点就不一样了，成功的可能不大。我认为这个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有国家这个强力的后盾无论是什么问题解决起来都不难。这就要看国家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实施的了，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算有多好的政策实施起来也是有点难度的。我想单靠现在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是难以解决农业的现代化问题的，它达不到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所以说用农业机械化在这里难以得到发展。农村劳动力过剩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应该要出台什么有效点的方案来解决了吧，希望不要让我们人民等太久了。

正如书中前言所说，该书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通过对一个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的开弦弓村这样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可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方式，从微观到宏观，来观察、分析、探讨中国——尤其是乡土中国的经济、文化的结构以及这种乡土结构在新的国际力量下的转变或“社会迁移”和“社会重组”。费老认为，社会科学的功能即在于“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因此，在对中国的变迁研究中，尤其是文化和制度变迁的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事实描述和阐述，应该是起重要作用的。“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判断。”

在本书中的第十章有关农业提到：“前两年村里有两台抽水泵??然而这种机器尚未被普遍的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注意了，这两台抽水泵在村里已经存在了两年，根据当地的地域宽广来说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推广的了，但是它偏偏就是没有被普遍的采用，而其根本原因也已经明确了。也就是说在当时来说，当地的农民们就一家就已经害怕劳动力过剩了，相当于吃闲饭吧，害怕失业。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村民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在本书当中曾不止一次的提到可以说是强调每个家庭都不敢要过多的孩子，怕养不起，就算养大了也还是个问题，因为财产的再分配问题，也即是人均占地量又将减少。

读了这本书，最初的收获是发现自己日常的生活、理所当然的思维惯式在费先生以开弦弓村为缩影的传统生活格局下找到了来源。

四、个人体会与感悟

虽然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骨子里仍深深浸润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当时的开弦弓村正经历着由传统经济格局向合作、集体作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格局变迁，由此而产生的生丝价格下降、佃户地租负担沉重的经济波动时期，并由此呈现出从经济领域延展出的其他领域的变迁，如妇女地位、礼节性支出、结婚等方面的微妙变化，下面就我在书中所阅读到的这些典型特征，在整理的基础上，谈一些看法。

1、土地问题

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是公有制，经济方面的支出由家长严格控制，父母的权利在子女逐渐成长为一个完全的社会人的过程中也经历着这样一个变化：从经济控制到享受瞻养的“情感权利”，而瞻养也反过来是子女用以表明传嗣合法的权利。

提到遗产的继承，就不得不涉及到土地的继承与处理问题。由于逝去的长辈对后辈仍有影响，比如宗教观念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子女不敢随意变卖土地，认为他会触怒死去的长辈的灵魂，但传统经济受到的冲击使得下一代出现经济上的拮据，他急需要一笔钱而变卖土地，在土地的占有问题上，反映的不再是一种伦理关系，更多的是一种金融关系，这种纯粹的金融关系与经济衰落息息相关。但仍保留田底所有权，因此那些在农村中超过90%的拥有不到10亩的土地，这些剩余劳动力成为佃农，由于他们的耕作是“靠天吃饭的”，又由于经济萧条，地租成为贫农沉重的负担。土地问题的困境在于农民可在土地上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国民党的政策都用以反共，共产党土改后又把在红色地区的土地收回，使得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2、传统家庭新格局倾向

在传统模式的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是由其对家庭手工业——丝业的贡献确立的，以及母凭子贵都体现了经济作用在农村中对家庭的直接影响。书中所提到的婆媳关系，“回乡”型与“上山”型婚姻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倾向，可以看到新媳妇在开始一段新生活时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而经济的变迁，尤其是传统的蚕丝业在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冲击下，急需新技术的补充，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导致了家庭矛盾、分解的问题。比如由于农村的劳动力分配接近饱和，或贫穷的无地居民，子女会进城务工以赚取工资，这种新的收入来源则会导致子女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私人财产，而当父母发现后，一旦引起家庭矛盾，则很可能会导致分家产以求经济独立的情况，因为一旦子女成为社会上完全的独立成员，则会要求相当的经济独立，包括对物的支配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別籍易财”。

经济衰落给传统习俗带来的冲击在于，一方面农民会尽可能将礼仪上的开支推迟，比如娱乐性占较大比重的宗教集会被迫暂时取消、在结婚的重要问题上出现了特殊情况如晚婚情况的出现、“小媳妇”的过渡时期特有的现象（虽然可以节省结婚时一大笔开支，但导致亲属圈子得不到扩展的深远负面影响，因此村民也认为之可以是短期行为。）

丝业的衰落，妇女也不被允许在农田里劳动，则最终导致妇女走出农村，到城镇谋生的高度流动性，妇女职业的转变使传统的夫妻关系必然会呈现新的变化，进而导致整个亲属关系的变化、组合，这也是工业化所带来的在其他领域所引起的变革。

3、技术革新进退维谷 前提是农民只关心即得利益是多少，比如在向工厂贡献蚕茧时的作为：工厂分红逐渐递减（其实工厂的业绩有缓慢提到，而且工厂同时也尽量减少自己的利润）而农民没有看见这一趋势，而造成在缫丝工业上的成果不大。

费先生在书中殷切地提出他对复兴乡村经济的建议：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篇五：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读书报告

一、费孝通简介： 主要作品：《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

二、作品描述：

本书是作者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问题。” 本书的研究框架结构清晰，逻辑严谨。第一章总述了整本书的内容，第二章到第六张描述了开弦弓村的地理情况和社会背景，第七章作者正式进入主题，转为研究开弦弓村农民的经济生活；最后一章，作者谈到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并指出最终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是恢复农村企业。

三、主要思想、论题、概念：

1、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开弦弓村坐落于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80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在长江平原的土地上，布满了河流与运河。这个地区是复合冲击平原，由长期以来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只有少数孤立的山丘，大部分地区是平川。由于维度偏南，长江平原一年四季，大部分的气候条件都有利于农业，生长季节约持续300天。”

良好的地理条件使得开弦弓村的农业在发达的同时，蚕丝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农业作为基本的职业，开弦弓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这个村的主要作物是水稻，油菜籽，小麦，桑树，其中种植水稻是居于首位的，开弦弓村90％以上的土地用于种植水稻，人们靠种植水稻获得一般以上的收入。纵横交错的河流将该地区的土地分散，再加上遗产的分配，使个人占有土地的界限变得非常复杂。农田被分成许多狭长的地带，增加了土地的分散程度。狭长的地带和分散的地块妨碍了畜力的使用，也妨碍了采用其他集体耕作方式（当地人耕作主要使用铁耙而不用畜力，使得大部分劳动非常具有个体性，再加上土地的分散性，集体工作并不会比个体劳动增加多少收成），这是中国农业技术落后的首要原因。蚕丝业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这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这儿的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中国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

农民生产的作物成熟后，除了一部分留作自用外，剩余的产品会经过航船主去销售货

物。通过销售货物得到的佣金是航船主的主要收入来源。航船主除了是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之外，还是这个地区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村庄里的小贩和零售店不能满足农民全部的日常需要，有些东西必须由航船主去买。航船提供免费的日常服务，从城里购买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同时充当村民的销售代理人。因此，他们在乡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在太湖周围地区非常普遍。这一地区的人们生活比较节俭，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安于简朴。一些浪费行为会受到惩罚。因为在农村社区中由于生产可能遭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知足和节俭具有实际价值。但是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的思想就烟消云散了。当地人们认为这是履行一种社会义务。

当村里一方有积蓄而另一方亏空事可能产生信贷。如果钱的数额较少，村民则可以短期的向亲戚朋友借用，但如果需要大笔钱款时，向个人商借并在短期内归还常有困难，这时可以向互助会、航船主、高利贷或信贷合作社借钱。

2、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对中国社会变迁具有同等重要性。在这里我认为传统力量是传统的文化、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 在村民身上不可磨灭的影响，新的动力是外界先进的思想、管理模式、技术等的新兴力量。在这里，我以蚕丝业为例，简单谈谈本书中的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

蚕丝业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大收入来源，这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这一地区的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近十年来，由于现代制丝业的先进技术引进日本、中国，再加上战后世界经济萧条以及家庭缫丝质量不均，不适合高度机械化的丝织工业的需要而造成的生丝价格的下跌。乡村丝业开始衰退。

家庭蚕丝业是中国农村中对农业不可缺少的补充，以此来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而生丝价格的下降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造成农村家庭里的收入不足，食物短缺，许多文娱性活动停止，甚至很多村民迫不得已而借高利贷。

生丝价格的低落加剧了当地村民的贫困，为了恢复原有的经济水平，他们试图发现技术上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但他们的知识有限，靠他们自己并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起单位便是位于苏州附近的女子蚕业学校，由于蚕业学校在村外，因此仅仅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为把潜在力量转变为现实力量，当地领导人充当了蚕业学校和村民之间的桥梁的角色。

之后，蚕业学校的师生发起、组织和指导改革计划的执行。改革计划是沿着蚕丝业的自然过程向前推进的，并依靠专家供应蚕种，在教学中心的监督下养蚕，并开设有现代机器的工厂。

蚕丝业改革后，村里养蚕的成本减少，蚕茧产量增加，工资成为了家庭收入的新来源。但是改革中也存在一些失败的地方如工厂的盈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以及由于使用机器，剩余的女劳动力在家庭中浪费掉等问题。

但是随着蚕丝业改革的不断发展，家庭手工业不断衰落，妇女劳动力在村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市场。妇女在丝厂工作使得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起了变化。一个女孩的传统经济地位是依附于她的父亲和丈夫的。在家庭中个人不容易意识到自己在集体生产中的贡献，但挣工资后妇女能感到她的工资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并且这个时候她可以按她自己的意愿去花费一份工资，剩下的工资交给家长或者留一部分作为她自己的积蓄。如果挣钱的人从一家的家庭成员中分离出来，将会对亲属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亲属关系将会以新的形式进行着重新组合，并将随着工业的变迁得到调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动力是世界经济的衰退；及蚕丝业在世界范围内向工厂企业的发展和江苏女子蚕业学校的积极推动。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则是家庭蚕丝业是中国农村中必不可少的补充；农民缺乏工业改革方面的知识和当地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家庭蚕丝业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刺激而开始衰退，蚕丝业的衰退造成了农民的入不敷出，这就迫使

农民对传统蚕丝业进行改革。在改革中蚕业学校是积极力量，当地领导人就充当了蚕业学校和农民之间的桥梁的作用。改革实施后，尽管有成功有失败，但还是对当地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得农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妇女的地位得以上升，亲属关系以新形势进行着组合。就这样，新的动力和传统力量一起影响着这个地区的社会变迁。

四、对于本书评价。

近百年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社会遭到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西方的经济入侵，使得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日趋下降，中国家庭手工业日渐衰落。这就迫使着中国农村不得不被迫去改革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水平。作者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调查。

作者在第一章时指出，“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运转所需要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当时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迫切的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

所以，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详细描述了开弦弓村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这为许多想了解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士提供了很好的资料。虽然在开弦弓村这一有限范围的观察的现象是属于局部性质的，但同时也有着广泛的意义，因为在那一时期中国许多农村也正和开弦弓村一样经历正大致相同的过程。费老的这本《江村经济》让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并向我们详细展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下的变迁。

第四篇：《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费孝通著述浩繁，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他的主要论著收入《费孝通文集》。还有《内地农村》、《生育制度》、《乡土重建》、《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Chinese Village Close-up》、《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小城镇四记》等诸多著作。

关于费孝通，谢泳曾经有过如下一段评价：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这为我们理解费孝通的两个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我在读张冠生先生所著的《青山踏遍》时发现，费孝通两个世界的形成，恰恰是在其生命力最为旺盛的39岁。《大学的改造》于1950年5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以后，费孝通便开始把自己真实的世界隐藏在他隐秘的内心了。

二、书籍简介

《江村经济》这本书是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同时也是费老的第一本书和成名之作，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后者将此书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虽然费孝通先生只对研究对象——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做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但本书无愧于老马的盛誉，它开创了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先河，并通过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这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着原创性的意义。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著作。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另有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作的序及附录“关于中国亲属称谓的一点说明”。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该书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国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出版后受到了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它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读者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公认的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及成名作：《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二文。可供社会学工作者和教学者参政。费孝通在1938年为本书作序时写到“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本书是对中国社会微小样本的细微观察和客观分析。

三、读后感

《经村经济》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一本书，是根据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过程，本书说明的是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尽管这是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但是反映的却是中国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一系列由社会变迁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知道今天都还没有确定的有效的方针对其进行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在当时只是处于萌芽的趋势，但，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也正好说明了费教授的先见之明。造成劳动力过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增长量过快，二是农业机械化。人口增长虽然在当地来说是受到压制，但是人口还是得增长的，人均占地量也是快速的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又来了更大的挑战，农业机械化接着来了，如果机械化得到普遍的应用的话，那又将有大批的农民沦为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即使农业人口不再增加，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也将迅速增长。尽管当时人们没有普遍的采用机械化，但是这是一个趋势来的，这是历史的潮流，是社会的进步，谁也挡不住的。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可以看得到的，从七八十年代农业机械化在全国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改变这个趋势也不是去阻止它，我们要从机械化的应用之仲找到自己的出路才行的，但是村民们不知道改怎样的去找啊，叫他们去城里打工争得过受过高等教育的吗？不行，这就导致了劳动力过剩的必然的产生。

农田中的劳动力剩余，如果没有其他吸收劳动力就业的渠道，农村中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就会多起来。比如聚众赌博、酗酒、各种迷信、热衷于红白喜丧事、滋事生非、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等等乡村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农村基层政府管理社会的工作量日益加大，成本越来越高。一个国家，如果大量的劳 动者有工作可干，大家都忙忙碌碌，一天八小时工作，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折腾别的事情；而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劳动力没有事情可干，就会闲而生非，无端生出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来。所以，劳动力过剩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急待解决的。

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可抗拒的，其进程必然要有很多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出来，正确的战略选择是要加速这种现代化过程，使农业产业劳动生率提高，能支付农业产业分工所发生的交易费用，而与农业关联的产业得到足够的支付后，也能正常地分工发展，从农业种养业中吸收过剩出来的劳动力就业。专业化和规模经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和产业分化则会大量地增加就业。当然啦，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由农村内部产业的分工和分化吸收就业。一是农村的一些产业要向城镇集中，二是相当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要向城镇转移。这样，农村的农业就可以家庭农场式经营，农业的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

但这不是个顺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艰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个问题来的，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是不怎么公平的，跟人家竞争的起点就不一样了，成功的可能不大。我认为这个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有国家这个强力的后盾无论是什么问题解决起来都不难。这就要看国家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实施的了，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算有多好的政策实施起来也是有点难度的。

我想单靠现在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是难以解决农业的现代化问题的，它达不到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所以说用农业机械化在这里难以得到发展。

农村劳动力过剩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应该要出台什么有效点的方案来解决了吧，希望不要让我们人民等太久了。

书中开弦弓村的和尚在村里人死亡后，负责将他作为每家的祖先记录在案。这种记录以父系系统作为家族系统的区分，以便于后人的祭祀。这种记录属于和尚的私人财产，甚至可以在和尚间买卖，以便使付钱的一方拥有这个家谱所属于的家庭的香火祭祀关系。可见这种家谱记载方式在江苏地区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方式。

这种记录模式的产生，首先是因为识字的、有能力记录的人不多，大概只有和尚和私塾先生，相比之下和尚有弟子，即使没有也会有别的“香火”（庙祝，负责管理寺院的非宗教人士）来主持这间庙宇，有稳定的传承关系，能保证家谱传承。但即使私塾先生或是大户人家也不会自己记录家谱，所以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家谱的记录并不是为后世追根溯源而进行的，他主要是为了保证子孙的祭祀，那么将家谱存放在外人手里，以及“和尚”这一宗教职务本身就是对子孙行为的一种约束力——如果哪家不祭祀祖先，这份家谱就是控诉他不孝的证据。由负责祭祀的和尚掌握家谱，也是对和尚权威的提高，这在没有强制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和尚的权威并不能来自人们没有十分皈依的佛祖。

开弦弓村有1400多人，20个原有姓氏和9个外来姓氏，并不是一个全村同姓的家族式的村庄，但在费先生平实的语言中，那些关于祖父母辈、父母辈、兄弟姐妹辈、兄弟姐妹的孩子辈以及姻亲关系中的一些亲属关系的叙述还是使我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他们相互间的许多称谓是从未听说过的，另一些是我听说过却从未理解过的，在描述他们彼此的亲属关系时，我也很难从这些句子中梳理出具体关系来。

不要说五服关系，哪怕是非常近的亲属关系我们这一代都已经很不完整了。因为我的表和堂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是有亲兄妹的，我就很少去思考，如果我和我的表姐都有各自的亲姐妹，那么扩展了的姐妹的孩子之间应该如何称谓。也不会遇到庞大家庭带来的系列问题，包括难以应付的家庭问题和亲情帮助。我们这一代有多少家族的称谓已经消失？我们的下一代还有表弟、堂姐吗？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还有家的概念吗？如果说家族是中国人的宗教，随着每个家族越来越少的人口，这一宗教也将消失。最终社会单元变为各自为阵。

但是随着对于乡土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庞大家族的消瘦和安土重迁的世代邻里的消失，这个透着独特文化和有着特殊影响的社会格局终将消失，并最终变为像西方社会那样的社团式的。这个变化过程正深刻的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正如书中前言所说，该书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通过对一个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的开弦弓村这样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可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方式，从微观到宏观，来观察、分析、探讨中国——尤其是乡土中国的经济、文化的结构以及这种乡土结构在新的国际力量下的转变或“社会迁移”和“社会重组”。费老认为，社会科学的功能即在于“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因此，在对中国的变迁研究中，尤其是文化和制度变迁的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事实描述和阐述，应该是起重要作用的。“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判断。”

在本书中的第十章有关农业提到：“前两年村里有两台抽水泵……然而这种机器尚未被普遍的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注意了，这这两台抽水泵在村里已经存在了两年，根据当地的地域宽广来说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推广的了，但是它偏偏就是没有被普遍的采用，而其根本原因也已经明确了。也就是说在当时来说，当地的农民们就一家就已经害怕劳动力过剩了，相当于吃闲饭吧，害怕失业。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村民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在本书当中曾不止一次的提到可以说是强调每个家庭都不敢要过多的孩子，怕养不起，就算养大了也还是个问题，因为财产的再分配问题，也即是人均占地量又将减少。

读了这本书，最初的收获是发现自己日常的生活、理所当然的思维惯式在费先生以开弦弓村为缩影的传统生活格局下找到了来源。

虽然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骨子里仍深深浸润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当时的开弦弓村正经历着由传统经济格局向合作、集体作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格局变迁，由此而产生的生丝价格下降、佃户地租负担沉重的经济波动时期，并由此呈现出从经济领域延展出的其他领域的变迁，如妇女地位、礼节性支出、结婚等方面的微妙变化，下面就我在书中所阅读到的这些典型特征，在整理的基础上，谈一些看法。1土地问题 ○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是公有制，经济方面的支出由家长严格控制，父母的权利在子女逐渐成长为一个完全的社会人的过程中也经历着这样一个变化：从经济控制到享受瞻养的“情感权利”，而瞻养也反过来是子女用以表明传嗣合法的权利。

提到遗产的继承，就不得不涉及到土地的继承与处理问题。由于逝去的长辈对后辈仍有影响，比如宗教观念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子女不敢随意变卖土地，认为他会触怒死去的长辈的灵魂，但传统经济受到的冲击使得下一代出现经济上的拮据，他急需要一笔钱而变卖土地，在土地的占有问题上，反映的不再是一种伦理关系，更多的是一种金融关系，这种纯粹的金融关系与经济衰落息息相关。但仍保留田底所有权，因此那些在农村中超过90%的拥有不到10亩的土地，这些剩余劳动力成为佃农，由于他们的耕作是“靠天吃饭的”，又由于经济萧条，地租成为贫农沉重的负担。土地问题的困境在于农民可在土地上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国民党的政策都用以反共，共产党土改后又把在红色地区的土地收回，使得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2人口与土地 ○

在费先生所调查的这个村子中，可以发现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人口众多而土地稀缺，而妇女在干农活上的帮助是有限的，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会产生剩余的劳动力而导致妇女进城镇打工，这又导致了家庭关系的变迁。

另一方面，村里不多见的雇工制度也是人口多而土地少的体现，因为这个制度会使得人口膨胀的弊端更加突出而已，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村子的自我调节作用：在土地稀缺的前提下，孩子的出生率自然受到了节制；大户人家即使仍维持着可观的土地面积，可是土地面积的扩展不是一个短时期就能完成的工程，所以他们的下一代所面临的土地困境也会最终导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趋向平衡。

不过这只是费先生的预测，农村的人口问题不及牵涉到土地，还有职业的分配等一系列连锁问题，这必然牵涉到人口的流动，以及导致传统格局的进一步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

3传统家庭新格局倾向 ○

在传统模式的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是由其对家庭手工业——丝业的贡献确立的，以及母凭子贵都体现了经济作用在农村中对家庭的直接影响。书中所提到的婆媳关系，“回乡”型与“上山”型婚姻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倾向，可以看到新媳妇在开始一段新生活时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而经济的变迁，尤其是传统的蚕丝业在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冲击下，急需新技术的补充，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导致了家庭矛盾、分解的问题。比如由于农村的劳动力分配接近饱和，或贫穷的无地居民，子女会进程务工以赚取工资，这种新的收入来源则会导致子女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私人财产，而当父母发现后，一旦引起家庭矛盾，则很可能会导致分家产以求经济独立的情况，因为一旦子女成为社会上完全的独立成员，则会要求相当的经济独立，包括对物的支配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別籍易财”。

经济衰落给传统习俗带来的冲击在于，一方面农民会尽可能将礼仪上的开支推迟，比如娱乐性占较大比重的宗教集会被迫暂时取消、在结婚的重要问题上出现了特殊情况如晚婚情况的出现、“小媳妇”的过渡时期特有的现象（虽然可以节省结婚时一大笔开支，但导致亲属圈子得不到扩展的深远负面影响，因此村民也认为之可以是短期行为。）

丝业的衰落，妇女也不被允许在农田里劳动，则最终导致妇女走出农村，到城镇谋生的高度流动性，妇女职业的转变使传统的夫妻关系必然会呈现新的变化，进而导致整个亲属关系的变化、组合，这也是工业化所带来的在其他领域所引起的变革。4技术革新进退维谷 ○

前提是农民只关心即得利益是多少，比如在向工厂贡献蚕茧时的作为：见工厂分红逐渐递减（其实工厂的业绩有缓慢提到，而且工厂同时也尽量减少自己的利润）而农民没有看见这一趋势，而造成在缫丝工业上的成果不大。

费先生在书中殷切地提出他对复兴乡村经济的建议：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乡村已取得的成效和做的还不够的地方。

对于传统农业，书中例举了许多精确的数据，如2/3以上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一年中有8个月用来种地，农民的食物完全依赖自己田地的产品；又如村里90%以上的土地种植水稻、油菜籽和小麦，这些数据显示了农业占了传统乡村经济相当大比重。而在传统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单靠农业，以不能维持生计，而书中则指出辅助企业可获得盈余，但原始的生丝的原料加工业则因受市场价波动和西方新技术、世界经济萧条等因素价格下跌需要变革。

如果如费先生所言，需以合作振兴乡村经济，则首先要处理好从个体性劳作到集体劳作的转变，乡村的田地具有分散性，一方面不利于畜力灌溉，成为中国农业技术落后的首要原因，可能一块地有几户人家各自耕作，水的灌溉是一种集体活动，需要合作来进行，但由于每户人家都想灌溉到更多的水却要求各家的田地要保持平坦以保持水的分配平等，而经常引起矛盾，而工厂集体式工作的特点是专业分工合作，这种向合作型转型需要农民去适应。

科学养蚕的结果则使得因养殖技术不佳而培养出来的劣蚕的数量被控制在20%以下，蚕茧的总产值比用传统养殖方法增加了20%，所以怎样逐渐培养起农民科学养殖并有信心持之以恒是一个课题。

当然书中还牵涉到一些具体的土地格局阐述是我认为比较生僻的新知识，还希望通过其他书籍加深了解，因为农村的土地问题是在是又重大又迫切，但限于知识的局限，未能在这里谈个人较深入的看法。

浅举一例看看我的收获。记得语文老师有次对我们说，中国人缺少宗教，信仰缺失，缺失了信仰的约束。这句话放在现代，我十分赞同。但如若放在过去的中国，我不禁有些怀疑：中国人不是信很多东西吗？什么玉皇王母、灶神刘皇，多了去了。虽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崇拜不能算是宗教，但若称作信仰，却也绰绰有余了。中国人祭灶神、拜刘皇，礼仪周全，礼仪费用甚至在各户消费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那为何不能称有信仰的存在呢？我的疑惑竟在《江村经济》中得到了解答。费孝通先生在第六章第三节对村民的“信仰”作了如下分析：“有一个组织完善的天庭的观念，使得人类的行动与上天的干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人们并不认为上天的使者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在遇到农业危机的时候，村里缺少独立的宗教活动，这是与人们对有关这神道的神话模糊不清或无知有联系的。„„人们并没有认为由于暂停了集会而造成了经济萧条；相反地，却认为是经济萧条造成了每年集会的中止。这表明集会的真正意义是娱乐多于宗教和迷信。„„因此，应该说这里并没有宗教团体而只有宗教区域的存在。„„村民的这种忠诚，与他们的信仰和教派全无关系。”看了这段，那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的这个收获是全书这棵大树上极不起眼的一片叶，采下了这片叶也就不虚妄来拜访这大树一回。作者运用的科学方法或许我们无法理解或者极难掌握，但文中处处闪耀的人文精神却是每个有情感的人都能感知和触摸的。在我看来，也正是这人文精神才使得我们能与大师们同呼吸、共思考的吧！

第五篇：《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摘要：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代表作——《江村经济》被国际学界誉为“人类学研究的启蒙读本和经典范本”。本文通过分析《江村经济》中描述的农村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基层结构和经济活动，反应农民内心潜藏的排外、自闭对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农民自闭性的建议，以助力当今的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关键词：江村经济、读后感、自闭性、改善建议本书概况 1.1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费孝通著述浩繁，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他的主要论著收入《费孝通文集》。还有《内地农村》、《生育制度》、《乡土重建》、《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Chinese Village Close-up》、《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小城镇四记》等诸多著作。

关于费孝通，谢泳曾经有过如下一段评价：“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这段话恰如其分的表明了费孝通当时的学术及政治地位，也为我们理解费孝通的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

1.2 《江村经济》内容概要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于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出于指导研究工作导师史禄国的建议到少数民族实地调查一年，于是费孝通与其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做关于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但不幸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妻亡人伤，于是接受其姐费达生的建议到老家江苏省吴江县庙港镇开弦弓村休息疗

伤。费孝通正是利用在该村疗伤的时间对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与研究，随后出国留学，在英国留学期间在导师马琳诺夫斯基德指导下开始编写以江村调查的过程与内容为基础，题目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博士论文，之后由马林诺夫斯基介绍给书局出版。

《江村经济》总共分为十六章，分别是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与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与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第一至三章是关于“调查区域”的说明，向我们讲述了江村的地理位置，经济背景，以及为何选择该村作为调查对象的理由。第三至十六章对江村这个村庄的具体深入的描述，主要涉及有日常生活，职业分化，产业结构，经济状况等方面。该书详细的勾画了农村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详细的描述了社会基层结构和经济活动。英国著名的的历史学家 E •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 在本书中作者采用了微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一个人数较少的社区或一个人数较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进行的亲密的观察，去了解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怎样亲密的小范围的活动过程。《江村经济》正是费孝通先生对江苏省吴江县庙港镇开弦弓村这个村庄的具体生活，职业，土地，蚕丝业，贸易等各方面的描述。从细微处着手，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即“以微明宏，以个别例证一般”。

《江村经济》自问世以来，受到广泛赞誉。其中最初也是最高的评价，来自于作者的导师马林斯诺基。他的评价奠定了该书的至尊地位。在该书序言中，开篇第一句话马林斯诺基如此写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里程碑，任何一部学术著作，被冠以类似的评价，都是莫大的荣誉，不仅是费孝通的幸事，也是中国人类学对于世界人类学的一大贡献。这本书也初步奠定了费孝通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由于其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2 读后感

在《江村经济》中，作者并未在书中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只是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将现象展示出来。书中详细的勾画了农村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详细的描述了社会基层结构和经济活动。

但是目前《江村经济》的研究和感悟多集中于农村的表面问题，如农村资源问题，粮食问题，土地问题，人口问题等等，然后在这些问题中分别提出一些措施。我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感触是很多的，但是，在通过更多的渠道阅读本书的写作背景及当时中国所处的世界大环境之后，我反而更关注书中通过对江村农民现状及生活态度的描绘所反映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的自闭、排外的特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奴役，内受本国封建主义压迫。20世纪30年代民国仍在混乱中探索三民主义，而日本人已占领东三省，并觊觎关内，中国大地濒于混乱的边缘，当时的中国农村，深受帝国主义打击，经济衰退，而比经济衰退更为严重的是书中对于农民思想的固步自封。当然农民的这种自闭性不仅存在于当时的江村和其他的中国农村，即便在21世纪步入工业化和世界化的中国，这种自闭性也依然存在。

2.1政治上的自闭性

在关于江村保甲制度的描写中，作者说道：“即使在同一个村中不同保之间也是泾渭分明，甚至在同一个甲中，不同的人之间也相互有提防。”在现阶段，很多腐败问题曝光，然而很少出现说农村的腐败干部被曝光。在农村，以家族为纽带的关系网正在成为腐败的温床，一张关系网甚至可以垄断地方经济甚至成为地方一霸。农民饱受着这些腐败干部的压迫，然而即使这样，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农民选择容忍，这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之一。地方政治的腐败也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些腐败的干部希望自己对这个地区的“统治”能够长久，在客观上加剧了农村的自闭性，而类似水利工程、治疗水土流失等利民工程他们自然也不会投入资金，如此经济自然停步不前。

2.2经济上的自闭性

在产业结构方面，江村的经济主体基本上是农业和乡村手工业，到现在，大部分的村庄依然如此。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一种产业结构的弊病，也是一种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我国的农业需要养活十三亿人口，可是这也并不需要使用九亿农民去支撑，因此，分离一部分人出来从事其他产业的发展也是相当必要的，但我说的并不是以农民工的形式，那也是一种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的形式，而且打工者常年在外，以出卖苦力为生，极似西方的自由劳动力，付出多而报酬少，况且外面行骗多多，以双手挣钱糊口也很困难，这样更加加剧了农村对于外部事物的本能的排斥性。为了改变农村发展的状况，国家也有很多的政策，如科技力量下乡，城乡统筹发展等，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本人认为这与农村的自闭性相关，因为在农村生活，首要任务就是让自己能够保证温饱，这是从人类出现就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对于外来事物的冲击，农村的表现十分谨慎。工业革命时期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即便现阶段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提升，但是骨子里的谨慎很难让他们放弃传统的农业手工业而接受新型的产业，如果无法放开手脚去做，可以想象政府的政策也很难达到最大的效果。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本书中，当大米价格上涨的时候，农民不会出售自己的大米，因为他们不确定未来大米的价格会如何变动；相反，当大米价格降低的时候，农民反而出售自己的大米，因为他们必须保证能得到保本的利益。这在经济学的角度上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正是农民的这种谨慎自闭的心理使得这种不合理成为了合理，在众多不确定因素之前，农民偏向于保证自己存活的底线，而不是通过接受外来事物、非传统产业，那些在农民心中来说相当于一种赌博，而其本身的性格决定他们不会选择赌博。

2.3文化生活上的自闭性

在20世纪的中国农村，安于简朴的生活是农村人早年教育的一部分。农村的消费水平很难提高，更不用说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在《江村经济》中，农民除了日常生存所必须的消费外，最大的花费应该就是礼仪上的开支了，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礼仪上的开支对于农村经济却并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这些开始基本上没有流入市场，而是直接以物或者钱的形式在人与人之间流通，甚至连交易都算不上。举个例子，在嫁娶的过程中，男方付下聘礼之后，不论是物还是钱，女方在嫁过来的时候随带一份差不多的嫁妆，在二者的进行中并没有涉及到市场。因为农民自身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能通过自家获得，交易的必要性并不大。内需不足已经渐渐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如今在中国农村，除了每月几次的大型集市外，在村子内部的交易也就是有限的一两个小卖部，主要卖烟酒以及孩童的糖果等等。本村人基本上很少会到外村去买，甚至在这有限的一两个小卖部中，因为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聚集处，任何一个家族聚集处的人都很少跑到另外一个家族聚集处的小卖部去买东西，自闭性可见一斑，也正是这种交易的匮乏，让农村的经济很难走向多元化，很难有新的进步。

3小结：对于改善农民自闭性的建议

3.1重视农业与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社会地位。

当前我国农业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水平较低已是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农业发达的国家来说，我国还处于一个高投入、低效率的发展阶段。而这一现状势必会影响我国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对于传统的依靠农业为生的农民来说，其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会大受影响。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不仅仅是改善农民生活的需要，更是从经济地位上提高农民地位的体现。所以我们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也不要把眼光局限于农村的一两个产业，要因地制宜，广开门路，农、林、牧、副、渔业均可发展，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3.2注重农民思想的变化，使经济发展与思想进步同步进行。

农民是农村的主人，是建设新农村新农业的主体力量，要全面顺利地推进农村与农业发展离不开农民思想的建设。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局面得到根本改观的前提条件。对于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来说，最关键的也是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批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就必须在转变农民观念上做文章。因此，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加快观念创新，培育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是改善农村及农民自闭性的重要策略。

3.3关注农民现状，改善农民的心理感受。

要改善目前我国农民的自闭心理首先要让他们感受到关注，具体来说，就是在颁布政策或者下达指示的时候多让他们参与进来，让他们知道自己才是发展的主人，确立农民在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像现在政府推行的村民代表大会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增强农民主人公意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另外，为了让农民认可自己，也为了让很多对农村有偏见的人认可农民，必须有措施来促进城乡居民的平等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的社会认可度和自我认可度得到提升，只有当农民感觉自己已经融入了这个社会，其潜在的自闭性才有可能根本消除，经济发展的障碍才能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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