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立体化涉诉信访综合处理机制

第一篇：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立体化涉诉信访综合处理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

*构建立体化涉诉信访综合处理机制

胡博文

人民法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抓好执法办案，这是人民法院的第一要务。人民法院实践科学发展观，最终要由审判工作的成效来体现。必须化为公正高效权威司法的实际成效，提高案件审结率、执结率、服判息诉率。要切实解决好涉诉信访突出问题，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力争从根本上扭转涉诉信访工作的被动局面。处理涉诉信访可以说是当前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保障人民群众利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和途径之一。我们要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体现在涉诉信访各项工作的难题。近年来，汝阳县法院转变涉诉信访工作理念，由被动处访到主动预防，确立了一套紧紧依靠党委领导、重点促进关口前移、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尽力进行经济救助，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立体化涉诉信访综合处理机制。2010年，全院所排查各类涉诉信访案件40件（次）中，市级以上新发信访案件为零。其中省级信访案件4件6人次，市级信访12案12人次，县级信访22案22人次，已妥善化解38 * 本文发表于洛阳市委宣传部编的《福民强市探索与实践》一书。件，化解率95%。与2008年、2009年相比，呈现出了信访总量大幅下降、到访级别明显降低、新发信访低位运行、涉访案件化解彻底的良好局面。

一、转变观念看信访，思想解放带来工作创新 汝阳地处豫西山区，距洛阳市区75公里，全县总面积1332平方公里，总人口43万，现辖13个乡（镇）、1个工业区，216个行政村。虽然近年来汝阳县经济发展迅速，连续两次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快县称号，但仍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汝阳县法院现有正式工作人员82人，年审理案件2000起左右。我院每年涉诉信访案件总量不大，但与大多数基层法院一样，信访问题也是困扰法院各项工作的难题。面对日益复杂的信访形势，汝阳县法院上下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突出表现为观念上的六个转变：一是转变“涉诉信访案件是一种包袱”的观念，把处置涉诉信访作为人民法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司法实践，杜绝怕信访、厌信访、被动处访的思想。二是转变“当事人信访是无理缠诉”的观念，把群众信访看做民意表达和沟通的重要途径，看做人民群众对司法需求的最直观的信号。三是转变“涉诉信访是法院一家的事”的观念，把处理涉诉信访作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工作内容。四是转变“信访案件化解难，熬过一关是一关”的应付观念，把解决信访群众实际问题作为化解涉诉信访的第一选择。五是转变“信访救助是花钱买稳定” 的观念，把个案的成功化解放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中去考量，大胆实行经济救助。六是转变处理信访就是化解积案的观念，树立“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击”的处访新思路。

在这种观念转变中形成的立体化涉诉信访综合处理机制特点鲜明：法院通过“治理源头、清理淤积、疏理出口”，积极主动化解信访案件；同时，打破法院一家单打独斗处理涉诉信访的局面，把涉诉信访案件纳入全县信访案件综治体系中，在党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充分发挥社会各个阶层对信访当事人的稳控、疏导、帮助、影响作用，采取纠正案件、经济救助、精神激励、生活关怀等措施，使信访案件彻底得到化解。同时，法院也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主动介入未形成诉讼的重大不稳定案事件中，实现处置信访案事件中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二、三管齐下搞信访，标本兼治彻底化解矛盾 为有效预防和处置涉诉信访，汝阳法院确立了“治理源头、清理淤积、疏理出口”的信访工作整体思路和“磨破嘴、暖热心、挡住腿”的“九字工作法”，把好入口、中间、出口三道关，努力化解信访案件，减少纠纷发生。

1.治理源头，大量减少初发信访案件发生

为从根本上减少信访案件的发生，我院采取“外防内控”的组合措施，加强源头治理。从实践来看，五项防控措施互通互补，效果明显。一是干警入村，提前排查化解纠纷。每名干警分包2-3个行政村，经常性深入农户全面排查纠纷，提前介入化解矛盾，对于排查出的纠纷，与村组干部和民调人员联合，提前介入，妥处纠纷，降低形成诉讼的数量，在人民法院外围尽可能形成多层次的防止诉讼发生的预防体系。一年多来，全体包村干警共发放普法记事本20000余册，发放并收回调查问卷15000余份；培训民调骨干40余批次、600余人；接到全县群众司法求助电话2000余个（次），法官响应求助进村入户1400余（次）；通过各种方式调处各类纠纷1320件。

二是实行立案预登记，诉前调解化解矛盾。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经审查案件有调解可能的，作立案预登记后，通过诉前调解、巡回调解、委托基层组织调解等多元化调解方式，在正式诉讼程序展开前化解矛盾。从而建立起钝化纠纷的缓冲带，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有效缓解了法院的办案压力，减少了诉讼阶段的尖锐对抗。

三是实行案件信访评估制度，及早预防疏导纠纷。按照“谁办案、谁评估、谁负责”的原则，对所有案件的所有环节进行全面客观的信访评估，使信访案件得以早发现、早预防、早采取有效措施。该项措施实施以来，各业务部门共发现信访苗头案件63件，通过判前释法、判后答疑等措施，当事人均得到有效控制，未形成一起信访案件。

四是建立审判、执行环节协同机制，增强裁判文书可执 行性。在立案、调解、送达文书等阶段，主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帮助各方当事人明确给付和履行义务内容，提前告知有关执行的法律规定，引导当事人积极主动履行义务。从该机制的运行的1年的情况来看，案件执结率比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32个百分点，执行到位率达90.6%，新收案件执行期限由以往的平均157天减少到54天，没有出现一起因判决表述不明而延误执行情况。

五是关注涉法网络舆情，适时跟踪处理。设立网络阅评员，负责对涉法舆情进行收集、汇总、分析，第一时间妥善处置好涉法舆情。2011年，我院网络阅评员发现相关涉法网民帖子3件，由于发现及时、处理及时、沟通及时，均得到发帖人的理解，没有形成负面影响和信访事件。

2.清理淤积，切实解决信访群众实际问题

在办理涉诉信访案件中，我院 “磨破嘴、暖热心、挡住腿”的“九字工作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坚持全员参与信访案件处理，思想工作做到“磨破嘴”。每天由院长或院长委派的班子成员接待来访群众，通过零距离接触，增强信访当事人的信任度，有效地减少重信重访的发生。全院所有部门，接访、处访都是本职工作。对排查出来的信访积案实行“五定一包”，逐一“稳控、解决、回访”，认真解决实际问题。对重复赴省进京上访的老户，包案领导和案件责任人亲自与上访人见面，亲自听取上访人陈述，亲自落实稳控措施。部分案件通过思想工作直接得到 彻底化解，即使没有彻底化解，也稳定了当事人情绪，为以后其他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是加大信访救助力度，解决实际问题做到“暖热心”。通过经济救助方式化解重点信访案件，对信访者本人是一种关爱和感化，对社会大局稳定更具积极意义，与其把经费花在接访、截访上，还不如通过经济救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实践来看，用经济救助的方式化解信访案件，在汝阳县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着更加明显的作用。申爱团申请执行赵毅丹、赵记坤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因被执行人服刑，家中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难以执结。申请人之夫因此上访，我院及时向市县两级政法委汇报沟通，筹措信访救助资金40000元，加上法院已执行到位的25800元，交给了申请人。上访人满怀感激，保证不再上访。2010年，汝阳法院共向困难信访当事人发放救助资金165000元，协调解决享受低保待遇5人。

我院在处理信访问题中创新推行小标的案件先行垫付、再集约执行制度，效果明显。该机制运行以来，先后有22名申请执行人得到法院垫付资金23092.25元，群众非常称赞，市委政法委发文在全市推广，河南高院、省委工作信息予以介绍。

三是区分重点时段、重点案件，妥善稳控做到“挡住腿”。对于国庆、双节、两会等重点时段，我院始终做到早着手布 置，前移维稳关口，实施完整系统的防控预案。为保证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期间的信访稳定，我院及早制定并实施完整系统的信访稳控方案，前移维稳关口。通过 “信访案件大排查”、“重点信访案件突破月”、“维护稳定攻坚月”等活动的开展，认真落实“日碰头、周研判”工作制度，对信访“骨头案”采取化解、稳控相结合的系统方法，采取人盯人的方法，随时关注信访人的动向和行踪，全天候掌握信息，从而实现了“无赴省进京信访、无聚众缠访闹访、无恶性信访事件”的信访维稳工作目标。

三、疏理出口，有效防止旧病复发重信重访

信访当事人在长期的信访过程中，一方面会存在较大的经济困难，生活难以保证；另一方面也会和当地群众、基层组织甚至其家人产生隔阂，一旦有刺激因素出现，就会重新勾起其对涉访事项的不满。为有效解决重信重访问题，汝阳法院在强调解决案件的同时，注重对信访出口的疏理，使得信访群众在相关案件解决后，能够平稳“着陆”，及时融入周围环境，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工作中，我院坚持定期回访，了解息访罢诉当事人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对于生活困难或者思想出现波动的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扶持。10月1日国庆节当天，我院胡博文院长以家访方式和节日慰问方式，先后到4名罢访群众家中走访，了解思想动向，进一步做稳定化解工作。群众深有感触地说：“就冲着院长这份情 意，俺们也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

为了解决在信访案件中占最大比例的涉执信访案件，我县由政法委、县综治委、县法院牵头组建覆盖全县所有基层组织，各综治成员单位的协助执行网络，协助执行联络员人数达286人。组建以来，网络联络员积极配合法院执行322次，协助执结案件89件；协助送达文书181份，文书送达一次成功率达95%以上；开展涉执法律宣传30余场次，128个行政村达到“零执行案件、零执行信访案件”的双零目标，效果凸显。在一次申请执行信访案件处理中，包村法官、检察院工作人员、村支书、村长一道将被申请人履行的部分执行款送到申请人手中。申请执行人及其妻子对法院的做法深表谢意，并当场在和解执行笔录上签字。

与此同时，我院也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参与到全县信访稳定中。一方面把司法建议作为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从源头上减少矛盾与纠纷的有效手段，对于审判过程中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主动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指出问题，提出对策。另一方面适时提前介入影响全县稳定的重大案事件之中，将纠纷及时纳入司法程序，避免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全年我院共出动警力处置突发事件13件，引导当事人到法院处理纠纷28案，得到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

第二篇：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思考

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思考

信访在我国目前是宪法确认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目前处理社会尖锐问题和缓解矛盾的一种有效机制。但是对于涉诉信访而言，由于其特殊性，不似其他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信访进行解决，而只能通过司法渠道，于是如何涉诉信访成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大课题。现实的情况是，多年来涉诉信访工作由于缺乏终结处理机制，重复上访、无限申诉上访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乃至影响到社会和谐和国家权威。笔者认为，应当在个案涉诉信访领域有所突破，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从而规范涉诉信访秩序。

笔者拟以中级人民法院为背景，就建立涉诉信访工作终结机制以及相关配套制度进行探讨。

一、涉诉信访工作终结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思想

涉诉信访终结有其法律依据，这是该原则提出的合法性的基础。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务院《信访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涉诉信访问题只能通过法律渠道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和申诉制度是解决涉诉信访的法律基础。这是其一。其二，涉诉信访终结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合法权益的实现。建立信访终结机制不是限制当事人的信访权利，恰恰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其避开信访怪圈。其三，坚持司法程序穷尽原则。认定无理信访，要穷尽各种司法程序，充分保障信访当事人正当行使合法权利。其四，涉法信访要坚持社会综合治理。对于法院司法程序已经用尽的无理信访、上访老户，就不能再定位于法院的审判工作，而应当纳入社会综合统筹管理，通过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当事人单位等社会各界力量形成的合力，进行综合治理。因为，法院信访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

1.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的价值意义

诉讼民主和诉讼公开是保障司法公正最根本的措施，也是确保信访复查效果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对于重大信访案件进行公开的复查听证是非常必要和现实的。运用听证会方式处理涉诉信访问题，原审单位公开审判过程及结果，信访人陈述问题及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答辩，双方进行辩论，公开有关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各界代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公开评议，最终形成听证结论。改变过去那种当面接谈、阅卷调查、个别驳回、事后各执一词的传统做法。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依法纠错的原则，我们认为这是新时期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的新思路，是一项制度创新，它折射着“司法为民”的现代司法理念。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强了党政机关、人民法院处理涉诉信访问题、信访人从事涉诉信访活动的法治观念，使各方参与人对相关法律、法规实体和程序规定认知更加清楚，理解更加准确，界定更加公允，有利于推进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进程。

二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公平、公开、公正地处理信访问题，有利于增强司法权威，提高法院的社会公信力。

三是通过对信访人知情权、申诉权的充分尊重，满足了信访人感情宣泄的心理需求，使信访人真心感受到信访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促使信访人放弃过多或无理要求。同时，由于邀请了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人士参与听证，进行集体评议和现场监督，可以有力地促使信访人息访罢诉。

四是彰显制度创新的潜在价值。由于听证会的程序严谨，旁听人员较多，气势威严，上访人一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胡搅蛮缠，往往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另外，公开听证后及时予以公开报道，产生的效应将对那些无理上访者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无理要求，息访罢诉。

2.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的构建运行

召开申诉信访听证会要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调查核实，搞清信访问题的实质。这是听证会的准备工作。一要明确听证会的目的。召开由各方人士参加的听证会，目的就在于通过规范的程序对信访案件形成共识，终结无理信访，维护司法权威。二要明确听证会的范围。涉诉信访案件为数众多，必须抓住重点。一般来说，听证会适用于认定上访老户、无理上访以及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影响的信访案件。三要明确听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公开听证在法院召开，由中院成立的听证委员会主持。听证委员会由中院院庭长、负责复查案件的法官以及人民陪审员组成，中院院庭长任主持人。

二是搞好协调，争取各方的重视支持。听证会前，法院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向党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汇报、通报，邀请有关人员组成听证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会由zd委、人大、政府、政协、检察院以及信访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等单位派员组成，评议委员会主任由zd委人士担任。另外，还要邀请信访人的家人、亲戚朋友参加旁听。

三是严格程序。这是听证会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之一。其程序一般分为七个部分：一，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纪律。重点是要求当事人在听证会上服从主持人的安排，提出问题、陈述观点要有理有据，辩论中要尊重事实、互相尊重人格，不能出现过激言行。告诉当事人享有申请回避权；二，由法院相关部门人员将提起听证的信访问题的发生、发展及有关部门处理的过程作详细介绍；三，由上访者或者其代理人进行陈述，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答辩；四，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质证、辩论；五，评议委员会成员进行发表看法和意见，并作出评议意见；六，当事人双方作最后陈述；七，主持人宣布休会一段时间，听证委员会进行合议。合议之后继续开会，宣布最终处理意见。对于少数在听证会上未能当场作出决定的问题，由法院会后调查核实后，报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再予以答复。

四是要认真做好听证会的组织工作。要维护会场纪律，保持听证会的严肃性。听证过程中要做好对信访人的说服引导工作，防止出现过激言行。要做好现场实况记载，对听证会做文字记录，并进行全程录像、录音，并按照一定程序公开报道。

五是跟踪督办，确保听证结论的落实。听证会结束后，要继续做好信访人的思想疏导工作，特别是认定无理上访的，帮助其进一步解开思想疙瘩，稳定其思想情绪。对听证会作出的决定由专人落实督办，抓好反馈。需要启动再审程序的，按照法律有关规定办理。认定属于无理上访的，要整理好会议资料，存档备查，及时上报上级法院和有关机关。

三、信访终结和公示制度

对于经听证会或者审委会研究，确定为无理上访的，由各程序所涉及的审判庭提供原审、再审或复查的有关法律文书、申诉材料、历次复查情况、息诉工作记录、案件综合报告等资料，送交立案庭建立信访人员档案。由立案庭将审理结论在接待场所公之于众，并将相关材料报上级法院、党委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终结涉诉信访程序。

终结涉诉信访程序后，不再就其申诉立卷复查或回函答复，只做一般性的接访息诉工作。

第三篇：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思考

信访在我国目前是宪法确认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目前处理社会尖锐问题和缓解矛盾的一种有效机制。但是对于涉诉信访而言，由于其特殊性，不似其他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信访进行解决，而只能通过司法渠道，于是如何涉诉信访成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大课题。现实的情况是，多年来涉诉信访工作由于缺乏终结处理机制，重复上访、无限申诉上访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乃至影响到社会和谐和国家权威。笔者认为，应当在个案涉诉信访领域有所突破，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从而规范涉诉信访秩序。

笔者拟以中级人民法院为背景，就建立涉诉信访工作终结机制以及相关配套制度进行探讨。

一、涉诉信访工作终结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思想

涉诉信访终结有其法律依据，这是该原则提出的合法性的基础。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务院《信访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涉诉信访问题只能通过法律渠道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和申诉制度是解决涉诉信访的法律基础。这是其一。其二，涉诉信访终结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合法权益的实现。建立信访终结机制不是限制当事人的信访权利，恰恰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其避开信访怪圈。其三，坚持司法程序穷尽原则。认定无理信访，要穷尽各种司法程序，充分保障信访当事人正当行使合法权利。其四，涉法信访要坚持社(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会综合治理。对于法院司法程序已经用尽的无理信访、上访老户，就不能再定位于法院的审判工作，而应当纳入社会综合统筹管理，通过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当事人单位等社会各界力量形成的合力，进行综合治理。因为，法院信访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

1.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的价值意义

诉讼民主和诉讼公开是保障司法公正最根本的措施，也是确保信访复查效果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对于重大信访案件进行公开的复查听证是非常必要和现实的。运用听证会方式处理涉诉信访问题，原审单位公开审判过程及结果，信访人陈述问题及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答辩，双方进行辩论，公开有关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各界代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公开评议，最终形成听证结论。改变过去那种当面接谈、阅卷调查、个别驳回、事后各执一词的传统做法。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依法纠错的原则，我们认为这是新时期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的新思路，是一项制度创新，它折射着“司法为民”的现代司法理念。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强了党政机关、人民法院处理涉诉信访问题、信访人从事涉诉信访活动的法治观念，使各方参与人对相关法律、法规实体和程序规定认知更加清楚，理解更加准确，界定更加公允，有利于推进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进程。

二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公平、公开、公正地处理信访问题，有利于增强司法权威，提高法院的社会公信力。

三是通过对信访人知情权、申诉权的充分尊重，满足了信访人感情宣泄的心理需求，使信访人真心感受到信访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促使信访人放弃过多或无理要求。同时，由于邀请了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人士参与听证，进行集体评议和现场监督，可以有力地促使信访人息访罢诉。

四是彰显制度创新的潜在价值。由于听证会的程序严谨，旁听人员较多，气势威严，上访人一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胡搅蛮缠，往往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另外，公开听证后及时予以公开报道，产生的效应将对那些无理上访者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无理要求，息访罢诉。

2.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的构建运行

召开申诉信访听证会要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调查核实，搞清信访问题的实质。这是听证会的准备工作。一要明确听证会的目的。召开由各方人士参加的听证会，目的就在于通过规范的程序对信访案件形成共识，终结无理信访，维护司法权威。二要明确听证会的范围。涉诉信访案件为数众多，必须抓住重点。一般来说，听证会适用于认定上访老户、无理上访以及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影响的信访案件。三要明确听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公开听证在法院召开，由中院成立的听证委员会主持。听证委员会由中院院庭长、负责复查案件的法官以及人民陪审员组成，中院院庭长任主持人。

二是搞好协调，争取各方的重视支持。听证会前，法院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向党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汇报、通报，邀请有关人员组成听证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会由政法委、人大、政府、政协、检察院以及信访人所在单位、居民(村民)委员会等单位派员组成，评议委员会主任由政法委人士担任。另外，还要邀请信访人的家人、亲戚朋友参加旁听。

三是严格程序。这是听证会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之一。其程序一般分为七个部分：一，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纪律。重点是要求当事人在听证会上服从主持人的安排，提出问题、陈述观点要有理有据，辩论中要尊重事实、互相尊重人格，不能出现过激言行。告诉当事人享有申请回避权；二，由法院相关部门人员将提起听证的信访问题的发生、发展及有关部门处理的过程作详细介绍；三，由上访者或者其代理人进行陈述，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答辩；四，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人进行质证、辩论；五，评议委员会成员进行发表看法和意见，并作出评议意见；六，当事人双方作最后陈述；七，主持人宣布休会一段时间，听证委员会进行合议。合议之后继续开会，宣布最终处理意见。对于少数在听证会上未能当场作出决定的问题，由法院会后调查核实后，报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再予以答复。

四是要认真做好听证会的组织工作。要维护会场纪律，保持听证会的严肃性。听证过程中要做好对信访人的说服引导工作，防止出现过激言行。要做好现场实况记载，对听证会做文字记录，并进行全程录像、录音，并按照一定程序公开报道。

五是跟踪督办，确保听证结论的落实。听证会结束后，要继续做好信访人的思想疏导工作，特别是认定无理上访的，帮助其进一步解开思想疙瘩，稳定其思想情绪。对听证会作出的决定由专人落实督办，抓好反馈。需要启动再审程序的，按照法律有关规定办理。认定属于无理上访的，要整理好会议资料，存档备查，及时上报上级法院和有关机关。

三、信访终结和公示制度

对于经听证会或者审委会研究，确定为无理上访的，由各程序所涉及的审判庭提供原审、再审或复查的有关法律文书、申诉材料、历次复查情况、息诉工作记录、案件综合报告等资料，送交立案庭建立信访人员档案。由立案庭将审理结论在接待场所公之于众，并将相关材料报上级法院、党委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终结涉诉信访程序。

终结涉诉信访程序后，不再就其申诉立卷复查或回函答复，只做一般性的接访息诉工作。

第四篇：坚持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信访

坚持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信访——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心得体会

近年来，集体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仅2008年市信访局接待群众集体访170批3605人。这些集体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具体诱因各不相同，但深层次原因大同小异。比如经常发生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非法聚集的事件，虽然各有其复杂的原因，却明显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关领导没有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对群众的呼声和疾苦臵若罔闻，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麻木不仁，导致群众怨气越积越深，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有的甚至被社会黑恶势力所利用，最终酿成严重的集体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

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现在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期。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处理不好，矛盾就会激化，小事就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当前，容易引发人民群众怨气的热点、难点问题还比较多，在一些地区表现得还比较突出，比如：土地征用出让后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企业改制后下岗职工的就业和保障问题，老城改造、城镇化建设中房屋拆迁居民的经济补偿问题，以及环境污染影响群众身心健康问题等等。面对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注意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妥善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尤其要审慎处理涉及大多数群众利益的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怨气宜解不宜积。人民群众的怨气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件两件小事形成的；有些事件虽然看似偶然，但背后有其发展的必然性，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确有极少数庸官、懒官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视而不见、见而不闻、闻而不办、办而不力，对找上门来的群众躲闪回避，敷衍塞责，从而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可见，化解群众的积怨，从根本上说，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好地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就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化解群众怨气，首先要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切实解决群众的难题。能不能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解决好，是检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工作能力的试金石。解决群众的问题，既要有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深厚的感情，又要有善于倾听民声和勇于回应民声的态度，还要有解决矛盾的能力和水平。群众反映的问题往往是具体的，解决起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事、因地而异，有的要逐步解决，有的应该特事特办、急事快办，有些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也要向群众说清楚，求得群众的理解。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从群众最渴盼解决、最不满意的事情做起，就没有化解不了的怨气，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化解群众怨气，关键是要让群众有地方讲话，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群众。因此，经常、及时的沟通极为重要。要使政府与群众的沟通制度化、经常化，使群众合理合法表达诉求的渠道更加畅通，更加便捷。与其“截访”不如“接访”，与其“受访”不如“下访”。要通过经常的沟通和及时的处理，防止怨气积少成多，矛盾不断加剧，个体事件演变为群体事件，简单事件演变为复杂事件，良性事件演变为恶性事件。

第五篇：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奇台县法院职卫国

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有利益诉求时，需要寻求解决和表达渠道。维权、利益诉求的解决和表达方式，应排除私力救济和表达，因为它可能演化成暴力；应大力提倡公力救济的解决和表达方式。我国的公力救济方式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通过信访，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请求政府落实政策或平衡执行政策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二是诉讼裁决争端，并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被侵害权益的补偿。

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但效力上，法律裁决高于行政解决，行政方式解决不了或不服行政解决，利益诉求人和权力维护请求人可以选择法律方式解决。显然，法律解决利益诉求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是最高的解决方式。然而，现行信访处理机制，并没有将法律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最终手段，动用法律手段的利益争端双方不服法律裁决，也加入到信访行列，转而向各级政府请求解决利益诉求，形成涉法涉诉上访。

笔者就基层法院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思考从全新角度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以求共同探讨。

现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评价

不服法律裁决的上访和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上访统为信访，并都以信访规定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所以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置方式基本套用信访处置方式，大至为三种类型：一是批示申诉复查，对“确有问题”个案纠错；

对个案判决不服或执行不到位上访到信访行政接待部门，接待单位或领导批示法院主动对已判决生效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案件。允许“有问题”的历史老案进入再审程序，确实纠正了一些“错案”，平息了一些上访。但这种方式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三大弊端：其

一、个案“确有问题”的判断权主体归属存在问题。根据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认为或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体是当事人本人、法院院长（包括上级法院院长）和检察机关，凭有关单位或领导的批示进入再审，显然违背了诉讼法规定；其

二、违反再审申诉时效规定，当事人不服判决，法律设置了救济程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上诉，进入上诉审，判决已经生效后不服，如有新的证据，在二年内可以直接申请再审，或向法院院长反映，院长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或由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别无他途，而沿用信访条例设置的方式，由信访接待部门或领导建议复查进入再审，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的新渠道，从法理上讲，法律效力显然要高于条例效力。其

三、不尊重个案审判时的政治、人文、历史环境，从实事上看，受法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操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区别、当事人诉讼能力和技巧等等因素的制约，不排除个案审判不有错误，除此外，个案审判还受当时政策、历史、人文环境的制约，法律、政策人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用现行的法律、政策和执行法律政策的水平审视过去的审判并改变过去的审判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过去偷粮票也构成盗取罪，现在认为当时判决错误而改判，意味着现在偷汽车犯罪，今后因为汽车是普通交通工具而要改判！对历史老案批示进入再审，有“错”即敢，显然严重地损害法律的既判力，个案“公平”可能得到维护，法制环境和执法理念却严重被破坏。其四是复查没有次数界定，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上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

二是案外补偿，情感上满足上访人的诉求；

中央对上访处置要求是硬性的，“事要解决，人要回去”，进省、进京上访信访案实行排名通报，有的甚至影响到一方官员前途，所以，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花钱买息访。对纠缠不清的上访人要么满足其要求补偿现金，要么给其寻找工作岗位，稳定其心，要么追究本来没有错误的案件承办人，平衡上访人的不满。

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幸，在经济交往中会因预算失误而遭受损失，因此，对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生效的案件上访，既不能归入信访案件，更不能用信访方式处置，因为法律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最终途径，不承认这一点，何谈依法治国！其实信访上的问题，除行政协调解决外，最终还应归入法律解决渠道，不是相反，通过审判的个案上访归入信访解决，准确地讲，通过法院审判的案件没有信访。

寻求法律保护是用公权力挽回和减少损失，法律保护并不是确保其不受损失，承担的风险不能因起诉而转嫁到法院或政府仍然应该是行为人自己要承担的风险，基于此，政府补偿和救济，只能限于当事人不能预知的风险，比如天灾，应当预知而没有预算的风险，不能进入政府救济和补偿范围，如果是因为诉讼引起的损失，赔偿责任就应追究到案件承办人。正因为只要上访，特别是顽强地上访，就不分上访者的实际情况政府给以的补偿，在上访获利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博弈中，上访获利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促使大批人走上访之路，形成全国性的信访危机。

三是看守稳控，阻止进京上访；

等待复查、补偿结论期间，上访人会继续增加对承办单位的压力，个别上访人对复查或初创不满意，继续上访，对这类上访对象一般是要求当地实行稳控看守，终止或劝止其上访。从各地稳控的情况看，采取守的方式是困难的，特别是涉法上访对象的稳控还不像没有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的上访事件的当事人，这类上访对象是由上访人单位或地方政府负责稳控，行政权力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个人升迁的可调控制性迫使上访者单位、地方政府尽全力稳控。涉法上访对象则不同，法院没有就地稳态控的条件和力量，只能委托上访者单位或地方政府稳控，由于法院和地方政府或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委托是松散性的，单位或地方政府接受法院委托的责任就是接受麻烦，在利益获取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下，地方政府或部门本来麻烦就多，稳控还要付出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或单位部门没有对涉法上访人员的稳控的积极性。

从现实的对涉法人员的稳控情况来看，大体稳采取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守。在一定的敏感时期，派干部或居委干部守。守，有个度的界定，守紧了，涉嫌限制人生自由，守松了，现代交通发达，上访人想走可走。二是劝。派涉法上访人关系好的干部对上访对象包干负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个人感情请求上访人在其包干期内不上访，避免受到行政处罚。三是关。在敏感时期，为防止上访，影响地方稳定政绩，个别地方干脆借用公安力量，找一个治安借口，对上访人实施拘留，敏感期过，再解除拘留，发生行政乱作为，侵害上访人权益，导致新上访诉求。四是拦。发现有进省进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派员到车站拦截，强行带回住所地。为了取得拦截效果，地方分别在市、省、京设立常驻机构，安排常驻人员，快速反应分段拦截。稳控方式最大的 是工作成本高，使本来紧张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强行稳控侵犯人权。

涉法涉诉上访行为心理动机探微

用法律武器解决纷争，实现利益诉求和维护权益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但为什么理性选择即诉讼之后还要非理性选择即转而向政府上访表达利益诉求？ 结论是和上访人利益预期、心理动机、认知水平和对法院执法怀疑等因素有关。

利益预期诱因 第一、上访成本与上访获利预期比对，上访成本投入少，获利预期大。人的所有行为可推定为理性的，具有趋利性特征，从经济效益视角看，选择上访途径是

因为上访成本一般低于其他途径，而利益或目的的实现程度要高于其它途径。

一般来讲，上访人上访成本包括以下三种成本：显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直接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可以比较明确地用数量来表示的各类费用。一般包括上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花费、印制或找人代写上访材料的费用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与上访行为直接相关的、无法用明确数量来表示的各项成本。比如上访人及其家庭承受的心理压力、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导致的对整个家庭的后续影响。这些成本一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量的。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是指由于上访人产生上访行为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损失。一般包括上访期间所耽误的生产以及其他可能的收入，如庄稼的收成、企业生产经营利润、打工收入等等。

直接成本投入上访人有自行操控性，比如车费，上访人可以采用搭便车，甚至逃票减少费用；食宿费用，上访人是些过惯了贫困生活的底层民众，没有奢求，可以自带干粮，可以边上访边拾荒补充费用，可以寄住亲戚家，还可以住桥洞露宿街头，上访的显性成本显然很低。至于隐性和机会成本，对上访人来说，可以忽略了不计。在农村，由于受文化素质的制约，上访人根本不能顾及到这些影响，其实，上访是整个家庭、家族或邻里的一致行为，如果在这一影响的圈子里有清白人，倒不至于出现上访，即使有上访行为，也会是短暂的，不会缠访外地，因此，隐性成本对落后地方的上访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涉法上访中，呈“两多两少”特征，即发达地区人少，老少边穷地区人多；年青人少、老年人女同志多，他们一不是生产主要劳动力，不影响庄稼收成，二也不是生意人，不能从生意中获得利益，三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除了从事生产具有少量利益预期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利益，正是隐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投入少的反映。

和上访利益失去相比，上访获得的效益明显：一是诉求甚至是不诉求可能获得尽快满足。通过上访寻找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下级机关或直接责任领导的批示和督办，行政权力的巨大制约作用，使得下级为了免受责任追究，违背历史事实和当时政策，花钱息事宁人地满足上访人的一切要求；二是上访能取得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上级政府和各种媒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对侵害行为的施动者产生某种压力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三是通过上访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丰富了社会资源，了解了有关机关的办事程序，通过上访积累经验和相关知识，成为地方其他人今后办事的向导，从无名无望可能变成地方名人，由此还有可能获得一定政治资本，成为地方权力拥有者。

第二、诉讼程序解决与非程序解决博弈，非程序具有经济性特点。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和保护权益从理论上讲是理性选择。但法律途径解决有天然缺陷，即程序性强、限制条件多。比如法律解决纠纷，要得出最后结论短则３个月（简易程序且判决不上诉），长则一年甚至两年，要执行兑现有时时间拖得更长；要想胜诉，对纠纷对错要举证证明，执行则要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维护和保护权益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当事人还要选择法律途径，原因恐怕仅仅是法律途径尚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多一种选择方式。在程序之外另行选择非程序性解决，即上访寻求行政权力解决，主要是行政解决方式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有崇尚行政权力文化传统的国家，行政权力解决问题往往是领导一个表态，一个批示即可完成，这是行政上下级权力运行体制决定的，下级领导（具体解决纠纷的）职位的保留和升迁，决定权是上级组织和领导，领导个人意愿甚至大于组织，即使是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提名权仍在组织或领导。因为法院人事、财政地方化特征，执法行为受地方政府拘束性很大。行政救济方式直接性和对法律救济方式的制约性特点，进人法院审判程序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商事、行政案件，尽管审判机关是运用法律、法规对双方或多方利益诉求的居中裁判，只要对不利于已方的裁判，不满人自然向行政权力靠拢，寻求上级对下级权力控制来解决利益诉求，于是对个案审判的不接受或尽管内心知道审判合理但心理不平衡时选择上访途径，涉法涉诉信

访由此形成，信访在下级解决不了，就上访更上级，大量经过审判裁决的案件归到信访行列，信访形成社会性危机。

认知差异诱因,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有其认知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与道德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理解。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强制性，要求人们强制地遵从其规范，而道德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具有自为、自律性特点。对规范和规则的认同，是人们遵从的内心动因，法律带有强制认同特征，即不认同也要遵守，道德则带有自觉认同特征，是历史、文化和风俗积淀的结果，在法律不为人充分认识或充分信仰的时候，认识问题往往从道德层面上考虑，接受道德规范。比如，在农村，伤害案件的处理在法律上和道德认识存在差异，民众认同的是道德遵从：法律处理上，是以伤害结果为判断起点，考虑起因诱因而划分过程中责任，道德认识上，是从起因为起点，平衡伤害结果，民众认为，谁引起纠纷谁就对伤害结果负责，出现伤害结果是对起因过错的正当防卫。由此，如果引起纠纷的起因方受到伤害，法院支持起因方要求报复方承担伤害后果的话，必然遭到报复放到不满，判决也同时不被当地民众接受。二是法律规定与实际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认同。在农村，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都是些在个人私力范围内因为承担责任的能力问题解决不了的纠纷，由此，案件到了法院审判结案，因为经济落后，当事人偿付能力差强制执行也不能到位。另外，农村普遍不接受法院对伤害案件的实体判决，因为法律规定与农村风俗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比如损失赔偿，法律规定人身伤害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医疗费尽管存在人为虚高现象，当事人尚能接受，因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并未获得实际利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三项是加害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有些被害人在家里根本不从事劳动，即使从事生产劳动也不会有当地年统计数字上的平均收入，而法院判决却是严格依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标准，“三费”判决就不为案件当事人一方接受，民众也不认同打官司赚收入的做法，所以案件即使判决了，兑现也难，案结事不了，上访更不可避免。

对执法怀疑诱因,首先是对执法者不公不廉的合理怀疑。从我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的组成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服感。法官是凭借高尚职业品质、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评判是非的职业，然而，中国特别是基层的法官，是由以下几种人员构成的：军人转业分配、教师改行、行政干部转行或直接调动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招考和院校分配，除法律院校分配的外（法律院校分配到基层法院的比例极少），这些人员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专业知识全凭边干边学，学一点用一点，需用一点学一点，既没有系统性，过不能确切理解立法原理和法条意义，专业水平远不如律师，甚至社会的其他法律爱好者，因此，其执法行为不为民众信服。

从少数法官行为不检点的事实表现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任感。个别法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不高，为贪图小利，接受请吃送礼，在自己的朋友或亲属面临官司时，袒护或公然为其说情，丧失法律原则，特别是省级、市级法官院长的贪污受贿落马的曝光，民众对法官信任的防线彻底崩溃。其次是法律判决执行不到位。执行难本来不应该难，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然而法律的执行却成为法院乃至社会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并殃及党委和政府，此僵局形成原因：被执行人履行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一般不会形成诉讼，在私力范围内协商解决了，形成诉讼的就是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或自认有其他保护不愿意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白条”的宣传误导了民众，民众形成打了官司社会风险就全部转嫁到法院的错误认识，没有形成打官司法只是利用公权力救济，减少风险，不能弥补风险；诉讼当事人诉讼投入成本过高，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当事人人承担社会风险能力差，一个官司不能的后果是倾家荡产。民众打了官司，胜诉了却不能执行到位，选择上访势在必然。涉法涉诉上访解决方法的回归

信访已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涉法上访案的解决方式也套用信访事件的方式解决，从结果上说，一个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国务院信访条例把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也框入了进来，混乱局面由此无法收拾，使众多的已经通过法律裁决了的矛盾纠纷也归入到了信访队伍行列，大量审判生效了的案件当事人滞留首都，法律在此显得无能为力。解决信访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梳理概念，现阶段的基本认识是，凡到上级部门反映诉求的行为都称为信访，概念上有混淆，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界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诉求是要求行政部门依据政策解决的上访，应称为信访事件，通过法律裁判不服的上访，应称为信访案件，其次是区分解决方式的性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有两种途径，行政解决方式和法律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最终应服从法律解决方式，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纠纷时，法律是最终的解决方式。现阶段由于通过了法律裁决的案件仍然可以成为信访事件并纳入信访事件的解决渠道，信访事件和信访案件在解决方法的混同和错位，信访不仅成为社会问题，而且没有更好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没有了最终解决的，能作为终局性的解决渠道。

职能回归，法律应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高效力，法律的裁决应具有终局性，在程序合法，执法者职业行为没有合理怀疑的疑点，个案即使实体上似乎有不公平之嫌，也应视为法律上的公平。在这种理念下，涉法信访的处置就要有别于没有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的其他信访事件的处置方式，其一就审判案件的不服或执行诉求的上访，管理责任部门应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是政府所设的信访部门。人大处理诉讼案件的上访处置原则应该是查“人”不查“案”：对案件审判程序和实体裁决不服，应按法律设置的程序救济——通过上诉或申诉解决。对具有了终局性的案件实体判决，要坚决维护其既判力，不能随意进行审查和评判，即使是案件确实有错误并实质性侵害当事人权益的，个案也不能纠错，在维护个案既判力的同时，人大启动听证程序，确定错误性质和错误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督促进行国家赔偿，国家再向造成错误的具有主观恶性错误的承办人追偿，所以人大查“人”不查“案”；人大选举产生法院及法院工作人员，任免权和罢免权法定是人大的职权，对办案人的不服（因为职业品行的怀疑），人大启动调查权、和罢免权，对违法办案的办案人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上访反映执行不到位的上访案件，人大启动工作监督权，督促执行或追究不作为行为的责任，所以人大查“不作为”，不查“作为”。如属于不可预见的风险而导致诉讼并因执行不能到位引起生产、生活困难的上访案件，转入政府救助渠道支助和生活困难。职责回归，国家从其性质和职能上看既具有管理性又具有专政性，从管理性上看，民众的合理诉求国家应尽一切可能予以解或满足，对正常的信访，根据上访人申请救济的渠道选择，可以运用行政救济方式解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的时候，诉求的解决应纳入法律裁判的范畴，运用国家强制力确定诉求的合理性宝实现合理诉求，通过法律裁决确定了诉求后，当事人仍然提出不合理诉求，甚至用非常规手段实现诉求，国家就应运用专政职能予以打击，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处理信访事件和案件时，基于防范矛盾的激烈化，国家基本放弃了专职能，一味迁就上访人，对信访事件，运用行政权力强力满足上访人无理的不合理的诉求，导致越闹得级别高的越获利，对信访案件的处理，也运用行政权力强力启动不应该随意启动的法律程序，无休止地复查再审，损害个案法律的既判力，或对信访事件、信访案件不论政策有无规定，不论原处理对与错，运用行政权力强力进行救济满足，使之上访人上访队伍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诉求越来越不合理。对非正常的上访，符合治安拘留的要拘留，符合劳动教养的要教养，要运用法律强制手段予以打击，保护和打击永远是国家职能的双刃剑。抑制信访不当利益取得。直接成本不可操控，隐性和机会成本可操控性，新闻发布，公布真相。

救助归位，国家对真正的社会弱势人员予以救助，也是基本职责之一，但要分别救助对象，属于遭受不能预见或不可抗力的社会风险导致生活困难的，国家和政府理应进行救助，反之不能成为救济对象，如果能预见或应当预见的社会风险导致的困难也能进行救助，势必带来社会成员乱作为或不作为。规范救助秩序，需要进行救助的，不能领导批示就进入救助范围，应该由本人申请，基层确认。由此推演到信访对象的救助问题，对非正常上访的人一律不能进行救助，更不能为了息访无原则地进行救助，对正常上访的人，一方面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存地确认诉求的合理性并实现诉求，一方面对因为引起诉求而造成的损失进行社会救济，对进入诉讼程序的不服判决的信访案件的上访人，不维护法律既判力度前提下，启动人大调查机制，对办案过程和办案人进行办案违法调查，属于因无法办案造成当事人人上访并由此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启动国家赔偿，对当事人人进行合理补偿，国家再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实现对利益再补偿(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