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稳增长 创新驱动中促转型——2014年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综述

第一篇：新常态下稳增长 创新驱动中促转型——2014年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综述

新常态下稳增长 创新驱动中促转型

来源:广州市统计局 发表日期：2015-02-03 ——2014年广州市经济运行情况综述

广州市统计局综合处

2014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广州市委、市政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增后劲各项工作，努力培育创新动力，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平稳运行，呈现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运行质量效益提升、社会民生不断改善的良好势头。

一、经济运行平稳，新动力、新特征不断涌现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突出矛盾，全市上下在复杂环境中攻坚克难，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优化结构中稳增长，在创新驱动中促转型，全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201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6706.87亿元，比上年增长8.6%，增速高于全国（7.4%）和全省（7.8%），其中第一、二、三次产业分别完成增加值237.52亿元，5606.41亿元和10862.94亿元，分别增长1.8%、7.4%和9.4%，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从全年运行走势看，各季累计GDP增速逐季稳步提升，经济增长总体平稳，新常态下呈现新趋势、新动力、新特征，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水平不断提升。

一是产业结构更趋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为1.42︰33.56︰65.02，服务业比重同比提升0.4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快于工业，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4%，快于工业1.6个百分点，延续了自2007年以来服务业较快发展的态势。

二是产业动力加快转换。新兴产业发展步伐加快。2014年，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金融增势较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8%和10.0%，增速分别高于全市GDP增速3.2个和1.4个百分点。先进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0774.27亿元，增长8.9%；重大装备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798.86亿元，增长8.4%；增速分别高于全市工业平均水平1.0个和0.5个百分点。电子商务发展快于传统百货业，限额以上网上商店零售额增长63.1%，增速高于百货店零售额（0.8%）62.3个百分点。

三是创新驱动力提升。我市围绕建设国家创新城市目标，实施科技研发经费、科技企业孵化器双倍增计划，推进健康医疗、智能装备、移动互联网应用创新专项，推进创新平台建设，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8001.36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比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高1.2个百分点。全市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4589件，发明专利授权4590件，分别增长20.0%和13.2%。

四是金融新业态发展势头突显。创新金融平台，南沙新区金融改革创新政策获批，金融功能区新增一批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挂牌运营，碳排放权交易额占全国62%，广东塑料交易所年交易额超过4000亿元。全年新增上市企业5家。保费收入601.8亿元，增长26.7%。

五是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2014年末实有内资企业43821户，同比增长8.2%，注册资本7008.43亿元，同比增长18.4%；实有私营企业36.48万户，同比增长23.2%，注册资本7641.71亿元，同比增长58.8%。全年新设立市场主体和新增注册资本分别增长29%和1.1倍。

六是国际交通枢纽功能增强。2014年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5478.84万人次，位居全国第二位；货邮行吞吐量189.33万吨，居世界空港前15名。广州港货物吞吐量达4.8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1637.81万标箱，分别居世界港口第五、八位。

二、生产稳定：农业生产平稳，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

农业生产平稳。2014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01.67亿元，同比增长0.8%。种植业和畜牧业平稳增长。稻谷、豆类、薯类产量分别增长3.7%、2.5%和1.2%。禽蛋产量增长9.1%，肉类总产量下降，降幅为18.7%。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支柱产业继续发挥带动作用。全市装备制造以及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造船等传统优势产业稳健发展，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新业态快速壮大。2014年，全市分别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总产值4859.55亿元和18184.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1%和7.9%。支柱产业带动发展，三大支柱产业总产值8656.63亿元，增长8.8%，增速比全市平均水平高0.9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10.3%，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8.0%，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7.4%。全市汽车产量接近两百万辆，为197.39万辆，增长9.3%。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6%。

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物流业发展平稳。2014年，货物周转量、旅客周转量、客运量、机场货邮吞吐量较快增长，全市完成货物周转量8596.17亿吨千米，旅客周转量2495.94亿人千米，客运量9.80亿人次，机场货邮吞吐量189.3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6.0%、10.1%、9.9%和9.4%。旅游市场较快发展。旅游业总收入2521.82亿元，增长14.5%；城市接待过夜旅游人数5330.05万人次，增长5.7%。金融业稳定增长。12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规模扩大，各项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分别为35469.29亿元和24231.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和10.1%。

三、需求持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消费需求持续畅旺，外贸出口稳步发展

投资较快增长，民间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举办“新广州·新商机”招商推介会，加大重大发展平台投资力度，鼓励吸引民间投资，促进投资较快增长。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市136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总额1090亿元。2014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89.50亿元，同比增长14.5%，从全年增长趋势看，呈现逐月提速的良好势头。全市完成民间投资1814.37亿元，增长24.9%，比全市投资增速高10.4个百分点，对全市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58.6%。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工业投资增势稳定，房地产开发投资1816.15亿元，增长15.5%；工业投资685.12亿元，增长6.9%。分行业看，工业三大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投资发展较快，增速为21.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40.6%、20.6%。

消费持续畅旺，新业态较快发展。我市推进重点商圈升级改造，加快国际会展中心、物流中心、采购中心建设，完善商贸功能，开展一系列商贸展贸活动，推进专业批发市场转型试点，促进产业升级，促进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新型消费，激发消费活力。2014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697.85亿元，同比增长12.5%，增幅高于全国（12.0%）和全省（11.9%）；其中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分别增长13.2%和7.8%。新业态较快发展，以通信电子、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消费需求旺盛，占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13.6%的网上商店零售额为509.74亿元，增长63.1%；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34.1%。汽车消费稳步增长，限额以上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9.6%。

外贸出口稳步发展，出口结构进一步改善。开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道，自贸试验区申报成功，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外包、保税物流等新业态，开放型经济稳步发展。2014年，全市完成进出口总值1306.00亿美元，增长9.8%；其中出口总值727.15亿美元，增长15.8%；进口总值578.85亿美元，增长3.2%。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51.07亿元，增长6.3%。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成为出口主导。机电产品出口357.94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66亿美元，分别增长14.9%和18.1%，分别占全市出口的49.2%和17.4%。自主出口能力不断增强，一般贸易出口306.22亿美元，增长4.8%，快于加工贸易（-1.9%）。政策优势使南沙保税港区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南沙保税港区进出口总值增长1.5倍，对广州外贸增长的贡献度达37.6%，成为广州对外开放新的增长极。

四、质量提升：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升，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增长

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升，财政实力不断增强。2014年，全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241.53亿元，同比增长8.7%；其中税收收入994.92亿元，同比增长9.9%。全市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80.1%，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增长、亏损面缩窄。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60.27亿元，同比增长2.0%。企业亏损面逐月收窄，为16.06%，同比收窄4.9个百分点。

五、民生改善：物价涨幅回落，就业形势稳定，民生投入持续增加

消费价格涨幅平稳回落。2014年，我市城市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分别上涨2.4%和2.0%。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和购进价格（IPI）同比分别下降1.8%和2.0%。

就业形势稳定。全市实施促进就业措施，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7.08万人，17.5万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26%。

民生领域投入持续增加。2014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434.26亿元，增长3.5%，财政支出有力保障民生支出，市本级用于民生和各项公共事业支出435.8亿元，占市本级支出的76.3%。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分别支出227.69亿元、148.99亿元和115.70亿元。

总的来看，2014年我市经济运行在新常态下实现了稳中有进、进中提质。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国内外环境仍然错综复杂，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下一阶段，要围绕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下功夫，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着力改革创新，着力转型升级，着力改善民生，增强内生成长动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努力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执笔：陈婉清

审核：冯俊、魏绍琼

第二篇：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稳定好就业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稳定好就业? 最近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新闻稿上亲笔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句话前加了“13亿多人口”这六个字，由此可见就业在一个13多亿人口大国总理心中的分量是那么的沉重。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住房、交通、个人终端消费以及其它基础设施等低标准的排浪式消费大多处于了尾声阶段，加之国外需求持续低迷影响，经济增速逐步降了下来，在这降的过程中又伴随着地方政府与企业高负债、高房价产品竞争力下降、人口老龄化红利减退、环境不可承受、基尼系数上升、需求疲软、供需对接不匹配使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发展，较严重地冲击了人们的就业，经济下行互相影响，往往会像多米诺骨牌倒塌那样出现连锁性的塌方，这几年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实体经济的生意越来越难做，竞争异常激烈、投资、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到处可见沿街的商铺、饭馆、菜场、加工作坊、超市甚至中小医院门可雀罗、“产能过剩”而惨淡经营，甚至是关门倒闭。就业是中国最大的民生，也关系到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必须用大刀阔斧的改革去破解，绕是绕不过去的，发展是硬道理，所有的问题也只有在今后一定增速的、高质量的继续发展中去解决，不发展、不创造新的财富也就理不清旧的头绪、还不了旧债。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经济减速对老百姓就业的影响，充分挖掘有效投资和需求空间，让经济变轨不过分失速，是我们大家共同研究、探讨的紧要课题，笔者在此提出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抵御经济下行促消费是最关键的手段：消费支撑了生产也解决了就业，而消费中那些良性的大消费比如大众化的住房、装修、汽车、家电、通讯、家具、医疗、健身、旅游和中高收入阶层个性化消费中的别墅、游艇、房车、私人飞机、高尔夫、狩猎等消费是我们应该抓住的重点，我们要向发达的西方国家看齐，用全民的终端高消费来支撑GDP,打出政策组合拳，即增加有现实需求的公共产品投资拉动经济，也大力促进老百姓的终端消费升级、消费品种拓宽来托经济的底，让企业投资范围更广一些、竞争不那么激烈，感觉在中国继续发展还大有奔头，如果大家不思进取，节衣缩食，刚性开支，企业没了投资空间，GDP只会越做越小，稳定就业都将成为一句空话。笔者认为目前各级政府为稳定住房价格、打击房产投机采取的限购、限贷措施是正确的，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长期下去，不能误伤守法经营的开发商和让房地产业上下游的56个行业无辜躺枪，笔者最近调查走访了几个装修大市场和家装施工单位，商家们望穿秋水、客人寥寥无几，感觉到他们在这个冬天很难挨得过去。笔者建议政府要充分调查研究，反思土地财政的利弊与平衡点，尽早拿出房地产业发展的长效管理办法，让这个关系到大几千万人就业，中国资本介入最深、最贴近居民终端消费、产业关联度最大、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中国8亿城镇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仅40平方，与美国人均住房面积90平方差距很大，尚有近3亿的农村人口要逐步向城镇转移，房产又是先导消费，老百姓改善了住房后首先是进行装修、买车、装空调、换家电、家具、家纺、添置娱乐、健身器材，甚至要捎带游艇、房车和私人飞机消费，进一步带动城镇的医院、商场、写字楼、公园、娱乐中心等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其拉动消费的体量非常大，每年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亿，确实是中国再发展的一张大牌）以及经济规模总量的行业能够继续轰轰烈烈地发展下去，推动中国的人均GDP向3万、4万美金迈进、在笔者看来只要管好地方政府、开发商、购房人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多在供给端、交易端想办法，住房价格就能稳得住，我们在控地价（有的人口并不太多的二线城市一年的卖地收入接近2000亿，地价占了房价一半以上甚至个别地方面粉价贵过了面包价，是房价推高的主要原因）、限暴利、打投机上要多做文章，让房价随着经济发展缓慢上涨，我们即要让房地产轰轰烈烈地大消费来拉动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经济，让老百姓的收入曲线向上抬头，又要通过税收以及其它一些行政手段包括长效管理机制来消除房地产业的暴利，让房价趋于理性，最终通过中国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传统产业炉火熊熊、供需很好对接，以智能制造、新能源、信息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弯道超车、不断崛起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让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幅度超过房价上涨的幅度最终来降低房价收入比，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改变开发商拿地靠竞价拍卖、价高者得的状况，卖地采用先竟价、后摇号的方式，竟价选定摇号入围者时要剔除掉最高报价，排列靠前的几名再参与摇号，中了签后他的原报价就是他的中标价；推行这项政策也许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需要更高一级的政府监督、管控。2.政府推地的底价应当仅是他的动迁成本和管理费，每年上涨幅度不允许超过12%；3.所在地可售房屋积压超过前两年平均8个月销售量时政府不允许再推地；4.实行每套房屋卖房网签登记，政府发准售证时对每套房建立一个销售本，有楼面地价、开盘价、成交价及开盘、成交时间，开发商卖房时必须把信息上传到当地政府的透明售房网上，开盘后半上涨超过6%时网签就不能成交，也办不了产权证；5政府在现有公务员队伍中进行调节，大力充实房地产业的管理团队，根据开发商产品的毛利率累进收税，可以通过开发商自报、社会咨询机构审核、人民群众和其他开发商共同监督、政府建管、审计部门抽查对开发商的拟销售产品毛利进行测算，分级定档确定不同的所得税征收税率；鼓励开发商底价走量；在住房二级市场的管理方面：如果本地区商品房（包括二手房）一年之内平均涨幅达到了12%，次年二手房的五年之内转让的差价收益要相应增加12%的所得税税负；如果涨价的势头再遏制不住，可以加大购房首付比例、大幅增加银行贷款利率、延长交易差价免税期限和再加大转让差价税负等手段进行处置；促进住房升级消费方面：（1）经济低迷，缺的就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国内的大消费，有人愿意多买房如同有人愿意多买车一样，求之不得，住房是大消费，繁荣以后能够带动无数的小消费兴旺，政府应当取消限购，大力推动二套房、三套房的消费信贷，完全取消新房、二手房的交易契税；合理降低购房首付比例，购买一定面积的住房后可以随迁户口，通过货币拆迁、共有产权、特殊贷款支援等支持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化解商品房库存，鼓励人们小房换大房（购买100平方米以上大房，每增加30平方贷款利率优惠8%）和旅游度假房；对基本空关的旅游度假房物业费按 3 折收取，并成立托管公司帮助异地购房者解决后顾之忧；（2）鼓励外籍人士、归国华侨在中国买高档房投资移民，投资额大的对其子女就业进行照顾；（3）认真做好普查，加强新建住房等基本数据的统计工作，真正弄清存量房有多少，引导开发商少盖库存已经很大的小户型房，减少资源浪费，真正做好房地产业的供给侧改革（4）政府出资入股，协助开发商将难以消化的库存房改为老年公寓和廉租房，帮助部分房地产企业转产、改行，资本投入到其它短板行业中去；（5）对农民的宅基地、土地、林地、水域的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基本用途不改变，允许向城里人中长期租赁经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快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速度，购房与户口迁移同步实施；（6）.对高档住宅的建设可以采用客户自选户型订购的方式，滚动分期开发，开发商取得土地后不允许倒卖土地，但可以适当延长建设周期 ；（7）节约土地资源，少占农民耕地建房，做到拆旧房建新房，通过阶段性地拆除本地区最老旧的住房来改善城市面貌和提高老百姓的住房标准，每个城镇每年拆除旧房量不低于存量房总量的1.5%；（8）.银行信贷大力支持老百姓住房改善性消费，个人既可以抵押贷款，也允许亲戚、同事第三方担保贷款。

二、经济减速阶段织好保障网、合理收入分配很重要：经济上行财富分多、分少矛盾并不突出，因为大家都有钱赚，经济下行必然会使一部分企业破产、倒闭，一些人没有了饭碗，这时的收入分配就显得很重要，蛋糕小了大家都要能吃上一口。中国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收入分配，向富人多征税，在中国年收入12万以上的高收入调节税就应当加大，年收入30万以上应当是极少数的人，对演员、球星、歌星、广告代言人、股市上套现的原始股东属地化管理，按各项收入总额累进征税，中国不能成为富人逃税的天堂。要通过提高被雇佣阶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最困难群体适度发放消费券，调整农民、产业工人、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关系降低基尼系数（为了更好地把握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情况，各个地方可以参考当地出租车驾驶员、饭店服务员、物业保安的平均收入标准制定工资收入差别，差距不能过大），让衣食无忧的公职人员多消费、低收入群体有钱消费来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改变经济不断紧缩的状况，让缺乏订单、缺少顾客、处于缺氧窒息状态下的中小企业和商家尽可能多地活下来；让有效就业的人更多一些。

三、经济减速阶段更要加快一系列的改革来促进就业： 一是解决资本脱实进虚问题，根本的手段是实行税收调节、打击资本投机。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精兵简政、减轻了企业税、费，解决好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税负高、土地缺、技术工人少、原材料价格波动大、消费拓展难的问题；以促进全民在国内消费为抓手，让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大都有10%左右的净利润，社会资本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向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企业的金融资本也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二是加快股票市场改革，清除垃圾股，让资源配置到优质企业中去，中国股市不能是亿万富翁的“造富机”，新股上市小股东三年、大股东五年内不能减持股票，不允许连续空心涨停恶炒股票（有的股连续50多个空心涨停，让大家追逐泡沫，着实污染了市场），打击过度的市场圈钱以及造假欺诈、投机行为，保护中产阶层的财富不受侵犯、让资本供给效率提高并切实培育好橄榄型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真正将中国的股市搞成老百姓闲钱投资的好渠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推进器”；

三是按照国家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方针去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在去除僵尸企业、过剩产能、低效投资、债务杠杆的同时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消费热点，解决好下岗人员的安置，要深入研究、对症下药，打出政策的组合拳来充分挖掘投资、消费、出口的新潜力，让民营企业的再投资找到新的着力点，使经济平稳运行，确保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让供给侧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

四是培养工匠精神，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要在各行各业培养有一大批耐得住寂寞、手艺精湛的工匠大师在为我们的企业精雕细琢产品，我们的大学、职业教育机构要主动适应形势，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实用性人才，政府与各行业协会一起对行业内的技术能手颁发荣誉证书，提高他们的待遇。对解决就业人口多，又是细分行业龙头，在经济下行中遇到困难的小微企业要通过财政补贴、债转股、债务展期、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帮扶，尽量避免企业大规模裁员和破产倒闭。

五是经济下行期大力补短板、为明天的发展做好弹药准备，为什么别人的人均GDP能做到40000万-50000美金，我们却停在了几千美金的级别上，说明我们的短板还很多，我们的企业没有理由一蜂窝地涌到国外去投资，解决别人的就业，我们有核心技术的短板；高端制造业上的短板，科技、教育上的短板；生活、生产服务业上的短板；现代高效农业的短板以及老百姓高品质生活上的短板，都得补，问题是政府要利用好政策促进、税收调节、资本市场扶持等手段引导好各路资本、人才及时进入这些短板行业。

六是在政策制度的“软件”上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包括建立电商诚信经营的管理细则）、产学研对接、国家公关大平台合作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公平公正招投标，选择最优秀的企业承接工程和提供产品服务（向奥凯电缆那样的劣质产品进入地铁、高铁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必须扎好制度防范的篱笆），优胜劣汰、减少行业地区垄断，努力保护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尽快让提供优质产品的企业发展壮大、长盛不衰，今天的中国太需要华为、联想、比亚迪、中车、海尔、美的、格力那样的优质企业撑台面了，关键是我们要深耕好培育他们发展壮大的土壤；

七是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更注重精细化发展，提高我们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国家统计部门要加强信息收集，去伪存真、掌握准确的数据及时发布，为企业投资提供参考。建立健全各个行业的协会组织，补贴专业报社，利用每年的行业峰会为企业沟通需求信息，减少盲目投资；行业协会每个季度都应对本行业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及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政府的决策部门，政府倾听企业呼声，通过调查了解作为样本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及盈利变动情况，掌握企业最新发展动态，为企业排忧解难，力求将隐患和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工商部门利用年审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各行业产能的匹配度，为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宏观指导、政策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国家和地方发改委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加强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性，有量化的、最贴近民生和老百姓消费品质提高的指标。比如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多少平方，老旧住房拆迁重建占存量房的百分比，中高收入家庭私人飞机、游艇、房车拥有量多少等，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根据中国经济结构和其他各方面的短板为企业投资、生产指出发展路径，同时要求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功能定位、错位发展，不要一哄而上、乱拉投资、重复建设。

八是适度地量化宽松货币，即减轻了负债企业的负担、部分化解债务危机，又促进了投资与消费，同时切断地下钱庄、变相洗钱渠道、限制移民、国外购房，管控好宝贵的外汇资源，鼓励老百姓在国内消费。

九是大力鼓励生二胎，解决人口老龄化、发展经济劳动力不足问题，根据目前二胎出生率较低的情况，出台一些补贴生二胎的政策，依我看，二胎生出来先给个8000元补贴，以后托幼、上学费用都可以减免，在一些二胎指标未完成，自然人口增长缓慢的地区可以有条件地放开三胎生育。

十是既然我们确定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发展经济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最好是当配角，只制定规则做好监管与服务，要搞也仅搞些国防、民生和企业层面解决不了的事，大钱由他化，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非常容易出问题，且资源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优化配置。许多城市去年卖地收入颇丰，开发商靠边站，地方政府忙得不亦乐乎，大上地铁，修马路、街道出新搞的都是没有现金流回报的公共产品，笔者真担心今年把钱花完了明年又该怎么办?有的城郊把农民请上了楼，大片的土地荒废了几年待价而沽，一头是开发商盖了大量的房屋卖不出去，另一头又实行了房屋限购、限贷，真让人匪夷所思。

十一是充分认识我们的优势，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工业制造产能，集群度好，许多产品数量都是世界第一，我们有里程最长、最完备的高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和近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我们的城市、乡镇都发展得很现代，每年有700多万大学生进入劳动者行列，只要我们把软件做好、与硬件、市场联动，必定会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优势补掉我们的短板，帮助我们二次腾飞并带动我们老百姓的充分就业。

十二是产业要迈向中高端，经济要成功转型，传统产业此刻也必须是供需对接、炉火熊熊，否则接续不了。如果要很好地解决就业，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一个都不能少，如今的特朗普把传统制造业回流美国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

关键词：经济减速冲击就业谁也回避不了，关键是我们要编织好社会保障网，让全体老百姓有幸福的获得感。在基本消费得到满足以后要再发展、保就业，升级消费是唯一之路，在这个新长征中重中之重的是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和发扬撸起袖子埋头干的工作作风。

第三篇：浅论经济新常态下银行的转型和发展

浅论经济新常态下银行的转型和发展

[摘要]我国的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后，现已逐步放缓了发展的速度，由原来的粗放型、数量型、扩张型发展状态转为集约型、质量型的发展状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银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环境，银行业势必要进行转型以谋求发展。本文以经济新常态的表现为基础，分析在经济新常态下银行转型面临的挑战，并试图需求银行转型和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新常态，转型，发展

全球经济危机的相继爆发宣布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大过渡”和“大调整”时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在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进入了增速阶段性回来的经济“新常态”时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

总书记在2014年5月对河南的考察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当时他就指出中国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要调整心态，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出发，尽快适应新常态。

一、经济新常态的特点

“新常态”对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建设、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在新常态形式下进行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政治生活也呈现新常态，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反腐倡廉，整顿不正之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建设发展也进入新常态，加快推行法制建设，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倡导社会新风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文化也在新常态的背景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后，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告别以往30多年平均10%的经济增长速度，跌落到10%以下，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这一变化预示着中国经济开始放慢了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进入了相对缓慢的一个发展阶段，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7%—8%的中高速。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之以前的9.9%的高速增长阶段回落了2—3个百分点，但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这个增长速度仍然处于领先位置。

2、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

中国经济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在这个发展时期都是在靠开采现有的资源、利用现有的环境的粗放型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势头是很迅速，但环境、资源和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凸显，经济结构的转型势在必行。

1）环境问题。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现今中国有3亿农村人口没有安全饮用水可以喝，6000万城镇人口的饮用水水质不合格。土壤污染面积大，土质退化，山土滑坡、泥石流现象严重，每年都有很多亩耕地持续退化，原始森林的面积也在急剧减少。大中城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工业发达地区大气污染严重，雾霾、强对流天气频发，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2）生态系统退化。中国水土流失情况严重，80%以上的草原出现退化现象，生物多样性急剧锐减，濒危动物物种达250度种，濒危植物达350多种，生态系统对各种自然灾害的修复能力下降。

3）资源过度开发。中国的GDP在世界占比越来越重，与此同时，能源的消耗总量也在逐渐增多。耕地、煤炭、淡水、石油、森林、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逼近60%。

4）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中国的GDP日益增长，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仍然跟不上发展的速度，保障体系虽然已经覆盖城乡，但普遍存在保障水平偏低且不均衡的现象。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经济的发展要告别过去过度开发、不顾资源短缺的现象，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

3、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也在逐步发生变化，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农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超过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服务业增加值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GDP比重达到46.1%，在2014年这个比例继续上升；在需求结构中，消费率上升幅度较大，投资率下降，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内需的比重也增加，与外需的结构发生的显著的变化。

二、在经济新常态下银行转型面临的挑战

1.金融体系建设多元化挑战。在新常态环境下，金融体系的建设逐渐加快和深化，新型的金融机制不断增多，经营越来越趋于多元化。银行虽然在众多的金融机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市场地位和经济份额，但其他金融机构随着不断发展，其数量和经营实力也不容小觑。选择的层面一拓宽，客户在选择金融产品时，经常会货比三家，分析各个金

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这样一来，客户容易走失和分散，会失去原有的优势，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对金融行为发展造成了强烈的挑战和冲击，对银行的发展和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银行创新方面带来的影响。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银行的贷款收益急剧下降，银行试图通过转变经营模式和创新产品种类来改变这一状况，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新新产品种类必须要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客户的需求，要符合市场的发展现状。另外，银行创新人才的缺乏导致新产品的研发处于难产阶段，研发出来的新产品又不符合客户的需求，经营模式和方法也陈旧和滞后。银行创新人才的严重缺乏，严重制约了银行的进一步发展。

3.互联网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科技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是的互联网金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互联网金融指的是以互联网为经营媒介的金融机制，并通过利用互联网来实现金融交易和收益目标。互联网为客户和银行搭建了桥梁，让客户通过互联网直接跟银行进行信息的交流，既节省了时间又减少了繁琐的交易环节，给客户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极大地加快了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的节奏。

4.存款保险制度方面带来的挑战。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内容：1）政府与客户。与以往不同的是，政府不再代表银行对客户的资产或存款进行担保，而是由银行自身进行管理。银行是可以破产的，一旦破产，银行所负担的存款不再由政府代为赔付，而是由银行自行负责；2）政府与银行的监督关系。经济新常态形势下，政府主要负责监督银行的管理经营，保护客户的利益，规范银行的日常经营，确保其合法化、合理化、和规划；3）市场主体和保险基金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通过利用存款保险，明显客户、银行和保险基金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

三、“新常态”背景下银行转型和发展的对策

1.优化业务结构，增长新动力。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增长方式有所转变，引起第三次产业和行业的调整，和各生产要素投入的重新组合配置。“新常态”下，服务业、消费金融、技术性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增长的主力军。银行必须要审清目前的形势，充分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通过持续优化三大业务结构以契合增长新动力，有效应对实体经济结构性的变化。①深化负债业务：随着互联网金融、直接融资等对资金的分流，再加上银监会对银行存款偏离度的考核，银行必须改变被动的负债管理模式，积极主动负债管理实现具有自主、稳定、可控的资金来源渠道，切实解决资金、资产的期限和结构错配问题；②拓展中间业务：银行的收入结构不能再仅仅依靠利差，而是要向依靠中间业务转变。优化三大业务结构，避免金融资源“空转套利”和金融“剥削”实体经济利润等现象，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③优化资产业务：资产托管、资产管理、盘活资产存量、资产证券化等成为银行在“新常态”局势下的热点，而不是仅仅依靠传统的单一信贷资产的经营。

2.创新经营理念，构建内涵式发展模式。在“新常态”多重约束条件下，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了以往以规模快速扩张的经营理念，转变为注重内涵和效益的增长方式。银行业在金融服务需求的精细化、多元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下，要审时度势，抓住新的机遇，结合自身规模、人员和区域等优势创新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力求打造新常态下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新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新常态发展战略稳步落实，增强发展的硬实力。

3.树立新风险文化，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在“新常态”背景下，”旧常态”的存量风险与结构调整和金融转型产生的风险相互叠加打破了原有的风险管理模式。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网络技术风险增加了传统风险的外溢和传导。为适应“新常态”局势，银行业急需树立新的风险文化，建立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险、操作风等的识别、计量、评估、监测和对冲一整套流程，全面推进全面风险管理。

4.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推动转型升级。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金融业的冲击很大，银行必须要正视这一问题。互联网金融的大力发展，其销售手段和渠道颠覆了银行的传统的业务流程模式和组织管理模式，进一步暴露了银行的传统的经营问题。金融和互联网的相互融合是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新常态的要求。互联网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传统银行的转型和升级，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科技途径。互联网技术的几大优势帮助改变了银行的运作方式，整合了原有的繁琐的银行服务流程，促使银行改革其传统业务流程，对银行业务流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形势下，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通过业务层面上的操作流程的优化与改善，从而实现银行的业务流程再造以适应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需要。

5.突破传统制度障碍，激发金融创新动力。”旧常态”下中国银行业凭借旧的制度红利实现了长足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幌子的“伪金融创新”现象，导致资金空转。这些“伪金融创新”的实质是与我国”新常态”发展相背离的。伴随着“新常态”的演进，金融市场将逐步由金融抑制向金融放松转变。要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资金配置效率，必须激发金融创新动力，突破传统制度障碍，以软实力利用新制度红利，在“新常态”下形成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简而言之，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东风努力消除打着服务实体经济幌子的“伪金融创新”，以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融资便利性、减少金融风险为创新导向，切实从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制度、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创新。商业银行只有通过金融创新来突破传统制度障碍，才能真正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6.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全员服务质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银行业发展的

核心是以客户为中心，这将要求银行培养出一批素质更高的人才。银行业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服务水平三个方面。银行业必须要不断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全面提升全体工作人员的业务质素，才能满足”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加强培训和宣导，让员工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增加客户的黏性，进一步提高银行的服务竞争力；另一方面，加大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水平，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银行的经营面临着比以往更为严峻的挑战。银行应当深入分析新常态下自身所存在的经营问题，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培养创新型技术人才，加快转型的步伐，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下，提高竞争力，谋求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学兵.金融新常态下银行转型发展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5年第26卷第11期

[2] 饶文哲.经济新常态下的商业银行转型探析[J].经营管理者, 2015年第34期 [3] 张晨武.浅谈商业银行转型发展之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5年9月 [4] 糟胡.新常态下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思考[J].甘肃金融, 2015年第5期 [5] 孟维平.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转型之路[J].财经界，2016 年第3 期 [6] 陆珉峰，汪祖刚.“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发展新战略的研究[J].西部金融，2014年第10期

[7] 刘弘毅.互联网金融推动传统银行业转型发展[J].现代经济信息, 2016年第1期

第四篇：经济新常态下农商行转型发展浅析

【核心期刊网】——中国权威论文发表平台，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发表咨询和论文发表辅导!经济新常态下农商行转型发展浅析

刘丽华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中，而我国农村商业银行从农村信用合作社转型以来，又得面临着经济新常态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本文通过回顾文献，认识到农商行转型的必要性，同时通过SWOT分析法，分析了农商行自身的优势及劣势，以及面对的威胁和机会，挖掘农行转型的突破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议对策，希望农商行能健康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农商行 SWOT分析 对策建议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结构以及发展的方式亟待转型，而金融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核心动力，也在进行着转型，以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银行作为金融业的重要主体之一，也正经历着“新常态”的考验，而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作为金融业中服务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支持农业服务主要力量的重任，在一些农村地区农商行甚至也是农民获得金融服务的唯一渠道。因此，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转型的农商行来说，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农商行必然会涉及经营模式、金融政策等方面的转型，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二、文献综述

经济增速下行是经济新常态一个表现特征，面对宏观经济下行的环境，潘美丽（2015）给予经济新常态，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了我国银行业整体的机会和威胁，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自身存在着的优势及劣势，认为经济增速减缓加剧了金融风险，同时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业推动着金融业态的重构，银行业应积极主动地调整、转型，以适应经济新常态。

而在我国，在金融市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农商行来说，郑权（2014）指出，在面对愈加激烈的竞争，农商行必须得认清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的有适合劣势，才能适应市场的竞争，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管理，调整和优化物理网点，同时对农村市场进行细分，开拓目标市场，加强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农商行的竞争优势。诸小龙（2015）则从市场细分角度出发，认为可以寻求农商行发展的突破口。因此把市场具体分为了农户市场和高校市场，因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加之农村人口的外流，未来的市场也将会是年轻人的市场，故应注重高校市场，占据市场份额。

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我国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徐照宣、史小超（2015）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角度，分析了县域农商行的发展环境、发展模式，认为通过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控制政府干预以及加强产品创新和风险控制等方式来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同时实现农商行自身的更好发展。

陈定华（2012），陈智慧（2015）等则认为在新时期，互联网金融时代的背景下，都提出了农商行应运用互联网，开发更多便捷的金融服务，以吸引客户，挖掘客户，从而提高农商行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面对经济新常态，银行业转型以适应经济经济新常态变化，而农商行作为银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商行也应适应这种变化。但鲜有文章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分析农商行的转型。因此本文试图从经济新常态视角出发，通过SWOT分析，挖掘农商行转型的突破口，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农商行转型的SWOT分析

（一）农商行优势（S）分析

农商行前身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并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核心期刊网】——中国权威论文发表平台，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发表咨询和论文发表辅导!【核心期刊网】——中国权威论文发表平台，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发表咨询和论文发表辅导!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不单仅为农村金融服务，也为更多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由于农商行通常是由当地原来的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而来的，有一定地缘优势，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在农村金融市场份额中有着相对的优势。

同时，农商行始终立足服务农村金融，是普惠金融、支出农村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因此获得了国家在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二）农商行劣势（W）分析

面对经济增速的下行，农商行也受到了影响，并且农商行由于服务农村金融的特殊性，其风险控制能力较差，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从2014、2015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机构类的季度数据来看（如图1所示），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相对较高，在2015年第四季度达到最高2.48%，这与经济下行相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信贷员风险意识的不足，业务操作不规范的缺陷。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银监会数据整理。

同时，与其他银行机构相比，农商行金融产品单一，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加之现农村环境有所改善，很多农民不再将资金存放银行，而是进入资本市场，获得保值或更多收益。

（三）农商行面临的机遇（O）分析

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以及消费者的需求逐步增加。从整理来说，我国2014年第三产业增长8.1%，同时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达到了8.0%，两者均高于当期GDP增速。从中小企业到城乡居民，其对金融需求都快速增长，因此就需要农商行把握机遇，满足客户需求，提供金融服务。

同时，我国不断推进新农村的建设，政府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给予农民补贴，减轻农民负担，这就使得农村商业银行资金更加充裕2。其次，普惠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服务的推广，以及返乡农民工创业增多，农民思想的转变，贷款需求旺盛，都为农商行提供了很好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可以让农商行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城镇化建设，并从城镇化建设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四）农商行面临的威胁（T）分析

随着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政策的放宽，一些小额信贷公司及村镇银行陆续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向农商行发起挑战，市场竞争加剧。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域的限制，使农民资金投资不再受之限制。加之2011年来，我国银监会从技术指标层面上加大了对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及风险性等方面的监管，从而农商行的经营难度加大，面临挑战。

四、农商行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依据SWOT分析，得出下列SWOT分析矩阵，并得到相应的战略：

依据农商行SWOT分析矩阵，可以得出以下的对策建议：

首先，根据S-O战略，农商行可以依靠地域优势，积极满足客户需求，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根据农商行未来发展，结合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特色，在满足东堤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又可以实现自身发展。同时农商行也应立足于农村金融服务来满足旺盛的农村金融需求。

其次，依据S-T战略，农商行在立足于农村金融服务的同时，应开拓新市场。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商行应进行具体的市场细分，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有针对地开展金融服务，从而应对金融市场中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

再次，根据W-O战略，抓住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机遇。由于农商行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同时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较差，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政府可以建立补偿机制，使农商行主动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并且帮助农商行参与地方经济的基础建设，提升农商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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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W-T战略，在面对监管从严的外部环境下，农商行从自身出发，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在不同的发展形势下，谨慎扩张投资、贷款，同时加强信贷业务员的培训管理，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和激励制度，并注重优秀人才的培育，服务广大客户，从而提升农商行的品牌。

参考文献

[1]任志龙，张军.农信社向农商行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河北金融，2012（06）.[2]郑权.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策略研究[J].新经济，2014（02）.[3]潘美丽.给予经济新常态的银行业转型发展的SWOT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5（11）.[4]诸小龙.浅析农商行从细分市场中寻求突破的方法[J].现代营销，2015（10）.[5]徐照宣，史晓超.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农商行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2015（06）.[6]陈定华.智慧的银行——银行发展新趋势[J].国际金融，2012（08）.[7]陈智慧.“互联网金融”时代农信社（农商行）业务发展思考[J].财经论坛，2015（18）.【核心期刊网】——中国权威论文发表平台，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发表咨询和论文发表辅导!

第五篇：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新认知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新常态下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新认知

作者：李程骅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02期

摘要：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要系统认知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着力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新型城镇化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大增长空间。与此同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面向“十三五”及未来一个阶段，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2-0005-06 十八大确定的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要着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真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健康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重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持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对我国持续推进内需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培育消费、投资和创新集聚的新增长点，将产生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一、新型城镇化开启经济发展新空间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发展的立足点是提高单位空间和全要素生产率。推进新型城镇化将倒逼产业升级与城市空间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重要抓手。十八大后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明显不同，那就是在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在合理增长速度的维系下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再让速度掩盖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愈积愈多的社会风险。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面向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三驾马车”将会更均衡地拉动增长，同时也将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形成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裴长洪、李程骅：《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指导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指出，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但总体来看，工业化仍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新”之要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城镇与乡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

当代中国所走过的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道路，主要是靠快速工业化推进的，在得益于土地和人口两大红利的集中释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与环境的挑战。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长达200—300年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这种“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发展效率，但也浓缩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以交通拥挤、城市水患以及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为突出特征的“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李程骅：《中国城市转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只有彻底改变传统的城市化推进方式，加快实施大中城市与区域联动的转型战略，才有可能系统的地破解这些问题的病症。因此，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为主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则下实施产业体系重构、空间布局优化，服务能级提升的战略行动。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加快转变为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就在于城镇化。总体来看，我国当前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到2013年，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镇人口总量和消费规模均将大幅提升，特别是重点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的问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由此开启巨大的消费空间，再造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新的强大引擎。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消费不足、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土地、农民工及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这种政策的全面纠偏，将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现代服务经济增长。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看，随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居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敢于消费，追求高质量的消费将成为新趋势、新动向。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居民住房的结构性升级，由此带来城镇的住房需求空间将会进一步打开。依据《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设定的我国总体上实现60%的城镇化率目标，假如未来有30%的新增城镇人口买房，就可新增3000万套的住房需求，由此带来关联消费产品与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并带来流通渠道、商业业态以及消费理念与行为的变化，将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参见《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启动》，《经济参考报》，2014年7月23日第1版。与此对应，新型城镇化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向社会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公共服务，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产业发展和人口增加，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将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农产品消费市场，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和农产品品牌化经营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

新型城镇化在全面提升城镇化率的同时，又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新型城镇化追求的是高质量、高效益的投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化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量投资空间。李程骅：《新型城镇化开启巨大发展空间》，《人民日报》，2015年3月10日第7版。

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型城镇化搭建的载体和平台，在系统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新的“四化”同步，将开启新型城镇化的巨大的高质量的投资增长空间。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带动基础设施、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的大提速，包括交通设施、电力、通信、燃气、自来水、污水处理和生态修复等，多个行业的建设投入极为可观。当前，我国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是城镇化的重要层级，也是投资和消费的新平台、新增长点。前不久，针对即将实施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国家财政部曾有一个大概的测算，在未来七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基础建设，至少需要投入42万亿元。参见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讲话，国家财政部网站2014年3月20日刊载。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四化”融合，必须坚持高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对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要有直接的投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改写，这就要求城镇化必须坚持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城乡公共资源的配置均衡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市场化力量介入的“真金白银”的直接投资。对此，国家统计局曾有测算：自2001年以来，城镇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可以预见，假如未来10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为4亿人左右，按农民工市民化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将直接带来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二、新型城镇化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速的降低，即从过去服从于赶超目标的需要、追求超高速的增长，转向保持平衡稳定、提质增效的中高速增长，还是经济系统中的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化，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一种均衡状态，包括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和推进方式的服务业发展、城市与区域的现代化进程，都将进入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常态化诉求。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规划我国产业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基本纲领，那么顺应经济“新常态”、把握产业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城市转型的互动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创新驱动的作用，促进服务业增长率持续提高、结构优化以及主要城市加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系，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系统的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扩大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将进一步增强城市与区域的创新活力，全面开启城镇化的创新空间。新型城镇化将带来服务业的大发展和创新要素的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也是创新的载体。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尚未到达5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26日发布：2014年，一产占国内生产总值92%，二产增加值比重42.6%，三产48.2%。，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有利于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在对接全球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何让这种“潜力”和“红利”形成有机的转化和互动，让城镇化、城市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挑战。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不能再与民争利，直接作为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推进城镇化，必须摈弃过去大拆大建的思路，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等，这些系统性的举措，将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促进城镇化投资的持续增长和健康运转，延长服务业的产业链。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的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最根本的动力是持续的创新，创新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就必须告别对传统的路径依赖。当前，各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政策，已经在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上进行了系统的安排，进一步放松或取消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已经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巨大的市场能量正在加快释放。刚刚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试点地区，鼓励试点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化机制体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新型城镇化体系和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伴随着试点城市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以及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的重点突破，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5到10年的新型城镇化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投资空间和具有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空间。

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创新驱动之路，关键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缺少产业基础支撑的城镇化，必然失去核心驱动力，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是不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要义就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但是，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无论是内容和形态都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需要升级甚至“腾笼换鸟”，只有在新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来推进生产体系和产业供应链的重构，强化新产业体系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动力，创造产业集群的新型生态，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新要求。尤其是要注重融入互联网思维，把产业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与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服务功能的提升，进行有机融合。把产业结构的转型、产业集群的重构，落实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上，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让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产业集群，特别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企业“按需生产”，彻底走出产能过剩的怪圈，从而培育出系统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新生态和新的治理结构、新的空间。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不应再延续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旧思路。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应充分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引导而不包办，如制定产业复兴计划，通过税收等政策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促进重点领域的硬件建设等，营造适合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我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主要靠现代服务业的引领，必须在准入门槛、税收政策上有大的突破，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放松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提升城市能级，还能通过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实现从“管住人”到“服务人”发展理念的转变，城市创新发展，必须在人的现代化上加大力度，一方面引进一流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可根据自身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实施人性化的户籍政策，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强化所有城市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幸福城市”、“和谐城市”的建设。

三、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中国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伴随着创新型、服务型经济体系的形成，一批中国城市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的节点位置，对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顺应经济“新常态”的新趋势、新要求，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的理念，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系统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战略应在两个层面得到实施，一是全面提升整体的城镇化率，没有城镇化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区域和国家的现代化；二是加快主要城市的转型发展的步伐，构建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内城市网络。因此，国家层面对于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订差别化的城市转型战略，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国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格局已形成了国家级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区性城市等多种层级，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和服务能级的差别，城市的发展定位不同，也就不可能选择同一种实施的路径。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国内城市必须放弃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定势，从原来粗放式、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彻底转变成低消耗、低排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探索适合自身的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路径。

快速城镇化产生的投资拉动和消费增长，所带来的“内需型”市场，可以为城市转型发展、聚集高端要素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已经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以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顺应世界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抢占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制高点。特别是“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推进，会加速提升国际金融、现代物流等高端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强化城市、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构建基于国家利益的新型价值链，全面提升我国生产型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其次，科学把握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加快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镇产业空间新秩序。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新兴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并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动。与此对应，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高度融合，后信息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催发了新产业组织形式的更大变化，基于生态文明准则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理念，已经渗入了产业升级与新产业体系的建构行动中，并正在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秩序。我国在进入城市群、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培育和发展创新型、服务型经济，要根据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让附加值高、有创新带动性的产业和企业，占据城市中心或节点位置，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高地，以充分发挥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创新溢出效应。在一个有机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空间主要承载服务业为主，聚集新公司和高附加值的企业，卫星城和小城市则重点发展专业化产业。即使在一个城市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业，因对配套服务要求差别大，也必须进行空间的分隔。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无谓浪费，促进城市空间的集约化发展，并在中心与外围的分工和合作中放大创新型经济和城市创新体系的辐射范围李程骅：《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求是》，2012年第14期。同时，可以根据城市空间价值提升的规律，把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与城市空间的功能修复进行有机结合，运用系统的规划和投入机制，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来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市空间新秩序。

再者，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战略导向，促进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参差有致的协同发展体系。

各城市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存在着争先进位的竞争，但在一个大的行政区或都市区内，也完全可以实行协同发展、分工合作，提升转型的效率和速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一方面要保持较高的“外向性”，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城市网络中要保持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可在“内向性”的发展上进行制度性的创新，立足所在区域获取更多的高端资源，进行产业体系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重组。因此，在城市转型的战略行动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则要在应对全球城市体系重组的过程中，着重发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快速形成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体系，中小城市更多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问题。尤其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必须继续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只不过这种带动不再是传统产业的低水平转移、城市空间发展的“摊大饼”，而是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现功能升级，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创新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形成产业、金融、交通和高端就业等构成的有机的网络化体系，从而形成集中型的均衡、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破解大城市因为优质公共资源过度集中而加剧的“城市病”。

面向“十三五”及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还必须与“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的实施、重大项目的推进，实行前瞻性的呼应与互动，为“一带一路”大战略注入新的内涵，全面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和质量。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城市转型以及社会文化的转型，已经起到了战略引领作用。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必须大力度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城镇治理方式的变革。要站在现代服务业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世界城市体系的平台上，以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新优势的战略行动入手，倒逼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深化改革，实践国家层面的“以开放促改革”、“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基本战略思路，在法治经济、贸易规则、金融政策和人才进出等“软环境”方面，加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前提下，要加快推进经济的“去行政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去地方政府化”，强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法治建设。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多层次的“造血”通道。要根据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状况，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通过权责关系的划分，进一步调动各层级政府的动力。要针对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要素集聚的特点和规律，实施对应的人口政策。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无不来源于人才、人才资本，大城市不能无限大，但如何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执行人才落户政策、优化人才结构，确实考验城市决策部门的智慧。毕竟，对创新型企业和人才的吸引、集聚，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

（责任编辑：石洪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