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扶贫“一卡通”中出现的腐败问题
扶贫“一卡通”中出现的腐败问题
别让好政策“卡”在半路
——扶贫“一卡通”中出现的腐败问题透视本刊记者 赵振宇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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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一卡通”，指的是扶贫资金经农业、民政、社保等相关部门审批后，由财政部门拨款到银行，直接打入困难群众银行账户，由本人持卡取用。作为目前各地广泛采用的扶贫补贴发放方式，“一卡通”解决了过去资金发放中间环节多、手续繁琐等问题，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层层截留等风险。然而，从中央纪委和各地通报的扶贫领域腐败案例看，实际操作中“一卡通”腐败仍时有发生，且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应对？
各环节都存在廉洁风险，虚报冒领、挤占挪用问题易发多发
村组采集，乡镇审核，县级职能部门审核批准，财政部门向银行拨款，银行直接打卡到户……这是当前“一卡通”发放扶贫资金的主要环节。从媒体报道和各地通报情况看，“一卡通”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廉洁风险和腐败问题——
村组干部收集并上报本村贫困户信息，是“一卡通”资金发放的第一步，一些村组干部从一开始就走上歧途。曝光案例中，一些贫困村为了堵住村集体经济的“窟窿”、“贴补”村里日常支出或给村民多“争取”一些资金而虚报材料。好房报成危房，生活富足的报成低保户、死亡多年的人还在更新信息……为了套取资金可谓煞费苦心。还有一些村组干部出于私心，在上报信息时优亲厚友，让自己或不符合条件的“身边人”拿到“一卡通”享受扶贫补贴。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明仁苏木大段嘎查党支部原书记赵文臣、原计生主任霍占华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办理亲属及其他村民惠农“一卡通”，套取惠农惠牧补贴资金共计18万余元，2人分别被开除党籍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信息统计上来后，应当先由乡镇审核，再上报到县级职能部门审批。但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干部常以客观条件限制为由，不认真履行职责，放松了对相关信息的审核把关，为虚报冒领扶贫资金打开了口子。四川省洪雅县扶贫移民局、畜牧兽医局有关干部就因审核疏漏，导致3名村党支部书记伙同他人虚报190多户养殖户，套取项目资金近90万元。更有甚者，个别乡镇和职能部门党员干部监守自盗，利用职务便利敛财。河南省鲁山县张良镇扶贫办原主任谷振永，对村干部虚报套取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悉心指导”，从中收受“好处费”3万元，最终被开除党籍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资金发放环节，是暴露问题最多的一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基层干部以银行网点不健全、群众取款有困难等理由，将本该发给群众的“一卡通”集中攥在自己手中“代管”“代取”，明里暗里克扣盘剥。宁夏石嘴山市聚宝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新明，长期代管智力缺陷村民施生惠母子的“一卡通”，非法支取占有补贴款4万余元。还有一些地方虽然将“一卡通”发给困难群众，但以各种理由索要“辛苦费”“跑腿钱”。在贵州长顺县代化镇，首批危房改造款下拨后，镇干部赖某授意5名村干部，向92户农民索要“辛苦费”近22万元，平均每户要从“一卡通”中取出近2400元“上缴”。
就连银行打卡这些看似不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也未能幸免。四川省喜德县农商银行职员曲木阿达就从151张“一卡通”中，取出41万余元私用。这些问题的存在，让“一卡通”偏离了方便群众的“初心本意”，不仅没有打“通”扶贫工作最后一公里，反而让党的好政策被“卡”在了半路，损害了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
信息不够公开、管理“烟囱林立”、监管“一拨了之”，是“一卡通”腐败的重要原因
本该权责清晰、过程顺畅的“一卡通”扶贫资金发放，为什么存在如此多的漏洞和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信息公开的弱化和监督管理的缺失。
信息公开是加强监督的先决条件。只有让资金运行在阳光下，群众监督才能更加有力，“一卡通”腐败才能得到有效整治。然而，贫困地区往往交通不便、通信不畅，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困难群众居住分散，一些村组干部懒得挨家挨户介绍政策，往往将扶贫信息在村务公开栏里“一贴了之”，不管群众是否看到、是否理解。群众想要查询扶贫资金情况，因缺乏渠道，大多也得靠咨询村干部，“村干部说多少就是多少”。这些实际情况都为基层干部侵占挪用“一卡通”中的扶贫资金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监管方面，扶贫资金多头管理，“烟囱林立”，给监督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如今的扶贫资金种类较多，涉及财政、审计、教育、民政、农牧等多个职能部门和多家金融机构。不同的扶贫资金又使用不同的银行卡下发，农户手中的银行卡很多，少的两三张，多的十余张，而且不同渠道资金的发放周期不同，有的按月发，有的按年发。由于没有牵头部门，没有哪一家能说得清到底有多少卡、多少钱，困难群众心里更是糊涂账，精准有效的监督难以实现。
县级职能部门和乡镇干部本应承担审核把关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常常未能有效履行。职能部门人手紧张，每个科室仅有两三个人，面对大量的贫困户信息，无力仔细核实。一些职能部门“一拨了之”，资金拨付后不管不问，把监管的希望寄托在乡镇干部身上。而从乡镇来看，一些干部责任心较差、作风不严不实，也无心认真监管。江苏省连云港市塔山镇小探马村负责人瞿世强，3年时间侵占各类补助资金17万余元。为何历经3年才被发现？经调查，塔山镇民政、建管、农经等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是重要原因。“检查多以询问村干部、看台账资料为主，有的部门甚至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地走访，难以掌握真实情况。”负责该案的执纪审查人员说。
此外，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基础信息登记核实困难，也对“一卡通”扶贫资金发放产生不利影响。河北、内蒙古、吉林、河南、甘肃等不少省份在巡视中，均发现扶贫资金存在大量滞留现象，这些问题都说明加强扶贫资金监管仍然任重道远。
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是破解“一卡通”腐败问题的关键
扶贫资金绝不是“唐僧肉”，更不是韭菜园子，不能谁想割谁就割，想割几茬就割几茬。要让扶贫资金真正惠民，真正落到困难群众的口袋里，急需堵上监管“暗窗”，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切身利益。
保持惩治高压态势，是解决“一卡通”腐败的前提条件。必须不断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于扶贫资金发放各个环节出现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发挥震慑作用。在清理腐败存量的同时，也要注重遏制腐败增量。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对“一卡通”腐败容易发生的重点部门、重要岗位、重点环节建立跟踪、督查机制，防患于未然。
“一卡通”工作涉及多个部门，治理“一卡通”腐败也不能只靠纪委监委一家，必须多部门整体联动、形成合力。四川布拖县召集民政局、发改局、扶贫移民局等10家职能部门，细化工作方案，将每一项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到相关部门头上，对部门间容易推诿扯皮的“边缘性责任”进行再界定、再确认，坚决防止出现“只挂名不出征”的问题。纪委监委在工作中需要找准定位，认真开展监督的再监督，完善问责追究机制，坚持“有职就有责，任职要负责，失职要问责”的原则，压实各方面的主体责任。
强化对“一卡通”腐败的治理，必须创新方式，把监督挺在前面，推进监督向基层延伸。其中首要的一点是改变过去部分地区存在的走马观花式的监管，真正走村入户，和群众面对面把问题调查清楚。贵州省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选取18000余名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担任村级民生监督员，充分发挥监督“探头”和“触角”作用，就是一种有益探索。推进监督力量下沉，既起到预防作用，也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推动查处，把腐败问题的危害降到最低。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打破“暗箱操作”，必须把监督的钥匙交给群众，提高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一卡通”信息公开方式多种多样，各地应当因地制宜，采取当地困难群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条件艰苦的地区可以使用公告牌、传单、乡村广播等途径深入宣传；条件好的地区可以探索信息化手段，让扶贫信息直达群众。江苏省连云港市就开通了手机APP，村民随时随地都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自家的各项帮扶信息，在外地打工的村民直夸“高科技真好，这下我的钱谁也贪不了”。
此外，一些专家还建议合并卡种，让困难群众只拿一张卡就可以接收各项扶贫补贴。安徽省界首市近日要求，由市直部门负责审核发放的惠农补贴资金，一律通过市财政局惠农补贴“一卡通”账户打卡发放，杜绝“一户多折”现象，以此解决扶贫补贴“看不清楚、分不明白”问题。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到后半程，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必须下工夫破解包括“一卡通”腐败在内的各类新问题、新挑战，让广大困难群众更好享受到中央政策的阳光雨露，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二篇：“一卡通”中找蛀虫
“一卡通”中找蛀虫
粮食直补政策是中央为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涉及广大的农民兄弟，是一个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审计机关重点审计的内容之一。2013年底，丰城市审计局对全市2012粮食补贴专项资金申报、管理及发放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通过运用计算机对相关数据比对分析方法，筛选出疑点再上户调查的方式，查出部分村委会虚报粮食种植面积、骗取粮食补贴资金等问题。市政府领导对报告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一方面决定向纪委移送了3个村委会骗取粮食补贴并在账外私分的违法行为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向全市转发了该报告，责成各单位及乡镇根据报告反映的问题，认真进行组织清查，抓好整改落实，并出台了相关制度，确保资金安全。该项目审计成果显著，社会反响巨大，被评为“2014年江西省优秀审计项目”。
1理清审计思路
找准关键点
全市粮食补贴发放的对象有近几十万户农民，如何找出重点，发现问题是这次审计面临一个难点。审计组意识到，在审计人员较少的情况下，靠手工审计和随机抽样调查发现问题只能是碰运气，无法如实的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所以审计组决定采用计算机审计的方法，利用粮食补贴一卡通发放的电子数据及相关单位的业务数据进行比对分析，筛选出疑点数据，再上户核实，做到“精确制导，有的放矢”。
审计组从市财政局提取了2012粮食补贴一卡通的发放电子数据，数据经整理共51.1M，243 222条发放数据。到市公安局提取了截止2011年底全市死亡人员信息表，数据经整理共8.71M，31 637条数据。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了全市住房公积缴交信息表，共8.3M，47 935条数据。从市农医局提取了2011年全市新农合参保人员信息表，数据经整理共221M，1 161 071条数据。
根据粮食补贴的有关政策要求和发放特点，审计组提出以下思路：
1.根据粮食补贴的受益对象为农户的特点（凡村组集体、国有农场、行政事业单位、军警法等机构均不能以单位或法人或假借他人名义登记），利用缴交住房公积金人员信息表与粮食补贴发放人员信息表比对，筛选出行政事业、国有农场等单位工作人员领取补贴情况信息表，共筛选出2411名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工作人员领取了粮食补贴，经咨询基层经办人员和分析，其中大部分人员的配偶或家人是农民，粮食补贴资金转入其账户。审计组决定，结合我市人均耕地面积的水平，对其中申报水稻种植面积超过20亩的人员作为延伸对象。
2.根据粮食种植面积分户登记，粮食补贴按户发放的特点，审计人员一是利用农医部门的新农合参保人员信息表（表中有所有家庭成员关系的信息）与粮食补贴发放人员信息表比对，可以筛选出同一户中有两人或两人以上领取粮食补贴情况信息（由于存在部分有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的农民在合并在一个家庭账号中参保现象，为保证数据的质量，剔除一户中户主与儿子同时领取补贴的数据，重点检查夫妻双方同时领取粮食补贴的疑点）；二是利用粮食补贴一卡通电子发放表，筛选出重复领取补贴的人员信息，将上述领取人员作为延伸目标。
3.根据粮食补贴的发放对象为种粮农户的特点，利用公安部门的死亡人员信息表与粮食补贴发放人员信息表比对，可以筛选出死亡的人员仍在领取粮食补贴的信息，将其作为需核实的疑点。
我们将上述疑点数据筛选后按乡镇分类汇总，按照发放补贴存在问题金额的大小，对排名前3位的乡镇进行延伸核实。
2抓好疑点核查
实现“精准揭示”
审计组先到A镇调查，查阅了该镇的办公室提供的各村委会村干部花名册，将其与筛选出的夫妻双方同时领取粮食补贴疑点表进行比对，发现较多村委会村干部名列其中。审计人员决定立即赶到其中疑点较多的B村上门调查核实，并要求镇政府通知B村村委会干部赶到村部。到达村部后，审计组首先找负责上报粮食种植面积的村会计黄某单独谈话，单刀直入询问他为什么夫妻双方同时领取粮食补贴，领取的补贴资金到哪里去了。在强大的心里压力及相关的证据面前，黄某承认该村委会利用村干部配偶、子女等12个户头，从2010年至2012年，虚报粮食种植面积骗取国家粮食补贴资金19.06万元，资金全部未入村委会账，其中部分资金由6名村干部私分。审计组在取得相关的证据后让其签字、盖章、按手印，再找该村委会的书记、村主任谈话核对，在铁的事实面前，两人均承认上述事实。
首战告捷后，审计组按照上述方法，根据筛选出有疑点的人员名单按图索骥，对3个乡镇的19个村委会进行了延伸审计调查，共发现：有5个村委会在2010至2012年期间虚报面积骗取粮食补贴93万元，资金上交到村委会账上，用于村委会日常开支及集体公益事业支出；有8个村委骗取粮食补贴101.48万元，仅上交36.38万元，余65.1万元未上账，有5个村委会骗取的粮食补贴资金73.22万元全部未上账，未入账资金部分被村干部私分；有1个村委会干部（村主任兼会计）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虚报粮食种植面积，骗取补贴1.58万元。
3及时移交、严肃
处理、认真整改
审计结束后，审计局及时将审计调查报告上报市政府，市政府领导十分重视，一是向全市各单位和乡镇全文转发了《丰城市2012粮食补贴资金专项审计调查报告》，责成主管部门和各乡镇根据报告反映的问题，认真进行清查，抓好整改落实；二是责成市财政局、农业局等主管部门出台了《丰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的管理制度，堵塞漏洞；三是决定将三个村委会的违纪问题移送到纪律检查部门进一步查处。市纪委对三个村委会的6名村干部进行立案查处，分别给予了免职、党内严重警告和警告处分，三个乡镇共收缴违纪款139.9万元。
4审计体会
1.要积极探索大数据审计。此次审计中，粮食补贴“一卡通”资金发放对象的特点是分布面广、对象多，通过传统的审计手段审计，一是审计成本高，二是难以发现问题，审计人员充分利用各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和网络平台，探索大数据审计方法，取得突破，一举查出三个村委会虚报粮食种植面积、骗取粮食补贴资金等重大违纪线索，充分显示了新形势下计算机审计的威力。
2.切实落实好信息公开制度。审计发现，《江西省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种植面积核实细则》中规定的“村委会（或分场）负责对本村登记和各村民小组上报的数据进行核实、公布、复核、再公布。每次公榜时间不少于2天”两榜公布制度形同虚设，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缺乏知情人员的监督是造成虚报粮食种植面积、骗取粮食补贴资金等违纪问题产生的根源。切实落实好张榜公示制度是保障国家粮食直补政策落到实处的关键环节，将群众监督和政府监督结合起来才能使这项惠民政策真正起到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
（作者单位：丰城市审计局）
第三篇：扶贫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发言材料
扶贫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发言材料
扶贫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发言材料
扶贫作为我国最大的民生工程，其成效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福祉，关系到党和政府是否树立群众利益大于天的正确信念。随着各地扶贫力度的不断加大，惠民政策的不断增多，扶贫攻坚不仅成为重点，而且成为民生工作的热点。刘家义在山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创新扶贫思路,拓展扶贫路径,促进扶贫资源精准配置、高效使用,用绣花功夫做好精准脱贫工作。面对这一目标，不允许一个人在小康道路上掉队，这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只是一句口号说说便罢，它需要党和政府多举措落到实处深入实践，这样百姓才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如果基层腐败盛行，“苍蝇”乱飞，不仅政府形象严重受损，更会失去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在这一点上执纪在前，进一步推动扶贫各项政策落地生根，从“第一种形态”入手，红脸出汗，谨小慎微，坚持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将纪律防线前移，特别是针对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予以坚决组织处理。
为什么腐败多发自扶贫领域？首先，腐败分子存在的贪婪和侥幸心理不容忽视。他们往往铤而走险，认为自己只要做得滴水不漏，就不可能查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严重的冒险和投机心理，会促使党员干部进一步滑向腐败的深渊。除此之外，监管制度的漏洞也不容小觑，许多扶贫资金投入量大，项目多，信息不公开的情况时有发生，缺乏科学管理，在扶贫项目上踢皮球、打擦边球的现象日益严重，钻法律的漏洞，压力传导层层减弱，没有危机意识，问责的力度不够。
针对扶贫领域存在的腐败问题，我们更应该坚持监察机关的执纪问责，坚持惩防并举。“惩”就是要严肃惩治态度，敢于动真碰硬，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问题导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能让任何腐败现象有可乘之机。“防”就是要从制度上下功夫，优化扶贫长效机制建设，从长远来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将资金和项目呈现在阳光下，扼杀腐败滋生的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最后，要完善各项监督制度，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使群众反映的问题更为便捷高效的进行沟通传达，让不作为、慢作为的现象真正得到遏制，才能真正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第四篇：浅论公共管理中的腐败问题
浅论公共管理中的腐败问题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将人们带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外部环境变化万千的时期，公共管理也面对着许多更加严峻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官僚腐败，重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是老百姓们最关心的政治问题之一。
腐败的含义是什么呢？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腐败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可以说，从私有财产、公共权力出现，就伴随着腐败问题的产生。腐败问题也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并不是中国才有的个别现象，但近几年，中国政府管理中的腐败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让人越来越忧心。例如，腐败群体化，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腐败高官化，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腐败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把中国处级以上干部全部抓起来，肯定有冤枉的；把处级以上干部隔一个抓起来一个，肯定有漏网的。”这是网上流传的关于中国腐败现状的调侃，当然，夸张的成分居多。但这些调侃笑话的越来越流行，正反应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出现了危机。为何腐败的现象屡禁不止，反而越来越多呢？
第一个原因，行政人员掌握着公权力，但同时又是经济人。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形式近乎于私企业，但其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其运用的资源是公共资源，政府部门的人员是运用公权力进行公共管理。在原则上，政府官员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必须为委托人即全国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而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当地行使委托人授予的公共权力。但是，官员又是一个具有自身利益追求的经济主体，这种身份上的矛盾容易使之模糊两种角色间的界限。当委托—代理关系失灵时，官员的价值取向会趋向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侵犯人民的利益。公共管理中常常出现腐败的最重要、最普遍的原因，就是管理人员拥有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矛盾，以及他本身的利己天性。
第二个原因，则涉及国家的体制。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国家是公民将自己的部分自由或者权利交给主权者，主权者据此组建而成的。国家拥有最高的权力，主权至高无上。不难看出，中国当今的体制就类似于霍布斯描写的“利维坦”，政府是典型的威权政府。这点不同于大部分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整个国家的治理不仅依靠于政府，还有各种公共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就算政府内部，政党斗争也让某个政党无法长期把握政治权利。这就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多层次，多元化，没有哪一个政党或者社会团体能够长期把握占据主导优势的政治权力。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稠密、幅员辽阔的大国，一个强力的政府能够有效集中公共资源去参与建设。但权力的过分集中，缺乏限制也导致了中国的官员比西方许多民主国家的官员更容易腐败。前者是端着“铁饭碗”掌舵的官老爷，后者是战战兢兢划桨的服务员，随时有被替换的风险，那么谁更容易也更可能滥用权力就显而易见。第三个原因，则是特定时期的市场经济提供的温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经济上的政策限制月访越宽，在1992年正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成果显著。然而在这个转轨时期，法治建设与体制改革不同步则是一个大问题。以法治思维推进改革，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既要保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又要不失改革的灵活性。目前，在很多领域两者之间还明显存在不协调、不配套的地方。比如，在制定经济领域各项具体改革方案的过程中，有的对推进改革可能需要调整、修订的法律法规梳理不够。另一方面，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需要法律法规及时调整修订，但有时由于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数量多、相互交叉，其清理修订工作又需要一个过程，就不免出现滞后的情况。那么这些改革有所涉及但法律有所欠缺的地带，就为权力提供了很大空间，这些空间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既然新公共管理普遍把政府与私企业进行比较，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应用私企业管理的一些措施来减少政府内部的腐败从而提高效率呢。就比如激励机制，股份制公司中采用了高薪、浮动奖金和给予部分剩余索取权等方法建立灵活的报酬激励机制，吸引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使之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来经营好企业。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其核心在于将代理人的报酬与业绩挂钩，它依赖于科学的业绩评估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市场竞争和价格体系能够准确地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可以通过盈利或亏损的额度客观地评价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好坏，这就为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奠定了基础。前文说到，腐败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员既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又是经济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激励机制，利用官员经济人身份所带来的利己性，来减少腐败的发生呢。改变以往以成本评估政绩的做法，而是尽量通过多种方式将官员的工作结果量化，得到一个较为准确客观的数据，将奖金与这些数据挂钩。这个浮动的奖金，必须要适当的大一些，才能更好的激励官员通过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而不是滥用权力来赚取利益。即使有很好的“激励机制”，代理人行为仍然可能偏离委托人的利益，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及时纠正代理人的扭曲行为。现代股份制公司对代理人的约束，在内部有董事会的监督，在外部有代理人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制约。对于政府而言，在内部有议会和上级的监督。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制度缺陷，议会难以有效约束政府。而上级与下级同处于一个机构体系，构成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其监督作用也难以发挥。在政府外部有人民监督和新闻监督等，但这里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当代中国防止约束失灵的情况出现，就必须要继续推动法治建设，而且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良法之治”，对法律进行梳理、审查、重订，而不是一味增加法律条文。同时，切实完善对政府的监督渠道，增加政府内部、外部的信息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浅浅讨论了腐败的含义、形式、原因和解决办法，其实不管古今中外，腐败现象从来都是难以消失，怎么将腐败控制在尽量小的范围内，减少其带来的危害，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头疼却绕不开的话题。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才刚刚从新起步，如何完善公共治理，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第五篇：山西出现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山西出现系统性 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山西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短期内出现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令人震惊、痛心和警醒；腐败频发的现状，不仅败坏了政治生态，严重损害了山西的形象，损害了党的形象，而且损害了群众利益，影响了改革发展。中央对省委班子的重大调整，对腐败案件的坚决查处，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充分表明了中央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历史担当，充分表明了中央对山西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山西发展的亲切关怀.使企业党风廉政建取得更扎实的效果，集团公司主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组织领导，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要求，切实担负起责任，落实好各项措施。强化责任落实，按照“管业务必须管廉政、管结果必须管过程、管行为必须管思想”的要求，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各项要求融入经营管理的各方面。强化责任追究，集团各级纪检监察机构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严格依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度》和有关规定，严肃问责，对于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实行“一案双查”，通过强化责任追求，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
二是落实三大重点任务，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督职能。切实维护党章和党内法规的严肃性，严明组织纪律。集团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章和党纪教育，坚持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集团公司20条规定的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严格遵守集团公司的“三条纪律”，各级纪检监察机构严格监督，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行为，确保纪律的刚性约束。
三是强化五项建设，不断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以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抓手，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通过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管理与监督，促进作风建设的常态化，为企业改革发展营造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以落实中央《工作规划》为重点，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通过构建“不想腐”的教育机制、“不能腐”的制度机制、“不敢腐”的惩处机制，切实从源头上防治各类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发生。以推进工作体制机制创新为切入点，加强党风廉政预警机制建设。以提升反腐倡廉工作科学化水平为目标，加强反腐倡廉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信息公开化，增强管理透明度，为拓宽反腐倡廉监督渠道奠定良好基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总要求，加强集团纪检监察机构自身建设。各级党委、纪委通过抓好基层组织建设，抓好能力素质建设，抓好纪律作风建设，用铁的纪律打造一支过硬的队伍。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和干部把定好位、履好责，把好关，执好纪，服好务的“五个好”作为衡量纪检监察工作和干部的基本标准，严格要求，严格考核，确保自身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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