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庭暴力的证据规则

第一篇：论家庭暴力的证据规则

论家庭暴力的证据规则

内容摘要：家庭作为社会构成的细胞，每个基本单位的健康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不得不遗憾提出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家庭暴力广泛存在。这种行为侵害着当事人的人身权利，不仅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给家庭的和睦和社会的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当前的国际社会己在对家庭暴力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达成了广泛共识，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我国现在的法制中时，却遗憾地发现，针对家庭暴力防治呈现为多部门交叉管理的状态，法条上不够完善、操作不易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案件中证据收集的问题尤为突出，使得该类案件受害者的利益维护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因此，对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的证据制度问题加以研究并确立相应的制度，显然是很重要的。

关键词：家庭暴力；证据收集；防治

一、家庭暴力的概述

（一）家庭暴力概念

家庭暴力概念和范围的确定，对于实现实践中的司法干预和确定家暴案件涉事人的法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将其概念和范围明确界定，才能针对这类案件制定相应的措施，司法、执法人员的干预才会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当前，国际社会并未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和范畴做出一致且确定的共识。各个国家结合白身的具体国情，对家庭暴力的界定、主要表现形式的规定和列举也不尽相同、有所区别。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内涵我国法律尚未做出权威的解释。修正后的婚姻法也仅仅是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并未对什么是家庭暴力等此类基本概念予以明确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5日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做出了具体明确的释意。在我国的地方性法规中，湖南省立法机关颁布的相关决议中对家庭暴力在要件、性质、表现形式和本质特点上的认定与前者也相差不大，大同小异。

在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对家庭暴力应当秉持与时俱进的观点和认识。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形式已经超越了过去传统社会对它的理解范围。如果对“家庭”这个概念的理解仍仅限于传统的形式和范畴，就存在极大的可能性，导致在现实生活中，数量占据多数的在过去时态和现在进行时态均受有暴力危害的劣势人群无法归入家庭暴力的管制范畴，使得大量受害妇女的正当权利维护长期处于不利境况。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家庭”的概念有所扩大，以兼顾“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总之，无论对家庭暴力如何施加定义，其范畴都应当包含以下所列行为:(1)实施或者威胁实施身体上侵害生命健康权的行为;(2)侵害人身白由权的如限制、剥夺家庭成员人身白由的行为;(3)侵害婚姻白主权的暴力;(4)以恐吓、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侵害人格权的行为;(5)侵害家庭成员性权利的，以实施或威胁实施性暴力等违背受害人意愿的性行为为典型方式;(6)非法强迫受害人呻毙胎儿等侵害生育权的行为;(7)毁损财产以及其他经济控制等侵害财产权利的;(8)其他。

（二）家庭暴力的行为类型

1、精神暴力

笔者相信，暴力行为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是其区别于简单使用武力外观构成行为的本质属性。另外，对“暴力”的准确理解还应当区分领域，在我国公民财产和人身等私人权利的领域中和与公共领域中理所当然地不可以采用同样的标准。至于论及到家庭暴力行为外观的评价标准，不仅要包含捆绑、殴打、伤害致残等动用武力的方式，还要关注到在私人领域中，家庭暴力的表现还包含长期、逐渐递进乃至受害人已经无法依靠白身能力对暴力加以避免的隐蔽性。

2、身体暴力

学界在意识范畴和实务范畴内纷纷赞成身体上施加的武力伤害行为属于家暴这一论断，但由于认识和法律规定上的差异，各国对身体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持有一定程度的不同看法。我国司法解释明确地对肉体的程度较大的伤害为家庭暴力，但笔者对此抱有保留态度，身体暴力应包含各种形式及不同程度的对各种权益的伤害。

3、经济暴力

这一行为范畴的提出乍一看可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实质上如果结合实际情况，各位不难理解。在我国广泛存在的家庭暴力案件中，大多数施加暴力行为的一方在很大可能性上存在经济基础上的优势。除了对弱势一方施加肉体上摧残的疼感、心灵上阴影的痛苦，还可以在物质这一直接关系当事人生存的角度予以控制和虐待，不仅降低其基本的生活质量，甚至会存在对其吃穿用度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残害，在生病需要治疗的情况下也消极避免就医、冷漠不予救助。

2我国在家庭暴力证据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当事人举证困难

当事人举证艰难首要表如今: 一是依据自身的数量少。因为家庭暴力的隐蔽性, 家庭暴力发作时通常缺乏直接的目睹证人;因为家庭暴力的长期性, 通常使依据毁损、丢失;因为家庭暴力大多数情况下形成受害人的伤情并不严峻, 许多为软组织伤害乃至没有留下显着伤痕, 这种肉体的轻伤害性通常形成受害人疏于求医、求救, 致使依据缺失。此外, 在向法令求助的当事人中, 许多人称自个遭受精力暴力, 而我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是不供认精力上的暴力为法令上所指的家庭暴力, 因而对当事人有关辱骂、冷淡、恫吓以及情感上的忽略等国外认可的家庭暴力, 法院是不予认定的。二是在当事人的举证中,多为直接依据, 直接依据少。依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 在依据的搜集上, 直接依据的搜集和检查判别较为艰难, 直接依据的来历较窄, 数量少, 不易获得, 在一些案子中乃至底子无法获得, 而相比之下直接依据的规模对比广泛, 搜集较为简单。因为家庭暴力的隐蔽性、长期性等特色, 直接依据的获得就更为艰难。此外, 因为社会对家庭暴力观念上的误区以及有关法令的不配套、不完善, 也通常形成社会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无视, 受害妇女代理人向受害人的家人、邻居和兄弟取证时, 他们常常回绝为受暴人作证,即便作证也含糊其词, 在客观上增加了当事人举证的难度。

受害人在司法审判中供给的证实资料，通常都是问接证实资料，很少能直接证实案子的进程。这是因为家庭暴力的隐蔽性、长期性、相对性等特色，直接依据较少、不易获得，乃至在有些案子中底子无法获得，此外，对直接依据的检查判别也较为艰难。与直接依据不一样的是，问接依据更方便获得。同时，因为通常大众对家庭暴力存在观念上的误区、对人际关系影响的思考以及有关法令的不配套、不完善，常常致使受害者不能及时得到社会的协助，证大家也不愿意积极的参加审判举证作业。

（二）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简略且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 也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证据制度, 造成家庭暴力证据认定的先天不足。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 并确定家庭暴力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情形之一, 也规定了家庭暴力的救济途径及相关部门的职责, 但在家庭暴力的认定上没有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修正案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对家庭暴力认定的规定也十分简略, 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规定: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经常性、持续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对家庭暴力只是做了较为简略的界定, 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 致使法院在认定时缺乏较为明确的标准和依据。

（三）行政机关干预方式消极

司法机关在防治家庭暴力案子中担负着重要职责，但是在实践中，因为观念、体系上的种种原因，公安干警对家庭暴力案子在思想上不行注重，在情绪上处理不行活跃。当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求助时，公安机关通常不行活跃应对，毕竞我国的传统即是“两口子打架，别人不要干涉”，而且没有留下受害人受损害的依据，在需求进行司法审判时也不能提出需求的依据，使受害人处于晦气位置，无法得到有用及时的救助，乃至失去供给具有极强证实力依据的时机。司法机关在对家庭暴力干涉上的消极情绪, 形成有关依据获得的困难。公安机关在防治家庭暴力案子中担负着重要职责, 但是实践中, 因为观念、体系上的种种原因, 有的公安干警对家庭暴力案子不行注重, 处理情绪不活跃。接到报警后或不予以处理, 或仅作为家务胶葛对待, 劝说几句作罢, 不作记录、不出具损害法医判定托付书, 更不用说对施暴者实施必要的强制措施以避免暴力行为再次发生, 致使受暴妇人无法得到及时的帮助, 乃至也失去了获得依据的时机。触及执法的另一重要问题即是判定定论难以获得。伤情检验和判定定论是断定受暴人损害程度的权威依据, 只有依据判定定论所确定的受暴人为轻微伤、轻伤或重伤的定论, 才能对施暴人采纳相应的处分。新的民事诉讼依据规则实施之前, 司法判定部分通常只承受公、检、法组织的托付, 为受暴人做身体损害判定定论。¹ 假如公检法机关不出具托付判定书, 受暴人将无法寻求法律保护。这些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形成受暴妇人处于指控无门的地步。

3家庭暴力案件中取证机制的完善

（一）社会方面

受虐者对家庭暴力方面常识、认识和才能的缺位待弥补，社会有关部分也不能置身事外。一方面，社会上从底层到社会高层各个等级的组织和组织要使用播送、车载广告、电视媒体等多种路径，对妇人和孩童这些弱势群体加强法令常识的宣扬和遍及，进步白身运用法令武器维护白身权益的认识和才能，真正从白身做起，有用对立家庭暴力，将其遏制在萌发状况内。从救助视点思考，还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准则优势，设置一些专门关于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伤势和状况进行判定并医治的集体，国家予以相应的资金与人才支撑，从外力视点对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现实的确定供给助力。

注重对处理家暴案子的底层司法和执法人员的办案才能的拓宽教学。家庭暴力往往随同有武力抵触，施暴人或对另一方进行肢体殴伤，或借助于室内茶儿、水杯、瓶罐甚至菜刀对弱势方进行进犯，这种状况下，受害人根据白身维护的天性多会挑选报警。而即使在暴力抵触不是那么剧烈的景象下，当事人若从定纷止争完毕抵触的片面思想考量，也倾向于报警，及时抽身于这样的恶劣环境。鉴于大多数状况下都会报警，公安机关就成为家庭暴力争端处理的榜首职责人和维护家庭关系社会秩序的首要执行者。因而，公安机关的司法干警们、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注重平时对家庭暴力类案子的防治理论和实务技术的进步与拓宽，争夺在接到报警以后，一方面注意留存报警、出警这些官方的书面记载，另一方面采纳录音、录像等多媒体方法，将当时处理争端包含当事人白述案情的要害信息予以保留，进步办案的证据认识，便于司法实务中的举证与在朝。

社会上从底层到社会高层各个等级的组织和组织要使用播送、车载广告、电视媒体等多种路径，对妇人和孩童这些弱势群体加强法令常识的宣扬和遍及，进步白身运用法令武器维护白身权益的认识和才能，真正从白身做起，有用对立家庭暴力，将其遏制在萌发状况内。从救助视点思考，还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准则优势，设置一些专门关于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伤势和状况进行判定并医治的集体，国家予以相应的资金与人才支撑，从外力视点对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现实的确定供给助力。

总之，家庭暴力取证难题的处理，需求有赖于完善的立法为其供给坚实的基础和后台，有赖于完善的司法为期供给有力的执行力保证，也有赖于效能强的司法干涉机制为家暴受害人供给一隅安宁。但是，关于怎么处理家庭暴力取证的难题，咱们要认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简略的法令疑问，它不只需求联系法令的适当干涉协助消除，更重要的，它仍是一个社会性疑问，笔者根据放眼客观现实和立足于处理疑问的理性思考，只要社会对这个疑问的观念进行根本性的革新，对妇人和孩童的情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家庭暴力取证难的疑问才有也许从根本上被消除。

(二)个人方面

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要从思想上、行动上和才能上进步白己的取证才能，遇有暴力损害事实上要活跃保存和搜集依据，给将来的司法裁判供给有利有理的客观依据。详细而言，可从下述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家庭暴力发作后，施暴方受白己心里斥责或许协调因素后所编撰的一些书面的纸质资料，富含其承认白己施行暴力行动内容的资料可进行搜集保管。

第二。原告在家庭暴力行动发作后，向公安机关寻求法令求助时所拨打的报警电话、差人的调停记载以及当地有关基层单位调停的书面资料、录音、视频等，并且原告应当争取保存书面资料，白纸黑字，公章落款，这些在法庭上都是十分有证实力的依据。

第三，在严峻的状况下，受害人通常会在身体上遭受较大伤口，如被扇耳光、被踢打形成的身体软组织损伤，乃至骨折、流血等状况。这些景象下就医时，应当留意保存相片、病历、收据和院方医师的鉴定书。

第四，暴力行动的发作，在通常状况下都伴有争持、肢体冲突等显着特征，住在当事人周边的人士可能会听到大声的争持、摔砸物品等较大动态，或得利于方位便当，能够看到暴力施行状况的人士，他们所能供出的证言。

弱势方在遭受家庭暴力行动的状况下，一般难以获得及时有用的救助。如状况答应，受害方能够偷录录音，法令规定包含当事人的录音不作为侵犯别人隐私的素材，是能够获得依据效能、作为当庭依据运用的。

（三）应建立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中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没有说到证实职责或举证职责这个词, 只有行政诉讼法第32 条清晰提及了举证职责的概念。可是该条文并没有解说举证职责概念中所包含的意思。当时中国诉讼法学界关于举证职责概念的知道主要有三种观念: 第一种为行动职责说。这种学说以为证实职责即是当事人供给依据进行诉讼的职责。至于当事人是不是败诉, 这与证实职责无直接联系。这种观念偏重于当事人的举证行动方面, 而不顾及证实职责和诉讼成果之间的衔接。第二种为成果职责说。证实职责由法令预先规定, 在案件现实真假真假难于确定的情况下, 由一方当事人承当危险及晦气成果的法令假定。这种观念偏重于当事人的举证成果上面, 而不顾及诉讼成果与举证行动之间的衔接。第三种观念为两层意义说。证实职责应当从行动与成果两个方面来加以解说, 它实践上包含两层意义, 即行动意义上的证实职责和成果意义上的证实职责。前者指当事人对所建议的现实负有供给依据证实的职责;后者指在现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建议该现实的当事人所承当的晦气诉讼成果。这种晦气的诉讼成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力建议得不到人民法院的承认和维护, 又一般表现为因败诉而担负诉讼费用。因为这种观念统筹了证实职责的两个方面, 对比全部地提醒证实职责的诉讼价值, 也对比契合客观实践, 因此大都专家赞同此说, 笔者亦赞同此说。证实职责联系到谁先举证、谁应当提出更多、更有证实价值的依据以及在案件现实真伪不明时应当由谁承当败诉成果等许多疑问, 这就涉及证实职责的分配疑问。在古罗马年代, 证实职责有两条分配原则。一条是原告有举证的职责。另一条是提出建议的人有证实的职责, 否定的人没有证实职责。前者是基础, 后者是弥补。所谓谁建议、谁举证的公式便根由于此。

中国对证实职责分配理论的研讨和讨论为时不长。对中国证实职责的分配原则,一些专家以为应采纳与罗森贝克规范说类似的分配原则, 即作如下分配:(1)凡建议权力或法令联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须对发作该法令联系的法令现实负证实职责,不用对不存在阻止权联系发作的现实负证实职责, 存在阻止该权力或法令联系发作的现实的证实职责由对方当事人担负。(2)凡建议本来存在的权力或法令联系现已或许应当改变或消除的当事人,只需就存在改变或消除权力或法令联系的现实负证实职责, 不用进一步对不存在改变或消除权力或法令联系的现实负证实职责, 这类现实的存在也由对方当事人建议并负证实职责。

结论

家庭暴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并已收到广泛重视。通过拟定专门性法令来防治家庭暴力已是大势所趋。可是，立法并不能处理一切的问题。缘由在于: 首要，法令仅仅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标准，其依托国家强制力作为后台所保护的公平正义和秩序价值，有赖于每个社会成员和管理者的饯别。可是法令又是人拟定的，这必然包含了人思维和认识的局限性，法令也存在缺憾，任何问题不能简略地寄希望于法令来简略粗暴地处理。

其次，法令极具稳定性，尽管当前中国的法令处于改变和修正较为频频的期间，但这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和国情日益开展改变、初设的法令久未更新的布景下所进行的。客观来说法令仍是具有显着的滞后性，对于社会生活现状中的一些动态改变的问题，法令并不能时时刻刻事无巨细地予以重视和管制。

最后，法令仅仅社会东西的一部分，要真实处理某一社会问题，仍是需求秉持联络和开展的观点来对待，将法令、社会管理、社会舆论等很多调整方式归纳运用，与时俱进动态灵敏地进行管理，才有也许取得可观的成果。综上，联系这篇文章所述家庭暴力防治的主题，要想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处理家庭暴力违法行为，仍是需求从多个方面联系多种手段进行归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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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收集家庭暴力的证据

如何收集家庭暴力的证据

在发生家庭暴力后，作为受害人方应从下列角度收集、保全证据：

1、在丈夫实施家庭暴力时，应及时请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庇护所及所在单位、组织进行制止、劝阻、调解，相应机构制作的书面材料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2、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询问笔录。部分证据是认定当事人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重要证据。出警记录能够证明报案的方式、案由、出警时间、处理结果等内容。询问笔录反映的内容较出警记录更为全面，一般情况下能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家庭暴力的起因、程度以及处理结果等等。对于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在代理律师去调取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能够提供，但对于询问笔录，公安机关(派出所)往往以涉及当事人隐私或者作为公安机关的内部材料不对外出具为由拒绝提供，律师可以申请法院的调查令进行调查或者直接申请法院进行调取、收集。

3、证人证言。家庭暴力的发生，除双方当事人外，其子女和邻居出具的证言也是认定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有力证据。需要注意的是，证人出庭需要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申请。证人证言一定要客观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需要证人亲自到庭接受法官的询问和对方的质证。在丈夫实施家庭暴力时，应及时请邻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在单位进行劝阻、调解。

4、视听资料。视听资料属于间接证据的一种，其不能单独或者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除了需要法院审查

核实外，还需要同其他的证据相互印证，才能组成一个证据链被认可，与直接证据相比证明效力较低，为了达到同一证明目的，需要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该部分证据主要指双方的聊天记录、对方承认家庭暴力的录音、伤害情况的录像等等。

5、书面证据。加害人在诉讼前出于愧疚、维持婚姻关系等原因向受害方出具的《悔过书》、《保证书》等可以作为书面证据直接向法院提交。受害一方经过心理咨询或者治疗的，该机构出具的诊断建议或诊断结果也可以作为认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鉴定机构关出具的伤残鉴定结论可以与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相互印证，以证明其实施伤害的程度。医院的病历与照片也能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

第三篇：论家庭暴力取证

论家庭暴力取证

徐祥全

（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摘要：家庭暴力严重摧残着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但在实践中，其取证方面存在重重难题，理论上也是一个盲点，很多家庭暴力事件并不能得到认定，受害人群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以维护救济，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应现实需要，本文将通过简要介绍家庭暴力现象，从多个方面分析取证难的原因，同时，以反家庭暴力措施较为典型的挪威为例，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相应解决机制，为降低取证难度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家庭暴力；取证难度；挪威经验；解决机制

引言：

①案例：王芳与李强于1980年结婚，婚后一年多，李强染上喝酒恶习，而且还酒后打人，夫妻关系非常紧张。面对丈夫的殴打，王芳认为随年龄的增长他会有所收敛，便忍气吞声。可其逆来顺受反使丈夫变本加厉，从酒后打人到不喝酒也会因家庭琐事而大打出手，并多次出现严重后果。王芳曾多次萌生离婚念头，可每想到儿子的未来便又隐忍作罢，一忍便是20多年。200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李强从外面喝完酒回来，找茬要和妻子打架，还准备挥拳打人，因儿子的阻止，李强则重重地给了儿子头部一拳。之后，气急败坏的李强又跑到厨房拿菜刀，儿子担心出人命，便让母亲快跑，无奈之下王芳跑到姐姐家并病倒。事后王芳终于决定与李强离婚，于2004年5月10日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及相应的损害赔偿，儿子李小强出庭作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芳与李强自由恋爱结婚，婚后双方在生活琐事上经常吵架，原告王芳并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李强实施了家庭暴力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身体所受侵害由被告李强造成，同时被告又当庭否认并坚决不同意离婚。证人李小强的证言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其陈述的被告李强实施家庭暴力等事实因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而不能单独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法庭不予采纳。法院综合原被告双方陈述，遂判决不准离婚。

王芳感到非常困惑，夫妻打架，儿子的证言不被采纳，外人如何会知道此事呢？如果没有证据，这20多年的打骂不就等于白挨了吗？家庭暴力到底需要哪些证据啊？我又怎么才能收集到这些证据呢······一系列的问题摆在王芳面前，同时，也留给众多家庭暴力受害者和法律学习者深刻的思考。

②数据调查显示：各地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在40%到60%之间，其中能够提供相关证据的平均少于30%，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率平均不到10%.一、家庭暴力的概念和特征

结合我国立法实践，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具有自身的特征：第一，暴力对象十分特定，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仅存在家收稿日期：2010-11-19 作者简介：徐祥全（1987—），男，汉族，湖北神农架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2008级法学专业学生。

庭关系，而且表现为被害人身份的相对特定性；第二，暴力行为有隐蔽性，家庭暴力发生在

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地一般又在家里，鲜为人知，而且一些人错误地将其归为“家务私事”不能外扬，邻居和其他人更不愿干预这种“闲事”；第三，发生非常普遍，有资料显示，美国每年有4百万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总数超过了强奸、抢劫及车祸受害妇女的总和，③平均每天三名妇女死于家庭暴力，在我国国内，仅以宜昌市秭归县为例，2009年，其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的共3404对，其中，之后要求离婚的有596对，中间存在家庭暴力的占70%以上；第四，暴力行为的发作具有反复性，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不是表现为一次简单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反复的暴力侵犯，其一个周期一般表现为四个阶段，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再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进一步„„

由于家庭暴力的上述特征，使其与一般的暴力案件存在显著的区别，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实践中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依，在取证问题上我们也只能采取一般的证据规则，加之受传统错误观念的影响，以及具体操作上的不便等原因，给司法实践中的取证环节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家庭暴力取证难原因分析

（一）法律上的不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规定并不明确，且立法分散、原则性强，没有有关证据的采取、认定等方面的专门规定。立法的不足是导致取证难的最主要原因，具体体现在：

（1）举证难。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家庭暴力的取证问题作出规定，而是采用一般的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而我国刑法上将家庭暴力案件一般定为自诉案件，司法机关一般不会主动介入。但大部分受害者在婚姻关系尚未恶化到离婚边缘时，对所受的暴力一般忍辱求全，不会大肆张扬，更不用说向基层组织报告要求处理，以至于诉至法院，需要举证证明暴力行为的存在时，往往时过境迁，已无法举证。

（2）作证难。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能证明自己亲眼看到家庭暴力的通常是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的人，如邻居、亲戚等，他们有的虽然亲眼见到家庭暴力，但受“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的传统观念影响，或者受到施暴者的威胁、恐吓而不愿不敢出庭作证。家庭暴力案件比一般案件的证人出庭率要低得多，而我们国家的法律并没有针对其特殊性，对这类证据的获得采取一定的法律措施，如证人作证场合、证言取得标准的降低等等，使得本来证据种类就不多的家庭暴力案件丧失了一类较有力的证据。

（3）认证难。我国法律没有对各部门在保存证据方面的职能做一个分工，许多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人虽及时向居委会提出劝阻请求，可常常是居委会到现场后，仅是口头劝阻一番，并未以书面调解形式固定下来。同样，公安机关在接到此类求助时，也重视不够，仅简单登记一下，未作进一步调查。在法院审理中，仅凭其单方的报警和出警记录，也难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此外，我国法律虽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其条文规定看似很明晰，实则并没有对家庭暴力的概念、构成等予以明确，比如我国法律没有把性暴力规定为家庭暴力的一种形式，排除了性暴力，这是“婚内强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配偶意志而与之发生性行为，是性暴力的一种）”等暴力形式得以认定的主要困难之一。

（二）受害者心理和观念上的排斥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虽已结束，但一些遗留的观念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1.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是受害者不敢也不愿主动收集证据的思想根源。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出于对男权的敬畏，受害者面对施暴者的残暴行为，通常采取一种隐忍作罢的态度，甚至将过错归于自己，反思自己，而不是收集证据。此外，一些受害 

人往往顾及面子，不愿求助于社会，即使希望有关部门干预，也只想通过教育来制止丈夫的施暴行为，不愿丈夫受法律制裁，更不必说亲自来找证据把自己的丈夫送到法律面前接受惩罚。

2.家庭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是受害者不愿主动举证的物质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处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于他们，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出于一种“经济危机”而表现出逆来顺受

3.法律意识淡薄，也是取证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实生活中的文盲多为法盲，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后，受害方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做证据，不知道什么样的才可以作为法律上承认的证据，也没有求助于法律的意识，导致“取证”和“当事人不配合”这样的错节。

（三）干预力量不足，阻碍取证进程

2009年10月19日，26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被其丈夫殴打致死。2010 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一审判处其夫王光宇有期徒刑6年6个月。董珊珊被丈夫殴打致死，留给人们诸多的遗憾与反思，定罪纷争之外，受害者生前遭遇家暴的过程，几乎触及到我国目前反家庭暴力工作中所有干预模式的痛处。警察干预、司法机关干预、医疗干预作为目前我国反家庭暴力干预工作的3种主要实施方式，其重要性及遭遇的困境，在董珊珊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1.警察干预

“他们是夫妻，就是要离婚，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夫妻”——董珊珊母亲张秀芬称，数次关于女儿遭遇家暴的报警中她得到的回复大致如此，“我们很无助”。

在董珊珊2009年8月12日最后一次主动报警行为中，“警察看了看我女儿的伤，他说要是轻伤我们会马上把你丈夫叫来调解，可如果是重伤，这可要判刑的，三年至十年不等。珊珊听了就犹豫了。警察看见珊珊的反应，就说，如果拿不定主意，先看病后报案也行。”张秀芬对当时的过程记忆犹新。有学者认为，警察的话实际给了受害当事人一个暗示，在这背后，“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等长期存在于民间的陈规旧理为民警的行为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解释。警察对与当事人的暗示实质是站在施暴者的立场上，是在维护家庭、施暴者的利益，而没有以受害人为中心。2008年全国妇联、民政部等中央七部委颁布《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明确公安机关在家暴防治工作中负有调解、出警、取证等职责。但是，学者分析发现，与家庭暴力实际存在的类型、范围的状况相比，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警察的理念更传统、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更窄，其更倾向于把家庭暴力的责任归咎于女性有错误，男性才动手。

对于一般的民警来说，若未曾受过有关家庭暴力的培训，拥有上述错误理念反而显得更为“合理”。在本案中，受害者曾经8次报警，得到的也大概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之类的回复，就这样，民警们也没有帮助受害者收集证据的意识，只是草草了事而已。仅有出警记录和口头的调节，却没有详细的讯问笔录等书面证据，证据力度仍然不够。

2.司法机关干预

（1）司法上的不愿为。据调查，社会，特别是司法工作者本身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不足。在“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下，法官办案必然要考虑避免或减少涉诉信访。尽量压降有角有棱的判决，想方设法实现中国特色的调解。对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案件，既判决受害人离婚，又判决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对受害人来说，判决也许公正；而对加害人来说，面临着双重打击，可能就难以接受，认为法官裁判不公，产生偏激心理和强烈的抵触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加害人就有可能失去理智，走向极端。这样，法官对家庭暴力受害人不愿和好、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离婚案件，也不愿轻易判决离婚。因此，法官审理案件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常常让渡于当事人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与帮助受害人调查取证而使夫妻离婚相比，法院更倾向于做一个取证的“旁观者”。

（2）实践中的不宜为。这就要提到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特征了，家庭暴力多发生夫妻间，发生地多为家里，属私人领地，且这类问题比较复杂，因此，即使司法机关抛开上述观念，在操作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

3.医疗干预

医疗干预的角色相当重要，医务人员可能是第一个接待受害者的人，第一个获得直接受暴证据的人。但大多数医务工作者的认识停留在过去的纯生物医学模式中，对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及患者的健康权利的维护还没有很好的理解。比如，会在征得病人同意后转入单独诊室，由有家暴干预经验的医生接诊；在接诊中认真倾听患者的陈述及需求，给病人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和家暴病历记录，以备证据使用；尊重患者的陈述与需求，就其家暴情况进行沟通和交流，给病人一些收集家庭暴力方法证据的建议等。这些实际存在的不足，都不利于证据的保存。

三、国外问题解决途径借鉴----以挪威为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在许多国家，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经展开。在此，我们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挪威在法律改革与司法实践方面有关惩治家庭暴力的经验，虽然两国在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但是挪威在改善取证现状方面的措施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一）典型措施

1．确立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

1988年，挪威一项重大的刑事诉讼控诉规则修改出台。该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unconditional judicial intervention)的公诉原则。具体来说，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家庭暴力案件属自诉案件的性质，像普通案件一样，“查明犯罪”则成为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义务”，司法机关、公安机关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去调查取证，可以根据现有取证规则最大限度的收集到证据，充分发挥相应机关的专业素质。同时，出于对国家机关以及法律威慑力的敬畏，施暴者、受害者、目击者以及医疗鉴定机关等也会加强配合保存证据。

此外，此修正案改善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他们由原来的控诉一方，变成了案件的证人。这项修正案对消除受暴妇女在诉讼中拒绝与警察合作或者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有所改善，提高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认定率，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不可小觑。

2．加强司法程序上取证的便利性

（1）被害人在法庭举证时，法庭有权命令被告人暂时离开，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受害者的心理顾虑而真实的反映案件事实；在证人不满14周岁的性犯罪中，无论轻罪还是重罪，如果法官认为有利于保护儿童利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在开庭期间分别提取证人证言。

（2）在法官提取证言制度上，还有一项新的规则，即：对于向儿童实施性暴力的犯罪嫌疑人，要由一位具有解释儿童行为资格的人士对该儿童进行观察。这种观察在与儿童的游戏和谈话过程中进行，法庭上，观察者会对自己所观察的情况作出陈述。3.对施暴者发布限制令，对受暴妇女安装暴力警报器

1995年1月1日，一项禁止施暴者进入特定区域、禁止其跟踪、探访或以其他方式与受暴妇女接触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规定受到暴力的妇女，即使还没有对施暴男性提出刑事指控，也可以通过申请限制令，避免再次遭到暴力。对施暴者限制令的实施也为公诉机关发现某一男性有可能实施威吓行为，提供了充足根据，也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值得

考虑的一点。

从1997年开始，挪威奥斯陆警察学院与美国一所大学合作启动一个项目，该项目是向受到伴侣暴力的妇女提供一个从警察局获得的暴力报警器。当妇女受到伴侣侵害或者威吓时，可以启动随身携带的报警器向警察报警。那些已经受到严重暴力威胁或者已经被证明处于危险境地的妇女可以申请佩戴警报器。这个警报器与妇女住所最近的警察局相连，以确保警察能够迅速出警。警察可以在接到报警后携带照相机或其他器材，在现场获取证据。即便受暴妇女反悔，警察也可以将照片等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

（二）比较与前瞻

至今，挪威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防治家庭暴力法，当然也没有系统的证据规则，但是，通过一系列修正案的形式给了家庭暴力案件更为专业、具体的规定，此外，实践中挪威特别注意对警察等有关人员进行这类案件的专业培训，使其能主动积极地介入家庭暴力中去取证。

中国是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与挪威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家庭暴力取证难却是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挪威经验表明，在家庭暴力取证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因其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的改善家庭暴力案件取证难的现状，必须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改善取证的大环境，只有社会大环境的改善，才能进一步降低取证难度。

四、问题解决机制建议

为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平等文明的家庭关系，我们要给家庭暴力施暴者一定的惩罚教育，将众多隐蔽的家庭暴力案件曝光于法律面前。为定纷止争，我们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取证机制。在分析我国国情、借鉴他国有力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

（一）法律方面

1．制定反家庭暴力统一法律，明确证据规则

如果中国像挪威那样，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与司法需要逐一修改现行法的某个方面，那么，这样的修改会有许多，所需时间也会很长，很难适应当前实际需求，不利于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中国开展反家庭暴力的时间很短，有着独特的国情，也就不能在法律改革的宏观战略上采取挪威模式，而应当走专门立法的道路，明确规定取证规则，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减少实际处理问题的难度。

2．增设新的证据种类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的隐蔽性和经常性，传统证据难以收集，再则，因为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暴力行为无法用外界物来做载体，所以传统证据不太适合精神暴力和性暴力。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应增设新的证据种类，包括：第一，暴力及其后果的专家证词。使用“暴力及其后果的专家证词”可以解决精神暴力、性暴力证据收集上的尴尬。当然，“暴力及其后果的专家证词”的获得需要经历一个比较严谨复杂的程序，首先要设立专门的认证机构，配备专门的认证人员，能够对受虐妇女的遭受暴力的行为进行认定，在专家认定后作出“专家证词”，受害者才可将此“专家证词”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使用。第二，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证据材料”。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证据材料”是指上次暴力发生后，受害人向法院提交收集到的可以证明暴力行为证据。在此次暴力行为发生后，如果受害人在此次暴力行为中没有收集到有力证据证明施暴人实施家庭暴力并造成损害，那么受害人向法院提交的“前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认定施暴人实施家庭暴力并造成损害的证据。第三，对于能说明当事人品格的习惯，如吸毒、赌博等品格证据不能排除在认定案件的事实之外，在认定案件的时候，这样的证据也应该被重视。

3．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是基于现代民法精神中的正义和公平，面对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原

则的补充、变通和矫正。为使受害方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法律的保护，对离婚案件中的家庭暴力可以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即法院在审理由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案件时，只要受害人提出其遭受家庭暴力，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了因家庭暴力所受到了伤害，被告即承担该伤害不是由其造成的举证责任。如对方举证不能，就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成立。在这里，“家庭暴力”举证责任的倒置，应当说是证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这种设计避免了受害方在遭受暴力后，还要忍着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到处搜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从而更有利维护受害方的权利。

4．降低证明标准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打出遏制家庭暴力“组合拳”，通过引入“人身保护裁定”制度、降低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明标准等措施，进一步确认并抑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广东高院通过合理运用证据规则，进一步降低受害人证明标准，同时，提高了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将未成年子女证言、施暴方悔过书，甚至日常谈话录音等，均作为证据认定家庭暴力并给予其足够证明力。

对于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对采用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而刑事诉讼本身涉及到证据标准是很高的，只要没有加害人自认的关键证据，法官即使内心确信存在家庭暴力，依据普通证据规则，仍然难以认定。笔者认为，针对这类案件，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的举证标准，即原告方在证明有家庭暴力的存在时，举出的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时候，她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就完成证据责任了。

此外，可以适当降低证人证言的取得标准。根据我国诉讼法上的规定，在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收集证据有困难时，人民法院应当协助其调查收集。在这类案件中，人民法院在主动收集证据时，可以在证人的家中、或者约定的较为隐蔽安全的私人场合进行取证，并对其证人证言作出书面记录。这样一来，施暴者则很难知晓证人的身份、陈述内容等。与之相辅，在争取证人个人意愿的基础上，作出公开证人身份与否的决定。这样，既避免了证人因受威胁而担惊受怕，又为案件的认定提供了一类重要证据。对于子女的证言，也应赋予其足够的证明力，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立法例：具备相应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的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提供与其年龄、智力和精神状况相当的证言，一般应当认定其证据效力。

（二）个人方面

受害者要主动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提高自尊、自信和自强意识。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要勇敢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主动收集证据，而不是逆来顺受。受害者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搜集证据：

（1）被告在实施家庭暴力后基于良心谴责或某种因素写的悔过书、保证书以及短信等文字材料中承认存在家庭暴力的。

（2）遭受家庭暴力后的报警记录、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以及询问笔录、居委会调解记录、向妇联投诉的证据等。（第一时间报警，在警方调查或居委会调解时一定要坚持留下书面凭证，避免警方和居委会只进行口头处理）。

（3）邻居、亲友等目击证人或知道存在家庭暴力的人所提供的证言证词。

（4）能反映被告正在实施家庭暴力或其承认存在家庭暴力的录像带、录音带（包括电话录音）。如果侵害方拒不认错，又拒绝有关部门人员做调解工作，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下私下录音。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私下录音可作为证据使用。

（5）病历、受伤时的照片、医药费的票据、医院的鉴定结论等其他证据材料（第一时间去医院诊断）。不管是偶尔的还是经常性的，受害方必须到医院就诊，把处方和医疗发票保存好。

（三）社会方面

1．重视和加强对受害者自身的教育，建立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

各级相关组织要对妇女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让保护妇女的法律规定深入人心,增强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觉性，转变屈从观念。同时，防治、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各级党政领导和工青妇组织要把反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形成全社会重视、各机构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局面。此外，要成立相关的救助机构，如北京、青岛等地已成立了“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有力的伤害证据。

3．加强对执法、司法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干预力度

要通过对执法人员的教育，使其彻底抛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错误心理，而且也有必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性别教育，使其知道如何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帮助他们收集证据、解决问题，而不至于出现像董珊珊案件的悲剧。公检法机关，要各司其职，依法进行严肃处理，不得再以“家务事”为由而互相推诿，要加大治理力度。公安机关不仅要有报警、出警记录，还要保存详细的讯问笔录等书面证据，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取证有困难时，要及时予以帮助。

【结语】

完善的立法能够为家庭暴力取证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完善的司法能够为家庭暴力取证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有力的执行力保障，有效的司法干预机制能够用法律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但是，家庭暴力取证的难题不是一下通过适当的法律干预就可以消除的简单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和对待妇女儿童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消灭。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加强家庭暴力取证制度的法律研究和司法实践，提高家庭暴力的认定率，增进两性成员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必将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案例来源：法律常识网，家庭暴力案例

②数据来源：《最高法“指南”推动“人身保护令”出鞘，数十法院参考》，人民网，人民日报 ③数据来源：宜昌市律师协会负责人员提供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出版社,2005.[2]王京霞.《法官检察官律师培训手册》[M].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系列教材.[3]吴正雄.《浅谈家庭暴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4]黄莺.《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分析》[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5]杨兰芳, 赵建明.《对家庭暴力的若干思考》[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6]王玉玺.《浅谈家庭暴力的救济》[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7]王越江.《家庭暴力探析》[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8]吕晓丽.《对妇女遭受家庭暴力问题的若干思考》[C].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9]《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实践及其启示》3edu教育网,法律论文.[编辑推荐]：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规定并不明确，且立法分散、原则性强，没有有关证据的采取、认定等方面的专门规定。立法的不

足是导致举证、作证、认证难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在许多国家，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经展开。我们国家也应该重视到家庭暴力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各级相关组织要对妇女加强普法宣传教育,让保护妇女的法律规定深入人心,增强其反家庭暴力的自觉性，转变屈从观念。

[责任编辑：田惠子]

第四篇：家庭暴力受害者如何收集上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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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受害者如何收集上诉证据

一旦遭受家庭暴力，作为受害者应当尽早的收集和保存相关的证据，在发生家庭暴力的时候，是收集证据的最佳时机。如果时间过长，没有及时保存相关证据，就可能导致证据的灭失，这对于事后的权益的保护和救济都很不利。王主任从自己的工作当中可以总结出如下的几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证人证言。发生家庭暴力时有可能会被其他人员目睹到，比如说小区的保安，比如说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家中的朋友还有保姆或者是邻居等等。如果这些人曾经亲眼目睹过家庭暴力的发生，那么可以尽可能早的和他们做一些沟通工作，或者委托律师以调查笔录的方式向证人进行取证。

第二、如果家庭暴力发生后，曾经报过警，那么警方那里会有出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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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通常警方对家庭暴力的处理会有一整套法定的程序，警方通常会在派出所对施暴者和受害人分别进行问话，并制作笔录。

第三、医院的诊断证明和治疗的凭据。如果受害人受伤了应当由公安机关出具法医鉴定的介绍信，对伤情进行司法鉴定，同时受害者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治疗，那么治疗时还会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的收据以及病例。这些书证都应当好好的保留，包括受害人后期的持续性治疗，有关书证也应当妥善的保存。

第四、如果受害人曾经向妇联投诉过家庭成员的施暴行为，妇联同志曾经对该事做过处理，并且找对方进行过调解工作，那么妇联机构既有原来的工作记录，同时也可以为曾经发生的家庭暴力单独出具书证。

第五、如果曾向居民委员会或者是村民委员会反映过这种问题，这有关机构也可以出具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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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如果受害人曾经向双方的或者是一方的工作单位求助过，那么工作单位的领导也可以代表单位为其出具书证，当然也可以采取律师进行调查的方法。

第七、如果受害人和施暴者之间发生纠纷时，曾有过通话录音，那么这个通话录音也可以作为附着的证据，或者是双方在谈到协议离婚或者是赔偿事项时，对方在谈论当中对施暴的行为并不否认的也可以做通话录音。

第八、在发生家庭暴力之后，如果对方曾写过保证书、忏悔书、承诺书等等这样的文书，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暴力行为的这些书面材料也可以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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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被对方殴打后如果拍摄过相关照片的或者说有视频录像资料的也可以作为证据。

当然上述所有的证据列项只是对通常情况而言，每一起家庭暴力都有它的不同的具体情况。建议受害者在发生这样的情况后，及时的向法律专业人士比如说警察、律师等等进行咨询，看应当调取什么样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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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外遇家庭暴力没有证据怎么起诉离婚

外遇家庭暴力没有证据怎么起诉离婚

外遇家庭暴力没有证据怎么起诉离婚? 离婚案件是当今民事案件中比较多的一类案件，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现阶段的离婚率达到30%以上，而双方选择诉讼方式离婚的占去了大部分。在本律师代理过的众多离婚中稍作总结就会发现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因撤诉或判决不准离婚后在半年后又重新提出离婚的几率非常高，且第二次起诉后法院判决解除其婚姻关系的比例同样非常高。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在各地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里普遍存在，审判中已经形成了离婚案件“反复诉讼”的潜规则，即当事人提出离婚，但未明确符合感情破裂而离婚法定条件的，法院通常判决不准予离婚，半年后如果当事人再次提出离婚，法院又会通常判决准予其离婚的奇怪规则。这种规则并非法律明确规定，而是法官们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做法。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信法网的主题是让法律服务更便捷，不用为了找律师东奔西跑，直接在网站下单，律师审核和代写完通过邮箱或网上下载就可以轻松使用自己的文书了，此外只要客户定制了我们的代写离婚协议书或者代写服务，就可以享受免费法律咨询。信法网向全国代写法律文书专项业务，方便广大群众，不出家门，花费较小的费用，就能享受到相当于专业律师提供的代书代理辩护等全套法律帮助。律师团主要提供以下代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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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婚姻法》关于离婚的法定条件即感情破裂标准过于简单。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法定离婚条件：“(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应该说，具备上述条件之一的，法院一般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但是，上述简单几条标准无法准确充分地反应人类复杂的感情现状，因为认定感情是否已破裂是一个比较复杂和难度较大的问题。且在诉讼中原告很难对双方的感情现状进行举证，因此法官在审理过程中通常不敢轻易认定双方的感情到底是怎样，而索性采取保守做法，给双方一个“考验期”即等半年再起诉。

二是“反复诉讼”规则已被普遍默认，成为影响离婚案件判决结果的主要因素。基于原因一关于离婚条件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除了明确认定符合法定离婚条件的案件外，法官适用法律时极不明确，如果判决离婚，容易因当事人上诉被上级法院改判，判决不准离婚成为保守、妥当的处理办法。因此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离婚案件调解不成的一般判决不准离婚，待当事人第二次起诉离婚时才判决准予离婚，个别法院也有经过三轮诉讼乃至更多轮的情况，离婚“反复诉讼”规则由此影响离婚案件判决，成为当前法院默认的一般做法。

三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离婚案件调解不成，审判员动员原告撤诉现象。《婚姻法》第32条规定离婚案件必须经过调解，且在目前司法审判中倡导调解的形势下，离婚案件由于涉及夫妻感情的特殊性，成为调解工作重点对象。对于调解不成的，又不明显符合离婚法定条件的，受“反复离婚”规则的影响，同时为节约诉讼资源，在开庭审理或判决前便采取动员原告撤诉的办法。当事人同意撤诉的，一般视为已向法院起诉一次，不同意撤诉的经审理判决不准离婚。这种模式下，虽然当事人撤诉了，但并未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经过了6个月无新情况不准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期限，当事人将再次提起诉讼，第二轮诉讼中便顺理成章的被判决准予离婚。

四是离婚案件“反复诉讼”规则客观上促成了离婚法定条件的形成。由于当事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在第一次起诉离婚时不符合离婚的法定条件或无法提交相应的证据，尤其是关于夫妻分居时间满2年的要求，原告往往未分居满两年或者即使满两年亦难以举证。当事人经动员撤诉或判决不准离婚后，经过6个月至1年时间，客观上促成了离婚法定条件的形成，在第二次诉讼中更易被判决准予离婚。

五是离婚案件“反复诉讼”客观上符合社会稳定需要。离婚纠纷区别于其它普通民事纠纷，直接关系家庭稳定，势必影响社会和谐。特别在农村、城乡结合部地区，处于经济转型期，离婚案件不断增长，不仅关系家庭稳定，而且涉及两个家族的关系，容易导致农村突发性事件发生。对于关系复杂、尚未明确符合法定离婚条件的，第一次起诉判决不准离婚有利于缓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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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庭暴力的证据规则

第一篇：论家庭暴力的证据规则

第二篇：如何收集家庭暴力的证据

第三篇：论家庭暴力取证

第四篇：家庭暴力受害者如何收集上诉证据

第五篇：外遇家庭暴力没有证据怎么起诉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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