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法委出台三个文件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突出问题[精选5篇]

第一篇：中央政法委出台三个文件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突出问题

中央政法委出台三个文件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突出问题

针对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中央政法委日前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法律程序工作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执法错误纠正和瑕疵补正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实施意见》三个文件，旨在推动政法机关建立健全导入、纠错、退出机制，着力解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入口”不顺、程序“空转”、“出口”不畅等突出问题。

中央政法委要求，要坚持用法治方式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这个方向，善于用法治思维来思考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善于用法治方式来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切实做到每一个环节都依法按程序办理，每一个处理结论都依法有据。

防止“踢皮球”

加强衔接配合确保及时受理

文件《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法律程序工作机制的意见》着眼于解决入口不畅的问题，确保符合条件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在法律程序内得到及时处理，防止一些案件游离在法治轨道外，形成越级访、违法访。

文件重点明确了“诉”与“访”的标准，对什么是诉类事项、什么是访类事项做了严格区分，以及导入相应法律程序的各种具体情形;为防止界限不清、相互推诿、案件积压，要求政法机关建立内外部衔接配合机制，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导入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2013年，各地政法机关登记涉法涉诉信访上升38.5%;今年前7个月，中央政法机关接待群众来访同比上升7.1%。”来自中央政法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3年开始，政法机关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受理率、立案率等有了明显提高，表明“依法治访”逐步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涉法涉诉信访群众也逐步回归法治轨道解决诉求。

但入口不顺的问题依然是困扰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一大难题。据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目前，我国信访申诉的渠道还比较窄、比较少，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与信息化时代的新要求不相适应。诉与访的界限不清、标准不明，工作中难以准确地分类处理。受理立案的门槛高，一些符合条件的诉求进入不了法律程序。各单位间还存在“踢皮球”的问题，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依法及时受理。

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政法委要求各地多管齐下，通过开展网上信访、视频接访、加强办信工作等方式，引导案件当事人多来信，少来访。同时探索建立网上受理流转、网下复查办理、网上答复化解的信息化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就近的来人访、远处的上网视频访、不方便的来信访”的接待受理格局，解决信访渠道单

一、狭窄的问题。

同时要降低受理门槛，加强衔接配合，解决合理诉求进不了法律程序、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确保符合条件的信访案件都能得到及时受理，导入法律程序后，都能得到依法解决。

防止程序“空转”

规范救济手段纠正错误瑕疵

文件《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执法错误纠正和瑕疵补正机制的指导意见》主要着眼于防止法律程序“空转”，解决有错不纠的问题。特别是对实体没有问题，但办案程序、司法文书等方面存有瑕疵的案件，提出了原则性解决办法，要求政法机关出台具体实施意见，在法律程序内解决，不能对带有小毛病、小问题的案件推出不管。

文件原则提出了执法错误、瑕疵的认定标准，以及依法纠正错误、补正瑕疵的办法;从健全内部纠错机制、加强外部监督制约、严格责任查究等方面提出了意见;从矛盾化解、舆情引导、源头治理三个方面，就增强工作效果提出了具体要求。

法律程序“空转”，一直饱受诟病。一些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虽然进入了法律程序，但由于办案单位态度不端正，办案不认真，有错不纠，有瑕疵不补正，使得法律问题始终得不到依法公正解决。事实上，在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存在执法错误、执法瑕疵的案件占了大多数。

“凡是有错误的案件必须得到依法纠正，凡是有瑕疵的案件都要给当事人一个说法，让当事人切实感受到依法按程序就能公正解决问题。”中央政法委要求，要以过硬的措施，确保执法错误依法得到公正解决，并提出了信访办理回避制度、异地审查、提级审查、案件评查等多种模式。同时要求严格落实倒查问责制，对存在执法错误、瑕疵，久拖不决的，不仅要倒查原办案单位、办案干警的责任，也要倒查信访办理部门和干警的责任。

对于执法瑕疵案件，中央政法委要求以规范的救济手段，妥善弥补瑕疵。对每一个执法瑕疵，都要向当事人耐心说明，通过释法析理，努力消除当事人误解。对文书制作疏漏、事实表述不准、法条引用失误等方面的瑕疵，要依法予以补正;对办案程序不严格、证据收集不规范，对待当事人简单粗暴等态度作风问题，应当向当事人作出合理解释，争取谅解。

此外，中央政法委还着重要求以办理过程的公开，提高依法纠错的效果。要求依法公开执法办案的依据、流程、结果、裁判文书、信访事项的处理情况等，对重大敏感信访事项、存在重大执法过错的案件，也要及时发布事实真相和案件处理情况。对问题已经依法公正解决，仍缠访缠诉的，要把政法机关的处理情况和当事人的诉求公之于众，让群众评判说理，以公开促息诉。

防止“无限申诉”

建立协调机制保证终结质量

文件《关于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实施意见》主要着眼于解决出口不畅的问题，防止终而不结、无限申诉，切实维护司法权威。

文件重点明确了依法终结的范围和法律依据，细化了终结标准和程序，确保终结案件质量;对问题已经依法公正解决仍然缠访缠诉的个案，明确了综合化解的具体要求，以确保终结事项依法有序退出法律处理程序。

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是此次信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从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已经走完法律程序的信访案件退不出处理程序，有些案件当事人仍然反复缠访闹访，严重影响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究其原因，既有政法机关与地方党委政府沟通不畅，导致问题解决不到位的原因，也有法律裁定不执行，当事人无法获得赔偿的原因。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政法委要求，对当事人反映问题已经依法按程序处理完毕，合理诉求已经依法按政策公正处理的，对该信访事项依法终结，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我们首先要确保终结质量。”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对信访事项的终结，必须经过复查、申报、审查、备案、告知5个环节，并经中央政法机关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批。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动员各方力量，做好对信访人的教育疏导、帮扶救助和矛盾化解工作，促使信访人息诉息访，使信访终结事项依法有序退出法律处理程序。

对那些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当事人，中央政法委要求，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按规定及时给予救助，帮助当事人摆脱生活困境。对纳入不到司法救助范围又确有实际困难，或是救助以后困难仍没有得到明显缓解的，引导当事人按规定申请社会救助，依靠当地党委、政府解决好实际困难。(记者 彭波)

第二篇：基层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基层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近年来，我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紧紧围绕“两查一访一满意” 的工作要求，坚持“息诉罢访、群众满意、案结事了”的工作标准，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完善工作机制，改进工作作风，有效规范上访秩序，抓源头、重稳控，采取多种措施，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重视，奠定了信访工作坚实的基础

一是定期召开常委会研究部署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解决当前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实现用制度管人管事的科学运作，对于个别骨头案常委会专门听取汇报，分析症结，寻找突破口，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法。每逢敏感时期，区委、区政府领导更是经常过问案件办理及稳控情况，如国庆期间，1个月内9次召开常委会研究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区委书记亲自逐案听取汇报，为使案件尽快息诉罢访，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并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保障。

二是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由区委书记亲自抓、负总责，政法委书记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公检法司主要领导是本系统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办案民警、法官、检察官是直接责任人。实行“三定一包”责任制，定包案领导、定责任人、定结案时间、包息诉稳控。区委常委和区四大班子领导分包单位，负责督导分包单位案件的处理工作，积极参与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强力推动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消化处理和稳控工作向前发展。

三是实行一把手接访制度。政法委及政法各部门在接访工作中专设“书记接待日”、“局长接待日”、“检察长接待日”、“院长接待日”，要求一把手亲自接待，亲自答复，亲自过问、处理。人民群众对执法不满意的，有涉法涉诉案件没有解决的等，都能够与领导面对面交流，当面向领导申诉，大大提高了案件的办结质量和效率。如信访人杨秀梅因李奇庄煤矿占地赔偿问题发生纠纷，以李奇庄煤矿涉嫌黑社会为由上访，**分局局长接待后，立即责令有关单位迅速办理，在1月多时间内就化解了这起信访案件，补偿其105000元，信访人杨秀梅签订了停访保证书，表示不再上访。

二、多措并举，认真做好消化处理工作

一是开展集中清理信访积案工作。区委召开专门会议，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内容做出了具体部署，明确了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目标、措施和责任查究等。通过召开公检法司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动员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调动政法部门干警的工作积极性，使全区政法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到开展集中清理信访积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我区此项工作的摸底排查、清理统计工作已经结束，共统计积案31起。

二是分类排队，重点突破。将现有信访案件按照信访次数，信访级别以及是否非访等情况进行分类整理。对于“骨头案”则集中精力、集中警力、重拳出击、强力攻关。对于一般性案件则限期办结，做好稳控。明确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流程为：排查、筛选、消化处理，形成不断排查、不断筛选、不断消化处理的滚动发展模式。消化处理的过程既是稳控的过程也是啃骨头案的过程，分期分批处理骨头案，有力地推动了积案、老案的消化处理工作。实行滚动发展模式以来，全区61起信访案件在1个月内就成功化解了30起，积案、老案化解率达49％。

三是做到三个结合。

1、限期督办和跟踪督办相结合：不断加大I作力度，以督开路，针对不同案件对症下药，一般性信访案件限期结案，重点信访案件跟踪督—办，连轴运转，在最短时间内结案。

2、司法调解、民事调解和行政调解相结合：法院设立社会法庭，在司法调解前增加民事调解；司法局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民间选任人民调解员；政府各局委均设立行政调解室，积极开展行政调解，建立全体参与、全员动员的“大调解”格局。

3、自查自访和省市回访相结合：对于已经“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信访案件，在省市回访前，区委政法委组成专门工作组进行自查自访，确保每一个案件当事人真正息诉罢访，经得起检验，把案件办成铁案。如我区在自查自访工作中，认真回访，发现了7起案件达不到息诉罢访要求，立即责令承办人重新办理，有力地提高了信访案件的结案质量。

三、打防结合，建立切实有效的信访工作机制

一是认真做好依法处理工作。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我区涉法涉诉信访人非访的共2人，我们依法劳教1人，训诫1人。信访人王凤恋的儿子出生时脑瘫，以平煤一矿噪音污染致脑瘫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法院在审理后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王凤恋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就开始不断越级上访，并于2009年3月8日在天安门非访。我们高度重视此案，三次到王凤恋家中对其做思想工作，同时也积极与一矿联系，争取给王凤恋一定救济，经过耐心细致深入的工作，为王凤恋争取到40000元救济款，将该款发送到王凤恋手中，王凤恋表示满意，并保证不再上访。但2009年12月王凤恋又到北京使馆区非访，我区依法对王凤恋劳教一年。依法处置工作的有力开展，有效遏制了**区缠访、闹访、非访势头，教育和警示了其他信访人员，规范了信访秩序。

二是积极做好案件评查工作。根据上级工作部署，由区检察院牵头进行案件评查工作，每年评查不少于100起案件。目前，我区已抽调13人组成案件评查组，对26起案件进行了评查，评查组通过听取案情，调阅案卷，询问办案人员，走访当事人和案外人等方式，依法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办案人员有无违法违纪、办案作风是否端正、办案效果是否良好等进行了全面审查。凡属干警违法违纪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信访案件的产生。如信访人毛红超因伤害案件而不断上访，在评查中对案件办理质量、办理时限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并对有关人证、物证以及其它方面证据提出了10余条建议，同时对案件承办人提出了严肃批评。

三是不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体现法制人文关怀。设立涉法涉诉信访救助资金专户，区财政先后拨出122.8万元专款用于涉法涉诉救助工作，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难告状、告状难”问题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生活困难问题，有力促进了信访案件的消化处理，截至目前已发放救助资金116.4万元。如信访人刘遂昌反映法院执行不力一事，考虑到刘遂昌因该案损失较大，生活困难，我区一笔救助其100000元。目前，还有需救助人员正在办理中。

第三篇：基层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基层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近年来，我区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紧紧围绕“两查一访一满意” 的工作要求，坚持“息诉罢访、群众满意、案结事了”的工作标准，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完善工作机制，改进工作作风，有效规范上访秩序，抓源头、重稳控，采取多种措施，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重视，奠定了信访工作坚实的基础一是定期召开常委会研究部署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解决当前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实现用制度管人管事的科学运作，对于个别骨头案常委会专门听取汇报，分析症结，寻找突破口，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法。每逢敏感时期，区委、区政府领导更是经常过问案件办理及稳控情况，如国庆期间，1个月内9次召开常委会研究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区委书记亲自逐案听取汇报，为使案件尽快息诉罢访，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并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保障。

二是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由区委书记亲自抓、负总责，政法委书记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公检法司主要领导是本系统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办案民警、法官、检察官是直接责

任人。实行“三定一包”责任制，定包案领导、定责任人、定结案时间、包息诉稳控。区委常委和区四大班子领导分包单位，负责督导分包单位案件的处理工作，积极参与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强力推动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消化处理和稳控工作向前发展。

三是实行一把手接访制度。政法委及政法各部门在接访工作中专设“书记接待日”、“局长接待日”、“检察长接待日”、“院长接待日”，要求一把手亲自接待，亲自答复，亲自过问、处理。人民群众对执法不满意的，有涉法涉诉案件没有解决的等，都能够与领导面对面交流，当面向领导申诉，大大提高了案件的办结质量和效率。如信访人杨秀梅因李奇庄煤矿占地赔偿问题发生纠纷，以李奇庄煤矿涉嫌黑社会为由上访，**分局局长接待后，立即责令有关单位迅速办理，在1月多时间内就化解了这起信访案件，补偿其105000元，信访人杨秀梅签订了停访保证书，表示不再上访。

二、多措并举，认真做好消化处理工作

一是开展集中清理信访积案工作。区委召开专门会议，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内容做出了具体部署，明确了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目标、措施和责任查究等。通过召开公检法司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动员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调动政法部门干警的工作积极性，使全区政法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到开展集中清理信

访积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我区此项工作的摸底排查、清理统计工作已经结束，共统计积案31起。

二是分类排队，重点突破。将现有信访案件按照信访次数，信访级别以及是否非访等情况进行分类整理。对于“骨头案”则集中精力、集中警力、重拳出击、强力攻关。对于一般性案件则限期办结，做好稳控。明确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流程为：排查、筛选、消化处理，形成不断排查、不断筛选、不断消化处理的滚动发展模式。消化处理的过程既是稳控的过程也是啃骨头案的过程，分期分批处理骨头案，有力地推动了积案、老案的消化处理工作。实行滚动发展模式以来，全区61起信访案件在1个月内就成功化解了30起，积案、老案化解率达49％。

三是做到三个结合。

1、限期督办和跟踪督办相结合：不断加大I作力度，以督开路，针对不同案件对症下药，一般性信访案件限期结案，重点信访案件跟踪督—办，连轴运转，在最短时间内结案。

2、司法调解、民事调解和行政调解相结合：法院设立社会法庭，在司法调解前增加民事调解；司法局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民间选任人民调解员；政府各局委均设立行政调解室，积极开展行政调解，建立全体参与、全员动员的“大调解”格局。

3、自查自访和省市回访相结合：对于已经“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信访案件，在省市回访前，区委政法委组成专门工作组进行自查自访，确保每一

个案件当事人真正息诉罢访，经得起检验，把案件办成铁案。如我区在自查自访工作中，认真回访，发现了7起案件达不到息诉罢访要求，立即责令承办人重新办理，有力地提高了信访案件的结案质量。

三、打防结合，建立切实有效的信访工作机制一是认真做好依法处理工作。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我区涉法涉诉信访人非访的共2人，我们依法劳教1人，训诫1人。信访人王凤恋的儿子出生时脑瘫，以平煤一矿噪音污染致脑瘫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法院在审理后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王凤恋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就开始不断越级上访，并于2009年3月8日在天安门非访。我们高度重视此案，三次到王凤恋家中对其做思想工作，同时也积极与一矿联系，争取给王凤恋一定救济，经过耐心细致深入的工作，为王凤恋争取到40000元救济款，将该款发送到王凤恋手中，王凤恋表示满意，并保证不再上访。但2009年12月王凤恋又到北京使馆区非访，我区依法对王凤恋劳教一年。依法处置工作的有力开展，有效遏制了**区缠访、闹访、非访势头，教育和警示了其他信访人员，规范了信访秩序。

二是积极做好案件评查工作。根据上级工作部署，由区检察院牵头进行案件评查工作，每年评查不少于100起案件。目前，我区已抽调13人组成案件评查组，对26起案件进行

了评查，评查组通过听取案情，调阅案卷，询问办案人员，走访当事人和案外人等方式，依法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办案人员有无违法违纪、办案作风是否端正、办案效果是否良好等进行了全面审查。凡属干警违法违纪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信访案件的产生。如信访人毛红超因伤害案件而不断上访，在评查中对案件办理质量、办理时限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并对有关人证、物证以及其它方面证据

提出了10余条建议，同时对案件承办人提出了严肃批评。三是不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体现法制人文关怀。设立涉法涉诉信访救助资金专户，区财政先后拨出122.8万元专款用于涉法涉诉救助工作，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难告状、告状难”问题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生活困难问题，有力促进了信访案件的消化处理，截至目前已发放救助资金116.4万元。如信访人刘遂昌反映法院执行不力一事，考虑到刘遂昌因该案损失较大，生活困难，我区一笔救助其100000元。目前，还有需救助人员正在办理中。

第四篇：正确对待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正确对待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www.xiexiebang.com

2010-01-29 1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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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显露，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大量增加，进京访、越级访、群体访、重复访大量上升，这不仅增加了上访群众的精神物质负担，还严重影响了各级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影响社会稳定，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处理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方法，建立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推动此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提高对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是关键，认识问题不解决，是搞不好这项工作的。

当前社会上对待信访的几种认识：

一、对信访的认同。认为信访是正当的、合法的，应当给予支持。持此观点的一般是个体，即信访者和普通公民，也有一些是认为自己解决不了具体事务的工作人员。

二、对信访的不认同。认为信访问题是个困局，将信访高发事态归之于群众的觉悟，抱怨群众“觉悟低、素质低”，“胡搅蛮缠”，把信访群众看成是刁民，将信访问题看成是刁问题，认为信访是破坏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持此观点的一般是国家机关及个别工作人员，尤其是负有消除信访发生或解决信访问题而面临问责的部分官员或信访工作人员。

三、认为信访是封建残余。将当前的上访、信访看成封建社会的拦轿申冤一样，认为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耻辱，表达出一种无奈、愤懑和指责。持此种观点的一般是局外人。

法院面临信访问题的尴尬

近日，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针对法院执行工作要求，各级法院要建立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对重大信访或重复信访案件一律实行公开听证，畅通当事人与执行法官的联系，做好案件执行的答复和释明工作。这个表态对促进执行工作的效果应该说颇有意义，不过在此之外，法院通常还忙着接待涉及案件审判的信访，这是否合理？

信访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持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现实中主要是为自认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提供寻求救济的一种渠道。提供救济固然是好的，但信访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信访人员所控告的对象多为直接管理他们的政府机关，他们已经不信任这些机关了，为寻求救济，倾向于越级上访。接访的上级机关通常又没有向这些民众直接提供救济的渠道，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把民众的信访转回民众控告的那级政府，导致问题很难解决，于是就此产生了“老上访户”，产生了频繁的越级上访。还引发了高层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大接访，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大截访”的现象。

如果说其他政府机关陷于信访的怪圈还情有可原，但法院应当没有理由陷入信访的困境。众所周知，处理社会矛盾可以有多种渠道，但司法程序应该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后屏障，法院本身就是向民众提供救济的场所，而且，古往今来，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在和平秩序下民众寻求救济的最后场所。法院的公开审判程序，也给双方充份的、公开的辩论机会，法官也是按照法律作出裁判，更重要的是法院体系有上诉、申诉机制，从理论上讲，终审法院的裁判应当是最终的处理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应当比信访更可靠，人们应当是在信访无效之后才到法院寻求救济。可实际情况是，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集中到法院，法院依法裁判后，却成为信访的对象，这样一来，法院与信访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局的，相反，人们在法院已经走完法定所有程序后，把信访当成了超级上诉程序。之所以说它是超级的，是因为信访程序对信访的次数、理由没有明确的限制，当事人可以不断的上访。体现出人们对法院的不信任，当事人对法院裁判提出的信访，尤其是向法院以外的党政机关、人大组织上访，这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对于各种纠纷，社会不再存在终局性裁决机构，使社会丧失了终极的权威，正义虚悬在未知之处，人们可以什么都不信，只要自认为权益受损，就可以随便质疑任何机构，任何机构对此都难于把握。即便法院院长大接访、举行信访听证，可能仍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困境，不能不说这是法院工作乃至当前司法、信访制度的尴尬。

目前处理信访问题的几种做法

1、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依法解决信访问题。这是国家的主流工作原则和方法。国家一方面加强了信访制度建设，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另一方面加快了信访机构的建设，不但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专门的信访机构，而且在国家机关各行各业各系统中建立了信访接待部门，中央要求：一是要在源头工作上下功夫，出台政策注意兼顾各方利益，执行政策切实做到不折不扣，防止因政策措施制定不当和政策执行走样而引发群众上访；二是要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通过解决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使上访群众息诉罢访；三是要在完善机制上下功夫，处理好畅通上访渠道与规范信访秩序的关系，依法保证群众的信访权利，引导群众遵纪守法；处理好挖掘信访部门自身潜力与发挥其他部门作用的关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大信访工作格局。

2、变“上访”为“下访”，建立信访听证制度。建立干部定期下访制度，将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公开处理信访事项，做到公开、公正。

3、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监督机构和督察人员。建立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求谁主管谁负责，发生信访事件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强化督察督办，对越级访、群体访、非正常访，逐案交办，逐案督办，限期完成，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评查，对报结案件进行回访，在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基础上，力求群众满意。

采取的以上这些做法，都是为解决所谓“天下第一难，天下第一烦”的信访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党政机关到各级司法部门，不能不说是“煞费苦心”，不能不说是“工作艰辛”，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规章、办法应该说比较全面和新颖，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仍然未能阻挡信访洪峰的势头。还应分析涉诉信访的原因。

涉法涉诉信访形成的原因

执法方面：

1、从当前的司法体制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还没有完全确立，有些行政领导对审理案件打招呼，干扰法官独立、秉公办案；

2、案件该立未立，立案后久审不决，判决后久执不结，公平正义未能及时兑现；

3、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不一，审判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的内部规定，民众不了解，使得当事人对法院公正的裁决有误解；

4、受政绩考核测评影响，有些司法机关不能正视和纠正自身和下级机关办案的错误，一味姑息迁就，案件将错就错；

5、司法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案件审理质量有瑕疵；

6、司法人员失于判断、惑于财色、迫于权利办金钱、关系、人情案，导致当事人告状申诉无门、诉讼成本加大、权利长期未能实现；

7、现行法律程序限制了部分权益人的权利（刑事案件受害家属对刑事部分）；

8、没有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推脱敷衍，导致上访升级，直至聚集到中央。

信访人方面：

1、公民法律意识增强，但法律知识不足，一些群众自认为法律程序对解决他的问题不利时，就会信“访”而不信“法”；

2、信访人对法律的理解及对事实的认识有偏差，主要是案件的客观事实与法律能认定的事实存在差异不能理解；

3、受新闻媒体和舆论传媒的误导；

4、部分当事人心理扭曲，一但自认为自己“委屈”了，就要求上级保护，进而上访申冤；

5、信访人信访目的不纯，有些信访人并非对司法机关处理不服，而是提出无理要求，试图通过信访得到补偿，以解决自己或家庭的经济问题。

提高对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

一、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依据：

我国以宪法为核心，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大程序法为基础，以《民法通则》、《公司法》、《土的管理法》、《物权法》等实体法律为条件，以《信访条例》为专门性法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和各项制度为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体系。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处理决定的，有权提出申诉；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犯罪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申诉等。由此可见，包括但不限于涉法涉诉信访的信访权，是国家赋予人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包括批评建议的权利和控告、申诉、检举的权利。这是公民参加社会与国家管理的公权力、以及行使私权救济的私权利，具有双重意义。因此，它出师有名。

二、涉法涉诉信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的体现

涉法涉诉信访体现了我党和政府历来的工作路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二是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司法的实事求是就要做到有错必究，涉法涉诉信访是为我们提供纠正冤假错案的一个渠道，应当使之发挥作用。

三、涉法涉诉信访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

我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近代时期不过百年，封建残余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法治思想在中国站脚的时间太短，民众习惯于任官不认法，这一点区别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民众，不能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评价我国情况。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国国情为基本出发点，我国依法确立的信访制度，是依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制定的信访制度，就是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它是基于本土特色的一项制度设计，承载着公民政治参与、民意表达、纠纷化解、权益救济以及维护稳定的功能，充当着社会生活“晴雨表”、“安全阀”的角色，还是司法公正的“检验台”。

四、涉法涉诉信访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涉法涉诉信访主要反映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司法腐败等问题，从反映问题的内容和目的上看，既有对“公权”寻求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也有对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等“私权”的维护和“利益兑现”的渴望；从反映问题的形式和方法上看，采取的是按照国家法律设定的规则、党和政府允许的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其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和谐的方法。涉法涉诉信访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反腐倡廉，限制权利、消除不平等，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看出，二者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具有一致性的。做好新时期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是民众对我们的愿望和期待，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保证。尽管工作是长期的、艰苦的，但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提高对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就会使此项工作朝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健康发展。温家宝总理已经道出了做好信访工作的出路何在，即“热情”、“依法”、“负责”、“奉献”。

第五篇：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奇台县法院职卫国

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有利益诉求时，需要寻求解决和表达渠道。维权、利益诉求的解决和表达方式，应排除私力救济和表达，因为它可能演化成暴力；应大力提倡公力救济的解决和表达方式。我国的公力救济方式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通过信访，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请求政府落实政策或平衡执行政策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二是诉讼裁决争端，并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被侵害权益的补偿。

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但效力上，法律裁决高于行政解决，行政方式解决不了或不服行政解决，利益诉求人和权力维护请求人可以选择法律方式解决。显然，法律解决利益诉求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是最高的解决方式。然而，现行信访处理机制，并没有将法律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最终手段，动用法律手段的利益争端双方不服法律裁决，也加入到信访行列，转而向各级政府请求解决利益诉求，形成涉法涉诉上访。

笔者就基层法院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思考从全新角度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以求共同探讨。

现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评价

不服法律裁决的上访和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上访统为信访，并都以信访规定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所以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置方式基本套用信访处置方式，大至为三种类型：一是批示申诉复查，对“确有问题”个案纠错；

对个案判决不服或执行不到位上访到信访行政接待部门，接待单位或领导批示法院主动对已判决生效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案件。允许“有问题”的历史老案进入再审程序，确实纠正了一些“错案”，平息了一些上访。但这种方式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三大弊端：其

一、个案“确有问题”的判断权主体归属存在问题。根据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认为或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体是当事人本人、法院院长（包括上级法院院长）和检察机关，凭有关单位或领导的批示进入再审，显然违背了诉讼法规定；其

二、违反再审申诉时效规定，当事人不服判决，法律设置了救济程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上诉，进入上诉审，判决已经生效后不服，如有新的证据，在二年内可以直接申请再审，或向法院院长反映，院长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或由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别无他途，而沿用信访条例设置的方式，由信访接待部门或领导建议复查进入再审，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的新渠道，从法理上讲，法律效力显然要高于条例效力。其

三、不尊重个案审判时的政治、人文、历史环境，从实事上看，受法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操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区别、当事人诉讼能力和技巧等等因素的制约，不排除个案审判不有错误，除此外，个案审判还受当时政策、历史、人文环境的制约，法律、政策人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用现行的法律、政策和执行法律政策的水平审视过去的审判并改变过去的审判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过去偷粮票也构成盗取罪，现在认为当时判决错误而改判，意味着现在偷汽车犯罪，今后因为汽车是普通交通工具而要改判！对历史老案批示进入再审，有“错”即敢，显然严重地损害法律的既判力，个案“公平”可能得到维护，法制环境和执法理念却严重被破坏。其四是复查没有次数界定，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上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

二是案外补偿，情感上满足上访人的诉求；

中央对上访处置要求是硬性的，“事要解决，人要回去”，进省、进京上访信访案实行排名通报，有的甚至影响到一方官员前途，所以，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花钱买息访。对纠缠不清的上访人要么满足其要求补偿现金，要么给其寻找工作岗位，稳定其心，要么追究本来没有错误的案件承办人，平衡上访人的不满。

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幸，在经济交往中会因预算失误而遭受损失，因此，对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生效的案件上访，既不能归入信访案件，更不能用信访方式处置，因为法律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最终途径，不承认这一点，何谈依法治国！其实信访上的问题，除行政协调解决外，最终还应归入法律解决渠道，不是相反，通过审判的个案上访归入信访解决，准确地讲，通过法院审判的案件没有信访。

寻求法律保护是用公权力挽回和减少损失，法律保护并不是确保其不受损失，承担的风险不能因起诉而转嫁到法院或政府仍然应该是行为人自己要承担的风险，基于此，政府补偿和救济，只能限于当事人不能预知的风险，比如天灾，应当预知而没有预算的风险，不能进入政府救济和补偿范围，如果是因为诉讼引起的损失，赔偿责任就应追究到案件承办人。正因为只要上访，特别是顽强地上访，就不分上访者的实际情况政府给以的补偿，在上访获利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博弈中，上访获利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促使大批人走上访之路，形成全国性的信访危机。

三是看守稳控，阻止进京上访；

等待复查、补偿结论期间，上访人会继续增加对承办单位的压力，个别上访人对复查或初创不满意，继续上访，对这类上访对象一般是要求当地实行稳控看守，终止或劝止其上访。从各地稳控的情况看，采取守的方式是困难的，特别是涉法上访对象的稳控还不像没有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的上访事件的当事人，这类上访对象是由上访人单位或地方政府负责稳控，行政权力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个人升迁的可调控制性迫使上访者单位、地方政府尽全力稳控。涉法上访对象则不同，法院没有就地稳态控的条件和力量，只能委托上访者单位或地方政府稳控，由于法院和地方政府或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委托是松散性的，单位或地方政府接受法院委托的责任就是接受麻烦，在利益获取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下，地方政府或部门本来麻烦就多，稳控还要付出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或单位部门没有对涉法上访人员的稳控的积极性。

从现实的对涉法人员的稳控情况来看，大体稳采取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守。在一定的敏感时期，派干部或居委干部守。守，有个度的界定，守紧了，涉嫌限制人生自由，守松了，现代交通发达，上访人想走可走。二是劝。派涉法上访人关系好的干部对上访对象包干负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个人感情请求上访人在其包干期内不上访，避免受到行政处罚。三是关。在敏感时期，为防止上访，影响地方稳定政绩，个别地方干脆借用公安力量，找一个治安借口，对上访人实施拘留，敏感期过，再解除拘留，发生行政乱作为，侵害上访人权益，导致新上访诉求。四是拦。发现有进省进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派员到车站拦截，强行带回住所地。为了取得拦截效果，地方分别在市、省、京设立常驻机构，安排常驻人员，快速反应分段拦截。稳控方式最大的 是工作成本高，使本来紧张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强行稳控侵犯人权。

涉法涉诉上访行为心理动机探微

用法律武器解决纷争，实现利益诉求和维护权益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但为什么理性选择即诉讼之后还要非理性选择即转而向政府上访表达利益诉求？ 结论是和上访人利益预期、心理动机、认知水平和对法院执法怀疑等因素有关。

利益预期诱因 第一、上访成本与上访获利预期比对，上访成本投入少，获利预期大。人的所有行为可推定为理性的，具有趋利性特征，从经济效益视角看，选择上访途径是

因为上访成本一般低于其他途径，而利益或目的的实现程度要高于其它途径。

一般来讲，上访人上访成本包括以下三种成本：显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直接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可以比较明确地用数量来表示的各类费用。一般包括上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花费、印制或找人代写上访材料的费用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与上访行为直接相关的、无法用明确数量来表示的各项成本。比如上访人及其家庭承受的心理压力、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导致的对整个家庭的后续影响。这些成本一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量的。机会成本 这种成本是指由于上访人产生上访行为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损失。一般包括上访期间所耽误的生产以及其他可能的收入，如庄稼的收成、企业生产经营利润、打工收入等等。

直接成本投入上访人有自行操控性，比如车费，上访人可以采用搭便车，甚至逃票减少费用；食宿费用，上访人是些过惯了贫困生活的底层民众，没有奢求，可以自带干粮，可以边上访边拾荒补充费用，可以寄住亲戚家，还可以住桥洞露宿街头，上访的显性成本显然很低。至于隐性和机会成本，对上访人来说，可以忽略了不计。在农村，由于受文化素质的制约，上访人根本不能顾及到这些影响，其实，上访是整个家庭、家族或邻里的一致行为，如果在这一影响的圈子里有清白人，倒不至于出现上访，即使有上访行为，也会是短暂的，不会缠访外地，因此，隐性成本对落后地方的上访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涉法上访中，呈“两多两少”特征，即发达地区人少，老少边穷地区人多；年青人少、老年人女同志多，他们一不是生产主要劳动力，不影响庄稼收成，二也不是生意人，不能从生意中获得利益，三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除了从事生产具有少量利益预期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利益，正是隐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投入少的反映。

和上访利益失去相比，上访获得的效益明显：一是诉求甚至是不诉求可能获得尽快满足。通过上访寻找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下级机关或直接责任领导的批示和督办，行政权力的巨大制约作用，使得下级为了免受责任追究，违背历史事实和当时政策，花钱息事宁人地满足上访人的一切要求；二是上访能取得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上级政府和各种媒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对侵害行为的施动者产生某种压力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三是通过上访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丰富了社会资源，了解了有关机关的办事程序，通过上访积累经验和相关知识，成为地方其他人今后办事的向导，从无名无望可能变成地方名人，由此还有可能获得一定政治资本，成为地方权力拥有者。

第二、诉讼程序解决与非程序解决博弈，非程序具有经济性特点。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和保护权益从理论上讲是理性选择。但法律途径解决有天然缺陷，即程序性强、限制条件多。比如法律解决纠纷，要得出最后结论短则３个月（简易程序且判决不上诉），长则一年甚至两年，要执行兑现有时时间拖得更长；要想胜诉，对纠纷对错要举证证明，执行则要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维护和保护权益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当事人还要选择法律途径，原因恐怕仅仅是法律途径尚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多一种选择方式。在程序之外另行选择非程序性解决，即上访寻求行政权力解决，主要是行政解决方式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有崇尚行政权力文化传统的国家，行政权力解决问题往往是领导一个表态，一个批示即可完成，这是行政上下级权力运行体制决定的，下级领导（具体解决纠纷的）职位的保留和升迁，决定权是上级组织和领导，领导个人意愿甚至大于组织，即使是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提名权仍在组织或领导。因为法院人事、财政地方化特征，执法行为受地方政府拘束性很大。行政救济方式直接性和对法律救济方式的制约性特点，进人法院审判程序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商事、行政案件，尽管审判机关是运用法律、法规对双方或多方利益诉求的居中裁判，只要对不利于已方的裁判，不满人自然向行政权力靠拢，寻求上级对下级权力控制来解决利益诉求，于是对个案审判的不接受或尽管内心知道审判合理但心理不平衡时选择上访途径，涉法涉诉信

访由此形成，信访在下级解决不了，就上访更上级，大量经过审判裁决的案件归到信访行列，信访形成社会性危机。

认知差异诱因,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有其认知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与道德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理解。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强制性，要求人们强制地遵从其规范，而道德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具有自为、自律性特点。对规范和规则的认同，是人们遵从的内心动因，法律带有强制认同特征，即不认同也要遵守，道德则带有自觉认同特征，是历史、文化和风俗积淀的结果，在法律不为人充分认识或充分信仰的时候，认识问题往往从道德层面上考虑，接受道德规范。比如，在农村，伤害案件的处理在法律上和道德认识存在差异，民众认同的是道德遵从：法律处理上，是以伤害结果为判断起点，考虑起因诱因而划分过程中责任，道德认识上，是从起因为起点，平衡伤害结果，民众认为，谁引起纠纷谁就对伤害结果负责，出现伤害结果是对起因过错的正当防卫。由此，如果引起纠纷的起因方受到伤害，法院支持起因方要求报复方承担伤害后果的话，必然遭到报复放到不满，判决也同时不被当地民众接受。二是法律规定与实际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认同。在农村，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都是些在个人私力范围内因为承担责任的能力问题解决不了的纠纷，由此，案件到了法院审判结案，因为经济落后，当事人偿付能力差强制执行也不能到位。另外，农村普遍不接受法院对伤害案件的实体判决，因为法律规定与农村风俗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比如损失赔偿，法律规定人身伤害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医疗费尽管存在人为虚高现象，当事人尚能接受，因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并未获得实际利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三项是加害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有些被害人在家里根本不从事劳动，即使从事生产劳动也不会有当地年统计数字上的平均收入，而法院判决却是严格依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标准，“三费”判决就不为案件当事人一方接受，民众也不认同打官司赚收入的做法，所以案件即使判决了，兑现也难，案结事不了，上访更不可避免。

对执法怀疑诱因,首先是对执法者不公不廉的合理怀疑。从我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的组成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服感。法官是凭借高尚职业品质、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评判是非的职业，然而，中国特别是基层的法官，是由以下几种人员构成的：军人转业分配、教师改行、行政干部转行或直接调动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招考和院校分配，除法律院校分配的外（法律院校分配到基层法院的比例极少），这些人员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专业知识全凭边干边学，学一点用一点，需用一点学一点，既没有系统性，过不能确切理解立法原理和法条意义，专业水平远不如律师，甚至社会的其他法律爱好者，因此，其执法行为不为民众信服。

从少数法官行为不检点的事实表现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任感。个别法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不高，为贪图小利，接受请吃送礼，在自己的朋友或亲属面临官司时，袒护或公然为其说情，丧失法律原则，特别是省级、市级法官院长的贪污受贿落马的曝光，民众对法官信任的防线彻底崩溃。其次是法律判决执行不到位。执行难本来不应该难，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然而法律的执行却成为法院乃至社会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并殃及党委和政府，此僵局形成原因：被执行人履行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一般不会形成诉讼，在私力范围内协商解决了，形成诉讼的就是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或自认有其他保护不愿意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白条”的宣传误导了民众，民众形成打了官司社会风险就全部转嫁到法院的错误认识，没有形成打官司法只是利用公权力救济，减少风险，不能弥补风险；诉讼当事人诉讼投入成本过高，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当事人人承担社会风险能力差，一个官司不能的后果是倾家荡产。民众打了官司，胜诉了却不能执行到位，选择上访势在必然。涉法涉诉上访解决方法的回归

信访已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涉法上访案的解决方式也套用信访事件的方式解决，从结果上说，一个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国务院信访条例把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也框入了进来，混乱局面由此无法收拾，使众多的已经通过法律裁决了的矛盾纠纷也归入到了信访队伍行列，大量审判生效了的案件当事人滞留首都，法律在此显得无能为力。解决信访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梳理概念，现阶段的基本认识是，凡到上级部门反映诉求的行为都称为信访，概念上有混淆，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界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诉求是要求行政部门依据政策解决的上访，应称为信访事件，通过法律裁判不服的上访，应称为信访案件，其次是区分解决方式的性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有两种途径，行政解决方式和法律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最终应服从法律解决方式，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纠纷时，法律是最终的解决方式。现阶段由于通过了法律裁决的案件仍然可以成为信访事件并纳入信访事件的解决渠道，信访事件和信访案件在解决方法的混同和错位，信访不仅成为社会问题，而且没有更好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没有了最终解决的，能作为终局性的解决渠道。

职能回归，法律应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高效力，法律的裁决应具有终局性，在程序合法，执法者职业行为没有合理怀疑的疑点，个案即使实体上似乎有不公平之嫌，也应视为法律上的公平。在这种理念下，涉法信访的处置就要有别于没有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的其他信访事件的处置方式，其一就审判案件的不服或执行诉求的上访，管理责任部门应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是政府所设的信访部门。人大处理诉讼案件的上访处置原则应该是查“人”不查“案”：对案件审判程序和实体裁决不服，应按法律设置的程序救济——通过上诉或申诉解决。对具有了终局性的案件实体判决，要坚决维护其既判力，不能随意进行审查和评判，即使是案件确实有错误并实质性侵害当事人权益的，个案也不能纠错，在维护个案既判力的同时，人大启动听证程序，确定错误性质和错误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督促进行国家赔偿，国家再向造成错误的具有主观恶性错误的承办人追偿，所以人大查“人”不查“案”；人大选举产生法院及法院工作人员，任免权和罢免权法定是人大的职权，对办案人的不服（因为职业品行的怀疑），人大启动调查权、和罢免权，对违法办案的办案人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上访反映执行不到位的上访案件，人大启动工作监督权，督促执行或追究不作为行为的责任，所以人大查“不作为”，不查“作为”。如属于不可预见的风险而导致诉讼并因执行不能到位引起生产、生活困难的上访案件，转入政府救助渠道支助和生活困难。职责回归，国家从其性质和职能上看既具有管理性又具有专政性，从管理性上看，民众的合理诉求国家应尽一切可能予以解或满足，对正常的信访，根据上访人申请救济的渠道选择，可以运用行政救济方式解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的时候，诉求的解决应纳入法律裁判的范畴，运用国家强制力确定诉求的合理性宝实现合理诉求，通过法律裁决确定了诉求后，当事人仍然提出不合理诉求，甚至用非常规手段实现诉求，国家就应运用专政职能予以打击，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处理信访事件和案件时，基于防范矛盾的激烈化，国家基本放弃了专职能，一味迁就上访人，对信访事件，运用行政权力强力满足上访人无理的不合理的诉求，导致越闹得级别高的越获利，对信访案件的处理，也运用行政权力强力启动不应该随意启动的法律程序，无休止地复查再审，损害个案法律的既判力，或对信访事件、信访案件不论政策有无规定，不论原处理对与错，运用行政权力强力进行救济满足，使之上访人上访队伍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诉求越来越不合理。对非正常的上访，符合治安拘留的要拘留，符合劳动教养的要教养，要运用法律强制手段予以打击，保护和打击永远是国家职能的双刃剑。抑制信访不当利益取得。直接成本不可操控，隐性和机会成本可操控性，新闻发布，公布真相。

救助归位，国家对真正的社会弱势人员予以救助，也是基本职责之一，但要分别救助对象，属于遭受不能预见或不可抗力的社会风险导致生活困难的，国家和政府理应进行救助，反之不能成为救济对象，如果能预见或应当预见的社会风险导致的困难也能进行救助，势必带来社会成员乱作为或不作为。规范救助秩序，需要进行救助的，不能领导批示就进入救助范围，应该由本人申请，基层确认。由此推演到信访对象的救助问题，对非正常上访的人一律不能进行救助，更不能为了息访无原则地进行救助，对正常上访的人，一方面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存地确认诉求的合理性并实现诉求，一方面对因为引起诉求而造成的损失进行社会救济，对进入诉讼程序的不服判决的信访案件的上访人，不维护法律既判力度前提下，启动人大调查机制，对办案过程和办案人进行办案违法调查，属于因无法办案造成当事人人上访并由此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启动国家赔偿，对当事人人进行合理补偿，国家再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实现对利益再补偿(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