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沿循、总体布局与路径省思

第一篇：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沿循、总体布局与路径省思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沿循、总体布局与路径省思

一、“发展”议题的时代切换:从乡村建设运动到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实践, 其所立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命题只有置于中国现代化这一“大历史”中才能完整地再思。在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阶段, 具体有两次乡土重建的方案, 构成新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前奏, 即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同的时代情境规限了乡土重建的现实任务和成就规模, 而在这接近百年的乡土重建探索中, 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抑或是乡村振兴战略, 始终离不开“发展”这一主题词。三次不同的实践分别侧重于关注“发展”的不同方面。(一)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如何实现发展?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回答的是“乡村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这里的“发展”更多具有“社会转型”的意味。在20世纪前半叶, 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引发中国社会结构全面震荡, 乡村表现出政治失序、经济破产以及文化失调的整体性颓败。晏阳初甚至认为, 中国农村问题表现为“愚、贫、弱、私”四大病症, 而“愚”是其他三种病的根源……在这几个缺点之下, 任何建设事业都是谈不上的。(2)“拯救乡村”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各地勃兴。乡村建设运动的核心是“人”的建设, 而改造“人心”是“人”的建设的原点。晏阳初将“平民教育”楔入乡村建设实验中, 目的是再造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3)。而梁漱溟不仅坚持以文化“化人”的理念, 更力图以“乡村建设”作为兼蓄中国儒家伦理本位和西方职业本位的综合方案, 以此实现中华文化“老衰性”的创造性转化, 以“新的礼俗”作为乡村建设存在的基础, 继而实现乡村自救和社会结构再造。梁漱溟认为, 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中西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 这需要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为具体途径,(1)其建设的路径并不是激进式革命, 而是“逐步地让社会自身发生作用, 慢慢地扩大起来, 解决社会自身的问题”(2)。费孝通也以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问题, 即“以什么文化及其价值为准则或目标确立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的变革方向”, 来审视中国乡村自救的现实路径。(3)承袭“社区研究法”的费孝通主张, 乡村建设或乡土重建不能破坏原有社会的有机性, 必须在剖析社区的基础上实现总体性变革。据此, 费孝通提出关于中国乡村建设的方案, 即在农民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公平的乡村工业化, 并以分散化和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道路逐步复原中国乡土社会的完整性, 进而实现乡村的现代化转型。这种以保存乡村总体性和主体性为原则的乡土重建道路, 力图在中国向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直接转渡和传统复旧之间创造乡村社会新的现代性。因此, 有学者将费孝通乡村建设的思想称为“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4), 其目标为在保存主体性和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乡村与“发展”的接续, 并依托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动力, 渐次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还原和对社会变迁的引导, 而乡土改造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乡村有机性的基础上。相比早期的乡村建设实验者, 坚持社会有机体论的费孝通拥有一套从文化价值到社会系统相对综合的乡土重建方案, 并为乡村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基于乡村总体性和主体性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乡村工业化)设定了理想的演化进路。旨在实现“旧邦新命”的乡村建设运动与费孝通的乡村建设方案最终都流于失败。许多亲身参与的知识分子在反思乡村建设运动的经历时, 得出这样的定论:乡村建设“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5)。依附于旧政权的乡村建设运动, 只能寄托于渐进式改良的道路推行实验, 而不能实现全盘的社会改造;知识分子则未触动农民根本的利益, 知识分子“动”而农民“不动”, 乡村建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基础。费孝通的乡村现代性方案也因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而失去了试验的时间和空间, 未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转换。这一历史任务由中国共产党彻底翻转底层社会而完成。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 而土地问题的完全解决“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农工阶级, 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6)。激进的革命运动完全颠覆乡村建设运动的原初设想, 革命的运动为乡村变更财产所有制关系进而为乡村接续发展秩序创造了有利条件。乡村建设运动与费孝通的乡村现代性方案虽然具有改良主义的色彩, 但是与实现乡村土地所有制再造的革命运动相比, 其共同性均在于高度重视农村农民问题, 并指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能完全效法西方国家。中国共产党以“耕者有其田”的农民运动, 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7), 以此重启了乡村现代性重建的大门。(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如何更快发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运动, 而农业集体化运动以人民公社为终点。因忽视农村生产力落后的现实, 违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规律, 农村建设被赋予极强的政治运动色彩, 人民公社制度最终瓦解。自1979年后中国农村开启经济体制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赋予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是农村政治制度的改革即实现政社分开, 公社一般改为乡, 设乡人民政府;大队一般改为行政村, 设村民委员会, 而原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8)随着乡镇行政权力的逐渐上收, 以“全能主义”统合乡村的力量不再具有合法性, 但乡镇政权依然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路径依赖即向农民汲取税费, 而为逃避农业税费负担, 农民土地抛荒严重。在同一时期, 国家通过经济的非等价交换和工农产品的“剪刀差”, 向农村截取高额的城市建设资金,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20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1)改革开放后, 以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不断拉大城乡差距, 农民的生活水平增长缓慢甚至停滞。面临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2002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多予、少取、放活”作为解决“三农”的指导思想, 并连续几年将其确立为“中央一号文件”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多予、少取、放活”原则的指导下, 中央和地方开始探索多元化的税费改革模式, 最终于2006年国家彻底废除农业税。在此期间内, 国民经济基础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积累,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历史条件更加成熟。因此, 与废除农业税相衔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系统性的农村发展干预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下的重大历史任务, 其内容综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不同维度的范畴, 其目的在于“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2), 即通过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改革,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 实现农村的经济发展。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实验不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统一的国家政权驱动下改造农村社会结构的系统方案, 是在由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制度正当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条件下产生的历史任务。因此,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回答的不是“乡村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 而是“乡村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三)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如何更好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发展状况进行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提出的。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定位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当前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单纯追求发展速度, 而是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及发展质量的问题。发展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乡村和城市之间不平衡;发展的不充分更多地表现为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发展质量问题更多体现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代价、生态环境不可持续性以及非公平问题等方面。为此, 乡村振兴战略被置于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容框架中, 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 其目的在于“支持农村优先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4)。因此, 与当前主要矛盾的内容变化相契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既是当前解决主要矛盾的必然产物, 也是突破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困局的关键出路。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乡村为主体的发展战略, 其目标是在保持乡村独立性和差异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 以此消解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如果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解决“如何加快乡村发展”, 那么作为新时代下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历史任务的延续和新发展理念的内化, 乡村振兴战略试图回答的是“乡村如何更好发展”的现实命题。在中国现代化的“大历史”中, 从乡村建设运动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演进谱系中可以看出, 乡村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从“乡村建设运动”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次飞跃中, 中国百年的乡土重建探索终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得到了真正的价值实现。乡村振兴的实现过程是国家政权统一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现实映射, 同时,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关键部分”, 又对民族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三次乡土重建的方案始终没有改变追求乡村现代化的问题意识, 乡村“发展”从无到有、从量到质的转化,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命运和乡村前途认识的又一次深化。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布局乡村振兴战略体现出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性地位的判断和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性和综合性工程, 不可将其局限于仅仅是村庄经济发展或某些局部性问题的解决上。乡村振兴战略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为目标价值, 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内容要求, 以农业、农村、农民、农地、人员配置五个方面为总体布局。(一)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与城市:孰先孰后?“城市偏向”抑或“农村偏向”构成发展战略的经典论争。在“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中, 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式和价值目标, 将农业农村排斥为单纯的原料和劳动力的后援站以及工业产品转移市场的角色。“城市偏向”的理论假设农业农村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服务, 而城市和工业则通过“增长极”效应带动农村, 最终会使农民获得较高收入。改革开放后, 中国政府一直奉行“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 其所带来的后果并不是城乡差距的减少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强化, 从汲取农村税费支援城市建设, 再到鼓励农民劳动力外出务工从而为经济建设提供廉价劳动力, 农村空心化趋势日益加重。“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并未实现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涓滴效应。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具有“建设乡村”之名, 但其目的在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是在肯定“城市偏向”基础上的“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而“农村偏向”的发展战略以政府对工业产品的“价格扭曲”和“城市偏向”财政分配的消极后果立论, 并指出相比工业增长, 农业增长所产生的涓滴效应更大, 因为农业中的单位投资能创造更多的就业, 并且农村地区的收入分配比城市更公平。部分学者被指具有“农业浪漫主义情怀”, 他们认为农村是传统文化价值保留的圣地, 而工业则是对农村社会的瓦解和玷污。(2)有学者指出, 固守“农业主义”和“农村偏向”的发展战略并不能自动化地消除贫困, 而往往陷入要素均衡的低物质供给结构。(3)因此, “城市偏向”和“农村偏向”并未显现发展的全部图景。建立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联结、城市与乡村的主体协同是良性的发展战略, 但可以在工农和城乡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相应的发展重点。乡村振兴战略是反思地继承中国城乡发展经验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城乡差距扩大、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再到当前的城乡融合的演化模式中, 城乡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日趋成熟。同时, 乡村振兴战略在城乡融合的发展体制机制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这不是向“农业主义”或“农村偏向”发展策略的简单复归, 而是在城乡协同论基础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点论”。(二)乡村振兴战略为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承继关系, 具体体现为“发展”议题的转换以及内容要求的提升。对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结果如表1所示。表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对比从物质基础角度来说, 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替代“生产发展”, 这既表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演变时期, 乡村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基础, 同时也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生产已有所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产业兴旺”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是对乡村物质基础再一次的强化塑造, 目的是为乡村振兴战略其余事项的开展提供持久动力。从设施条件角度来说, 乡村振兴战略以“生态宜居”替代“村容整洁”, 这是“五位一体”中生态文明建设在乡村的具体落实和践行, 也是从“村容整洁”外在环境设施的评价转向“生态宜居”这一更加注重农民内在生活质量层面的体现。保证农民居住的舒适度和幸福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从精神要求角度来说, 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突出强调“乡风文明”, 这是在振兴乡村物质基础的同时对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体现出乡村振兴战略中统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从政治保证角度来说, 乡村振兴战略以“治理有效”代替“管理民主”, 乡村振兴战略更加重视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和治理效果, 而非仅仅强调具有程序正义的“管理民主”。在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向乡村振兴战略的转变时期, 乡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 而对乡村多元主体进行利益资源配置和稳定乡村秩序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的突出任务。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以建立综合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手段, 以治理的有效性为实现目标, 这是对“管理民主”的继承和超越。从中心目标的角度来说, 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二者均以农民生活水平提升为检验工作的价值尺度。但从“生活宽裕”转变为“生活富裕”, 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力图实现农民生活水平更大的提高。而依托乡村“产业兴旺”的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创造条件以使广大农民共享更大程度的发展成果。(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布局是什么?首先, 在农业方面, 既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又要努力将小农户生产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起来。农业发展尤其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此, 需要在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等方面加强社会化服务和政策支持。其次, 在农村方面, 要实现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尤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的基础性工作, 强调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此外, 还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壮大集体经济。再次, 在农民方面, 要实现农民生活的富裕, 尤其强调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 拓宽增收渠道, 并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同时, 在农地方面, 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尤其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将保证小农农地权利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线。另外, 在人员培养方面, 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从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综合来说,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布局是综合农业、农村、农民、农地和人员培养的系统工程, 也是乡村振兴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的双重结合。从乡村振兴战略所立基的理论变革、随时代转换的内容升级再到现实层面的具体布局, 乡村振兴战略因此具备了综合性和先进性。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价值都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得以反思性地继承,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正是乡村的“新时代”。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省思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理论框架和战略部署, 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 重点是要充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判断, 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统一部署下, 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多元化的实施方案, 不必苛求全国乡村按照同质性的标准实施。但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中, 应注意坚守“五不”原则。(一)乡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在农业方面, 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将现代农业和资本进入农业的规模经营看作是农业发展的唯一途径, 而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小农农业仍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 且为农民家庭生活提供了生计保障。在现实中, 由行政手段和资本主导下的“去小农化”过程将小农生产方式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残余”予以清除, 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农业资本化动力正在加剧农村社会分化, 小农农业经营方式被纳入资本化农业的低端环节抑或消亡。(1)应予以明确的是, 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小农, 而非振兴资本, 乡村振兴战略所力求实现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在坚持小农户和小农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平行主体地位基础上的有机衔接。因此, 切不可通过行政手段或是鼓励下乡资本加速小农生产方式的消亡,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 应给小农农业方式留以足够的生存空间。(二)乡村振兴不是乡村过度产业化在农村方面, 长期以来“城市主义”的发展战略主导公共资源分配并持续吸附乡村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农村劳动力的抽离、“三留守”问题以及农村虚空的出现等, 刻画了现代化图景中的乡村之殇。一系列以扶贫为名的产业项目或“公司+农户”的纵向一体化则将乡村再次推入自由市场竞争之中, 而地方政府专于“造点”, 乐于“示范”(1), 使产业经营往往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 脱嵌于乡村社会(2)。企业只有在满足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 才会以涓滴效应惠及农户;而在企业经营不善时, 损失也常常由农民负担。(3)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应深刻反思现行的产业推进和企业下乡举措, 在坚守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让农民享有产业链环节中的绝大部分附加收益。而依托“产业兴旺”的物质基础, 以综合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环境治理和社会工作等活动来复原乡村活力, 将是振兴乡村的重要行动。(三)乡村振兴不能盲目推进土地流转在农地方面, 由权力和资本协力推动的土地流转以所谓“规模经济”和提高农民收入等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由政策文本和学术话语所构设的土地流转的农业经营规模效应并未出现, 而结果却是大量土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4)。究其原因, 正在于资本化企业无法通过规模经营在种植环节盈利, 因此它们力图在农业的上下游环节实现资本增殖(5)。但这并不妨碍资本化企业以“规模经济”为名推进土地流转, 在农产品流通和生产环节排挤小农。然而, 土地流转也无法完全吸纳原有土地转移的劳动力。基于劳动力替代型的生产方式, 农业企业无法形成持续的雇工需求, 最终结果是农民在“失地后又失业”(6)。因此, 在“三权分置”和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 尊重农民土地流转以及不流转的意愿, 避免采取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或超经济强制的方式推进土地流转(7), 应当是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特别重视的方面。(四)乡村振兴不能消灭农民生活方式的差异在农民方面, 继续探索适合贫困小农户脱贫增收的长期有效措施, 为老弱病残人口、留守人口等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障服务, 是让国家发展成果惠及农村弱势人口的重要手段, 这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立场。此外, 乡村人口的生活方式既有与现代都市化生活方式连续相通的方面, 也有其特殊之处。农民在维护社会稳定、食品安全、乡村复兴和文化保护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价值。(8)因此, 要警惕商品化思维和现代化生活方式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的过度挤压。(五)乡村振兴不应轻视基层的三农工作在人员培育方面, 长期形成的“贱农主义”形塑出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对“三农”价值的偏颇态度(9), 以“农”相关的工作被视为低社会价值的事业, 社会形成一种轻视从事“三农”工作人员的总体风气。因此, 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同时, 也应关注基层“三农”工作的重要功能。具体来说, 应从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三农”价值导向的媒体宣传和深化农村农业价值教育的具体措施方面, 开创“懂农”“爱农”和“支农”的新局面。总而言之, 乡村振兴战略应具有明晰的主线意识, 并应与各种不当干预行为划清界限。乡村振兴战略回应的是“乡村如何更好发展”的议题, 而这具体体现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升级与实践方案的系统性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乡村价值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再次定位, 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的不仅是乡村的振兴, 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振兴。

第二篇：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推进“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首先，乡村振兴是厚植中华文明根基、发展现代文明的需要。中国是农业大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文明时代的巅峰，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中华文明，正是建筑在这种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在工业文明诞生之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相当长时期中，以渔樵耕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1]为代表的中华农耕文明，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占世界总财富的三分之一。[2]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所体现的哲学精髓，孕育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应时取宜、守则慎独、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培养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邻里相帮等核心价值理念，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所崇尚的爱国、创新、和谐、环保、低碳的文化理念不谋而合。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赋予了中华文化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基因和厚重感。不仅如此，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发展出高水平的农业与手工业，成为全世界的生产中心。丝绸之路不仅为世界输送了精美华贵又实用的商品，还将整个欧亚大陆（包括北非）联系了起来，对人类文明的交流发展起到了大动脉作用，中国作为这一动脉系统中的心脏持续了两千年之久。农耕文明所造就的中国富足与繁荣，成为那个时代众多航海家和探险家寻找到达东方的发财致富航路，从而最终造成地理大发现的最初原动力。因此，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十分优秀，是中华现代文明的根基，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

其次，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区域和人的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蕴育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发展到今天，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分享着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带来的红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红利、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真正惠及到广大农村和农民，占人口以及地域面积绝大多数的农村，存在着明显的“不充分”。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短板”。

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既缺资金又缺技术，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要的一切资金、技术都需要自己筹集。因此，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城乡二元政策，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暗税、直接对农业农民征收农业税的明税、低价征收农村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抽取农村剩余资金和优秀的农村人力资源进入城市等方式，牺牲农业保工业，牺牲农村保城市，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3]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长期只在城市中实行，农村和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外。这种对农村、农民只取不予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偏斜政策的实施，对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推进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城市化，虽然有其必要性，但中国农民和农村为此付出的代价惨重。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剥夺农村、农民的政策被固化，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尽管与之前相比，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村与城市之间要素流动的藩篱被逐步拆除，但要素流动在收益驱动的作用下，几乎是由农村向城市单向的，造成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农村要素存量濒临枯竭，出现大面积的乡村凋敝景况，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一直到2001年国家才开始反哺农业和农民，2006年全部免除农业明税。中国大多数发达的城市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农村要素流动又有明显的自西向东的特征。人们习惯用夜晚的灯光亮度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状况，在我国的夜晚灯光图景上，灯光亮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大面积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灯光是零星分布的，西部的许多农村地区一到夜晚就一片漆黑。这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佐证。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如此之众的农村与农民不能生活在发展带来的繁荣之下，农民即便进入城市也仅仅成为城市底层，这体现了身份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管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还是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都不符合以人为核心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在这些不平衡当中，农村与农民发展落后，是导致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因此必须振兴乡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初衷，才能确保城乡一体，区域收敛，群体同乐，实现中国发展的全面性。

再次，乡村振兴是推动新型城市化、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新型城市化被西方学者称为21世纪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大事，也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状态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和引擎。但是，传统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通过扩城建楼，被动地吸纳农村人口进城上楼来实现的，是通过一种资源消耗的外生动力来实现的。尽管这种方式在城市化初期能够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特征，“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农民工大多数并没有真正扎下根，离“居民身份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市民化，从事职业的非农化”还很远。因此，只有通过乡村的振兴，将城市和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统筹考虑和安排，实现城乡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按照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把城乡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在全国兴起的特色小镇建设，就是结合新型城市化和振兴乡村两大战略的探索性实践。特色小镇强化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将环境容量和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发展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乡村，让小镇在山水中，山水在小镇中，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明增长”、集约发展的内生化道路，打破传统的二元体制带来的弊端，既振兴了乡村，使农民在乡村就能够变成市民，过上与城市居民相同甚至更好的生活。同时，通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产业开发，有效解决大量的人员就业，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走出一条更贴近现实的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

最后，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每个人在各自的精细分工范围内生活，技能越来越单一，与大自然的接触，甚至与周边的人的接触都越来越少，像马克思所说的，专业化分工造就了畸形化的工人。虽然我们分享着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红利，但同时因为过分的专业化少了许多技能和情趣，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分离越来越严重。实际上，人不仅是物质的人，还是精神的人，人是需要全面的、实现体力与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谐发展。中国农村普遍出现的凋敝现象，使得广大的农村居民虽然仍以最原始的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努力为生计奔波，却无法满足物质上的小康，精神上仍然处在贫瘠的荒原，无法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城市文明；同时，城市人前往农村贴近自然的去路也因此受阻，依旧过着千篇一律的、枯燥的、缺少个性的城市生活，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多彩的今天，精神世界却依旧找不到归属。孕育几千年的乡村文化，乡土气息，是人类精神极好的养分，缺少乡土文明的滋养，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情。因此，乡村振兴不仅是中国城乡平衡发展的要求，也是城乡居民充分发展的需要。乡村振兴了，城乡互动活跃起来，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提高了社会整合效率，使城市人在闲暇时忘却辛苦，到乡村去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花草，发现快乐的田间野趣，寻找先祖农耕文化的气息，享受悠然自得、令人流连忘返的高品质生活。因此，乡村振兴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增添精神慰藉，带来全面充分的发展。

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型的需要，更是由城市偏斜到城乡融合，实现中国社会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的需要。乡村振兴是一种新思维，它将唤起乡村精神的回归、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农耕文化的复兴。一句话，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生活富裕、农村和谐美丽，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农村的具体落实。但是，要使乡村振兴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到2020年基本形成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取得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的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就需要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精神文明、社会治理、农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入手，按照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内在要求，寻找有效的路径。

通过深化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来实现乡村振兴。改革创新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和动力源。深化乡村改革，增加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制度性供给，激活主体、要素和市场的活力，提升农村的市场化程度，重点是提高“土地”这一农村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市场活力，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市场格局，放活经营权，使土地成为农村、农民最活跃、回报丰厚的要素，有效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有恒产者有恒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的预期，给他们吃了长效定心丸，有效避免了经营者在土地上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增强了他们保护土地资源、增加资本投入的信心。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来实现乡村振兴。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工业革命4.0，大数据、互联网+等广泛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将这些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农业有机结合起来，将现代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信息技术、耕作技术、喷灌技术等注入到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构建起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延长产业链，融入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同时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各类形式的农业企业，发展农业证券、保险，扶持高科技农业企业到国内外、境内外上市融资。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减少低效和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由数量型迈向质量型，由农业大国转变为农业强国。[4]

注入先进文化活化乡村精气神建设现代乡村文明实现乡村振兴。文化是乡村振兴之魂，山川秀美的乡村注入先进文化才能显现出精气神，没有文化的乡村注定会死气沉沉。因此，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的单纯的对乡村文化输血向文化造血转变，使中华文化中的和谐、孝道、五伦等在乡村中展现出时代风采，寻回乡村文化基因，重构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美德重新归附到乡村之体上，回归到广大乡民的生活当中。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加大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建设乡村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文化活动室等，活跃乡民的文化生活。“魂”与“根”相对接，乡土的温度得到延续，乡民心中沉寂已久的信仰和价值标准得到复苏，从而提升乡民道德水平、改善乡村社会风气、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为乡村持续健康发展和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

打破城乡经济社会二元体制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乡村振兴。衰败的乡村烘托不出繁荣的城市。乡村不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只是一句空话。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首先要去除市民与农民的身份差异，摆脱束缚在农民身上的种种枷锁，按照统一的标准实施上学、就业、就医、养老和保险，城乡居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其次是政府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标准在乡村进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水、电、气、路、网络、通讯、卫生、垃圾处理等现代生活设施，教育、医疗、银行、保险等现代服务设施，实现公共设施“七通一平”，即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电讯通、热力通、道路通、煤气通和场地平整，让农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各种现代文明，真正使城乡结成命运共同体。乡村振兴的钱从哪里来，财政保障是基础、是“指挥棒”，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流向乡村；农村的自我发展是根本，是聚宝盆，是内生动力；激活乡村沉睡的要素和市场是关键，改革创新是激活要素的驱动器；金融倾斜是重点，是乡村振兴的“撬动杆”“吸铁石”；社会资本参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5]乡村振兴了，城市才更有活力。

通过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来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必须有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作保证。传统的乡村治理是碎片化、能人化、家族化，法治意识淡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水平远远不适应乡村振兴的需要，导致治理效率较差。因此，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建立起乡村治理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结合的善治模式。法治化就是要提高村民法治认识水平和法律保护意识，教育农民牢固树立学法、懂法、爱法、护法、用法的思想观念，厚植法治文化，奠定坚实的农民法律保护基础。德治就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以德化人，以德育人。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进村务公开，发挥社会各类人才、新乡贤等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鼓励乡民建立诸如生态环保、文化建设、道德文明之类的NGO参与到乡村现代治理之中，走乡村善治之路，实现治理有效、乡风文明。

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

乡村振兴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家必须实施的一个战略。英国、美国和韩国等国家根据本国的发展情况，先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启示。

英国以保持乡村活力与可持续性为目标，重视乡村规划和建设，鼓励乡村采取多样化的特色发展模式。英国乡村地区的特色建筑、风土人情能够得以完整保存和延续，得益于该国政府强化乡村地区规划管理，实行城乡一体规划管理模式，严格控制乡村开发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乡村居民点规划分类引导，20世纪50年代实施“村镇发展规划”，后又转向“结构规划”。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大城市出现拥挤和蔓延现象，居民开始回归乡村，“逆城市化”的出现对乡村生活产生很大影响，优美宁静的环境受到了威胁。为此，英国加大对自然景观地区的保护力度，制定严格的乡村保护法，支持公众加入乡村地区建设，建设乡村公园，划定乡村公共通道。2000年，英国出台“英格兰乡村发展计划”，加强对土地、水、空气和土壤环境问题的监督管理。2007年，加强乡村环境保护，大力扶持乡村企业发展，创建有活力和特色的乡村社区。2011年，英国政府设立乡村政策办公室，在发展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拥有较宽松的自主决策权。

美国十分重视规划的权威性，规划一经批准，就不得随意更改。政府对于乡村整体布局要求严格，需要高速公路贯穿其中，并要求整体建设过程中保证乡村“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电讯通、热力通、道路通、煤气通和场地平整”的“七通一平”，环境保护也是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政府和开发商共同承担。美国对乡村规划实行严格的功能分区制度，明确划分土地使用类别，通常用道路、景观区和绿化带分隔不同功能区，如划分居住区和农田的主干道和高速公路；农业产生区和居住区之间用公共空间走廊和主干道作为缓冲；用道路和景观区隔离商业功能区与居住区。

韩国自1962年开始实施“经济开发5年计划”，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无数年轻人涌向城市，城乡发展差距随之扩大，乡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自然环境状况差。20世纪70年代，韩国还有80%的农户住在茅草屋、家里点油灯，生活条件很差。为了改善乡村面貌，韩国倡导了“新村运动”，第一阶段是改造乡村基础设施，第一年按村民的意愿无偿提供近20种环境建设项目费用与物资用于全体村民受益的亟须基础设施建设及村庄整治；第二年制订了“支援优秀乡村”计划，按照基础、自助、自立3个类型有区别性地支援乡村建设。政府还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乡村经济，鼓励发展畜牧业、特产农业，兴办乡村工厂。第二阶段政府支持发展“新村运动”的各类民间组织，成立“新村庄建设中央会”，提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协调服务等，出台扶持奖励措施，大力发展乡村金融业、流通业，加大调整农业结构，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加强乡村人文环境建设，倡导农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加强乡村民主法制教育、国民伦理道德建设。通过持续的努力，韩国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农民收入提高，文化素质也随之提高。

根据英国、美国和韩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其中积累的共同经验和给我国提供的启示主要有：

一是立足本国国情。在进行乡村规划和建设时，三国都从当地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和发展机遇等方面加以考虑。美国和英国以立法为主，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韩国力求政府主导的形式，采取激进发展方式，促进乡村整体发展。尽管各国发展道路略有不同，但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政府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上是一致的。

二是准确定位主体。三国明确了政府与乡村内部职能界限，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共同促进农村繁荣，同时明确农民为乡村建设主体，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三是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完善基础设施，乡村社区普遍建有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教堂、广场、运动场以及菜场、购物中心等商业区，还建有运动场，供居民休闲锻炼，社区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保证老人有去处，小孩有地方玩，闲人有书看。

四是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尤其重视发展乡村旅游业。没有产业发展就没有就业，这样的乡村也就无法振兴。英国、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注重发展乡村旅游业，在乡村规划与建设中，充分注重对自然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利用生态文化优势，培育生态经济理念，保持自然的原真性，变生态资源为生态效益，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把乡村打造成都市“后花园”，将农业打造成旅游农业，农田改造为景观农业，农产品升级为旅游纪念品，以生态项目提升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其收入。

五是注重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建设。三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注重规划和各项制度配套建设，在政策、资金、制度等各方面为其提供大力支持。

六是鼓励公众参与。在英国、美国和韩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公众不仅可以在规划阶段参与，还可以通过座谈会、规划展示论证等多种方式参与规划的前期研究。为了鼓励公众参与，各国均十分注重公众参与的法律权威，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没有经过公众论证的规划得不到主管部门审批。公众在规划执行和建设阶段，积极履行监督责任，必要时可以对不合乎规划要求的行为进行申诉。

总之，国外在乡村振兴中很多的奇招妙计，如韩国的休闲农业的周末型农场、“观光农园”；日本的生态交流型旅游；欧洲的乡野农庄型的“民宿农庄”“度假农庄”、露营农场，适应欧洲居民习俗的骑马农场、教学农场、探索农场和狩猎农场等；法国普罗斯旺鲜花主题型乡村度假胜地；澳洲葡萄酒庄型乡村产业与乡村旅游等，[6]既可以作为衍生品的开发地，又具有丰富的观光旅游价值，值得中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色小镇建设中吸收和借鉴。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大战略，意义重大，需要规划先行，精心谋划，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能刮风搞运动，更不能急于求成，大干快上。

第一，要创新实施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要让农民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现“业兴、家富、人和、村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与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一致，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实施中必须以全新的理念，不能用传统的方式，单纯地给点钱物、安排几个项目、派几个干部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从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角度来统筹考虑，强调生态保护、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社会进步，只有这样乡村才能真正振兴。

第二，精心谋划精准试策。乡村振兴战略重在具体谋划和精准试策，换句话说重在“实干”。实施“扶贫解困、产业提升、旧村改造、环境整治、文化传承”的“五大行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抓手。“振兴”首先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让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然后再来谈“振兴”，否则“振兴”只能是一句空话。脱贫脱困以后的乡村人口要能够保证不返贫，就必须有就业，因此就要产业提升，要将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在发展优质农业、特色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网购、电商、旅游等第三产业，为农民解决就业实现增收。旧村改造可以采用“小规模聚居、组团式布局、微田园指向、生态化建设”的“小组微生”模式。这种既适宜于平原，也适宜于丘陵和山区、既适宜于新建聚居点，也适宜于改造旧村落模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干净整洁，有文化品味和内涵，因此，在富裕起来的基础上，要进行环境整治，加强文化传承。

第三，建设田园综合体。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了建设田园综合体，就是以农民为主体，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田园社区有机结合，四位一体，宜居宜业宜游，是美丽乡村新形态，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载体，是乡村振兴的标志，是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的一种尝试和创新。田园综合体建设要遵循乡村演进发展规律，从乡村与城市、新村与产业、村庄与自然、村庄与村庄、村庄与历史文化等多种关系中，去找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到它们之间互动、融合、和谐、差异、传承和自治等带规律性的东西，既保障城市资源能够向乡村配置，又能够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农民群众内生动力，有效解决好人、地、钱等问题，使乡村振兴落到实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加强乡村振兴的制度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从法律、制度建设上加以规范，做好“人”“地”“钱”“组织”“文化”五个方面的文章，才能保证这一战略实施的可持续性。一方面需要尽快出台《乡村振兴法》，从法律层面上规范这一战略实施；另一方面要“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弥补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制度供给不足或空缺，保障战略实施的规矩立在前头。在组织上要使“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真正落在实处，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人人真刀真枪地干，要素真金白银地投入，乡村振兴战略时间表才能如期实现。

第三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与突破重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与突破重点

进入专题： 乡村振兴战略

三农问题

● 郭晓鸣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起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这样全新的战略构想，无疑是极具针对性的，值得深入思考。

一、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显而易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应只是基于我国城乡差别仍然较大，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这些问题虽然存在并且不容忽视，但究本质看，上述矛盾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并非现在才凸显和更加尖锐的。相反，在整个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在持续加大的严峻形势之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堪称“一枝独秀”,不仅现代农业的整体水平在持续提升，农民人均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而且新农村建设的强度和力度前所未有，减贫规模和成果不断创造奇迹。这些基本事实表明，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总体上是持续发展的，在此背景下基于现实问题导向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说明农业和农村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患上了急需诊治的疾病，“乡村病”的日益加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正在侵蚀改革以来在“三农”领域付出艰辛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影响和削弱农业农村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且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利的全局性影响，危及到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性稳定。

就现实看，下述突出的“乡村病”虽然是发展中的问题但的确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要素非农化。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生产要素持续大规模由乡到城单向流动，一方面，粗放的土地城市化虽有所遏制但矛盾仍然突岀，耕地大规模减少的矛盾不仅表现在数量上，同时表现在质量上，高速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中所吞噬的主要是最肥沃的良田沃土，对农业现实生产能力的损害极为严重。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仍然主要是离乡进城的就业选择，严重失衡的劳动力流动方式依然未能逆转，这一发展态势事实上是在从根本上损伤现代农业的发展根基。此外，当前农村资金总体短缺，金融抑制的矛盾依然尖锐，农民获得金融服务仍然十分困难。几乎所有农村金融机构都是存贷差，农村稀缺资金仍然大规模外部流失。

二是劳动力老龄化。由于主要受人口外部非均衡流动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城市更为突出，未富先老的矛盾十分尖锐。目前大多数农村区域实际务农的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60岁左右，劳动力老龄化矛盾加剧不仅直接带来因供给不足而不断推高农业人工成本，而且促使老龄化的农村家庭由多种经营向单一经营转变，为自食而种地引致商品经济向自给经济倒退，结果是农业的兼业化和粗放化不断发展，“谁来种地”成为普遍性的突出矛盾。还值得关注的是，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进一步拉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农业技能培训产生不良影响。而自给性的农业生产取向使老龄劳动力缺乏有效技术需求，对采用新技术、新品种持保守态度，“如何种地”同样成为普遍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是农村空心化。农村空心化是一个由农村人口过度外部流失引起的农村整体经济社会功能综合退化的过程。其典型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农村住房大量空置，农村公共服务有效需求显著降低，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同步下降，部分自然村落出现总体性衰败甚至消亡现象。如果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审视，因农村人口减少造成部分村庄衰落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必然经历的阵痛和付出的代价，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应当是必须力求使阵痛期更短和所付代价更小，假如任由“空心化”无限制地恶性扩展，必然产生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短期内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流失，将直接导致土地经营粗放化，进而不仅形成农业产业升级的障碍，甚至还会产生向自给性农业的倒退。此外，在人口非均衡流动的背景之下，“空心化”带来的并非单纯只是农民数量减少的问题，而是同时伴随着着严重的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失衡矛盾的加剧。老龄化、妇孺化与空心化相互交织，造成农村普遍的家庭撕裂，社区邻里互助传统削弱、优秀乡村文明衰减，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遭受破坏，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四是环境污损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的，而且对农业和农村领域的影响同样十分严重。我国农村不仅水土流失面积仍然在扩大，土地荒漠化的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最为严重的问题：其一是废弃物的污染，我国农膜的回收率和秸秆还田率都很低，农膜不能降解直接危害土壤结构，秸秆大规模焚烧则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同时，目前规模化养殖业的快速扩张使农村面临的面源污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尤为严重，而且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其二是生活污染，过去很多农村的生活用水排放后可以自然消解，但是现在大量使用的洗衣粉、消毒液等不加任何处理后进入沟渠、耕地，造成日趋严重的水体和耕地污染。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农村生活垃圾数量激增，其中绝大部分仍未加任何处理，成为导致农村环境恶化的又一重要根源。其三是投入品的污染。我国农业增长过度依赖化肥、农药的格局总体上仍未扭转，投入量大，利用率低，大量直接进入水体和土壤，致使农村环境污损矛盾日趋加重。农村生态环境的红灯的全面拉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了农民自身的基本生存。而且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矛盾持续加剧，这一现实问题已十分严峻。

事实上，上述“乡村病”虽然表征突出并且在一些方面还表现为有所加重的趋势，但总体上是显性的，来自社会的基本认识是相对一致的。除此之外，还有三方面的现实性严峻挑战尤需高度关注：

第一，不均衡发展。就产业看，现代农业的总体水平虽有较大幅度提升，但极为显著地表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在城市郊区、农业基础生产条件优越和交通相对便捷区域，各种现代农业模式正以相当快的速度扩张性规模增长，而在偏远的传统农区，农业结构的转型提升不仅没有实质性进展，而且许多区域还存在向自给性生产方式退化的逆向调整特征，由于缺乏劳动力和产业支持政策缺失，这些区域相当部分农户家庭又被动地回归到低投入、低产出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正因如此，当前我国事实上面临着一些地区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与另一些区域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趋于衰落两种趋势并存的严峻现实，农业产业发展的区域失衡矛盾十分突出。

就区域看,农村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同样十分严重。如上所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部分农村人口不断离开，部分自然村落逐步趋于消失，这是城镇化发展的不可逆的内在规律，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现象，中国不可能是一个例外。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便部分人离开了，土地不能荒芜、产业不能萎缩、留守人口的经济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不能降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村人口减少并非注定逃不脱乡村衰退的厄运，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同时同样可以保持乡村稳定并完成现代化过程。但我国现在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区位条件差和交通不便的偏远农村，伴随人口外流的是乡村全面性的深度衰退，村庄空心化与土地荒芜、粗放经营、产业萎缩在同一区域同时发生，在空间上完全重叠，与相对发达区域新农村建设所实现的深刻变化构成巨大反差。

毫无疑问，农村内部严重的产业和区域发展双重失衡的严峻现实，尽管具有阶段性发展特征的内在必然性，但当这种失衡超过合理限度而对全局性稳定增长过程构成威胁时，就必然地成为需要及时解决的紧迫性重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绝不能仍然单纯是选择性的锦上添花，进而继续加重农村内部业已严重发展的失衡现象。相反，乡村振兴应更加关注产业发展滞后和乡村衰退严重的重心区，突岀重点，弥补短版，雪中送炭。

第二，短期化增长。虽然我国现代农业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相应的制度缺失，缺乏完备的约束机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短期化仍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仍然习惯于运用非市场手段直接干预农业产业发展过程，求大求快，规模偏好，不仅加剧供需脱节矛盾，而且构成助长为追求产业发展短期利益不惜拼资源、拼环境行为广泛存在的重要诱因。而对各类生产者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机制，在利益最大化驱动之下，许多方面短期化行为更是无以复加地恶性发展，主要靠化肥、农药增加产量，大量使用膨大素、瘦肉精等增加收入。正因如此，尽管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在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规模扩大和装备水平提升等重要方面成效显著，但的确不能过度满足于已有的进展，总体上还缺乏稳定的长效化产业发展机制，由此诱发的农产品质量不安全和农村环境恶化，无疑是农业短期化行为蔓延酿成的两大恶果，也是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的关键性难题。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短期化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行政推动，大拆大建，为整齐划一的新村建设不惜毁损乡村自然风貌，牺牲独特的乡村价值，冲击乡村文化和传统治理体系。此外，当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短期化取向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重物质投入轻能力建设，重行政手段轻市场机制，重发展轻改革，都是当前脱贫攻坚中带共性的突出问题。

第三，虚假性繁荣。在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各地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实现了多样化的突破性进展，发生了一系列极为深刻的重大变化，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能不看到，主要因为制度性原因的影响，有的地方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发展表现为华而不实的虚假性繁荣，有增长之形而无发展之实。一些连片集中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很多规模庞大的龙头企业，其现代化程度和农业装备水平，与任何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如果撇开华丽的现代高端表象，深寻其背后的生存发展机理，就会发现这些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远超其实际能力的先进的现代化外壳，实际上主要是由巨量财政补贴性投入“制造”出来的，虽然看起来很美，但有产出无盈利，赔钱赚吆喝。离开财政保姆式的支持就没有基本的市场生存能力。许多进入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事实上是项庄舞剑，意在补贴。不合理的财政补贴方式扭曲了这些企业的行为方式，生产规模越大，补贴力度越强，报的项目越高端，获得的支持资金越多，由此导致相当一部分龙头企业可以不考虑投资的市场经济性，不重视基本的投入产出比，有现代化外部形象就能生存，能吸引眼球就可获取财政性资源。可以判定，局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表现为虚假性繁华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其危害不仅是对我国农业通过现代化改造提升市场竞争力构成延缓性消级影响，而且使补贴政策不合理带来的财政支农资金低效使用的问题更为突出，加剧了财政支农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

考察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虚假性繁荣的现象同样存在，在一些地区，为建新村而建新村，脱离现实需求过度强调提高集中度，以较高的建房补贴把部分已外迁农民的有限积累导向于原居住地的农房建设，虽然满足了地方政府打造美丽乡村样板的需要，但其实际居住功能的发挥受到直接影响，有的甚至新村建成之日就是闲置之时，部分全新打造的农民新村也表现出一定的空心化态势，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不合理的经济现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乡村病和不均衡、短期化、虚假性等隐患的共同影响，使得我国农业在持续增长中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优质安全农产品需求，乡村在不断改造中面临越来越大的保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农民在收入日趋多样化的同时实现稳定增长的难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宏观背景提出来的，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在确切意义上应当是以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为基本支撑，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补齐现实短版，破解重大难题。

二、如何选择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

因此，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向是十分清晰的，关键是如何选择战略路径,如果路径选择不当，就会走入歧途，以致后患无穷，这方面过去有非常多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从宏观层面看，基于当前现实需求的乡村振兴应当选择四个方面的关键性战略路径：

第一，以深化改革为基本动力。乡村振兴必须在更深层次上从城乡两端全面激活资源，释放制度潜能。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村改革不仅实现了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历史性巨变，而且为中国经济整体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支撑。就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言，根本性的动力源仍然是改革，小改小调的改良式推进方式是不足于从根本上解决不均衡、短期化、空心化等深层矛盾的。因此，深化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只有更大力度地深化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力度，更具针对性地优化和创新农业支持政策及农村公共政策，才能有效释放改革红利，破解发展难题，通过双向激活城乡资源构建乡村振兴新的发展动能。

第二，以市场机制为基本支撑。尽管乡村振兴需要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但市场机制的力量应当是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政府在制定振兴规划和支持政策、以及建立监测评估机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然是不可替代的，但政府的作用边界应当有所限制，不应无所不能，不可无所不为，特别是不能再度以超强的行政手段高度集中和分配资源的方式来推进乡村振兴，绝不能以损害乡村发展中要素配置机制和产业发展中的市场运行制度为代价来实施乡村振兴。强化行政干预的非市场化推进方式，虽然也能轰轰烈烈地在短期内见到成效，但由于没有长效性的市场制度支撑，其推进过程必然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或者只能高成本打造无法复制推广的典型样板，或者短期取得的示范成效因支持政策不能持久延续而发生显著的效应衰减。乡村振兴战略本身具有的全面性和长期性特征，内在地决定了必须主要依赖完备的市场机制持续推进，如果以改革倒退为代价逆向而行，则必然产生长期性的制度危害。

第三，以城乡融合机制作为基本手段。乡村振兴不是封闭的，不能只是局限在乡村内部重建和提升。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乡村振兴必然是开放性的，必须有城乡双重资源的集合和集成，既有农村内部资源的激活集聚，也有城市外部资源的整合进入。城乡融合并非简单是统筹城乡条件下的发展资源数量的分配过程，不是一块蛋糕在城与乡之间如何切多切少的问题。进一步而言，乡村振兴不应该是城对乡的恩赐式的福利给予，也不是乡对城的被动式的资源接受，更不是强势的城市对弱势的乡村新一轮肆无忌惮的利益剥夺。城乡融合至少包括城乡资源平等公平的自由交换、城乡产业一体化的共同发展、城乡形态差异化的互利性共存三方面的主要内涵。因此，通过城乡融合实现互利共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不管是要素融合、产业融合、还是空间融合，构建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都是关键性的制度支撑。从另一角度看，以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具有多元政策目标，不仅要保障原有户籍乡村人口的基本权利和利益，而且也要保障新进入乡村发展群体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乡村振兴虽然要承担对传统乡村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历史使命，但绝不是对立式地以城市元素代替乡村风貌，以城市文明取代农村文明。

第四，以发展提升为基本指向。乡村振兴是基于破解现实矛盾的新的战略构想，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政策解决乡村发展中各种紧迫性的突出问题。因此，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回归历史，不是要不加区分地全盘否定现实重回传统的乡村社会。现在存在一种对改革以前甚至更长历史时期的男耕女织、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的传统乡村生活近乎诗意般的怀旧幻想，有意或无意抹掉了当时条件下极度饥饿和穷困的严酷事实。虽然在生态矛盾加剧背景下传统乡村曾经的无污染的生活环境的确很有回归吸引力，但在当今日益注重生活品质和生活便捷度的新的消费需求影响之下，无发展地、原汁原味地回归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极为落后的传统乡村，既是十分困难的，也是完全不足取的。在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必须是发展中的振兴,是现代条件下从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根本性转型发展，是城乡深度融合下乡村功能的全面发展和提升。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有更好的产业发展基础，要有基于适度规模的新的产业构成和经营方式，要有效培育成长乡村旅游、康养农业、创意农业、农业电商等新的业态；要打造更优美的乡村空间形态和更高质量的社会公共服务，要创建更优质的生态环境和实现更好的文化传承。

三、需要防范推进乡村振兴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从根本上看，乡村振兴是全新战略理念下的创新型发展，必须选择新思路、启用新方法，乡村振兴不应是原有“三农”工作的简单加强版，不能新瓶装旧酒，以老手段对付新挑战。目前，乡村振兴热遍及所有农村区域，各地政府热情高涨，响应及时，动作快捷，表现出希望尽快改变乡村发展现状的很强的机遇意识和行动能力。但是，在普遍的发展热潮中尤其需要有冷静的理性思考，必须在深刻吸取己有教训基础上进行防范潜在风险的预警性分析。

概括而论，下述四个方面的潜在风险是特别需要认真重视和有效防范的：

一是防范过度行政化。要防止单纯利用行政手段来下指标、定任务，求多求快，求大求全，超越现实基础，不充分考虑区域差距和差异的现实约束，人为提档加速，追求短期速效。或者简单化地采用熟悉的老思路和旧方法，统一要求、一刀切推进，仍然热衷于不计成本地塑造典型，打造样板。或者不惜以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方式收回下放的权力，重新集中掌控资源，通过强化行政干预能力来快速实现政绩化的乡村振兴。

二是防止过度形式化。要防止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重物不重人的偏向，不是坚持以人为本，不能把维护农民和农村社区基本权益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求，相反把建房修路放在突出位置，打造外部环境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显重要，甚至只注重简单移植城市文化元素，把咖啡屋、小酒馆、外国农庄、异域城堡等一窝蜂地导入乡村，使乡村振兴蜕变为失去吸引城市居民所独有的异质性文化特征的异化过程。

三是防范过度产业化。乡村振兴要防止在乡村所有领域无所不在地选择产业覆盖，特别是在新村建设过程中，相当数量的新村聚居点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生态宜居，并非所有的村落改造提升都需要或者能够发展休闲、观光、度假等乡村旅游产业，任何产业发展都客观存在供求平衡的市场规律，虽然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一三产业融合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样需要防止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动的超越现实需求的过度和过量扩张，造成因产业供过于求带来严重的利益损失。

四是防范过度外部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村振兴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过程，不能主要依靠乡村内部的有限的自积累加以推进，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予以支撑，吸引城市社会资本进入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选择，大量实践证明，合理引人城市资本进入乡村发展领域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资源激活效应。但是城市资本的进入应当是有门槛和受管控的，如果无条件和无限制的引入城市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严重边缘化，甚至被无情挤出，农村稀缺的土地和生态资源再次被低价剥夺，这样的乡村振兴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必然会受到严峻挑战。

四、应当选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重点

乡村振兴涉及产业发展、村庄建设、社会治理、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各个重要方面，既面临原有矛盾的累加，又存在新的挑战的增长，任务十分繁重，必须瞄准重点，注重选择，在关键领域和重点方面率先突破，实现循序渐进的稳定推进。

基于现实基础条件的基本分析和判断，当前推进乡村振兴应当以构建四大机制为突破重点：

第一，以乡村振兴规划体系为先导的约束机制。当前一些地方乡村发展之所以乱象丛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乡村规划缺失或缺乏基本约束力直接相关的，推进乡村振兴如果依然有激励而无约束，己有的滥占滥用土地和加重环境压力等混乱现象，就可能在外部资本大规模进入的背景下变本加厉地发展。因此，在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已经成为常态，过去以户籍决定的乡村固化的居住形态逐步发生改变的新的背景下，必须坚持规划为先，规划导向，规划约束，应当依据一定区域产业发展和人口变动的未来趋势，从科学重塑乡村地域空间系统的战略高度，全面制定和优化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特别是要加快编制不同区域全覆盖的村庄空间布点详规，强化约束力和执行力，对乡村振兴中的农业产业布局、村庄空间优化、以及资源和环境保护发挥关键性的引领及约束作用。

第二，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动力机制。农村土地资源是当今中国农村最具潜力的自然资源，通过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承包地退出改革、宅基地退出改革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一连串重大的关联性改革行动，不仅可以为受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重建吸引的城市资本打开新的投资空间和渠道，而且能够推动激活农村要素与促进城市资本下乡高效对接，为严重缺乏投资的乡村区域带来动力强劲的社会资本。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引爆点，城乡双向释放能量，牵一发而引动全身，催生并实现乡村产业重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乡村聚落形态重构、乡村治理模式重构等一系列全方位的深度变化。

第三，以优化政策体系为关键的支撑机制。乡村振兴是以城乡融合为基本手段的重大战略选择，如果不能更进一步突破性地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之间发展要素的平等对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平等覆盖，乡村振兴的实质性推进将是十分困难的，或者也只能是徒有其表的表面文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突破原有的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脱节的两套政策框架，要以城乡一体的政策融合为基本指向，重点在构建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新的政策体系上实现突破，要在对现有相关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评估基础上，主要从政策优化、政策整合、政策创新三个维度同时发力，提升政策效力、强化政策合力，消除政策空白，形成能够有效满足乡村振兴需求的体系化的政策方案。

第四，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引领机制。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都面临极大的环境压力，改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化增长模式，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构建绿色生态的新的发展引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义。当务之急是必须明确目标任务，强化制度约束，在保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推进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融合发展。要强力实施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政府导向、自主参与和社会合作三位一体地强化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通过构建有效补偿机制加大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任何非生态的发展方式都必须以最严格的制度规范加以扼制，绿色发展应当贯穿现代农业和乡村建设的所有环节，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最基本的发展引领。

进入专题：

乡村振兴战略三农问题

第四篇：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标志着当代中国从农耕经济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社会转型出现了拐点。说明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有了质的突破，距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百年目标越来越近，这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事。然而，农村的发展却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短板，与城市相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最为突出。不仅表现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还表现在农村的治理水平不足以及农村落后的思想观念与传统精神文化、道德伦理的式微。本文所探讨的农村精神文化困境就属于这类问题。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与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极度短缺，以及全社会对乡村文化价值认识的偏差，导致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虚无感和缺少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能力。农村思想文化精神和道德伦理的缺失让全社会感到不安和忧虑。

解读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刻领会为什么要用“乡村”的概念替代“农村”概念。这就是把乡村看成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在一个更高更长远的层次上，实现当前乡村的品质发展、融合发展、全面发展，使乡村现代化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应合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昭示了乡村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内涵中，“乡风文明”不是为经济振兴助力的次要方面，而是乡村建设的初心、旗帜和方向。我们应该认真梳理乡村的历程和文化的基本价值，反思乡村文化的基本规律。从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来探索乡村的未来。

一、当代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当前乡村文化困境有目共睹。其根源就在于思想观念。不少人以现代化的理论想当然地解释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认为农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中国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城市建设抽走了乡村的劳动力和土地，所以乡村的衰落是必然的，甚至正是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果。建设农村、改造农村的目标也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这样畸形的观念忽略了当前乡村的客观现实，忽略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诉求，也忽略了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非但没有带动广大乡村，相反给农村带来了破坏，在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衰落、农民在精神观念上进退失据。面对强势的“现代”，农民不再珍惜祖辈传下来的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不再固守物质和文化家园，亦步亦趋地跟在城镇化列车后面踉跄前行。现实的乡村无法安顿农民的灵魂，进而也无法安放一个有五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灵魂。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乡村文化困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不能用理论说服人们，乡村必须为城市牺牲，传承了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必须让位给“现代文明”。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灭了乡村，更没有那一种理论说得清中国的乡村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命运。从情感上说，拥有6 亿多乡村原住人口、绵延5000 年的乡村文明都衰亡了，拿什么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把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全面，直至形成具有完整体系和长远意义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曾用一个很“文艺”的词表述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乡愁”。这个“乡愁”所指称的意义就是，无论怎样的发展，都不能抹杀乡村精神，不能抹杀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既要留住青山绿水，又要传承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复兴的任务，就是让“乡愁”切实落地，让传统文化延续下去、把绿水青山保护下来。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乡村文化的复兴，就要是重新激活乡村的活力，让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以复兴和重建。不是简单地回到从前，更不是推倒重来，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乡村，而是在复兴传统的基础上，满足广大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重建新的乡村精神和乡村理想，唤起农民的文化自觉，培育新农村建设的合格人才。这才是乡村文化复兴的要义所在。

二、认识乡村文化的价值 作为一个以农耕开国的民族，中国的乡村文化创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农耕技术、农业遗产，还形成了一整套价值、情感、知识和趣味文化系统，除了领先世界的精细化、生态化的农耕方式，以及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物外，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本体的参悟智慧。也正是由于这种追求和谐稳定安详从容的农耕文明土壤，才孕育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等特质的中国文化。在与天、地、人的交流中，中国先民创造了敬天法祖、崇德向善、仁义忠孝、节俭循环的生活智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可否认，乡村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和脉。

这些乡村文化传统资源，因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劳动方式、民族习俗文化、历史发展机缘等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个性化，二是多样化。样态丰富的乡村文化使我们民族拥有了活力无限、源远流长的强大基因库。

回顾近代历史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屡遭强权侵略，但国家没有灭亡，民族没有灭亡。那是因为在根本上，强大的民族文化基因库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使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依然有先进分子以自身文化信念为支撑，在挫折和屈辱面前没有丧失自信，反而愈挫愈勇，奋发图强。我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在用自古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底气和元气，获得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特别是进入21 世纪后，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世界生产体系，也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中逐步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对比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发现了一条共同的规律，就是无论哪一个发达国家，都没有完全消灭传统文化、乡村文化。现代化不是为了消灭乡村，更不是与自然界对立对抗，而是促进城乡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多元共生、全社会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这个思想资源，原本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因此，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当我们对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达到这个认识程度以后，文化主流话语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化：即从近代以来要建立一个和西方一模一样的“现代化”，到如今建立对自身文化敬畏和尊重的“文化自信”，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尤其是乡村文化价值必然回归。

三、从乡村自身着手推动文化复兴

乡村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融合？文化的各个层面是怎样的关系？建设怎样的乡村文化？ 这些问题根源于对乡村归属与定位的认知。乡村文化建设，首先是乡村本位，让广大农民受益。只有农民受益，才能继续维系乡村的稳定，使乡村得以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乡村文化是由农民创造的，又是为农民所用的文化。它的社会功能就是让全社会、特别是农民能分享更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让每位农民都有足够的获得感，并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凝聚起来。只有农民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体，乡村文化才能发挥更广泛的作用，进而滋养全社会。这是乡村文化自信的根基。

（一）尊重乡村、农民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创造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看，乡村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源。如果仅仅以城市化的标准来衡量乡村，可能会得出乡村比城市落后的结论，但以文明观点而论，乡村则有另一套价值。因此，复兴乡村文化，最要紧的不是彻底否定，而是发现、维系和恢复原有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与世界观，使之与现代价值相嫁接、相融合，生长出新的价值。所以，以乡村为本，以农民为本，是发展建设乡村文化的根本依托。

只有依托乡村自身、依靠农民自觉行动，才能挽回乡村的衰败，激发农民的自尊和自信，也才能塑造适应现代社会、具有内在动力的乡村文化。当然，乡村文化不能为乡村所独有，但是，乡村文化一定要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精神滋养，树立为乡村人所认同、所遵从的价值观。进入乡村的任何人，应该对乡村怀有敬畏和尊重之心，在尊重乡村与农民的前提下，在理解农民的前提下进行建设。对于乡村而言，恰恰还要更加尊重乡村的文化，守住乡村的根基，塑造乡村文化的尊严。

（二）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创新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乡村治理的设计是三治统一：法治、德治和自治。如何在治理中打通主流文化、本土本地、传统文化之间的通道，让文化发挥沟通、交流和凝聚作用，是当前基层干部、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从乡村的实际出发，必须找到村民无法自己解决、只能依靠政府和村庄共同体才能解决的问题根源，在价值观上进行切实的引导，提出符合实际、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捍卫和滋养乡村的文化根基。通过激活乡村自有的文化内涵来动员人民，形成文化的向心力、感召力和无形的约束力。

我国古代经典《礼记? 王制》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1]，这个意思就是政府治理不要轻易改变本地的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因为乡村本身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在其生存规则中，国家法律是基本底线，日常的行为规范又是以世代相传的不成文的“老规矩”或非正式的“村规民约”为基本制约的。乡村的稳定与和谐，要把以这些非正式规则为基础的，把这些普通村民都乐意共享、与时代相适应的传统文化资源发掘出来，形成德治、法治与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现代治理体系。

（三）保护传统文化基因，传承民族文化

乡村由独特的自然环境、作物植被、生产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生活样相、村落格局、民居建筑、语言器具等构成了乡村的传统文化资源。灿烂的农耕文明支撑了古代中国的繁盛，至今也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如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31 项“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名录中，中国有11 项，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被传承和使用着。自2014 年起，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和财政部一共公布了四批4157 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各地也相应公布了多批次地方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是中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最新贡献。除此之外，我国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散落在乡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化载体，也是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抓手。

保护乡村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屹立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必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根基。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它体现一个文化大国深远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及致力坚守与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意志。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恰恰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复兴的契机。而民族文化的根脉就在广大的乡村。在长远来看，乡村文化是保证中国文化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并重获世界尊重认同的必需条件；传承保护传统文化，必须传承保护乡村文化。

四、从城乡优质元素互动促进文化复兴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确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但是，现代文明社会自有现代文明的弊病。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即便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曾经遭遇经济发展的“八次危机”，这些危机都是通过向乡村释放产能、向乡村转移人口、帮助乡村发展来化解的。[2] 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的压力，也是推进现代化的动力。乡村一次又一次向城市输送土地、粮食、人才和劳动力。没有乡村的支持，就没有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在当前社会格局中，向农村投入物力、财力，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有超越经济价值之上的意义。不但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乡村，而是乡村的多重价值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当然，这个引擎不是自然而然地显现的，也依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激活乡村文化元素，与城市形成互动。

（一）给乡村温度，促进城乡文化互动融合

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一种城乡互动视域下的文化，既区别于城市，也区别于传统乡村。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大趋势仍然是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但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有差别，而不是有差距。不是城乡对立，而是融合发展、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城乡文化交融，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因此，促进城乡进一步互动，实现城乡优质文化良性互动、相互融合、共建双赢才是正途。

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块情感的出发地和归属地。这就是“乡愁”和“乡情”。但是，搞建设不是写抒情诗，城市或乡村都不是乌托邦、桃花源，不能过分浪漫化。到今天为止，乡村仍然需要城市文化激发活力，需要先进的经验和方法，以及大量活泼泼的人才。建设乡村新文化，必须动员社会参与。在顶层设计上，在政策制定上，要让更多农民工、大学生、复员退伍军人、退休人员在“乡愁”、“乡情”的感召下，满怀报效乡梓的志向，携带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返乡、下乡创业发展或下乡居住。他们是新乡贤，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到来，将激活乡村的新活力，把乡村文化带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保护自然生态，筑牢生态文明的最后屏障 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方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整体命运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于中国的乡村尤其如此，因为中国乡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型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有许多重要经验和规律需要挖掘，需要在现代文明话语中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可惜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对现代化技术的盲目崇拜，使这一套传统几乎被丢光。今天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态传统，眼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依靠原有的乡村生态优势，借助生态文明战略的东风，直接将它们带入生态文明的阶段。这个优势也被西方学者关注到。如美国生态学家小柯布所提醒的：“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导世界的机会。”[3] 这个提醒可谓语重心长。

总书记所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是核心观念，具体落实在生态建设实践中，就是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这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新课题。乡村生态建设不仅可以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资源汲取智慧，也将为解决世界性生态难题提供良方。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思路的转换，也是一次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再次确认。“生态宜居”的前景就是在加快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同时，保持乡村的自然生态，让乡村所蕴涵的生态文明价值逐步显示出来。不仅是用乡村旅游的方式吸引都市人观光休闲，而且也将吸引城市人群参与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城乡的深度融合。

总之，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在于把农村建设成新型农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农村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体上看，乡村不会全部消失，乡村的文化价值也不会消失。我们必须认识和了解乡村文化之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意义。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把我们的根留住，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我们今天怎么做，明天乡村就是什么样。所以，乡村的未来，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手上。

第五篇：乡村振兴战略与度假旅游经济

乡村振兴战略与度假旅游经济

民宿不同于传统的饭店旅馆，也许没有高级奢华的设施，但它能让人体验当地风情、感受民宿主人的热情与服务，并体验有别于以往的生活，因此蔚为流行。（资料照片首席记者 李明 实习生 周艺云 李国元 摄）

兴致勃勃参加乡村游的市民在长安区魏寨街办油菜花海赏花。（资料照片首席记者 李明 实习生 周艺云 李国元 摄）原标题：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不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行业，需要不断摸索。”1月15日，市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报告会，邀请联众休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余学兵就乡村旅游作专题报告。会上，余学兵以《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发展》为题，从乡村旅游概念、乡村旅游分析、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运营、乡村发展趋势六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报告。文化让乡村旅游“增值”西安具备发展民宿的好条件报告会上，余学兵开门见山阐述了乡村旅游的定义：“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系统的一种旅游类型。”发展乡村旅游对社会发展有何意义呢？余学兵认为，乡村旅游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品质、更新农民思想观念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也是新形势下破解三农问题、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城乡统筹等发展的重要途径。“过去我见过一个村子在发展乡村旅游前，村里人会随地吐痰，垃圾也会随手乱扔，但随着这个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游客的增多，整个村子不仅村容村貌发生了变化，连村民的文明素养也得到了提升。”“乡村旅游始于农家乐，进而是民宿游。数以亿计的城里人都愿意且有条件到乡村来度过一段宁静的时光，这为发展奠定了必然性。”在余学兵看来，农村经济兴起，使农村里的空气、河流、田野、一草一木，农村的风俗民情、农耕文化、农副产品，都成为市场资源。中华文化是农耕文化，在这个广阔富饶的农村土地上，孕育了太多的故事、风俗、文化和传统，如何将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农村文化与现代技术、时尚风潮结合，成为一批行业新锐公司埋头研发、苦心打造的重点。“民宿的文化决定了这个民宿的品质，也决定了能不能卖出价的问题，文化让人喜欢民宿，并且愿意花钱去住。”余学兵说，西安就具备发展民宿非常好的条件，这里的文化底蕴深厚，如果能把传统村落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会发展得非常好。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是中国“大乡村旅游时代”的元年，乡村旅游发展规模大、投资大、影响大，已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方式。通过大数据推演预测，未来中国乡村旅游热还将持续10年以上，2025年达到近30亿人次。对此余学兵的看法是，乡村旅游具有规模大、市场大、影响大三个特点。“全国超过200万家的乡村旅游事业体，让乡村旅游不再是简单的‘农村旅游’和‘农业旅游’，而是成为与城市相对应的一个空间概念，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大产业，发展成为下一个万亿级市场。而中央、地方、企业和消费者广泛关注，成为旅游业、新型城镇化建设及扶贫事业的主题，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方式。”乡村旅游＋民宿将成为一种必然业态报告会上，余学兵还对我国乡村旅游进行了分析。他总结了乡村旅游发展背后的五大推手，即政策引导、城镇化拉动、汽车普及、投资驱动和新消费革命，五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了这五大推手，还需要因地制宜，同时他举例说明了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几种类型。如：杭州梅家坞、龙井村、茅家埠，余杭径山等地依托城市的区位、市场等优势，发展环城市乡村旅游圈。西湖、莫干山、天目山等成熟景区巨大的地核吸引力为周边农村旅游发展带来资源和市场的契机。陕西袁家村、北京大兴月季小镇、丽水古堰画乡以及各类特色小镇，做大产业的同时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乌镇、丽江、黔东南、下南山，利用人们对民俗文化的差异化，和传统民俗文化与古村、古镇发展旅游。婺源整合全县10多家4A级以上景区抱团发展，形成景观带、产业带，发展全域旅游。“休闲放松、回归自然、康体养生、躲避烦恼、增长见识、增加友情等因素是游客出游的主要目的，满足游客的这些目的，也是吸引游客前来休闲放松的方法。”而对于乡村旅游当下存在的问题，余学兵认为，主要表现在园区、项目设计简单重复、产业重复，缺乏特色，客源市场有限；形式老化、同质化、初级化、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管理者、投资者对乡村旅游认识不足，缺乏营销策略；景观类型单一等。针对这些问题，余学兵进一步做了如下分析：不同时期人们对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不同，但目前大部分乡村旅游产品还处于早期阶段，没有跟上消费需求进行创新。一哄而上跟风开发，每个地方都有农家乐、采摘、垂钓、花海、民宿、农庄等，产品特色不明显，同质化严重，同质化也造成了无序竞争。乡村旅游产品的层次越高，满足的需求等级也越高，民宿在层次、品质上大大提高，就能促进消费者延长驻留时间。项目与产品不赚钱，投资与收入不成正比，过于依赖政府，靠政府项目补贴生存。对于这些问题该如何破解？余学兵说：“对于市场层面的乡村旅游人才缺失、管理服务能力不足、营销渠道缺乏、市场开拓能力差、升级改造资金不足、产品创新基础缺乏、管理水平得不到提升等问题，破解的办法在于资源整合、规模化经营、推进产品创新、提高营销能力、精心规划、塑造品牌、人才培养。而对于制度层面的土地制度、规划滞后、金融市场、社会机制、资源分配、管理体制等问题，应该从政府激励、行业管理、公共服务、规划设计、金融服务、土地供给等方面着手进行破解。”“目前的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的最初业态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的乡村生活需求，乡村旅游＋民宿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业态，前景无限。”余学兵介绍，民宿是以原住民经营为主，并结合当地的农事体验和民俗风情进行拓展活动的一种原生态的乡村业态；是连接城乡的平台，可以把农村一、二、三产业连接起来，可以把都市市场和农村市场连接在一起，可以把生产和市场连接在一起。“发展民宿实际上是活化乡村，通过民宿形成产业支撑，吸引年轻人回得来，活得下去，才能带动整个乡村活起来。”在他看来，以民宿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将带动地方农业、手工业、美食以及上下游产业等发展，促进当地居民劳务收入。“乡村旅游发展将进入休闲度假时代，民宿就是个度假产品。”建设田园综合体发展“美丽”经济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是在城乡一体格局下，顺应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产业发展，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模式。会上，余学兵提出，田园综合体是指综合化发展产业和跨越化利用农村资产，是当前乡村发展代表创新突破的思维模式。他认为，田园综合体的核心产业分为：景观吸引核（吸引人流，提升土地价值的关键）、社区配套网（城镇化支撑功能）、居住发展带（城镇化主要功能）、农业生产区（生产性主要功能）、休闲聚集区（休闲主体功能）。在田园综合体的综合产业体系构建中，核心产业又分为配套产业、支持产业、衍生产业。在配套产业方面，又细分为乡村地产、旅游度假、会议会展、餐饮住宿；支持产业包含农特产品、服务商贸、现代农业；衍生产业指文创产业和互联网。建设田园综合体离不开美丽乡村建设。谈及美丽乡村建设，余学兵直言，美丽乡村的建设解决了村庄的美化，但没有转化为美丽经济，农民自发经营的农家乐、民宿缺乏规模效应，进入不了市场，需要依靠政府持续输血才能维持村庄的美丽。“要想在运营方面实现从输血模式到自我造血的转变，就要引入市场机制，让社会资本参与到村庄经营中来；统一管理运营机制的规范，避免经营无序带来的乱象；农房变客房，农民变股东，农村的一切生产资料均可以成为市场运作的资源。”余学兵以下南山为例，讲述该处从废弃古村到乡创平台的发展历程。据介绍，下南山开发前，村里只有40幢破旧农房，且大部分已经成为危房，村内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在改造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对房子外观、框架进行修缮，对基础设施进行配套；投资方负责室内装修，室外景观打造以及产业配套，如餐饮、酒吧、书吧、茶吧、会议室，还在村口设置以当地特产交易为主的商业街。经过改造发展后，现在下南山“一品一院”的设计理念让每幢老房子都充满生机，除了老房子经过修葺复原外，整个村子还在原生态的基础上按照3A级景区进行建设。在产业复兴方面，下南山以“酒店＋众创”的模式吸引外出青年回乡创业，这些古朴的农民房成为民宿、手工艺空间、乡村创意工作室、美食等产业的乡愁寄托。“本土化是实现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说道乡村旅游发展趋势，余学兵认为，真正富有乡村特色的产品才是有生命力的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将沿着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而田园农业旅游是未来乡村旅游的主要发展方向，乡村旅游正在从采摘观光向休闲度假发展。报告会的最后，余学兵总结了乡村振兴的未来趋势。“我国乡村多年来的基础建设与政策引导，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的基础与动力；高速、高铁等现代交通技术拉近了城乡的空间距离；科技与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和农产品流通方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土地制度改革，促使城乡地位逐渐对等；美丽乡村不仅吸引城里人下乡，也吸引了农村外出青年回乡创业，乡村将成为未来30年中国最大的发展空间。”本版稿件除署名外记者 康乔娜 采写 转载自《西安日报》 2108.01.16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