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涉诉信访解决规范之道上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构建涉诉信访解决规范之道上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诉求分类和分流处理——构建涉诉信访解决规范之道上

李文斌

有信访行为，就必有信访诉求。

涉诉信访之诉求，是涉诉信访人以法院受理的诉讼、执行案件为指向，不服生效裁判，或认为执行不作为、乱作为，或对案件承办人职业行为和职业品质提出质疑，要求案件承办单位或承办个人承担上述行为的政治、法律和经济责任之请求。涉诉信访诉求从初访到息访，随着处访时间的推移和处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诉求值增加;二是诉求量扩展。诉求值增加，即单个诉求增加诉求值，从初访的低要求，提升为高要求，从正常要求附加上非理性要求;诉求量的扩展，即增加诉求数量，从单个或仅针对诉讼案件提出诉求发展为超出诉讼案件范畴的、不属于法院职权处置的多种社会性诉求。无论是诉求值的增加，还是诉求量的扩展，都将增大息访难度。

现行涉诉信访的处理，是以信访人确定涉诉信访个案，以被访对象——法院作为处访主体，而不是以诉求指向确定信访个案并确定接访、处访责任主体，因此无论是属于法院职权和职责范畴处理的诉求，还是不属于法院职权和职责范畴处理的诉求，都由法院接访并 捆绑处置。事实上，法院除能解决诉讼案件以内的涉诉诉求以外，由于并不承担，也无能力承担其他社会职能，为达到涉诉信访个案息访目的，一方面迫使具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院，放下法律尊严的架子，寻求其他社会管理部门的协助，涉法诉求和其他信访诉求都混同用行政方式解决，不仅其他信访诉求不能用司法审查做出终局性结论，连同法院已经终局的裁判也失去了终局性，重新回归纠纷状态，甚至是更加冲突化了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另一方面因受制

于部门帮助的力度，造成法院处理涉诉信访异常困难，产生大量缠访、闹访事件，既困扰党委和政府正常的社会管理，又严重干扰正常司法和执法，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本文根据对涉诉信访诉求的实证分析，非难捆绑处置涉诉信访之方式，拟将涉诉诉求进行分类，并提出按照诉求指向，依据不同职权和职责分流处置的建议，求教于同仁。

一、个案——探析诉求变化和特点

案例A 孙某丈夫2004年5月10日患感冒，在彭某所开个体诊所就诊，因药物过敏而死亡。检察机关以彭某犯非法行医罪，提起公诉，孙某和女儿等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彭某有行医执业证照，未年检是行政违法行为”，故不构成非法行医罪，检察机关随之撤回起诉。孙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表示强烈不满，纠缠检察机关，同年11月22日检察机关再次以彭某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向法院公诉。法院在审理中，就民事赔偿部分组织孙某等与彭某等达成调解，彭某赔偿6万元;之后法院以医疗事故罪判处彭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判决后，彭某未提出上诉，但彭某因服刑没有履行达成的赔偿调解协议。

孙某以彭某赔偿没有按期到位，提出调解反悔，同时认为对彭某刑事判决“定性错误，判刑过轻”，开始到各级机关上访。其上访最初诉求是：案件再审;赔偿款执行到位。

孙某的不服获得检察支持，检察机关对该案提出抗诉，致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时，对彭某的刑事部分“维持原判”，民事赔偿在彭某亲朋的帮助下到位3万元。

孙某对再审不服，继续上访，同时新增加两个诉求：一是为女儿筹措5万元(含执行款3万)治疗眼疾;二是为孙某安排岗位，解决生活出路。孙某的信访诉求在基层法院和中院没有得到满足，孙进京上访，县乡领导多次接访，孙于是又增加一个诉求，即追究法官错判责任，同时增加治疗女儿眼病诉求值，由原来的5万增加为10万元。

该信访案历时5年，信访诉求量从最初的2个逐渐增加为5个，其中的单个诉求值从5万增加到10万。

案例B 林某开店，向刘某借款6万余元，后经营不善歇业。法院判林某偿还刘某借款本息，林某没有依判决履行，法院多次执行未果。刘某组织人将林某店里有关物质搬走。法院得知后，为防止事态扩大，将刘某搬走的物质予以扣押。此时林某正就店子经营问题与外商洽谈转让，因为此，导致转让未果。林某认为法院的扣押行为影响了他的经营权益，就此信访并进京，信访诉求为：返还扣押物质并赔偿8万元的经营损失。其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林某在奥运期间进京上访，因行为过激被拘留，林某更加不服，在其后组织的听证会上，对原诉求的8万元赔偿增加为80万元。法院委托对扣押物质进行价值鉴定，并抵债给刘某，林某认为鉴定价格低，不服执行，国庆前夕，采取更加过激行动，同时增加两个新诉求：一是解决两个女儿的工作;二是允许他承包一个县重点工程项目。

林某的涉诉诉求量从最初的2个逐渐增加为4个，单个的赔偿诉求值从最初的8万元增加为80万元。

案例C 黄某大儿子是乡村医生，与邻居发生纠纷，被邻居刘某及俩儿子致伤，县级鉴定为轻伤，黄某大儿子自诉到法院，刘某俩儿子外去下落不明，案件中止审理，黄某开始在县级有关部门上访。诉求非常简单直接：督促法院开庭审理。期间，刘某对伤情有异议，后市、省两级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黄某大儿子的伤情变更为轻微伤。因不符合自诉案件受理条件，建议黄某撤回自诉，民事部分缺席审理，但黄某坚持不撤诉，并上访北京。后来，黄某小儿子也与他人发生纠纷，致他人轻伤而外逃，被公安机关通缉。黄某第二次上访北京时，是县委书记亲自接访，黄某将诉求变更为四项：一是开庭审理大儿子的自诉案;二是撤销对小儿子的通缉;三是解决大儿子因为多年未年检而被废止的医生从业资格;四是返还1987年政府对其女儿违反计划生育的罚款;五是撤销1987年其大儿子因妨碍政府执行其姐的计划生育处罚而受到拘留，并赔偿名誉损失3万元。

黄某的诉求量从最初的1个，逐渐发展为5个。

以上是某基层法院3件进京上访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分别都有三个以上的信访诉求，仔细研究这些案例的诉求，可以做出如下分类：

从诉求与诉讼案件的关联性分类为：直接诉求与间接诉求。直接诉求是指基于对法院受理、审理或执行的诉讼案件不服，提出纠正或作为的请求。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针对诉讼案件的裁判和执行提出诉求;二是属于法院职权解决范畴。引起信访人向法院提出直接诉求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判决已经生效，甚至执行，但由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导致法律的修改，政策的变化，新法或新政策较之旧法或旧政策处理幅度不同，故诉请案件改判;或者审判人员职业道德问题曝光，或当事人对周边同类案件裁判结论比较出差异性结论，要求复查、再审改判案件;二是由于义务人履行法律义务困难导致判决未兑现，权利人利用信访影响，由上向下施加压力，促使责任法院加大执行力度，或向基层党委、政府施加综治维稳压力，通过其他渠道垫付执行。案例A之“检察启动抗诉程序促使法院再审、赔偿款执行到位”的两项诉求、案例B之“返还扣押物质并赔偿8万元的经营损失”、案例C之要求法院“开庭审理其儿子的诉讼案件”的诉求，均与法院受理的诉讼、执行案件相关连，而且系属于法院职权范畴解决的诉求，是典型的直接诉求。

间接诉求是指因裁判或执行引起，与诉讼案件裁判和执行相关联但不属于案件裁判法院职权处理的其他的诉求。间接诉求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诉求指向是诉讼裁判和案件执行;二是诉求处理不属于法院职权解决。案例A之“追究违法审判责任”;案例B之“赔偿经营损失”之诉求，就与诉讼裁判和执行相关联，且不属于法院职权解决。所谓相关联，就是违法审判、执行了，就要追究审判、执行人员的责任，但追究违法责任职权为检察机关和人大，是职务性违法，应由检察机关侦查确定，未构成违法审判和执行的责任追究，人大启动罢免程序追究责任。赔偿损失的诉求，则是国家赔偿范畴，须启动国家赔偿程序，由裁判法院的上级法院裁决，因此均属于典型的间接诉求。

从诉求的正当性分类为：合理诉求与附加诉求。合理诉求是完全针对诉讼案件提出的诉求，或者以诉讼案件为由头但确属于其他部门应该解决的请求，基本特征是符合法律、政策规定，具有正当性。案例A之“申请再审、赔偿款执行到位”，案例B之“返还扣押物质”，案例C之“要求法院开庭审理其自诉案

件”，都是针对诉讼案件提出的，也是属于法院职权范畴内应答复和解决的问题，是合理诉求，凡直接诉求，即为合理诉求。

附加诉求则是合理诉求的扩张，是在针对诉讼案件提出直接或合理诉求的基础上附加上本应向地方政府答复和解决的诉求。附加诉求需要认真分析，区别对待，附加诉求中，往往包含有合理诉求成份，即其诉求是应该由政府解决而没有解决的请求，要慎重处置，切不可将附加诉求一律归类为无理诉求，在处访中不加重视。比如，案例B之“赔偿因错误扣押造成的损失”，是针对案件的执行提出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之规定，信访人要求获得赔偿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是正当诉求，具有合理性，处访中应告知申请国家赔偿或主动承担赔偿责任;案例C之“办理执业证照”这样的诉求，也具有合理性，即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做出准许与否决定。附加诉求亦有无理性的一面，即根本不是诉讼案件引起的，或本也不属于政府解决的问题，而是借涉诉信访要挟党委、政府、法院，达到其获得非法利益目的诉求，俗称“捞油水”。案例A之“安排工作” 之诉求、案例B之“解决儿女工作和承包工程”之诉求、案例C之“撤销对小儿子的通缉令和撤销计生处罚”之诉求，是对诉讼裁判、执行不服提出信访诉求时，附加上的其他诉求，想通过接访人处访一并解决，从而获得额外利益，由于与诉讼案件无关，具有无理性。

从诉求数量上分类为：单一诉求和多元诉求。诉求纯粹从数量上划分，可分为单一诉求和多元诉求。单一诉求，即是诉求只有一个，而且是直接针对诉讼案件提出的诉求。涉诉信访诉求表现为单一的情况很少，即使有也一般是在初访阶段。多元诉求即两个以上的诉求，是针对诉讼案件提出信访诉求的同时扩展提出要解决的其他社会问题的请求，即是直接诉求、合理诉求、无理诉求的聚合。

诉求变化状况表

案例 诉求数 与诉讼案件关联性诉求(正当诉求)与诉讼案件无关性诉求(非正当诉求)诉求变化状况

初访 重访 单个诉求值增加

案例A 5 3 2 2 3 5万

案例B 4 2 2 2 2 75万

案例C 5 1 4 1 4

根据以上案例及分类，可以得出两个一般性结论：一是初访诉求具有直接性、正当性、合理性、适量性特征，重复访则往往掺杂进附加、无理、多量诉求;二是信访人不会固守初访诉求，而是随着处访的进程发生变化，增大单个诉求值，扩大诉求量，导致信访复杂化，从而产生息访“难”。

引起诉求变化大概有以下四大因素：

一是重复信访导致诉求变化。涉诉信访人在初访阶段，其诉求值和诉求量基本是理性的，往往具有单一性、直接性和合理性，一般是仅针对判决裁定提出不服，要求复查再审，或认为执行不作为或乱作为，要求作为或纠正，或对案件承办人职业品德产生怀疑，要求追查和追究责任。初访诉求得不到解决和满足，形成重复访后，因为失望和严重地不满情绪，特别是通过其他信访案件处理的类比效应，信访人就会提高诉求值，增加诉求量，并将应该属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解决的诉求附带在涉诉信访中提出，形成多元和无理诉求。

二是信访人结成联系导致诉求变化。现代社会是人与人之间联系交往异常紧密的社会，单个信访人很容易因为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共鸣形成抱团式信访。单个信访和共同信访在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上显然有天壤之别：抱团式信访必然引起上级部门和领导重视，抱团式信访必然给管辖地社会综会治理工作以巨大压力。重视和压力的后果是处访责任单位和地方政府在处理上的高度重视，处访单位和地方政府为息访往往迁就于信访人，在处理正当、合理诉求时，连同其无理诉求也一并满足。上级的考核和考查是只看息访之结果，不问息访之过程和后续影响。比如，案例A就曾经联系了4案当事人共同上访北京，在政法委和

法院处访期间，4案信访人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信访处理情况，商讨行动计划，上访时经常一同行动，诉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三是领导接访批示导致诉求变化。行政上下级之间有着强力的权力制约，下级服从上级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上一级对下一级政绩的评价和认可直接关系下一级行政职务的升迁，在一定程度上说，上一级行政领导的批示或指示是下一级行政领导行事的圭臬，遵循的“效力”甚至强于法律和政策，老百姓心理的“青天”情结也即缘于此，尽管有深入的法治宣传和人性的觉悟也不能抹失，有纠纷不是先寻求法律救济，而是寻求权力干预。实践中正是如此，对政府和法院的诉求只要有领导批示了，办理起来就相对容易，就能快速实现利益。因此信访人利用这一特征，在得到领导批示后，信访诉求就随之变化，从直接、合理变化为附加、多元或无理。涉诉信访中领导个人行为的接访和批示，更具负面效应，案件审判做出裁判，是根据程序法设置的程序规范，通过庭审的诉辩对抗，对法律真实的判定，领导并非参与了案件的直接审理，其对是非判断是基于对信访人陈述的单方事实真实的认知，具有片面性，在此基础上领导做出的对裁判案件的任何评价，都不具有法律性，但信访人却以此为尚方宝剑，成为信访人诉求满足的依据，要挟处访人，使信访复杂化。

四是信访利益类比导致诉求变化。信访形势对基层工作的压力，导致基层在处访时时常表现出非理性化，都是将诉求捆绑在一起谈判式解决，谈判中，为了实现信访人息访之目的，实现社会综合治理考核不扣分，包案领导不承担包案责任，往往在有关政策落实上、经济补偿上迁就信访人，满足信访人附加或无理诉求。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社会，民众之间的交往和相互知情极为便利，信访人出于同一目的和需求，也乐于对整个信访政策和信访处访形势的知情，一旦有信访人从信访中获得了非法利益，其他信访人就会效仿之，信访时提出附加诉求、甚至无理诉求，用重复访和向更高级别访形成政治压力，获取信访的非正常利益。

第二篇：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奇台县法院职卫国

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有利益诉求时，需要寻求解决和表达渠道。维权、利益诉求的解决和表达方式，应排除私力救济和表达，因为它可能演化成暴力；应大力提倡公力救济的解决和表达方式。我国的公力救济方式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通过信访，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请求政府落实政策或平衡执行政策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二是诉讼裁决争端，并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被侵害权益的补偿。

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但效力上，法律裁决高于行政解决，行政方式解决不了或不服行政解决，利益诉求人和权力维护请求人可以选择法律方式解决。显然，法律解决利益诉求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是最高的解决方式。然而，现行信访处理机制，并没有将法律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最终手段，动用法律手段的利益争端双方不服法律裁决，也加入到信访行列，转而向各级政府请求解决利益诉求，形成涉法涉诉上访。

笔者就基层法院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思考从全新角度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以求共同探讨。

现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评价

不服法律裁决的上访和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上访统为信访，并都以信访规定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所以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置方式基本套用信访处置方式，大至为三种类型：一是批示申诉复查，对“确有问题”个案纠错；

对个案判决不服或执行不到位上访到信访行政接待部门，接待单位或领导批示法院主动对已判决生效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案件。允许“有问题”的历史老案进入再审程序，确实纠正了一些“错案”，平息了一些上访。但这种方式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三大弊端：其

一、个案“确有问题”的判断权主体归属存在问题。根据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认为或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体是当事人本人、法院院长（包括上级法院院长）和检察机关，凭有关单位或领导的批示进入再审，显然违背了诉讼法规定；其

二、违反再审申诉时效规定，当事人不服判决，法律设置了救济程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上诉，进入上诉审，判决已经生效后不服，如有新的证据，在二年内可以直接申请再审，或向法院院长反映，院长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或由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别无他途，而沿用信访条例设置的方式，由信访接待部门或领导建议复查进入再审，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的新渠道，从法理上讲，法律效力显然要高于条例效力。其

三、不尊重个案审判时的政治、人文、历史环境，从实事上看，受法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操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区别、当事人诉讼能力和技巧等等因素的制约，不排除个案审判不有错误，除此外，个案审判还受当时政策、历史、人文环境的制约，法律、政策人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用现行的法律、政策和执行法律政策的水平审视过去的审判并改变过去的审判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过去偷粮票也构成盗取罪，现在认为当时判决错误而改判，意味着现在偷汽车犯罪，今后因为汽车是普通交通工具而要改判！对历史老案批示进入再审，有“错”即敢，显然严重地损害法律的既判力，个案“公平”可能得到维护，法制环境和执法理念却严重被破坏。其四是复查没有次数界定，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上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

二是案外补偿，情感上满足上访人的诉求；

中央对上访处置要求是硬性的，“事要解决，人要回去”，进省、进京上访信访案实行排名通报，有的甚至影响到一方官员前途，所以，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花钱买息访。对纠缠不清的上访人要么满足其要求补偿现金，要么给其寻找工作岗位，稳定其心，要么追究本来没有错误的案件承办人，平衡上访人的不满。

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幸，在经济交往中会因预算失误而遭受损失，因此，对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生效的案件上访，既不能归入信访案件，更不能用信访方式处置，因为法律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最终途径，不承认这一点，何谈依法治国！其实信访上的问题，除行政协调解决外，最终还应归入法律解决渠道，不是相反，通过审判的个案上访归入信访解决，准确地讲，通过法院审判的案件没有信访。

寻求法律保护是用公权力挽回和减少损失，法律保护并不是确保其不受损失，承担的风险不能因起诉而转嫁到法院或政府仍然应该是行为人自己要承担的风险，基于此，政府补偿和救济，只能限于当事人不能预知的风险，比如天灾，应当预知而没有预算的风险，不能进入政府救济和补偿范围，如果是因为诉讼引起的损失，赔偿责任就应追究到案件承办人。正因为只要上访，特别是顽强地上访，就不分上访者的实际情况政府给以的补偿，在上访获利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博弈中，上访获利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促使大批人走上访之路，形成全国性的信访危机。

三是看守稳控，阻止进京上访；

等待复查、补偿结论期间，上访人会继续增加对承办单位的压力，个别上访人对复查或初创不满意，继续上访，对这类上访对象一般是要求当地实行稳控看守，终止或劝止其上访。从各地稳控的情况看，采取守的方式是困难的，特别是涉法上访对象的稳控还不像没有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的上访事件的当事人，这类上访对象是由上访人单位或地方政府负责稳控，行政权力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个人升迁的可调控制性迫使上访者单位、地方政府尽全力稳控。涉法上访对象则不同，法院没有就地稳态控的条件和力量，只能委托上访者单位或地方政府稳控，由于法院和地方政府或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委托是松散性的，单位或地方政府接受法院委托的责任就是接受麻烦，在利益获取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下，地方政府或部门本来麻烦就多，稳控还要付出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或单位部门没有对涉法上访人员的稳控的积极性。

从现实的对涉法人员的稳控情况来看，大体稳采取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守。在一定的敏感时期，派干部或居委干部守。守，有个度的界定，守紧了，涉嫌限制人生自由，守松了，现代交通发达，上访人想走可走。二是劝。派涉法上访人关系好的干部对上访对象包干负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个人感情请求上访人在其包干期内不上访，避免受到行政处罚。三是关。在敏感时期，为防止上访，影响地方稳定政绩，个别地方干脆借用公安力量，找一个治安借口，对上访人实施拘留，敏感期过，再解除拘留，发生行政乱作为，侵害上访人权益，导致新上访诉求。四是拦。发现有进省进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派员到车站拦截，强行带回住所地。为了取得拦截效果，地方分别在市、省、京设立常驻机构，安排常驻人员，快速反应分段拦截。稳控方式最大的 是工作成本高，使本来紧张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强行稳控侵犯人权。

涉法涉诉上访行为心理动机探微

用法律武器解决纷争，实现利益诉求和维护权益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但为什么理性选择即诉讼之后还要非理性选择即转而向政府上访表达利益诉求？ 结论是和上访人利益预期、心理动机、认知水平和对法院执法怀疑等因素有关。

利益预期诱因 第一、上访成本与上访获利预期比对，上访成本投入少，获利预期大。人的所有行为可推定为理性的，具有趋利性特征，从经济效益视角看，选择上访途径是

因为上访成本一般低于其他途径，而利益或目的的实现程度要高于其它途径。

一般来讲，上访人上访成本包括以下三种成本：显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直接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可以比较明确地用数量来表示的各类费用。一般包括上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花费、印制或找人代写上访材料的费用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与上访行为直接相关的、无法用明确数量来表示的各项成本。比如上访人及其家庭承受的心理压力、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导致的对整个家庭的后续影响。这些成本一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量的。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是指由于上访人产生上访行为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损失。一般包括上访期间所耽误的生产以及其他可能的收入，如庄稼的收成、企业生产经营利润、打工收入等等。

直接成本投入上访人有自行操控性，比如车费，上访人可以采用搭便车，甚至逃票减少费用；食宿费用，上访人是些过惯了贫困生活的底层民众，没有奢求，可以自带干粮，可以边上访边拾荒补充费用，可以寄住亲戚家，还可以住桥洞露宿街头，上访的显性成本显然很低。至于隐性和机会成本，对上访人来说，可以忽略了不计。在农村，由于受文化素质的制约，上访人根本不能顾及到这些影响，其实，上访是整个家庭、家族或邻里的一致行为，如果在这一影响的圈子里有清白人，倒不至于出现上访，即使有上访行为，也会是短暂的，不会缠访外地，因此，隐性成本对落后地方的上访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涉法上访中，呈“两多两少”特征，即发达地区人少，老少边穷地区人多；年青人少、老年人女同志多，他们一不是生产主要劳动力，不影响庄稼收成，二也不是生意人，不能从生意中获得利益，三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除了从事生产具有少量利益预期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利益，正是隐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投入少的反映。

和上访利益失去相比，上访获得的效益明显：一是诉求甚至是不诉求可能获得尽快满足。通过上访寻找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下级机关或直接责任领导的批示和督办，行政权力的巨大制约作用，使得下级为了免受责任追究，违背历史事实和当时政策，花钱息事宁人地满足上访人的一切要求；二是上访能取得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上级政府和各种媒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对侵害行为的施动者产生某种压力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三是通过上访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丰富了社会资源，了解了有关机关的办事程序，通过上访积累经验和相关知识，成为地方其他人今后办事的向导，从无名无望可能变成地方名人，由此还有可能获得一定政治资本，成为地方权力拥有者。

第二、诉讼程序解决与非程序解决博弈，非程序具有经济性特点。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和保护权益从理论上讲是理性选择。但法律途径解决有天然缺陷，即程序性强、限制条件多。比如法律解决纠纷，要得出最后结论短则３个月（简易程序且判决不上诉），长则一年甚至两年，要执行兑现有时时间拖得更长；要想胜诉，对纠纷对错要举证证明，执行则要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维护和保护权益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当事人还要选择法律途径，原因恐怕仅仅是法律途径尚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多一种选择方式。在程序之外另行选择非程序性解决，即上访寻求行政权力解决，主要是行政解决方式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有崇尚行政权力文化传统的国家，行政权力解决问题往往是领导一个表态，一个批示即可完成，这是行政上下级权力运行体制决定的，下级领导（具体解决纠纷的）职位的保留和升迁，决定权是上级组织和领导，领导个人意愿甚至大于组织，即使是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提名权仍在组织或领导。因为法院人事、财政地方化特征，执法行为受地方政府拘束性很大。行政救济方式直接性和对法律救济方式的制约性特点，进人法院审判程序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商事、行政案件，尽管审判机关是运用法律、法规对双方或多方利益诉求的居中裁判，只要对不利于已方的裁判，不满人自然向行政权力靠拢，寻求上级对下级权力控制来解决利益诉求，于是对个案审判的不接受或尽管内心知道审判合理但心理不平衡时选择上访途径，涉法涉诉信

访由此形成，信访在下级解决不了，就上访更上级，大量经过审判裁决的案件归到信访行列，信访形成社会性危机。

认知差异诱因,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有其认知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与道德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理解。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强制性，要求人们强制地遵从其规范，而道德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具有自为、自律性特点。对规范和规则的认同，是人们遵从的内心动因，法律带有强制认同特征，即不认同也要遵守，道德则带有自觉认同特征，是历史、文化和风俗积淀的结果，在法律不为人充分认识或充分信仰的时候，认识问题往往从道德层面上考虑，接受道德规范。比如，在农村，伤害案件的处理在法律上和道德认识存在差异，民众认同的是道德遵从：法律处理上，是以伤害结果为判断起点，考虑起因诱因而划分过程中责任，道德认识上，是从起因为起点，平衡伤害结果，民众认为，谁引起纠纷谁就对伤害结果负责，出现伤害结果是对起因过错的正当防卫。由此，如果引起纠纷的起因方受到伤害，法院支持起因方要求报复方承担伤害后果的话，必然遭到报复放到不满，判决也同时不被当地民众接受。二是法律规定与实际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认同。在农村，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都是些在个人私力范围内因为承担责任的能力问题解决不了的纠纷，由此，案件到了法院审判结案，因为经济落后，当事人偿付能力差强制执行也不能到位。另外，农村普遍不接受法院对伤害案件的实体判决，因为法律规定与农村风俗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比如损失赔偿，法律规定人身伤害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医疗费尽管存在人为虚高现象，当事人尚能接受，因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并未获得实际利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三项是加害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有些被害人在家里根本不从事劳动，即使从事生产劳动也不会有当地年统计数字上的平均收入，而法院判决却是严格依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标准，“三费”判决就不为案件当事人一方接受，民众也不认同打官司赚收入的做法，所以案件即使判决了，兑现也难，案结事不了，上访更不可避免。

对执法怀疑诱因,首先是对执法者不公不廉的合理怀疑。从我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的组成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服感。法官是凭借高尚职业品质、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评判是非的职业，然而，中国特别是基层的法官，是由以下几种人员构成的：军人转业分配、教师改行、行政干部转行或直接调动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招考和院校分配，除法律院校分配的外（法律院校分配到基层法院的比例极少），这些人员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专业知识全凭边干边学，学一点用一点，需用一点学一点，既没有系统性，过不能确切理解立法原理和法条意义，专业水平远不如律师，甚至社会的其他法律爱好者，因此，其执法行为不为民众信服。

从少数法官行为不检点的事实表现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任感。个别法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不高，为贪图小利，接受请吃送礼，在自己的朋友或亲属面临官司时，袒护或公然为其说情，丧失法律原则，特别是省级、市级法官院长的贪污受贿落马的曝光，民众对法官信任的防线彻底崩溃。其次是法律判决执行不到位。执行难本来不应该难，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然而法律的执行却成为法院乃至社会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并殃及党委和政府，此僵局形成原因：被执行人履行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一般不会形成诉讼，在私力范围内协商解决了，形成诉讼的就是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或自认有其他保护不愿意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白条”的宣传误导了民众，民众形成打了官司社会风险就全部转嫁到法院的错误认识，没有形成打官司法只是利用公权力救济，减少风险，不能弥补风险；诉讼当事人诉讼投入成本过高，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当事人人承担社会风险能力差，一个官司不能的后果是倾家荡产。民众打了官司，胜诉了却不能执行到位，选择上访势在必然。涉法涉诉上访解决方法的回归

信访已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涉法上访案的解决方式也套用信访事件的方式解决，从结果上说，一个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国务院信访条例把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也框入了进来，混乱局面由此无法收拾，使众多的已经通过法律裁决了的矛盾纠纷也归入到了信访队伍行列，大量审判生效了的案件当事人滞留首都，法律在此显得无能为力。解决信访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梳理概念，现阶段的基本认识是，凡到上级部门反映诉求的行为都称为信访，概念上有混淆，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界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诉求是要求行政部门依据政策解决的上访，应称为信访事件，通过法律裁判不服的上访，应称为信访案件，其次是区分解决方式的性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有两种途径，行政解决方式和法律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最终应服从法律解决方式，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纠纷时，法律是最终的解决方式。现阶段由于通过了法律裁决的案件仍然可以成为信访事件并纳入信访事件的解决渠道，信访事件和信访案件在解决方法的混同和错位，信访不仅成为社会问题，而且没有更好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没有了最终解决的，能作为终局性的解决渠道。

职能回归，法律应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高效力，法律的裁决应具有终局性，在程序合法，执法者职业行为没有合理怀疑的疑点，个案即使实体上似乎有不公平之嫌，也应视为法律上的公平。在这种理念下，涉法信访的处置就要有别于没有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的其他信访事件的处置方式，其一就审判案件的不服或执行诉求的上访，管理责任部门应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是政府所设的信访部门。人大处理诉讼案件的上访处置原则应该是查“人”不查“案”：对案件审判程序和实体裁决不服，应按法律设置的程序救济——通过上诉或申诉解决。对具有了终局性的案件实体判决，要坚决维护其既判力，不能随意进行审查和评判，即使是案件确实有错误并实质性侵害当事人权益的，个案也不能纠错，在维护个案既判力的同时，人大启动听证程序，确定错误性质和错误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督促进行国家赔偿，国家再向造成错误的具有主观恶性错误的承办人追偿，所以人大查“人”不查“案”；人大选举产生法院及法院工作人员，任免权和罢免权法定是人大的职权，对办案人的不服（因为职业品行的怀疑），人大启动调查权、和罢免权，对违法办案的办案人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上访反映执行不到位的上访案件，人大启动工作监督权，督促执行或追究不作为行为的责任，所以人大查“不作为”，不查“作为”。如属于不可预见的风险而导致诉讼并因执行不能到位引起生产、生活困难的上访案件，转入政府救助渠道支助和生活困难。职责回归，国家从其性质和职能上看既具有管理性又具有专政性，从管理性上看，民众的合理诉求国家应尽一切可能予以解或满足，对正常的信访，根据上访人申请救济的渠道选择，可以运用行政救济方式解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的时候，诉求的解决应纳入法律裁判的范畴，运用国家强制力确定诉求的合理性宝实现合理诉求，通过法律裁决确定了诉求后，当事人仍然提出不合理诉求，甚至用非常规手段实现诉求，国家就应运用专政职能予以打击，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处理信访事件和案件时，基于防范矛盾的激烈化，国家基本放弃了专职能，一味迁就上访人，对信访事件，运用行政权力强力满足上访人无理的不合理的诉求，导致越闹得级别高的越获利，对信访案件的处理，也运用行政权力强力启动不应该随意启动的法律程序，无休止地复查再审，损害个案法律的既判力，或对信访事件、信访案件不论政策有无规定，不论原处理对与错，运用行政权力强力进行救济满足，使之上访人上访队伍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诉求越来越不合理。对非正常的上访，符合治安拘留的要拘留，符合劳动教养的要教养，要运用法律强制手段予以打击，保护和打击永远是国家职能的双刃剑。抑制信访不当利益取得。直接成本不可操控，隐性和机会成本可操控性，新闻发布，公布真相。

救助归位，国家对真正的社会弱势人员予以救助，也是基本职责之一，但要分别救助对象，属于遭受不能预见或不可抗力的社会风险导致生活困难的，国家和政府理应进行救助，反之不能成为救济对象，如果能预见或应当预见的社会风险导致的困难也能进行救助，势必带来社会成员乱作为或不作为。规范救助秩序，需要进行救助的，不能领导批示就进入救助范围，应该由本人申请，基层确认。由此推演到信访对象的救助问题，对非正常上访的人一律不能进行救助，更不能为了息访无原则地进行救助，对正常上访的人，一方面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存地确认诉求的合理性并实现诉求，一方面对因为引起诉求而造成的损失进行社会救济，对进入诉讼程序的不服判决的信访案件的上访人，不维护法律既判力度前提下，启动人大调查机制，对办案过程和办案人进行办案违法调查，属于因无法办案造成当事人人上访并由此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启动国家赔偿，对当事人人进行合理补偿，国家再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实现对利益再补偿(全文完）。

第三篇：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思考

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思考

信访在我国目前是宪法确认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目前处理社会尖锐问题和缓解矛盾的一种有效机制。但是对于涉诉信访而言，由于其特殊性，不似其他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信访进行解决，而只能通过司法渠道，于是如何涉诉信访成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大课题。现实的情况是，多年来涉诉信访工作由于缺乏终结处理机制，重复上访、无限申诉上访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乃至影响到社会和谐和国家权威。笔者认为，应当在个案涉诉信访领域有所突破，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从而规范涉诉信访秩序。

笔者拟以中级人民法院为背景，就建立涉诉信访工作终结机制以及相关配套制度进行探讨。

一、涉诉信访工作终结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思想

涉诉信访终结有其法律依据，这是该原则提出的合法性的基础。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务院《信访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涉诉信访问题只能通过法律渠道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和申诉制度是解决涉诉信访的法律基础。这是其一。其二，涉诉信访终结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合法权益的实现。建立信访终结机制不是限制当事人的信访权利，恰恰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其避开信访怪圈。其三，坚持司法程序穷尽原则。认定无理信访，要穷尽各种司法程序，充分保障信访当事人正当行使合法权利。其四，涉法信访要坚持社会综合治理。对于法院司法程序已经用尽的无理信访、上访老户，就不能再定位于法院的审判工作，而应当纳入社会综合统筹管理，通过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当事人单位等社会各界力量形成的合力，进行综合治理。因为，法院信访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

1.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的价值意义

诉讼民主和诉讼公开是保障司法公正最根本的措施，也是确保信访复查效果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对于重大信访案件进行公开的复查听证是非常必要和现实的。运用听证会方式处理涉诉信访问题，原审单位公开审判过程及结果，信访人陈述问题及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答辩，双方进行辩论，公开有关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各界代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公开评议，最终形成听证结论。改变过去那种当面接谈、阅卷调查、个别驳回、事后各执一词的传统做法。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依法纠错的原则，我们认为这是新时期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的新思路，是一项制度创新，它折射着“司法为民”的现代司法理念。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强了党政机关、人民法院处理涉诉信访问题、信访人从事涉诉信访活动的法治观念，使各方参与人对相关法律、法规实体和程序规定认知更加清楚，理解更加准确，界定更加公允，有利于推进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进程。

二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公平、公开、公正地处理信访问题，有利于增强司法权威，提高法院的社会公信力。

三是通过对信访人知情权、申诉权的充分尊重，满足了信访人感情宣泄的心理需求，使信访人真心感受到信访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促使信访人放弃过多或无理要求。同时，由于邀请了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人士参与听证，进行集体评议和现场监督，可以有力地促使信访人息访罢诉。

四是彰显制度创新的潜在价值。由于听证会的程序严谨，旁听人员较多，气势威严，上访人一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胡搅蛮缠，往往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另外，公开听证后及时予以公开报道，产生的效应将对那些无理上访者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无理要求，息访罢诉。

2.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的构建运行

召开申诉信访听证会要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调查核实，搞清信访问题的实质。这是听证会的准备工作。一要明确听证会的目的。召开由各方人士参加的听证会，目的就在于通过规范的程序对信访案件形成共识，终结无理信访，维护司法权威。二要明确听证会的范围。涉诉信访案件为数众多，必须抓住重点。一般来说，听证会适用于认定上访老户、无理上访以及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影响的信访案件。三要明确听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公开听证在法院召开，由中院成立的听证委员会主持。听证委员会由中院院庭长、负责复查案件的法官以及人民陪审员组成，中院院庭长任主持人。

二是搞好协调，争取各方的重视支持。听证会前，法院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向党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汇报、通报，邀请有关人员组成听证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会由zd委、人大、政府、政协、检察院以及信访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等单位派员组成，评议委员会主任由zd委人士担任。另外，还要邀请信访人的家人、亲戚朋友参加旁听。

三是严格程序。这是听证会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之一。其程序一般分为七个部分：一，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纪律。重点是要求当事人在听证会上服从主持人的安排，提出问题、陈述观点要有理有据，辩论中要尊重事实、互相尊重人格，不能出现过激言行。告诉当事人享有申请回避权；二，由法院相关部门人员将提起听证的信访问题的发生、发展及有关部门处理的过程作详细介绍；三，由上访者或者其代理人进行陈述，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答辩；四，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质证、辩论；五，评议委员会成员进行发表看法和意见，并作出评议意见；六，当事人双方作最后陈述；七，主持人宣布休会一段时间，听证委员会进行合议。合议之后继续开会，宣布最终处理意见。对于少数在听证会上未能当场作出决定的问题，由法院会后调查核实后，报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再予以答复。

四是要认真做好听证会的组织工作。要维护会场纪律，保持听证会的严肃性。听证过程中要做好对信访人的说服引导工作，防止出现过激言行。要做好现场实况记载，对听证会做文字记录，并进行全程录像、录音，并按照一定程序公开报道。

五是跟踪督办，确保听证结论的落实。听证会结束后，要继续做好信访人的思想疏导工作，特别是认定无理上访的，帮助其进一步解开思想疙瘩，稳定其思想情绪。对听证会作出的决定由专人落实督办，抓好反馈。需要启动再审程序的，按照法律有关规定办理。认定属于无理上访的，要整理好会议资料，存档备查，及时上报上级法院和有关机关。

三、信访终结和公示制度

对于经听证会或者审委会研究，确定为无理上访的，由各程序所涉及的审判庭提供原审、再审或复查的有关法律文书、申诉材料、历次复查情况、息诉工作记录、案件综合报告等资料，送交立案庭建立信访人员档案。由立案庭将审理结论在接待场所公之于众，并将相关材料报上级法院、党委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终结涉诉信访程序。

终结涉诉信访程序后，不再就其申诉立卷复查或回函答复，只做一般性的接访息诉工作。

第四篇：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思考

信访在我国目前是宪法确认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目前处理社会尖锐问题和缓解矛盾的一种有效机制。但是对于涉诉信访而言，由于其特殊性，不似其他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信访进行解决，而只能通过司法渠道，于是如何涉诉信访成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大课题。现实的情况是，多年来涉诉信访工作由于缺乏终结处理机制，重复上访、无限申诉上访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乃至影响到社会和谐和国家权威。笔者认为，应当在个案涉诉信访领域有所突破，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从而规范涉诉信访秩序。

笔者拟以中级人民法院为背景，就建立涉诉信访工作终结机制以及相关配套制度进行探讨。

一、涉诉信访工作终结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思想

涉诉信访终结有其法律依据，这是该原则提出的合法性的基础。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务院《信访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涉诉信访问题只能通过法律渠道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和申诉制度是解决涉诉信访的法律基础。这是其一。其二，涉诉信访终结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合法权益的实现。建立信访终结机制不是限制当事人的信访权利，恰恰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其避开信访怪圈。其三，坚持司法程序穷尽原则。认定无理信访，要穷尽各种司法程序，充分保障信访当事人正当行使合法权利。其四，涉法信访要坚持社(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会综合治理。对于法院司法程序已经用尽的无理信访、上访老户，就不能再定位于法院的审判工作，而应当纳入社会综合统筹管理，通过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当事人单位等社会各界力量形成的合力，进行综合治理。因为，法院信访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二、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

1.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的价值意义

诉讼民主和诉讼公开是保障司法公正最根本的措施，也是确保信访复查效果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对于重大信访案件进行公开的复查听证是非常必要和现实的。运用听证会方式处理涉诉信访问题，原审单位公开审判过程及结果，信访人陈述问题及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答辩，双方进行辩论，公开有关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各界代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公开评议，最终形成听证结论。改变过去那种当面接谈、阅卷调查、个别驳回、事后各执一词的传统做法。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依法纠错的原则，我们认为这是新时期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的新思路，是一项制度创新，它折射着“司法为民”的现代司法理念。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强了党政机关、人民法院处理涉诉信访问题、信访人从事涉诉信访活动的法治观念，使各方参与人对相关法律、法规实体和程序规定认知更加清楚，理解更加准确，界定更加公允，有利于推进涉诉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进程。

二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公平、公开、公正地处理信访问题，有利于增强司法权威，提高法院的社会公信力。

三是通过对信访人知情权、申诉权的充分尊重，满足了信访人感情宣泄的心理需求，使信访人真心感受到信访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促使信访人放弃过多或无理要求。同时，由于邀请了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人士参与听证，进行集体评议和现场监督，可以有力地促使信访人息访罢诉。

四是彰显制度创新的潜在价值。由于听证会的程序严谨，旁听人员较多，气势威严，上访人一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胡搅蛮缠，往往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另外，公开听证后及时予以公开报道，产生的效应将对那些无理上访者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无理要求，息访罢诉。

2.信访复查公开听证制度的构建运行

召开申诉信访听证会要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调查核实，搞清信访问题的实质。这是听证会的准备工作。一要明确听证会的目的。召开由各方人士参加的听证会，目的就在于通过规范的程序对信访案件形成共识，终结无理信访，维护司法权威。二要明确听证会的范围。涉诉信访案件为数众多，必须抓住重点。一般来说，听证会适用于认定上访老户、无理上访以及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影响的信访案件。三要明确听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公开听证在法院召开，由中院成立的听证委员会主持。听证委员会由中院院庭长、负责复查案件的法官以及人民陪审员组成，中院院庭长任主持人。

二是搞好协调，争取各方的重视支持。听证会前，法院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向党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汇报、通报，邀请有关人员组成听证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会由政法委、人大、政府、政协、检察院以及信访人所在单位、居民(村民)委员会等单位派员组成，评议委员会主任由政法委人士担任。另外，还要邀请信访人的家人、亲戚朋友参加旁听。

三是严格程序。这是听证会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之一。其程序一般分为七个部分：一，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纪律。重点是要求当事人在听证会上服从主持人的安排，提出问题、陈述观点要有理有据，辩论中要尊重事实、互相尊重人格，不能出现过激言行。告诉当事人享有申请回避权；二，由法院相关部门人员将提起听证的信访问题的发生、发展及有关部门处理的过程作详细介绍；三，由上访者或者其代理人进行陈述，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答辩；四，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人进行质证、辩论；五，评议委员会成员进行发表看法和意见，并作出评议意见；六，当事人双方作最后陈述；七，主持人宣布休会一段时间，听证委员会进行合议。合议之后继续开会，宣布最终处理意见。对于少数在听证会上未能当场作出决定的问题，由法院会后调查核实后，报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再予以答复。

四是要认真做好听证会的组织工作。要维护会场纪律，保持听证会的严肃性。听证过程中要做好对信访人的说服引导工作，防止出现过激言行。要做好现场实况记载，对听证会做文字记录，并进行全程录像、录音，并按照一定程序公开报道。

五是跟踪督办，确保听证结论的落实。听证会结束后，要继续做好信访人的思想疏导工作，特别是认定无理上访的，帮助其进一步解开思想疙瘩，稳定其思想情绪。对听证会作出的决定由专人落实督办，抓好反馈。需要启动再审程序的，按照法律有关规定办理。认定属于无理上访的，要整理好会议资料，存档备查，及时上报上级法院和有关机关。

三、信访终结和公示制度

对于经听证会或者审委会研究，确定为无理上访的，由各程序所涉及的审判庭提供原审、再审或复查的有关法律文书、申诉材料、历次复查情况、息诉工作记录、案件综合报告等资料，送交立案庭建立信访人员档案。由立案庭将审理结论在接待场所公之于众，并将相关材料报上级法院、党委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终结涉诉信访程序。

终结涉诉信访程序后，不再就其申诉立卷复查或回函答复，只做一般性的接访息诉工作。

第五篇：建立涉法涉诉信访长效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涉法涉诉信访长效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一、由一起涉法涉诉信访老案引发的思考

前几天，笔者所在的法院成功化解了一起信访人持续信访达十多年，由中央、省、市三级政法委联合督办的信访老案。其实，该案的案情并不复杂：1986年，刘某与其他五人合伙开办一家加油站。加油站建成后，刘某委托其某亲常某帮其处理加油站的事务。1986年5月，常某将加油站的21桶汽油交给加油站雇工张某保管，后张某将这21桶汽油卖掉后将油款交给油站另外一名合伙人，该名合伙人在分配汽油款时没有分给刘某以及另外两名合伙人。1986年6月加油站解散后刘某和另外两名没有分到汽油款的合伙人便以其他合伙人为被告追要汽油款。法院认为，加油站为合伙人共同所有，原告只追要21桶汽油款不当，由于加油站帐目不清，事实不清，无法查证，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审判决。刘某不服生效判决分别向二审法院和省高级法院提起申诉，均被驳回。刘某不服，仍坚持赴省、赴京上访、申诉，要求对案件立案再审，十余年间从未间断。期间，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和河南高院三级法院法官曾多次做信访人的思想工作和法律解释工作，对信访人释法析理，劝其息诉罢访，虽然作出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由于刘某长期上访，中央政法委、省政法委将该案作为涉法涉诉重点督办案件。

为彻底解决此案，最高人民法院、省高级法院、二审法院和一审法院分别派出一名法官，联手处理此案。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矛盾化解和依法释理，刘某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主动放弃了先前不尽合理的过高诉求。考虑到刘某家庭经济困难和身体有病的实际情况，为了照顾刘某的困难，法院报市领导批准后协调有关部门拿出2.4万元帮助刘某解决其生活实际困难。上访人刘某写出了彻底停访息诉，案结事了的书面保证。至此，该起信访人持续信访达十多年，由中央、省、市三级政法委联合督办的信访老案终于被化解。

纵观此案的整个过程，案情并不复杂，标的额并不高，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太深的“背景”，法院以原、被告为共同合伙人、双方未算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可谓是有理有据。但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事案件却由于当事人的四处上访“折腾”了四级法院十几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诸多反思。再来看看此案的最终解决方式，仍然是政府花钱买平安，这是地方政府解决缠访案件最常用、也是最见效的手段，也是地方政府的无奈之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刘某只是众多重访、缠访老户中的一个，刘某现在虽然息诉罢访了，但全国仍有千千万万个“刘某”在坚持着。本案中，刘某连续十几年坚持不懈地上访、缠访，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刘某自身来讲，她文化素质不高，缺乏证据意识、诉讼风险意识，更缺乏对诉讼制度、诉讼程序的正确理解。她认为自已是有“理”的，既然有理就要讨回属于自已的公道。最后，据刘某讲,她在上访过程中确实也看到一部分缠访人

在上级党委、人大的关注或直接处理下“沉冤照雪”，这也坚定了她的上访信念，使她相信上级领导是英明的，只要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会引起上级有关领导的重视。从社会大环境看，在目前“稳定压倒一切”形势下，全国大多数地方实行领导包案处理信访大要案责任制，信访工作量化考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追究制度等形式，采取以信访量多少给各地排名、挂牌督办、限期要结果等强化信访工作力度的措施。在重重重压之下，一些地方的法院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向信访人做某种妥协，由法院或政府出面，对信访人进行经济补偿、安臵就业、生活救助等，有时个别法官还要成为牺牲品，背上一个处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按起葫芦起来瓢”，变相激励更多的投机型信访人效仿。这些人明知自已无理，但存有只要把事情闹大就会有利可图的思想，通过缠访、闹访来要挟法院满足其不合理要求。

二、建立涉法涉诉信访长效解决机制的几点建议

如何从源头上解决缠访，重访，闹访现象，避免更多的“刘某”现象出现？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四点措施：

首先要有效树立起法院裁判的权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法官普遍法律素质不高，在审理案件时程序不够规范，判决说理论证不充分，即使是实体处理完全正确的案件，有时也很难使当事人信服。因此广大法官要着力提高自身法律素养，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审理案

件，严格适用证据规则，以清晰的事实，有力的论证，准确的法律适用来使当事人对判决信服。

其次是要大力提高民众的法律素养，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51%的重访、缠访者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他们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经较差，缺乏证据意识和诉讼风险意识，往往是有事实但无证据而败诉并走上信访道路。因此我国有必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法律基础课，进行宪法、法理等基础法律知识教育，使民众从小接受民主、法治、自由、公正等现代法律理念的熏陶，对程序正义、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自由心证、既判力、二审终审制等现代诉讼制度有所了解，使他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法院和法官是可以信赖的，从小培养公民从内心深处对法律的信仰。

再次是逐步改革现行司法体制，有效树立司法权威。现行信访制度借助于行政权威，承担越来越多的公民权利救济功能。这种靠上级权威领导介入来解决问题的途径虽然能够矫治某些司法不公，帮助一些“哭天不灵”、“投诉无门”的群体实现实质正义。但如果因此导致广大群众把上访作为优于司法救济的一种权利，就会使信访功能与司法功能产生错位，影响党对国家的有效治理。众所周知，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石，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救济的主要和最终形式，信访作为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通道，仅起着“润滑剂”的作用。一旦信访取代司法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主要和最终选择，则必然削弱司

法权威，从根本上弱化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因此要采取措施逐步树立司法的权威，维护司法的终极性，改变现在党政领导随意就个案进行批示的现状，使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得到有效的尊重，使司法终极性成为整个社会理念的一部分。

最后是对现行信访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赋予信访机构独立处理实体问题的权限。目前我国的信访体系庞大而分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以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这些信访机构都没有对实体问题的处理权限，信访机构之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整个系统缺乏统一的协调和处理机制，导致大多数信访案件只能在不同的信访机构之间反复流转而得不到有效解决。久而久之，信访人对县市一级的信访机构的认同度逐渐降低，把处理问题的希望诉诸于更高级别的信访部门，于是大理案件涌向省级和中央信访部门。中央和省级信访部门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化如些众多的复杂信访案件，除了对部分案件用批转、督办的方式向基层分流后被消化外，大多数信访案件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从而使赴省、赴京上访的群众经常碰壁，这些信访人继而转向中央、省级权威领导求助或采取其他过激措施，从而大大损害了党政机关的公信力，严重损害信访制度的权威和价值。因此，赋予信访机构处理一些实体问题的权力应成为信访制度自我完善的必要选择。考虑到信访工作所具有的民情上达及反腐信息来源的作用，其与监察工作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考虑将现有的信访机构与监察部门合并，成立独立的信访监

察局，在履行监察职能的同时专门处理各类信访案件。信访监察局向各级人大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可以就信访案件成立由相关人员组成的调查处理委员会，按照类似于诉讼程度的程序规则对信访案件进行实体处理，以解决现行信访制度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