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三项”机制依法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修改)

第一篇：推行“三项”机制依法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修改)

落实“三项”机制

依法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试谈涉法涉诉信访件的类型、成因及对策

临安市信访局高学军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显露，并通过信访渠道汇集，特别是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热点、难点和焦点。据临安市信访局的初步统计，近三年来到信访部门反映的涉法涉诉信访件在信访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2007年占16.2%，2008年占16.3%，2009年占17.1%。针对这一实际，临安市信访局大胆探索新形势下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工作新机制, 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依法维护群众合理诉求, 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一、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基本类型

根据中央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的规定，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指依法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结合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和本地信访工作实际，就目前到信访部门反映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行简单分类。

1、按受理渠道分，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已经提出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主要包括对刑事、民事、行政裁决不服，对执行不满等而上访的，以一般民事纠纷和执行问题的信访案件居多，有部分已经提出诉讼、仲裁（包括劳动仲裁、山林承包纠纷仲裁等）及行政复议的，担心结论可能对自己不利而到信访部门上访反映，借此对相关部门施加压力以达到信访人的个人目的，也有的是对已经出具的裁决不服而到信访部门上访反映，以寻求解决或希望能得到司法救助等。

二是应当由公安、检察等机关调查处理的及应当进入行政复议等法定程序的信访事项。一般来说，公安机关受理的信访主要有检举类、告警类、申诉类、求决类等。检举类信访为要求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其中以反映“黄、赌、毒”及涉黑犯罪等治安、刑事问题为多，举报村级财务、民间借贷（特别是涉嫌非法集资及诈骗）的信访问题近年也有上升趋势；告警类主要是反映民警办案不公、态度差、生活作风等问题；申诉类主要是对伤势鉴定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等；求决类主要是交通事故或其他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由于调解不成或肇事者无力赔偿，通过诉讼需要复杂程序、较长时间且有一定风险，因此通过信访要求解决，还有户籍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由检察机关受理的信访案件，主要有控告申诉类、举报类和刑事赔偿类。控告申诉类是对法院民事行政诉讼裁决和公安机关处罚、处理决定不服，要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监督的申诉；举报类以揭发举报村干部经济问题、村级财务问题和选举不公等问题居多，也包括检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

三是应当通过诉讼解决的民事纠纷、行政诉讼案件或自诉的刑事案件。普通民事纠纷主要包括债权债务纠纷、医患纠纷、邻里纠纷及一般治安事件中的赔偿问题等；行政诉讼案件主要指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政行为不服而需要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案件；自诉的刑事案件主要指诽谤、侮辱、轻伤自诉案件（已经造成轻伤以上伤害但未产生严重后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等刑事案件。

四是应当通过仲裁的纠纷。包括劳动争议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等，一般此类争议或纠纷都有相应的仲裁委员会受理。

2、按内容分，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是执行问题。此类信访问题约占涉法涉诉信访总量的27%，主要指案件虽然已经作出判决，但就赔偿款、债权等一直未执行或未执行到位。产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被执行人的原因，如被执行人确实无条件履行，被执行人死拖硬抗、暴力抗法，被执行人逃逸或提前转移财产等；也有执行法官的原因，如执法力度不大，未能主动查获隐匿财产等；也有申请人自身的原因，如碍于情面，不主动获取、报告被执行人财产情况等。

二是人身损害或工伤赔偿问题。此类占涉法涉诉信访总数的23%左右，主要包括工伤赔偿、雇佣劳务关系中的人身伤害、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打架等其他刑事案件中的人身损害、食物中毒造成的人身损害及医疗事故中造成的人身损害等。

三是各类纠纷和争议。约占涉法涉诉信访总数的20%左右，主要包括劳动争议，如劳动合同纠纷、工程款结算纠纷、加班费和养老保险纠纷等；承包纠纷，如权属确认纠纷、山林或土地承包纠纷、山界地界纠纷等；邻里纠纷，如采光权通风权纠纷、道路纠纷等；家庭纠纷，如婚姻感情纠纷、赡养和抚养纠纷；村民自治产生的纠纷，如村民待遇问题、土地征用款分配问题等。

四是不服判决的。约占涉法涉诉信访总数的12%左右，包括不服本级法院判决又未及时上诉的，导致延误了上诉时效的案件，有的甚至是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才提出不服而向信访部门反映的；向上级法院上诉后，不服终审判决而上访的；已经通过再审程序而终结的案件，不服后再来上访的。

五是刑事案件。约占涉法涉诉信访总数的10%左右，主要有交通肇事案件，受害方不愿意起诉而通过信访要求赔偿的；非法集资或诈骗案件；故意伤害或杀人，受害方要求赔偿的案件；滥伐森林等。

六是其他。约占涉法涉诉信访总数的8%左右，包括法院立案受理问题，如法院该立而未立的案件、法院依法不予立案而信访人坚持要求立案的案件等；对行政行为不服的问题，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为；揭发举报贪污、受贿，应该由纪检监察、检察院（反贪局）等受理的问题等。

二、产生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主要原因

涉法涉诉信访的产生，成因复杂，既有信访人自身原因，也有司法方面的问题，更有其他深层次因素。

1、唯官唯上，信“访”不信法

这是信访人自身方面的原因，也是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访人法律意识增强，但法律知识不足。有些信访人受“官就是法”、“法就是官”等封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人制”思想的影响，存在信上不信下，信官不信法的观念，认为政府是全能的，可以包办一切，导致在信访活动中存在“青天情结”和“唯官唯上”的心理，经常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和“要想有出路，必须上马路”的不良信访现象，想通过找上级领导，让其向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进行干预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二是信访人不能正确认识法与情理之间的冲突。有些案件从情理上来看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法的角度来审视，往往缺乏相关证据，或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为依据，得不到支持。还有一些案件，因查明的事实与案发当时的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事人又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只能依照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做出裁判。一方当事人因得不到期待的结果，又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裁判结果而导致上访不止。

三是信访人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扭曲心态。他们认为自己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经常无端猜疑案件承办人与另一方当事人有密切关系，案件尚在处理过程中，就不断上访。对处理结果不服，也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却到处上访。他们认为，上、下级机关的执法人员“官官相护”，走法律程序也不会有好结果，不如通过上访引起领导重视，给予关注。还有相当一部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已经通过行政复议、民事或行政诉讼等手段，走完一审、二审、重审、再审等，穷尽了法律手段和程序，但当事人仍对相关处理意见不满意或不服法院判决、不认罪服法，抱着个人的目的，长期向各级政府上访。

四是信访动机不纯。有相当一部分信访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由，不尊重客观事实，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任意妄为，为了个人利益，故意提出一些过高、不合理甚至无理要求，对处理结果一旦未满足就越级上访，长期缠访、闹访。

五是信访成本低，解决问题快。信访人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尤其是广大农村，群众生活水平低，经济条件差，对一些涉法案件，通过司法途径，难以支付诉讼费和昂贵的律师费。况且司法途径，程序性强、时间长。而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时信访途径又比诉讼程序解决问题快、成本低，使得部分当事人误认为找“大盖帽”，不如找“乌纱帽”，频频上访，甚至组织集体访、越级访，试图迫使党委、政府介入涉法案件。

2、执法不公，监督制约不力

这是司法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是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

一是执法不公。个别执法办案人员政治思想素质不高，原则性不强，在个案处理中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案件久拖不决、久侦未破，错案长期得不到纠正以及执行难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使得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二是办案有误。个别执法办案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原始证据采集不及时或不全，事实认定不清，责任划分不明，审理程序不合法，适用法律不当，处理判决有误，执行不及时，造成执法过错或过失以及案件有瑕疵等。三是有错不纠。个别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明知案件处理不当、有误，却不采取正确有效的补救措施进行纠正，严格依法办案，而是蒙骗搪塞群众。更有甚者，个别执法办案机关为了树立执法权威，以法压人，以权压人，干脆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对涉法涉诉信访群众进行打击报复。

四是监督不力。内部监督流于形式，一些监察、检察机关对执法司法的公正性监督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外部监督过于宽泛，对司法程序监督往往留停于宏观层面上的指导，新闻监督又缺乏法律规范，等等。内外监督不力，影响到司法公正的程序，事实认定不清、责任划分不明、案审程序不合法、适用法律不当、处理裁判有误等执法不严、不公的问题时有发生，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受到影响，信访人心理失衡，自然会引发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3、职能交错，管理机制滞后

这是政府管理层面的原因，目前我国部门繁多、机构庞杂、职能交叉重叠，管理机制相对滞后，这也是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一是因横向不协调，造成一信多投、多访现象普遍存在。以群众对民事案件裁决不服为例，由于长期受部门工作的影响，政法系统并没有将信访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存在信访、司法“两张皮”的现象，案件承办人认为案审结束便履职到位，如果当事人不服应该通过法定途径由上级业务部门处理；而作为隶属于行政机关的信访部门，对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并没有处理的权限和职能，政法部门不愿管，信访部门管不了，必然造成上访升级，民怨加深。二是因纵向不沟通，导致缠访、越级上访不断。在具体涉法涉诉信访案的办理中，尤其在伤情鉴定和案件定性等问题上，部分责任单位与上级业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信访人多头信访，接待受理部门答复口径不一，存在多头批示现象，给信访人过多希望，而给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大难度，导致上访不止。

三是信访部门受理权限不明。国务院《信访条例》已经明确规定，隶属于各级政府的信访部门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不予受理，但各级信访部门还存在受理、交办原本就不应该受理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致使下级信访部门无法着手处理而使信访件久拖不决，从而使信访人上访不断。

四是对无理缠访、闹访者处臵不力。上访者摸着了政府害怕上访的心理，助长了他们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念头。一方面，各级公安机关抱着“慎用警力”的心态，实质是不用警力，对那些围堵政府机关、严重扰乱办公秩序、穿状衣告地状、以服毒自焚等威胁政府、将生活不能自理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滞留接待场所等行为不及时进行依法打击或处臵，助长了无理上访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政府一味地讲求“和谐”，做出无原则地让步，抱着“化钱买平安”的心态处理问题，往往让无理上访、缠访、闹访者得益，反而越化钱越不平安，导致在社会上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使当事人寄于上访的希望远远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方式。

三、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主要对策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两者不可偏废。如果说信访制度是“善政”，那信访必须与司法相结合，才能促进社会和谐。临安市信访局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和中央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的规定，针对目前到信访部门反映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现状，推行了“三项”工作机制，有效地促进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依法解决。

1、落实分流受理机制，规范信访程序

临安市信访局根据市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每年从各部门抽调人员从事来访接待工作，其中法院、公安为必抽单位，人员一般都安排具有信访工作经验的中层干部，每半年或一年轮换一次。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临安市信访局推出了“分流受理”机制，在人民来访接待中心专设“涉法涉诉”信访受理窗口，由法院、公安的抽调人员具体负责，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行分流受理。

一是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或程序终结的案件。该类信访问题主要包括已经提起诉讼、仲裁及行政复议的案件，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已经作出裁决，进入执行程序的；对裁决不服，有的已经上诉，有的甚至通过二审、重审、再审等程序，仍不服处理的案件。此类信访事项直接由“涉法涉诉信访受理窗口”直接接待，并直接向法院反馈，信访局不予受理，也不登记，只在来访事项中备案待查。对案情复杂、处理难度大的案件，信访部门可向法院建议，由法院向政法委提出申请，请政法委牵头协调或召开听证。如於潜镇自由村詹某及其亲属多次越级上访，反映临安森林警察大队於潜中队以涉嫌滥伐林木罪对其刑拘，并扣押15万元赃款，现已经由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因詹某患精神病而中止审理，其多次提出要求撤案并返还预交款。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待后向其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单，同时，由法院抽调人员及时向法院联系，将所有材料转交政法委，并建议政法委牵头，召集公安局、检察院及法院对该案件进行研究，依法处理。

二是已经由公安或检察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主要包括故意伤害或杀人案、非法集资或诈骗案件、滥伐森林案、交通肇事案以及揭发举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案件，该类案件因正处于调查取证阶段，尚未定性，依法应当由公安或检察机关独立办案，行政部门不得干预，因此信访局也明确不予受理，而是由“涉法涉诉信访受理窗口”接待后向相关部门反馈，同时告知信访人应该向相应部门反映。如汪某以某节能灯厂将要在美国上市为由，从多处筹资800余万元后逃逸，受害人到信访局上访反映，信访局明确告知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依法处理。

三是应当通过行政复议的信访事项。对于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当依法向当地政府或上级行政部门提出复议，信访部门不予受理，一方面行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法履行职责，信访部门无权干涉，另一方面，行政复议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如果信访部门受理协调，很容易延误时效，致使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力后，增加问题处理难度。

四是应当通过诉讼、仲裁的信访事项。该类信访事项主要包括各类民事纠纷、工伤赔偿、交通事故及其他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等，按法律规定应当通过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但尚未进入程序的信访事项。信访局对该类信访事项可以受理，并交办、转送到各乡镇街道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处理。

对不同类型的涉法涉诉问题分流受理，进一步规范信访工作程序。

2、落实分类协调机制，明确责任主体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分类受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实行分类协调。

一是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或应当由公安、检察机关立案处理的案件。包括不服裁决需要上诉申诉的案件、执行不到位、工作人员执法不公等，此类信访问题的责任主体应该为各级法院、公安局和检察院，同级人大常委会负有监督职责，政法委承担牵头协调重大疑难复杂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职责，根据案件需要可召集相关部门协调、组织听证等。如太湖源镇钟某，多年前因经济案件不服法院判决，经二审、重审、再审等程序，后省高院认定该案件在执行方面存在瑕疵，其以此为由上访不断，因要求过高而一直没有解决。目前，临安市政法委召集相关单位和人员，组织召开听证。

二是应当申请行政复议的信访事项。行政复议的责任主体一般是当地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市政府主要由法制办负责行政复议的具体工作。如对临安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临安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向杭州市公安局提出。信访部门不予受理，也不应组织协调。

三是一般应当通过诉讼和仲裁解决、但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信访事项。如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林权纠纷、人身损害赔偿、工伤等，此类信访问题信访局可以受理，并区分不同情况，通过调解妥善处理。

一方面，“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作为信访工作的一项基本职能，信访局可以召集相关部门共同接待，并组织联合调解。联合调解一般由信访局牵头组织，请法院或律师、当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对矛盾纠纷进行会诊，并提出相应对策，同时召集当事人双方，以自愿为基本原则，做好双方工作，妥善化解纠纷，如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及时引导信访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如安徽民工赫某，在临安某装饰公司做油漆工，因工作不慎摔伤，经医院救治，但还存在较严重的后遗症，其妻子到市政府上访，要求妥善处理。信访局邀请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前来共同接待，并告诉信访人基本的解决途径，在信访人同意协商处理的基础上，由信访局出面，召集装饰公司负责人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装饰公司在全额支付医疗等相关费用后，再一次性补偿16.8万元，本应通过诉讼解决的信访事项得以妥善化解。

另一方面，信访部门也可以对此类信访问题以转送、交办等方式交由当地政府协调处理，各乡镇街道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召集当事人进行调解，力争通过调解予以妥善处理。同时信访局在交办时明确告知各乡镇街道，如果此类信访问题不能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告知信访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不能要求信访人向上级部门申请复查，因为应当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问题，复查复核部门不予受理。

3、落实归口终结机制，促进“案结事了”

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终极目标是既要“案结”，又要“事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此两者往往不能很好地统一起来，司法机关往往只注重“案结”，而忽视与该案相关的纠结在一起的许多矛盾，致使部分案件虽然从程序上看已经终结，但当事人却上访不断；行政机关（特别是信访部门）往往只注重“事了”，对任何事情都希望“一揽子”解决，但当事人却往往把无理的和合理的、正常的和过高的要求混杂在一起，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致使简单问题复杂化，使一些问题久拖不决，助长了一些动机不纯的信访人通过越级访、非正常上访给政府施压的不正之风，影响社会稳定。

信访事项必须有一个终结程序，对于普通信访事项，我们行政机关可以通过书面答复、复查、复核三级进行终结，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因本身不属于信访部门受理的范围，因此无法通过“三级终结”来对此类信访问题进行终结。根据涉法涉诉分类协调的原则，我们提出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的三个终结办法。

一是人民调解终结。一般民事纠纷、工伤赔偿及其他人身损害赔偿等，各乡镇街道都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处理，向信访部门反映的此类信访问题，信访部门也可以通过转送、交办等形式交由当地政府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如能达成调解协议的，该信访事项终结，如不能达成协议的，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如市自来水公司在泥山湾路铺设自来水管道，整条道路封闭施工，一贵州民工田某绕近道从该工地穿过，不小心摔倒在土坑中，第三天才到医院检查了现锁骨骨折，其要求自来水公司赔偿。经锦城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由自来水公司从人道主义考虑，一次性补偿2700元。该信访事项终结。

二是综合调解终结。综合调解是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于一体的调解机制，一般由信访局牵头，召集相关部门，并邀请律师参与共同对产生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综合调解以人民调解为基本平台，各职能部门参与的行政调解为主要手段，律师参与的司法调解为纠纷调处提供基本的法律保障，通过多管齐下，有效地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如横路乡武村村民叶某雇佣太阳镇沈某为其挖房屋后的排水沟，沈某在后山挖土作业时引发山体滑坡，导致叶某房屋倒塌，叶妻被埋当场死亡，邻居申屠某家房屋严重受损，申屠某就将沈某的挖土机强行扣留。对此，三方均来上访，沈某认为申屠某强行扣留挖土机是违法行为，给他造成损失，要求马上归还挖土机，并进行赔偿；申屠某认为其房屋无辜受损，也要求赔偿；叶某反映房屋被毁、妻子遇难、财产被埋，现无处居住，要求解决。横路乡通过调解，大部分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只有沈某与申屠某的赔偿因双方差距较大，迟迟不能达成协议。信访局针对该问题的焦点，召集国土、安监、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等，到横路乡政府召开协调会，通过多方协调，沈某一次性赔偿申屠某经济损失11万元，横路乡考虑到申屠某房屋需要重新选址建造，再补偿6万元，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该信访事项终结。

三是司法程序终结。司法救济是公民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与调解不同，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我们不支持任何矛盾纠纷都通过诉讼解决，调解是化解矛盾纠纷的最佳选择，但调解的基础是双方自愿，如果双方始终不能调解的，司法途径才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选择。任何矛盾纠纷，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必须遵循司法规则、维护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一般来说，信访渠道只能通过调解解决矛盾纠纷，而信访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目前有很多信访案件，是由于诉讼没有令当事人满意，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再反过来向信访部门反映，以求解决，这是一种秩序的颠倒。司法终结程序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能通过行政复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劳动争议类的纠纷，劳动仲裁是必经程序，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提起诉讼；诉讼后对判决或裁决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或申请重审、再审等，也可以向同级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等。

依法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前提是要进一步明确隶属于行政机关的信访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职责分工，信访部门要依法明确受理与不受理的界限，不得干涉司法独立、影响司法公正；司法机关要公开公平公正地履行职责，一方面要树立司法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要妥善处理各种疑难问题，化解各种矛盾，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篇：正确对待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正确对待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www.xiexiebang.com

2010-01-29 1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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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显露，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大量增加，进京访、越级访、群体访、重复访大量上升，这不仅增加了上访群众的精神物质负担，还严重影响了各级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影响社会稳定，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处理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方法，建立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推动此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提高对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是关键，认识问题不解决，是搞不好这项工作的。

当前社会上对待信访的几种认识：

一、对信访的认同。认为信访是正当的、合法的，应当给予支持。持此观点的一般是个体，即信访者和普通公民，也有一些是认为自己解决不了具体事务的工作人员。

二、对信访的不认同。认为信访问题是个困局，将信访高发事态归之于群众的觉悟，抱怨群众“觉悟低、素质低”，“胡搅蛮缠”，把信访群众看成是刁民，将信访问题看成是刁问题，认为信访是破坏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持此观点的一般是国家机关及个别工作人员，尤其是负有消除信访发生或解决信访问题而面临问责的部分官员或信访工作人员。

三、认为信访是封建残余。将当前的上访、信访看成封建社会的拦轿申冤一样，认为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耻辱，表达出一种无奈、愤懑和指责。持此种观点的一般是局外人。

法院面临信访问题的尴尬

近日，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针对法院执行工作要求，各级法院要建立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对重大信访或重复信访案件一律实行公开听证，畅通当事人与执行法官的联系，做好案件执行的答复和释明工作。这个表态对促进执行工作的效果应该说颇有意义，不过在此之外，法院通常还忙着接待涉及案件审判的信访，这是否合理？

信访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持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现实中主要是为自认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提供寻求救济的一种渠道。提供救济固然是好的，但信访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信访人员所控告的对象多为直接管理他们的政府机关，他们已经不信任这些机关了，为寻求救济，倾向于越级上访。接访的上级机关通常又没有向这些民众直接提供救济的渠道，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把民众的信访转回民众控告的那级政府，导致问题很难解决，于是就此产生了“老上访户”，产生了频繁的越级上访。还引发了高层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大接访，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大截访”的现象。

如果说其他政府机关陷于信访的怪圈还情有可原，但法院应当没有理由陷入信访的困境。众所周知，处理社会矛盾可以有多种渠道，但司法程序应该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后屏障，法院本身就是向民众提供救济的场所，而且，古往今来，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在和平秩序下民众寻求救济的最后场所。法院的公开审判程序，也给双方充份的、公开的辩论机会，法官也是按照法律作出裁判，更重要的是法院体系有上诉、申诉机制，从理论上讲，终审法院的裁判应当是最终的处理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应当比信访更可靠，人们应当是在信访无效之后才到法院寻求救济。可实际情况是，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集中到法院，法院依法裁判后，却成为信访的对象，这样一来，法院与信访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局的，相反，人们在法院已经走完法定所有程序后，把信访当成了超级上诉程序。之所以说它是超级的，是因为信访程序对信访的次数、理由没有明确的限制，当事人可以不断的上访。体现出人们对法院的不信任，当事人对法院裁判提出的信访，尤其是向法院以外的党政机关、人大组织上访，这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对于各种纠纷，社会不再存在终局性裁决机构，使社会丧失了终极的权威，正义虚悬在未知之处，人们可以什么都不信，只要自认为权益受损，就可以随便质疑任何机构，任何机构对此都难于把握。即便法院院长大接访、举行信访听证，可能仍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困境，不能不说这是法院工作乃至当前司法、信访制度的尴尬。

目前处理信访问题的几种做法

1、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依法解决信访问题。这是国家的主流工作原则和方法。国家一方面加强了信访制度建设，国务院颁布了《信访条例》，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另一方面加快了信访机构的建设，不但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专门的信访机构，而且在国家机关各行各业各系统中建立了信访接待部门，中央要求：一是要在源头工作上下功夫，出台政策注意兼顾各方利益，执行政策切实做到不折不扣，防止因政策措施制定不当和政策执行走样而引发群众上访；二是要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通过解决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使上访群众息诉罢访；三是要在完善机制上下功夫，处理好畅通上访渠道与规范信访秩序的关系，依法保证群众的信访权利，引导群众遵纪守法；处理好挖掘信访部门自身潜力与发挥其他部门作用的关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大信访工作格局。

2、变“上访”为“下访”，建立信访听证制度。建立干部定期下访制度，将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公开处理信访事项，做到公开、公正。

3、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监督机构和督察人员。建立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求谁主管谁负责，发生信访事件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强化督察督办，对越级访、群体访、非正常访，逐案交办，逐案督办，限期完成，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评查，对报结案件进行回访，在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基础上，力求群众满意。

采取的以上这些做法，都是为解决所谓“天下第一难，天下第一烦”的信访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党政机关到各级司法部门，不能不说是“煞费苦心”，不能不说是“工作艰辛”，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规章、办法应该说比较全面和新颖，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仍然未能阻挡信访洪峰的势头。还应分析涉诉信访的原因。

涉法涉诉信访形成的原因

执法方面：

1、从当前的司法体制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还没有完全确立，有些行政领导对审理案件打招呼，干扰法官独立、秉公办案；

2、案件该立未立，立案后久审不决，判决后久执不结，公平正义未能及时兑现；

3、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不一，审判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的内部规定，民众不了解，使得当事人对法院公正的裁决有误解；

4、受政绩考核测评影响，有些司法机关不能正视和纠正自身和下级机关办案的错误，一味姑息迁就，案件将错就错；

5、司法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案件审理质量有瑕疵；

6、司法人员失于判断、惑于财色、迫于权利办金钱、关系、人情案，导致当事人告状申诉无门、诉讼成本加大、权利长期未能实现；

7、现行法律程序限制了部分权益人的权利（刑事案件受害家属对刑事部分）；

8、没有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推脱敷衍，导致上访升级，直至聚集到中央。

信访人方面：

1、公民法律意识增强，但法律知识不足，一些群众自认为法律程序对解决他的问题不利时，就会信“访”而不信“法”；

2、信访人对法律的理解及对事实的认识有偏差，主要是案件的客观事实与法律能认定的事实存在差异不能理解；

3、受新闻媒体和舆论传媒的误导；

4、部分当事人心理扭曲，一但自认为自己“委屈”了，就要求上级保护，进而上访申冤；

5、信访人信访目的不纯，有些信访人并非对司法机关处理不服，而是提出无理要求，试图通过信访得到补偿，以解决自己或家庭的经济问题。

提高对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

一、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依据：

我国以宪法为核心，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大程序法为基础，以《民法通则》、《公司法》、《土的管理法》、《物权法》等实体法律为条件，以《信访条例》为专门性法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和各项制度为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涉法涉诉信访的法律体系。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处理决定的，有权提出申诉；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犯罪行为，有权提出控告、申诉等。由此可见，包括但不限于涉法涉诉信访的信访权，是国家赋予人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包括批评建议的权利和控告、申诉、检举的权利。这是公民参加社会与国家管理的公权力、以及行使私权救济的私权利，具有双重意义。因此，它出师有名。

二、涉法涉诉信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的体现

涉法涉诉信访体现了我党和政府历来的工作路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二是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司法的实事求是就要做到有错必究，涉法涉诉信访是为我们提供纠正冤假错案的一个渠道，应当使之发挥作用。

三、涉法涉诉信访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

我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近代时期不过百年，封建残余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法治思想在中国站脚的时间太短，民众习惯于任官不认法，这一点区别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民众，不能以外国的标准来衡量、评价我国情况。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国国情为基本出发点，我国依法确立的信访制度，是依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制定的信访制度，就是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它是基于本土特色的一项制度设计，承载着公民政治参与、民意表达、纠纷化解、权益救济以及维护稳定的功能，充当着社会生活“晴雨表”、“安全阀”的角色，还是司法公正的“检验台”。

四、涉法涉诉信访与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涉法涉诉信访主要反映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司法腐败等问题，从反映问题的内容和目的上看，既有对“公权”寻求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也有对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等“私权”的维护和“利益兑现”的渴望；从反映问题的形式和方法上看，采取的是按照国家法律设定的规则、党和政府允许的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其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和谐的方法。涉法涉诉信访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反腐倡廉，限制权利、消除不平等，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看出，二者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具有一致性的。做好新时期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是民众对我们的愿望和期待，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保证。尽管工作是长期的、艰苦的，但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提高对涉法涉诉信访的认识，就会使此项工作朝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健康发展。温家宝总理已经道出了做好信访工作的出路何在，即“热情”、“依法”、“负责”、“奉献”。

第三篇：县法院三项措施化解涉诉信访案件

县法院三项措施化解涉诉信访案件

近年来，县法院高度重视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在不断强化诉前调解和案件分流，从源头上控制涉诉信访量的同时，多措并举，加大涉诉信访案件的化解力度。纳入省高院集中清理的涉诉信访案件化解率连续2年达100%，且都提前完成化解任务。

一是加强判后答疑工作力度。法院在向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时，由承办人或合议庭成员释明判决的理由及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当事人对生效判决不服的，由原承办庭审判人员或庭长做好当事人的判后答疑工作，对有瑕疵的案件能补救的尽量补救，如发现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的，及时纠错，努力让当事人服判息诉。

二是加大亲情联动工作力度。对既有信访案件，法院在做信访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对信访人进行深入的了解，包括信访人的社会关系，与信访人的亲朋好友进行沟通，通过信访人的亲友在做其工作，力争达到息访的目的。

三是加大社会救助工作。对生活确有困难的信访人，在宣传法律、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法院及时主动与当地党委政府、民政、信访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通过解决低保补助、给付信访救助金、扶贫救助等方式，为当事人解决实际困难，让其充分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并让其尽快从缠访的氛围中走出来，直面崭新的生活。（王平张大伟）

第四篇：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涉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探析

奇台县法院职卫国

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有利益诉求时，需要寻求解决和表达渠道。维权、利益诉求的解决和表达方式，应排除私力救济和表达，因为它可能演化成暴力；应大力提倡公力救济的解决和表达方式。我国的公力救济方式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通过信访，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请求政府落实政策或平衡执行政策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和损失；二是诉讼裁决争端，并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被侵害权益的补偿。

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但效力上，法律裁决高于行政解决，行政方式解决不了或不服行政解决，利益诉求人和权力维护请求人可以选择法律方式解决。显然，法律解决利益诉求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也是最高的解决方式。然而，现行信访处理机制，并没有将法律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最终手段，动用法律手段的利益争端双方不服法律裁决，也加入到信访行列，转而向各级政府请求解决利益诉求，形成涉法涉诉上访。

笔者就基层法院信访现状进行分析，思考从全新角度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以求共同探讨。

现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评价

不服法律裁决的上访和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上访统为信访，并都以信访规定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所以现行涉法涉诉信访的处置方式基本套用信访处置方式，大至为三种类型：一是批示申诉复查，对“确有问题”个案纠错；

对个案判决不服或执行不到位上访到信访行政接待部门，接待单位或领导批示法院主动对已判决生效的案件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案件。允许“有问题”的历史老案进入再审程序，确实纠正了一些“错案”，平息了一些上访。但这种方式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三大弊端：其

一、个案“确有问题”的判断权主体归属存在问题。根据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认为或发现裁判确有错误主体是当事人本人、法院院长（包括上级法院院长）和检察机关，凭有关单位或领导的批示进入再审，显然违背了诉讼法规定；其

二、违反再审申诉时效规定，当事人不服判决，法律设置了救济程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上诉，进入上诉审，判决已经生效后不服，如有新的证据，在二年内可以直接申请再审，或向法院院长反映，院长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启动再审，或由当事人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别无他途，而沿用信访条例设置的方式，由信访接待部门或领导建议复查进入再审，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的新渠道，从法理上讲，法律效力显然要高于条例效力。其

三、不尊重个案审判时的政治、人文、历史环境，从实事上看，受法官的专业水平、职业道德操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区别、当事人诉讼能力和技巧等等因素的制约，不排除个案审判不有错误，除此外，个案审判还受当时政策、历史、人文环境的制约，法律、政策人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用现行的法律、政策和执行法律政策的水平审视过去的审判并改变过去的审判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过去偷粮票也构成盗取罪，现在认为当时判决错误而改判，意味着现在偷汽车犯罪，今后因为汽车是普通交通工具而要改判！对历史老案批示进入再审，有“错”即敢，显然严重地损害法律的既判力，个案“公平”可能得到维护，法制环境和执法理念却严重被破坏。其四是复查没有次数界定，重复复查，多头复查，没有终结和终局性，没有级别规定，只要就个案判决不服上访，不论一审生效的，还是二审终审了的，还是再审甚至再次审又进行了上诉审的，法律设置的救济渠道都走上了，上访县级、市里、省级、中央级等领导机关都可以批示复查，进入再审，浪费审判资源不说，法律裁判的终性严重破坏，法律权威严重受损，社会纠纷的解决，法律都不能做出了结，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平息纠纷。这是现行信访解决机制设置上最大的隐患，法制环境的破坏，意味着国家管理会走向无规范状态。

二是案外补偿，情感上满足上访人的诉求；

中央对上访处置要求是硬性的，“事要解决，人要回去”，进省、进京上访信访案实行排名通报，有的甚至影响到一方官员前途，所以，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花钱买息访。对纠缠不清的上访人要么满足其要求补偿现金，要么给其寻找工作岗位，稳定其心，要么追究本来没有错误的案件承办人，平衡上访人的不满。

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幸，在经济交往中会因预算失误而遭受损失，因此，对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生效的案件上访，既不能归入信访案件，更不能用信访方式处置，因为法律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最终途径，不承认这一点，何谈依法治国！其实信访上的问题，除行政协调解决外，最终还应归入法律解决渠道，不是相反，通过审判的个案上访归入信访解决，准确地讲，通过法院审判的案件没有信访。

寻求法律保护是用公权力挽回和减少损失，法律保护并不是确保其不受损失，承担的风险不能因起诉而转嫁到法院或政府仍然应该是行为人自己要承担的风险，基于此，政府补偿和救济，只能限于当事人不能预知的风险，比如天灾，应当预知而没有预算的风险，不能进入政府救济和补偿范围，如果是因为诉讼引起的损失，赔偿责任就应追究到案件承办人。正因为只要上访，特别是顽强地上访，就不分上访者的实际情况政府给以的补偿，在上访获利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博弈中，上访获利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促使大批人走上访之路，形成全国性的信访危机。

三是看守稳控，阻止进京上访；

等待复查、补偿结论期间，上访人会继续增加对承办单位的压力，个别上访人对复查或初创不满意，继续上访，对这类上访对象一般是要求当地实行稳控看守，终止或劝止其上访。从各地稳控的情况看，采取守的方式是困难的，特别是涉法上访对象的稳控还不像没有通过司法救济渠道的上访事件的当事人，这类上访对象是由上访人单位或地方政府负责稳控，行政权力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个人升迁的可调控制性迫使上访者单位、地方政府尽全力稳控。涉法上访对象则不同，法院没有就地稳态控的条件和力量，只能委托上访者单位或地方政府稳控，由于法院和地方政府或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委托是松散性的，单位或地方政府接受法院委托的责任就是接受麻烦，在利益获取和分配不公的现状下，地方政府或部门本来麻烦就多，稳控还要付出不少的人力和物力，地方政府或单位部门没有对涉法上访人员的稳控的积极性。

从现实的对涉法人员的稳控情况来看，大体稳采取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守。在一定的敏感时期，派干部或居委干部守。守，有个度的界定，守紧了，涉嫌限制人生自由，守松了，现代交通发达，上访人想走可走。二是劝。派涉法上访人关系好的干部对上访对象包干负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个人感情请求上访人在其包干期内不上访，避免受到行政处罚。三是关。在敏感时期，为防止上访，影响地方稳定政绩，个别地方干脆借用公安力量，找一个治安借口，对上访人实施拘留，敏感期过，再解除拘留，发生行政乱作为，侵害上访人权益，导致新上访诉求。四是拦。发现有进省进京上访人员，地方政府派员到车站拦截，强行带回住所地。为了取得拦截效果，地方分别在市、省、京设立常驻机构，安排常驻人员，快速反应分段拦截。稳控方式最大的是工作成本高，使本来紧张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强行稳控侵犯人权。

涉法涉诉上访行为心理动机探微

用法律武器解决纷争，实现利益诉求和维护权益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但为什么理性选择即诉讼之后还要非理性选择即转而向政府上访表达利益诉求？结论是和上访人利益预期、心理动机、认知水平和对法院执法怀疑等因素有关。

利益预期诱因第一、上访成本与上访获利预期比对，上访成本投入少，获利预期大。人的所有行为可推定为理性的，具有趋利性特征，从经济效益视角看，选择上访途径是

因为上访成本一般低于其他途径，而利益或目的的实现程度要高于其它途径。

一般来讲，上访人上访成本包括以下三种成本：显性成本显性成本是直接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可以比较明确地用数量来表示的各类费用。一般包括上访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等花费、印制或找人代写上访材料的费用等。隐性成本隐性成本是上访过程中发生的、与上访行为直接相关的、无法用明确数量来表示的各项成本。比如上访人及其家庭承受的心理压力、对孩子心理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导致的对整个家庭的后续影响。这些成本一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量的。机会成本这种成本是指由于上访人产生上访行为而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损失。一般包括上访期间所耽误的生产以及其他可能的收入，如庄稼的收成、企业生产经营利润、打工收入等等。

直接成本投入上访人有自行操控性，比如车费，上访人可以采用搭便车，甚至逃票减少费用；食宿费用，上访人是些过惯了贫困生活的底层民众，没有奢求，可以自带干粮，可以边上访边拾荒补充费用，可以寄住亲戚家，还可以住桥洞露宿街头，上访的显性成本显然很低。至于隐性和机会成本，对上访人来说，可以忽略了不计。在农村，由于受文化素质的制约，上访人根本不能顾及到这些影响，其实，上访是整个家庭、家族或邻里的一致行为，如果在这一影响的圈子里有清白人，倒不至于出现上访，即使有上访行为，也会是短暂的，不会缠访外地，因此，隐性成本对落后地方的上访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涉法上访中，呈“两多两少”特征，即发达地区人少，老少边穷地区人多；年青人少、老年人女同志多，他们一不是生产主要劳动力，不影响庄稼收成，二也不是生意人，不能从生意中获得利益，三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除了从事生产具有少量利益预期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利益，正是隐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投入少的反映。

和上访利益失去相比，上访获得的效益明显：一是诉求甚至是不诉求可能获得尽快满足。通过上访寻找上级机关和领导对下级机关或直接责任领导的批示和督办，行政权力的巨大制约作用，使得下级为了免受责任追究，违背历史事实和当时政策，花钱息事宁人地满足上访人的一切要求；二是上访能取得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上级政府和各种媒体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对侵害行为的施动者产生某种压力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三是通过上访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丰富了社会资源，了解了有关机关的办事程序，通过上访积累经验和相关知识，成为地方其他人今后办事的向导，从无名无望可能变成地方名人，由此还有可能获得一定政治资本，成为地方权力拥有者。

第二、诉讼程序解决与非程序解决博弈，非程序具有经济性特点。法律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选择法律途径维护和保护权益从理论上讲是理性选择。但法律途径解决有天然缺陷，即程序性强、限制条件多。比如法律解决纠纷，要得出最后结论短则３个月（简易程序且判决不上诉），长则一年甚至两年，要执行兑现有时时间拖得更长；要想胜诉，对纠纷对错要举证证明，执行则要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等，维护和保护权益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当事人还要选择法律途径，原因恐怕仅仅是法律途径尚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多一种选择方式。在程序之外另行选择非程序性解决，即上访寻求行政权力解决，主要是行政解决方式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有崇尚行政权力文化传统的国家，行政权力解决问题往往是领导一个表态，一个批示即可完成，这是行政上下级权力运行体制决定的，下级领导（具体解决纠纷的）职位的保留和升迁，决定权是上级组织和领导，领导个人意愿甚至大于组织，即使是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提名权仍在组织或领导。因为法院人事、财政地方化特征，执法行为受地方政府拘束性很大。行政救济方式直接性和对法律救济方式的制约性特点，进人法院审判程序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商事、行政案件，尽管审判机关是运用法律、法规对双方或多方利益诉求的居中裁判，只要对不利于已方的裁判，不满人自然向行政权力靠拢，寻求上级对下级权力控制来解决利益诉求，于是对个案审判的不接受或尽管内心知道审判合理但心理不平衡时选择上访途径，涉法涉诉信

访由此形成，信访在下级解决不了，就上访更上级，大量经过审判裁决的案件归到信访行列，信访形成社会性危机。

认知差异诱因,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有其认知上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与道德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理解。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强制性，要求人们强制地遵从其规范，而道德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具有自为、自律性特点。对规范和规则的认同，是人们遵从的内心动因，法律带有强制认同特征，即不认同也要遵守，道德则带有自觉认同特征，是历史、文化和风俗积淀的结果，在法律不为人充分认识或充分信仰的时候，认识问题往往从道德层面上考虑，接受道德规范。比如，在农村，伤害案件的处理在法律上和道德认识存在差异，民众认同的是道德遵从：法律处理上，是以伤害结果为判断起点，考虑起因诱因而划分过程中责任，道德认识上，是从起因为起点，平衡伤害结果，民众认为，谁引起纠纷谁就对伤害结果负责，出现伤害结果是对起因过错的正当防卫。由此，如果引起纠纷的起因方受到伤害，法院支持起因方要求报复方承担伤害后果的话，必然遭到报复放到不满，判决也同时不被当地民众接受。二是法律规定与实际认知差异，造成对法律判决的不认同。在农村，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都是些在个人私力范围内因为承担责任的能力问题解决不了的纠纷，由此，案件到了法院审判结案，因为经济落后，当事人偿付能力差强制执行也不能到位。另外，农村普遍不接受法院对伤害案件的实体判决，因为法律规定与农村风俗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比如损失赔偿，法律规定人身伤害应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医疗费尽管存在人为虚高现象，当事人尚能接受，因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并未获得实际利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三项是加害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有些被害人在家里根本不从事劳动，即使从事生产劳动也不会有当地年统计数字上的平均收入，而法院判决却是严格依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标准，“三费”判决就不为案件当事人一方接受，民众也不认同打官司赚收入的做法，所以案件即使判决了，兑现也难，案结事不了，上访更不可避免。

对执法怀疑诱因,首先是对执法者不公不廉的合理怀疑。从我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的组成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服感。法官是凭借高尚职业品质、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评判是非的职业，然而，中国特别是基层的法官，是由以下几种人员构成的：军人转业分配、教师改行、行政干部转行或直接调动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招考和院校分配，除法律院校分配的外（法律院校分配到基层法院的比例极少），这些人员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专业知识全凭边干边学，学一点用一点，需用一点学一点，既没有系统性，过不能确切理解立法原理和法条意义，专业水平远不如律师，甚至社会的其他法律爱好者，因此，其执法行为不为民众信服。

从少数法官行为不检点的事实表现上看，民众对法官没有信任感。个别法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不高，为贪图小利，接受请吃送礼，在自己的朋友或亲属面临官司时，袒护或公然为其说情，丧失法律原则，特别是省级、市级法官院长的贪污受贿落马的曝光，民众对法官信任的防线彻底崩溃。其次是法律判决执行不到位。执行难本来不应该难，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保证，然而法律的执行却成为法院乃至社会性的难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并殃及党委和政府，此僵局形成原因：被执行人履行没有能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一般不会形成诉讼，在私力范围内协商解决了，形成诉讼的就是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或自认有其他保护不愿意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白条”的宣传误导了民众，民众形成打了官司社会风险就全部转嫁到法院的错误认识，没有形成打官司法只是利用公权力救济，减少风险，不能弥补风险；诉讼当事人诉讼投入成本过高，有投入就应该有回报；当事人人承担社会风险能力差，一个官司不能的后果是倾家荡产。民众打了官司，胜诉了却不能执行到位，选择上访势在必然。涉法涉诉上访解决方法的回归

信访已成为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涉法上访案的解决方式也套用信访事件的方式解决，从结果上说，一个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国务院信访条例把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也框入了进来，混乱局面由此无法收拾，使众多的已经通过法律裁决了的矛盾纠纷也归入到了信访队伍行列，大量审判生效了的案件当事人滞留首都，法律在此显得无能为力。解决信访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梳理概念，现阶段的基本认识是，凡到上级部门反映诉求的行为都称为信访，概念上有混淆，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界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采用前款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诉求是要求行政部门依据政策解决的上访，应称为信访事件，通过法律裁判不服的上访，应称为信访案件，其次是区分解决方式的性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有两种途径，行政解决方式和法律解决方式，行政解决方式最终应服从法律解决方式，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纠纷时，法律是最终的解决方式。现阶段由于通过了法律裁决的案件仍然可以成为信访事件并纳入信访事件的解决渠道，信访事件和信访案件在解决方法的混同和错位，信访不仅成为社会问题，而且没有更好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矛盾没有了最终解决的，能作为终局性的解决渠道。

职能回归，法律应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高效力，法律的裁决应具有终局性，在程序合法，执法者职业行为没有合理怀疑的疑点，个案即使实体上似乎有不公平之嫌，也应视为法律上的公平。在这种理念下，涉法信访的处置就要有别于没有经过法律设置的严格程序审判的其他信访事件的处置方式，其一就审判案件的不服或执行诉求的上访，管理责任部门应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应是政府所设的信访部门。人大处理诉讼案件的上访处置原则应该是查“人”不查“案”：对案件审判程序和实体裁决不服，应按法律设置的程序救济——通过上诉或申诉解决。对具有了终局性的案件实体判决，要坚决维护其既判力，不能随意进行审查和评判，即使是案件确实有错误并实质性侵害当事人权益的，个案也不能纠错，在维护个案既判力的同时，人大启动听证程序，确定错误性质和错误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督促进行国家赔偿，国家再向造成错误的具有主观恶性错误的承办人追偿，所以人大查“人”不查“案”；人大选举产生法院及法院工作人员，任免权和罢免权法定是人大的职权，对办案人的不服（因为职业品行的怀疑），人大启动调查权、和罢免权，对违法办案的办案人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上访反映执行不到位的上访案件，人大启动工作监督权，督促执行或追究不作为行为的责任，所以人大查“不作为”，不查“作为”。如属于不可预见的风险而导致诉讼并因执行不能到位引起生产、生活困难的上访案件，转入政府救助渠道支助和生活困难。职责回归，国家从其性质和职能上看既具有管理性又具有专政性，从管理性上看，民众的合理诉求国家应尽一切可能予以解或满足，对正常的信访，根据上访人申请救济的渠道选择，可以运用行政救济方式解决，在行政方式不能解决的时候，诉求的解决应纳入法律裁判的范畴，运用国家强制力确定诉求的合理性宝实现合理诉求，通过法律裁决确定了诉求后，当事人仍然提出不合理诉求，甚至用非常规手段实现诉求，国家就应运用专政职能予以打击，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处理信访事件和案件时，基于防范矛盾的激烈化，国家基本放弃了专职能，一味迁就上访人，对信访事件，运用行政权力强力满足上访人无理的不合理的诉求，导致越闹得级别高的越获利，对信访案件的处理，也运用行政权力强力启动不应该随意启动的法律程序，无休止地复查再审，损害个案法律的既判力，或对信访事件、信访案件不论政策有无规定，不论原处理对与错，运用行政权力强力进行救济满足，使之上访人上访队伍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诉求越来越不合理。对非正常的上访，符合治安拘留的要拘留，符合劳动教养的要教养，要运用法律强制手段予以打击，保护和打击永远是国家职能的双刃剑。抑制信访不当利益取得。直接成本不可操控，隐性和机会成本可操控性，新闻发布，公布真相。

救助归位，国家对真正的社会弱势人员予以救助，也是基本职责之一，但要分别救助对象，属于遭受不能预见或不可抗力的社会风险导致生活困难的，国家和政府理应进行救助，反之不能成为救济对象，如果能预见或应当预见的社会风险导致的困难也能进行救助，势必带来社会成员乱作为或不作为。规范救助秩序，需要进行救助的，不能领导批示就进入救助范围，应该由本人申请，基层确认。由此推演到信访对象的救助问题，对非正常上访的人一律不能进行救助，更不能为了息访无原则地进行救助，对正常上访的人，一方面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存地确认诉求的合理性并实现诉求，一方面对因为引起诉求而造成的损失进行社会救济，对进入诉讼程序的不服判决的信访案件的上访人，不维护法律既判力度前提下，启动人大调查机制，对办案过程和办案人进行办案违法调查，属于因无法办案造成当事人人上访并由此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启动国家赔偿，对当事人人进行合理补偿，国家再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实现对利益再补偿(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