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食药监管体制的建议

第一篇：完善食药监管体制的建议

四川威远县基层干部对完善食药监管体制的建议

与思考

2013年3月启动的新一轮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上级放任自流，地方各显神通，大家都在水里摸石头过河，热热闹闹搞创新，实实在在翻烧饼。最终结局是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不统一不权威，“强化”莫名其妙变为“弱化”，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怨声载道。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成为“夹生饭”。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初衷南辕北辙。

问题反思

（一）顶层设计不到位。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存在漏洞，改革概念化。没有针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监管职责不断扩充、监管工作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对于监管一线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必须解决的机构设立、人员编制、经费保障、执法装备等配套改革的具体内容、责任主体、解决路径、完成时间等提出具体刚性要求，加之权威指导不力，改革成为始料不及的各地各行其是！与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初衷渐行渐远。

（二）机构设置没有规范。一是没有明确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直属机构、基层监管机构的设立规范。多数县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设置至今没有到位。二是没有统一设置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尽管2014年国家总局、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至今还在孕育中！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建设严重滞后。三是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党组织亟待完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党组织设立不适应改革形势和变化。四是怪胎“N合1”。“N合1”表面上解决编制矛盾，减少政府组成部门设置数量，实际上是规避部门利益矛盾的花拳绣腿改革，是削足适履的怪胎。导致“监管机构名称标识不统一、执法依据不统一、执法程序不统一、法律文书不统一等问题，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在部门利益博弈中，更名不断，挂牌不断，扯皮不断，折腾不断。县级“N合1”机构基本上成为N个上级部门的办事机构，县级局局长沦为会贩子，副职忙于应付N+X个领导，食品药品监管实质上弱化。五是部分地方狭隘理解综合执法。六是各级食品总监、药品总监职务设置职责不清，任务不明，没有规范。

（三）人员编制没有标准。一是编制矛盾下移。中央规定“基层食品药品监管的具体方式及机构设置模式，根据人口、面积、交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以及食品药品监管任务量和调整划转后的人员编制等情况研究确定”，多数省级规定应景式，没有像公安等机构的编制配备刚性标准（况且编外大量使用协警）。导致难以确定县域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编制。上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求下级监管部门争取编制，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编制部门没有共同遵守并且是可操作的编制口径。食品药品监管执法人员的编制矛盾，集中聚焦在县级；监管执法人员编制与履行职责要求的矛盾，集中暴露在县级。二是基层机构编制不合理。“每所2—3名”配备基层所监管人员，背离实事求，不合理、不可操作。因为划分乡镇行政区划，全国及省市甚至县级没有统一标准，乡镇行政区域人口数量悬殊，幅员面积悬殊，监管对象悬殊。以某县为例：镇域人口从1万余人到超过20万人不等，人口悬殊超过15倍；镇域食品药品监管对象从100个到近4千个不等，监管对象悬殊40倍左右。至于与县域内其他行政执法队伍比较，监管对象数量更不平衡，差距达到数倍至十余倍。三是监管力量明增暗减。落实国务院“编制随职责划转、人员随编制划转”不力。从表面上看，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绝对数在大幅度增加，实际上与划转职责极不相称。2008年开始、2011年前后完成的上一轮体制改革，从县级卫生部门划转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职责，划转编制远远低于实际履行监管职责的力量。更别说社会经济变化导致的近年来保健食品、化妆品市场大发展。2013年开始的新一轮体制改革，从县级工商系统、质监系统划转编制远远低于2个部门实际承担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职责从事监管的人数。另外划转酒类质量安全监管职责，以及划转畜产品在定点屠宰以后进入批发、零售市场的安全监管等职责，并没有划转任何人员编制。难怪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埋怨说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一次，食品药品监管力量削弱1次，基层监管矛盾加剧1次！基层压力加大1次！新一轮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以后，人员编制与履职矛盾进一步凸显。

（四）监管执法保障乏力。一是经费保障没有标准。在多数地方是吃饭财政的情况下，作为机构改革重点加强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公业务费包括日常监管、专项行动、执法车辆运行经费、职工差旅费以及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不良反应监测、应急投诉处理、综合协调等工作经费保障极度困难，食品药品监管处处都要花钱，成为不待见的部门。二是装备特别是执法执勤车辆严重短缺。特别是在刚刚倒计时完成的公车改革中，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执勤车辆，不仅在体制改革以来的3年中几乎没有正规渠道增加，反而一律在现有编制基础上，与其他部门一样，按照同比例压缩，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执勤车辆短缺矛盾更加突出。三是基层办公用房面临窘境。

（五）部门格局禁锢，协调推进乏力。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面宽量大，矛盾错综复杂，覆盖一二三产业，涉及发展、稳定和民生，群众关注度高，要求高，与党委政府的大多数部门关联密切，现有架构体系协调推进明显乏力。不少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级别不明确。省际、省内市际上述机构级别悬殊，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如工商执法及其派出机构、卫生执法、环境监察执法机构以及疾控中心的级别悬殊。与承担的重要职责不相称。

建议构想

基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食品安全战略，按照“食品药品安全是最大的政治，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底线是依法治国三条安全底线之一”的定位，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加快健全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应当进一步科学完善食品药品监管的顶层设计。建议重点从以下方面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

（一）明确职责定位

1、统一明确监管职责。应当充分考虑食品药品监管的专业性特殊性并借鉴发达国家管理成功模式，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在认真总结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18号）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进一步科学整合相关职能职责，明确全国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职责。比如：在全面履行国发〔2013〕18号文件明确职责的同时，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5号），整合接收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职能；落实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国发〔2016〕12号），整合接收地方卫生部门对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4类公共场所食品安全的许可和统一监管职能。

2、正确认识综合执法。现在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本身已经属于专业性很强、情况复杂的综合执法，执法范围涵盖与人们生命健康相关的绝大部分领域，包括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全环节。以食品生产、经营为例，分别涉及31个类别、10多个类别。绝不能错误理解整合多部门执法才是综合执法。

（二）规范机构设置

3、规范设置独立机构。参照公安机构设置模式，统一设立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及其直属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机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基层派出机构。明确不同类型的县级检验检测机构设置规范。

4、规范设置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建议参照森林公安机构模式，统一规范设置。

5、完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党组织。适应党建工作新要求，适应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新形势，建议统一明确成立县局机关党委或者党的总支委员会，在条件成熟的内设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或者联片设立基层党支部。

6、规范明确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总监、药品安全总监等职务的设置及其职责。

7、不要在县级“N合1”。应当清醒认识并且敢于正视“N合1”存在的弊端。食品药品体制改革不要自下而上，不要为了压缩机构数量或者回避编制矛盾，而在县级凑合搞“N合1”，不能让更名不断、挂牌不断、扯皮不断、折腾不断继续下去。因为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拖不起！地方党委政府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的被问责承受不起！

（三）制定监管执法人员编制刚性标准

8、明确县域编制标准。借鉴公安等部门的经验做法，借鉴本行政区域人口数量“陕西3‱、山西省3.31‱（县乡2.72‱）、内蒙古通辽市3.5‱、甘肃天祝县4.73‱”等地配置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的编制标准，建议国家统一明确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编制按照不低于3‱作为基本编制配备标准。

9、合理确定县级局、基层监管机构编制。按照李克强总理重点强基层、强一线，转变“头大腿细”现象的要求，核定县域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编制以后，按照监管力量倾斜基层的原则，按照三七开左右的比例，合理划分县级局（含稽查执法）人员编制、基层监管机构编制。

建议授权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编办，重点考虑镇（乡街道）行政区域人口、监管任务量等因素，兼顾考虑行政区域面积、交通等因素，按照保障履职的原则，在县域食品药品监管人员总编制框架内，确定派出机构编制。

（四）落实监管执法保障

10、明确经费保障标准。参照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按照县域人口每人15元，核定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经费。或者统一明确按照公安部门标准，核拨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业务费包括日常监管、专项行动、执法车辆运行、职工差旅费经费；与此同时如实保障人口数4‰确定的食品抽检批次数量，以及上级下达的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数量，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应急投诉处理、综合协调等工作经费。

11、制定装备特别是执法执勤车辆配备规范。

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财政部等部门，针对食品药品监管执法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公车改革结束以后，结合执法执勤车辆改革管理新要求，立即修订财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财社〔2012〕2号），出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明确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执法执勤用车（监管执法、应急处置工作的基本工具，包括执法专用车辆、药品快速检验车、食品快速检测车等执法交通工具）配备编制标准、经费渠道、责任划分、到位时限，规范使用管理。

同时，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食药监财〔2014〕204号印发的《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基础上，征求财政部等部门意见，及时修订完善，联合印发，明确经费渠道、责任划分、到位时限。

12、规范化建设基层办公业务用房。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食药监财〔2014〕218号印发的《食品药品监管乡镇（街道）派出机构办公业务用房建设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征求国家相关部委意见以后，联合印发。明确在办公用房建设中，各级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办公用房建设经费来源、建成时间、验收时间、督查要求。

13、加快监管能力标准化建设。参照公安、司法、审判、武装等系统标准化建设模式，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不同层级、不同等级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派出机构（基层监管机构），以及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检验监测、不良反应监测等机构的等级建设标准。落实经费来源，限期达标。

（五）提升综合协调能力

14、参照从中央到县级的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总工会、党校以及公安局和曾经的地方招商引资等部门主要领导的设置规范和先例，为了有利于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提升综合协调能力，建议明确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局长（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同级党政副职担任。

15、规范县级局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级别。参照工商执法及其派出机构、卫生执法、环境监察执法机构以及县疾控中心等设置先例，借鉴湖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规定，建议统一明确“县市区食品药品稽查局、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科级建制；在乡镇街道设置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为执法类事业单位，科级建制”。

（六）争取党政重视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16、争取加强领导。一是明确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担任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任，落实党政同责，属地管理等要求（借鉴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经验做法）。二是争取党委政府印发重要文件。凡是食品药品监管的重要工作部署、以及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安排，包括非常时期的重要工作，不要继续仅仅由上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或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发文安排，要求下级部门去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或者与相关部门协调。而应当积极争取由党政（两办）发文，或者相关部门协商一致联合行文，为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顺利开展工作打通干线。

17、加大考核权重实行一票否决。参照2016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借鉴党委政府当年抓计划生育等工作的成功经验，建议把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的安全监管，纳入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提高食品药品在地方党委政府综合目标考核中的权重，并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分别实施单项目标考核。强化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的食品药品安全意识，重视包括自己在内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包括自己在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力量配备、资源配置、服务保障等方面倾斜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确保监管部门有效履行职责。

18、明确改革到位时间。建议在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分门别类明确相关工作的责任主体、工作要求、完成时间、督查督办问责等，确保全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步调一致。例如：明确在2016年12月底以前组建独立的机构；明确在体制改革以后的3年内，通过考试录用、考核聘用、遴选、调动人员等形式，确保人员编制到位率不低于第一年75%、第二年85%、第三年95%，并保持动态平衡；明确到位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明确执法执勤车辆配备、基层办公业务用房最迟在3年内全部配备到位。等等。

19、出台权威的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建议在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和本次国务院组织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跳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利益的禁锢，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群众健康利益至上的高度，认真思考、完善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顶层设计。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实施意见。

20、多渠道解决编制。一是调剂行政事业编制。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新情况，砍掉或者整合不合时宜的机构，通过改革解决部分编制缺口。二是集中使用空余编制和机动编制，充实县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三是重新核定划转编制。实事求是核定县级卫生部门承担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职责的监管力量，核实县级工商系统、质监系统在承担食品生产、流通安全监管期间的监管力量，重新核定县级卫生部门、工商系统、质监系统的划转编制。兼顾执行2016年2月国务院国发〔2016〕12号地方卫生部门移交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4类公共场所监管职责的划转编制。四是从职责划转部门划转编制。即从整合划转酒类食品安全监管、畜产品在定点屠宰以后进入批发、零售市场质量安全监管等职责部门划转编制。兼顾考虑整合接收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职能的划转编制。五是调剂划转其他行政执法队伍编制。按照兼顾与其他行政执法队伍之间人均监管对象平衡原则划转。六是从镇（乡街道）确定部分人员负责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或者定向划转部分编制到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七是从教育部门调剂部分富余编制补充。（文/威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胡子林）

第二篇：食药监管工作状况调研建议

食品药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一件大事。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药品安全更加关注，食品药品的安全性已成为国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贸易繁荣的重要因素。全社会对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提高食品药品安全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近两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提交的议案、提案成为“两会”期间讨论的热点。今年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全国纠风工作会议都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列为工作重点。为此，笔者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对我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进行了深入调研，以期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的对策及措施，进一步推进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科学发展。

一、我市食品药品安全现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对我市药品和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的全程监督管理，对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对重大事故的查处的职责。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共有干部、职工43名，其中市局机关有21人，大专以上学历占93.8%，平均年龄为34.14岁。

目前，全市共有涉药单位1277家，其中药品生产企业1家，医疗机构961家，药品经营企业306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7家。有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8684家，其中：食品生产加工（含小作坊）1388家，食品经营企业（个体工商户）4577家，餐饮单位2780家。

近年来，在市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食品药品市场秩序显著好转。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2005年，我市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形成了以市食安委直接领导，食药监局综合协调，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格局。制定了食品安全责任制、食品安全暗查暗访制度、信息发布制度、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一系列工作制度，统一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与专项检查，加大了对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领域、餐饮消费等领域的执法力度，规范了食品市场秩序；初步形成“监管体制基本理顺、两网建设成果初显、专项整治成效明显、人员素质逐步提升、安全意识渐入人心”的食品安全监管局面，全市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趋好，2008年，全市农产品农残检测合格率均在95.5%以上。地产食品抽样检测合格率为98.2%，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率达到93%，食品安全群众满意度测评列全区第一。先后共创建国家级食品安全示范县1个，自治区级食品安全示范乡镇7个，食品安全示范街（区）2个，示范市场3个。近年来，全市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在药品安全监管方面，大力实施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对辖区内1家药品生产企业、911家医疗机构和288家药品经营企业建立了信用信息档案，建档率达到了99.25%。深入开展药品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实施药品生产经营企业gmp、gsp认证及跟踪检查，目前全市306家药品经营企业通过gsp认证的293家，通过率为95.7%。不断加大培训力度，切实提高药品从业人员素质，先后举办各类培训班13期，培训人员累计2114人次。同时，对**市电视台的两个频道进行监测，对检测到的违法的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广告进行证据刻录，及时移交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规范整治，全市药品安全形势总体良好，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基本健全，基层食品药品监管网络和队伍进一步完善，制售假劣药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明显遏止，药品市场规范有序，有效保障了群众用药安全，有力地促进了医药经济健康发展。

二、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面临的形势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虽然通过近几年的规范整治，食品药品市场秩序明显好转，但食品药品安全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是食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频频发生，“非典”、“禽流感”的暴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二是假冒伪劣食品屡禁不止，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三是食品中新的生物性和化学性污染物，以及致病菌对常用治疗药物不断增加的抗药性，对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食品中毒、滥用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量超标等使人们“谈食色变”；四是食品新技术、新资源应用给食品安全带来了新的问题；五是“齐二药”、“欣弗”等接二连三的药品安全问题不断触动公众脆弱的神经。就我市来讲，食品药品安全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群众安全合理饮食用药意识不强。群众普遍缺乏安全合理饮食用药知识，特别是边远农村的群众在饮食、就医用药时往往只图方便、便宜，识别假劣药械的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明显薄弱。

（二）零售药店经营行为不尽规范。由于药店数量多、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布局不够合理、市场存在无序竞争等情况，零售药店药师不在岗现象较多。部分药店经营管理不规范、处方药不凭医生处方销售、药品、保健品不按规定分区摆放及以保健品冒充药品销售使用等现象均较常见。

（三）农村医疗机构药房硬件和管理达不

到要求。尤其是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的药房管理是基层药械监督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药械管理水平较低，规章制度不健全，硬件设施较差，个别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存在药品过期失效和被污染的现象，卫生条件急需改善。

（四）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食品广告宣传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夸大药品医疗器械的治疗效果或以药品治疗效

果描述食品保健品的功能，甚至采取赠药、现场免费使用等方式为饵，诱使消费者产生非理性的消费活动。

（五）食品产业发展层次较低，安全隐患难以根治。食品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偏低, 80%以上为10人以下的小作坊；此外散布在城乡的小作坊、小商店、小餐馆、小摊点、小市场流动性大、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且经营管理方式落后，尤其是小作坊生产技术和装备落后，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较弱，成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难点；食品生产加工作坊周边环境和生产条件较差，个别商店进货渠道不规范，经营过期变质食品现象及制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行为时有发生。

（六）食品从业人员素质较低，食品安全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食品准入门槛较低，直接导致相关规范、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流于形式。

（七）检验能力滞后于食品产业发展。我市目前能够承担食品监测的仅有**市质量检验所和市疾控中心两家，其他均为快检设备，且设施设备相对落后，只能对食品安全一般性指标进行检验，重要的指标无设备和人员无法进行检验，开展大范围的食品检验工作困难大，导致食品安全隐患不能及时发现和排除。

三、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机制存在缺陷。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各监管职能部门在实际运行中出现多头监管或监管缺失等现象，如食品生产企业抽检频次高、节前多部门一窝蜂重复抽检，企业意见较大；检测信息尚未达到共享，食品相关产品监测机构、检测设备存在重复建设，造成财政专项资金投入绩效不高或浪费。药品监管体制和机制同样也存在着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问题。如在药品广告监管工作中，审批权在药监部门，而行政执法权在各级工商部门，广告的发布又是通过广电部门进行的，药监部门发现违法广告要移送到工商部门处理，没有主动权，监管不能到位。

（二）监管手段落后。一些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方法已不适应药监工作的需要。运用高科技监测手段开展工作与制假售假违法手段不断升级的形势相比，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

（三）基础薄弱，投入不足，食品药品监管设施亟待改善。食品安全监管投入严重不足，基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得不到加强，基础依然薄弱。尤其在乡镇和村级，组织不健全，人员不落实，办公设施缺乏，无工作经费，宣传不深入，群众食品药品安全意识较低，加之乡镇没有具体的执法职能，各项工作大多停留在纸上，很难落到实处，食品药品安全投入亟待加大，基础设施亟待改善和提高。

（四）群众质量意识不强，自我保护能力低。受传统观念和受教育程度及现实经济状况影响，全社会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理解和认识参差不齐，广大消费者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维权意识薄弱，农村地区群众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和法律意识更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低下，给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不法行为以可乘之机，全社会的食品药品素质亟待提升。

四、解决的对策和方法

（一）切实树立科学监管理念。当前全国上下正掀起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作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首要任务是解放思想，进一步树立科学监管理念，重点要正确处理好四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好监管与发展的关系。监管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为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首先要强调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市场监管是我们履行监管职责的忠实表现，为了更好地发展，要以监管促规范，以规范促发展，全面推进食品药品监管各项工作。二是正确处理好监督与帮促的关系。要以食品药品产业健康发展为标准，以扶正祛邪为原则，把食品药品监管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之中，在保证食品药品安全的同时，促进食品药品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三是正确处理好处罚与规范的关系。处罚只是手段，规范才是目的。在药品监管执法过程中，要合理使用行政处罚权力，要将确保百姓用药安全作为实施处罚的出发点，将规范企业行为与促进企业发展作为实施处罚的归宿点。四是正确处理好履职与建设的关系。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履行食品药品监管职责，又要着眼长远，努力抓好系统的自身建设，强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主、客观条件。

（二）着力推进依法行政。积极建立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置三个环节的监管长效机制，做到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的有机结合。继续加强食品药品行业自律，要严格明确并落实企业作为质量第一责任人的主体地位，融法律法规宣传于监督检查全过程，强化企业的质量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建立企业自查机制，监管部门及时通报食品药品市场动态，使相关单位能够了解相关政策，有针对性的加强食品药品管理。结合《食品安全法》的实施，组织开展大规模的集中宣传活动，广泛普及科学合理饮食用药知识，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的浓厚氛围。

（三）切实提高监管水平。一是着力构建多部门协作监管机制。通过构建县乡村三级监管网络，与相关部门建立长效协作机制，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等方式建立上下联动、联合监管和区域协作的联合打假机制，形成强有力的食品药品监管协作网。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市场巡查和分片包干制度。结合辖区内市场状况，以涉药单位的数量、分布为基础，以信用等级评价为参考，对的监督检查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制定出科学严密的、季度、月和周巡查计划，确保市场检查的覆盖面、频率和效果。三是积极创新监管手段，加快电子监管系统建设步伐，实现药品监管部门和药品经营使用单位的网络互联互通和对涉药单位药品购进、销售、库存的快速掌控，提高监管的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四是继续加大对药品生产企业gmp跟踪检查和药品经营企业的gsp的跟踪检查力度，进一步地监督实施好药品分类管理和处方药的管理，使企业规范经营、合法获利。

（四）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食品产业链条长，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目前不可能将食品安全的监管统一在一、二个部门，因此，当前要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监管体系：一是重点解决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过于分散的状况，将监管的职能相对集中，进一步明确权责，通过完善和加强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效率和权威，降低行政成本。二是实施食品安全监管的网络化管理，在合理分配部门监管权力的基础上做到信息共享，扩大监管面，使监管关注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三是要继续加强食品安全群众监督网和现代流通网建设，保证食品监督管理全方位、全天候覆盖，要通过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农村放心店工程，鼓励食品生产批发企业面向农村配送，支持零售企业向农村延伸网点，建立安全、稳妥、放心的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通道。四是完善食品责任追究制度。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综合目标管理，建立与之相应的考核机制，实行划片包干、责任到人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将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到基层和最前沿。

（五）强化技术支撑。整合现有食品检测资源，由市食安委统一组织、协调，制定抽检计划，做到有计划、有重点地高效便捷完成全市食品相关产品抽检与检测任务，整合检验检测资源，实现检测资源、检测信息共享，既减少财政开支又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测；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收集汇总、及时传递、分析整理，定期向社会发布食品安全综合信息。建立畅通的信息监测和通报网络体系，逐步形成统一、科学的食品安全信息评估和预警指标体系，及时研究分析食品安全形势，对食品安全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早解决。

（六）加强诚信和应急体系建设。加强对食品药品质量的监督抽验工作，加大处罚和曝光力度。同时，采取措施支持诚信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企业诚信档案，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引导和约束企业诚信生产经营。要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应急处置预案，健全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系统，完善事故处理机制，严格执行应急预案规定的各项措施，应急管理组织网络和人员、物质和技术保障，有效提升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篇：完善基层医疗体制的建议

在具体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一是医联体建设联体不联心。医联体中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需要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同时发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许多地方“拉郎配”现象严重，资源内在整合度不高，医联体内部利益互不兼容，工作流于形式。

二是“药占比”考核过于注重“比”而不注重“药”。药占比指医院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目的是减少不合理用药，减轻病人负担，是医改的主要考核指标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医疗机构采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来应付考核，如大幅度提高不必要的化验和检查费用来做大“分母”，或让病人多次挂号分次开药的办法做小“分子”，从而变相地增加了病人的负担。

三是财政补偿的激励作用没得到很好发挥。实行基本药物制度与绩效工资改革以来，“核定任务、核定收支、差额补助、绩效考核”的补偿模式已是各地基本的财政投入与补偿模式。“核定任务、核定收支”往往以上一收支为基数，由此造成“鞭打快牛”现象的普遍存在：能力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于业务收入高，财政补助收入随之减少；相反，能力差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于业务收入低，财政补助反而增加。

四是分级诊疗的宣传、配套有待加强。有统计结果显示，2016年1-10月全国大医院总诊疗人次为26.3亿，同比提高5.1%，出院人次数13920.8万，同比提高8.1%；同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为35.6亿人次，同比下降1.1%，出院人次3278.2万人，同比提高仅3.2%。可见当前更多的医疗服务仍然集中于大医院，分级诊疗的宣传、医疗设备的配套共享还做得不够，也影响了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

为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改善基层医疗机构考核，将重心放在合理用药、检查上。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工作主要集中在慢性病的控制与管理，其手术治疗与各类辅助检查项目相对较少，单纯考核“药占比”的意义不大。为此建议充分尊重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特点，重点考核合理用药，合理检查，不要与大医院一样实行“一刀切”。

二、改善大医院医药分开模式，使之更切合分级诊疗需要。一是建议大医院取消门诊药房，保留住院药房和急诊药房，并保留因急诊、化验、手术、住院用特种专科所需的用药品种，限制慢性用药的品种与数量；二是建议涉及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所需要的相关药品全部配备于基层医院或社区医院，同时强化基层医院服务能力。全行业配套实行疾病临床路径、医保支付和医疗价格改革，重新设计医疗服务流程，让分级诊疗工作在制度上、内容上和形式上实现高度统一。

三、改善财政补偿方式，引入激励机制。改革补偿方式，在“保基本”特别是保障好基本公共卫生经费使用的基础上，要创新机制，转变政府直接供给模式。一是坚持“养事不养人”，重点支持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对中医、精神病、传染病、职业病，妇女儿童等在投入政策上要适当倾斜。二是严格控制大型医疗设备配置，鼓励共建共享，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三是探索建立专项补助与付费购买相结合、资金补偿与服务绩效相挂钩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新机制。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发展等非经常性支出主要由财政专项安排，日常运行等经常性支出则通过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由政府或医保(个人)按标准付费购买。

第四篇：完善体制机制

完善体制机制

———三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

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同时，也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就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坚决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既是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生产力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技术竞争的迫切需要。

应当看到，我国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解决不少难度很大的深层次问题。深化改革，涉及面广，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攻坚、锐意进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大改革力度，着重推进体制创新，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证。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求我们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实行有利于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能源资源节约的财税制度。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要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改革向纵深推进，改革的成效就愈益充分显现，发展的活力愈能得到增强。把深化改革同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注重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不断取得重大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我们就一定能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第五篇：完善社会组织监管体制的思考与建议

完善社会组织监管体制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种类也不断增多，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在逐渐提高，他们在促进经济建设、推进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确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已成为各地民政部门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我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在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下，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不断改善,我市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是依法登记数量逐年增加。目前，全市共有社会组织164个，其中社会团体61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03个，数量以每年5%－10%的速度递增，涉及教育、卫生、文化、科技、民政、体育、金融等多个领域，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有别、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二是规范化建设不断加强。在加大监管力度、坚决查处违法行为等方面不断规范社会组织管理。同时，社会组织年检工作得到不断改进和加强，对于年检不合格以及不参加年检的，依法予以严肃处理，年检率基本达到90%以上，有效地提升了社会组织整体素质。三是功能日益显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组织在协助政府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社会服务、沟通政府与社会各社会阶层间的关系、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有效配置和整合、反映群众诉求、协调利益关系、推动文化发展、促进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当前社会组织监管中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在增加，但这并不等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的提升。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力度不够、监管体系不够完善，县市域社会组织正面临着监管瓶颈，制约着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一是监管力度不够、服务意识薄弱。县市级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监管部门，受困于人力、资金等因素影响，存在对社会组织重登记、轻监管现象。社会组织监管体系虽然包括登记审批、日常监管、违法审查、行政处罚等众多方面，但县市级民政部门监管采取的手段大多是年检。由于人员编制和经费的制约，加上社会组织较为分散，很难对社会组织逐一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仅靠每年一次的年检不能有效地开展监督，更难发现问题和进行预警。

二是社会形势变化大，相关政策法规跟不上。在现有的法规条例下，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而业务主管单位只能进行协助和配合。这就造成了前者疲于登记而对监管“有心无力”，后者因不拥有明确的法律授权而采取消极态度的“有力无心”。这种“两管两不管”的状态直接引发对社会组织监管的失力。如何从制度层面完善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综合监管体制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此外，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需要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进行修订完善。如基层民政部门无法找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法律依据；对于违背《条例》规定社会组织的处罚，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罚标准和手段。

三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人员队伍素质有待提高。目前，社会组织数量多、涉及领域广、涵盖法律宽泛，而登记管理人员队伍的素质与日益复杂的工作不相适应。监管需要有专门的财务审计人员及时指导社会组织合理使用票据和经费；需要有专门的执法人员对社会组织进行日常监管，及时对非法组织进行取缔，对社会组织超出章程规定的不合法行为进行制止等。这些人才，在现有的条件下难以满足，而如何指导社会组织建设发展、如何提供服务、如何发挥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空缺。登记管理机关工作人员配置的不合理、专业技术人才失缺都无法适应新时期社会组织监管服务的要求。

三、推进社会组织监管创新的建议 面对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完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健全评估考核制度、完善法律保障等措施，提高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引导社会组织发挥正能量。

一是加强监管手段多元化。有效的监管，在充分发挥登记管理人员作用的同时，也要依托社会力量参与监管，建立起社会广泛参与的监管路径，才有可能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这些路径包括尝试改变以往监管单一的行政手段，更多地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促使社会组织履行社会服务功能；完善社会组织年检工作，加强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动态管理，建立社会组织年检、评估联动机制；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把民政部门实行的登记、检查、执法、评估的情况和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反映、评价及时反映在信息平台上，以利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实现监管的常态化。

二是健全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法规。任何政府管制行为必须置于法制轨道下才能获得社会认同和支持。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同样如此，作为社会组织的行政监管机构，民政部门需要明确的法律授权，明确监管机关的权限，保证政府的监管不能“越位”、“错位”和“缺位”，并明确执法程序和执法措施，确保监管流程有法可依；作为被监管的主体，社会组织更需要明确的法律框架：组织治理的法律要求是什么，项目运作的法律底线是什么，社会公示的法律标准是什么，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等等。这些都应该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政府依法监管，社会组织依法自律的规则。同时，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角度出发，根据社会组织类型的不同，应加快推动《社会组织法》、《行业协会法》、《公益慈善法》等专项法律法规的制订，保障专项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监管效率。

三是完善社会组织内部监管机制。首先，要努力健全社会组织权责明确、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推行理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制度。要适度控制理事会规模，强化章程的核心地位，健全议事、选举、机构、财务、人事等各项制度。其次，要避免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社会组织应以社会自发组建为主，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兼任社会组织负责人职务，社会组织与党政机关应在办公、人、财、物方面脱钩，从而保障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及独立性。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社会组织业务活动，保证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自主性。第三，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发挥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社会组织中逐步推广社会工作者资格认定及职业水平评价，推动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年轻化。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动员和利用志愿人才。第四，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研究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有效形式，改进党组织在社会团体中的工作方式。建立党组织与社会团体行政机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团体中的应有作用。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加强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逐步规范社会组织监管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社会组织良性运转，使社会组织能够真正承担起部分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参与社会管理，激发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