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案件的侦破方法

第一篇：盗窃案件的侦破方法

盗 窃 案 件 的 侦 破 方 法

• 大家好

• 很高兴在这里同大家一起探讨——盗窃案件的侦破方法 • 盗窃案件是各类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案件。

• 盗窃行为可能构成侵犯财产罪，也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

• 盗窃犯罪不仅使国家和人民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而且还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给企业的生产、工作造成影响。•

下面我们系统地探讨一下盗窃案件的侦破方法。

• 第一节

最初的侦查措施

• 案件发生后，要采取现场保护；现场勘查；现场访问这三项在去年的课程中我们已讲过，今天讲：

四、控制与发现赃物。

• 盗窃分子在盗窃财物后，有的很快将赃物出售脱手，有的则把赃物转移或藏匿起来。因此案件发生后，要及时采取措施，严密控制犯罪分子可能销赃、藏匿或转运的行业和场所。因此，侦查人员在访问事主时，要详细询问被盗物品的名称、数量、性能、用途、规格、型号、价值及其具体特征。制作被盗物品清单，侦查人员人手一份。

• 如果被盗物有存折、支票、信用卡及其他有价证劵，要及时将号码及有关事项，通知银行等相关场所。

•（案例：如玻璃纸工程指挥部85年的炉排被盗案）第二节

分析判断案情、确定侦查方向 •

一、分析判断罪犯在现场上的活动情况。• 首先要分析犯罪分子是怎样进入现场的。•

1、打开门锁，从房门进入。

2、采用撬破方法进入。如撬门撬锁、破坏门窗、挖洞、翻墙等。•

3、利用门、窗没关、没锁，乘虚而入。•

4、事先潜伏进屋，等夜深人静时出来作案。

•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要了解钥匙的保管情况，是否丢失过，要仔细勘察门窗上是否有破坏工具的痕迹，头一天晚上门、窗插销是否插上，门锁是否有撬坏或锯断的痕迹，痕迹是否正常等。

• 其次，要分析犯罪分子在现场上是怎样活动的，先破坏哪个物体，后破坏哪个物体，用什么方法破坏的，是撬坏的，还是用钥匙开的，还是用钻钻的，用的是什么工具？是就地取的，还是事先带来的？作案后是从入口逃离现场的，还是从另外出口逃离现场。整个作案过程估计需要多少时间。• 案例：如1998年恒联玻璃纸公司2、58吨玻璃纸被盗案。

二、分析判断犯罪分子作案的目的、动机

• 盗窃案件一般都是以贪财为目的，但有的时候可能同时盗窃了各种不同性质的物品。所以，究竟犯罪分子是否以贪财为目的，需要进行仔细分析研究。例如，犯罪分子既盗窃了钱财，又偷走了手枪，其作案的目的可能以盗窃钱财为主，顺便拿走了手枪；也可能是以盗窃手枪为主，顺手拿走了钱财，究竟犯罪的目的是什么？应当结合现场的具体情况和事主提供的材料进行研究。

三、分析判断犯罪分子本人情况。

• 分析判断犯罪分子本人的情况，是确定侦查方向，开展摸底、排队的必要前提。

（一）犯罪分子的人数和他们的生理特点（性别、年龄、身高、体力等）。• 这方面的情况可以从现场的痕迹，被盗物品的数量和重量，被盗物品所处位置的高低等进行分析。•

（二）犯罪分子的职业特点

• 这方面可以从罪犯实用的工具、技能、现场遗留物，以及是否熟悉被盗物品的性能来判断。

（三）犯罪分子的个人爱好

• 这方面可以从犯罪分子选择被盗物品的种类来分析。如：盗窃烟、手提电脑等能反映罪犯的个人爱好。

（四）犯罪分子是内部人员还是外部人员

• 分析这个情况，对于确定侦查范围，特别重要，以下情况可考虑为内盗： •

1、从现场情况看，犯罪分子出入现场的路线，破坏门窗的部位都选择的比较恰当，被盗现金、物品选择的准确。

2、从作案手段看，犯罪分子作案经过周密的策划，例如：实用了事先配制的钥匙、或者是先拧松现场窗户插销的螺钉，调换了大门的挂锁等。•

3、从作案时间看，选择作案的具体时间比较合适，掌握了事主的作息规律。

4、现场上遗留只有本单位员工才有的个人用品。

5、犯罪分子作案利用了只有内部少数人员才知道的某些情况。例如：保险柜的密码、存放钥匙的地方等。

• 有以下情况的可考虑为外盗：

1、犯罪分子在现场乱翻乱撬。撬、翻了不放财物的桌子或柜子，而存放有现金或贵重物品的地方却未撬、未翻。

2、现场上遗留有非本单位员工应有的物品或从其他单位盗得物品或工具。•

3、发案前有陌生人，前来探听、查看有关情况。

4、存放现款、单据的保险柜被搬在外面砸开，单据遍地丢弃。•

5、作案手法和本地或外地未破同类案件极其相似。

• 应当注意，在研究内盗、外盗时，除了上述一般特点外，还要注意具体案件中的特殊情况和某些假象，如有的内部人员作案，可能故意伪装成外盗。有的外部人员作案，也有可能事前经过踩点，作案目标和作案时间比较准确，或者在作案后故意伪装成内盗现象。

• 此外，还应当注意这样的情况，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应是内部人员作案，但实际上内部有作案嫌疑的人，经排查却无作案时间，这就考虑是否可能内外勾结作案，或者是已离开的内部人员作案。

• 如果在分析判断案情时，根据已获得的材料，尚不能肯定是内盗还是外盗时，应作几种可能的推断，齐头并进开展工作待进一步收集材料逐渐缩小侦查范围以后，再确定重点方向。

（五）犯罪分子是本地人还是流窜犯、是偶犯还是惯犯。

• 这方面可以根据罪犯的作案手段，作案留下的痕迹以及对盗窃物种类的选择来判断。如本地人作案一般是什么值钱的拿什么，而流窜作案多盗现金，便于携带的值钱物。偶犯作案一般比较简单笨拙，而惯犯作案手段狡猾等。

第三节

摸底排队、发现犯罪嫌疑人

• 在侦查盗窃案件中，一般要根据以下条件通过摸底排队，发现犯罪嫌疑人。•

一、过去有过盗窃行为，思想品质不好，或在案发前后言行表现反常。•

二、案发时间内去向不明的。

三、了解被盗财物存放保管情况，或在案发前，曾借故到过被盗地点或探询过被盗财物有关情况的。•

四、有类似的作案工具或鞋子的

五、熟悉被盗物品性能、用途、并急需该物品的。

六、经济困难，急需用款或案发后突然富裕、大吃大喝，还债、送礼、购买高档商品等情况不正常的。•

七、有类似被盗物品的

• 对于在摸底排队中发现的嫌疑对象要逐个审查。如果嫌疑人在某些重要环节上证明确与本案无关（如犯罪时间确有去处）或者某些重要疑点确已被否定，应及时予以排除，以逐步缩小嫌疑人范围。当嫌疑重点突出集中在某个人身上时，则要集中力量，对重点嫌疑人的各项线索，全面逐项进行核实审查。

如果排队提出的嫌疑人，经审查全部被否定，则要深入分析研究，每个嫌疑人的各种可疑线索，否定得是否有根据，是否都已经查证落实，在侦查实践中，往往因为对嫌疑人审查不落实或被犯罪分子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而轻易否定嫌疑人，从而漏掉犯罪分子。

• 任何一点不合理的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线索。

好了！我们用一节课的时间，探讨了盗窃案件的侦破方法。

为以后盗窃案件的侦破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家在实践中要很好的利用，已做好此项工作。

第二篇：浅论公安群众工作对铁路盗窃案件?侦破的意义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浅论公安群众工作对铁路盗窃案件侦破的意义

作者：张竞扬等

来源：《法制博览》2014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张竞扬（1994-），男，辽宁锦州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2级犯罪学专业本科在读；严仁斌（1993-），男，江苏扬州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2级犯罪学专业本科在读；于争平（1991-），男，辽宁营口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1级犯罪学专业本科在读；常文明（1993-），男，辽宁抚顺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2级犯罪学专业本科在读；龚子健（1993-），男，江苏徐州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2级犯罪学专业本科在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摘要】走群众路线，促进和谐警民关系的发展，是我党对公安工作的根本要求。通过铁路公安工作实践，可以看出群众路线是铁路公安工作的根本在笔者通过连续三个假期在铁路公安部门的实习，对铁路公安工作群众路线的特色之体会与思考，并结合当前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针对铁路盗窃公安工作的现状，提出一些对新时期铁路公安开展和完善群众工作的见解。

【关键词】公安群众工作；铁路部门；盗窃案件侦破

公安机关各警种中，铁路警察作为窗口警种，是与人民群众打交道较多、接触较广泛、联系较直接紧密的队伍。铁路公安执法能力、服务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铁路公安机关形象，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威信。当前铁路盗窃案件高发，对社会治安及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然而由于铁路盗窃案件独有的特点，取证难、侦破难。只有重新拾起公安群众工作这柄利剑，加大与群众的联系，才能对之进行有效打击。

一、铁路公安部门开展群众路线工作的意义

（一）改善警民关系的需要

不得不承认，当前，在某些地方或工作上某些环节，警民关系存在不和谐的现象。例如个别警察作风不检点，执勤执法方式欠妥，专治思想严重，方法单一，以主导者自居，不但不主动深入群众，接触群众，为群众解决切身实际的问题，甚至对前来求助的群众也不热情的给予帮助，执法部门仍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

（二）构建和谐铁路运输的需要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的和谐，作为社会中的一部分，没有和谐的铁路交通，就不是完整的和谐社会。铁路公安部门作为保障铁路运输生产安全的职能部门，承担着保卫维系国计民生的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旅客人身和财产不受损害的重要责任，承担着确保铁路顺利改革的重要责任。如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支柱作用，不仅是为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安全的乘车环境，是铁路公安机关应当着重思考的。

二、铁路盗窃案件特点

铁路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盗窃案件是铁路违法犯罪行为中发案率最高、危害面最大的刑事犯罪案件。在铁路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内，违法犯罪随机性大、突发性强、使铁路公安工作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作案类型上，流窜性作案多

从过去发生在列车上和车站上盗窃旅客财产案件看，大部分盗窃犯属于流窜作案。在列车、候车大厅、售票厅等场所，这些盗窃犯趁人多或者旅客不备之机，盗窃旅客的财产。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作案者作案的地点和区段频繁更换，这些盗窃犯对车站、列车的情况十分熟悉，导致案件发生后犯人抓获的难度增加，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二）结果上，破坏性强

犯罪分子为了达到盗窃铁路及旅客财产的目的，不顾后果，不择手段，有的将钢轨锯成一小段一小段，宁愿钢轨报废也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样，通讯设备也屡遭犯罪分子的毒手，有时才检修完，过一天就被犯罪分子破坏掉了。有的犯罪分子在盗窃过程中随意扔弃之前盗窃的物品，造成列车撞轧和列车部件的损毁，严重的情况下列车发生倾覆也是有可能性的。

（三）罪犯身份及职业上，以农民和无业人员居多

沿线农民空闲时间较多，农闲时几个月也没有农活，靠着郊外铁路，有些农民通过盗窃铁路财产来获取额外收入，而无业人员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想维持生计，又没有赚钱本事，却有着大把的空闲时间，盗窃成为他们“有所为”的方式之一。

（四）作案时间短，逃离快

在准备阶段，犯罪分子就已经物色好了盗窃对象，有的则是上了车就寻被害人，伺机作案。作案者在车上前前后后来回走动少，不易被我们的民警发现。犯罪分子一般选择旅客上车放完行李坐下或到站前瞬间作案，得手后即下车逃离。失主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现携带的财物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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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铁路盗窃案件看开展群众路线工作的迫切性

从铁路盗窃案件侦查工作现状来看，群众路线是必然选择。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尤其是铁路方面在人财物方面一直存在着矛盾，没有得到比较明显的缓解。在此形势下，加大群防群治工作的力度，进一步落实群众工作路线，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然而，在新时期，面对日趋复杂的铁路盗窃犯罪问题，铁路公安的工作如果要续写辉煌，那么坚持铁路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铁路工作贴近群众的性质，使我们无法忽略在铁路公安工作中如何紧密联系群众，积极服务好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这一问题。铁路盗窃案件的犯罪暗数不在少数，其原因主要是铁路盗窃的特殊性，但是，群众的配合程度较低，知情不举、息事宁人等等情况时有发生，如何将群众路线与铁路公安工作相结合就显得格外迫切。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在铁路工作中努力将群众路线融入其中，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工作是公安工作永恒的主题。

四、传统铁路公安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一）站车宣传

铁路民警除了坚守在捍卫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线，还要担负起拉近警民关系，树立公安爱民亲民形象大使的重要职责。他们利用车站、列车内的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宣传维护站车安全有序，守法和谐的必要性，宣传推广线路联防、确保线路安全的重要意义，沿途张贴、播放宣传警句。耐心的为群众讲解防范和打击铁路犯罪的必要措施和意义，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保护站车安全秩序不是小事，人人有责。

站车宣传应当以精品站车宣传作为关键，发挥典型的示范效应，带动整个站车宣传服务水平实现快速提高，则可以形成了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精品站车。如可以在候车大厅为旅客提供以“亲情温馨”为目标的细微服务；在软席候车室、贵宾室提供以“个性化”服务为目标的舒心服务等主题特色服务。要合法、合理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办法，宣传、启发、动员、组织、指导群众参与社会治安治理，最大限度地促成“社会治安社会管”的“人人关心治安、人人参与治安”的局。充分发挥与群众联系密切的优势，建立民警服务站（点）积极开展服务群众工作，推进公安群众工作的社会化，不断丰富和增强警民和谐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关系。

（二）线路联防

铁路盗窃案件严重扰乱了站、车治安秩序，甚至直接影响了列车行车安全和铁路声誉，也给群众家庭、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一些不法分子时而潜伏在家，时而于车站，车内行窃。要像抓这些社会蛀虫，还应从根本出发，杜绝他们滋生的窝点。创新线路联防机制便体现出其除作为治安防御机制外的重要作用。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线路联防的创新思路在于动员公安内部组织机关干部和民警以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为主题，以听民声、访民意、知民情、解民难、送民暖、借民力为主要内容，组织民警深入沿线、深入实际、深入村屯群众，不断推出便民利民措施，依靠民力、借助外力，做大治安联防队伍，提高警民联防效能，发动和带领各界群众共同做好社会治安工作。

群防群治是公安机关的成功经验，是“警力有限，民力无限”的经典杰作，要把辖区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建立群众自己的治安防范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辖区里来了生人有人问，租借房屋有人管，对于形迹可疑人员有人汇报，铁路失窃物品出现有人报案，让违法犯罪分子无可乘之机，让人民群众成为巡逻防范、看家护院的主力军。同时加强路地合作，以铁路运营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农民收入。多与群众交流沟通，帮助解决其生活中的问题。实现村村有朋友、田间地头有朋友，共同打击铁路盗窃，让铁路安全的蛀虫无处藏身，为铁路运输生产安全创造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

五、铁路公安群众路线工作新举措

（一）线路联防新举措—五百”活动

“五百”活动是锦州铁路公安处为进一步深化群众工作，密切警民关系，自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1月底，在全处范围内集中开展了“进百家门、送百家衣、知百家情、办百家事、借百家力”深化群众工作主题实践活动。

在活动中，公安处组织民警深入沿线村屯群众，大力营造氛围，全处共出动民警300余名，走访群众10000余户，为100名鳏寡孤独老人、困难户、精神病患者、呆傻人员送煤炭、大米、白面、豆油、衣物等价值人民币达50000余元。

“五百”活动的活动对象不仅仅限于铁路沿线的群众，还包括铁路相关部门的干部职工。列车上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车务段、工务段、机务段、电务段及公安部门的乘务民警。其中，乘务员每个车厢配备一人，销售人员在车厢内走动销售，他们的人员密布程度、活动范围均大于乘务民警。在他们中建立工作伙伴，平时有利于增强铁路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增强警民关系，旅财盗窃案件发生后，这些人员也能为乘务民警提供迅速有效的线索，有利于解决旅财盗窃案件侦破时效的问题。

在铁路沿线，“五百”活动开展以来，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隐患、危机已大大减少；民警与群众的感情在不断增近；护路群体在不断壮大，已由原来单纯依靠民警逐渐转变为警民联手、共同保护铁路运输安全，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一旦有盗窃警情，沿线群众便会积极配合警方进行搜索，列车上其他乘务工作人员也会积极配合民警工作，为铁路公安部门提供线索。“五百”主题实践活动，诠释了什么是“警力有限，民力无穷”。

（二）网络平台联系群众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想要圆满的完成一项侦查工作，最终破案，就应当案情确凿、证据充实明确、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三项俱全，而铁路旅财案件的侦破难点也在于此。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不同的思想不断冲击着人们，也改变了建国初期主动向侦查机关提供线索的良好形势。当刑事案件在身边发生以后，知情群众往往出于各种考虑而视若不见，退缩保身，民警在现场询问情况往往也难有收获。侦查机关要想充分依靠群众，把握线索，及时破案，不但要继续坚持传统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利用网络途径挖掘群众中的信息资源也尤为必要。

铁路公安部门现在均大力建立微博账号、QQ群、微信平台等网络平台。西安铁路公安局微信平台总发布图文消息103条、腾讯微博有77191位听众，发广播3626条；新浪微博粉丝121万，微博3627条；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腾讯微博听众71523，广播182条；昆明铁路公安处水柏站派出所松河警务区民警徐铭樯根据沿线群众使用微信较多的实际，注册建立了“线警小徐”公共微信频道，添加沿线群众1248人（占总人数的85%仅2013年8月一个月便编发微信图文、视频宣传信息28期，累计推送15000余次，受教育人数达15500余人次。

利用网络与乘客开展广泛交流，了解群众诉求，进一步拉近了警民关系。一旦有盗窃案发生，铁路公安机关在派遣警力进行侦查搜集证据的同时，还可以在网络上对案情及已掌握线索进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公示，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线索，增加及时破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其他心怀不轨的人员予以警示，从而从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两个方面控制犯罪。

参考文献：

[1]李静群众路线在新时期公安工作中的体现[J]求实，2010（A01）：70-71 [2]曲彤瑞动车旅客财物被盗窃案件现场快速处置[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2（6）：18-21 [3]姜建宁，柏利忠群众路线与当前公安工作的改革发展[J]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4）：136-140

第三篇：物证与案件侦破

物证与案件侦破

内容提要：

本专题以“物证的本质特征和特点；物证与犯罪现场的关系；物证与重现犯罪”为主要内容，结合典型案例阐述了“物证与案件侦破”的关系。通过本专题的讲授，力求使刑事犯罪侦查学员了解物证在侦查破案中的重要性，提高实战中运用物证的意识。

一、物证的本质特征和特点

（一）物证的本质特征

物证是相对人证而言的一类证据。凡是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实物，均可称之为物证。从广义上讲，物证也包括书证。书证是以其内容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文书材料，文书材料是一种实物，书证当然也可以视为物证，但它和物证又有一些区别。我国法律中规定的证据种类条文，也反映了这种区别。可见，物证即不同于人证也不同于书证。

物证是以法收集的，与案件有联系的，能以其外形特征及所载字迹、符号、图像、声纹特征或物质性属性证明其与受审查的人、事、物、时、空存在联系，从而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物质性客体。

上述物证的概念，即点出了为物证的一般特征，也揭示了物证所具有的双联性这个最本质的特征。各种物质性客体之所以能证明案件的情况，就是因为他具有“双联性”的特征。只有当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无可争议的确定，这样“物质性客体”才可以作为定案或认定事实的依据。如果有一方面的联系没有从法律上或科学上被正确确定下来，该物质性客体就会失去作为物证的法律效力。

作为物证的物质性客体与案件中的人、事、物、时、空的联系，通常用符合法律手续的文字笔录和拍照的方法加以确定，至于受审查的人、事、物、时、空的联系，一般必须用科学鉴定的方法才能确定。当然有的物证也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加以确定。

（二）物证的特点

1、物证的合法性。物证应当是以法收集的。只有以法收集才能保证来源可靠。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可能为了栽赃陷害而伪造物证。二是确实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证（书证亦同），可能是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前一种情况当然不能以假当真，必须通过深入调查和利用刑事技术手段揭穿罪犯伎俩；后一种情况应当对收集物证的方法和物证的具体内容同时进行审查。如果收集来的物证经审查核实，确实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虽然收集的方法是非法的，还是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的。但是对于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的除外。对于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处理，触犯刑律的，应当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

2、物证的不可替代性。这个特点是有物证的双联性决定的。物证不可用任何其他同类客体替换。例如：犯罪嫌疑人作案用的鞋子丢了，绝不能用犯罪嫌疑人穿的另一双同类鞋子来替换。提交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原物的照片和模型。这并不是对物证不可替换性的否定，而是对物证这个不可替换性原则的肯定和完善。

3、物证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在现代科学技术还没有产生之前，利用物证的范围是很窄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物证的范围越来越广。从发现物证到记录物证，从提取物证到检验物证、鉴定物证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当犯罪嫌疑人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时，例如，利用计算机进行犯罪时，如果办案人员不懂得计算机技术，收集和提取电子证据，将是十分困难的。

4、物证的客观可靠性。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原告、受害人、证人、辩护律师、甚至办案人员，都有可能出于这样或那样的个人动机而偏离实事求是的原则。物证则不然，它是客观存在的。他等待内行人去发现它、提取它，等待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去检验它、鉴别

它，并且利用它来证明一定的案情。诉讼实践已经表明，唯有物证不说谎。

二、物证与犯罪现场的关系

（一）犯罪现场的分类

培养驾驭现场的能力并确定一起犯罪涉及多少现场，每一现场的性质、范围、状况，每一物证与现场的联系，对侦查破案尤为重要。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满足犯罪现场全部要素的一种分类方法。对于每一案件来说，虽包括许多宏观和微观现场，但原始现场最为重要。宏观现场通常按：

1、犯罪的类型分类（如杀人、盗窃、强奸等）；

2、现场的位置分类（室内与户外现场）；

3、现场的性质分类（身体伤害、房屋倒塌、银行失窃等）。

微观现场是指涉及犯罪的任何个体和物件（如被害人身体、犯罪嫌疑人所用的工具等）。

（二）物证与犯罪现场的联系

大多数导致破案的线索来源于犯罪现场中的物证，物证与现场的密切联系，是由物证在犯罪调查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侦查破案应当先解读现场物证。物证在各类案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把犯罪过程看成是罪犯实施的一个“系统工程” 的话,其中包括：“预谋策划——踩点打探——案前准备——实施犯罪（案发现场）——逃逸躲藏”等犯罪阶段。罪犯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必然存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场所和某些有关联的物证。揭露和重现犯罪就是要通过案发现场上犯罪嫌疑人遗留的物证开始入手。物证的形象痕迹特征、所载字迹、声纹和物质性属性无不隐含着犯罪过程中每个环节的信息，注重采集、分析、鉴定物证对侦查破案是十分必要的。现代侦查破案工作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广泛利用物证。

（三）物证在现场遗留的重点部位

1、现场的进出口

犯罪嫌疑人总是选择最便捷的路径出入现场,并使用惯用的手段和一定的工具翻越或破坏进出口处的障碍物,以便迅速实施犯罪。因此在现场的进出口处往往会遗留大量的物证

2、犯罪嫌疑人在现场活动的区域

犯罪现场中最有价值的是犯罪嫌疑人所侵害的客体和可能触动的部位。现场上被侵害的客体与犯罪嫌疑人有较长时间的接触,极有可能留下各种物证,是勘查的重点。

3、犯罪嫌疑人来去现场的路线和运载工具

发现寻找物证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心现场及其附近,还应扩大到犯罪嫌疑人来去现场的路线。

4、犯罪嫌疑人藏身或隐蔽的地点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前预谋、策划、踩点、打探的地方,以及作案中受惊或作案后被发觉,在现场附近(如仓库、天棚、柜台下、厕所等处)隐蔽躲藏时,也容易遗留有关的物证。

5、犯罪嫌疑人身上及其周围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将现场上的物质带走。

（四）现场物证的作用

现场勘查中只有运用正确的刑事技术方法，去发现、提取、分析鉴定与犯罪行为有联系的物证。结合现场情况分析,推断案情，才能充分发挥现场物证的作用。

1、能为正确判断案件的性质,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提供依据；

2、能为摸、排、查提供范围和线索；

3、能认定犯罪嫌疑人同特定的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

4、能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地点、作案时间、作案动机、作案工具、作案人数等情况；

5、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生理特点、年龄、文化、职业、身份等提供依据。

6、能为证明嫌疑人是否在作案现场,核查证人关于案件证言的真伪；

7、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或物证的遗留者,从而为破案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类型的物证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物证，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从案件中所起的作用这个角度来看，物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证据，另一类是间接证据。凡是能直接证明谁实施了犯罪行为这个主要事实的物证，称直接物证；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中主要事实，只能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物证，称间接物证。物证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间接证据。

三、物证与重现犯罪

对现场物证的充分解析，采用推理（回溯推理和正向推理）的方法可以重现犯罪过程。

（一）犯罪追踪调查

现场形态和物证通常可以用来确定“某起特定犯罪”的重要事实。如盗窃案可发现工具痕迹，打碎的玻璃，丢失的贵重物品；杀人案可发现创伤和肢解的尸体；伤害案中被害人的血迹，扯裂的衣服；强奸案中被害人身体伤痕和阴道上的精液以及施暴的物件和工具，可推测是强奸杀人罪犯留下的。

案例1 ——跨省擒魔

（二）提供作案方式

许多案件都是由其个人犯罪特征的方式构成，物证能帮助确定某种特定的作案方式，为串联、并联案件提供依据。如作案嫌疑人所留的笔迹、声音、习惯动作；入室盗窃的侵入方式、所用工具、被盗物品的种类和特征；纵火案件所用的助燃剂类型、点火方式等。

案例2——追捕末路狂徒

（三）确立嫌疑犯与被害人的关系

物证能够协助确立在暴力犯罪中特别重要的联系。如对被害人身上的嫌疑犯精液进行DNA比对鉴定；在犯罪嫌疑人衣服上检出被害人的血液、毛发、衣服纤维和化妆品等。发现嫌疑犯拥有被害人的个人物品有时也可确立相互关系。如在嫌疑人家里发现信用卡、衣物、私人用品等。

案例——烧焦的名片

（四）确定人与犯罪现场的关系

如要确定某人（嫌疑犯或证人）与犯罪现场是否有联系，可通过勘察现场和分析检验物证实现。如犯罪现场遗留指纹的同一认定；生物学证据中毛发、唾液、血液等比对鉴定；人体形态证据中脚印、耳廓纹、唇迹、字迹等特征比对检验。

案例4————女出租司机被害

（五）确定物品与犯罪的关系

在某一地点或某人身上发现的物证通常能把现场或个人与特定犯罪联系起来。如汽车肇事后逃逸的车辆，可利用残留的多层漆片缩小有关嫌疑车辆的数目和型号范围；对枪击现场弹头的检验鉴定可确定抢的种类，通过痕迹可追查枪的持有人。案例5——追踪银行卡

（六）否定和支持证人的证词

对物证的检验鉴定往往能给出结论性的证明，表明某人对所发生的事件的陈述是否可信。如案件发生后，事主谎称事实真相，物证可给出正确与否的答案。案例6————失控的情感（完美的谎言）

（七）认定嫌疑犯

诸多类型的物证可通过实验室比对和分析使之个性化。如指纹、DNA鉴定是用来认定嫌疑犯的最佳物证，结论可对该人做出明确无误的认定。案例7——隐形罪恶

（八）提供侦查方向

对物证的检验鉴定可以帮助侦查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为破案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线索。如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脚印大小，可以帮助侦查员排除或包括某一嫌疑犯；脚印的数目，可查明在现场的人数；鞋底图案，可提供今后调查的主要线索；脚印的位置，能提供有关事件顺序的信息；脚印的形态，能表现出现场的活动情况。

案例8——高压电房里的秘密 注：上述案例均为2008年以来发生的不同性质的典型案件，案件中利用了“物证”的信息作用，使犯罪的真相得以重现。

第四篇：“一号案件”侦破纪实

“一号案件”侦破纪实

高墙电网，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哨兵，居高临下的岗楼，这里就是临汾监狱。

它是山西省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之一，原判死缓和无期徒刑的重刑犯占罪犯总数的80%以上。然而近几年来，却有一些正值壮年、身体健康的罪犯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走出了监狱的重重壁垒。

2004年5月，一封举报信揭开了这其中的惊人黑幕――

全国一号案件：监狱风暴骤起震荡山西

2004年5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开展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中，关于山西临汾监狱干警违法办理保外就医的举报材料像雪片一样飞到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转来了相同内容的材料。举报的内容非常明确：以临汾监狱的政委、党委书记王勇民为首的干警收受贿赂，将没有疾病的原判死缓、无期徒刑的罪犯保外就医。

举报材料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的高度重视，该处决定利用专项检查之机，对临汾监狱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全面复查，秘密收集证据，寻找案件突破口。

6月21日，由省人民检察院监所处组成的初查小组，以指导“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工作的名义进驻临汾监狱，调取了该监狱2002年以来全部保外就医罪犯的档案资料进行审查。经过5天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发现了诸多疑点，初查小组当即封存了相关档案资料。

6月27日，在初查小组的严密组织和全程监控下，临汾市人 1 民检察院和临汾监狱联合对8名曾被保外就医的罪犯的疾病进行了异地复检，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在8名罪犯中有5人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其中两人竟然没有任何疾病――罪犯张勇，35岁，原判死缓，2003年1月以肝硬化（失代偿期）被保外一年，2003年12月以同样的疾病被续保一年，经复检仅为高血脂，无任何保外疾病；罪犯高喜生，26岁，原判死缓，2003年1月以肝肾综合症被保外一年，经复检无任何疾病。

罪犯的复检结果和侦查工作的初查结果，暴露出临汾监狱在罪犯保外就医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违法犯罪事实。7月30日，鉴于该案有犯罪事实存在，犯罪嫌疑人尚无确定的情况，经山西省人民检察院领导批准，监所检察处果断以事立案进行侦查，并从全省监所检察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了“7・30”专案组。

专案组确定了“通过审讯、外围调查，获取涉案干警犯罪证据”的侦查思路和“围绕监狱医务部门、狱政部门和分管领导三个环节尽快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方向，制定了具体的侦查计划，在对5名为罪犯违法保外就医的监狱干警、医务人员和6名与案件有关的服刑人员异地秘密关押后，侦查工作全面展开。案件首先在罪犯的亲属和服刑人员陈某、吕某身上打开了缺口，证实了他们曾向临汾监狱政委王勇民、监区医院院长申小红及其前任张伟、狱政科科长赵卫东、山西省109医院医务科主任闫宝山等人送礼行贿的事实。涉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接着，通过对保外就医罪犯原始病历的司法鉴定、徇私舞弊大量书证物证的收集固定和犯罪嫌疑人的突破，王勇民、申小红、2 赵卫东、张伟、闫宝山收受贿赂后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违法为张勇、高喜生等6名罪犯办理保外就医的犯罪事实大白于天下。

至此，山西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监狱干警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违法为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办理保外就医的犯罪窝案全线告破。此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全国“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中的一号案件。

当代天方夜谭：健康重刑犯制造保外就医“奇迹”

张勇，祖籍山西霍州，1993年因盗窃罪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

几年的监狱生活，张勇已度日如年，一想到还要在铁窗下度过漫漫余生，他更是痛不欲生。张勇知道要走出高墙的唯一办法就是保外就医，但他当时只有20多岁，又没有任何疾病，这种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但他和他的家人却决心不择一切手段创造人间“奇迹”。他们运作的第一步是在1999年通过关系把张勇从北京二监调到了临汾监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办理保外就医。

调到临汾监狱后不久，张勇就求之若渴地打听别人“获保”的成功秘诀，并请手眼通天、和临汾监狱的很多领导关系非同一般的“大油”吕有来指点迷津。吕有来虽然觉得他这是异想天开，还是给他出谋划策，让他在狱政部门、监区医院和分管保外就医的副政委王勇民身上“下工夫”。

这个信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张勇的全家立即召开了家庭会议，经过一番分析、讨论、研究后，一场精心策划、全家出动、分兵作战、各个击破“营救张勇”的闹剧就拉开了帷幕……

计划分内外两步，同时进行。张勇负责“内部”，要做的工作 3 是装病和买通狱政科科长赵卫东。外围运作的任务是疏通关系、打通关节，和张勇里应外合。见过大世面、能说会道的二姐夫杨某某和三姐张某某受命担当此任。

不久，杨某某通过他在临汾的战友和时任临汾监狱副政委的王勇民拉上了关系。2000年年初，杨某某和张某某在临汾市区的一家高档酒店宴请了王勇民全家。在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时，张某某小心地投石问路：小弟张勇患有重病，是否能办理保外就医？见王勇民笑而不答，杨某某不失时机地送上了5000元的“见面礼”。

此后，杨某某和张某某成了王勇民家的常客，请客吃饭、赠送礼物这些老套路在王勇民身上很见效果，杨某某随便地称王勇民为“老王”，张某某和王勇民的妻子更是“亲如姐妹”。从2000年10月到2004年1月间，杨某某先后以向王勇民的女儿考上大学表示祝贺、向王勇民在保定学习表示心意等方式，送给王勇民15000元。

为了攻下时任临汾监狱监区医院院长张伟这个山头，张某某除了请张伟夫妻吃饭外，还在2000年11月亲自背着一个消毒柜送到张伟家中，令张伟一家大为感动。临走时，张某某还把5000元放在张伟家的茶几上。

接着，张某某又大展金钱外交才能，通过闫某认识了临汾市人民医院的护士长田某，通过请客送礼，临汾医院的一些大夫也跟着她的指挥棒跳起了“华尔兹”。

而在高墙内的张勇也是积极行动，2000年6、7月间，吕有来把他作为“在北京的哥们”介绍给了狱政科科长赵卫东，张勇在 4 连声说“希望您多多关照”的时候，悄悄把一张3000元的存折塞到了赵卫东的手中。

2000年9月，张勇突然“病情严重”，住进了监区医院。在医院里他偷偷服用了其“干姐”田某（即上文提到的护士长）送来的“专用药品”，之后脸色变得蜡黄，还伴有轻微浮肿的症状。张勇的装病使得这场戏演得越来越逼真。

钱送到了，接下来就该收钱的人“替人消灾”了……

神话变成现实：监狱干警敢把重刑犯送出高墙

2000年10月，在时任分管副政委王勇民的明确授意下，张勇被张伟“特别关照”地送到临汾市人民医院进行保外就医的疾病鉴定，无奈一纸“轻度脂肪肝”的诊断结论给了这些“热心人”当头一棒。张伟向王勇民汇报后王勇民指示：过几天再去查一查。但第二次检查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

关键时刻，张某某出面宴请张伟了，席间张伟告诉张某某：必须达到“肝硬化失代偿期”才能保外就医。

有了张伟的热心指点，张某某茅塞顿开，在她和田某的一番“运筹帷幄”下，临汾市人民医院在对张勇第三次鉴定时开出了张勇“肝硬化并腹水、胸水”的诊断意见书，这样，张勇的“病情”便在一个月内由“轻度脂肪肝”成功地“恶化”成了“肝硬化并胸水、腹水”。

此后王勇民授意张伟尽快提出张勇的保外就医申请。2000年11月20日，张伟主持召开会议通过了临汾监狱监区医院关于张勇保外就医的合议，为了弥补张勇不符合保外就医刑期条件的不足，张伟指使他人伪造了张勇病危的虚假材料，为张勇下发了“随时 5 有生命危险”的病危通知书。

2000年11月22日，王勇民主持召开了张勇保外就医合议会，会上参会人员心照不宣。在明知张勇不符合保外的条件下，由王勇民决定，通过了张勇的保外就医并呈报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审查后未予批准，并要求带张勇到山西省109医院进行复查鉴定。

一听说张勇的呈报被“打”了下来，而且要到109医院重新鉴定，杨某某急忙来找张伟，张伟急人之所急，立即给他的大学同学、109医院医务科主任闫宝山打电话，“我有一个朋友要到你那里鉴定，你给关照一下”。杨某某则火速赶到太原，在闫宝山的办公室里送给了闫1万元。

2001年1月3日，张勇到109医院进行疾病鉴定。在特诊科与传染科会诊后做出的病情结论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闫宝山于2001年1月21日组织召开了张勇的疾病鉴定会，安排已经退休并且不具备鉴定资格的人员参加会议。在与会人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闫宝山伪造了两名鉴定医生的签名，为张勇出具了符合保外就医疾病的诊断建议书。

2001年2月26日，王勇民指示赵卫东：张勇的保外就医不用合议了，直接上报省监狱管理局，并在张勇保外就医呈报审批表上亲笔签署了“经合议，同意保外就医一年”的意见。张伟在明知张勇的刑期条件和疾病条件均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且未经合议的情况下，签字同意了这一呈报意见。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审查后，以条件不符再次退回。

2001年11月，已升任临汾监狱政委的王勇民，在明知张勇的 6 刑期仍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安排时任临汾监狱监区医院院长的申小红和赵卫东重新呈报张勇的保外就医。申小红即安排监区医院大夫闫某填写了张勇的保外就医审批表。赵卫东在明知张勇的刑期仍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且无新的疾病鉴定资料的情况下，提交监狱于2001年11月15日召开了张勇保外就医合议会，之后张勇的保外就医第三次被呈报到山西省监狱管理局，仍被以刑期条件不符退回。

2002年11月14日，在没有张勇任何病历资料的情况下，在政委王勇民的再次催促下，临汾监狱开会合议了张勇的保外就医。申小红在明知张勇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在会上明确提出张勇的病情符合保外就医第五条。赵卫东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签字同意了合议结果，使合议通过了张勇的保外就医。2002年12月25日，申小红安排闫某依据时任临汾监狱检察室主任张某拿来的未经合议的一份由临汾市人民医院于2002年12月4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填写了张勇的保外就医审批表，向山西省监狱管理局作了呈报。2003年1月15日张勇被批准保外就医一年。

就这样，在王勇民、申小红、赵卫东、张伟、闫宝山锲而不舍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两年时间，前后四次呈报，“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张勇终于气宇轩昂地迈出了临汾监狱的大门。

闹剧不停上演：保外就医权力成为狱警的“摇钱树”

保外就医是一种监外执行刑罚的法律制度，是对在服刑期间确有严重疾病的罪犯经批准取保在监所外医治的一种临时性措施。保外就医的适用，有非常严格的手续规定：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诊断证明，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批。

在临汾监狱，提请和呈报保外就医的权力被任意“出租”，成为监狱腐败的一大资源。当监狱干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的时候，他们就会耐不住清贫、守不住防线，金钱、人情就成了他们与服刑罪犯之间的润滑剂，他们“靠山吃山”，将眼睛盯住罪犯，将贪婪的手伸了出来。

于是，上到监狱政委,下到监区医院院长,在金钱和人情的驱使下，不惜违反规定、放弃原则、失职渎职，为重刑犯逃脱监管而亲自奔走呼号，他们配合之默契,手段之大胆，堪称奇迹。

“左手拇指骨折畸形愈合、功能障碍”的原判死缓的罪犯杨高峰，被夸大升级成了“左手功能基本失去”，1994年被批准保外就医一年。从1996年1月到2000年3月，在随后的五次续保中，杨高峰也是一路畅通无阻。

原判死缓的罪犯高喜生在临汾监狱是公认的腰包鼓、关系广的人物，在他的号子里，摆放着影碟机和饮水机，可谓是渴了就喝、烦了就看，好不悠哉！无任何疾病的高喜生被申小红安排患上了“肝肾综合症”，而在合议会议上赵卫东更是故意歪曲事实，将当时已满26岁的高喜生说成是少年犯，2003年1月，高喜生被批准保外一年。

2003年12月，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张鹏经109医院诊断，结论为“早期肝硬化”，在合议会上，赵卫东、申小红明知109医院的这一诊断建议书是张鹏疾病的最新诊断证明，且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仍故意隐瞒事实，采用2003年11月28日临汾市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通过了对张鹏的保外就医并呈报省监狱管理局。2004年4月，张鹏被保外就医后脱逃在外，至今未被抓获。

在临汾监狱，某些来头大的犯人私下里被称为“关系犯”，因贪污罪被判14年有期徒刑的张明德就是这样的“关系犯”。王勇民受人之托，安排申小红关照张的保外就医。2001年7月，张明德在临汾市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肥厚性心肌病”，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申小红安排田某在未带张明德到医院检查的情况下，找到给张看病的医生，在原来的诊断书上加上“心功能二级，老年性肺气肿”两句，并让田某在填写罪犯保外就医申请表时，捏造事实，夸大张明德的病情为“有心脏病无法活动，生活自理困难”。同年9月，张明德被批准保外就医一年。

2005年9月21日，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勇民、申小红、赵卫东、张伟、闫宝山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受贿案。

10月24日，原平市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法以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受贿罪分别判处王勇民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申小红有期徒刑五年，赵卫东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张伟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闫宝山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12月30日，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述判刑人员的上诉，维持原判。

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重刑犯走出了高墙，“放虎归山”的监狱干警却住进了监狱，是阴差阳错还是命运弄人？

同样的高墙电网，却是物是人非，“狱警”和“囚犯”原来只有一步之遥！

编辑：盛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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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分析

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分析

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都属于侵犯财产罪，两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和犯罪客观方面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由于两罪犯罪手段的部分重合，在案件定性究竟是职务侵占罪还是盗窃罪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职务侵占罪立法背景和司法解释

1、立法背景

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没有规定职务侵占罪，对于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公共财产的行为，以贪污罪处理。改革开放后，随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各种私有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出现，对于这些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产的行为，由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公共财产，难以按贪污罪处理。因此，1995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其中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4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第10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该《决定》基础上，将犯罪主体由该《决定》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到其他单位人员，并删除了“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的规定。

1、犯罪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属于特殊主体；盗窃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2、犯罪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盗窃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

3、犯罪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手段是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方法；盗窃罪犯罪手段是窃取。

4、犯罪客观行为不同：职务侵占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盗窃罪的实施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无关。

三、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中的几个问题分析

案例：王某系某火车站货场门卫兼巡守员，负责货场巡守、防火防盗以及货物出大门的验票放行工作。王某在值夜班时单独或伙同他人窃取货场内露天堆放的无烟块煤12起，价值1万余元。此外，王某还偷拿货运员钥匙打开货场库房窃取小麦，价值2千余元。

本案定性究竟是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存在以下争议：

1、单位劳务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主体？

一种观点认为：从立法原意上看，职务侵占罪主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和单位的人员。我国1997年《刑法》对职务侵占罪主体规定的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从文义上理解，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似乎可解释为包括国有的公司、企业、单位。然而，按照主观解释论的法律解释原理，法律是立法者为社会设计的行为规范，表达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许或不允

探求立法者原意，而在于探求法律自身的合理意思，并使这种合理意思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追求立法原意必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影响刑法的生命力。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只有当客观解释的结论不适当时，才应采取主观解释。

职务侵占罪虽脱胎于贪污罪，都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要件，但是两罪的法益、犯罪主体和规范意旨均不同。贪污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或者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资格和权能的便利，具有公务职权性，当然不包括劳务便利。而职务侵占罪的法益是财产法益，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除管理人员外，单位中那些因从事劳务而持有单位财物的人员也可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财物，因此职务侵占罪主体应当包括单位劳务人员。并且，《刑法》第271条第二款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应以贪污罪处罚，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职务侵占罪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对职务侵占罪的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犯罪主体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2、在单位保管、使用、运输中的财物是否属于“本单位财物”？

不能将一般看护理解为保管。因此，王某利用的不是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因工作关系而熟悉作案环境、方便进出单位、能够轻易接近作案目标等工作上的便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货场夜间有货运员值班，但货运员并不巡守货物，有时去火车站提货票甚至要离开几小时。对于货场内的露天货物，货运员只是履行货票的账目管理，并无保管职责。而门卫履行巡守防盗、验票放行职责，即使是货运员，无货票也不能带货物出门。因此，门卫对露天货物有保管权，王某利用的是职务上的便利。

观点分析：根据199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一般认为，“主管”是指虽未具体管理、经手本单位的财物，但对本单位财物的调配、处臵、使用等具有决定性的控制、支配权，享有主管权的一般是在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管理”是指以直接管理、保管财物为工作职责的，因保管、看守、使用、处理本单位的财物而拥有一定的控制、支配权，如仓库保管员、会计、出纳、材料看管员等；“经手”是指本身并不负责对本单位财物的管理，因工作需要而对本单位财物有领取、使用、发出或报销等直接控制与独立支配的权利，如企业中的工区长、采购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区分“职务上的便利”与“工作上的便利”时，占有，应构成盗窃罪。

综上，本案王某窃取无烟煤的行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而其窃取小麦的行为应构成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