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第一篇：文化视角下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摘要：从文化的视角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行研究，是从执法实务中解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过去研究现在也意味着根据现在理解过去，文化视角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促进对信访问题的进一步理解，给予现实以清醒、理性的解读，进而找到合理的解决路径，达到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增加公民福祉的目的。通过对信访问题的历史渊源，不同时期的变动状况研究，就会发现，信访问题的存在，恰如古罗马的一位皇帝在罗马帝国衰落的时候这样反思来安慰自己：“现今一切事情是怎样正在发生的，过去已经发生了，将来还要发生”。

一、我国信访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信访制度的历史渊源准确地讲，在古代不存在现在的信访制度，但在那个时期却存在一种类似信访的“直诉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告御状”或者“京控”。根据《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尧舜执政时期就曾设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以听取社会成员议论时政[1].而根据《周礼》的记载，早在西周曾出现过所谓的“路鼓”和“肺石”制度。《西周*秋官*大司寇》记载：“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在汉代，则出现了“诣阙上书”这种直诉制度。即老百姓一般应按照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若蒙受重大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这种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传达民愿的形式，与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信访可谓同源。随着文化、艺术、宗教和迷信活动的不断形成和演变，原始社会组织内部便孕育和产生了社会成员通过写信和走访等形式向社会管理组织提出某种愿望和要求的信访雏形。封建社会，直诉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确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武帝（公元265-290）时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登闻鼓”直诉制度。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司法制度。随着晚清法律制度改革，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大陆法系模式，中华法系解体之后才出现了类似于直诉制度的信访制度。虽然今日的信访制度与直诉制度有一定的区别，但我们仍可以明显地看到现行信访制度与我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2]，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体现了法的继承性和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而且体现了今天的执法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思想上的同源性。

现代信访制度的确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早在1949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3].从此以后，信访状况虽然经历了“鼓励、控制、治理、规范”的演变过程，但信访制度始终围绕着“关心群众”的这个原则，迄今理念没有变。从当年毛泽东“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4]的批示，以及1951年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的要求，以及国务院两次颁行的《信访条例》中关于“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应是“密切联系”的规定，无不昭示着对现今“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的思想内涵不断在丰富，具体内容不断在充实，相关要求不断在明确，宗旨原则不断在坚持。因此，要建设一个“政府与群众”关系融洽的“和谐社会”，则化解社会矛盾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当代信访制度当代信访制度是我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其雏形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一般认为始于1951年6月7日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

作的决定》。从那时起，它作为表达民愿、参与政治和解决纠纷的一种特殊手段，在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涉法涉诉信访”是“涉法信访”和“涉诉信访”的并称。“涉法信访”始称于2004年2月中央政法委召开的全国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电视电话会议。“涉诉信访”始称于200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长沙召开的全国涉诉信访工作会议。“涉法涉诉信访”最早出现在2005年2月中央政法委下发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文件中。

虽然涉法涉诉信访这一名称出现于2004年，但到政法机关信访的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当时信访的主要内容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等历史遗留的问题，不同于现在所称涉法涉诉信访的问题。对于涉法涉诉信访的定义，不妨依据中央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第2条：“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指依法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由此看来，目前所指的涉法涉诉信访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同时，由于政法各部门的情况不同，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认识也不同，譬如执法实务中有的将法律咨询、举报、建议等都作为信访案件统计，有的只对受理登记的信访案件进行统计，导致统计数字不准确，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我国信访制度的人文视角

信访作为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活动，其制度则是特有的一种人权救济方式——一种非诉救济方式。这种救济方式曾因体制不顺、机构庞杂、功能错位、责重权轻、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以及信访人的法律救济意识淡薄等诸多原因，致使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不断发生阻遏，个别地方还引发了比较严重的冲突事件，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从实践的效果看，信访制度的确承担了大量的公民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工作，它是在行政体系内部，信访机关通过监督等方式监督办理信访事件的行政机关切实履行好相关责任、补偿公民受到侵害的权利的重要制度。信访机关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受到侵害的信访人及时反馈到办理机关，通过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行其职责，就地依法解决相关问题，既做到对信访人权利的救济，又实现了政府对社会依法管理的基本职能。信访制度的本质并非是信访机关代替行使相关的行政机关职能，而是通过信访机关分转信访事项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解决相关问题的机制，实现信访制度的功能。信访制度的这个特点，是其历史沿革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表明信访制度本质上根植于政府的公信力。正是因为信访人对政府有着相当程度的信任，才以信访的方式要求国家信访机关督促相关办理机关来解决各种信访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信访制度本身隶属于行政制度，才使得信访制度在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显得迅速、有效、及时。信访制度的这一特征，充分表明了信访制度不能离开政府的公信力。但是，信访制度汇总了各种行政矛盾问题的特性，使得信访机关成为国家行政领域内方方面面问题的焦点。一方面，信访机关要妥善对待信访人对政府的信心，督促办理机关及时、切实地完成相关事项，从而最终维护国家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信访工作的妥善完成最终要依靠办理机关的职能，只有每一个办理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切实依法履行好它们的职能，信访机关才能真正消化信访事项，真正保有信访人对政府的公信力，从而实现社会的最大和谐。

（一）信访制度的积极意义以及现实比照中的一厢情愿、盲目乐观信访制度是公民参与政治、表达权益和实行监督的制度化途径。“民主制度作为一项决策制度是效率不高的，但是，它的非政治性的副作用足以证明它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想要社会充满活力和兴旺发达，普遍参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必须支付的代价；除此之外，别无选择。”[5]信访作为一种公民普遍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它同时承载着百姓的利益表达和对公权力机构及其人员的监督职能。对此1945年夏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黄炎培时，他用“民主”的方式破解了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同时的方法就是通过信访来监督政府，来监督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实务中，信访制度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种权力技术装置，具有许多突出的功能，表现在：（1）提升政治合法性。通过信访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倾听群众呼声，密切党群关系，增加信任感。信访群众与各级官员们的“水火不相容”，但实际上他们都分享着共同的政治文化——对执政党和国家的信任和依恋，群众对公平的传统诉求在使社会利益平衡得以暂时维系的同时，也使权力机制的合法性得到再生产，进一步巩固执政党及政权的合法性地位 [6].（2）对官僚体制进行监控，防止腐化堕落。在建国初期，领导人非常注意反腐败问题。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信访作为对官僚体制的非常规监控功能体现出来。信访制度成为上级官员了解下级官员的非常规窗口。对信访涉及案件的调查，中央和上级官员可以绕过官僚阶层直接到基层调查，实现了中央和上级对基层的监督控制。（3）缓解激烈的社会冲突。通过信访实现执法公正，实际上发挥了社会稳定的作用。信访为民怨的排泄、社会冲突的化解提供了一个通道，譬如满足了信访者倾诉的需要，精神上的抚慰，正义的伸张，从而避免信访人采取激进的手段对抗社会。在不知不觉中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法律信仰。

《信访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了信访人有五大权利，即：批评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控告权、了解权和监督权。从而表明，信访人行使其权利的范围不仅包括对自身权利的救济，信访人还可以通过信访方式对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等的行为提出批评建议、检举等，充分发表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事项的主张，这就使得信访制度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途径。

信访制度是各级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保障，是政府进行社会调控、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协调机制。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是一种资源，也是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保障，有了客观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决策才能保证它的准确性和及时应变性。建国后，采取科层制进行国家事务管理，“科层内部的信息流动并不通畅，所以，上级政府只有（通过'上访'才能）打破科层制中养成的下级对上级报喜不报忧的默契，把政府逼到再也无法推说'不清楚'的地步”[7].信访要处理大量的纠纷，这些纠纷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堆积起来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及时化解，则会消除触发恶性事件的隐患，防患于未然。而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信访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离不开广泛性信访内容之间的献计献策，离不开灵活性信访形式之间的信息反馈，离不开直接性信访效力之间的意愿表达。

信访制度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它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一致的。“从群众中来”就是发现问题，“到群众中去”是为了解决问题。信访就是这一路线的具体实践形式。“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信访了解社情民意，“到群众中去”就是根据信访采集的信息完成决策，服务社会。任何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达到它的“有用性”[8].信访制度的地位确立，信访制度功能的发挥，既体现了信访制度在实践上规范化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为了追求信访制度的法制统一、秩序井然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信访制度的确立正是信访制度存在的实践价值之所在。信访制度的功能效用性，使得信访制度的规范化才具有实质意义。

上述是信访制度的存在的积极意义，但反观现实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发生的数量、性质以

及每年的数字对比，会发现社会结构性矛盾以及人之本性，使信访问题的解决非信访机制本身力所能及之事。

（二）科层制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完备的法律、制度都需要专业、综合素养高的人，佐以现实人文环境，方得以准确运行，惟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解、避免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从而使社会成本降低。笔者总结当前的执法制度环境，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处理机制，乃至国家事务管理，科层制管理与涉法涉诉问题信访问题内在有机联系。

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其主要特征是：①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②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③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④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组织的所有者；⑤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⑥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是工作关系。

从以上可以看出，科层制表现出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进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第一，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的管理，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中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官僚制度就像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占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因为人身依附关系，使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科层制实施的前提是以人的理性为土壤的，而传统国民的感性思维方式往往对科层制的理性进行左右，实务中，即使是纠纷双方均不满意的现象比比皆是。更何况人性的劣根性、认知的局限性也是执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三）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情势与信访问题形成信访制度是以信访问题的产生、发展逐步形成为前提，是法治社会的应然要求，并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出现的。而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本身亦是在执法过程中形成并恶化的。1999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写入了国家宪法，2004年3月22日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推进依法行政，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宪法应该神圣，但更应该实用和好用。法律、法规应该适用，但更应该正当、切实地适用。

笔者根据执法实践中的有关数据以及工作情况，将信访情势总结如下：

情势一：信访问题，上访高峰-影响社会和谐-预防和处理信访的能力成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投入信访机构的人力、物力增加、信访机构权力增强-民众上访成功几率加大-成功上访刺激更多民众的上访热情、上访继续增多-对上访的投入继续加大-上访更有实效-更多的上访-最终形成上访洪流。

情势二：一次次、一层层上访，一次次、一层批转，周而复始，无限循环。例行公事，八股文章，衙门作风，终点即原点。

情势三：上访，再上访，不断上访，终于幸运得到某位高层领导的关注，哪怕是只言片语，雷厉风行下来，甚至钦差大臣出动，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一些领导人似乎逐渐陶醉于这种貌似立竿见影的施政风格，实则是传统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思维外在表现。

情势四：实务中不排除少数上访诉求是过分的、无理取闹的，或者是职责以外的。极个别上访人员甚至由于自身原因或者长期压力，具有偏执倾向，不可理喻（从人性角度讲是令人同情的）。但现实中人们的定势思维，哪个地方频频出现上访、特别是进京上访，这个地方就被认定为“社会不稳定”，有关官员将会面临“一票否决”。于是出现无原则地屈从于上访压力，图个暂时息事宁人，促成众多上访诱因。

笔者在执法一线，从办案民警的视角，拟既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又从执法实务的角度，对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的成因作一探讨。

1、对实质公正的追求是涉法涉诉信访的内在精神动力按马斯洛的理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各种需要之间，有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次的需要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程序。他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它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在我国，传统儒家是一道德、人情社会，骨子里渴望被尊重的信仰根深蒂固，亦即是马斯洛的尊重需求。实务而言，法律规则从根本上不是司法判断活动决定的、根本性的标准，而是必须与“天理”、“人情”这样的非实定性标准结合起来，客观上为执法人员提供了一个非理性的判断标准体系。尔后执法人员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个案的实际情况确定“天理”、“国法”、“人情”这三项模糊标准在整个判断标准体系中的位阶次序，进而对案件作出裁决[9].在这样的标准体系中，人情往往被置放于首要地位。在纠纷解决中，首先依据的是情，其次是理，最后才是法，这是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10].在历史上，哪怕蒙受冤屈的人死亡，也要还其后人以清白。譬如岳飞死后多年，南宋王朝方给以中肯的评价，秋菊打官司只为说清一个“理”，近的如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拨乱反正型信访。由此传统立法追求的是实质公道，司法停留在非理性状态，依赖一种实在的个体化与恣意专断，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理性法律与司法。正是因为对实质公正的追求，才使民众在诉讼时有浓重的清官意识和清官情结。被尊重、渴望得到被尊重是普通民众其他层次需要和满足的前提。在他们感性的认知里，抽象的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清官代表着公正，能为民“作主”，即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11]，“明君”们也乐意实行直诉制度，让小民有条件地进京告御状，以便民间的冤情和疾苦能上达天听。

2、对法律作用的期盼穿行于传统与现代、理想和现实之间，求索平衡当前，法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运用规则和使人类行为受到规则治理的事业。严格来讲，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是舶来品，并非本土意义上的原生态，在嫁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水土不服，具体到执法环

节，驴唇不对马嘴的现象比比皆是。法律传统并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法律或纸面上的规则，而是对法律的行为、观念、态度，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活实践。就本土而言，自古至今，并不缺乏形式化的法律，传统的法律既是“道德之器械”，也是“行政上的一个环节”。就其规范性质而言，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没有明确的界分，就其活动方式而言，法律不具有自治性，法律始终被认为是“帝王之具”。在古代社会，法律并非没有形而上的根据，但是这种形而上层面不具有超验意义。古代君主的合法性源于“天”或“天道”，法律的合法性则源于“天理”和“人情”。天道无形，天理无言。这种天理-国法-人情的结构，在赋予法律权威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它的权威性[12].法律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进行规范，二者相辅相成，水乳交融，无法也没有明确的区分，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理念，亲疏远近的差异性观念并没有相应的减弱，人情社会的固有积弊，本身与法治社会水火不容，导致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从而寻求法律之外的救济手段。

3、实用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是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价值基础实用理性是儒家思想的传统的一个特征[13].所谓实用理性是指普通民众当中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实用的，并根据环境变化而调整其目标和行为的理性取向。人们对信访制度的依赖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实用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历来法治社会的建构需要法治的实践来支撑，法治也是一种生活经验，它像任何其他生活经验一样可以在实践中逐渐获得、积累和改变。但民众之所以倾向于法律之外寻求公道，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难以满足民众的正当需求。譬如法律设施不足、司法腐败常常妨碍实现公正、没有实际意义的司法独立、法律本身缺乏权威等等。根据成本与收益核算，当事人想当然地可能通过信访来达成心理欲求。

4、各色人等人性本身固有的贪婪、自私、虚荣、权力欲等劣根性是造成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心理渊源上述三点的成因均侧重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人来讲的，本点想说明的是造成的信访问题，至少不能完全归咎于信访人。信访问题本身的形成，恰如一场话剧，里面要掺入多少演员呢？单纯从信访人本身角度看，要经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若干；不同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若干；社会救济部门人员若干（如律师、好心人等）；问题相对人员若干（纠纷双方或多方）。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尤其市场经济的锤炼，利益最大化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了人们行事的规则，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的现象实务中不鲜见。这里面又有多少的超人，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在里面发展呢，更何况不仅仅为了吃米而活着的精英现实难觅，而被打入另类的还能成为精英吗？在制造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过程中，还有两种角度，实践危害颇大。一是不学无术，却掌握着程度不等的决策权、话语权，导致执法混乱；二是学有术，但理解，处理问题层面不同，别有用心，曲解法律。但行为内在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满足其权力欲、虚荣心、自私、贪婪，不一而足，从而导致法律被扭曲，进而形成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同时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在分化基础上形成多元结构，而多元结构的稳定性恰恰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这种均衡的实现，关键在于实现权利资源的平等分配。只有利益分配公正，多元利益得以协调共存，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然而在目前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存在及数量表明，执法的利益多元尚无充分把握达到和谐高效运转，更何况目前社会现存的贫富悬殊、失业率高、三农问题、腐败、教育不公、社会保障体系缺位等问题表明：利益协调机制并未完善，弱势群体利益依然被忽视和剥削，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失衡。

三、涉法涉诉

信访问题的现实思路，解决机制探析单纯信访制度本身并不能够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信访机制本身只是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批露，其上传下达速度仅能对当事人心理上起一个缓冲作用，而问题的彻底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究竟以何种资源为主来建设法制，实在不是什么人可以主张和预测的事，而只能通过其法治、实践博弈而决的事。一方面，我们必须运用人类业已选择并遵守的规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法治难题；另一方面，我国自身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永远不可能撇开自身的文化积淀和现实关切而栖身于任何意义上的异文化的“卵翼”中，否则易出现水土不服，发生橘南北枳的状况。反观目前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付出与收益的极大反差，居高不下的成本亦是对社会前进与发展的阻碍，千孔一面、千篇一律的相同、相似问题，解决方法的雷同，但矛与盾的对话至今尚未见休。

笔者试从执法人性化、多边认同、执法积极、法制健全角度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行探析

（一）执法人性化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本身，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共生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最直接表现是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之博弈。而博弈之前提，不妨听一下曾是国家信访局局长所言四个80%：群众信访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是有道理应予解决的；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14]，而实务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无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同演绎版本。人性中，既有向善的一面，亦有上述提到的诸如贪婪、虚荣、自私、权力欲等劣根性的一面。执法人性化，既要包含对信访权利人，亦要针对被信访相对人以及信访机制中的各个环节中的工作人员。实务中最为常见的是人性中的贪婪对信访体制的扭曲，常会出现为了消灭一只苍蝇，不惜烧坏一幢房屋，由此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

执法人性化，在实务中与畅通信访渠道息息相关。畅通信访渠道，是指有关信访人依法行使权利的渠道应当保持畅通。畅通信访渠道，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信访人的建议权、申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信访渠道不够畅通是实务中信访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譬如有些政府和政府部门公布的相关信息不到位，信访人一信多投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得不到及时的信息反馈，使信访演变为走访、上访，甚至进京上访，劳民伤财。

执法人性化，针对信访相对人及单位，对造成这一事件的不正当既得利益者，必须落实责任追究，“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像造成“赵作海”事件的执法人及单位，相关人的提拔、评先树优绝对是对依法治国的讽刺。执法人性，是从大局利益格局下的人性化，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下的人性化，你之人性，以不妨害其他之人性为前提，倘有人敢越雷池一步，便让其感受法制之威严，实务中切忌投鼠忌器。

执法人性化，针对信访问题解决机制本身，要明晰其职责所在，既选择这一职业，得陇望蜀之心态要平抑，超然于不同人性之交织，在结合不断提升综合素养基础上，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执业，具备无欲则刚之魂魄。

执法人性化对于一个转型时期利益分化明显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传统人文视角下的执法机制，执法人员本身的现实语境、行为环境来看，执法人性化是缓解市场经济引起的利益分配格局失衡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的重要环节。当前，现今社会已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各利益主体致力于寻求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在整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利益冲

突结构性地在所难免。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的逐步觉醒，面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依赖于强权来化解，往往事倍功半，使冲突进一步恶化，而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适当的协调机制来调和各种利益冲突，同时增进各方利益的方法，达成共识，实现多元利益的共存，而要完成上述，结合目前现实，执法人性化是应然选择。

（二）多边认同事实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形成，是经济社会产生以来，所呈现的多元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情境的产物。社会发展史表明，通过回避“矛盾”和压制“冲突”来谋求多元利益通向一致的道路，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公正。相反，“矛盾”和“冲突”不仅会形成一种不受旧的制度机制所约束的新环境，而且它还将通过促进新的制度与机制的加速生成，使社会进一步增加弹性和协调性，进而在各种利益分配的调和中，大幅度提高社会多边认同而提供体制性资源。

执法实务中，注重建立利益表达、协调与妥协，以及利益救济的机制。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缺乏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利益冲突得不到解决便会日积月累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如果利益表达被滥用，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损害原有体制的正常运作和发挥，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因此，多边认同表达的理性化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以社会的稳定为底线，为利益表达提供合法途径，造成多边认同表达制度化空间。这要求职能部门为公众提供适当的、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公众的要求和意见能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议程中，形成良性、有效互动。一方面，职能部门收集到更全面、客观的社会信息，为现实决策提供现实依据；另一方面，有利于民意的表达和民愤的疏导，缓解部分公众的不满情绪、缓和冲突，从而有利于协调职能部门和社会的关系。

（三）、执法积极执法积极是指各个层面、不同角度的执法人员，在个案执法过程中，依据自身的职能、职责积极行为，真正把法律精髓落实到工作中去，而不是把内心骨子里劣根性不自觉地渗透到执法环节，末了便归咎到体制上、他人的劣根性上。恰如每个人似乎都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但严格说来，每个人都是对他人的腐败深恶痛绝，而不是包括其本人。对此的认识，不妨从传统文化中的升官发财、衣锦还乡的思维里面找些答案。

唯有执法积极，才能在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中严格执法、准确适法，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切的努力、尝试、改革才能有其动力渊源，才能够解决“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问题。在处置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过程中，法律规范着信访人的行为方式，同时信访人又客观体现和改造法律，法律真实再现无法摆脱信访人的制约而存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由于执法消极，使得当事人的一些合理的主张、理应得到的利益往往得不到法律意义上的确认和支持，权益被损害，从而成为信访行为人，而另外有些人却不正当获取了福利，社会公平在不知不觉中遭受贬抑。

（四）法制的健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最终解决，“解铃”所具备的要件，不外乎“系铃”时的要件。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基础，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大程序法为基础，为《刑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土地管理法》等实体法律为条件，以《信访条例》为专门性法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和各项制度作为补充，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法规体系。

执法一线人员在熟悉法律条文基础上，娴熟运用法律思维，把握执法人性化、构筑多边认同、执法积极，切实把法律精髓、要义贯彻至实务工作中去。在这一点上，不妨借鉴二千六百多年前的管仲说出一段话，该段话犹如黄钟大吕，至今不丧失其先进性。“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15]，讲的是治国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互相勾结，虚伪巧诈以满足个人的私欲。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团结而能够靠拢国家，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作为现代法治作为形式化的技术和规则的总和，我们身居其中，执法理念、实践的传承任重而道远，法治的美好愿景于现代人而言，还存在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空间，我们有幸见证，并穿插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或积极、或消极。

结束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历史与现实、人文与体制纠葛的复杂原因，是一些长期沉积问题的恶化与暴露，也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副产品，必然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同时，也要认识到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如何标本兼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老话题。

“不法古，不修今”，古与今，现实与历史是制定法律、政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拿到实践来讲，不要效法古代，也不要拘守既成现实，一切从时代进步的需要出发。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解决机制必须要结合我们经济改革这一背景，是一个动态实然机制，具体到其中的每位人员，都是一主观能动的载体。

参考文献：

[1]皮纯协，潘祜周，王英昌，中外监察制度简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王亚美，中国信访制度研究[D]，山西大学2006届法学硕士论文。

[3]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25。

[4]刘絮、聂玉春，《信访工作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P26页。

[5][美]埃尔斯特*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三联书店。

[6]参见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7]同上。

[8]汤唯，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

[9]孙万胜：《司法制度的理性之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P84。

[10][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事契约》，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24。

[11]同[6]。

[12]参阅梁治平编：《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19页。

[13]参阅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了望东方周刊》，2003年。

[15]参阅管子：《君臣（上）》第三十。

第二篇：正确对待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正确对待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www.xiexiebang.com

2010-01-29 1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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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显露，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大量增加，进京访、越级访、群体访、重复访大量上升，这不仅增加了上访群众的精神物质负担，还严重影响了各级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影响社会稳定，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处理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方法，建立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推动此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提高对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是关键，认识问题不解决，是搞不好这项工作的。

当前社会上对待信访的几种认识：

一、对信访的认同。认为信访是正当的、合法的，应当给予支持。持此观点的一般是个体，即信访者和普通公民，也有一些是认为自己解决不了具体事务的工作人员。

二、对信访的不认同。认为信访问题是个困局，将信访高发事态归之于群众的觉悟，抱怨群众“觉悟低、素质低”，“胡搅蛮缠”，把信访群众看成是刁民，将信访问题看成是刁问题，认为信访是破坏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持此观点的一般是国家机关及个别工作人员，尤其是负有消除信访发生或解决信访问题而面临问责的部分官员或信访工作人员。

三、认为信访是封建残余。将当前的上访、信访看成封建社会的拦轿申冤一样，认为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耻辱，表达出一种无奈、愤懑和指责。持此种观点的一般是局外人。

法院面临信访问题的尴尬

近日，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针对法院执行工作要求，各级法院要建立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对重大信访或重复信访案件一律实行公开听证，畅通当事人与执行法官的联系，做好案件执行的答复和释明工作。这个表态对促进执行工作的效果应该说颇有意义，不过在此之外，法院通常还忙着接待涉及案件审判的信访，这是否合理？

信访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持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现实中主要是为自认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提供寻求救济的一种渠道。提供救济固然是好的，但信访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信访人员所控告的对象多为直接管理他们的政府机关，他们已经不信任这些机关了，为寻求救济，倾向于越级上访。接访的上级机关通常又没有向这些民众直接提供救济的渠道，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把民众的信访转回民众控告的那级政府，导致问题很难解决，于是就此产生了“老上访户”，产生了频繁的越级上访。还引发了高层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大接访，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大截访”的现象。

如果说其他政府机关陷于信访的怪圈还情有可原，但法院应当没有理由陷入信访的困境。众所周知，处理社会矛盾可以有多种渠道，但司法程序应该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后屏障，法院本身就是向民众提供救济的场所，而且，古往今来，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在和平秩序下民众寻求救济的最后场所。法院的公开审判程序，也给双方充份的、公开的辩论机会，法官也是按照法律作出裁判，更重要的是法院体系有上诉、申诉机制，从理论上讲，终审法院的裁判应当是最终的处理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应当比信访更可靠，人们应当是在信访无效之后才到法院寻求救济。可实际情况是，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集中到法院，法院依法裁判后，却成为信访的对象，这样一来，法院与信访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局的，相反，人们在法院已经走完法定所有程序后，把信访当成了超级上诉程序。之所以说它是超级的，是因为信访程序对信访的次数、理由没有明确的限制，当事人可以不断的上访。体现出人们对法院的不信任，当事人对法院裁判提出的信访，尤其是向法院以外的党政机关、人大组织上访，这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对于各种纠纷，社会不再存在终局性裁决机构，使社会丧失了终极的权威，正义虚悬在未知之处，人们可以什么都不信，只要自认为权益受损，就可以随便质疑任何机构，任何机构对此都难于把握。即便法院院长大接访、举行信访听证，可能仍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困境，不能不说这是法院工作乃至当前司法、信访制度的尴尬。

目前处理信访问题的几种做法

1、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依法解决信访问题。这是国家的主流工作原则和方法。国家一方面加强了信访制度建设，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另一方面加快了信访机构的建设，不但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专门的信访机构，而且在国家机关各行各业各系统中建立了信访接待部门，中央要求：一是要在源头工作上下功夫，出台政策注意兼顾各方利益，执行政策切实做到不折不扣，防止因政策措施制定不当和政策执行走样而引发群众上访；二是要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通过解决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使上访群众息诉罢访；三是要在完善机制上下功夫，处理好畅通上访渠道与规范信访秩序的关系，依法保证群众的信访权利，引导群众遵纪守法；处理好挖掘信访部门自身潜力与发挥其他部门作用的关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大信访工作格局。

2、变“上访”为“下访”，建立信访听证制度。建立干部定期下访制度，将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公开处理信访事项，做到公开、公正。

3、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监督机构和督察人员。建立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求谁主管谁负责，发生信访事件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强化督察督办，对越级访、群体访、非正常访，逐案交办，逐案督办，限期完成，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评查，对报结案件进行回访，在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基础上，力求群众满意。

采取的以上这些做法，都是为解决所谓“天下第一难，天下第一烦”的信访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党政机关到各级司法部门，不能不说是“煞费苦心”，不能不说是“工作艰辛”，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规章、办法应该说比较全面和新颖，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仍然未能阻挡信访洪峰的势头。还应分析涉诉信访的原因。

涉法涉诉信访形成的原因

执法方面：

1、从当前的司法体制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还没有完全确立，有些行政领导对审理案件打招呼，干扰法官独立、秉公办案；

2、案件该立未立，立案后久审不决，判决后久执不结，公平正义未能及时兑现；

3、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不一，审判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的内部规定，民众不了解，使得当事人对法院公正的裁决有误解；

4、受政绩考核测评影响，有些司法机关不能正视和纠正自身和下级机关办案的错误，一味姑息迁就，案件将错就错；

5、司法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案件审理质量有瑕疵；

6、司法人员失于判断、惑于财色、迫于权利办金钱、关系、人情案，导致当事人告状申诉无门、诉讼成本加大、权利长期未能实现；

7、现行法律程序限制了部分权益人的权利（刑事案件受害家属对刑事部分）；

8、没有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推脱敷衍，导致上访升级，直至聚集到中央。

信访人方面：

1、公民法律意识增强，但法律知识不足，一些群众自认为法律程序对解决他的问题不利时，就会信“访”而不信“法”；

2、信访人对法律的理解及对事实的认识有偏差，主要是案件的客观事实与法律能认定的事实存在差异不能理解；

3、受新闻媒体和舆论传媒的误导；

4、部分当事人心理扭曲，一但自认为自己“委屈”了，就要求上级保护，进而上访申冤；

5、信访人信访目的不纯，有些信访人并非对司法机关处理不服，而是提出无理要求，试图通过信访得到补偿，以解决自己或家庭的经济问题。

提高对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

一、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依据：

我国以宪法为核心，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大程序法为基础，以《民法通则》、《公司法》、《土的管理法》、《物权法》等实体法律为条件，以《信访条例》为专门性法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和各项制度为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体系。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处理决定的，有权提出申诉；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犯罪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申诉等。由此可见，包括但不限于涉法涉诉信访的信访权，是国家赋予人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包括批评建议的权利和控告、申诉、检举的权利。这是公民参加社会与国家管理的公权力、以及行使私权救济的私权利，具有双重意义。因此，它出师有名。

二、涉法涉诉信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的体现

涉法涉诉信访体现了我党和政府历来的工作路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二是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司法的实事求是就要做到有错必究，涉法涉诉信访是为我们提供纠正冤假错案的一个渠道，应当使之发挥作用。

三、涉法涉诉信访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

我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近代时期不过百年，封建残余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法治思想在中国站脚的时间太短，民众习惯于任官不认法，这一点区别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民众，不能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评价我国情况。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国国情为基本出发点，我国依法确立的信访制度，是依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制定的信访制度，就是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它是基于本土特色的一项制度设计，承载着公民政治参与、民意表达、纠纷化解、权益救济以及维护稳定的功能，充当着社会生活“晴雨表”、“安全阀”的角色，还是司法公正的“检验台”。

四、涉法涉诉信访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涉法涉诉信访主要反映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司法腐败等问题，从反映问题的内容和目的上看，既有对“公权”寻求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也有对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等“私权”的维护和“利益兑现”的渴望；从反映问题的形式和方法上看，采取的是按照国家法律设定的规则、党和政府允许的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其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和谐的方法。涉法涉诉信访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反腐倡廉，限制权利、消除不平等，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看出，二者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具有一致性的。做好新时期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是民众对我们的愿望和期待，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保证。尽管工作是长期的、艰苦的，但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提高对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就会使此项工作朝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健康发展。温家宝总理已经道出了做好信访工作的出路何在，即“热情”、“依法”、“负责”、“奉献”。

第三篇：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政法机关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怎么办？杨洪岐、杜桂芝两件冤案就曾到哈尔滨市检察院抗诉，对明明符合抗诉条件的也硬说你不符合，只是口头答复，不给出具任何法律手续，控告哈尔滨市检察院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让冤同抗诉不能。

第四篇：全县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全县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全县政法各部门按照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上访工作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纯洁性教育活动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狠抓了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的复查和处理工作。截止目前，1—9月份全县共排查出涉法涉诉信访案件35起，其中：公安18起，检察院1起，法院1起，交警队7起,东村镇1起。已结已息8起，已结未息11起，未结未息17起，涉纪1起，三跨三分离1起。没有中央、省交办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一、注重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诉求

政法各部门把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上访工作与正在开展的三大活动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三大活动活动推动集中处理工作向纵深发展。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结合《信访条例》的贯彻实施，在认真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广泛深入地宣传《信访条例》，深入开展了对上访群众的法制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上访群众理性合法地通过正当渠道处理自己的诉求。在做好重点上访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注重排查梳理，建立预警制度。

县直政法单位负责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部门在做好接访工作、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同时，建立了由县联席会议、县委政法委统一牵头、政法各单位具体负责的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组织机制。县委政法委先后2次组织县直政法各单位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摸底排查工作，采取清理信访台帐、走访乡镇和有关单位的方式，将清理出来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逐个建立个案台帐，实行动态管理。各单位加强与县委、政府以及各乡镇的联络，实行信访工作重心下移、重点前移，掌握上访动态，建立预警制度，做到有的放矢。通过超前预测民意、畅听民言、分担民忧，使群众话有处说，理有处讲，冤有处申，下情上达。特别是在重大节日、两会期间，增强信访工作的主动性，把握信访工作的规律性，坚持依法信访、负责到底的原则，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入手，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努力克服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棘手，就认真处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难办，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把焦点化解在萌芽，把矛盾解决在一线，把问题处理在基层，把法律政策落实到上访人员的心坎里。

三、注重齐抓共管，包干稳控上访

针对涉法涉诉上访人员多在重要敏感时期上访这一情况，县联席会议和县委政法委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充分调动各涉案单位和上访所在乡镇（单位）及其亲属共同参与涉法涉诉上访的处理工作，严格实行“五个一”的包案处理制度。对每一起案件，县直政法各单位均明确了一名副职领导专抓，一个部门专管，其他部门协助的齐抓共管、责任包干的工作局面。同时出台责任化解一览表实行“一个案子一名包案领导、一名包案责任人、一名督办领导、一名督办责任人、一名稳控领导、一名稳控责任人”的详细化解方案，县公安局、县交警大队、等有关单位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分别做好依法处理、包干稳控等工作，最终使该案顺利办结，当事人息访息诉。

四、注重实事求是，坚持依法处理

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县直政法各单位本着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依法处理、逐案消化的原则，按照“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正确的维持，缠访缠诉的予以依法打击处理”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把握法律、法规和政策界限，严格落实依法维护上访者权益的要求，认真做好案件处理工作。为确保涉法涉诉上访案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落实到位，县委政法委每季对县直政法各单位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情况开展一次督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与此同时,还出台了《关于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制度的通知》和《关于开展集中清理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积案专项活动的通知》。有力地推动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化解。

五、注重正面接触，真情平息上访 县直政法各单位坚持实施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零距离”接待制度。所谓“零距离”就是接访干部和上访群众直接正面接触，有话说在当面，有诉求答复在当时，有问题解决在当场，与上访人员交心、交谈、交底，赢得上访人信任，取得上访人理解，博得上访人支持。如建立信访接待室（庭），明确专门的负责机构和负责人，制定一整套信访处理工作程序等。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均建立了“领导接待日”制度，县公安局开展了“大接访”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布，做到尽人皆知。在“接待日”和“大接访”活动中，明确一名领导值班，要求值班人员要做到以“五心”对待来访群众，即热心、耐心、细心、关心、诚心，同时要求作为首办责任人，依法受理，负责到底。对于涉法上访案件，做到一案一档（或一人一档），定期回访，消解矛盾，维护稳定。对问题已解决、群众反馈意见表示满意的进行归档。对于虽然问题得以解决，但群众仍不满意的，要继续做好思想工作，直至群众满意才能归档。

第五篇：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总结 2008年上半年，我局按照全区政法信访工作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职能，为全国“两会”顺利进行、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和我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区信访办及相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强领导，完善信访工作机

制

为加强对信访工作的组织领导，局党组制定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相关部门参与，兼职信访员负责日常工作的信访工作机制，把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信访工作实施意见，纳入目标管理与年终奖惩挂钩。要求各科室密切配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完善处置预案，坚持教育和正确的舆论导向，确保信访工作目标的全面完成。

二、密切配合，落实信访工作责任

我们针对涉及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家庭生产生活、普通群众生产生活中与法律法规和政策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排查摸底，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为认真贯彻司法部、国家信访局精神，我局还组织律师主动参与涉法涉诉工作接待，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引导上访群众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依法解决信访事项；就重大疑难信访事项为各镇（街办）、各部门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受理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广泛开展了“一村一律师”活动，律师参与到信访工作中，为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受到各镇（街办）领导和群众的欢迎，为确保我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下半年，尤其奥运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提高认识，强化制度，分析矛盾纠纷的特殊性，仔细排查，集中梳理，有效减少越级上访的发生，做好特殊时期和敏感时期的信访维稳工作，真正做到为区委、区政府及区领导分忧，为我区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