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游戏规则”及法律风险（汇编）

第一篇：公司“游戏规则”及法律风险

公司“游戏规则”及法律风险

第一、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查阅权”的法律风险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 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有专家认为，为确保老股东了解公司净资产真实状况，知悉自己转让股份的价格是否公允，此处的“股东”应作扩张解释（广义解释），既包括现在的股东，也包括老股东在内。换言之，老股东在转让股份后的一定期限内怀疑自己出售给大股东的股份价格由于大股东和管理层造假帐而过低的，仍有权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进而决定是否行使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权利。换言之，老股东在转让股份后仍有权查阅公司的会计帐簿和原始凭证，进而决定是否行使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权利。

有人认为，老股东既然失去了股东资格，就不能行使查账权。此种观点难以苟同。首先，老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款往往与公司的净资产密切相关，倘若老股东无权查账，则有侵害老股东权利之嫌。其次，作为规范松散型交易关系的新《合同法》尚且规定合同关系终止后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互负后合同义务（合同当事人根据诚信原则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和保护等项义务），作为规范紧密型组织关系的《公司法》更应确认公司对其老股东的诚信义务。

鉴于此：建议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老股东在转让股份后无权查阅公司的会计帐簿和原始凭证。避免小股东挑你刺！

第二、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转股权”的法律风险

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条规定了股东转让股权的一般原则，同时又赋予公司章程可以另行规定的权利，以体现股东的自治权。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可对股权转让另行作出规定，实际上赋予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的权利。

但公司法未就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与法定限制不一致或相冲突的情形下如何协调和处理，当事人违反公司章程限制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作进一步规定。广东高院认为，1.公司章程的限制不得过于严格，不能造成股权转让难以进行或根本不可能进行，更不能明确禁止股权转让。2.公司章程虽未直接规定禁止股权转让，但通过其他条件和程序的设置，使股权转让不能实现，这属于变相禁止股权转让自由，应认定无效。3.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条件，不得低于公司法定条件，4.此外，公司章程的限制必须公示才能对抗第三人。

广东高院意见对于公司章程中“股权转让条款”的制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三、公司章程中关于“离职强制退股”的法律风险

实践中，有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由公司收购离开公司股东的股份”。比如以下案例：

案例：《人民法院报》2007年 2月 17日刊登了一则案例判解，某法院一审审结一起股东权纠纷案：原告滕芝青是被告某市健康医药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出资 4万元，拥有 0.45%的股权。2002年 7月 28日，被告某市健康医药股东会对原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进行修改，增加“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由工会股东接收”的内容。该章程的修改最终以 872票同意、8票弃权获得通过。原告滕芝青弃权。2002年 7月 31日，原告离职。被告于 2004年 12月 8日书面通知原告，其股权已依公司章程转让工会持股会，并要求其领取相应的转让款。之后，原告没有将出资证明交付给被告，被告也未将转让款交付给原告。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确认被告强制转让股东权的行为无效。受案法院认为股权非经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或法定的强制执行程序不能变动；当事股东未被通知参加或者投票表示反对（或弃权），该股东会决议对其不发生约束力，多数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形式利用资本多数决对原告实施的私人强制。但如果公司章程在公司经营过程依照法律程序已经进行了修改，增设了强制转让规则，该规定能否对此后发生特定情形的股东具有约束力？或者是在股东发生特定情形之前就已经修改了公司章程，如果该股东出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并投票赞成；如果该股东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或参加了股东会表示反对），该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除名规则的约束力是否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这些情况都值得我们探讨。

鉴于此：切勿在公司章程中简单约定“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由公司收购离开公司股东的股份”，该公司章程约定一般认定无效。

第四、公司章程中关于“表决强制退股”的法律风险

实践中，有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因离职、退休后，经股东大会表决，公司可回收股东持有的股权。例如以下案例：

案例：被告国有企业改制为某集团有限公司，包括原告在内的 49名自然人股东（包括部分隐名股东）及职工持股会。原告占有 8%的出资额。原告于 2005年 2月主动辞去了在被告某集团公司的相关职务，办理了退休手续。

国企改制时制定的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公司股份实行内部转让，由公司调剂。股份转让价格以公司上一年度每一股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公司任何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20%。职工因解除劳动合同或其他情况离开公司，其持有的股份必须转让。”

2006年 3月 8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决议。修改后的第十七条内容：“创始人以外的股东离岗后其持有的股份必须转让。如果离岗股东不同意转让其持有的股份，公司应召开股东会就此进行表决，如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转让，则公司有权收购上述股份。”2006年 3月 16日，被告根据2006年 3月 8日的公司章程修正决议向原告发出了关于退股的通知，要求其在 2008年 3月 31日前退出其持有的 8%股权中的4.8%。原告具状确认被告某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决议无效。

本案诉讼中公司又召开了第六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章程补充修正案，通过了《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决议内容为：“与会股东投票通过原告所持公司 8%股权，按公司章程第十七条之规定，以公司上一年度每股净资产 1.07元转让给本公司股东……。”原告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决议投了反对票。原告藉此遂于 2006年4月 29日书面向人民法院变更其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某集团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无效。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一）股东的股权属股东个人的合法财产权，对股权的处分权应当由股东行使。投资者出资成为公司股东后，就享有对股权的处置、收益、表决等股东权利，该权利非依本人意志、法律或司法判决，任何机构、个人均无权予以处分或剥夺。《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哄抢、破坏”之规定，应依法认定无效。

（二）被告某集团公司章程第十七条中“职工因解除劳动合同或其他情况离开公司其持有的股份必须转让”的规定，不能成为被告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的依据。

（三）公司以股东大会决议行使决定股份转让价格和转让对象是对股东权益的侵犯。所谓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指的是对股东股权转让的受让主体范围、受让程序及优先权行使等非实体处分权范围内的事项，可以以公司章程另行进行规定，而不是对股东是否进行股权转让这一实体权利进行规定。原告主张确认《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无效，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二审法院进一步认定公司章程第十七之规定无法律依据，认定无效，并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鉴于此：即便公司章程中约定“股东因离职、退休后，经股东大会表决，公司可回收股东持有的股权”，该公司章程约定也很有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

第五、公司章程中关于“约定原值收购”的法律风险

实践中，有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章程约定“公司股东因除名、开除等解除劳动关系的，由公司按股东实际认缴的原值收购”。比如以下案例：

案例：2002年 3月，江苏大丰周某与其他 8名股东成立了某有限责任公司，周某作为股东之一出资 5万，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7.23%。2006年6月3日，公司以周某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作出解除与周某劳动合同的决定，并通知了周某。2006年7月28日，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议题为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的原值结算，转让人拒收股权转让金的，受让股东可将其提存至公司。”到会 8名股东签字同意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周某投了反对票。同年8月3日公司将修订的章程到工商部门进行了备案。2006年9月13日，公司通知周某于2006年9月22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依据以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作出决定，周某不再享有本公司股东权利。到会8名股东签字同意，周某未签字同意。

本案中，被告公司作为依照公司法成立的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组成人数相对少，公司组织结构简单，也并非改制形成的有限公司。出资额转让限制以《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为法律依据，学术界及实务操作对此都已经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总之，股权转让限制不得实质性剥夺股东转让股权的通道；股权转让价格应当通过协商方式确定，如果不能协商应当进行评估。本案中，被告公司章程条款中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的原值结算”违反了上述基本认定原则，应当认定为无效。

鉴于此：即便公司章程中约定“公司股东因除名、开除等解除劳动关系的，由公司按股东实际认缴的原值收购”，该公司章程约定也无效。

股东会决议作出的除名决议与被除名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决议（主要是强制性转让）不同，前者是股东资格，后者是该股东的出资额。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除名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包括转让、减资、终止清算、强制收购。一旦被除名股东不积极配合，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或者动辄申请公司解散，不利于剩余股东和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客观上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相互缺乏信任达不到可调解的情形下，不允许强制性转让（其他股东、第三人或者公司），势必会造成剩余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损失进一步扩大。但如果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所通过的强制性转让不加以限制，必然对公司的封闭性产生影响，亦可能导致债权人的利益遭受侵害，或股东权利的滥用。

第五、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资格丧失”的法律风险

实践中，有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章程约定“因股东侵犯公司利益或同业竞争时，公司取缔股东的身份，没收其股权，使其自动丧失股东身份”。比如以下案例：

案例 1997年，被告公司成立，原告张某作为16个股东之一履行出资义务，占股10%。被告公司在成立时制定的公司章程第十条股东负有下列义务中的（三）规定，“股东不得为个人私利而从事任何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得在工作时间从事第二职业，不得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不得在工作之余从事与本公司相同经营项目的业务，出现上述问题，没收其全部出资并解聘。”

1999年原被告发生矛盾，1999年至2000年期间原告张某从被告公司的债务人莱州市云峰铁塔公司取走货款89628.46元并离开公司。2000年12月，被告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决定从1999年1月1日起将原告的出资证明书作废，同时取消股东资格。会议记录由14名股东签字。2000年12月30日，被告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下发了对原告的处理决定。原告宋某诉请确认股东资格，并要求判令被告公司返还本金及红利。法院认为公司章程约定没有效，予以驳回。

有限责任公司条件下，公司单方面作出没收处罚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此类案件中，公司有理由认为股东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并对当事股东作出了处罚。这一规定，实为除名规则，除名规则本身针对股东资格，是否能够约定没收股东出资额、红利，由损害公司利益事由启动的除名？一般认为，股权非依本人的意志、法律或司法判决，任何机构、个人均无权予以处分或剥夺。《公司法》对除名规则未作出规定，因此公司章程中的除名规则没有法律依据，应认定无效。

股东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增加了除名规则，该股东要求公司依照公司章程的除名规则收购其股份。法院认为，依照《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回出资，公司收购离职股东的出资，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但这种暂时状态的存在，必然导致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减少，其合法性不应予以确认。

鉴于此：若发生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尽量通过协商方式让其“自愿”转让股权，因为即便公司章程有强制收购股权的约定，也属于无效约定。

第六、公司章程中关于“名义出资转让”的法律风险

公司实践中名义出资情形很多。公司实际出资人借用他人名义出资设立公司或者认购公司股权，并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公司文件上以他人名义记载股东资格，由此所产生的股权转让纠纷，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名义出资人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而实际出资人不同意转让而产生纠纷；二是实际出资人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而名义出资人不同意转让而产生纠纷。解决这些纠纷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认定股东资格并确认谁享有股权。

广东高院认为，对于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着眼于适度平衡投资安全与交易安全的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和灵活的解决方式，公正合理地处理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问题：

一是要考虑名义出资目的。对于出于规避法律的目的出资，可根据违法性质和情节，原则上对实际出资人在纠纷中主张确认股东资格和行使股权的主张不予支持，也可基于维持交易事实关系的考虑，责令限期改正，重新安排出资关系。对于其他合法目的的名义出资，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根据具体情形予以认定。

二是要考虑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的约定。如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约定，出资系向名义出资人的借款或垫付款，则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形成了债权关系，名义出资人以借款或垫付款向公司出资，取得真实股东身份。如无协议约定或协议约定无效，也无其他实际股东行使股权的表征证明，则不应认定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如果协议约定了双方之间股权信托或者委托关系，则应视具体情形而确定股东资格。

由此可见，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过程中，更多的是维护股权登记的公示效力，维护交易安全，在对名义股权认定时更多的考虑类推适用“动产善意取得”规则，认定其效力。因此在公司章程制定过程中，尽量回避名义出资情况的发生，更多地通过协议的约定来对相关法律关系进行梳理，以此来回避法律风险。

第七、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投票权”的法律风险

《公司法》第四十九条 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实践中出现了董事会开会3比3（另一董事不想参入），通过不了，再开会还是3比3，最后决定给董事长再投一票的权力。按现在来说，一人一票啊，那如果相持不下的时候董事长能不能再有一个投票权？这个章程约定违反不违法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这一人一票是强制性的还是任意性的啊。

本人倾向后者，鉴于此提醒各位：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会一人一票制是相对于股东会按资本来投票而言的，所以鉴于此，建议在章程有这个约定，比如：当公司表决二度陷入僵局而无法通过时，赋予董事长再投一票的权利。

第二篇：公司投融资法律风险

公司投融资法律风险

1.问：不同的投融资方式，存在不同的法律风险?

答：选择好适合的方式是防范风险的第一步，要进行多方比较比照，量体裁衣。有具有贷款/委托贷款性质的投融资方式，以及其他依法可行并经投、融资双方认可的投资方式：通过小贷公司、典当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等非银行机构的资金运作模式进行借贷模式的投资;融资租赁等其它形式的投融资方式。间接投融资模式，有股权转让投资、增资扩股投资。多与会计师沟通选择风险最小以及赋税成本最低的投资方案是投资成功的第一步。

2.问：投资不一定要用现金，把握好无形资产投资的法律风险?

答：用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公司股权对外投资一定要把好评估，作价以及权属变更登记的手续。避免留下出资不到位或者虚假出资的法律风险。3.问：知识产权出资权利存在瑕疵的法律风险

答：对于技术出资方而言，应避免其存在任何知识产权合法性、完整性的法律风险。如果职务技术成果、软件职务作品等存在权属争议，将从根本上影响出资的成 立。建议可考虑在投资协议或合同中写明：“投资方保证，所投入的高新技术投资前是其独家拥有的技术成果，与之相关的各项财产权利是完全的、充分的，并且没有任何瑕疵”，并约定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4.问：以技术作为投资的风险大，作为合作另一方如何防范

答：一是技术本人的权属需要明确界定与保证;二是技术本身瑕疵防范作出约定;三是约定好交付方式和贬值风险。5.问：企业间的相互借贷，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答：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因违背相关法律规定，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 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的规定，企业之间不得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企业之间签订的这种合同为无效合同。如：约定不论盈亏一方均固定收回本息的联营行为;约定一方向企业投资，但不论企业是否盈利，均固定收回本息的投资行为等，在实践中都将会被认为是变相借贷行为而归于无效。

6.问：公司间借贷中出借人的风险?

答：出借人有可能丧失担保利益。在企业间的借贷行为中，因借款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无效，对出借方是重大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因此，一旦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也会被认定无效。出借人将无法获得或获得的担保利益将会大打折扣，在借款人无法偿还本金的情况下，出借人在一定程度上将丧失收回本金的保证。

7.问：如何采取合法的形式进行企业间的借贷，从而避免法律风险? 答：(一)委托贷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商业银行开办委托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委托贷款是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即受 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商业银行开办委托贷款业务，只收取手续费，不得承担任何形式的贷款风险……”的规定，允许企业或个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代为发放贷款。贷款对象由委托人自行确定。这种贷款方式解决了企业间直接融通资金的难题。它是企业间借贷受到限制的产物，是一种变相的直接企业借贷。由于商业银行将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所以会增加交易成本。但通过此方式可以实现企业之间借贷的合法化。由于企业有权决定借款人和利率，所以对企业来说拥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在企业间借贷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方式。(二)信托贷款

按照《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业可以作为委托人以信托贷款的方式实现借贷给另一企业。信托贷款的贷款对象是由受托人确定的，信托贷款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企业间借贷关系，因为委托人在乎的是收益，而不是借款给谁。(三)其他变通方式

除上述两种法律明确规定的方式以外，在实践操作中可以采取以下变通方式，在形式上实现企业之间借贷的合法化，从而达到企业之间借贷的目的。

1、改变法律上的借贷主体

除法律限制的几种情形外，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依法受法律保护。所以可以个人为中介，将拟进行借贷的企业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企业之间资金融通的目的。出借方先将资金借给个人，该个人再将资金借给实际使用资金的企业(称实际借款方)。同时要求实际借款方为个人的该笔借款，向出借人提供连带担保。如果个人不能还款时，则出借方追索个人借款人，并同时要求实际借款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维护了出借方的利益。

2、先存后贷，存贷结合

企业可以将资金存入银行，然后用存单为特定借款人作质押担保，实现为特定借款人融资的目的。同时，出资人可以收取有偿担保费，这是符合《合同法》和《担 保法》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是出借人，拟出借资金方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担保人，并不违背相关法律的规定。但这种借贷安排对银行和出资人有利，但不利于借款人，因为这会增加借款的借贷成本。

3、通过买卖合同中的回购安排实现企业之间融资的目的

在买卖合同中安排回购条款，“买方”向卖方“预付货款”后，到了一定的期限，或回购条款成就时，又向卖方收回“货物、货款”及利息或“违约金”。通过形式上的买卖合同，实现企业之间借贷的目的。8.问：委托贷款中委托人存在的法律风险?

答：

1、借贷人的信用风险。如果借款是信用借款，那么事先评估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就显得十分重要;

2、没有担保的风险。为降低风险，委托人最好不要发放信用贷款，而应采取一定的担保措施。没有担保的债务人出现资不抵债时债权将面临无法清偿的风险。

3、委托指示不清的风险。委托人在委托受托人时务必将委托的事项进行周全和具体的约定，避免贷款无人管理的情况;

4、利益冲突，同一借款人的委托人的委托贷款和受托人的自营贷款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在发生借款人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债务清偿的先后可能引起冲突，此处我国立法尚有空白，因此，委托人在委托时，最好先与受托人就可能出现的相关利益冲突做好约定。

9.问：委托贷款中借款人的法律风险?

答：(1)贷款人不能按期发放贷款或提前收贷的风险。根据借款合同，贷款人如果不能按期放贷或提前收贷都将对借款人造成一定的损失，因此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中因明确约定此项违约的责任。

(2)商业秘密被泄露的风险。由于贷款人能够掌握借款人的债务、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等情况。借款人应妥善管理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资料，并应约定泄密的法律责任。

(3)不能偿还贷款本息的风险。此风险确实存在但不在委托贷款的法律关系之中暂且不予考虑。

10.问：信托贷款存在的法律风险?

答：

1、信托贷款与委托贷款不同，委托贷款的对象和用途由委托人指定，而信托贷款的对象和用途由信托机构自行选定。相对委托贷款，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的处理贷款的享有自主的权利，委托人不得干预，这意味着，如果信托机构没有充分防范风险，可能会给委托人带来利益的损失。

2、我国信托制度的缺少配套法规制度，这也给信托贷款带来一定的法律风险。

第三篇：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风险

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风险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产物，近年来在缓解我区“三农”与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现在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与欠缺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的特殊地位存在的短板使得其在发展中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如何化解法律风险，从而使我区小额贷款公司持久、健康的发展是本文探讨的主题所在。

一、小额信贷公司的法律特征及要件分析

《指导意见》中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界定是：“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作为商事主体，小额贷款公司应当符合有关《公司法》等法律的要求。其次，作为特殊的从事贷款发放业务的商事主体，小额贷款公司又要符合对从事金融服务企业的法律要求。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类型

就目前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来看，都明确要求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类型应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主要是便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及公司治理角度进行更为透明的管理，以防控风险。在公司的设立过程中，发起人及其出资能受到政府的监管；同时，公司法人以其独立的财产权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更为有效地合法经营，达到其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再有，以公司作为企业组织形式，也为小额贷款公司在退出市场机制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保障其退出机制的顺利运行。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制度

《指导意见》中指出，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

就资金的来源，《指导意见》规定了三种情况：其一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其二为捐赠资金，其三为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同时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特征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向其客户发放贷款，但在经营过程中却是“只贷不存”，即只能发放贷款，而不能象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吸收存款；其次可以向客户提供关于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为防止贷款风险，《指导意见》中要求，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在此标准内，可以参考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经济状况和人均 GDP水平，制定最高贷款额度限制。

（四）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体制

从外部监管角度而言，政府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如何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切实担负起监管的职责，对公司经营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防控，《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凡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级政府，必须要在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担负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职责的前提下才可进行。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就小额贷款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如何设立及如何运作现有的法律文件中也就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范。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困境

从《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界定可以看出小额贷款公司具有一般公司的性质，但是基于从事金融业务的特点，小额贷款公司又有其特殊性。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目的是服务三农，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以抵押担保为主，资金的基本用途是发展农村经济。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不仅拓宽了农户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弥补了金融业务的不足，符合金融多元化发展的要求，从而扶助三农，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还发挥了草根金融的优势，吸取民间限制资金，弥补金融体系的灰色地带，同时限制了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非法借贷渠道的发展，更好的规范农村资金。然而受法律、政策及金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也面临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就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法律困境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额贷款公司从事金融服务缺乏高阶位法律制度依据

目前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是非金融机构，不属于《商业银行法》的调整对象，但由于从事的是金融业务，《公司法》也不能完全监管，这就导致了小额贷款公司缺乏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虽然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指导意见》，各省政府随之也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暂行规定，但由于《指导意见》属于部门规章，各省政府制定的实施意见、暂行规定属于地方规章，法律位阶过低，且相关规定的缺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另外，《指导意见》规定的内容过于宏观，各省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虽然大多数省份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暂行规定等，但全国没有统一可行的法律来制约，容易造成制度规定混乱的局面。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定位不明确

小额贷款公司既有银行的特点，又有公司的特点，同时还有民间金融的特点，但又与这两种情况都有不同之处，身份定位不明确。《商业银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是公司，是非金融机构。它不能像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一样享受中央财政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也不能获得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支持。但与一般的公司相比，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却是金融业务，并且在注册资本的数额要求上又远远高于一般公司的注册资本额。这就使小额贷款公司处在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尴尬境地，也阻碍了自身的发展。与民间金融相比，民间金融都是以个人信用作为基础是没有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的金融形式，法律只是禁止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其利率只要不超过国家基准利率的4 倍即可，但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定却比民间金融的规定要严格的多。如《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的上限不超过同期贷款利率的4 倍，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 倍。

（三）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后续资金短缺

《指导意见》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并明确规定资金来源，包括：资本金、捐赠资金和不超过净资产50%范围内的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批发资金这三个方面。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可以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非法集资等造成的金融动荡，但这种“只贷不存”的经营模式给小额贷款公司的再融资带来阻碍，同时也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四）小额贷款业务风险很难控制

这是我区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法律问题所在。从我区小额贷款公司在业务实践中所发生的法律问题来看，主要是不能有效的判别贷款客户的资信。很多案例都是小额贷款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后，小额贷款公司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后，客户有失信甚至躲账的情形，有的客户甚至下落不明，从而导致小贷公司面临很大的商业风险。

1．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没有进入金融业系统查询客户资信度的权限，不能有效识别客户的多头申贷等不良现象，这就大大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风险。

2．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户等弱势群体，他们大都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但是这种种养业对自然条件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很容易形成自然风险。

3．因为对农产品需求和农户生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严重的市场风险。

4．部分农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是国家对农民的扶助，在这样的公司借钱，按时还钱的责任相对减弱，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五）小额贷款公司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在扶贫、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日益突显，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凡是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级政府，应明确一个主管部门担负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职责，但没有具体明确哪一个监管主体。目前，各地的监管部门不一，一般是由省金融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监部门以及各区市和县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共同监管。但是这种监管体制不健全的多头监管带来责任不明，效率低下等弊端。如果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就会出现多部门互相争权造成监管的无序，或者是多部门互相推卸责任造成监管的盲区，从而导致监管的虚拟化。(互联网)

第四篇：银行法律合规风险管理报告

法律合规风险管理报告

（一、本风险状况

制定单位：_**支行1

（一）整体风险状况

1、重大合规要求变化（描述年内当地重大监管法规变化的内容、阐述主要影响）本没有重大合规要求变化情况

2、监管处罚检查评级（描述年内监管处罚检查评级的内容、进行数据同比分析、阐述主要影响）

本没有监管处罚情况

（二）专项风险状况

重大合同、诉讼仲裁案件、知识产权、反洗钱、内部交易、关联交易、授权、规章制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的风险状况

本我行没有重大合同签订，没有发生内部交易、关联交易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仲裁案件。

我行2013按省行反洗钱工作部署及要求，认真开展反洗钱工作，反洗钱各项制度执行良好。根据省行工作安排，2013年我行完成了机构及岗位转授权工作，授权制度执行良好。2013，我行能够较好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二、本风险管理工作情况

（一）整体风险管理工作情况

1、风险监测分析（法律合规风险监控报送、法律审查等）

2013，我行能够按时报送法律合规风险监控报表，2013我行没有发生重大法律合规风险事件。

2、风险预警提示（法律合规风险提示、答疑汇编等）

我行对省行下发的法律合规风险提示及答疑汇编等能够及时转发到各网点和部

门，各网点及部门能够及时组织员工进行学习，提高风险意识及防范风险能力。

3、风险缓释跟进（合规要求变化、监管处罚、监管检查评价跟进缓释等）

2013，对合规要求变化能够及时按省行相关条线工作要求做好应对及变化后制度的落实，对监管检查能够及时跟进，没有出现监管处罚情况。

4、风险报告与通报（法律合规风险状况通报与报告）

2013，我行按时报送《中国银行南昌市**支行内部控制与操作风险管理报告》及《基层机构实施自查情况报告》，对支行季度的风险管理及自查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报告，并制订下阶段工作计划。

（二）专项风险管理工作情况

2013，我行在专项风险管理工作方面主要工作举措：

1、反洗钱工作方面。为进一步强化我行的反洗钱工作，2013，我行反洗钱工作强抓了开户环节的开户资料审核及系统完整录入的工作。各网点及部门每日均能指定专人负责大额和可疑交易的甄别工作，支行综合管理部有专人负责抽查各网点及部门甄别的情况，为提高反洗钱人员业务素质，我行还组织相关人员到省行跟班学习。认真做好对公及对私客户的风险等级调整工作，重点关注低风险及高风险客户的核查工作，根据客户变化情况及时进行相应的等级调整。4季度根据省行工作部署开展了反洗钱的宣传活动，通过宣传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员工及客户反洗钱工作的意义及重要性的认识。

2、授权工作方面。我行根据省行授权工作安排，认真开展了支行对各网点的机构转授权工作及支行本部的岗位转授权工作。2013年10月下旬，我行金融大街支行开张营业，支行及时对该网点进行了机构转授权工作。另外我行对省行相关条线下发的授权权限调整，相应的及时进行了授权权限调整。

3、自查工作方面。基层机构自查工作是一项日常性的自我检查，主动整改的内控工作，为减少漏查及提高自查质量，支行综合管理部门指定专人每日负责查看各网点自查情况及自查问题整改情况，及时督促网点做好自查工作，且每月自查通报纳入到各网点及部门的月度绩效考核。另外我行还有专人不定期查看操作风险监控平台，对出现未整改的问题，及时提示相关责任人进行整改，并在系统进行录入整改情况。

4、其他方面。在法律合规方面，我行还加强了对各项规章制度的传导、学习及执行落实的督导工作，对一些协议出现变更后需客户重新签订新协议的，及时开展协议的重签工作，如代发工资，公司理财协议等。每季度我行组织辖内各网点及各部门召开内控分析会议，各网点及部门汇报本季度的内控工作及下季度的工作打算。、

第五篇：公司制度中的法律风险

广告中招聘条件的明确是最关键的问题。在试用期内，企业享有一项权利：如果发现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但这项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具体到不符合哪一条录用条件，举证责任在于单位。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招聘广告。所以在招聘广告中，单位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招聘条件，注意将此广告存档备查，并保留刊登的原件。

关于企业规章制度的撰写

第一，规章制度的有效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４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此规定实际上确定了规章制度有效性的三个一般标准，即经过民主程序、合法、公示，三个条件缺一就会出现规章制度无效的后果。

第二，规章制度的实用性。以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为例。一名职工连续旷工15天，单位除名的必备要件之一就是“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1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单位有义务证明这个事实的存在，这时单位会拿出考勤记录。这份考勤记录就会成为案件的一个焦点，有可能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考勤制度不符合合法、公示、走过民主程序三个要件，除名就会被撤销；2.考勤制度所依托的工作时间安排不合法，考勤也就没有意义了；3.考勤制度所确定的考勤范围不包括本案的被除名者，而且单位是有义务来证明被除名者是被包括在里面的；4.考勤制度没有真正实行。如果单位所制定的考勤制度经不住以上推敲的话，败诉的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企业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单位约束员工的游戏规则，如果只有原则性的条文，是很难起到作用的。

第三，注意制定一些强行性的规章制度。例如《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6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应当主要规定下列事项：

（一）工资支付的项目、标准和形式；

（二）工资支付的周期和日期；

（三）工资扣除事项。对于这些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单位在规章制度中包括的内容，都有可能成为单位举证责任的一部分。尤其需注意，这类规定往往针对比较重要也容易起纠纷的制度，并增加一些额外条件，这些条件与前文最高人民法院所规定的三个条件合并在一起，都会成为衡量规章制度是否有效的条件。

第四，规章制度不要规定本应在合同中规定的事项。规章制度是企业单方面制定的，虽然有很多程序上的限制，但企业仍然享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所以在衡量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有效时，法院往往会综合考虑企业用人自主权与保障职工权利的平衡点：凡是应当由双方协商确定的事项，如果没有经过协商，而由单位单方面在规章制度中进行规定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笔者曾代理过北京一出租汽车司机违约金的案件。公司只在企业规章制度中出现了15000元违约金的规定。因违约金属于合同事项，必须经过双方协商，所以企业的这一规定是没有约束力的，而此规定最终也没有被法院采信。

看似细节，却有可能影响到审理的结果。所以，在招聘广告和规章制度撰写的过程中，企业一定要谨慎，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降低风险，避免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