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中国法治报告：群体性事件资料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诱因及其应对
本报告收集了中国10年来公开途径可获取的群体性事件信息，通过统计、比对，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规模、特点、诱因，研究了群体性事件所暴露的国家法治发展、政府管理、纠纷化解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其成因复杂多样，影响面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更对政府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全面分析中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引发因素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根据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对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发生在中国境内、规模在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统计、分析，本报告着重研究其特点及法律应对。
一 调研概况
群体性事件往往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由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群体的多数人参与，以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等为目的。考虑到在当前阶段，参与者达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且一些地方将100人作为评价群体性事件严重程度的分界线，项目组将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
本次调研所采集的数据均来自中国境内正式出版发行的纸质媒体以及拥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网络媒体（统计仅含上述网站的新闻报道板块，微博、博客、论坛和评论等板块中的群体性事件信息不作统计）的报道。项目组通过逐条检索媒体报道的方式，统计了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发生在中国境内的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
由于无法通过逐条阅读的方式统计群体性事件数量，为尽可能全面统计相 关事件，项目组采取了“规模关键词+性质关键词”的方式进行检索。其中，界定规模的关键词包括：聚集、聚众、不明真相的群众、大规模、大批，百、上百、百余、数百，千、上千、千余、数千，万、万余、上万、数万；亦可检索00（表示三位数以上）。界定性质的关键词包括：抗议、骚乱、罢工、请愿、上访、游行、静坐、示威、讨薪、冲突、斗殴、械斗、罢课、医闹、堵路、围堵、围攻、打砸、抗议、维权、群殴、流血、抗法、暴力、罢市、拆迁、环保、征地、城管、警察、袭警、下跪、自焚、聚众、集会。
通过上述方法，课题组共检索到群体性事件3145起，其中，有1018起来自纸质媒体（含对应的电子报媒体），有2127起来自网络媒体，两者结果无交叉。其中，检索到结果但网页无法打开或内容无法下载的28起，规模数量描述不清、无法判断是否为百人以上的856起，百人以下的1390起，百人以上的871起。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使用了上述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的搜索结果仍然可能存在遗漏，因此本报告使用的数据仅是基于上述关键词搜索到的结果，且可能是不完全的结果。本文只就通过上述方法搜索到的参与者在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其理由有二，一是群体性事件经媒体报道说明该事件具有一定的严重性和代表性，二是媒体报道本身对社会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二
10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概况
（一）参与人数在100~1000人的群体性事件居多
据此次调研所获取的样本，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中国境内发生的871起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规模在100人至1000人的有590起，占677%；参与者规模在1001人至10000人的有271起，占311%；参与者规模在10001人及以上的有10起，占11%。有36起群体性事件造成总计至少79人丧生。估计有220万以上的人员参与群体性事件。
（二）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
据此次调研所获取的样本，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在871件10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中分别占187%、197%、240%。
（三）群体性事件呈现一定的地域性
从空间上看，华南地区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区，发生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319起；华东地区居第二位，发生189起群体性事件；西南地区居第三位，发生118起群体性事件。其中，广东居全国之首，占307%，其次为四川，占62%。
（四）维权类群体性事件居多
根据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项目组将其划分为维权、泄愤、纠纷以及混合类。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在于有统一、明确的利益诉求。泄愤类群体性事件由个别冲突引发，在事件中利益诉求不明确、不统一，主要是表达、发泄情绪。纠纷类群体性事件则是指械斗、群架等公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事件。混合类群体性事件指的是随着事件的进展，性质发生了改变，如从维权转化为泄愤。根据本次获取的样本，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最多，占55%之多；其次是混合类群体性事件，占约37%。
（五）部分群体性事件具有组织化倾向
“组织”的有无，是判断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参数，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应引起高度重视。根据此次可得数据的统计，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占大多数，占816%。根据组织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级别：Ⅰ级为有事先谋划，确定分工和行动目标；Ⅱ级为在I级基础上印发传单或标语，意图极力扩大事件影响；Ⅲ级为有固定领导人和行动纲领，诉求表达高度系统化。871件群体性事件中，Ⅰ级有组织群体性事件有428件，占491%；Ⅱ级有组织群体性事件213起，占245%；Ⅲ级群体性事件70件，占8%。
（六）部分群体性事件具有反复性
群体性事件是一次性得到解决还是经历多次反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部门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和水平。从可得样本的统计看，2/3左右的群体性事件经处理后未再发生反复，但仍有近12%的群体性事件反复2次或2次以上。这也表明，政府部门的应对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主体及其表现形式
（一）平等主体间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多数
根据群体性事件矛盾双方的身份，可以将其分为：公民与公民间的矛盾，公民与社会组织（如企业、学校、村居等基层自治组织）的矛盾，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公民与政府或官员间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如国内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军民矛盾等）。从此次调研可得的数据看，因平等主体间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多数，有476起，占546%，因公民等与政府或官员之间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383起，占440%。
（二）不同主体间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
首先，因公民间矛盾或者公民与社会组织间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数表现为集会、游行、罢工、示威、上访。
但在因公民间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事件最终表现形式为集会、游行、罢工、示威、上访的，占544%；在全过程中发生了打、砸、抢等暴力冲突的占246%，其中有三起造成了5人死亡。可见公民间矛盾同样较易引发社会暴力事件。
其次，在387起因公民与社会组织间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有284起最终发展为集会、游行、罢工、示威、上访，占此类事件的734%，成为公 民与社会组织矛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再次，因社会组织间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极易引发暴力事件。32起此类群体性事件中，有25起产生了打、砸、抢等暴力冲突，比例高达781%。
最后，因公民与政府或官员间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有119起引发了集会、游行、罢工、示威、上访，占311%；有139起引发了围堵占道等严重破坏公共秩序的事件，占363%；有125起引发了暴力冲突，占326%。这表明，因公民与政府或官员间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更明显，应引起特别关注。
四 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一）总体情况
据此次调研所获取的样本，导致10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众多，居前列的有：劳资纠纷267起，占3065%；执法不当174起，占1998%；拆迁征地97起，占1114%。而环境污染是导致万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所有万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占50%；劳资纠纷是导致千人至万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此类群体性事件中占3653%。
（二）公民间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
在公民间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中，由交通肇事引发群众公愤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比例较高，占439%。其中肇事者尤其是豪车车主肇事和交通逃逸导致市民公愤是引发公民间矛盾及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如2011年四川乐山“7·25”围观群众砸坏豪车事件；其次是出租车司机、大巴司机与无合法运营资格的黑车司机发生的经营冲突，以及商户与房东的经营冲突，通过围堵、堵路、罢工、罢运等方式维权。
（三）公民与社会组织间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 从可得的数据看，劳资纠纷是当前公民与社会组织矛盾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矛盾最集中和最尖锐的方面，共267起，占69%。劳资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企业改制导致的下岗问题和职工安置问题，企业拖欠员工工资严重和工资水平过低的问题，以及企业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侵犯员工合法权益问题。其次是消费者与经营者间发生的消费纠纷，共33起，占85%，其中26起是购房者与房产公司/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列第三的是资源分配纠纷，共21起，占54%，主要有村民与附近景点的纠纷，村民与外来开矿企业的纠纷以及村民与道路开发商的纠纷。
（四）社会组织间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
在社会组织间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因乡村间纠纷引发的事件较多，占469%；其次是因企业经营中的利益纠葛引发的事件，占438%。
（五）公民与政府间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
在公民与政府间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执法不当和拆迁征地是主要原因。其中，因执法不当引发的事件有174起，占454%；因拆迁征地引发的事件有83起，占217%；因信访维权引发的事件有52起，占136%。在执法不当中，警察执法不当指警察在治安案件中执法不当，不含交警进行交通管理和执法活动。处于第一位，其次是城管执法不当，多部门执法不当指在执法过程中，公民与多个执法部门发生冲突，或公民与一个执法部门发生冲突后，其他执法部门也加入冲突的情况。和交通执法不当并列位居第三。可见，公权力运行的不规范也是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五 群体性事件所暴露的问题
（一）用法治思维化解纠纷的环境远未形成
虽然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法治思维和法治环境还远没有形成，法治权威尚未真正树立。特别是，一些事件发生后，个别部门不依法办事的做法更进一步破坏了政府公信力，也使多年来的普法宣传教育成效受损。人们对法治的敬畏远不及对权力的敬畏，信访不信法、“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闹得越大越有助于解决问题”、法不责众等的思维，不仅在普通公众心目中大有市场，甚至连不少公职人员也习以为常。可以说，在用法治思维化解纠纷的环境没有真正形成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大量纠纷因模仿效应而走向群体性事件。
（二）现行法律对群体性事件侧重应对而忽视预防
应对群体性事件涉及事前预防、现场处置和司法救济等诸多问题。多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信访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刑法》等法律以及2000年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法规规章在内的法律体系，基本确立了党委、政府领导下多部门协调配合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但从法律法规规定及工作机制看，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仍以事后应对为主，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普遍是以公安机关作为解决问题的主导机构。不可否认，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不能缺少公安机关的参与，尤其在现场处置阶段，因矛盾激化难免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介入不可或缺。但是，群体性事件大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需要从根源上寻求内部矛盾的解决。
（三）行政执法失范问题亟待解决
根据可获取的数据，可以发现，行政执法不规范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或者间接原因。一方面，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公权力时，未依法用权，存在权力滥用、不规范执法等问题，使公众与相关部门之间产生纠纷，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对经济社会管理存在缺位，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无视甚至放任违法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进而导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发展为危害社会稳定、破坏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事实证明，“懒政”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众多原因中居首位的劳资纠纷，往往源于政府平时怠于行使监管义务或者不作为，导致劳动者不得不采取极端举措。
（四）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效果不理想
从调研获取的数据看，有相当部分的群体性事件起因于相关的政府决策，如因环境保护、征地拆迁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都或多或少与公众参与效果不理想有关系。如发生在一些地方的PX事件，当地政府往往都出于发展当地经济的良好初衷，且已经履行了行政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甚至当地都有社会风险评估机制，但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管理与尊重公众意愿的关系，缺乏与公众的有效沟通，对公众诉求不能及时作出有效回应，引发公众不满，甚至酿成严重的后果。
（五）纠纷化解和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
从此次调研获取的数据看，相当一部分群体性事件起因于普通的纠纷，如租金上涨、交通肇事、打架及处罚争议，但由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等纠纷化解渠道不够畅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最终只能通过群体性事件等渠道寻找出路。急剧的社会转型直接导致各类群体诉求的空前膨胀，社会弱势群体没有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也是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群体性事件处理方面的透明度有待提升
从本次调研过程和结果看，当前群体性事件信息的公开程度还不理想。首先，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绝不止于项目组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的数据，此外，从微博、博客、论坛和评论等板块中获得的群体性事件线索，大部分不能从公开渠道得到确认。其次，国家当前还缺乏对群体性事件进行详细统计分析和发布的机制。究其原因，不排除当前各级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回避和对其负面影响的恐慌心理。但实践证明，信息不透明往往导致谣言满天飞、党政机关公信力下降，对社会管理造成的危害更大。
六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建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组合，利益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群体性事件将处于高发期。有效应对当前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对群体性事件无须谈虎色变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并处于社会转型期，发生一些纠纷，甚至出现一些群体性事件在所难免，关键在于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和处置，捂着、盖着的鸵鸟心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上到国家，下到百姓，都无须谈群体性事件而色变，而应以冷静的心态，找准症结，并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社会治理中，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提高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二）提升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过程的透明度
信息公开是掌握舆论导向、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手段。群体性事件与谣言可谓孪生子，如瓮安事件，因此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途径。政府能否做到信息公开，保持信息畅通，对于应对群体性事件 最为关键。如果政府在事件发生的初期就迅速公布相关信息以及应对方案，一方面能体现政府处理事件的决心与信心，赢得人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可以平息公众的情绪与猜测，使公众积极配合政府及时处理问题。因此，建议将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的信息公开作为未来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领域，并在未来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开义务、公开时限等。
（三）进一步规范公权力运行
公权力依法规范运行，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也是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环节。首先，应建立健全公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明确公权力的界限、行使方式，进一步推动公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加强对违法用权的问责追责。其次，需进一步落实现行法律法规对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要求，防范监管缺位，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尤其是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创新管理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违法行为。最后，应尊重公众意愿，拓宽公众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渠道，充分听取和积极回应公众诉求。
（四）树立用法治思维化解纠纷的思路和工作模式
法治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最权威的方式，是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不二法门。应彻底杜绝任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以钱替法、以领导意志取代法治的错误做法，所有纠纷都应依据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并明确其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因当事人的身份、处境等给予其不当的待遇。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要依法办事，将法治作为行使权力和解决问题的最终依据和最低要求，对破坏法治的单位和个人则应当从严追责。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树立法治的权威，并引导公众依法表达诉求、依法解决问题。
（五）加强社会风险评估与防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对群体性事件，不仅要针对重大决策行为，还要针对日常管理活动，建立有效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预判和防范机制。构建预警及时、信息精准、预控有效、超前工作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体系，核心是建立全面客观的群体性事件监控统计分析机制。在“大数据”基础上，科学准确地反映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摸清群体性事件的产生规律和爆发前的信号特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预警、早化解。
（六）完善多元化有效化解纠纷和表达诉求的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只有诉求得到有效表达，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矛盾才能得到真正化解，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才能被彻底消除。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各级政府应建立健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机制，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最大限度地预防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恶化。此外，应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进一步培育现代公民的参政意识和民主意识，畅通渠道，注重回应，引导和推动公民按照合理方式、正常渠道和合法程序来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七）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
根据调研组的统计，约55%的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与维权相关，可见，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是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维稳必须以维护好公众合法权益为前提，解决好其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使其合法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和有效维护，这样势必会减少维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目标。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
■事发经过■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区部分出租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车的顶灯和顶盖被敲打，出租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给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妥善有效处置。3日下午开始，市区内出租车陆续恢复营运；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区出租车基本恢复正常营运，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区的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营运。
■停运原因■
崔坚表示，引发这次出租车停运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今年以来，全市32家出租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每日增收管理费（也就是“份儿钱”）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将增加驾驶员负担2万元以上，从而减少了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其次，出租车驾驶员认为出租车起步价等较低；
第三，是出租车加气难，等时过长；
第四，“黑车”非法营运，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
■处置措施■
停运事情发生后，市委书记***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各种原因，提出了处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处置意见。
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王鸿举市长正在国外考察）、副市长刘学普、凌月明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市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责成市交通、市经委、市公安、市物价等相关部门形成快速处置方案，与运营企业及出租车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置措施，从五个方面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置：一是全力做好停运期间的运输保障。及时加强对停运期间主城区客流情况的监控，重点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车发车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较大的主干线路，投入部分机动运力保障市民顺利出行；二是立即纠正各出租车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费的错误做法，将管理费标准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也表示坚决拥护市政府提出的这一解决措施，承诺对出租汽车免除当天管理费、承担车辆毁损维修费用等多项举措，积极做好驾驶员的引导和鼓励工作；
三是经与国家天然气有关部门协调，从11月4日起，重庆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的供气量，以缓解“加气难”问题；
四是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继续保持打击“黑车”的高压态势，规范出租车经营环境和营运秩序，切实保障合法经营者利益；
五是加强监管，在主城区统一设置了25个交通执法点，对阻挠正常营运的不法分子予以打击，抓获了部分击打出租车顶灯和顶盖的不法分子，及时进行教育训诫。/
5四个配套举措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崔坚说，尽管事情已经平息，但为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市政府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确保出租车公司已经作出的承诺兑现到位，减轻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
二是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
三是对现行的出租车营运体制进行调研，推进运营体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发生，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说起周久耕事件，我们觉得这和一些网友关注周久耕的所做所为、对他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是分不开的，所以还要感谢我们的网友。”徐安表示。他认为：网民对一些腐败的官员、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的事情进行监督，也表明群众法制意识、监督意识日益提高，“这是个好事”。
但徐安同时强调：“作为我们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查处案件比较依据事实，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够仅凭网上的一些议论、一些传闻，就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就信以为真，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他介绍，“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网友的监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纪委启动了党内监督的程序，调查发现了他的违纪问题，又移交给检察院。检察机关经调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证据，最后确认他受贿、贪污一百多万。“依据这个事实、证据，我们才对他进行判刑。起诉书上写的那些事实，并不都是网友们议论的，网友并不了解这些。”
“所以，网络舆论监督还需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比如说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都建立了网上举报的网站，也希望网友们有线索和有需要投诉的问题，通过网络进行专门反映。”徐安表示。[
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阻挡，或作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颇。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如果纪检监察机关仅为树立“严查快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洪水猛兽”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监督年”，由网络监督引发的反腐倡廉热点事件不断曝光，网络对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发挥了其他监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样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可以为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部门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监督线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动职能部门积极作为，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
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如何应对“仇贪仇腐”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在网络曝光后，由于情节恶劣或当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网民群情激愤、反响强烈，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舆论讨伐的高潮，从而引发网络监督热点事件。在涉及热点的跟帖、评论中，除了大量的举报线索和意见建议外，也夹杂着一些偏激的言论、极端的观点甚至是恶意的诽谤。如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占了上风，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舆论监督就有可能演变成非正常的群体舆论暴力。
对网络监督热点事件，既不能“避、拖、捂、护”，迟迟不予正面回应；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听风就是雨，先入为主，草率表态，随意定性，放弃冷静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严格执行程序，依法办事。妥善应对网络监督热点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贪仇腐”的激愤情绪，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违背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甚至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周久耕事件”发生后，面对网民激愤的情绪和质疑，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严格按照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规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职的组织措施，进而立案调查、“双开”，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严格依纪依法办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处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一致认可。一些专家认为，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以“不隐瞒”应对“山寨”信息
处置网络监督热点事件，争取时间极为重要。网络舆情出现异常苗头后，纪检监察机关要与组织、宣传、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被曝光后，引来大量的跟帖和热议，网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将一些“山寨”信息发到网上，往往使问题愈发扑朔迷离，更加激起其他网民对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这种情况下，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组织力量核查，及时查明真相。只有不隐不瞒、实事求是地还原真相，让网民得到真实、透明的信息反馈，才能止住不实传言，获得理解和认同，避免节外生枝和事态恶化。
网络披露的问题往往错综复杂，并参杂着较多的感性成分，对当事人所涉问题的定性处理尺度很难把握，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纪检监察机关把政策性、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违纪性质，综合考虑违纪情节、违纪后果和认错态度，作出恰当处理。对“周久耕事件”的处理，如果当时纪检监察机关仅仅为了树立所谓“严查快处”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本人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提升网络举报平台公信力
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这么高的比例，除了网络监督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现有网络举报在内的各种举报，还存在渠道不畅、效率不高和处理不规范等情况，各职能部门要提升网络举报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网络举报平台的特殊优势得到切实发挥。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2002年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网络举报，并不断拓宽和完善网络举报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纪检监察外网设置了“信访举报信箱”、“纪委书记信箱”和“监察局长信箱”三个网络举报平台。“周久耕事件”中，在网络对其贵烟名表进行热炒的同时，很多群众也通过网络举报信箱提供了大量具体线索，为我们快速查清周的违纪违法事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网络监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网络监督目前缺乏法律规制，网民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网络监督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其大众化和匿名性的特点，在监督权力行使主体、揭露腐败现象的同时，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传播，甚至侵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因此，网络监督走向成熟理性，还有一个过程。
越是正义的行为，越要秉承节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径去履行监督权利和职责。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明确网络监督的基本原则，网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证等等。通过制度规范网络监督，保证网络监督在法制化轨道上健康发展。（本报记者马昌博、鞠靖摘编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处理：交通运输部党组2008年11月3日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经初步调查，针对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待问题查清后，按照有关规定再进行严肃处理。教训
根据交通运输部、深圳市联合调查组和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兼纪检组长、副局长林嘉祥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酒后在公共场合言辞不当，行为不检，社会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给予林嘉祥撤销原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并发出《关于林嘉祥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部党组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说明，当前交通运输系统个别领导干部作风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党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要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查找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扎实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部党组指出，必须进一步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林嘉祥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还存在着漏洞和薄弱环 节。各级党组织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贯穿于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在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规范领导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觉性，又要通过制度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要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党内监督制度；针对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监督等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监督。
部党组认为，必须全面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林嘉祥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态度粗暴，工作方式简单，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上存在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大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把关注民生、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党风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心系百姓冷暖，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和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对执法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有效解决粗暴执法、执法犯法等问题。要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渠道，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进一步加强对舆情的跟踪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舆情应急处置机制。
部党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做改进作风的表率。林嘉祥事件表明，领导作风的实质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不论党龄多长、职务多高，决不能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决不能因为个人的言行举止而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带头深入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解放思想、带头剖析检查、带头整改落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做改进思想作风的表率；坚持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做端正学风的表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改进工作作风的表率；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改进领导作风的表率；坚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做改进生活作风的表率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
随着各项政策、法制宣传力度的加大，群众的政策意识、法制意识也相应增强，特别是自我保护意识相对增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目前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领导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确有效处理地群体性事件？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群众，客观分析矛盾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前提。要认真分析和面对四个问题。
第一，在社会变革的环节中，如何认识群众，如何面对群众，如何善待群众。总的来讲应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会变革过程中对维护稳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出现了“企业民营化、管理社会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动化”等新特点，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问题日趋增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压力最大、最感头痛的问题。因此，要做好社会变革时期的稳定工作，我们就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三，是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县共发生群体事件8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三是矛盾性质越来越严重，已出现三个转化，即由自发性向有组织有目的成规模转化；有序性向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转化；逐级上访向越级群访转化。
第四，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点。在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纵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基层组织因职能弱化而显得无能为力，基层组织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对于有些群众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无法表态拍板，而群众又不达到目的不听劝说和解释，坚持要群体上访，这样自然给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了许多难点。
二、找准症结是做好群众性工作的基础。
当前制约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解决群众性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不断地调整各方面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所难免带来一系列矛盾。二是加快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抓住最后一根绳的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绪上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被动和失衡，难免带来一系列新矛盾。三是群众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因干部作风不实，方法不当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致使矛盾升级。
三、把握原则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关键。
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担负的工作与党的历史使命联系起
来，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认真把握工作原则，真心实意为民排忧解难，实现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是群众利益第一原则。任何情况下，基层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万事民为先”的群众观，要象郑培民那样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办任何事情都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推进具体工作，也要采取群众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地实现和维护好群众利益。
二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吃透精神实质，认真研究实情，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要反对唯书、唯上、不唯实的做法，也要反对借口不符实际，延缓党的正确政策的贯彻，做到上情与实情相结合，党的主张与群众愿望、群众能力相统一。
三是宣传示范原则。做好基层群众的宣传教育，一定要突出针对性，扩大覆盖面，强调实际效果。要采取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群众接受的方式，切忌生硬难懂、简单说教。在推进一些根本上有益于群众，但群众一时又难以理解或认同的工作时，一定要用典型引路，用事实启发，不能一味埋怨指责，甚至强制推行。
四是方便及时原则。群众工作无小事，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基层干部解决不力或不及时，群众就有看法，就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对群众反映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分析，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能办的马上就办，一时不能办的要给群众一个明确的时间，不可能办的也要给百姓解释清楚。
五是真情实感原则。要用亲人般的感情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出现后，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干部做得对不对，不能老想着我们的干部是否受了委曲。各级领导干部只要凭着良心为群众办事，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情，群众也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和拥护干部。
六是诚实守信原则。做好农村基层群众工作，基层干部说话办事一定要讲信用，做得到的就讲、就承诺，做不到的决不能欺骗群众，求得一时的满足。群众最讲实际。党的组织和干部只要失信群众一次，党群干群关系就会疏远一次。失去群众的信任，我们的任何工作将一事无成。
四、找准着力点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要提高干部服务本领。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基层干部有电筒、雨伞、统统靴“三件宝”就能走遍天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三件宝”再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是信息、政策、法律、科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根据群众所需，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在当好“六员”上下功夫，以满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二要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应放在帮助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上。广大基层干部，要遵循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帮助农户找准项目，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各种渠道落实发展启动资金，切实帮助农户尽快富起来。
三要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大多是平时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热难点问题解决的好坏，往往又是群众评价党组织和干部是否真心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尺度。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的解决，让群众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中感受党的宗旨，体现党的温暖，增进与党的感情。四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保障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深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诚然，改革进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会导致部分群众经济利益受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要改进工作作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五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基层组织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优先依靠力量。因此要选配好基层领导班子，对于素质低，群众不拥护的要予以调整或撤换，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使其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六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当前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宣传与入村入户宣传相结合，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克服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引导群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五、掌握方法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抓手。
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矛盾的根源上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为有效预防和正确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联系近年来我县发生群体性事件谈些看法。
（一）解决群体性事件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要坚持“三可三不可”总体原则。即：“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二要掌握“二十字”基本要求。即：“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
三要建立“三早”预警处理机制。即：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坚持“三早”就可以防止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处置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把影响和损失减少到最低。
四要遵循六项工作制度。包括情报信息网络制度、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五个一”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重大问题采取“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办法解决）、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制度。五要采取经济、教育、法制“三种手段”。经济、教育手段是基本手段，法制手段要严格按照
有关程序运作。
（二）解决群体性事件几个具体环节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关于领导出面疏导的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群众的目的就是见领导，求得问题解决。领导出面疏导，是平息群体性事件最主要的手段。目前，多数领导不肯见群众，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赌气不见，一种是怕见，一种是摆架子不见。群众急于见领导，领导就是不见群众，无论哪种情况，共同后果都是引发群众更大不满。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把群众要见领导当成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对群众，善于说服群众，带着感情、责任主动去做疏导工作。切记不能摆架子不见群众，不能和群众斗气，不能派不能答复和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不能等到群众闹得不可收拾时才硬着头皮去见。
二是关于消除事件诱因的问题。预防和平息群体性事件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消除事件的诱因上，靠压、靠哄、靠拖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涉及群众利益问题上，正确决策、落实政策是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因此，要消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一方面，在决策时和工作中避免伤害多数人的既得利益，千万不能老是打群众的主意，一定要以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衡量标准。同时，在政策原则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
三是关于防止事态反复的问题。大量事实证明，事态平息后的工作与事态平息工作同等重要，“重处置，轻善后”是酿成大事件的严重教训。因此，做好善后工作是处理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环节。第一，对在处置中承诺群众解决的问题，要兑现政策，尽快落实，取信于民，息事宁人，不要久拖不决又闹起来；第二，要深入群众中做工作，消除误解；第三，对可能出现事态反复的不安定因素，要十分敏感，采取措施，及时化解。
第四篇：群体性事件调研报告
群体性事件调研报告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个私企业劳动用工的日益普遍等等，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可调和的一面，有些矛盾甚至表现得异常激烈，如果不能妥善加以解决，随时会导致群体性事件。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多，既影响社会的稳定，又破坏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因此，认真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积极寻找遏制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办法，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之中，防止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需要，更是巩固党和政府执政地位的需要。
一、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则反映出我们基层组织的凝聚力较弱，基层干部的执政水平较低，地方干群关系对立较为严重等方面存在的事实。从近年来了解到的我市和外地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看，最突出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腐败问题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导火线。从多起群体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腐败问题是其导火线。特别是在企业改制中，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国有集体资产流失问题；职工群众有关待遇不能兑现而企业领导吃喝玩乐，大肆挥霍公款的问题；企业干部以权谋私，用国有集体财产经商办私人公司为自己寻找发财之路的问题等等。应该说，职工群众反映的这些问题在不同改制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果企业在厂务公开上做得不够，解释不及时，更增强了群众的猜疑，再加上职工群众突然面临着下岗失业，对未来生存缺乏信心。如果少数人趁机以反腐败为借口，造谣煽动，进行组织串连，很容易挑起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进而形成群体性事件。
决策失误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定时炸弹。当前，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有经济发展成就是干部政绩的片面认识，或个别领导干部求功心切，在城市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企业改制等工作决策中，事前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摸底，分析研究；没有广泛征求专家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没有召开一定范围的群众座谈会，认真征求意见，而是盲目决策，仓促决策。这种决策缺乏民主性，缺乏科学性，必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必然会导致决策失误，严重地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同时，在工作不断推进中还会矛盾迭出，并不断积聚，但矛盾无法得到有效地化解时，就必然会产生群体性事件。
执法水平不高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启爆器。在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中，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教育，缺乏公仆意识、宗旨意识，相反特权意识却相当严重，说话办事唯我独尊，甚至为所欲为。这种意识的存在，在机关往往表现为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在执法中表现为态度粗暴，徇私枉法，自以为是，肆意用法律作为自己谋私的工具；不依法办事，随心所欲使用处罚权；知法犯法，使用法律所明令禁止的执法手段执法等等，这就必然会引起被执法对象的不满，造成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对立。执法不公往往会因很小的事情，也会产生群体性事件，既严重地损害执法部门形象，又破坏了社会大局的稳定。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弱化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肥沃土壤。应该说，当前在基层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党员干部一心一意谋经济发展，但忽视了对发展中产生矛盾的解决，忽视或放弃了做细致认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甚至认为市场经济时代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金钱，而不去疏导、化解群众的心里埋怨不满情绪。同时普法宣传、法律知识教育仅仅流于形式，如上报纸，上电视等。这不仅淡化了干部与群众的感情，也导致群众缺少理想信念，缺少理解宽容，缺少友情关爱，因此很多人都显得心浮气躁。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有时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政府及有关部门稍微认识不到位，处理不及时，都能迅速引起群体性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带来的危害
一是严重地干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由于群体性事件中各类矛盾相互交错，有些问题因客观条件限制一时难以解决；有些问题通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有些问题是群众对政策不理解，提出超越政策规定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的。正是因为合理成分和不合理成分互相交织在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在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处理问题时，有些人为了实现个人目的，鼓动群众集体到党委政府机关静坐，纠缠领导，给当地党委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地干扰了地方党委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
二是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由于有些人的鼓动，再加上群众心中有埋怨情绪，以及心里失衡等原因，往往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如冲击机关，围攻殴打劝解人员；在重要交通干线上设置障碍，阻塞交通；甚至于酿成打 砸抢，既破坏了社会稳定的大局，又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甚至给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三是严重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客观地造成党和政府与部分群众的对立态势，如果解决的好，会让矛盾迅速得到化解；如果解决得不好，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稳定问题。但即使是处理好了，有些问题的解决容易使人认为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给予让步，容易让人误解不采取过激行为就难以促成问题的解决，因而会给人们心里留下闹而有理、闹则有效的错觉，但最根本的是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解决的对策
第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各级组织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本着“有理推定”的原则，开展答复办理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我们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进行“有理推定”，特别是在群众上访的时候，我们认为群众上访不是无理取闹而是事出有因，就会认真倾听，热情接待，这样有利于稳定群众的情绪,有利于群众宣泄心中郁闷；同时，有这样态度就会积极地解决人民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妥善化解矛盾，避免激化事态。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工作态度好，会让群众看到问题能够解决的希望，群众就会耐心配合有关部门按照程序进行调查和处理，使问题在有理、有节、有序中获得解决，即使有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也会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因此,每个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服务意识，要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积极创造条件解决人民群众所迫切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群体性事件发生。
第二，要坚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才有信心面对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拓宽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要把发展和改革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要求。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与法律意识，使人民群众逐步懂得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定不移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用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我们就会少走弯路，就会避免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遭受损害，真正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前进、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局面。
第三，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切实实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多谋福利，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最好体现。各级政府要花大力气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关注的人多，解决好了，就会减少对立面；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就会对政府感到失望，就会采取过激的方式来力求引起上级的重视，这样很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要采取包案制、联系点等多种方式努力促进热点难点问题的化解。同时，要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了解和掌握新的热点难点问题，并着力研究解决办法，努力使矛盾得到迅速化解，从萌芽状态将群体性事件苗头坚决予以铲除。
第四，要关心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疾苦，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是当前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作为基层组织，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方式着力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首先要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弱势群众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将其纳入体系中，要使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真正让穷困无助的弱势群体有所依靠。要特别重视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要大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发动党政群机关、效益好的企业开展帮扶活动，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我发展，逐步具备自我生存的能力。领导干部要带头访贫问苦，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坚决反对一阵风、形式主义的错误行为。切切实实让弱势群体真正感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四、纪检监察部门要在遏制群体性事件产生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要坚持依照政策和法律办理群众信访问题。要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对法律和政策有明文规定的，要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或督促相关部门落实，纪检监察部门特别是信访举报工作部门不能让群众的信访件转来转去，使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把小问题酿成大问题；对法律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但又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要及时向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抓紧研究解决的办法；对违反法律和政策的，协助有关部门共同讲清道理，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不能随意开口子，坚决防止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现象。
第二，要加大查信办案力度，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要依照法律和政策，敢于及时处置违法乱纪的案件，特别是对群众举报的腐败问题，要及时进行核实调查，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及时移送案件审理部门、司法部门审理尽快给予严肃处理，使群众最痛恨的腐败问题得到认真解决。积极审查群众多次申诉的案件，对行政执法部门，基层干部以权谋私，打击报复等行为要坚决予以查处，决不姑息养奸。要围绕城市改造、征地拆迁、教育乱收费、拖欠农民工工资、医疗药品等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顿，不断推进各项改革制度，切实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第三，要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大力推进依法行政，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要协助政府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强化服务，坚决同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对群众的事情久拖不办、互相推诿的部门和个人要敢于曝光，严肃处理；对“吃拿卡要报”的行政执法人员该调出的调出，该辞退的辞退。要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厂（校、医）务公开，公开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权力运作的透明度，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建设高效、务实、廉洁、依法行政的服务型政府。
第四、要强化信访信息员队伍建设，完善综治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各级组织要认真落实《信访条例》，高度重视信访工作，认真排查可能发生的信访苗头，对重点信访案件的当事人、上访户派专人做好帮教工作，随时掌握信访人动向，及时依法办理信访遗留案件，防止出现新的信访过急事端。根据“依法受理，负责到底”的指导原则，坚持并完善控申首办责任制，力争把群众的控告、申诉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避免重复、越级上访，久诉不息的情况发生。要加大涉法信访案件的处置力度，定期召开检查机关与其他综治、信访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及时通报涉法案件办理情况，研究分析疑难复杂案件，逐案制订具体的解决方案，加大问题的解决力度，让群众满意。
第五篇：“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石首事件”是中国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从说到做”的转变令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辉发自北京一个青年的非正常死亡，让今年6月的湖北省石首市如同去年同期的贵州小城瓮安县一样，突兀地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中心。
但不同的是，当年瓮安县政府于谣言中迅速澄清事件真相，有效阻止了事态发展；而石首市政府超过20个小时的话语“缺失”，让流言通过网络加速了事态的恶化。新加坡《联合早报》为此评价道：在总人数估计已突破3亿网民的中国，网民们交换信息、发表意见，已成为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公共舆论。而在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力量的现实化正让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虚拟力量的现实化
“石首事件”事发于半个月前。除了事件本身的发展引人注目外，网民的卷入也成了耐人寻味的看点。在事态向“群体性事件”演变的同时，汇集了千万民众的网络也开始对此事件跟进报道。
有网友在论坛中贴出现场图片，还有网友通过QQ群广为转载，让“石首事件”的发展变化犹如现场直播。同日，与涂远高之死相关的种种传闻也开始在网络流传，如官员参股、贩毒、残害员工等各种说法不断出现，令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联合早报》记者称，这是中国的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从说到做”的转变令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则向《国际先驱导报》，“从说到做”并非“石首事件”首现，去年护卫奥运火炬、赴灾区当志愿者、调查“躲猫猫”等事件都属于网络力量的现实化。“它本身没有偏向性，不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称赞网民爱国，出现“群体性事件”时就批评指责他们。”
症结仍在信息不对称
石首市政府在事发的第三天、即6月19日才发布公告对有关问题做出解释。
然而，“地方政府超过20个小时没有发言，且数百字内容也没有解释清楚真相，已经错过了澄清谣言的最佳时机。”全国公共行政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齐明山认为。
一面是地方政府失语，另一面则是网络上各种传言巨浪滔天。一位的网民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随着网络力量的越来越大，会有许多人发布不实信息，“通过夸张、编造等手段吊足大家的胃口，引发无数网友的关注。”“石首事件”刚出来时，很多网民连死者的性别都没弄清楚就起哄。
齐明山也强调指出，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各种流言难以避免，网络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流言的传播，而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公开真相，其公信力就将大为降低。
6月24日，《人民日报》就“石首事件”发表文章，批评了地方政府在处理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时的“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
应急解决模式面临考验
事实上，自去年“瓮安事件”后，我国各地对基层干部在处理“干群关系”方面的培训一直都未曾中断。但仍有群体性事件爆发，且未吸取以往教训，在喻国明看来，“一些地方政府慢慢学会了怎么应对突发事件，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与民众的关系，所以即便能应急处理，仍保证不了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齐明山也认为，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网络力量的崛起正说明公众的监督意识在增强，这种舆论压力是没有办法硬顶的。”与此同时，他也坦言，“在一些偏远地区，可能执行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地方官员的还没有形成服务意识，对民众的监督有抵触”。
而喻国明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只有长期地注重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才能从长远上改善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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