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到群众路线

第一篇：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到群众路线

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到群众路线

摘要: 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群众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而提出的，它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吸取了大量精华，并与时俱进地加以扬弃，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同时又超越了民本思想。通过分析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在践行群众路线中弘扬民本思想，让群众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关键词:群众路线 民本思想 超越 弘扬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学说之一，它主张将人民群众视为治国安邦之根本，关注并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同时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历史积淀。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发展

“民本”即“以民为本”。从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民本”一词源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及“民者君之本也”[2]等语。

（一）上古三代时期的民本思想

我国的民本思想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史籍最早关于民本思想的记载，是在《史记·夏本记》中，舜同禹、伯夷、皋陶议论治世之道。统治者的首要职责是安民，要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顺应民心，制定和推行安民、惠民措施，使人民安全得到保障，能够安居乐业。

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思想可以总结为，民为邦本、民为君本、民为神意的代表和中介。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都想富国强兵进而一统天下，战争不断，民不聊生。这时，治国、安邦、称霸、夺天下的理论开始形成，民本思想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 “民者君之本也”。这是民本思想的一个发展。

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能够“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总结为：“管仲相齐，顺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恶，令君臣百姓相亲者，是管之能也。” [3] 而管仲自己也 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4]

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5]就是说，作为贤君，想要统治人民，一定要谦和而居于人民的下面。想要领导人民，一定要甘心居于人民之后，从而不让人民感到妨碍和累赘，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喜欢。

孔子对民本思想有一个系统地发展。“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人”。在坚持“仁”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富民、畏民、教民、御民的思想。

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超越了孔子。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确立了人民、国家和君主的轻重次序，认为人民是立国的基础。此外，孟子关于仁政、王道的语录还很多，可以说，《孟子》全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民本思想”。

荀子又把前人的民本思想加以发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7]，表明了国家的存在取决于民。同时又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8]的思想。

总起来看，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形成。在对待民众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先秦诸子是比较一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敬德保民思想。

（三）汉代至唐宋时期的民本思想

这一时期，民本思想在各个朝代基本得到了继承，但也出现了更多地有利于皇权方面的转化。

汉代巨儒董仲舒提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9]，接着有贾谊的“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10]，又有王符“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1]，他们都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如果从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角度讲，对民本思想体认得最明确的，首先应当是唐太宗。《贞观政要》中多处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对民本思想的观点。“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12]“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唐太宗君臣还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从民欲、顺民心，使民安乐的政策和措施。如推行了均田制，租庸调法，健全法制，慎选州县官员。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措施，贞观之治成了中国专制社会盛世的高峰。

宋代宋祁认为：“民，国之基也。五仞之墙，所以不毁，基厚也；所以毁，基薄也。”

[13]苏舜卿主张“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14]，这都是对民本思想的深刻表达。

（四）明清时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到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那里，有了一个飞跃。黄宗羲在《明夷待访 录》中提出 “民主君客”论和“万民忧乐”论。顾炎武提出了一系列抑止君主专权的设想，他认为，矫正极端君主专制的有效措施乃是分权，为此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之中”[15]的著名论断。

综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中，民本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和正统地位。但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因为统治阶级认识到重视人民群众具有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作用而产生的，它是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一种统治权术，实际上仍是“君本”思想，其本质目的是维护君主的地位。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严格说来，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二、群众路线

十八大报告指出：围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这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举措。

(一)群众路线及其理论基础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确立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6]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主体就是人民群众。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中最主导的力量是劳动者，人民群众是劳动者的主体，所以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共产党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 [17]

（二）群众路线思想的确立及其主要内容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之一。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就是在党的群众工作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27年，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赞扬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18]在创建了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后，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指出，红军“是为了宣传群、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19]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成熟期，他在《论持久战》中深刻地阐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20]在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1945年党的七大政 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至此，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已经成为十分完备的理论。最终在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同时，确立了党的群众路线。

简单地说，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总之,纵观我党的革命实践, 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实现人民群众获得自身的利益的革命实践。” [21]

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第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三）群众路线的现实意义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无论在什么时期，人民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推动、和贡献。民生问题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切实的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要把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最前面，努力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满足群众的要求，才能更有效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社会建设奉献更多力量。

其次，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民主政治建设得以加强。经常广泛的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使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这样能够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少走弯路。同时，和谐社会的建设也离不开民主政治的保障，而群众路线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最后，减少腐败现象，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的联系。脱离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大危险，要彻底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就必须抓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群众路线，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杜绝腐败现象，加强党风建设，有利于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群众路线对传统民本思想继承与超越

（一）群众路线与传统民本思想的相通性

群众路线与传统民本思想有一定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体现在：两者都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力量，体现了人文关怀。密切联系群众的执政理念，将民本思想中的进步、合理成分进行了改造，实现了民本思想的超越和升华。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找 到很多与民本思想有关的格言，如：“民，事之本也”[22]；“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23]；“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于正。”[24]等等，无不折射出了对“民”的重视和敬畏。而群众路线更是体现着对人民群众的重视，把密切联系群众纳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民本思想中的人民性、民主性内容被传承和发扬。

（二）群众路线对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

有人说群众路线就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这种认识不科学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本质上说，群众路线就是要执政为民，代表人民群众，为人民谋利益。这种以人民为本位的观念，既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发展、升华，从根本上超越了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加以辩证地扬弃的产物。”[25]

首先，实施主体与客体的变化。传统民本思想的实施主体是统治阶级，他们执掌国家政权，掌控国家暴力机器，对奴隶、平民进行统治，阶级矛盾始终是存在的。传统的民本思想中的“民”是与“君”“官”相对应的，是属于“君”的子民，处于被统治地位，在社会发展中不具有主体性。群众路线的实施主体是党，党领导广大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群众路线中的人民群众则是国家的主人，具有主体性。

其次，实践上的超越。传统民本思想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思想层面，在实践上有所欠缺。群众路线的实施主体是党，实施客体是群众。党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依靠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然后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最后，最终目标上的超越。传统的民本思想以肯定和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目的是巩固皇权。统治阶级把民本作为全面论证君主制度合理性、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以制造顺民、培养忠君思想的愚民工具和手段。“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邦国的治理，而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解放。”[26]而群众路线则是要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在弘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践行群众路线

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是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产生的，但也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的认识和重视，为后来的群众路线提供了借鉴。只有在贯彻群众路线中融入文化的成分，借助文化的力量，才能把群众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有效。我们在践行群众路线中要重视发挥传统民本观念的作用，借鉴弘扬传统的民本思想，古为今用，利用传统民本思想重民、贵民、安民、恤民、忧民、亲民、爱民的理念，一切为群众着想，重视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一个更适宜人们生活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尚书·五子之歌》 [2] 《春秋榖粱传·桓公十四年》 [3] 《史记·管晏列传第二》 [4] 《管子·牧民》 [5] 《老子》 [6] 《孟子·尽心下》 [7] 《荀子·大略》 [8] 《荀子·哀公》 [9] 《春秋繁露》 [10] 《新书·大政上》 [11] 《潜夫论》

[12]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13] 《宋景文公笔记》 [14] 《诣匦疏》 [15] 《郡县论》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18][19]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 张林冰.论民本思想及其价值[J].文史资料，2006,9月下旬刊 [22] 《晏子春秋》 [23] 《四书集注》 [24] 《慎言》

[25][26] 何中华.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几点思考[J].理论学刊.，2013，9

第二篇：5月思想汇报：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为人民服务

5月思想汇报：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为人

民服务

敬爱的党组织:

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民本是“以民为本”的缩语。早在商、周之际，中国便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夏、商统治的覆亡，使商、周统治者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从而形成“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等治国思想。至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墨家、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等一系列命题，汇成一股激昂奔腾的思想大潮。如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3到了孟子，就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论和方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君王应该：“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荀子：“天之生命，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像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

民众的主体性在形式上得到一定的重视，生产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透过这些民本思想现象的背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本思想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并且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它的实质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来服务于私人目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就深刻的体现了这种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总结和继承，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如何批判地总结和继承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了进一步阐述，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唯物辩证法，毛泽东从古代民本思想中吸取了大量人民性、民主性精华，并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加以扬弃和综合创新，把中国民本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常说，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充分重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本思想得到了真实而充分的体现。共产党人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己任，以共产主义——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共同体的实现为最终目标。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以民为本，其实质是为人民服务，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这就和传统的民本思想完全区别开了。与传统那种形式上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性的民本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民本观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领导的最高标准，并在领导实践中切实为人民造福，率领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是无产阶级领导活动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一切领导工作的根本宗旨。

汇报人：

XX年5月29日

第三篇：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

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

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

.2005-11-9 贾丹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现代的以民为本,都是以“民”为立足点而提出的。“民”的提法即不同于“官”,又有别于“人”。首先,“民”是与“官”相对的概念,在使用“民”的场合,往往是指由于分工的存在,人被区分为不同的群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即“官”与“民”。因而,“民本”的提法本身就默认整个社会可以划分为“民”与“官”两个群体。“民本”是从统治者的立场提出的,其出发点是“官”怎样处理好“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另外,“民”不等于“人”,在使用“人”的场合,往往是相对于“物”以及普遍人性而言的。因而,“民本”不同于“人本”,人本思想强调从人本身出发,研究人的本质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本思想的最终诉求是在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中应该以人的地位为首,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每个人的平等地位。

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对“民”的认识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本文在简要梳理古今民本思想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的以民为本思想,力图探求两种思想的共同点与根本区别之所在。

一、传统民本思想到现代以民为本的发展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产生根源与发展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根本的政治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精髓的体现。

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产生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首先,中国传统的经济条件是民本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社会经济是以农为本的小农经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自给自足,不存在明确的社会分工。分工程度的弱化明显地降低了人对人的依赖程度,造成了社会上单独的个体对整个社会状况的影响并不明显。所以单个的民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民只有作为一个与君相对的整体,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从社会心理基础来看,中国自古的民众就缺乏个体意识,存在着对君主的依附心理。在中国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众在社会等级序列中处于最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君主的思想依附性,根本谈不上个体人的意识和行为,他们的思想观念是由君主来规定的,他们的一切必须听凭君主来为自己作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至西周时期,当时的领导者已开始从桀、纣的亡国以及现实的斗争中,初步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和“敬德保民”(《尚书·康诰》),开始重视民的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民众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显示出来。孔子较早地提出了重民、富民思想,他说:“足民足食,民信之矣。”(《论语》)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本思想体系。至于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著名比喻,更是集中反映了“民本”的思想。汉唐时期,民为邦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西汉思想家贾谊吸取秦亡教训,提出“民者,万世之本”的思想(《新书·大政》),唐太宗李世民总结隋亡教训,悟出必须做到“国以民为本”。明清时期,民本思想更加完善,王夫之宣称:“人无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泰誓上》),对民众的力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其民本哲学思想有鲜明的民主因素。

(二)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形成 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国历经近三千年的历史,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之中。直至20世纪初期,现代民本思想才在中国得以产生与发展。

现代民本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又与其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现代民本思想是立足于分工明确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以现代民主思想为基本前提,其主旨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就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言,从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思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都是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指出: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特殊的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都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度统一起来,充分展示了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目的的深刻的价值内涵,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的具体落实。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三个代表”的本质就在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强调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手段,归根到底正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终都是为了体现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上台执政以后,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民为本的重要思想,充分展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以民为本和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境界。在当下中国,我们党适时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要坚持以民为本,始终紧紧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根本要求,紧密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搞建设、谋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顺应历史发展变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它既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近目的和利益”,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来”利益。它完全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进入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努力实现人民群众期盼社会稳定、和谐的愿望。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主义才能充满活力。

二、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共同点

(一)两者都重视民众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了“仁政”思想。他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孔子家语》)因此,他一再申述“仁者爱人”的政治观点,要求统治者要废除“苛政”,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以“舟”与“水”的关系作比,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仁者爱人”的重要性,“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孟子从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中,认识到庶民对于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观点,强调了民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绝尔也。”(《孟子·离娄上》)汉初贾谊则提出“民为政本”的主张:“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

邓小平也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他说:“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江泽民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江泽民反复告诫全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新一届领导集体深知人民的重要,深谙以民为本的为政之道思想。胡锦涛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二)两者都是对“官”提出的要求

无论是民本思想还是以民为本,都以承认社会存在着“官”与“民”的群体性划分为前提,而且“民本”的提法本身就是对“官”提出的要求。传统民本主义者所看重的是统治者的“德”,而非民众的自主性。为此,它对君主和官吏的道德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民本思想所塑造的最理想人物就是“明君”和“清官”,旨在通过对君主和官吏品德人格的塑造来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行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了领导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邓小平说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泽民也反更强调:每个党员和干部都要“时刻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倾向”,强调“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绝不能高居群众之上,而要始终置身群众之中,时刻心系群众”。

新一届领导集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解决好为谁掌权、怎样掌权的问题。胡锦涛强调指出:“只有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决不能用来谋取私利,才能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廉洁从政,使我们的工作符合群众的要求,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公仆意识,不断增强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名利。”

(三)两者都是为了富民

在中国传统民本观看来,“民以食为天”,民本思想主要着眼于民生问题,重视民生问题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特点和内容。民为本,而固本首当富民,民富则安,民贫则乱,先要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这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为了维系民心,统治者要推行仁政,藏富于民,使人民“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墨子指出:“民之所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兆乐》)如果到了民众不能生存的地步,政权便不会巩固。

富民,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集中体现,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标志。党的三代领导人既继承了传统的“富民”思想,而且克服了其虚伪性和空想性,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实行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富民之路。毛泽东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富裕幸福是邓小平所关注的两大根本问题。邓小平把实现人民生活的富裕作为最终目标和理想,并且把“富民、利民”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本质的高度。从“三个有利于”标准看,“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其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根本标准之一,正如邓小平所说:“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了,这是最大的事情”。

江泽民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上述思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践行“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江泽民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胡锦涛对现阶段的最主要任务和最主要目标作了明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向党的最终目标前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针对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较大等特殊国情,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和代际结构的和谐。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三、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本质区别

从传统的民本思维到现代的民本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对“民”的认识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的以民为本思想是“官”基于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来看待“民”的作用,处理“官”与“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传统的民本思想纯粹是一种子民哲学,统治者“爱民”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牧民”,他们所采取的一切利民措施其最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现代的以民为本思想以现代的民主思想为前提,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目的地位与主体作用的肯定,把尊重人,解放人、为了人和塑造人的价值取向落实到社会实践中,要求人们在分析、思考、解决一切问题时,要确立起人的尺度。在现代的民本思想中,民不再是祈求帝王的恩赐,而是把自己当成了社会的主人。

(一)两者都注重民众的作用,但其目的不同

传统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为民作主,而非由民作主,君主“爱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牧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民本思想是一种子民哲学思想。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开明政治家既承认民为国本,又讲君为民主。孟子在讲“民贵君轻”的同时,又说“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荀子舟水之喻的民本思想是很深刻的,但荀子民本论的工具性思想同样也很突出,他说:“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之所以要重民、爱民,其目的是要使民众“为己用,为己死”。一个“用”字突出表明了传统民本观的工具性特征:民并非君本意义上的“本”,民不过是工具;爱民是为了用民,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而并非是真正置民于君之上,以民本否定君本。

现代以民为本思想改变了民本思想的“民为仆”的局面,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了人民的解放。以民为本思想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提出的,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有选择自己的领导的权力,并对其进行监督,从而实现自己对自己的领导。人民群众应该拥有绝对、最高的权力,其他一切权力都是从中派生出来,并为之服务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他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二)实现利益的主体

不同在中国古代,官与民是两个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传统民本思想下,统治阶级所采取的一切利民措施其最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者自身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民本”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治国方略,与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是两回事。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众的需要和利益作为发政施治之准则,但其前提是等级制度的存在,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其实质不是否定君主专制,而是“得民”以达“治民”、“牧民”,最终实现统治者的利益。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以及一些封建帝王从不同的政治变动中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统治者只有获得了人民的拥护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统治者要关心民众疾苦,保护人民利益,否则就会失去民心,最终丧失对民众的统治权。

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主旨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民众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首先,领导者不是独立于民众之上的的群体,领导者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尽全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特别是要着眼于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毛泽东同志曾一再告诫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其次,领导者与人民群众是同一利益的主体,两个群体的利益是共同的。每一位领导者都来自于群众,都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领导者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领导者的利益寓于人民群众、国家利益之中,只有将个人利益融入人民利益之中,才能最终从根本上实现个人利益,领导者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是为了实现民众的利益。领导者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领导者的领导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主导自己。

(三)“官”与“民”的群体性划分的实质不同。

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并且等级界限具有不可逾越的特性。官与民是两个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人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等级,其中最重要就是君、臣与民的等级划分。在三个等级中,君王高高在上,不能与百姓混同,不能与臣民平起平坐;臣通过君主专制制度也拥有了统治民众的权力,成为君主统治社会的工具;而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只能俯首称奴,成为君主统治的对象。在中国古代社会,三个等级之间的界限是不能轻易被逾越的,君与民是对立的两极,君不是民中的一员,而是在民之上的一个社会主体。传统民本思想所要求的只是君主身在高位要念及百姓,施惠于臣民,绝不存在给人民大众以主权的意图。传统民本观所包含的群体界限的不可逾越性决定了民本思想的利益主体是统治者,民本思想的提出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实现统治者的最终利益。

现代以民为本思想下,虽然也存在着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群体性划分,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有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人民群众也有一个自觉服从领导的问题。但是这种领导与服从根本不同于君王与臣民之间的那种统治与服从关系。社会不再存在不可逾越的等级划分,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两个群体之间的成员是互通的,优秀的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成为社会的组织者、领导者。以民为本思想下的领导者不是一个独立于群众之上的群体,不是一个特权集团对人民的统治,领导者与群众的区别只是一种工作上的分工的不同。各级领导干部来自人民,又是人民的公仆,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领导者的领导权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服务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正是现代以民为本思想的本质和特征。

贾丹,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理工大学讲师

第四篇：2011年5月思想汇报《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为人民服务》

敬爱的党组织:

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民本是“以民为本”的缩语。早在商、周之际，中国便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夏、商统治的覆亡，使商、周统治者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从而形成“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等治国思想。至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墨家、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等一系列命题，汇成一股激昂奔腾的思想大潮。如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3到了孟子，就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论和方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

君王应该：“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荀子：“天之生命，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像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

民众的主体性在形式上得到一定的重视，生产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透过这些民本思想现象的背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本思想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并且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它的实质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民众来服务于私人目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就深刻的体现了这种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总结和继承，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如何批判地总结和继承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了进一步阐述，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唯物辩证法，毛泽东从古代民本思想中吸取了大量人民性、民主性精华，并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加以扬弃和综合创新，把中国民本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常说，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充分重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之源。中国***自执政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本思想得到了真实而充分的体现。***人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己任，以****——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共同体的实现为最终目标。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以民为本，其实质是为人民服务，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这就和传统的民本思想完全区别开了。与传统那种形式上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性的民本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民本观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领导的最高标准，并在领导实践中切实为人民造福，率领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是无产阶级领导活动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一切领导工作的根本宗旨。

汇报人：思想汇报网

2011年5月29日

第五篇：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懈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二者在时间上又是最为接近的，因此这两个理论成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二者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许多人未能充分注意到这种联系。我认为，二者之间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是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为核心展开自己的论述；所不同的是，前者从历史发展规律和党的历史使命出发论述了这一任务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后者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现实需要和党的工作要求出发论述了这一任务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如果说，前一成果为后一成果的提出打开了思想上的空间，那么，后一成果则为前一成果的落实提供了行动指南。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终胜利。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得出的结论。

自从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无数共产党人就在探索开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探索也就是使社会主义不断摆脱空想成分向客观规律接近的认识过程。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得以脚踏实地地向前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

社会主义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而现实社会中却出现了雇佣劳动和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主义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而现实社会中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社会阶层发生了新变化，人民群众中间出现了利益差异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人民内部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否会发生变化，中国社会是否会产生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把全国人民的意志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仅仅用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样的现成答案，已经无法解答了，必须有更进一步的理论阐释。理论必须严密而彻底，才能有思想上的说服力和道义上的感召力，也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执行。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问题成为当代共产党人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恰恰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个前后衔接、相互补充的理论体系。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对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分析，重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所应具有的先进性，进而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理解，坚定了我们党通过改革和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信念和信心。

江泽民曾经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而“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就成为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我们党的先进性在执政之前主要表现在打碎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在执政之后则应主要表现为运用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江泽民根据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始终做到这“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对现阶段共产党先进性的全新阐释。这个阐释全面完整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包含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其中，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先进文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目的。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这一重要思想，通过对共产党先进性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为实现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十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始终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解决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进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许多曲折，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尚未来得及从理论上阐释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锋队作用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变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明确地把共产党的先进性要求，由对未来某种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拓展为对社会前进动力的追求；使得我们党得以在坚持远大理想的同时，更加切实地把当前的奋斗目标从建设某种固定的社会模式，转变为建设一个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系统。这对于我们克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普遍存在的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片面求纯求快的绝对化和急性病，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概念中理想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还有许多差距，但只要我们党能够推进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引导中国先进文化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进而最终通过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方式、发展的方式逐步加以解决，不能照搬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不能超越时代、急于求成。

从共产党的先进性问题出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起来，把长期奋斗目标与现实任务统一起来，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由理想主义追求向现实道路探索的转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先进性问题入手，通过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指明了一条立足当前、脚踏实地，不断迈向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可行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党绝不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这既是我们最终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们现实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政治保证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在当前的最低纲领，不断实践“三个代表”，为实现最高纲领，不断添砖加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党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持通过改革和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展克服前进中的问题，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开辟了思想理论上的新境界、新空间。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分析，重新阐述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所具有的代表性，进而深化了我们对于人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为“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开辟了理论源泉。

江泽民曾经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37页。，“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人数下降，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各阶层群众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与各阶层群众具体利益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如何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我们党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生死斗争，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高度一致，我们党更多地强调工农大众的阶级利益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但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党不能不对各阶层人民的具体利益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进行更加明确的表述。江泽民指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一论述，强调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也承认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坚持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实质上就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同时也强调要适当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而既避免了把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简单等同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也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虚伪的“全民党”理论划清了界限，既坚持了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又扩大了我们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最大多数人利益与最广泛的各阶层利益的有机统一。这样，我们党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真正实现了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人民利益问题的论述，从党的代表性问题入手，为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总体利益与个别利益的关系打开了思维的空间，使我们党能够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基础上，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在现阶段如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从而也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标，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思想的形成开辟了理论源泉。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这既是当前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催生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依据。

江泽民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同时特别强调，要“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就充分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求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全面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是使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均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就是我们党在21世纪前20年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就强调要“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他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体目标，并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全面，已经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胡锦涛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曾反复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确立科学发展观，对于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这两个重要理论成果，是相互衔接、紧密相连的。前者为后者的理论先河，后者是前者在实践中的深化和发展。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关于逐步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关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关于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关于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这些也都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起了理论先导作用，而科学发展观则为我们党在现阶段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找到了抓手和突破口。科学发展观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把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统一为一个整体，确立在中国通过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正确途径，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党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结合起来，把领导科学发展作为体现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从而也为推进执政党的建设找到了一个新的着力点。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科学发展观通过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根据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内涵的研究可以看出，从“执政为民”到“以人为本”，是一条贯穿这两大理论成果的主线。“与时俱进”则是这两大理论成果相继诞生、相辅相成的动力源泉。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先后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解决了前一问题，后一问题就突出出来；而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恰恰又是对前一问题的补充。由此也可看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发展，我们的理论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江泽民曾经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关键，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理解、贯彻、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

（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