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5~2016）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5~2016）》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新常态，文化产业10多年来发展的“热运行”态势持续趋缓；“十三五”将是我国文化产业进入“新常态”的关键时期，我国亟须制定“对外文化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配套，弥补我国全球发展战略中的“文化短板”；必须在国际领域提倡“可分享价值”以填补价值观缺位；并且以服务于“对外文化发展战略”为目标，以构建新型文化治理体系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一系列制约国内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建议打通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的通道，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加快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充分发挥文化装备制造业的支撑作用，高度重视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终结10余年发展 “热运行”，回归“常态化” 蓝皮书指出，2015年1月2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年报，增加值为21351亿元，占GDP的3.63%。其中，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为20081亿元，比上年增加2010亿元，增长11.1%，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1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8071亿元，比上年增长16.5%，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6.8个百分点，2013年文化产业的增速再次明显下降，几乎与同年GDP增速持平。现在看来，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长期地大幅超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增长是一种“非常态”，从我国的实际发展状况看，这种增长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与改革配套出台的鼓励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府提供的“外生动力”。随着改革告一段落，政策效应必将递减，产业发展动力必将从政府转向市场，发展速度必将下降，这种下降就是回归常态。因此，文化产业走进新阶段的首要特征是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降低非常规的发展速度。我国文化产业正越来越融入实体经济，显示出与发达国家相似的景象
蓝皮书指出，当代文化产业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越来越从传统形态的文化产业发展为新兴文化产业。有两个典型特征日益凸显，即前端越来越强调内容创意，后端越来越从“产品”变为“服务”，融入一系列相关产业，使创意成为国民经济的普遍特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的突出特征是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于是主要的产出越来越转变为对相关产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越来越与实体经济融为一体，演变为一种以“体验经济”为名的社会经济生活景象。这种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普遍的“互渗”性是文化产业成熟的表现，也是文化产业的常态化标志。
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成熟度低，除了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之外，生产性服务功能较差是一个突出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产业对于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撑作用。在这里，突出的表现就是适应实体经济需求的“中间产品率”较低，产业关联度较低，带动性较差。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国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鼓励政策连续出台，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融入实体经济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一个突出发展动向。2014年3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是一个新的开端，该文件对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发展、促进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农业和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创意创业作用已经越来越显示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走上了与市场经济先行国家同样的常态化道路。“文化走出去”要以外宣创新倒逼内宣改革
蓝皮书指出，反思近年来我国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时出现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内宣模式做外宣”的结果，因此现在需要做的是“以外宣创新倒逼内宣改革”，这就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原则为指导，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建设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命题，也是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有效服务于国家对外文化发展战略的关键。什么叫作“文化治理体系”？就是在政府“管文化”和具体文化单位“办文化”之间建立起一个具有协调功能的中间环节——第三部门。这个部门主要由非营利性的专业机构组成，对外可以以民间渠道探讨敏感问题，避免政府直接出面立场过于僵硬的不便，对内可以承接政府相当的管理职能，避免对文化价值做不恰当的是非判断。事实证明，建立“文化治理体系”既是国际上通行的成功的社会参与文化管理形式，也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构建文化治理体系必将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找到新的突破口，使得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走出一条从“办文化”到“管文化”，又从“管文化”到“治理文化”的新型路径，开辟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全新局面。粤、苏、浙、鲁、湘、豫6省份文化产业就业规模都超过百万人，北京排名第七 蓝皮书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基础之上，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区域结构展开分析，北京、山东、广东、湖南、河南、江浙地区无论是文化企业数、法人单位数，还是年末就业人数，都排在全国前列；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北京6个省市的产出明显较大；而不同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集中度和产出能力的差异也很大。
蓝皮书指出，2013年末，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湖南、河南是全国6个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超过百万人的省份，依次达到了3741879人、2267728人、1709299人、1587684人、1117868人、1055686人，它们所占全国文化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量的比重则依次为17.54%、10.63%、8.01%、7.44%、5.24%、4.95%，合计所占比重高达53.81%。如果再计入年末从业人员数量排名其后的北京、福建、安徽、上海4个省市，则当年年末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前10个省份合计所占全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的比重高达69.81%。新兴文化消费三低特征明显，用户付费意愿增强
蓝皮书指出，传统文化消费和新兴文化消费融合发展是现阶段文化消费的又一个结构性特点。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新兴媒体的发展及其和传统媒体的融合。面对不同的消费方式、消费渠道甚至是全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文化消费领域得到极大扩展。以互联网为例可总结出一些新兴文化消费的特点，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文化消费现阶段的特征。
第一，消费群体年轻化。2013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网民用户规模达6.52亿，年轻人是主要的互联网使用群体。其中，24岁及以下的占31%，25~30岁的占29%，31~35岁的占18%。这种年轻化趋势体现在新兴文化消费的各个领域，主要在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领域，其主要的消费群体都偏年轻化。
第二，学历偏低。新兴文化消费群体的又一大特征是消费者向低学历人群扩散的趋势继续发展。我国互联网网民的学历大多集中在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占33%），本科占23%，大专占20%。在我国移动新闻资讯类应用网民中，毕业于高中/职高/中专/技校的占31%，而我国移动音乐类应用网民毕业于高中/职高/中专/技校的占35%，本科、大专、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总计约占总规模的40%，说明新兴文化消费群体的学历整体偏低。
第三，收入偏低。中国互联网用户收入统计显示，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3%，1000~1999元的占10%，2000~2999元的占20%，3000~3999元的占19%。消费群体主要为中低收入者。中国移动视频应用网民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25%，2000~2999元的占24%。中国移动新闻资讯类应用网民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28%，2000~2999元的占25%。中国移动音乐类应用网民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25%，2000~2999元的占24%。
第四，用户付费意愿增强。随着用户付费意识逐渐增强，政府加大对版权的保护力度，付费用户数量逐渐增多。以网络文学为例，中国网络文学用户愿意付费的比例明显提升，达到28.9%。但是实际上付费用户的比例仍然不足10%，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版权保护环境还有待改善。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可接受的月付费额度也有所提高，尤其是较高额度的月付费用户占比有不同程度的提升。3~10元是用户可接受的主要付费区间，占比接近50%。互联网企业将主导中国电影市场 蓝皮书指出，2014年，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已经通过一桩桩的投资与并购案例，让中国电影市场充分领略了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BAT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下，电影投资方面出现了众筹的新模式，电影发行方面出现了视频网站平台或新媒体的模式，在电影购票方面更是出现了团购和在线选座的新模式。这些新模式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电影产业链，使之与互联网产业链相互结合。
第二篇：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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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作者：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2年第01期
—《中国文化蓝皮书—2001～2002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经过一年紧张而又高水准的合作科研，顺利完成了《中国文化蓝皮书—2001～2002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的编写工作，并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为《文化蓝皮书》作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蓝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谢绳武任主编，国家相关部委的主要领导大多都担任了编委会的副主任和委员。
据专家介绍，这本书有三个第一：是我国第一本文化蓝皮书，也是第一本代表国家水准的文化蓝皮书，更是院校首次强强合作在文化研究领域完成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社科院与上海交大本着优势互补、勇于攻关的精神，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总报告、“十五”期间和入世后的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文化行业的报告、中国区域文化发展的现状报告、与国外文化产业的比较、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中国大城市的文化产业综合指标统计研究，以及专家论坛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报告。
《文化蓝皮书》反映了我国文化发展的现况，展示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前景。它的适时诞生，预示着我国正以世界的眼光、时代的要求融入世界发展的格局之中。正如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序中所言：“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新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将日益突显。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一些文化出口大国的文化产业，业已成为本国重要的经济支柱，特别是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联姻，正推动文化产业进入一个飞速扩张的时代。许多国外的政要、专家学者，不约而同都将其看成是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朝阳产业，他们甚至断言，21世纪的经济将由文化与产业两个部分构成，文化必将构成经济进步的新形象。这样的判断包含着发人深省的预见性，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第三篇：民营医院蓝皮书：中国民营医院发展报告(2017)
民营医院蓝皮书：中国民营医院发展报告（2017）
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激励下，社会资本蜂拥“从医”，新业态不断涌现，民营医院持续、快速发展
一、发展规模逐步增大
（一）民营医院数量增长幅度近年来，我国民营医院数量持续增加，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民营医院达到1.64万家，相对于2005年的3220家，增加了4倍，并且与公立医院的数量拉开差距。2010~2016年我国民营医院的总体数量增幅达132.48%，平均增长率达到15.10%，2011年的增长率达到19.4%,并且2015年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公立医院。相比之下，公立医院总体数量基本呈现负增长的势态，从2010年的13850家降到了2016年的12708家，降低幅度为8.25%。2015年民营医院数占比上升至52.63%，首次超过了公立医院数占比；2016年民营医院数占比更是达到56.39%，相对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数量优势愈加显著。
（二）新增民营医院地区分布
进一步分析新增医院的地区分布，在2016年新增加的1914家民营医院中，753家位于东部地区，629家位于中部地区，532家位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民营医院数量仍然最多，西部民营医院数量次之，中部地区民营医院数量最少，但增幅较大。
（三）民营医院规模增长幅度
虽然民营医院在数量上超过了公立医院，但是其规模普遍偏小。统计数据显示，超过80%的民营医院为一级或者未定级的医疗机构，开设床位数普遍小于100张。2016年，平均每家民营医院的床位数仅为75张，而同期每家公立医院平均床位数达到351张。
二、医疗服务能力逐年递增
（一）门诊诊疗人次2005~2016年，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门诊诊疗人次均呈逐年递增趋势。至2016年，公立医院门诊诊疗人次为28.48亿人次，占比为87.09%；民营医院门诊诊疗人次为4.22亿人次，占比为12.91%。民营医院门诊诊疗人次占比逐年增加，2010~2016年年均增加16.8%，尽管民营医院门诊诊疗人次逐年增加，但是对比同期民营医院数量增幅达132.48%，这就反映出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民营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数量增幅相比，差距非常大，而且同期公立医院门诊诊疗人次的增幅大于民营医院。因此，如何在患者中建立良好口碑、吸引患者就医，是民营医院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住院人次
2005~2016年民营医院的住院人次逐年增加，从2005年的208万人次增加到2016年的2777万人次，占比由4.07%上升到15.84%，略高于2015年的14.70%。尽管2005年以来公立医院住院人次占比徐缓降低了约10个百分点，但我们不能不看到，2016年公立医院住院人次占比仍达84.16%，说明民营医院的住院服务总量仍处在较低水平。
三、医务人员增长迅速
卫生技术人才是民营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医务人员流失、人才吸引难等问题制约了民营医院的长期、健康发展。2011年和2016年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总数分别为398.09万人和533.95万人，同期民营医院医务人员总数分别为54.61万人和120.26万人，仅占公立医院的13.72%和22.52%，民营医院医务人员总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伴随着民营医院的快速扩展，民营医院吸引到更多人才。从增长速度看，2011~2016年民营医院医务人员数增长率达120.22%，而同期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数增长率仅为34.13%。
四、医疗效率亟待提升
（一）床位使用率民营医院的床位使用率虽然从2005年的49.80%提升到2016年的62.80%，但始终维持在62%左右，而同期公立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为91.00%。民营医院的床位数在持续增加，但是病床使用率变化不大，说明大量闲置床位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这说明民营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还没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可。
（二）平均住院日 2016年民营医院的平均住院日为8.6天，同期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为9.6天，说明民营医院在住院流程的各个管理环节协调上较为完善，同时也与住院患者病情较轻、较少为疑难疾病和危重患者有关。
五、民营医院的发展机遇
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鼓励社会办医，2010年就提出“非禁即入”原则。“十三五”以来，实质性的政策不断出台，进一步破除社会办医隐形壁垒。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放宽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服务领域的要求，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健康服务。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推动社会力量办医疗机构水平提高。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儿科、精神科、老年病、长期护理、口腔健康、康复、安宁疗护等稀缺资源及满足多元需求的服务。
近年来，民营医疗在重塑医疗健康生态圈，利用互联网医疗等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模式与传统医疗模式融合的速度将加快。这将使传统的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模式出现较大的分化，部分民营医疗机构全面转型升级，部分坚守基层、低端服务，部分自生自灭。总体上，在互联网技术运用以及电商业务的发展阶段，医疗产业前期高投入和高风险特性对融入互联网和电商业务的医疗机构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总之，国家卫生政策的利好为社会办医持续注入活力，民营医院必将蓬勃、健康地发展。
我国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普遍不高，资源投入匮乏，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信息化作为考察现代化医院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民营医院要面临的一大关卡。为了解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以便相关部门从政策和技术等方面对民营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给予更精准的支持和帮助，指导民营医院管理者科学合理地制定信息化建设与发展规划，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联合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2016全国民营医院信息化现状调查研究，现总结如下。1.参与调查医院基本情况
241家民营医院各项指标分布差异明显。地区分布以中东部地区为主；综合性医院、非综合性医院分布较平均；以营利性医院为主，年医疗收入大多小于5000万元，床位数基本小于500张，平均职工约270人，大多数医院已接入医保。2.信息化组织管理情况
（1）医院信息化建设投入：医院信息部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和医院信息系统运行与维护。90%的调查医院有专门的信息化部门，且有分管信息化工作的院领导，仅有少数医院信息化工作由行政部门代管；近40%的医院有信息化整体建设发展规划，超过50%的医院制定了部分发展规划；信息部门总人数普遍为1~5人；信息化累计投入和整体预算水平均相对较低，绝大多数医院信息化投入小于300万元。
（2）医院管理层对信息化建设的认知：民营医院管理层基本重视医院信息化建设，9544%的民营医院管理层普遍认为医院信息化建设作用巨大，是现代医院管理的有效手段和必要工具；仅5家医院管理层认为信息化建设作用不十分明显，收效不明确；1家医院管理层认为信息化建设基本无用。（3）医院信息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调查结果显示，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缺人、缺钱、缺理念。93.33%的医院管理者认为医院信息系统最应解决的问题是提高临床业务效率，支持医院流程再造；50.0%以上的医院管理者认为医院信息化建设最主要的障碍分别是信息化专业人力资源不足、缺乏充分的信息化资金支持及管理层缺乏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经验。3.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情况
（1）关键信息系统建设情况：将医院关键信息系统分为HIS、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收费系统、物资管理系统、电子病历系统（EMR）、LIS系统、PACS系统和移动护理系统等，对各系统建设的全院覆盖率均不足80%。药品管理全院覆盖率居首位，移动护理系统全院覆盖率最低，为6.64%。4.信息系统建设相关性分析
医院床位数与2016年总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即医院床位数越多，总收入越高。2016年总收入与信息化建设累计总投入，以及信息化建设累计总投入与2017年信息化建设预算的相关性呈正相关，即收入越高，2016信息化建设投入越多；2016信息化投入越多，2017信息化建设预算越高。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改进策略： 1.民营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亟待提高
民营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与公立医院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但民营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不必像公立医院一样，要充分借鉴公立医院的信息化建设经验与教训，走出适合民营医院整体发展与未来规划的创新之路。2.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面临更多困难
（1）医院管理层对信息化建设的认知滞后。民营医院面临生存的压力，医院管理层首先关心的是医疗资源的配置和病源的吸引，因此部分医院管理层人员会认为信息化无用，甚至用处不大，还停留在对公立医院管理层十几年前的认知水平上。
（2）信息化建设资源投入严重不足。信息化投入超过千万元的民营医院寥寥无几，基本投入都在300万元以下，比照公立医院，其与大多数二级医院还有一定的差距。信息化人才队伍更加“捉襟见肘”，公立医院面临与供应商争抢人才的激烈竞争，而民营医院要面临来自供应商和公立医院双重的人才竞争压力。
（3）投资回报要求。社会资本大量投入民营医院，投资方对医院管理层有投资回报指标的要求，可以说民营医院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而信息化建设并不是投资即见效、一蹴而就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需要长期持续性投入，而其成果与效果往往体现在为医院省钱而非赚钱上。因此，民营医院管理层对信息化建设的投资不仅需要有远见、有耐心、有信心，还要想办法说服投资方持续投入，难度颇大。3.民营医院具有赶超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的可能 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虽然起步晚，但是可以说是站在公立医院信息化建设经验的肩膀上，可取其精华，充分参考、学习和借鉴其经验，配合新兴技术与产品的部署应用，以着重体现民营医院现代化管理或专科特色，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和就医感受。如果能实现这种效果，那么民营医院会比系统老旧、面临更新换代的公立医院更容易部署和实施新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民营医院的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民营医院的特殊经营需求，需要考量每一分钱的投资效果，因此医院管理者和投资方是否愿意将资源投入信息化建设上是其面临的极大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民营医院带来挑战和机遇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方向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至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蓝皮书指出，中国医疗有若干优势应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中国民营医院不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具备品牌、技术和服务基础。1.中国医疗体系全面
中国具有庞大、全面的医疗体系，一线、二线城市的各级综合性和专科性医疗机构几乎涵盖了所有专科：从提供公民基本医疗服务的一级医院到诊治疑难危重疾病的三甲综合性医院，从综合性医院到专科医院，从公立医院到非公立医院。随着医改深入，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医联体建设推进使医疗体系更趋完备。2.在中国就医便捷即时
国外医院除了急诊外，门诊住院均采取严格的预约诊疗模式，许多患者并不是因为医疗水平问题，而是因为等待就医延误病情。而在中国几乎所有医院均可以做到门诊即时挂号就诊，近年网上预约挂号也大大缩短了患者门诊等待时间，各项大型检查的预约时间也远远短于国外医疗机构动辄数月的周期。
3.在中国看病性价比高
中国百姓观念中的“看病贵”主要是由政府对医院投入相对不足、患者支付能力相对低下造成的。其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医疗费用相比较，中国公民的医疗消费水平处于相对较低水平。4.中国医生临床经验丰富
临床医学技术是一种需要实践积累才能达到一定专业水平的技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为中国医生提供了数量最多、病种最全、病情复杂的临床实践机会，中国医师临床经验丰富，手术操作熟练，在国际医疗行业可谓有口皆碑。“中国医生临床经验丰富”亦可作为中国民营医院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亮点。
5.沿线国家并无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认知差距
民营医院在我国被边缘化，尽管民营医院已经占据我国医疗机构的半壁江山，但医疗服务规模、医疗服务总量远远不及公立医院，这与中国民营医院的发展历史有关。由于部分民营医院办院理念的问题，也由于部分投资者用错误的理念绑架了整个行业，迄今为止中国民营医院还在诚信认知度上挣扎。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公众并无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认知差距，可能还认为民营医院是高端、优质医疗服务提供者，因此，中国民营医院有可能以品牌定位为先导，开拓新的市场。
民营医院融资遇到困难
一、民营医院融资面临的困境
医院作为一个典型的高投入、长周期“产业”，其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融资是缓解民营医院资金匮乏和解决医院发展困境的重要手段，但民营医院的自身特点导致其难以获得符合前述中所有条件的理想融资。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规模小且信用低
在我国，民营医院是近5年来逐渐开始活跃起来的医院，虽然发展迅速，规模日益扩大，但与公立医院相比，不论医疗服务体量还是床位数都差距较大。2016年，全国民营医院全年门诊诊疗人次累积4.22亿人次，只有公立医院的14.8%。床位数方面，截至2016年底，民营医院床位总数为123.36万张，而公立医院则有445.52万张，民营医院床位数只占全部医院床位数的21.68%。另外，大部分民营医院成立时间较短，仍处于初建期和扩张期，规模小且信用低。2.抵押担保责任落实困难
由于我国对于医疗卫生行业有规定，禁止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抵押医疗设施和公共卫生设施，所以民营医院可用于抵押的有效固定资产非常有限，加之医疗器械大多专业性强、变现率低，债权难以保障。3.投入高但回报慢
民营医院的投资往往投入高但资金回笼慢，回报最快的口腔诊所通常也需要用18个月才可能赢利，而口腔医院最快大概需要两年，骨科医院和妇产科医院大概需要近三年，肿瘤医院通常需要更久的时间，因此，投资者一般对民营医院的投资都比较谨慎，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民营医院的融资渠道。4.财务风险较高
财务杠杆虽能有效提升资本效率、但财务风险也相应上升。初建期和扩张期的民营医院在经营上的不确定性较高，利用财务杠杆虽能有效提升资本效率、加快医院建设及扩张速度，但融资风险大大增加，一旦出现经营状况不佳、盈利能力下降、现金流量不足等，民营医院将面临财务危机。所以，有效提升资本效率，控制财务风险也是民营医院融资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总而言之，通过抽样调查蓝皮书发现，虽然融资需求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政府扶植力度不够以及融资成本较高等原因，目前中国大部分民营医院在融资能力和融资形式多样化上仍然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因此，蓝皮书认为未来民营医院应根据自身的业务规模及特点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再根据不同的发展战略制定不同的融资策略。在融资方式上应大胆尝试各种新型融资方式，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同时引入资本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以提升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从而吸引更多资本的关注，实现良性循环。
第四篇：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总报告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总报告
走进“十一五”：发展文化事业的新综合与新视野
2006年是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凸显出开局之年的新气象。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2003年以来的改革试点进行了全面总结，发出了改革全面推开的信号；9月13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颁布，确定了未来五年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党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
以上三个文件，是指导“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发展任务以及战略方针。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如果说“十五”期间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以“改革”作为中心环节的话，“十一五”期间则将以“发展”作为基调，即：根据发展的需要理解深化改革的任务，以改革的举措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以发展的成效检验改革的成果，并最终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由此可见，“十一五”将成为改革和发展更加紧密结合的时期，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并轨，文化事业繁荣与文化产业发展并举，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汇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推进，逐步形成综合发展态势，为更大范围和更为根本性的改革积蓄力量。
这时，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以稳健务实的态度评估形势、制定策略。在这样一个发展冲动极为强烈、多股发展力量冲撞融合的时期，我们要研究一些更为基础性的问题：更加关注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对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作用；更加关注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运用于文化体制改革；更加关注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角度看待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工作。
一 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
基本判断和主要特点
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总体上表现出转向常规发展的态势。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框架已经拉开。文化产业与高科技的联姻，整体产业链条向上下游的拓展延伸，全国区域性产业布局的初步形成，以及对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的遏制，均有长足的进展。
（一）首次经济普查结果发布，文化产业总量不大，但是结构趋于合理
2005年12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首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经济总量有较大增加，特别是第三产业有较大提升，这使得人们对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的担心有所缓解。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GDP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原来的年报核算数多出2.3万亿元，增加了16.8%。其中，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为13.1∶46.2∶40.7。值得关注的是，在多出的2.3万亿元GDP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有2.13万亿元，占93%，从而使第三产业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使我国经济结构趋近于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变的拐点，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已经开始扮演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有关专家认为，由于服务业和消费的关系最直接，这一结果也说明，消费在我国三大需求中的拉动作用趋于强劲。
2006年5月19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届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根据经济普查的基础数据重新测算的我国文化产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440亿元，占GDP的2.15％；从业人员996万人（其中个体从业人员89万人），占我国全部从业人员（7.52亿人）的1.3％，占城镇从业人员（2.65亿人）的3.8％。数据表明，与第三产业总量大大提高正好相反，文化产业总量比以前的统计有较大缩水。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文化产业总量尽管不大，但是结构更为合理。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分析，从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的数量(78.6∶16.6)、拥有资产(94.5∶4.7)、营业收入(99.1∶0.7)、实现增加值(86.1∶13.6)等指标看，经营性产业单位都大大高于公益性事业单位，说明文化部门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服务部门”；从法人单位注册类型中内资（96.2%）、港澳台商（2.1%）、外商（1.7%）所占比重看，我国文化领域不断开放，已经呈现多样化形态；从法人单位所有制类型看，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之比为51∶49，其中国家绝对控股的占7.4%，相对控股的占0.6%，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在单位数量上已经不占优势，说明我国文化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
新公布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可能被低估，原因应与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指出的第三产业数据变化的原因类似。首先，第三产业大部分是服务业，在原有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中统计基础薄弱，文化机构在第三产业中是最薄弱的领域，更缺乏可供统计的价值指标；其次，第三产业单位类型复杂，财务制度不健全，统计手段落后，文化产业机构大多是事业单位，更缺乏统计条件；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化产业绝大多数单位规模较小，经营状况不稳定，业务活动变动频繁，漏统面较大。总之，我国文化产业在整体上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不长，如果说第三产业的统计基础落后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话，文化产业就是第三产业中统计基础最落后的领域，被低估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应该对此有客观的估计。
（二）文化消费继续平稳增长，消费环境不断改善，新兴消费形式不断涌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增长6.26%，占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的13.8%，达到1097.5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19.3%，占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的7.16%，达到295.5元。2005年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总量为8372亿元。2006年1~3季度，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798.32元，全年预计将达11700元以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2761.9元，全年预计将达3680元以上。若按照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均保持上年增长率计算，再加上人口增长因素和人口城市化因素，可以估算出2006年全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总量约为9370亿元。按照现阶段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中教育支出占50%计算，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总量将为4685亿元左右。在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环境持续改善的情况下，文化消费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将逐步提高，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本书继续发布了关于中国城市居民文化消费市场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十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平稳较快的发展，人均GDP步入1000~3000美元的新的发展阶段，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从2001年起突破1万元，到2005年达到1.8万元以上，出现了消费领域不断扩展、消费结构升级优化、消费热点变换更迭的喜人态势。新兴消费形式不断涌现，新的产业空间之门次第打开，必将引发城市居民文化消费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刻变革。
旅游业的兴起，成为2006年文化消费领域发展的一个亮点。10月22日，杭州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休闲博览会”和“第八届西博会”，成为我国休闲旅游业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根据全国“假日办”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旅游业出现“井喷”现象：其中“五一”黄金周期间，全国游客1.46亿，比2005年同期增长20%；“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游客1.33亿，比2005年同期增长19.3%。
休闲业的发展是我国消费环境得到改善的明显征兆。对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可支配收入连年快速提高外，闲暇时间大大增加也成为一个主要的因素。近年来双休日和黄金周制度的实施，使我国居民已经享受到每年总计114天的法定假日，休闲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数字化推动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电子消费终端发展迅猛，新娱乐时代来临
在2006年《文化产业蓝皮书》的总报告中，我们以“三网融合将重新打造产业链条”作为文化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2006年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以数字化生产、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内容产业”的战略任务，四大文化产业推进项目都与数字技术相关，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战略高度关注新兴文化产业，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国广电业在完成基本覆盖后，继续沿着“数字化”的基本路线，推动增值服务的发展。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05年我国有线电视用户达到1.28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量为397万户。2006年上半年，全国有线电视用户数量进一步发展到1.3亿户，有线数字用户增至650万户。到2006年底，有线数字电视用户估计会突破1000万户。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发布的数据，2005年全国新增电话用户9728.1万户，继续了“十五”以来每年增加1亿电话用户的发展势头，其中固定电话用户3867.7万户，移动电话用户5860.4万户；我国电话装机总数达到74386.1万户；固定电话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别达到27部/百人和30.3部/百人。2006年1~9月，全国又新增电话用户6860.9万户，其中固定电话1886.1万户，移动电话4974.8万户。因此，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约4亿家庭电视用户、8亿电话用户，覆盖多种消费人群的终端体系。
如何评估这一形势？广电业和通讯业汇流集中反映了三网合一的大趋势，数字化是主流，目前主要涉及广电领域；宽带和移动是两大技术突破口，随着3G手机商用进入倒计时，三网合一的技术目前最可能在通讯领域得以突破；内容的应用是根本，目前正处在巨大变革的前夜。广电领域有带宽和内容优势，但是体制性障碍有待克服，“数字平移”正在进行，商业模式有待形成。通讯领域有市场竞争优势，显示出技术创新、内容应用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热络景象，可能引领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
2006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披露，我国的网民人数、上网计算机数分别达到了12300万人、5450万台，与200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19.4%和19.5%。此报告还显示，截至2006年6月30日，我国宽带上网网民人数为7700万人，占网民总数的近2/3，与2005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400万人，年增长率达45.3%。宽带上网的计算机数也在迅速增加，已达到2815万台，占上网计算机数的1/2强。这些数字足以表明，中国互联网的宽带时代已经到来。
而最为醒目的发展动向还是网络的应用，以及新型数字内容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出现。CNNIC在线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6月30日，我国有约1500万人经常使用网络教育，2500万人经常使用网上招聘，经常上网购物的人数为3000万人（与2005年同比增长50%），经常使用博客的人达到2800万（而2005底的调查结果显示还只有大约1500万）。这些发展动向说明，数字化传媒手段的普及正在启动数字内容的应用，网络技术正在生产出符合其自身特点的、“产消合一”的内容生产和消费方式，新一代“生产消费者”已经出现，“新娱乐时代”已经来临。
“新娱乐时代”以“全民DIY”DIY是“自己动手”的英文缩写。为基本特征，打开了文化内容生产的新空间。2006年初，一部名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短片，通过网络的传播，“恶搞”了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无极》，在网民中引起巨大反响。这个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在于：无数的普通人发现，他们具有与“精英”同样的文化表达能力和权力。数字化网络媒体使“大规模复制与传播”转向“大规模定制与传播”，进而使每一个消费者都掌握了具有工业规模的文化原创、复制和传播工具，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开启了新的产业之门。
（四）产业链条上移，内容原创备受重视，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水平实现历史性的提升
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位于文化产业链条的上端，是我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基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来说尤其如此。近年来，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从文化产品的全球贸易、文化资本的跨国兼并与整合，转向对本地文化资源的掠夺性占有和使用。中国文化成为对全球文化市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高水平的、唯一性的战略资源。迪斯尼出产的《花木兰》以中国民间题材打造美国大片，可以作为这一动向的端倪；中、韩、日之间关于“端午申遗”、“中医申遗”，以及《西游记》拍摄的各种争论，可以看作这一趋势的发展；2006年，Google在中国推出“图书搜索”项目，揭开了争夺数字化知识资源的序幕，可以看作这一趋势在数字内容领域的全面展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持续致力于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1年通过了《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2年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在这一形势推动下，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持续升高。2004年，在基本完成《中华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基础上，文化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11名著名学者建议设立“文化遗产日”，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2006年6月10日，我国迎来了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之前，国务院还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相关机构，一些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特别丰富的省份已经完成了摸底调查和非物质遗产名录的编撰工作。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民委共同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战略”大型研究项目，计划用五年的时间，进行系统的民族文化发展状况研究，出版性的文化蓝皮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并制定未来10~20年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规划。这标志着我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正在动员起来，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至关重要的智力支持。
（五）文化创意产业引领东部文化产业战略升级，产业布局开始形成，产业发展形成合力，东、中、西部各显特色
区域规划是我国“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一个重点，《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提出的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的设想是：以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市为核心，加快产业整合，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文化产业带；积极发展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等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推进科学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加快文化产业优化升级步伐，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这些设想已经粗具雏形。
2006年1月15日，北京市颁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北京建设成“创新型城市”，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要重点支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由此，北京市以前所未有的突进姿态，从“九五”和“十五”期间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转向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其规格之高、力度之大、势头之猛，为全国瞩目。11~12月，上海举办了第二届“上海国际创意产业活动周”，北京紧接着又举办了“首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这一轮发展热潮推向了全国。
如果说上海市提出发展创意产业还只是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侧重点的话，北京市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则更像一场声势浩大的战略转型与升级。北京和上海的发展态势使得东部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为之改观，扬起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旗。北京市国家级文化机构密集，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创意人才集中，软件产业发达，实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在内容原创上的高端优势。上海市位于长三角全球制造业中心区，设计业发达，实施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将推动文化产业与传统制造业联姻，在全国领跑新兴工业化道路。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广州、深圳可能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并和香港加强合作，在金融、营销等方面服务全国，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全球化的跳板。我国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的各自特色正显示出来：北京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上海侧重从“中国创造”走向“中国设计”，广州和深圳着眼于从“中国创造”和“中国设计”走向“中国营销”。
西部省份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始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前几年，当“云南映象”走红全国的时候，人们还在谈论“云南现象”，但随着“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多彩贵州风”等品牌化项目的出现，西部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显示出了模式化的特征：走以地域性民族文化为内涵、以文化旅游为主线、以品牌运作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径。西部原生态和多样化的文化资源、异域的文化风情，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开辟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极大地激发出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创造性潜力。
（六）“走出去”战略初显成效，文化贸易逆差形势有所扭转
多年来，我国国际文化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广受关注，版权贸易是其中的重点，被引用率最高的“版权贸易逆差”指标即版权贸易进出口之比达到了10∶1。而2005年以来，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根据十六大提出的“走出去”战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联合发起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采取扶持措施鼓励中国图书“走出去”。这一政策当年就获得了成效。在第57届法兰克福书展上，我国总共达成版权贸易1496种，其中版权输出为615种，版权输出和引进比由原来的1∶10上升至1∶143，为扭转图书进出口版权贸易逆差开创了新局面。2006年9月，在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国输出版权1096项，引入891项，取得输出大于引进的历史性突破。一个月后，在第58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展团推出展品3600多种、4000余册，达成版权输出或签约意向1936项，版权引进1254项，继续推进了版权贸易进出口比例的逆转。
国家版权局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2004年，我国引进与输出版权的比例是7.6∶1。2005年，全国通过出版社共引进图书版权9382项，输出图书版权1434项，引进输出比例为6.5∶1，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我们尚未得到2006年的数字，相信逆差将会更进一步缩小。
2006年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走出去”成功案例是出人意料的。2006年1月25~29日，上海“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组团参加了在法国举办的“第33届安格雷姆国际连环画艺术节”，基地选送的漫画家郭竞雄凭借其极富中国特色和美感的漫画作品，在该艺术节上荣获组委会特别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此项有漫画界“奥斯卡奖”之称的顶级奖项。与此同时，郭竞雄还签约世界最大的漫画出版公司太阳出版社，创作根据《封神榜》等中国故事改编的漫画，报酬高达百万美元。郭竞雄也由此成为在欧洲获得版税最高的华人漫画家。
我们注意到，组织参展的机构是我国首家“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这说明产业振兴基地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共平台，已经开始发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应有作用。
二 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总是会推动文化需求的上升，因而刺激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的生成，以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合理方式，缓解供给不足的状况。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速度快，文化需求也在觉醒之中，但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使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缺乏与供给方有效的互动与链接：一方面是巨大的潜在需求不能实现，另一方面是大量无效的产品供给，以及更加巨大的文化资源不能产业化。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持续合理化构建，来缓解这一矛盾。
（一）尽管文化消费热点迭出，但是总量过低，基本面仍然比较沉寂，多种原因制约了文化消费需求的释放
在前面的形势分析中，我们做出了消费“平稳增长”的判断，这是在时间向度上的结论。从横向比较的意义上说，特别是将目前消费的总体水平和经济普查后调高的人均GDP相比，我国目前文化消费相对比重下降、总量过低的状况还是比较突出，增长速度也远不能令人满意。就文化消费的基本面而言，多年来所预测的巨大的、带有结构升级特征的增长还没有出现，消费热点还仅仅是局部的现象。
2006年我国文化消费总量约为4685亿元左右。一个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以上的13亿人口的大国，文化消费总量在4000亿~5000亿元之间，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数字。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有相关性。在2003年《文化产业蓝皮书》的总报告中，我们曾经根据这一理论数值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应该是44%，文化消费应该在个人消费中占到18％，总量应该是10900亿元；如果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应为33%，文化消费在个人消费中应占20％，实际消费总量应为20100亿元。根据这一算法，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超过了1700美元，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50亿元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我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我国目前文化消费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消费面看，首先是我国城乡之间特别是不同阶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目前我国中低收入阶层达到115亿人左右，是基本的消费群体，居民收入扣除衣食住行、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准备等支出后，可用于文化消费的收入其实很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其次是目前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时期，原来由国家统包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改革为由国家与个人共同负担，导致居民收入预期越来越不确定，居民谨慎消费，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最后是目前文化消费主体素质不高、消费意识淡薄、消费观念落后，抑制了娱乐性文化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从供给面看，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效供给不足了。我国文化市场开放程度过低，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管理不规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尚未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最终导致有效供给短缺，真正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尤其缺乏，使得潜在需求得不到开发，已形成的有效需求也不能满足。
无论用什么原因来解释，如此大的供需差距都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现实。而反过来看，这的确又是一个存在巨大潜在投资机会的领域，关键是如何转变资源配置机制，构建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使潜在的投资机会变为现实。
（二）经济普查凸显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不足的“战略性短缺”，市场开放不足使得文化体制改革成果难以检验，产业发展步伐不快
我国经济普查后的数字尽管有一定缺陷，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文化产业“战略性短缺”的形势还是十分严重，亟须以改革促进产业的迅速发展予以缓解。现在的问题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与文化市场开放的步骤不协调，市场开放不足使改革后的文化机构没有伸展的空间，无法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中迅速成熟，因而令改革的效果打了折扣。
2003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提出了“新文化发展观”，结束了多年来“双轨制”的历史，改变了一线文化机构与国家的关系，使之开始向市场主体转变，但是现在看来，令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还有待时日。目前我国的文化市场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也没有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参与改革的国有文化机构难以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中学会生存之道，因而也就难以通过市场检验改革的成效。与经济的发展相比，文化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还是太低；与已经大致成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文化领域的行政干预色彩还是过浓；与已经开始步入正轨的国企改革相比，国有文化企业还是显得不伦不类，无法按照规范的现代企业方式运作。
出版业在产品层面上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而企业化和股份化依然步履蹒跚，文化资本市场缺乏开放竞争是重要原因。从表面上看，仍然由政府主管部门控制着的、由500多家出版社构成的出版环节，实行着自负盈亏的企业化运行体制，但实际上，40％的畅销书的策划出版功能已经转向了总数达到近4000家的民营工作室参见本书“行业报告”篇。50％左右的发行渠道实际上已经是民营发行机构的天下，其中一些颇具规模的民营发行商实际上已将出版社变成了自己的编辑部。近年来，国有出版机构依旧在行政性垄断的特权保护下运营，越来越“有名无实”，民营书业在市场中发展壮大，却又不能“名正言顺”。这种格局已经造成了国有文化资本的流失。本书中关于出版业的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出版机构库存逐年上升，其增长速度高于销售额的增长速度，2005年库存与年销售额之比已经达到100％，说明相当部分的国有出版企业已经资不抵债，成为空壳。
广电业市场化程度更低。虽然确立了“剥离转制”的改革做法，已经形成了由国有和民营制作机构共同构成的内容生产商群体，但是由于制作机构和播出机构的体制不同，难以形成正常的市场交易关系，致使内容制作机构备受煎熬，经营活动难以为继。本书中关于动漫产业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进口动画片的低价冲击下，我国电视台的播出费极低，相对于动画片的制作成本几乎达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电视台播出费只有制作成本的1/10）。如此低的回报率只能让动画片制作企业停止迈向市场的步伐，转而寻求政府的支持，因而出现了市场机制不断萎缩、播出机构在政府推动下不断增加、节目需求飞速攀升的不良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已经形成平分天下的局面，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在数量上已经不占优势，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从监管角度看，必须考虑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反垄断”问题了。如果已经“企业化”了的国有文化机构仍然要求特殊的产业政策保护，甚至攫取市场垄断利益，将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雷同，可能落入产业发展的陷阱
研究显示，与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部不平衡的发展形势相一致，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态势，在整体发展不足的形势下，出现了文化资本的局部过剩。本书基于经济普查后公布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形势进行了专业分析，发现文化产业诸多指标均显示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但是投资收益数据却显示出西部省份高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我国文化产业总体上发展不足，但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更为突出。东部发达地区高于平均水平，已经开始出现产业单位过于集中、产业能力过剩、资产收益下降的情况；中西部地区则产业发展不足，资产收益大大高于东部发达地区，大有可为。这也说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文化资本过于集中，逐步成为文化资本输出地区，而西部的投资机会则好于东部地区，成为吸纳投资的最佳区域。
区域发展不平衡本身是正常现象，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有合适的发展战略，以实现良性的发展。目前，全国许多省市都完成了“十一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尽管都力图在盘点地方文化资源基础上制定发展战略，但是仍然有发展思路单
一、产业结构雷同的问题，区域特色不够明显。近年来，全国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高涨，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趋势，超出了自身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条件，必将陷入经营困境，成为不久就会到来的新一轮“洗牌”中的牺牲品。能否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四）发展冲动巨大，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迅猛，但是政策供给不足，监管手段滞后，发展环境不顺
近年来我们在蓝皮书的“总报告”中一再强调了一个观点，即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较快，文化产业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又存在“战略性短缺”，于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冲动很大，造成改革和发展处在一种“紧平衡”状态。目前看来，由于各方面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空前高涨，高压态势仍在继续，但是全国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行业、区域壁垒所导致的条块分割问题依然严重，发展环境依然不顺。为了追求发展的短期利益而重新启动传统体制和机制的情况，以及因改革滞后、政策供给不足而拖发展后腿的情况都有出现。
比如说，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各种“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不断涌现；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文化节庆活动不断举办，动辄就投入大笔资金，开展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以行政命令指挥企业上阵，令一些企业疲于奔命。热闹过后，企业却发现，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产业发展环境并无改善，于是继续向政府要政策、要资源。而政府也发现，在财政资金支持下营造出来的发展氛围，还需要财政资金的后续投入才能维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持续博弈的过程抑制了市场机制的形成。
在东部发达地区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之后，出现了文化部门与科技部门携手，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宣传文化部门、科技教育部门连同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积极合作的有利局面。不同部门都开始在资金上向文化创意产业倾斜，有关文件也明确规定要以“产业基金”和“专项资金”等手段促进产业的发展。但是，究竟如何为各类产业资金设计出安全、高效的使用方案，以至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又成为新的问题。
并且，对新兴产业如何实施有效的政府监管也正在成为亟须创新的领域。如前所述，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开辟出新的产业发展空间，但是也凸显了新的监管难题。“网络博客”的超常增长如疾风迅雨般袭来，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全民DIY”在落实了平等文化权利的同时，缺乏个人自律，道德责任缺失的状况也颇为明显。
从传统体制下发展文化事业到改革体制以发展文化产业，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文化创意产业的强势崛起，又出现了新的政策创新要求，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复杂而紧迫的。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并且已经超越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初期动员阶段，应该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面对挑战。我们既不能不加思考地盲目追赶，也不必由于可能出现未曾预料的发展形势而盲目焦虑。不择手段地推动产业的发展，与害怕“管不住”而抑制发展的要求，都是有害的。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将文化笼统地作为意识形态来管理的国家，消极防御和盲目赶超是典型的旧传统文化心态，现在应该有所改变了。
（五）文化产业发展高潮的兴起与理论研究的落后形成落差，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机制落后于发展现实需要的状况日益突出
文化产业须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推动，并以知识产权的开发和利用为基础，是一个特别依赖于人力资源的现代知识产业，但是我国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极为落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机制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为滞后。近20年来，文化产业相关理论已经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新的热点，并日益显示出当代学术研究的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特点，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独特品格，已经在政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发展趋势迄今为止尚未在我国产生应有的反响。本应是主角的经济学家们由于研究文化产业机会成本过高而无暇顾及，文化学家则局限于文本研究的学科传统而难以进行规范的产业分析，传媒学对于文化产业的核心领域的研究比较专业，但是仍然有视野狭窄的问题。近年来，有关部门举办了大量的与“文化产业”有关的论坛，但它们大多具有浓重的“造势”与“做秀”的色彩；成立了大量以“文化产业”为名的研究机构，但实际研究能力有限；撰写了无数“专著”和“论文”，但篇幅的浩大往往不能掩饰内容的贫乏。在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巨大需求与建设性成果的有限供给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落差。
教育机构则是另一番情景。随着文化产业发展被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我国各高等院校积极开辟新专业，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增长速度极快，特别是动漫游戏等热门专业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规模，但是，在师资力量、教材准备、学科建设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明显不足。这一状况令人担忧。近年来，对于教育领域中的问题各方面批评不绝于耳，文化产业的教育又是一个例证。国家有关部门对教育发展缺乏规划，对教育质量忽视控制，致使教育机构为了增加收入而盲目开办热门专业，是目前乱局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对文化产业学科定位不清，政策指导和支持不够，则是直接的诱因。
理论研究给予文化产业发展以智力支持，教育机构奠定文化产业长远发展的人才基础，我国文化产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三预测与建议
刚刚过去的2006年结束了WTO的“后过渡期”，显现出文化产业发展受到多股力量的推动，将进入又一个发展的上升通道。这些力量包括：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内容产业发展新模式的出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大规模合流，以及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等等。我们应该有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视野，从体制、机制、政策创新出发，更好地利用这些发展机遇，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登上新的台阶。
（一）建设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解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
在本书的“总报告”中，我们对消费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作为对发展形势的更全面的评估和对“战略性短缺”更为全面的解释。根据2006年公布的经济普查数据测算，我国2007年人均GDP将接近甚至超过2000美元，如果消费没有实质性的启动和结构性的升级，将使发展更加不平衡。启动文化消费成为一项战略性任务。
制约消费的因素很多，收入差别过大是主要因素，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解决方案之一。近年来，我们对文化产业供给不足给予了较多关注，着力于释放体制内国有文化机构的存量潜力，强调通过改革文化体制，区分事业和企业，达到解放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有效文化需求的目的。但是我们也发现，对私人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主要依赖于个人文化消费能力，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消费能力不足人群，满足文化消费需求还要依靠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且，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不平衡不可能很快解决，贫富分化也会长期存在，个人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明显缓解。因此，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放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是将人民群众潜在文化需求转化为现实文化需求，进一步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大任务。在2006年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被列在发展文化产业之前，地位更加突出，就是适应了以上所说的发展需要。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是改革公共文化管理体制，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并将产生延伸性影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精神就是：政府退出公共文化产品“垄断性的生产和提供者”的地位，创造各种体制条件、政策条件、社会条件，保证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效提供。这套新体制成功建立的条件超出文化体制之外，取决于宏观体制环境的变化以及法治环境和公民社会的成熟。在这方面，我国社会组织中“第三社会部门”的发育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但是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建议将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放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中做进一步的统筹考虑，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质性举措，有效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以达到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目的。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企业的兼并、重组、上市，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
我国“十一五”期间文化产业的发展，体制性变量因素将有所降低，市场环境的基础性作用将加大，建设文化市场将对巩固改革成果、扩展改革空间、延伸改革影响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可以预见，尽管在目前已确定的改革蓝图中，文化产业仍然是一个“有限开放”的领域，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准入限制，但是由于体制外增量领域民营文化产业机构的日益成长壮大，要求“公平竞争”、“国民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强，政府对行业的监管方式必然从传统的“准入式管理”转向“市场化管理”，对国有文化机构的监管方式必然从“实物监管”模式转向“资产监管”模式，文化资本市场的建设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必然步入快车道。10年前，国有企业改革曾经经历过从“国营企业”（国家与企业之间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不分）向“国有企业”（国家与企业之间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再向“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与社会资本参股，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转化过程，最后才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有文化企业也将走上这条道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已经确定的政府职能转变将进一步落实，逐步切断国有文化机构与各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和事业制度，实行规范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框架将走向成熟，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战略性重组，以及国有文化资产价值形态的有机流转，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批“战略投资者”，壮大我国民族文化产业中国有文化经济的实力和控制力。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机遇期。在技术进步不断加速、新的内容生产模式日益成熟、文化市场不断扩展壮大的形势下，有关主管部门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改被动应付为主动应对。被动应付将延搁时日，不断增加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时间成本，主动应对才有可能抓住机遇，从而引导国有文化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的海洋，置之死地而后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适应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汇流的发展趋势，实行体制和政策的综合创新，形成跨产业、跨部门的发展合力，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自2006年初中央提出创建“创新型国家”，到年底在北京举办“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显然正在与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战略合流。中国大地正在上演着一场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双向推动，跨产业、跨部门、跨地区多方合作的文化经济发展的大戏。
跨产业、跨部门、跨地区的合作依赖于体制、机制、政策的创新。上海市成立了“创意产业促进中心”，有效地整合了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营造出发展的良好态势。北京市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形成了由20多个局、委、办参与的协调机制，并正在酝酿成立“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文博会期间，北京市为首批1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挂了牌，开始逐步落实文化创意产业政策。
真正形成发展的合力还需要在政策创新上下工夫。从国外的发展情况看，文化创意产业体现了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是经济、社会进步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结合了文化政策和高科技政策的精华，已经成为政策创新的热门领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关注其“聚集”的特征，但是形成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区”不是盖厂房，也不是盖写字楼，而是要建设富于创造性的“社区”，以及提升城市整体生活品质。这就要建立合乎创意产业发展的产、学、研新型合作开发模式，要形成适合创意人才生活的宽容的文化氛围，要有规范有序的商业环境，以及完善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等等。建议深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自身特点，启动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的创新性研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目前大笔投入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效率，防范风险，避免其成为复制传统体制和机制的无效资金。
（四）正确认识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发展战略趋同，主要表现在一哄而上地进行“产业链升级”，大搞动漫游戏产业。这个问题产生于对当代文化产业过于单一和片面的认识。
首先，文化产业也具有一般产业特征。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条件向产业链高端升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还要从事“中低端”加工制造，只有这样才能将真正有条件的地区解放出来进行产业升级。其次，当代文化产业已经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阶段，其上端渗入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整理和开发，下端深入到个人日常消费生活的每个角落，旁及当代经济的各个部门，成为经济与文化普遍互渗、多方融合，并提升整体生活质量的普遍性产业。换句话说，当代文化产业不仅有“高科技含量和资本密集”部门，也有“高传统技能含量和劳动力密集”部门。前者表现了信息产业向“信息内容产业”的发展，必须以大城市为依托；后者则可以和传统服务业结合，甚至可以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将越来越多的行业卷入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了产业发展的多种路径，对于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产业结构大有好处。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应该适应不同地区的客观条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东部发达地区，由于具有强大的经济、技术基础和高水平的现代消费群体，劳动力价格也较高，宜于发展“高技术含量和资本密集”的文化产业类型。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有丰富而多样化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以及传统和民间消费习惯，宜于发展“高传统技能含量和劳动力密集”的文化产业类型。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发挥创意，适应消费需要，无论哪种类型都有发展的机会。我国西部一些省份近年来探索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文化旅游为主线，以品牌运作为核心，开发具有民族民间特色的衍生产品和特色产业群，实现了文化脱贫，开辟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推动了社会整体的和谐、进步。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大力推广。
认清资源优势，就会大大减少产业发展的盲目性。建议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从本地资源优势出发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加强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加快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中国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的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要求；既要遵循国际上产业发展的一般发展逻辑，也要承继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特殊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学习和了解国外文化产业的理论，又不能完全照搬现成的理论模式，而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理论。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直到2000年，文化产业才完成了“合法化”阶段，开始了“合理化”过程。“十五”期间文化产业突飞猛进，文化体制改革措施和文化政策密集出台，而文化产业研究却显得捉襟见肘，成果供给明显不足。随着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环境趋于稳定，文化产业开始了一个更为常规化的发展时期，文化产业研究也应该有一个更加冷静与专业化的面貌了。建议少搞一些大而无用的会议和论坛，多从事一点实实在在的研究和探讨。少做些一般性议论，多进行一些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在这方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仍然负有专门责任：应该在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上给予文化产业研究以应有的地位了。
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和机制也面临创新。我们正在进入发展知识经济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新时期，体制性创新是新时期国家间竞争的关键所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国家创新实践紧密相关，承担着制度创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职责，应该有所作为。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创新公共政策研究机制，加强政府采购，为培育民间研究力量、改善发展战略和相应政策研究供给短缺状况做出更大努力。
（六）全面推进中小学艺术教育，培养未来的文化艺术消费者和创造者
2006年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结束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为标志，开始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新时期。正如《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所指出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时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更为长远和根本性的问题。文化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依赖于整整一代乃至几代的文化艺术消费者和创造者，但是我们今天的中小学文化艺术教育却还不符合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要求。
近年来，国家已经针对未成年人教育开始了一系列努力，包括免费开放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开通专门的青少年电视频道，等等。但是，在中小学校里，这一系列努力还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举国一致的应试教育体制和过于僵化的“文理分科”教育模式不利于培养青少年一代的创造性，给未来的文化艺术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五篇：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精读
2015年10月27日 10:35 来源：中国皮书网 作者：字号
报告精读 |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
2015年10月21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在北京发布。
国际高等教育区域化趋势明显，欧共体、东盟已在建设区域内的高等教育空间
报告指出，全球留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人数增长更为明显；留学目的国和来源国格局均有所改变，新兴国家成为热门留学目的国，中等收入国家成为留学主要生源国；国际高等教育区域化趋势明显，欧共体、东盟积极建设高等教育市场。
1.全球留学人数持续增加，留学目的地多样化
报告指出，全球学生的跨国流动程度进一步加大，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人数增长较为明显。以全球八大留学目的国为例，2013～2014年，在美国、英国、中国等八个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留学生为2921141人，比2012～2013年增长了4.7%。其中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留学生达886052人，同比增长8.1%；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留学生也实现了8.6%的增长，达356499人；德国和加拿大的人数增长也非常明显，分别达6.4%和10.6%；英国和日本则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少。英国的国际留学生人数从488380人减至481050人，降幅为1.5%，日本的国际留学生人数也减少了2237人。而据统计，2013～2014财年，新西兰的国际留学生人数为至73510人，比上一财年增长了14.4%。其他留学热门国家，如韩国，国际留学生人数也从2013年的81871人增长至84801人，增幅为3.58%。总体而言，全球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跨国流动速度明显加快。
蓝皮书发现，随着国际留学生数量的增加和选择的多元化，全球留学目的地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来看，2001年与2014年八大留学目的国所接收的国际留学生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基本保持在65%左右，但具体的国家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动。虽然OECD国家仍为主要的留学目的地，但全球前八大留学目的国正从传统的欧美国家逐渐分散至欧美和亚太地区。老牌留学目的国如西班牙、比利时正在被新兴国家和热门留学区域中心如中国、加拿大等国所取代。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也逐渐成为国际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这些现象表明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留学国家和热门留学区域中心正在越来越受国际留学生的欢迎，特别是本区域内其他国家留学生。
2.国际高等教育区域化趋势明显
报告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区域化已成为一个显著特点。世界范围内，两大区域已经在建设区域内的高等教育空间。欧共体的高等教育区的建设—Erasmus Mundus计划，已成为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在欧洲经济情况不乐观的大环境下，实习等以就业为导向的项目更容易引起各类学生群体的关注。
报告显示，随着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东盟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一体化也越来越被重视，推出“Common Space of Higher Education”计划。东盟高等教育已有“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东盟大学网络（AUN）”、“东盟教育保障组织（AQAN）”等机构或组织。而根据AQAN的报告，东盟国家目前正在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协调：一是构建统一的教育框架，在东盟区域范围内实现基本一致的课程体系；就区域认证问题，对东盟范围内的大学、学院等教育机构给予评估并授权认证；三是提高教育质量。东盟范围内正在筹建一个系统的评价体系，以对高等教育一体化进行质量保障。
中等收入国家成主要留学生源国
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逐渐成为主要的留学生源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00年至2012年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来源国中，增长最快的主要是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中高收入国家。2012年，中高收入国家的出国留学人数达到142万人，与2000年的54万人相比，增长率高达160.9%。其次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低收入国家，留学人数从2000年的34万人增长至2012年的75万人，实现了120.6%的增长。相比之下，高收入的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留学人数输出相对稳定，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下。
以中国为代表的中高收入国家和以印度为代表的中低收入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教育上的发展仍然滞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也导致越来越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学生选择去发达的欧美国家接受高等教育。而高收入国家学生流动率较低，主要因为高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相对发达，但人口基数比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要少，因此学生流动规模相对稳定，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较慢。
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经济交往活跃的国家逐渐受到中国留学生重视，建议增加亚投行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
1.中国留学目的国主要以英语国家为主，但“一带一路”沿线等与中国有经济交往活跃的国家逐渐受到重视
报告指出，目前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仍是英语国家，但与中国有活跃经济交往的国家逐渐受到重视，未来将可能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生。
根据报告对2012-2014年主要留学接收国中国留学生人数的统计，目前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仍是北美和英联邦等英语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公布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日本、韩国、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平缓增加，而法国和新西兰留学人数略有减少。从近五年对本科毕业生留学的调研来看，赴美国、加拿大、英国留学的学生占比在2014届有较大的减幅，从前四届的55%左右降到40.7%，赴英国留学的学生占比从前四届的24%以上下降至17.3%；赴美国、加拿大留学的学生占比从2013届的31.4%降到23.4%。而赴日本、韩国、德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留学的比例均有较大提升。
报告指出，随着“中国-拉共体论坛”、“一带一路”的提出、APEC举行及中澳自贸协定签订等经贸大事的发生，与中国有较为活跃的经济交往的国家将成为留学生关注的目的地。根据CCG的观察，“中国-拉共体论坛”成立后，市场对西班牙语人才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全球共有4亿人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而在美国有600万人、法国有200万人、德国有50万人学西班牙语。中国学习西班牙语者不足2.5万人，远不能满足经贸交往对西班牙语言人才的需求，由此相关国家留学生也将成为重要人才。
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也将会成为核心稀缺人才，也将刺激中国留学生向相关国家分散。重点国家如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对留学生所采取的优惠措施对中国留学生有着明显的吸引力。此外，部分非英文国家出台各种措施，吸引留学生，也将促进中国留学生进一步从英语国家分流。如从2014年冬季学期开始，德国16个联邦州将全面取消收取学费，仅萨克森州还在收取每学期不超过500欧元的学费。日本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等30多所名校在本科阶段开设信息工程等专业的全英文授课（G30）课程。
2.建议增加亚投行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经济交往活跃的国家逐渐受到中国留学生重视，CCG建议增加亚投行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
随着“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推进，中国社会面临着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际化的人才无疑成了转型能否成功地关键要素之一。而“一带一路”、亚投行所涉及的区域对中国诸多企业而言，是非常陌生的地区，没有大量的专业性人才的储备，很难推动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从全球跨国企业的发展状况来看，落地国企业用人还是以当地人才为主，因此，培养熟悉、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途径。而人才培养方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好分布在134个国家的495所孔子学院，依托他们培养起来的数百万亲近中国文化的学员和已经打造好的文化交流基础，加强来华留学，并且从孔子学院学员、来华留学人才中，培养和挑选“一带一路”所需国际化和本土化人才；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相应国家中国海外留学生和孔子学院培养起来的数万名中方院长及外方院长，为我国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解决国际人才缺口问题。
蓝皮书认为，加强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才培养和交流的重要载体，而设立“一带一路”留学基金，加大留学教育的投入，将成为培养“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需国际人才的重要抓手。
中国留学生专业选择：商科降温，国际关系等有所上升
1．FAME专业和STEM专业最受青睐
报告指出，FAME专业（金融、会计、管理、经济）和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最受国际留学生的欢迎。主要因为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薪资丰厚。尤其是商科专业，近十年来一直是大部分国际留学生的首选。但根据QS在2013年的调查报告表明，相比于2009年，国际留学生对商科专业的偏好有多下降，减少了近9%，而其他如STEM专业，国际关系等却都有所上升。究其原因，主要受就业情况的影响。
在英美两国的毕业生十大高薪专业排行榜中，前十名几乎都是STEM专业。尤其是工程学，包括化学工程、能源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航天工程等专业的毕业生，在入行时拿到的年薪远远超过其他专业。
研究发现，就读STEM专业的国际留学生有85%来自亚洲。其中从印度赴美的留学生中，有80%的学生选择STEM专业，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商科等其他专业的学生比例；伊朗的国际留学生也主要就读STEM专业，比例高达77%；尼泊尔的国际留学生对STEM专业也非常热衷，约61%的留学生选择STEM专业。相比之下，中国、沙特、韩国等地的留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相对更多样化。
2．中国留学生专业以商科、理工科为主，商科有所降温
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专业分布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分布以商科、STEM领域（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主。人数较多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22.19%）、工程技术（15.66%）、数学与计算机科学（8.57%）、社会科学（8.04%）、医学（7.62%）、生命科学（6.66%）、艺术与应用艺术（5.66%）。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学习工商管理的留学生不断下降，占全体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比例从2010届的45.1%下降到25.5%，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选择工程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数学与科学技术的学生比例在增加。2014届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有近半数（48.6%）的学生选择就读STEM类专业。
工商管理、工程科学仍是最主要的热门专业。近些年，选择工商管理的学生比例有明显的下降，而STEM领域专业的热潮持续高涨，这与主要留学国家针对STEM类专业学生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如移民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吸引STEM类专业学生有较大影响力。
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持续增加，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就业质量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
1.出国留学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双向增加
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其间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历年的增长率也经历了微妙的变化。比如，2003～2005年期间，受到主要留学国家如美国的移民政策等影响，中国出国留学生增长率曾一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从2008年起一直到2012年，持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虽在2013年出国留学人员增速相对放缓，不到4%，但2014年的增长率再次加快，达11.09%。
研究显示，留学回国人数持续增加，但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总人数增速有所回落。2014年，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6.48万人次，比2013年增加了1.13万人次，增长了3.20%。截止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人次，占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51.4%。
蓝皮书认为，留学生归国的趋势反映了全球经济发展形势高度吻合。2008-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美国家就业难度加大，大批留学生归国就业，这两年回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均超过55%，2008年达到最高值57.50%。同理，由于受到欧元危机和欧盟经济衰退的影响，以及部分欧美国家因为本土就业问题而限制留学生就业的政策影响，2012年在欧洲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出现大规模的归国潮，当年归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率再次达到峰值。
2.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就业质量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
报告指出，留学人员回国现象逐年明显，约六成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已回国，回国后近五成居住于直辖市。回国的就业毕业生三年后的主要去向是工作、读研以及自主创业，其中自主创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国内读研毕业生。就业的毕业生多就职于具有国际化特点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与国内读研毕业生相比，国外读研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更高。报告分析了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就业现状及就业的特点。
一是我国留学人员回流率在过去十年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约六成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已回到中国，实际回国的比例比该届毕业生在出国半年后的回国意愿比例高。该届国外读研毕业生回国后多居住于直辖市。
二是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78%集中于工作，15.7%读研，工作的比例比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的比例低，读研的比例比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的比例略高；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约是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的3.3倍；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有约四成就职于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等具有国际化特点的企业，五成以上就职于1000人以上规模的大型企业。
三是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就业质量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的月平均收入比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高1854元；2011届国外读研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综合看来，国外读研毕业生三年后在职场中的综合竞争力要高于同届国内读研毕业生。
中美留学单向流动趋势明显, 建议加大力度发展来华留学，突破政策挖掘国际“人才红利”
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在美留学人员数目仍远超美国在中留学人数，同时中美留学单向流动趋势明显。而2015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晚宴上发表重要演讲，指出“未来三年，中美两国将互派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去学习”。建议我国要加大力度发展来华留学。
1.留学“赤字”持续增加，来华留学亟待增长
报告特别关注了留学“赤字”这一近十多年来中国留学发展的突出现象。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在外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08.89万人，比2013年增长了1.38万人。然而同期来华留学的数据却相差甚远。2014年共有37.71万外国留学人员在华学习，相比前几年，处于比较平缓发展的态势，但增速从2012年12.21%的增速下降到2014年的5.77%。
蓝皮书指出，近些年我国对来华留学愈加重视。2014年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了重要指示，强调留学工作“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开创留学工作新局面”，首次提出“来华留学工作和出国留学工作并重”的工作理念。但是与出国留学人员相比，来华留学生的增幅和数量上都存在着明显差距。这也造成了中国的留学“赤字”依然高位运行。2014年，我国的留学“赤字”略有收窄，为71.78万人，尽管与高峰时期的2011相比，留学“赤字”已经收窄了超过10万人，但是中国留学“出超”的状况仍没有根本缓解。不仅数量上有明显的差距，质量上差距更为明显。2014年，我国在外深造的108.9万留学生，全部为攻读专科以上学历的学历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而同年，约37.7万来华国际留学生中，只有16.4万即43.6%的学生来华是为了攻读相应学历和学位，与在外留学的学历生相比差距近6倍；其中读取硕士和博士的人数相对更少，仅分别为3.5万人和1.2万人，约占总人数的9.4%和3.2%。而且出国留学的学生主要以学习商科、理工科为主，来华留学生大多以学习语言、文化等社会学科为主。2.中美留学生单向流动趋势明显
报告特别指出，中美之间留学生单向流动的趋势愈发明显。2013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为23.56万人，同期美国来华留学人数仅为1.44万人，二者差值达到了22.12万人，与五年前（2009年）的8.45万相比，差值扩大了161.78%。2014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为27.44万人，尽管美国尚未公布2014年来华留学人数，但从二者增长的趋势来看，中美之间留学的单向流动趋势仍然十分明显。
留学“赤字”现象的持续发展，一方面表明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仍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国际化水平较低，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吸引来华留学生的政策力度尚待加大。
就进一步为来华留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蓝皮书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合作热潮，将吸引沿线国家人才来华留学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工程，大力推动海外“一带一路”来华奖学金项目，开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才资源双向流通渠道，培养生源国的未来精英。
二是树立“教育消费”理念，增强来华留学教育的市场意识和“留学经济红利”意识。一方面要注重教育质量，提升吸引来华留学生能力；同时，要提高来华教育的市场属性，实现学校和来华留学生之间的一种市场结构的动态平衡，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教育模式。
三是注重与孔子学院等现有载体结合，拓展来华留学生源渠道。
四是重视来华留学生的“人才红利”，给予优秀在华留学生“实习签证”和“工作签证”。
五是加深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学分转换和学位互认。
六是放开高校来华留学生的学费定价权，提高高校招生来华留学生的自主
七是提高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加大外籍专家学者的引进。
八是开展多样性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领域的融合工作，调整来华留学生与国内学生宿舍分离政策。
九是加大对技能型、专业化的中高等学校以及武术、太极、语言等具有中华文化特色专业的开放。
蓝皮书认为，面对汹涌奔腾的人才流动浪潮，来华留学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新亮点。积极应对人才流动潮流，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的人才友好型社会环境，是吸引国际人才“为我所用”、充分挖掘国际“人才红利”的关键所在。
中国低龄留学现象加剧导致国内高校优秀生源流失，建议推进高校国际化的战略，鼓励高校面向全世界招生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合作研究机构麦可思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高中生出国留学的热度持续。高中生选择出国留学就读高中或者本科的比例明显增加。与2012年相比，2015年的调查显示，在国内读完高中课程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4%，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了27%。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计划出国读高中或者是预科以及语言学校，这意味着其中大部分学生不会参加高考，也不会选择读完国内高中的课程。可见，虽然大学阶段留学仍是中国学生选择的主流，低龄留学升温趋势十分明显。关于低龄留学扩大的原因，蓝皮书认为，主要是留学生为了能够进入教育质量更好的国际知名大学。
低龄留学加剧导致国内高校优秀生源流失。相比2004-2014年出国留学人员13.62%的增长速度，我国普通本专科、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增长速度不容乐观。
蓝皮书同时指出，部分国家和地区肯定中国高考成绩，也将进一步加剧中国高校的生源危机。截至2015年5月，我国高考成绩已获得澳大利亚、美国、韩国、香港、新西兰、德国、意大利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认可。对高考成绩的肯定，反映了国外大学对我国基础教育培养方式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对高考程序的信任，也可能会激发各国对我国高中毕业生生源的争夺。
另外，全国每年近百万弃考大军中，因选择出国留学而放弃高考者达两成。这些都加剧中国高校的生源危机，同时也将会倒逼中国高等教育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开放程度。
高校国际化的两条建议：
一是放宽限制，加强合作办学。应鼓励高校建立更多国际化交流交换项目，并应适时放开国外大学在华设立分校的有关限制，留住部分优秀生源。同时，也应该借鉴其他国家高校与我国顶尖中学合作的经验，加大知名高校与国外优秀高中的合作，提前培育优秀本科来华留学生生源。
二是鼓励高校积极探索“走出去”，到世界各地招收优秀生源。国内高校“走出去”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如北京语言大学在东京设立北语东京学院，学生完成学业后可获得北京语言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清华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微软公司联合创建全球创新学院，成为中国高校在美国设立的第一个实体校区和综合性教育科研机构。清华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在高校“走出去”方面，为国内高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国留学生面临诚信危机，亟待加强对留学生法律意识和知识的培养
报告指出，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已引起美国高校关注。随着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日益扩大，中国留学生作弊和造假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具体作弊行为体现在SAT、托福等各大类型的留学考试中，也体现在入学材料中的申请短文代写以及成绩单造假等方面。
蓝皮书指出作弊事件的盛行，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留学市场中存在相应的作弊需求。中国家长和中国学生盲目追求高分和名校，往往不会意识到制造假申请资料或作弊的严重性。不少学校的老师为了让学生们考上好学校和有利于提升母校的形象以及教师的荣誉感，也加入其造假行为，帮助学生修改最终的成绩单；代考和代写之风盛行之下，很多考生甚至“被代写”文章，因为担心自己准备材料不比相关机构专业而被迫找相关代写机构，从而导致恶性循环。二是中国有大量的留学服务中介为了市场竞争和公司利润，公然违背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作弊风气推波助澜。由于在中国，进入大学的方式单一，主要以高考为主，因此中国学生并不熟悉国外学校复杂的招生程序，没有准备整套申请材料的文化和习惯，从而加大了对留学中介机构的依赖，也滋养了作弊造假的风气。虽然目前在国内有330多家留学中介机构取得相关教育部门的认证，但仍有大量中介机构没有取得相关认证，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的监管和监督。部分留学中介机构针对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高分和名校的心理，推出了相应的代考和作弊等服务，为急功近利的学生提供了非法的捷径。
很多通过作弊或作假踏上留学旅程的留学生，在完成学校相关学术要求方面受阻，因而也产生了论文代写等灰色产业链。澳大利亚媒体曾多次报道过华人论文代写机构My master 为华人留学生提供论文代写的丑闻。经调查，有16所大学近1000名学生曾使用过My master 论文代写公司代写学术论文或代考在线测试。目前调查不仅涉及在校生，也涉及已毕业的学生，确认交钱雇用代写服务的70多名学生面临不同程度处罚，部分已毕业的学生如确认雇佣代写，将面临被取消毕业证的风险。
蓝皮书认为，留学生入学考试的作弊，不仅仅会影响学生自身的学业问题，还关系到中国学生的整体入学率的问题。目前，海外主要高校学校也开始更加严谨查看中国留学生的申请资料，防止作弊造假等行为的发生。不少学校在收到高成绩的申请人选时，都必须仔细检查申请人的学术背景，有时学生甚至还要通过面试或发表个人声明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在中国，抄袭现象严重，知识产权保护严重不足。很多学生考SAT考了2300多分，口语却无法正常交流；正因为抄袭严重，导致哈佛大学对中国学生无从评价，也导致了配额的大量减少。因此，作弊造假不但对作弊者不利，也对整体申请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造成了不良影响。
蓝皮书建议加强留学生法律意识、基本法律法规知识的培养。
对于准备出国的留学生及学生家长，首先要做好自身功课，如主动学习留学国家的法律规则，提升自身的法律法规意识，减少触犯法律的概率，同时保证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二，提高自身语言能力，增强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的能力。其三，建议我国在驻外使馆设立留学生法务参赞，为我国海外留学生、华侨华人提供所在国的基本法律法规咨询和法律援助。同时驻外使馆也可以通过编印发放所在国《基本法律规定问答小册子》等方式，为留学生、在当地工作或旅游的华侨华人、国内相关企业开拓业务等提供便利。其四，对于年龄偏小、自控力较低、心智尚未成熟的留学生而言，积极倡导海外留学生监护人制度，为留学生指定当地监护人，加强风险防范。
海外留学创业教育需求明显，建议发展中外合作创业教育，大力培育创业型国际化人才
报告指出，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引入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创办国际化的创业教育体系。从根本上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出现了明显的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势头。中关村2014年新增创业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达到9000家，并且出现了高校大三学生休学创业的“21岁现象”。在大学生创业需求增加和政策鼓励下，创业教育的需求将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开始重视来华留学和吸引国际外来人才。如果能够构建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环境，则可以对外国优秀学生产生更大吸引力。建议我国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引入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创办国际化的创业教育体系。
蓝皮书针对发展中外合作创业教育、培育创业型国际人才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鼓励高校与国际名校合办创业教育课程和项目。首先可在重点省份酌情创立创业教育二级学院，在全国开设推广创业课程，将创业内容融入现有的教学体系之中，鼓励并打造创业创新的学习体验，在学校里传播创新创业文化，培育创新创业精神，而不局限于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教育。其次借鉴美国在大学科技园设立创业扶持项目的模式，总结清华大学在设立创业基金等方面的探索，鼓励相关大学或国家级科技园设立大学生创业教育及扶持项目。通过这样的阶梯级体系，倒逼传统大学真正进入创业教育改革中，有参照物的实施创业教育以达到最好的结果。再次允许试点颁发创业文凭，吸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力量加入。
二是创办中外合资创业大学。结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外资创办企业的相关经验，引进国际上优秀的创业教育机构，实行以点带面的试点模式，在有历史积淀、办学条件成熟的城市率先开办设立领军创业大学；以创业教育为核心特色、多学科综合发展，为各领域培育创业型人才；再以这些领军的创业大学作为试点，向全国推广好的创业教育发展模式。
三是中外联合培养更多创业教育教师人才。以商学院师资力量为基础，从商学院选拔若干批教师人员，赴海外进修、培训，或直接与外国创业大学、创业学院、培训项目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培养创业教育高级教育人才。
全国合法留学机构数量有所下降，留学中介市场分散，缺乏引领型企业
报告从留学中介机构的数量及地域分布、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外部监管环境、机构竞争力等方面阐明中国合法留学中介机构的现状、发展环境和竞争力水平，并形成了中介机构的竞争力排名。
报告指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我国留学市场的发展，留学中介机构的数量实现了快速的增长，我国的留学中介机构已能充分满足留学发展需要。随着监管的加强和机构自律意识的提高，我国的留学中介行业逐步走向完善，但其在地区分布、服务收费以及满足日益个性化的留学需求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留学中介机构地区分布不均，东、中、西部差异显著；二是全国合法留学机构数量有所下降；三是留学中介市场分散，缺乏引领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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