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学专业法律实践报告--关于一起盗窃案件的分析
大学社会实践报告
实 践 课 题 关于一起盗窃案件的分析
关于一起盗窃案件的分析
我是某广播电视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日常工作中，虽然与法律接触不是很多，但是自从选择了学习法学专业，我就开始对此慢慢关注、慢慢了解。现在的社会比较安定，是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时有发生。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风气、社会的稳定和谐。所以，希望广大朋友能够对法律有更好的认识和学习，了解相关的法律常识，意识到违反法律的严重性，从自身做起，做一个守法公民。下面我就对我所参加的一次案例讨论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加深对一些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一、案情
被告：林某，男，17岁。林某初中毕业后，经常到某面粉厂其姨家中居住，并帮姨做早点。一天，林某向其母亲提出要到外地打工，但遭其母拒绝。为了筹集路费，林某产生盗窃邪念。2011年7月间，林某从其表弟丁某口中得知，在某面粉厂宿舍4栋401室只住一个女人，而且可以从楼下爬上去。同年12月23日下午，林某到丁某家玩时，林某问丁某住401室的女人几点钟睡觉，丁某告诉林某差不多11点多到12点就会睡着。当晚11时许，林某携带水果刀并戴上毛线帽蒙面爬围墙进入面粉厂职工宿舍区，沿卧室欲行窃时被陈某发现，林某见状，即将陈某推倒在卧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威胁说：“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陈某害怕并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离现场。案发后，林某被公安机关捉捕归案。2012年3月5日，检察机关以林某涉嫌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此案公开审理，被告人林某的辩护律师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二、根据上述资料试分析如下分歧：
（一）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
（二）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
三、分析
我赞同上述第二种意见，即被告人林某的犯罪行为符合抢劫罪（未遂）的构成要件，林某犯罪行为属转化型抢劫罪（未遂），应当认定林某犯抢劫罪（未遂）。
（一）对无罪、抢劫罪（未遂）的司法认定
1、法律对犯罪和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十三条关于“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
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2、法律对犯罪未遂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的规定。
3、法律对抢劫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为窝藏脏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本案认定被告人犯抢劫罪（未遂），不宜认定被告人无罪。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案情，笔者认为：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也方法，强行立即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主要特征是：
1、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不权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2、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是于盗窃罪等最显著的特点。上述所谓胁迫，是指犯罪分子以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实行精神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不敢抗拒，被迫当场交出财物，或者任其随即劫走财物。这个胁迫，一般是针对被害人的，有的也可以是针对在场的被害人亲属、朋友或者其他有关人员的。通常是以明确的语言作出威胁，使有惊恐而不敢反抗。判断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应以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财物的当场是否实际采取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为标准。有的犯罪分子作了盗窃和抢劫两手准备，携带凶器，于夜晚潜入作案地，发现作案地的人员睡着等，轻而易举地偷走了财物，应定为盗窃罪；如果盗窃过程中惊醒作案地人员，遭到抵抗或呼喊，当即拿出凶器使用暴动力，将物品抢走，则构成抢劫罪，没有劫走物品，构成抢劫罪（未遂）。
3、在主观方面，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故意的内容必须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
4、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一般抢劫罪，应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与未遂标准。即抢到了财物，没有伤人，为既遂；没有抢到财物，也没有伤人，或者没有抢到财物，致人轻伤的，均为未遂。抢劫罪与盗窃罪区别主要是犯罪手段不同，盗窃罪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它可以利用被害人熟睡、醉酒、重病等难以察觉有人作案之机窃取财物，它与抢劫 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被害人，置其于沉睡状态，从而劫走财物不同。其次，按照我国刑法，构成抢劫罪，没有规定被抢的财物数额；而构成盗窃罪等则规定“数额较大”是必要
条件。转化型抢劫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这条文所列的情况，综合起来，已使犯罪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该条文：一是前提犯盗窃罪等，一般是指具有这些犯罪行为之一的。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等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是，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抢劫罪处罚；二是目的为抗拒抓捕等，抗拒抓捕是指抗拒公安机关或者任何公民特别是失主对他的抓捕、扭送；三是条件以暴力相威胁等，这是指犯罪分子对抓捕他的人实施足以危及身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的强暴行为，或者以将要实施这种行为相威胁，情节严重的，事实上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是本条的关键之处，也是区别其他罪的根本点。如果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果没有伤害意图，只是为了摆脱抓捕、尽快逃走，而推推撞撞，可不认为是使用暴力；四是时间必须是当场，这是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现场；五是犯罪性质，由于上列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使用暴力，而使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所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抢劫罪与盗窃罪区别主要是犯罪手段不同，盗窃罪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而抢劫罪是当面以使用暴力相胁迫，当场劫财，遇到抵抗立即施加暴力。
（三）本案被告人林某在实施的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即林某在2011年12月23日晚11时许，林某窜至某面粉厂宿舍4栋401室陈某家，沿外墙爬上，用水果刀撬开窗户入室，在卧室欲行窃时被陈某发现并大声质问：“谁，你是谁？”。开灯后在阳上找到了被告人林某，林某见状，即将陈某推倒在卧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威胁说：“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陈某害怕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离现场。被告人林某秘密入户实施盗窃过程中，被陈某发现后采用暴力和持刀威胁方法拒捕，其行为构成犯罪上述基本特征，也构成犯罪未遂的基本特征，也构成抢劫罪（未遂）上述特征和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犯罪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并符合其特征。特别是林某在被房主发现时拿刀出来威胁房主，即林某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并用语言威胁“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其情节严重、危害大，林某使用暴力的行为，而使盗窃（未遂）的性质转化为抢劫罪（未遂）。这是本案的关键点。因此，被告人林某犯罪行为构成抢劫罪（未遂）。本 案被告人林某在实施盗窃行为时，如果没有拿刀出来威胁房主，而是在房主喊叫后立即逃 跑，即没偷到东西跑掉，林某则构成盗窃（未遂）。根据盗窃未遂及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尚未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的程度等，在此情况下才可以认为林某无罪。本案的案情不是这样，而是林某在盗窃过程中被发现而使用暴力相威胁，性质发生变化，符合抢劫罪（未 遂）构成要件。因此，本案不可能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
综上评析，本案应认定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而不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
第二篇：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分析
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分析
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都属于侵犯财产罪，两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和犯罪客观方面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由于两罪犯罪手段的部分重合，在案件定性究竟是职务侵占罪还是盗窃罪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职务侵占罪立法背景和司法解释
1、立法背景
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没有规定职务侵占罪，对于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公共财产的行为，以贪污罪处理。改革开放后，随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各种私有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出现，对于这些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产的行为，由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公共财产，难以按贪污罪处理。因此，1995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其中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4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第10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该《决定》基础上，将犯罪主体由该《决定》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到其他单位人员，并删除了“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的规定。
1、犯罪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属于特殊主体；盗窃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2、犯罪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盗窃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
3、犯罪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手段是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方法；盗窃罪犯罪手段是窃取。
4、犯罪客观行为不同：职务侵占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盗窃罪的实施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无关。
三、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中的几个问题分析
案例：王某系某火车站货场门卫兼巡守员，负责货场巡守、防火防盗以及货物出大门的验票放行工作。王某在值夜班时单独或伙同他人窃取货场内露天堆放的无烟块煤12起，价值1万余元。此外，王某还偷拿货运员钥匙打开货场库房窃取小麦，价值2千余元。
本案定性究竟是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存在以下争议：
1、单位劳务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主体？
一种观点认为：从立法原意上看，职务侵占罪主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和单位的人员。我国1997年《刑法》对职务侵占罪主体规定的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从文义上理解，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似乎可解释为包括国有的公司、企业、单位。然而，按照主观解释论的法律解释原理，法律是立法者为社会设计的行为规范，表达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许或不允
探求立法者原意，而在于探求法律自身的合理意思，并使这种合理意思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追求立法原意必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影响刑法的生命力。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只有当客观解释的结论不适当时，才应采取主观解释。
职务侵占罪虽脱胎于贪污罪，都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要件，但是两罪的法益、犯罪主体和规范意旨均不同。贪污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或者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资格和权能的便利，具有公务职权性，当然不包括劳务便利。而职务侵占罪的法益是财产法益，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除管理人员外，单位中那些因从事劳务而持有单位财物的人员也可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财物，因此职务侵占罪主体应当包括单位劳务人员。并且，《刑法》第271条第二款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应以贪污罪处罚，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职务侵占罪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对职务侵占罪的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犯罪主体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2、在单位保管、使用、运输中的财物是否属于“本单位财物”？
不能将一般看护理解为保管。因此，王某利用的不是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因工作关系而熟悉作案环境、方便进出单位、能够轻易接近作案目标等工作上的便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货场夜间有货运员值班，但货运员并不巡守货物，有时去火车站提货票甚至要离开几小时。对于货场内的露天货物，货运员只是履行货票的账目管理，并无保管职责。而门卫履行巡守防盗、验票放行职责，即使是货运员，无货票也不能带货物出门。因此，门卫对露天货物有保管权，王某利用的是职务上的便利。
观点分析：根据199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一般认为，“主管”是指虽未具体管理、经手本单位的财物，但对本单位财物的调配、处臵、使用等具有决定性的控制、支配权，享有主管权的一般是在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管理”是指以直接管理、保管财物为工作职责的，因保管、看守、使用、处理本单位的财物而拥有一定的控制、支配权，如仓库保管员、会计、出纳、材料看管员等；“经手”是指本身并不负责对本单位财物的管理，因工作需要而对本单位财物有领取、使用、发出或报销等直接控制与独立支配的权利，如企业中的工区长、采购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区分“职务上的便利”与“工作上的便利”时，占有，应构成盗窃罪。
综上，本案王某窃取无烟煤的行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而其窃取小麦的行为应构成盗窃罪。
第三篇：法学专业实践报告-关于一起犯罪预备案件的分析
大学社会实践报告
实 践 课 题关于一起犯罪预备案件的分析
关于一起犯罪预备案件的分析
被告人武玉利，化名刘亚军，男，25岁，陕西省白水县城郊乡圪台村人，农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成亮，男，20岁，河南省淅川县荆关镇龙泉村人，农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男，17岁，河南省西峡县丁河乡上店村人，农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一、案情
1996年初，被告人武玉利在一家煤球厂打工，因怕吃苦，又嫌挣钱少，便找到被告人王成亮商量“找个机会发大财。”经过一段时间密谋，二人商定对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的淅川县荆关镇龙泉村的信用站和储金会实施抢劫。后二人感到人数不够，又邀约被告人李××参与作案。作案前，三人准备了望远镜、起子、刀子、手电等作案工具。同年7月27日上午，三人商定;当晚到龙泉村信用站、储金会作案，如果有人发觉，就用刀子逼住或把人打昏。接着武玉利和李××又察看了地形，选择了作案后的退路，并让王成亮当晚八时在作案途中等候。下午，武、李二人在荆关镇古街买水果刀时，因行迹、言语可疑，当地公安人员对二人进行盘问，二人供出了准备当晚抢劫的事实。当晚，王成亮在等候的地点也被抓获。
二、审判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武玉利、王成亮、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预谋采取暴力手段抢劫集体财产，并准备了作案工具，察看了地形，为实施抢劫行为创造了条件，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才使抢劫行为没有实行，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预备)。被告人武玉利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作用，是主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王成亮、李××是从犯，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在作案时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处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于1997年2月27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武玉利犯抢劫罪(预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被告人王成亮犯抢劫罪(预备)，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三）、被告人李××犯抢劫罪(预备)，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宣判后，三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
三、分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犯罪预备案。武、王、李三人为了达到抢劫龙泉村信用站、储金会的目的，准备了望远镜等作案工具，察看了地形，选择了作案后的退路，为实施抢劫创造了条件。后因被公安人员发觉，抢劫信用站、储金会的犯罪行为才没有着手实施。本案中武、王、李三人在客观上虽未造成实际的社会危害后果，但他们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这种危害性表现在：
1、武、王、李三人主观上具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他们把农村金融机构信用站、储金会作为犯罪对象，侵犯的客体是集体财产所有权。这种主观故意一旦付诸实现，集体财产将会受到重大损失。
2、武、王、李三人客观上实施了严重威胁集体财产所有权的犯罪预备行为，表现在：纠集共同犯罪人，策划犯罪计划;准备望远镜、起子、刀子、手电等作案工具;准备在抢劫时用刀子逼人或把人打昏;察看了地形，选择了退路;他们作案选择地点是三省结合部，若一旦作案得逞，社会影响较大。可见，武、王、李三人，主观上具有抢劫集体财产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抢劫的预备行为，对我国法律所保护的财产关系已构成严重威胁，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执法人员对预备犯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只看到预备犯的行为对社会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因而存在对这类罪犯打击不力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些严重的犯罪预备案件在侦查、起诉阶段就给予“宽大”处理，甚至不予立案，使案件进入不了审判程序;二是即使有些犯罪预备案件起诉到法院，对预备犯的量刑往往过轻，甚至不适当地给予免除处罚。
淅川县人民法院这种注意打击预备犯罪的作法，体现了我国刑法的客观要求。通过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可以收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效果，有助于防止犯罪分子本人不致再次犯罪;还会使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知晓，只要实施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哪怕只是犯罪的预备行为，也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也要被判处刑罚，从而警戒他们不要进行任何犯罪活动。
按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预备行为作为一种犯罪形态，虽然实施于实行行为之前，但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犯意流露，而是为犯罪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严重威胁，处于遭受损害的危险状态之中。如果不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顿，就有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对于情节严重的预
备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使其受到刑事处罚。不这样做，就会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预防犯罪。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一切预备行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都要给予刑事处罚。因为犯罪的预备行为同实行行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毕竟要小一些，而且各种犯罪的预备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也不完全相同，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预备行为，就不宜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因此，只能对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预备犯科处适当的刑罚。
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对预备犯的处罚原则，没有具体规定对哪些预备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对哪些预备行为不以犯罪论处;更没有具体规定对哪些预备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哪些预备犯可以免除处罚。这只能在司法实践中根据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大小区别对待。一般来说，判断预备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犯罪客体的性质。对于犯罪客体比较重要的犯罪预备行为，如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杀人、抢劫等犯罪，可以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而对于犯罪客体的性质相对来说不甚重要的犯罪，如妨害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较轻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其预备行为就不宜以犯罪论处。
2、犯罪预备行为的情况。同是预备行为，其表现形式不同，对犯罪客体所造成的实际威胁也不完全一样。如有的只是为实施一般盗窃而购买工具，有的则组织建立盗窃集团;有的仅仅制定了犯罪计划，有的却已携带犯罪工具到达犯罪现场，而有的甚至已经逼近犯罪对象。对这些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
总之，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预备行为，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对于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预备行为，可以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四篇：法律案件_证据分析报告
证 据 分 析
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依照刑法、刑诉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并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认定王某、徐某抢劫罪的证据如下：
一、认定王某、徐某犯罪主体的相关证据。
刑法中犯罪主体是指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的自然人与单位。只有行为主体具备了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才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凡是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故以下证据可证明本案中王某、徐某的犯罪主体资格:
1、王某、徐某的居民身份证；
2、王某、徐某的户口簿或户口底卡档案；
3、王某、徐某的医院出生证明；
4、入学、入伍等登记中及个人履历表中有关年龄证明；
5、出生地同一区域邻居中同年、月、日出生者的父母或其他亲友证词；
6、王某、徐某的供述及其亲属证词；
在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上述证据过程中，由于实践中经常发生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友通过涂改犯罪嫌疑人年龄的方法逃避刑罚的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边缘年龄的查证，仅依据身份证和户籍材料是不能完全认定其犯罪主体资格的，故应取得上述证据中的第（三）、（四）、（五）项，以形成一证据链条，互相印证。
通过对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能够证明本案被告人王某今年26岁，被告人徐某今年39岁，在犯罪时均已满14周岁，具备《刑法》规定的抢劫罪所要求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故两被告人均为适格的犯罪主体。
二、抢劫罪主观方面的相关证据。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在主观方面，抢劫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故意的内容必须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
关于认定本案两被告王某、徐某抢劫罪主观故意的证据有：
（一）、证明王某、徐某抢劫罪主观故意的直接证据为两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各被告共同实施犯罪进行了计划分工并且各人分别实施了相应的具体犯罪行为。
首先王某提出，寻找一个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饭店，到深夜时抢劫“小姐”和饭店老板，并商定由先王某一人事先嫖宿在饭店内，到深夜时分另给徐某、李某发短信，并打开屋门让两人进屋，3人共同实施抢劫。选定目标后，王某入住饭店，并给另外两被告发短信，3人到王某嫖宿的房间，由徐某持一把刀看住阿芳，王某、李某两人则来到饭店老板孙某夫妇的房间，由王某把刀架在孙某的脖子上威逼其拿钱。
2、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被告人实施作案有动机、目的。
即三个觉得打工挣钱太少，手头拮据，于是想找一个省力又挣钱快的门路，由此想到劫取饭店以获取钱财。并且被告均认识到劫取钱财会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并且在压制其反抗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但为了非法获得钱财的目的，仍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这就具有抢劫罪的主观故意。
3、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各被告人对共同实施抢劫行为事先进行了商量，并且达成了共识。
王某提出，寻找一个住人少、能包夜嫖宿的饭店，到深夜时抢劫“小姐”和饭店老板，徐某和李某均欣然同意，并且共同商量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4、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各被告伤害被害人的时间是在抢劫行为当时，其目的是为抢劫排除障碍，而不是为抢劫完成后而实施伤害行为。此证据可证明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压制被害人反抗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主观要件。
（二）在以上所述直接证据的基础上，、以下间接证据可进一步印证各被告的主观故意。
1、被害人陈述、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
2、事先踩点场所的现场证据即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已按计划的内容准备工具、踩点，、印证其主观故意的心理态度。
3、提取的物证：西瓜刀、手机，能证明被告人在预谋时主观上就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准备，以及积极按照事先预谋实施抢劫行为。
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证明：
（一）作为自然人，被告人王某、徐某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该结果的发生。
（二）对于共同抢劫犯罪，作为共同犯罪参与者，各被告人在主观上都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共同犯意支配下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
三、各被告犯罪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的表现，具体说明某种犯罪是通过什么样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进行了侵犯，以及这种侵犯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的事实特征。
在客观方面，抢劫犯罪的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最显著特点。
证明本案被告抢劫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有：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证明预谋中及在具体实施犯罪过程中使用暴力方法排除被害人反抗进行抢劫，被告人徐某持西瓜刀压制被害人阿芳，王某则使用西瓜刀这一作案工具架在孙某的脖子上威逼其交出财物，并在孙某的右手臂上狠狠地戳了一刀，以此威胁其拿钱，后孙某的妻子刘某在李某的威逼下告诉两人的钱在抽屉里。
（二）、被害人、现场目击证人、旅社其他服务员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威胁的手段压制被害人反抗而强行劫取财物。
（三）案发现场或从各被告人身上或指认处提取的物证：西瓜刀、手机作案工具，以及搜查笔录、辨认笔录。
（四）鉴定结论。物证及其附着物上的血型鉴定、指纹鉴定、DNA鉴定、药物鉴定。
（五）作案工具等物证来源的相关证据：
1、同案犯的言词证据；
2、证人或同案犯与本案各被告人的相互辨认笔录；
3、鉴定结论，从来源处提取的同类物及物证所作的同一鉴定。
（六）抢劫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
（七）书证：伤情检验，证明被害人的伤害部位、伤口特征与各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所证明的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及所使用的凶器能否对应。
（八）书证：医院病历资料，证明伤情检验结论的科学性。
（九）住宿登记的笔迹鉴定。
通过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可以相互印证证明：
（一）各被告人使用了伤害他人的暴力方法相威胁；
（二）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指向的直接对象是被害人本身，而非直接指向被害人的财物；
（三）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和当场取得财物。
四、关于犯罪客体方面的证据要求。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其行为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往往造成人身伤亡。侵犯复杂客体，是抢劫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罪或者一般的侵犯人身权利罪的主要标志。
证明本案被告人实施抢劫犯罪客体方面的证据主要有：
（一）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1、户籍证明、身份证；
2、物证，提取的被害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及其提取笔录；
3、书证，被害人的伤情鉴定；
（二）被害人的财产权利。
1、目击证人的证言；
2、被害人陈述；
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4、书证，勘验笔录；
5、物证，现场照片。
通过上述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侵犯了双重客体，即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第五篇：法律案件分析报告资料
一分公司法律案件分析汇编
前言：近年来，我分公司部分工程项目部陆续发生了一些工伤赔偿、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等法律纠纷案件。工伤赔偿、劳动纠纷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工程项目部与劳务分包队伍签订的分包合同不严谨，对劳务分包队伍的监督检查不到位，合同纠纷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工程项目部相关人员对合同法律知识的学习不够认真，不细心研究合同条款，合同签订不严谨，资料手续不完备，项目部管理不到位，责任心不强，给单位造成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为了有效地预防相关案件的发生，分公司将这些案件进行了汇总，并对案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逐一进行了分析，形成了法律案件分析报告。现将此分析报告发给各工程项目部和固定施工生产单位，希望各基层单位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以此为鉴，认真查找自身不足，加强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认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单位的管理办法，严格工作流程，确实增强工作责任心，减少法律纠纷的发生。
一、陈天华工伤案件
陈天华，男，54岁，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士，2010年4月1日成为承德华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支护班组的一名工人，未与承德华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系事实劳动关系。承德华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德宁武高速公路A6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负责A6合同段东花园隧道工程施工。
2010年6月22日陈天华在A6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东花园隧道进口洞内
施工作业时，拱顶碎石坠落，砸到手部，立即送往医院急救，经诊断为左手大拇指骨折，住院治疗后医生建议出院疗养。住院期间承德华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了一切费用。陈天华出院后一直情绪不稳定，稍有好转就向承德华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领导提出个人索赔问题，并提出辞职和一次性补偿条件。承德华宝建筑公司鉴于此种情况作出决定：
1、疗养期间工资正常发放；
2、回家养病期间补偿4000元；
3、一次性补偿本人10000元。
但是本人提出条件较苛刻，承德华宝公司无法接受，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2010年9月路桥集团公司企发部接到《福建宁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和《工伤认定提供举证材料通知书》，要求路桥集团接到通知后十日内提供不认为是工伤的有关证据材料。路桥集团企发部随后通知一分公司办公室核实此事，办公室将此案件资料发送福建宁武高速公路A6合同段项目部书记张建军核实调查此事，但是当时项目部并不知情。张建军通过询问承德华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才知道此劳务作业队系挂靠承德华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公司办公室通过向集团法律顾问咨询回复是：如果10日内拿不出证明陈天华与路桥集团无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宁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认定此人与路桥集团具有事实劳动关系，承当工伤赔偿的责任。因此，分公司要求项目部协调此劳务作业队尽快自行解决此事，和陈天华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并让陈天华放弃工伤认定申请。通过项目部对劳务作业队不断地协调工作，此劳务作业队以承德华宝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名义与陈天华于2010年10月15日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次性支付陈天华工伤补偿金、医疗补助费、伤残就业补助金、工伤期间工资、伙食补助、医疗费、经济补偿等共计41790元；双方劳动关系立刻解除；陈天华自愿放弃赔偿差额权利；自愿放弃基于双方劳动关系发生及解除所产生的各项权利；自愿放弃就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所享有的仲裁、诉讼的权利，再无任何主张；此事项双方再无纠葛。
此协议签订后，劳务作业队按照协议支付赔偿金，陈天华放弃申请工伤鉴定的权利，最后此案完结。
本案小结：本案的焦点集中在陈天华的劳动关系认定上，劳务分包队伍挂靠的性质和不与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为路桥集团在确认劳动关系上带来困难。
二、魏定强工伤案件
魏定强，男，42岁，福建省柘荣县人士。于2010年9月18日未经福建双维劳动保障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称福建双维公司）同意，由施工班组陈全金私下雇工到福建宁武高速公路A6标段工程做模板工作，未参加过福建双维公司组织的安全作业上岗培训，与福建双维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
2010年10月8日在A6标段工程YK70+710涵洞进行浇灌砼作业时，由于陈全金班组未按福建双维公司要求加固模板发生爆模事故，造成魏定强的左手食指末节部分缺陷，随后被福建双维公司送往周宁县医院住院治疗，支付了住院期间的医药费用共7860元，事后补偿魏定强23000元，但是魏定强没有接受，双方商谈失败。
2011年1月，集团公司企发部收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受理通知》和《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提供举证材料通知》并转发给分公司办公室，办公室又发至福建宁德宁武高速公路A6合同段项目，通知项目部书记张建军核实处理此事，通过对劳务作业队了解情况才知：由于时值春节，劳务作业队都放假了，魏定强已经回老家。项目部一再要求劳务作业队在赔偿金额上让步，促使魏定强放弃申请工伤鉴定，但是魏定强态度强硬，要求赔偿10万元，距离劳务作业队接受的数额悬殊，项目部也很无奈。虽然分公司办公室始终跟进此案，希望得到《陈天华工伤案》较圆满的处理结果，但是过了春节假期魏定强仍然不让步，导致举证过期。3月8日企发部收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书》，收到《认定书》后分公司办公室咨询集团法律顾问后准备向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但是在证据收集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该包工队属于挂靠福建双维公司，福建双维公司拒绝证明魏定强与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务作业队能提供的证据材料寥寥无几，工资发放表没有公章且不规范，证据力较弱，也无法证明劳务作业队队长张漳建受聘于福建双维劳动保障事务有限公司，而路桥集团与福建双维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实属工程分包合同内容，无法出示做为证据，至此本案陷入僵局。
通过分公司办公室不断要求项目部协调劳务作业队，并向此劳务作业队提出：魏定强索赔数额以及所有以后续支出以及路桥集团遭受的隐性的损失均由此劳务作业队承担，要求劳务作业队迅速和魏定强达成和解协议，并且解除与魏定强的事实劳动关系。此时魏定强已经辞职，劳务作业队派
人与魏定强家属联系并且要求和解。2011年5月5日福建宁武高速公路A6标段以本项目部名义与魏定强签订《工伤处理协议》，协议载明：福建宁武高速公路A6标段除了支付住院期间的费用外，还向魏定强一次性支付工伤补助金、医疗补助金、误工费、住院护费、食宿费、交通费共计30000元，魏定强不得以该事故任何理由向项目部提出其他赔偿要求。并且劳务作业队张漳建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证明：魏定强的费用由作业队支付，与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福建宁武高速公路A6标段项目部应分公司办公室要求写一份本案处理报告，本案完结。
本案小结：本案焦点与《陈天华工伤认定案》类似，都是集中在路桥集团和劳务人员劳动关系的认定上。但是在与魏定强签订和解协议时，福建宁武高速公路A6标段项目部以项目部名义与魏定强签订《工伤处理协议》，造成行政复议失去意义，事实上证明了路桥集团与魏定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给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要求包工队以福建双维公司名义与魏定强签订和解协议，并且说明与路桥集团无关，但是《工伤处理协议》的存在使申请行政复议成为不可能。这是值得各项目部引以为戒的地方。
三、侯佃民劳动争议案件
侯佃民，1962年3月23日出生，住址：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草沟堡乡曹庄子村130号。
1991年在北京市公路局上班，公路局在2002年改为国企北京市路桥公司，2008年更名为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此人原为北京市
公路桥梁建设公司第二工程处第一工程队勤杂工（劳动合同自2005年3月15日至2008年3月14日），二处改制后候佃民在原二分公司曹爱民项目部做勤杂工，2009年被刘国良项目部辞退。侯佃民申请仲裁在1991年至2009年期间与路桥集团的劳动关系，为其补缴1993年至2009年的社会保险。本案委托路桥集团法律顾问代理，最后经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次性补偿侯佃民经济补偿金8500元，双方劳动关系终止。
本案小结：本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劳动争议案件，各项目部应加强劳务用工管理的规范性，可以采用劳动派遣制度解决项目部需要的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
四、贾春利的劳动争议
贾春利，男，1952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马头村。贾春利于1971年参加工作，当时的工作单位名称为北京市公路工程公司第一分公司。
贾春利于1987年3月5日因无视单位规章制度和纪律，曾多次矿工，违纪，被公司除名。2008年5月28日向宣武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撤销北京路政局做出的除名处理决定，但是宣武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被诉主体不合适，超出了仲裁的时效期，驳回贾春利请求。贾春利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5月12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贾春利于2009年11月起诉了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要求：
1、撤销公路桥
梁公司和路政局对其作出的除名决定；
2、公路桥梁公司和路政局为其补缴除名之日起至今的劳动保险及社会保险；
3、公路桥梁公司和路政局支付被除名后待业期间的最低工资175200元。
经查实：贾春利1987年除名，档案于1994年被转出到宣武区劳动局社会劳动力管理科。按当时劳动法及相关规定贾春利的起诉已超过了仲裁时效。路政局称贾春利劳动争议案件已超过了仲裁时效。贾春利于2010年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法院裁定：维持原判，驳回申请。
2011年5月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立案，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分公司委托田埃成律师代理此案。高院最终判决如下：
贾春利自2006年得知自己已被除名，档案已转出，直至2008年5月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诉讼，其诉讼请求已超过了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驳回贾春利的再审申请。
五、机场东路南环立交工程项目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北京大成永信劳务分包公司与北京公路桥梁建设集团签订了分包合同，2009年10月19日北京大成永信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包东波以北京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机场东路南环立交新建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北京华联旺建筑设备租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为：起租日2009年10月19日，租赁的品种，数量以实际出、入库单为结账依据，租金的交纳方式为承租人自起租时起，每个月月底前按月支付租赁费用，如不能按时结清，承租方按应交租金的日万分之五向出租方支付违约金。
在机场东路南环立交新建工程中，北京华联旺建筑设备租赁公司按约定提供了建筑设备，可大成永信劳务分包公司却未按约定结算资金，2011年3月北京华联旺建筑设备租赁公司把北京公路桥梁建设集团告上了法庭，集团公司企发部收到了开庭日期为2011年5月19日上午9点30分法院传票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企发部将此案转给分公司办公室核实处理，分公司办公室通过将此案转发该项目部经理肖小清。经肖经理核实：该项目部对于大成永信签订的租赁合同完全不知情，至于大成永信如何取得项目部公章签下合同也不知情。分公司经与集团企发部协商将此案由集团法律顾问于春国律师代理、项目经理肖小清协助承办，在5月19日开庭当天，于律师要求延迟开庭补充证据，法院同意。随后应于律师的建议和分公司办公室的要求，该项目部经理前去和大成永信协商，要求大成永信尽快支付租赁款，但是大成永信公司称无力支付，要求项目部代为支付后，在项目部与大成永信结算的分包款里扣除，但是拒绝签订协议。经过多次做工作，2011年6月26日机场东路南环立交桥项目部与大成永信劳务分包公司另行签订了协议书并载明：
由机场东路南环立交桥项目部支付北京华联旺建筑设备租赁公司租赁款143604.94元，大成永信劳务分包公司由于资金紧张先由机场东路项目部先垫付租赁费用，日后从工程款中直接扣除。2011年7月14日北京华联旺建筑设备租赁公司在收到项目部支付的租赁款后撤诉，本案告一段落。
本案小结：通过本案中可以看出该项目部用章管理上的疏忽，劳务分包队以项目部名义签订合同，项目部本身不知情，给项目部结算带来被动，这是其他项目部应该引以为戒的地方。
六、机场东路南环立交工程项目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陈卫宾，系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业主。卫宾石料厂长期给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砂石料，新奥混凝土搅拌站为北京公路桥梁建设集团南环立交项目部提供混凝土。
在机场东路南环立交工程中，新奥混凝土搅拌站为北京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机场东路南环立交项目部提供混凝土累计金额3889125元，我单位已支付2798618元，现应再付1090507元，新奥混凝土搅拌站拖欠卫宾石料厂材料款1101207元，与转让债权数额不符。2011年4月30日收到北京新奥凝土集团有限公司与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签订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对机场东路南环立交项目部债权1101207元转让给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2011年6月1日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将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诉至三河市人民法院，6月16日追加路桥集团为第二被告。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于2011年7月6日向三河市人民法院提出对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和路桥集团价值人民112万元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并提供担保。2011年7月7日得到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的批准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2011年7月11日收到三河市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同时集团财务帐户被封。分公司办公室得到消息后迅速报告分公司领导，并且交由该项目部经理肖小清承办此案并核实，并向分公司办公室报告本案经过，项目部提交的报告称：项目部与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债务
属实，但是金额不符，已和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协商确认此款项，重新确认数额。期间，分公司多次要求肖经理与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协调此事并提出由其先行垫付、或者让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撤诉，但是均未成功。眼看临近8月4日开庭，无奈之下2011年8月3日肖小清代表项目部与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签订《调解说明》如下：北京新奥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债权1090507元转让给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3日一次性将转让的债权款1090507元支付给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债权转让纠纷完结；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于2011年8月3日撤销对公路桥梁建设集团的起诉；诉讼费及其他一切额外费用均由三河市黄土庄镇卫宾石料厂承担，与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关。本案完结。
本案小结：本案属于供应商债权转让诉讼，虽然造成集团帐户被封的情况，但是也为我方如何诉讼回收应收账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七、吉林大广高速公路SL02项目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罗明柱，男，身份证号：***218，汉族，松原市人，住宁江区新城乡八家子屯，系达里巴乡四家子村明柱机砖厂业主。
在吉林大广高速公路松原至双辽段SL02项目中，松原市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和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签订的是“松原至双辽高速公路松原市境内征地拆迁承包合同”，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将此项目承包给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要经过砖厂必经的巡河路上架桥。2010年6月罗明柱以“桥下的净空不够，致使砖厂拉砖运
料车辆不能通行，2010年砖厂停产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将路桥集团追加为第三被告。2011年5月27日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传票，砖厂造成经济损失并且委托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了价格鉴定，因此2011年6月25日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据此判决如下：
由我公司承担罗明柱683280元经济损失，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承担连带责任。
我公司不服判决，向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我单位从吉林省高等公路建设局承包了此项目，此项目业主是高等公路建设局，我单位作为施工方，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和业主提供的设计图纸和设计方案施工，对于高速公路的修建路线、位置和跨路高架桥的高度等施工方案无选择权和修改权。公路建设局作为业主负有保证高速公路的存在不得妨碍周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法定义务。通过项目部和代理律师多方补充证据，并且找院长和厅长做工作，2011年11月8日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如下：
吉林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赔偿罗明柱经济损失683280元，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案已接到申诉开庭通知，此案未结。
本案小结：通过此案可以看出外埠工程经营风险日益复杂的趋势，这对外埠施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发生此案后，项目部对此案重视不足，应该及时处理和采取措施、上报并配合律师收集证据，把损失减少到最低。
八、吉林大广高速公路SL02项目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
2008年8月8日北京公路桥梁建设集团大广高速公路松辽段SL02项目经理部（甲方）与松原金山公司（乙方）签订道路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内容为施工的劳务及辅助材料工程造价500万元(暂定)，甲方提取20﹪，其余80﹪作为乙方施工费。其实际施工方是乾安澔泰公司，北京路桥拨付和抵顶（柴油款和沙砾款）给松原金山公司合计2020954.9元，还欠1633848.1元。其中1059629.9元存在争议，双方协商不成，对方诉至法院索要。此案发生后分公司委托集团法律顾问于律师代理，通过于律师的调查发现：对方起诉的标的额中其中1059629.9元是存在争议的焦点，起因于乾安澔泰公司在项目部要求下负责报业主内业资料，内业资料里包括了1059629.9元虚报实际未实施的工程量，并且有项目部人员的确认签字，因此乾安澔泰要求：将业主给付项目部的1059629.9元虚报工程款支付给乾安澔泰公司，理由是内业资料是由乾安澔泰公司完成的，是证明乾安澔泰公司是实际实施工程的最好证据，所以项目部支付此款是理所当然的。2011年5月，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传唤SL02项目经理部于2011年6月13日9时前往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我方代理律师以SL02项目经理部是为了完成SL02合同段施工任务组建的临时机构，不具备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既没有诉讼权利能力又没有诉讼行为能力为由拖延开庭时间，以便我方搜集证据应诉。所以法院追加了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二被告。2011年6
月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又传唤了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19日9时到前郭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应诉，由于松原市金山道路工程公司将此工程转包给乾安澔泰公司实施，所以乾安澔泰公司与吉林大广SL02项目部未直接签订施工合同，但大量的内业资料、被告出具的确认单等都能证明乾安澔泰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无法否认。至此我方处于不利局面，本打算通过私下和解的渠道，但均无结果，因此2011年10月17日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2011）前民初字第1785号民事判决书）如下：
北京公路桥梁集团给付乾安澔泰公司工程款1654803.45元。本公司不服判决，目前已递交上诉状,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6日进行了上诉案的开庭审理。庭审的焦点是乾安澔泰公司主张的3万方土方工程量是由谁完成的。对此焦点，路桥集团坚持应该按照举证规则来处理，即“谁主张谁举证”。乾安澔泰公司主张要求工程款，就应该由乾安澔泰公司对其完成了3万方土的工程量来举证，路桥集团没有对乾安澔泰没有完成土方施工进行举证的义务。通过集团法律顾问、分公司领导、项目部人员与法院深入沟通，2011年12月29日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2011）松民一终字第1334号），判决如下：
1、变更前郭县人民法院（2011）前民初字第1785号民事判决“被告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乾安县澔泰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工程款1654803.45元，并从2009年10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执行终结止。”为“被告北京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乾安县澔泰综
合服务有限公司工程款515173.55元，并从2009年10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执行终结止。”
2、驳回被上诉人乾安县澔泰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此案最后虽然以胜诉告终，但为了路桥公司以后在吉林地区顺利开展工作，继续与当地合作方的良好合作关系，故经过分公司请示集团公司决定：由吉林大广高速公路松辽段SL02项目经理部与松原市金山道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乾安县澔泰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达成三方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吉林大广高速公路松辽段SL02项目经理部支付乾安县澔泰公司75万元工程款，多支付234826.45元。此案从2009年10月到2011年12月历时一年之多，律师代理费、诉讼费、差旅费、案件关系人沟通费等共计耗费约20万元之巨，不管是集团公司、分公司还是项目部，投入较大人力、财力和精力处理此案，也给集团公司和分公司造成较大不良影响。
此案给我们的警示：
1、项目部经营管理存在漏洞，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合同履行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导致在工程竣工后出现诉讼纠纷，造成公司为处理工程竣工后遗留纠纷而额外投入人力、财力。
2、项目部不顾实际情况及潜在风险（在未完成工程的情况下，从业主处取得工程款，应该是非常机密的事情，项目部大张旗鼓出具通知要求分包队伍完成内业资料，对业主及集团自身都是不定时炸弹），莽撞出具通知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给经营带来风险，并最终造成诉讼案件的产生，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名誉、经济的双重损失。
3、项目部工程结算不规范，项目部不能及时、清楚地与分包单位进行
结算，分包队伍没有完成的工程，项目部先行制作结算单进行计量，造成法律上已完工的事实，把公司推向举证不能的困境，给诉讼设下无力跨越的障碍。
通过以上案件的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根据判决结果我们还可以找出我们在签订分包合同的时候存在的风险因素，为了吸取教训和控制风险，我们应在2012年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的发生：首先要保证公司制定的各项制度的落实，加强公章使用的管理，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加强劳务分包管理，根据招标合同，结合本企业的规定，选择合格的劳务分包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保证业主合同的全面履行。同时还要制定劳务分包、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管理协议。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施工过程中各方的安全责任，预防和杜绝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人员伤亡事件的发生。其次要加强合同签订前的逐级审查并签字确认制度。做到层层把关，严格控制，重点审查。重大合同的签订应有企业的法律顾问参与。重视外埠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问题，应重点要加强劳务分包，工程质量，资金结算和工程材料的管理。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业务素质，端正工作态度，增强大家对风险的意识，做好风险的防范工作。减少管理中的漏洞带来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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