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彩礼情况的调查报告3篇[大全五篇]

第一篇：关于农村彩礼情况的调查报告3篇

关于农村彩礼情况的调查报告3篇

彩礼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存活于乡土社会的土壤之上,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在我国中原地区农村婚姻与彩礼密不可分,农村民众基本认可女方收受男方适当数额的彩礼。本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农村彩礼情况的调查报告，仅供参考。

关于农村彩礼情况的调查报告篇一：

调查背景：

近年来，农村彩礼之风盛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彩礼的数额不断加大。彩礼在农村人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许多农民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的钱被儿子的一场婚礼花去大半。这一社会现象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近年来媒体也不断出现与彩礼相关的新闻。例如《中国妇女报》曾发表了令人为之一震的观点：黑龙江省一农村调查显示：改革开放 30 年，农民收入增加 25 倍，结婚彩礼增长 100 倍，农民苦不堪言。而河南省和黑龙江省的情况大同小异，《河南科技报》也指出了河南省的广大农村婚事花钱的格局——男方花大钱，女方花小钱、不花钱甚至赚钱。村民们形象的用“一年结婚，十年还账!”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农村彩礼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植根于乡土社会，其所引发的社会后果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本文将以农业大省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村庄G村为窗口来透视农村彩礼的发展与变迁。

调查方法：1.文献法：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进行查阅,并参考相关文章,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了解彩礼的发展历史、发展趋势及现状,从而整体上对彩礼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2.访谈法：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及观察,更为准确的判断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接受访谈的这些村民代表了不同年龄段对不同时期彩礼的认识。

访谈人群的结构：

3.随机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表： 填表说明：

1、基本填答方式为在每题选定的选项序号上划对号或在空格里填上相应的数字或 文字。

2.除了专门说明以外,一般每题只选择一个选项。

一、基本情况

1、您的性别()

①男 ②女

2、你的年龄()

3、您的职业是()

①务农②公司职员③学生④个体工商户

⑤商业，服务业⑥工人⑦无业

4、您的文化程度是()①文盲 ②小学 ③中学(中专)④大专及以上

5、您的婚姻状况是()①未婚 ②己婚 ③离婚 ④丧偶 ⑤其他

6、您对女方索要彩礼的态度是

①非常赞成 ②赞成 ③无所谓 ④反对 ⑤非常反对

7、您认为彩礼存在的原因是

①家乡的风俗 ②报答父母养育、给予经济补偿

③爱面子、搞排场、攀比心理 ④男多女少⑤其他

已婚者回答

8、您是哪一年结婚的()

9、您的结婚年龄是()

①非常重要②一般 ③不重要 ④无所谓

12、您收到的彩礼对您婚后生活的影响()

①非常大 ②一般 ③比较小 ④没感觉

13、您认为您在家庭地位中处于()

①支配地位 ②被支配地位 ③不清楚 ④平等地位

14、您对目前的家庭地位是()

①非常满意 ②满意 ③不满意④非常不满 ⑤无所谓

本次问卷总体为G村的18岁以上70岁以下的部分居民,本研究发放了问卷200份,有效收回183份。通过这些问卷的回收，大致了解了G村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彩礼存在原因分析、彩礼的现状以及彩礼对婚后生活的影响等。

调查对象(彩礼)介绍：

彩礼，俗称“聘金”、“聘礼”，是指男女双方在订婚和结婚时，由男方或男方亲属支付给女方或女方亲属的财物。古时候物质生活不发达，养儿育女要花费父母大量的精力，对于女儿长大要出嫁的事实，女方家庭往往是“吃亏”的，因为这意味着女方父母辛苦把女儿养大却到别人家里劳动和生活。所以，在婚姻结合的时候男方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给女方就是正当的，当今社会中，彩礼从男方流向女方，更多的是婚约的文化象征意义。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青年男女婚姻自由基本实现，但父母仍需要为儿子结婚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对父母而言，只有为儿子操办完婚姻大事，才算尽到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因而儿子的婚姻支付是对大部分农村父母的一项刚性要求。

本次调查的G村的彩礼主要分以下几类：礼钱，见面礼，二程三类。

“礼钱”，是婚姻缔结过程中新郎家送给新娘家的财物，新娘父母是收受者，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彩礼”，也有人称为“新娘费”。

“见面礼”，婚姻缔结过程中新郎或新郎家送给新娘的财物，新娘本人是收受者和支配者。包括新郎及其家人在婚前见面时送给新娘的衣服、小纪念品、现金等。

“二程”，最初是新娘父母为新娘要的衣服，是由新郎家买好送给新娘。现在二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新娘要求新郎家置办的家具的费用。另一部分是为新娘的衣物的费用，是由新郎家给新娘现金而由新娘自己购买。

彩礼的变迁： 五六十年代仍然受传统婚俗观念的影响，婚俗花费甚少，嫁妆、彩礼的多少都是根据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情况而定，家庭条件好的就弄的排场点儿，家庭条件不好的就是随便用个马车拉到婆家就算是结婚了。据这一时期结婚的Lijianqiang，Liuhanli，Lizhengqi等几位老人回忆：“当时订婚不让见面，都是父母一手包办的婚姻，男女双方彼此不让见面，只有在结婚的时候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丈夫。如果两个人私下里见面，被认为不老实，会被人冷眼相待的。当时除了订婚不让见面外，结婚时的嫁妆就是背个小包袱，小包袱里面有几件衣服。嫁妆和彩礼实用简朴，除了烟、酒、茶、糖外就是生活或生产必需品，如衣料、被褥、糖食、农具之类，新郎的彩礼有时也包括一些钱，只有富裕人家才有可能给首饰。”

据Ligang，Guoyan，Liyanwei等人介绍，他们生活的70年代，彩礼当时有“四大件”，具体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手表。当时人们也形象地称其为“蹬蹬、转转、听听、看看”。Ligang说：“当时能凑齐四大件的人家还是很少见的，一般只要拿出一两件就可以了。我结婚的时候就一辆自行车加一台缝纫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彩礼又进一步发展，据Guojiajiang，Guofang 等人说。当时仍然有四大件的说法，只不过“四大件”已演变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电风扇这类全电器的物件。

20世纪90年代“四大件”是在80年代基础上稍微有点调整：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

2000年到现在，这十几年中，彩礼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调查如今的彩礼有房子，票子，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的说法，而且附加条件是男方得有一份能养家的工作。Qiping介绍说：“我儿子结婚时女方首先提出要有一栋新房，又加10000元的现金。三金都是在结婚前就买好的。全部折合成现金得十多万!”

如今彩礼聘金被认为女青年的身价费，这种身价费不断飞涨, 女方一般要求先盖好漂亮的新房后才能谈结婚的事情, 结婚前三金先到位, 结婚时的婚车也要豪华, 陪送的东西包括一系列高档的家用电器等。这些事情办下来要花费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婚姻历来被当作整个家庭而非当事人的事, 因此结婚费用是家庭承担, 结婚费用的飞涨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 与当地生活水平以及承受能力严重脱节, 造成家庭及家族的经济紧张或贫困。

就彩礼的发展趋势来讲,由图2可见,2000年以前彩礼总体呈现出平稳上升趋势,但2000年之后,出现急剧上升。

然而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些个例，男方结婚时并不需要花多少彩礼钱。这主要是因为适婚者条件分化而导致的彩礼数额的差异，在G村，高额礼金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并不是家家户户都需要付出数额夸张的礼金，甚至有些男性结婚，家里不用出彩礼。这些差异的产生原因就是由于婚龄男性条件的分化。一些条件较好，外出读书或打工的男性，他们基本都是从外地寻找对象。这样寻找到的对象一般条件较好，而且彩礼要求不高，甚至有些不用彩礼。他们的婚姻大多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并没有受到农村的地方性习俗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家庭也往往不需要付出高额的礼金，日子过得比较宽裕。例如调查中发现Lizhengqi的儿子Liziyuan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考上大学的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市工作，通过自由恋爱结识了现在的妻子Tianwanjun,由于女孩儿是独生女，家里条件也不错，家里反对她远嫁到河南，就让Liziyuan入赘到Tianwanjun家，Lizhengqi虽不情愿，但没有条件给予儿子更多的帮助，儿子上大学已几乎花了家里大半的积蓄，而要在城市里给儿子买房是不可能的事。无奈只有接受女方家里提出的条件。

还有一种是留在村子的或是经济等一些条件不是特别优秀的男性，他们的交际面比较窄，只能通过媒人介绍认识本村或者是邻村的姑娘，那些姑娘的条件往往也不太好，但是往往开出的礼金比较高，他们也不满意，但是也别无选择。由于他们的条件并不好，家里条件也不宽裕，付出高额彩礼后，家里境况就每况愈下了。而且这样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促成的包办婚姻中，虽然当事人往往会委曲求全，但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婚姻往往不会幸福。今年43岁的Ligang说：“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们家庭条件差，我自己长得也不是很好看(个子矮，胖)，当时很难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后来经亲戚和媒人介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答应嫁过来的，彩礼钱又要得非常高。但为了能让我有个家庭，爸妈还是东拼西凑的把彩礼钱凑齐了。我不忍心再让父母帮我还债，婚后就承担起了还债的责任，生活拮据了五六年，卖力的在工地上干活，才终于还清了债务。”

由此可见，彩礼的多少也和婚恋的方式有关。

1.根本原因：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村经济也有了飞速发展，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村人进城务工，有了新的工作，再加上国家政策对农民的照顾，农村居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2.传统社会中男女婚姻结合讲求“门当户对”，但是在如今的社会中，“门当户对”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方面，当今社会中男多女少，这决定着女性在婚姻选择上权利加大。另一方面，男女平等、婚恋自由的思想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深入人心，女性在婚姻选择上的自主性大大增加。现代的女性更有可能通过婚姻结合的途径升高到不同的社会阶层。这表现在现实中就是女性一般都会找比自身能力强的男性为伴。而女方家庭往往是把彩礼看成一个男性能力的指标。

3.舆论压力造成了彩礼的不断上升，村庄舆论有着非同寻常的规模，村民们几乎每天都在大路边上围成圈子，议论别人家里发生的事情。结婚送彩礼自然是村里的大事，每家嫁娶所花费的金额村民们都会通过闲聊来了解。这样一来，大家都会了解到现在彩礼的“行情”，男女双方在谈论彩礼问题前也都对这一“约定俗成”的彩礼数额心知肚明。主要舆论的走向是人们对支付高额彩礼和举办风光婚礼的羡慕，以及对“一毛不拔”的彩礼支付数额较低者的嘲笑。这种中国人典型的“要面子”想法是村民的普遍心态。而这种心态反映在消费行为上，就会形成攀比心理。在村子内部强大的舆论下，老人们总是希望自己儿子的婚礼办得体面上档次，而年轻一代也有这种攀比心理，希望自己的彩礼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于是为了攀比，农民之间互相竞争，为了彩礼可以节衣缩食，缩减生产开支，甚至不惜借债。

4.人口的流动和青年外出打工导致女子外嫁到城市的情况日益明显。而男性由于自身条件不好很难有女子愿意嫁到农村，而在城市买房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这就导致原本就多的男性更加难找对象，由此引发的女性供不应求现象也是导致彩礼不断上涨的原因。下表了显示改革开放后G村女子远嫁的地域及人数。资料来源： G村村委会计划生育统计资料，其中不包括通过考取大学等方式迁

5.传统文化习俗根深蒂固的影响。从历史来看,我国自古以来的婚姻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礼、聘金的习俗。彩礼从西周开始以国家法的形式而存在,并一直沿袭至清末。它伴随着婚姻的发展而同时出现,是婚礼的程序之一。现今社会彩礼依然是婚姻必不可少的程序。6.农村的地方性共识。在中国广大农村，以传宗接代为核心已经成为农民本体性价值，也就是农民只有为儿子完成了婚事，抱上孙子，对上才对得起祖宗，对下才对得起子孙后代，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获得人生意义。如河南农村的规矩，做父母的一定要将媳妇娶到家并看到孙子出世，才算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这种农民价值观念已经成为大部分中国农村的地方性共识。因此一旦家中有儿子，父母从他出生时就要为他将来娶媳妇准备高额彩礼和建房费用而操心。在农村如果父母不能建一栋体面的房子，无法支付女性索要的高额彩礼，那么自己的儿子就很有可能会被排斥于婚姻市场之外，最后沦为光棍。为了降低儿子在婚姻市场成为光棍的风险，一般情况下男方家在订婚过程中都愿意答应女方家提出高额彩礼的要求。彩礼的性质和功能：

性质：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彩礼最初的功能是崇尚礼仪，以礼的形式来维持和规范婚姻秩序，并非是以索取高额财物为目的。但由于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延续家族香火，因而把嫁女儿视为劳动力转移或妇女权利让渡。而男方家娶媳妇，本身就意味着家庭成员增多，劳动力增加。因此，男方家必须以一定的财物来弥补女方家的损失。这样的彩礼性质是男方、女方家庭之间的财富转移。在当下中国农村婚姻中，彩礼的内涵、性质、功能都发生了异化，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彩礼礼节性的范畴。随着高额彩礼婚姻的出现，彩礼原始的偿付功能和资助功能也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工具性和剥削性。彩礼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变，它不再是两个家庭之间的财富资助、财富转移，而变成了农村子代剥削父代、兄弟剥削姐妹、城镇剥削农村的一种新迹象。

功能：1.彩礼是男方家对女方家劳动力丧失的一种经济补偿。既是感谢女方家的养育之恩，又标志女性的权力在家庭之间的转换。女方家长把女儿的权力让渡给男方家庭，男方家则以物质或货币的形式向女方家偿付养育之恩并通过财物的补偿以显示获得权力让渡的合法性。据调查的人群统计，68.7%的人认为索要彩礼是女儿对父母养育之恩的补偿。在问及“礼钱应该干什么”时，仅有24.8%的人认为应该给女儿陪嫁，有75.2%的人认为应该给女方父母补贴家里生活，供兄弟姐妹上学，给兄弟娶媳妇，给女方父母养老等。

2.彩礼具有婚姻文化意义。它是作为一种婚姻行为规范从而成为该地婚姻文化模式的组成部分被农民接受的。

3.婚姻的稳定器：为了使这种婚姻的契约关系得到维持和固化，人们便创造了一些保障措施，典型的就是通过订亲仪式，向人们通报这门亲事，将婚姻契约关系扩大到两个家庭、家族，甚至邻里和乡里，使人们对这门亲事进行无形的监督。社会舆论虽然强大，但如果当事人对此毫不介意，则舆论是不起作用的。但彩礼施行之后，情况变得不同了，虚晃的形式背后涉入了更多实际的物质内容。彩礼的涉入在物质利益方面加固了婚姻的契约关系，在无形中成了婚姻的稳定器。4.凝聚功能

彩礼确定仪式可以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在日常生活中，家族成员之间的交流大多是个人性的，然而，集体的活动对于增强家族凝聚力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农村中，家族集体活动一般是本家族的一些大事件活动，比如:婚丧嫁娶、一年一度的家族年饭等等。彩礼确定仪式也是其中之一，在商讨完彩礼之后，大家在一起讨论决定家族的一些事情。因此，彩礼确定仪式为家族成员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大家在交流思想感情中，家族成员的认同感不断得到培养和加强。借助彩礼确定仪式也可以化解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使家族内部各成员和睦相处。例如Zhaoyang的父亲和叔叔因锁事发生矛盾，家族、邻里的调节都无济于事。在Zhaoyang研究彩礼时，家族其他成员拒绝参加研礼，原因是Zhaoyang的叔叔未被邀请。Zhaoyang的父亲只好先向其叔叔认错，家族成员也从中调节，从而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彩礼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

1.高额彩礼带来的沉重负担

从调查中可以得知，彩礼并不是一笔小数目。据调查，当地普通家庭平均一年的收入在七八千左右，除去基本开销后几乎所剩无几。所以，儿子结一次婚就很有可能要折腾完父母的所有存款，如果该户人家还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彩礼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基本上都要靠借债来满足女方的彩礼要求，一般家庭就要还好几年的债，严重的则直接致贫。

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当地人都默认一个现状，那就是：彩礼不涉及儿女，都是由父母承担，债也是由父母背。儿子是否帮助还钱只是“良心”上的问题。在对七户当地近十年结婚家庭的调查发现，只有一户人家付出了五千元，相对较少的彩礼，其他六户家庭的彩礼数额都超过了三万元，其中有五户家庭目前仍然欠债。在访问中还了解到有一户人家是因为直接付出了十三万彩礼而直接致贫。由于这户人家本身情况就不太好，付出的十三万彩礼导致该家庭负债累累，只好搬离此地，全家进城打工还债，所以无法获得其欠债数额。

2.彩礼造成了代际间的剥削和家庭内部的权利结构变化

在 G村，彩礼主要由男方父母的钱、男方自己打工挣的钱和亲朋好友的钱组成。其中，父母的钱和亲朋好友的钱占到一半以上，且亲朋好友的钱由父母和新婚夫妇共同偿还，甚至有的时候是父母全部偿还。这种情况导致了父辈在资助新婚夫妇的同时，还要背负沉重的债务，间接导致了子辈对父辈的代际剥削，父母的生活因为孩子的婚姻而降低一个层次，而新婚夫妇却可以积累起自己的一笔小财富。

例如：Lijianqiang有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且和他分家单过了，他暂时住在大儿子家。这是个不太大但很整洁的院子，种着些蔬菜和花草。Lijianqiang单独住在一个农村俗称的“配房”里，屋子里摆设简单的有些简陋，桌子上摆着一台老式的电视机，Lijianqiang说这是儿子不要了给的;一张大铁床，床上的铺盖已经很旧了;还有老大妈结婚时陪嫁的一个大箱子。他说这就是老俩口所有的财产。儿媳妇就住在那五间宽敞明亮正房里，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副壁画，房子大客厅放着沙发、洗衣机、冰箱、摩托车、电动车、高档的组合柜。进入卧室，则有梳妆台，茶几，空调;宽大的木质床上放着崭新的被褥，除此之外，屋里还有一台 25 村的电视和一台电脑。而所有的这些都是Lijianqiang用自己的积蓄来帮助他们建立的，但是他却几乎没有享有这一切的权利。他们打工赚的钱也全部用来还债了。

这也是造成父辈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乡村，父辈只有帮助孩子成家才算完成了人生中的任务，在村里才能抬起头来。在乡村这种特有的文化氛围中，父辈被围困于这样的结构中，子辈则理所当然的享受着这种剥削，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另一方面，子辈脱离原来的家庭成立新的家庭，父母则跟着孩子过，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处所，从一家之主变为旁观者。无论是居住条件、生活质量都不如子辈，父辈从原来的家庭上层地位滑落到底层，成为弱势的一方，伴随这一事实的还有父辈家庭事务决策权的衰落，这些都表明婚后家庭内部代际之间权利结构的变化。

3.女儿往往成为彩礼习俗下的受害者

高额彩礼让家长不能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不得不以女儿作为牺牲品。家长为了凑足儿子成家时所需要的高额彩礼，为了保证儿子这一代香火延续，家长往往就过早的给女儿找亲家，女儿早婚现象很普遍。在G村，年龄在30~45岁之间的人一般都有兄弟姐妹五六个，很多家长把出嫁女儿所获取的高额彩礼留给儿子娶媳妇时作“二次彩礼”使用。44岁的Guoyan说：“当时她们家一共四个兄弟，三个姐妹，为了支付哥哥们的彩礼，17岁那年他就被父母介绍出嫁了。” 4彩礼可能造成农村女性权力的缺失

在中国乡土社会里，由于女方家庭嫁女儿意味着一个劳动力丧失或女儿权利让渡给男方家，女方家向男方家索要一点彩礼来偿付女方家长转移女儿劳动力的养育之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一直以来彩礼被扭曲为是“卖女儿钱”或女儿“身价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女儿在婆家的地位是极低的。如果女儿伺候不好婆家老小，婆婆就抬出彩礼作为“武器”对女儿进行人格侮辱。例如婆婆会说：“你是我花钱买来的，你就应该好好伺候我家老小”，极端者甚至会对媳妇实施身体暴力。

5.高额彩礼引发的酒席盛行

由于彩礼的不断上涨，婚宴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礼金也不断增加。今年62岁的Guojiang说：：“他结婚的时候礼金就是一些布料或者米面鸡蛋，他儿子结婚时参加婚宴的普通朋友礼金已涨到50元，亲属要100元。而现在结婚普通朋友要100元，亲属要200到500不等。”礼金的不断上涨也导致承办酒席的次数增多。一家承办酒席次数越多，就能得到更多的礼金。这样造成另一个问题，一些家庭因为儿子女儿还很小，远远达不到结婚的年龄，但由于村里的人际关系及亲友关系，朋友亲戚家有婚事都得去送礼金捧场。这样一来造成了这些家庭心里的不平衡，觉得自己儿子结婚还要十来年，如此漫长的时间都是白白送礼。于是一些家庭就通过其他理由举办酒席，最典型的就是搬家，也就是所谓的乔迁之喜，通过举办酒席收回大部分送出去的礼金。这样循环就造成了只要家里有个能说的过去的大事儿，都要举办酒席宴请宾客收取礼金。这样不仅造成了铺张浪费之风盛行，也没有为家庭带来多少收入。单纯的转变为礼金在不同家庭之间的流动。各时期G村婚宴所需物资、现金开支情况

6，影响婚后的家庭幸福

高额财力使婚姻增加了更多的物质成分，使人们在选择对象时对对方家境和经济条件的重视不断强化，而忽略了对对方人品，情感和婚后家庭的考虑。从而影响到家庭婚后的生活质量。据已经离婚的Guomeiyu说：“当初结婚的时候是经人介绍的，就见过几面而已，有了好感后看对方给的彩礼也很高就嫁了。可是结婚后慢慢的就发现他是个好吃懒做的人，不爱干活，还爱抽烟赌博喝酒。更可恨的是每次喝完酒就发酒疯，就砸东西，骂我，有时候还打我。后来出去打工，每年挣的钱都不够他赌博，他爸他哥都说他也死不悔改。唉，想想就可恨，后来实在是没法过了，就离了。”

7.彩礼片面的影响到农村孩子的教育水平

在大部分农村人的眼中，女儿是早晚都要被嫁出去的，“读书无用论”思想比较浓厚，他们认为再上大学深造是浪费资源。所以一般女孩儿上到高中就辍学打工，给家里补贴几年就出嫁了。男孩儿由于要承担过重的彩礼，所以如果不是成绩特别优秀，家里也是不支持上大学的，男孩儿就上中专，技校的比较多。这就造成了农村教育水平持续低下。根据正在上大学的Lishuqi，Guotian 说：“他们俩都是从小学习特别好的，考的大学也都是211，985，家里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是有希望的的，就继续供他们上学。可是当初和他们一起上小学初中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辍学了，有的已结婚生孩子了，有的在外打工家里也不停的给物色对象。”当问到他们为什么不上大学时，Guotian 说：“其实这是家庭和个人两方面的原因。家里本来就没太指望孩子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因此从小对教育方面没有严格的教育和过多的投资，而且孩子也不是那么热爱学习，看着村里人出去打工每年也都能挣几万块钱回来，心里也有迫切挣钱的想法。再加上成绩不怎么样，自己也就放弃了深造的念头。”

8.有可能造成彩礼纠纷

由于彩礼普遍存在，且彩礼一般是在没结婚前给的，若最后婚姻解除，则双方需要处理彩礼钱的返还问题。G村有一不成文的规定：任何一方提出退婚，对方在经济方面就可以提出要求。因此围绕彩礼是否返还，返还多少，什么时间还清等问题，双方经常会产生矛盾。由于法律在彩礼返还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彩礼纠纷往往由双方家庭协商解决或由村里有威望的人调节，如果达不成共识，可能会造成吵架，甚至报复行为。说：“当初Zhanghong的儿子和村里的Lizhengqi的女儿经媒人介绍本来要结成一对儿的，可是就在Zhanghong家彩礼钱付都付了了，基本订下来后，快要举办婚宴的时候Lizhengqi的女儿又不同意了，说在外打工时认识的有人了。当时可是闹起了不少**，Lizhengqi当时也很生气，说给他丢人，还非要逼着女儿嫁了，当时她女儿是寻死觅活的，Lizhengqi也没办法了，之后提出退婚。本来Lizhengqi打算彩礼钱都给人家退回去的，可他媳妇儿是村里有名的不讲理，看着到手的几万块钱要拱手给人，不依不饶，Zhanghong家怎肯罢休，就大吵了一架，后来还是经村长调解才算过去了，不过现在这两家呀是结成对头了，谁见面了都当不认识。”

用经济学眼光看婚姻彩礼问题：

1.人门面临权衡取舍、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要想获得一份满意的婚姻，找到一个心仪的对象，就不得不付出一定的彩礼钱。期间就面临是否支付高额彩礼与是否放弃这门亲事的权衡取舍。最终选择付出彩礼是因为彩礼的成本可以使付出者得到一份婚姻，组建一个家庭。

2.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是理性人, 在现有条件下会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当且仅当一种行为的边际利益大于边际成本时，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这一行为。虽然结婚男方要支付高额的彩礼，但给男方带来的边际利益是大于男方的边际成本的。男方结婚后的收益主要有：①组建了一个新家庭②可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③为家庭增加了一个新的劳动力 ④ 家庭势力的扩大, 扩大了亲族势力。明显结婚后的边际收益大于付出的彩礼成本，因此作为一个理性人，男方往往愿意支付高额彩礼。

3.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如果把婚姻比作一场交易，那么彩礼就是由女方定价，男方购买，通过贸易使女方家庭得到经济上的补偿，男方家庭获得2中提到的收益，男女双方还共同获益了一份爱情。因此男女双方通过婚姻状况都变好了。

4.供求关系：

农村一般是男性多于女性，因此男性需求大于女性的供给。需求大于供给时，物价上涨。如图：

S0代表打工潮未兴起时的农村女性供给曲线，D0代表同时期男性需求曲线，假定此时的均衡价格P0即为当时彩礼的价格。随着打工潮的兴起，G村一些女性在外面谈婚论嫁，这给原本女性就少的G村带来了影响，女性供给减少，假定为S1曲线，与此同时也客观上促使男性的需求增大，假定D1为变动后的需求曲线，此时均衡价格P1即为现在彩礼的价格。很明显可以看到，彩礼的价格是上升的。

5.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

信息的作用是减少经济主体的决策风险和失误，从而提高他的预期收益。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个体之间的信息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由于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农村中大多数对 象都是经亲戚或者媒人介绍,然后看有好感就结婚了。男女双方几乎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恋爱阶段，因此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由于在农村女性的经济不独立，使其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媒婆和亲戚为了尽量撮合成这门亲事，往往只说男方好的方面，女方只能片面了解男性的状况。对男性的人品，性格都不能很深入的了解，因此婚后男性的品行以及对女性的关怀程度都是女性在婚前必须要考虑到的。而这些又都是不确定的.为了弥补这可能造成的损失.女性在婚前通过彩礼预先得到补偿是非常明智的。而且彩礼本身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也促使了交易的达成.即婚姻关系的确立。

6.博弈论

博弈论是研究在策略性环境中如何进行策略性决策和采取策略性行动的科学。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指博弈双方能够谈判并且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策略行为的契约的博弈，很显然，在彩礼问题上，假设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就是博弈双方的话，他们之间的博弈就是合作博弈。则博弈双方都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

所出彩礼额高于正常水平、和低于正常水平。其中正常水平是指当前社会 被大家广泛接受的彩礼的正常数额。

如果男方家庭所出彩礼金额高于或等于女方家庭, 双方则可以达成一致意见, 婚姻缔结不会因彩礼问题失败;如果彩礼金额低于女方家庭, 则相反。如果男方家庭所出彩礼金额高于女方家庭, 则依男方家庭所出金额支付。因为在现实中, 男方家庭所支付彩礼金额如果低于女方家庭心理数值, 女方家庭会拒绝;但如果高于这一数值, 女方家庭一般不会提出相反意见。现在假设男女双方提出的彩礼额都高于正常水平，则婚姻成功的机会男方为6，女方为8;男高(高于正常水平)女低(低于正常水平)，男10，女10;男低女高，男0，女0;男低女低，男

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学会用经济学的眼光观察世界，感悟生活。

总结：彩礼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但不可置疑的是，在当代中国它是作为一种反社会现象而存在的，与农村现代化进程是不相协调的，轻者来讲它将影响到婚后的幸福和家庭的美满，重者来讲它可能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机制和措施，对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彩礼之风盛行的现象进行有效的介入和干涉，以期扭转这种不良习气，促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在这些具体的介入机制中，首先也是根本的是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增强其自助能力，因为只有广大妇女在经济利益上得到了切实的保障，有了固定的收入，才能使她们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不再依靠男性的经济收入去生活，才能使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彩礼丧失存在的理由;其次，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妇联组织，要充分利用农村公开活动如农贸集市的机会，大力宣传新的婚姻法和婚恋观念，大搞移风易俗运动，提倡恋爱婚，取缔包办婚，对于各种媒人介绍的婚姻给予有效的指导，使各种不良婚姻习俗无所遁形;再次，农村社区要经常性的组织一些联谊和娱乐活动，为农村异性青年提供更多的互相接触和了解的机会，使她们在互相接触中，自由交往、自由恋爱。

关于农村彩礼情况的调查报告篇二：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农业社会价值体系、文体传统受到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中国农村在融入整个社会发展的行列中，是否也经历着传统与现在的断裂?农民的自身生活又有怎样的行动逻辑?本文以社会资本视角为切入点，以农村婚嫁为载体，试图分析差序格局的模式中，农村社会如何连接传统与现代。婚姻是社会得以延续的纽带，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婚嫁在农村社会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因此在婚嫁中所进行的仪式也最能体现传统至现代的演变。

社会资本是继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后提出的一个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从新经济社会学中演化出来的最具影响力和潜质的概念之一，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社会资本在农村婚嫁中的体现。以豫东南李村婚嫁习俗为研究对象，试图阐明在婚姻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形成、转移以及整合农村社会关系的作用。豫东南李村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李村独特的风俗习惯。李村融合了三省人民的秉性：有河南人的忠诚厚道，有安徽人的勇敢勤劳，还有湖北人的精打细算。李村是深山区，地少山多，地里刨食永远实现不了致富的梦想。生活中稍稍大点的事情就会让清贫的家庭蒙上贫困的阴影，因此独特的环境培育了他们学会了互相合作共同承担风险，抵抗生活给予的无奈。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在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家庭保障是普遍形式。“养儿防老，女儿终是外人”的观念深入人心，尤其经济文化落后、思想观念保守的地区更甚。男婚女嫁仍然是普遍接受的社会习俗。李村也不例外，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男女比方需要进行一些仪式，如“见面”、送彩礼、收贺礼等。这些仪式中体现着人力资本的转移、补偿和社会资本的获得过程。

这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维系靠婚姻这个纽带，虽然李村中婚姻仍被看作是传宗接代、维系家庭传递的工具，但婚姻所联接的社会关系是李村生活中最主要的关系网络，是李村社会主要的交往圈，这种关系持续时间长，至少是两代人。李村婚嫁活动就体现出这个网络的建立，婚嫁活动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换”过程：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交换、社会资本的交换。双方都有失有得，最后达成一个双赢过程，建立持久可靠的关系网络。

在李村婚嫁中，男方的彩礼是必可少的。彩礼分为“见面钱”和结婚前送的彩礼。“见面钱”指男女双方第一次正式见面时，男方若是看中女方会送出一笔“见面钱”，女方若是看中男方就会接受这笔“见面钱”。这是婚嫁仪式的开始。表示男女双方有意缔结婚姻。然后会经过一个阶段，大约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男方会提出结婚，仍要送往女方一笔彩礼钱，这笔彩礼主要用于结婚时置办嫁妆。嫁妆由女方置办，结婚时送往男方。彩礼的多少表现的是男方在当地社会地位高低以及对女方的重视程度。彩礼多一方面展现的是男方在当地社会很有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不吝啬，通情达礼，能为对方考虑。另一方面彩礼多会让男方在当地有面子，得到更多的赞誉，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即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会让他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扩大，有转化为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的可能性。对男方来说，送彩礼其实就是以经济资本换取社会资本的一个过程。女方要彩礼，一方面是部分弥补养育女儿耗费的成本，另一方面彩礼的多少是对女方拥有多少社会资本的一个衡量，彩礼高证明女方社会地位高，在当地有声望，有面子，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反之则是对她在当地在位的不认可。李村婚姻缔结一般都遵循门当户对，彩礼的多少和男方家庭经济实力成正比，一般不会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在家庭承受范围内，彩礼多少就反映出双方社会资本的多寡，因为彩礼的多少应和家庭在当地的影响力相吻合。不过有些农村地区结婚女方蛮天要价，出现因结婚致贫、返贫现象是个例外。当双方缔结婚姻时，意味着人力资本转移和更高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两个家庭由弱关系变为强关系，成为亲属，交往会变得频繁，双方都会互相信任，对对方的期望会变高，双方社会资本都会增加。

李村结婚时的贺礼收入也是对家庭社会资本的检验。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处于“水纹”中心的人送贺礼多，然后往外依次递减，直至为零。拥有社会资本多的家庭，水纹向外的辐射能力就强，对外影响力大，社会资源丰富，来送贺礼的人自然会多，婚礼规模就大;反之，则送贺礼的人较少，婚礼规模较小。李村是社会保障比较缺乏，以家庭保障为主的农村社区。贺礼实质反映的是农村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具有无息借贷的性质，是农村集体解决大问题的共同努力，共同抵御风险的合作方式，它是一个社会资源的动员过程。有多少人来分担这个风险、来共同参与解决大问题反映出这个家庭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婚嫁是李村家庭中的一件大事，单个家庭解决问题能力有限，需要动员社会资源。社会资本高，社会资源丰富，婚礼时可利用资金就充足。送多少贺礼一是根据个人家庭富裕程度，二是根据与办事家庭的关系强度。李村这种资金动员方式即是普特南所谓的人们之间的“互惠”行动。当送贺礼的一方有婚丧嫁娶或其他大事时，收贺礼方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或者其它方式的帮助。

贺礼在结婚当天送入，主人会置办酒宴作为感谢。酒宴规模的大小也是对社会资本的一种反应，和贺礼的多少成正比。酒宴也是加强联系的一种方式。送贺礼的人都会被款待一次，这使得大家有一个共同交流接触的机会，扩大交往的社会网络。李村是半熟人社会，除了亲属关系，其它关系的交往呈现很强的工具性，即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而婚宴交往使得彼此有互相加深了解的机会，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即获得新的社会资本，新社会资本可以拓展未来社会交往中的资源来源。这种礼尚往来在乡村道德约束和舆论监督下成为李村人们相互默守的准则。

在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家庭是农业社会保障的基本单位。李村地处山区，是较为落后的农业村落，单个家庭抵御自然灾害和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弱，因此必须借助于集体或团体的力量来应对灾害。随着现代性的倾入，乡土社会家庭呈现原子化，行政区划形成的集体影响力不大，靠行政集体抵御灾害往往是杯水车薪。在差序格局社会结构下，李村社会关系主要以亲属关系为主，姻亲关系是石子激起水纹的中心，是强关系，是农业家庭抵御灾害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姻亲关系彼此是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有婚姻作为纽带因此比较稳定，这种信任靠的是道德约束和舆论压力，是彼此很高的社会资本，调动彼此资源的能力较强。当一方有困难，另一方会毫无顾虑地进行援助，不用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因为他有一个可靠的预期：当自己有困难时，对方也会义无反顾地进行援助。这种预期是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靠彼此情感力量的支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对外联系扩大，李村婚嫁习俗也发生重大变化。在婚嫁选择对象方面，男女双方逐渐由关注先赋型社会资本到注重自致型社会资本转变。男女在挑选对象过程中，不把对方的家庭富有程度、个人相貌等先赋性条件作为第一标准，而是将对方的学历、技术水平、性格等自致性因素作为第一参照标准。把对方在未来具有多大的发展潜力视为第一考虑要素，看重其拓展社会资本的能力。择偶观念上把对既有社会资本的拥有转变为对未来社会资本的预期，这是乡村社会婚俗的一大进步。择偶方式上由“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向自由恋爱转变

从宏观上讲，乡村婚嫁习俗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变迁，而是一个乡土社会的社会资本变化过程。在社会保障缺失状况下，单个家庭解决重大问题只能靠自己去动员社会资源。婚嫁活动是乡土社会资本获得与转移载体之一。一次婚嫁活动之所以要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就是为了扩大影响力，告诉熟人和半熟人社会圈这个家庭面临着单个家庭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动员社会资源力量。彼此在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中又加强了相互联系，形成新的社会资本，用来下次共同解决单个家庭无法解决的问题。乡土社会虽然以亲属关系为主要社会关系，但其它社会关系在共同解决大问题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小区域社会联系得到加强，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扩大，有利于家庭社会保障和乡村社会稳定。

关于农村彩礼情况的调查报告篇三：

关于“xx镇婚嫁彩礼情况”的调查问卷

亲爱的朋友：这是对咱们镇当前彩礼情况的一份调查问卷，麻烦您花费几分钟时间如实填写一下，感激不尽!

请您在所选答案选项前的“□”内打“√”:

1.您的年龄是_______岁;

2.您的性别是： □男 □女

3.您的家庭住址是:

□康村 □毛庙村 □马店村 □姜店村 □大李庄村

4.您的学历是: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不方便透露

5.您的婚姻状态是：

□暂不打算结婚 □相亲(恋爱)中 □已婚 □不方便透露

6.您的家庭年收入是：

□不足1万 □1万-3万 □3万-5万 □5万-10万 □不方便透露

7.您是否赞成结婚收取彩礼?

□赞成 □不赞成 □不知道

8.您对咱们镇当前的彩礼情况有何看法?

□偏高 □可以接受 □有点低 □多少无所谓 □不了解

9.您认为造成咱们镇彩礼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传统习俗 □攀比心理 □法律问题 □思想问题 □不知道

10.如果您遇到彩礼纠纷问题该如何解决?

□以感情为主 □不同意这门亲事 □双方沟通 □不知道 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新年快乐，阖家幸福!

第二篇：关于农村彩礼相关问题的思考

关于农村彩礼相关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农村彩礼问题由来已久，虽然《中华人和共和国婚姻法》以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对彩礼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给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带来了方便。但因规定过于简略和原则，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非议，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影响社会的和谐。因此对彩礼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规范。本文从农村彩礼的历史由来和现状、性质以及司法实务等方面予以分析，重点论证了彩礼返还制度的缺陷并提出相应建议。为下一步的立法作些有益的探讨论证。

一、农村彩礼的历史由来及现状

彩礼又称财礼、聘礼、聘财等。众所周知，在中国百姓眼里，彩礼是吉祥物，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常把订婚视为结婚的前置程序，而订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送彩礼。虽然社会发展让各种婚嫁的繁文缛节精简了很多，但订婚时女方父母收受彩礼在广大农村却被大多数人认为天经地义。彩礼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存活于乡土社会中，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时期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相当于现在的“彩礼”，到了唐代，“六礼”的核心就是财礼，女方以接受男方聘财的方式表示许婚，这种婚姻形式延续到中华民国。但在

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980年以及2001年的《婚姻法》中，均未对婚约彩礼作出规定，但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等内容。

“彩礼”并非规范的法律用语，人民法院通常按照婚姻财产纠纷来审理农村彩礼纠纷案件。2004年4月1日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标志着我国在彩礼问题上立法的进步，统一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给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带来方便。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社会非议，造成新的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在农村彩礼纠纷问题裁判上如何做到“解纷息讼”，成为困扰基层法院的新难题。

二、农村彩礼性质的法理分析

要解决好农村彩礼纠纷问题，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彩礼的性质。长期以来，对于彩礼的性质，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理论问题，也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但在学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彩礼的给付是基于缔结婚姻目的，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往往是迫于民俗和习惯的压力。有关彩礼的性质，有赠与说、契约说以及不当得利说等，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给付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因为赠送彩礼的一方，目的是想将来能够与对方结婚，如果双方缔结婚姻，这种赠与行为所附条件成就，赠与行为有效成立，彩礼就归受赠人所有。一旦双方没有缔结婚姻，赠与行为因所附条件没有成就而

认定无效，接受彩礼一方就应将彩礼返还。

该观点显然与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以及民法通则规定的善良风俗原则相背。一方面，婚姻法强调婚姻关系应以感情为基础，以双方自愿为原则，反对将经济因素置入其中。因为一旦承认婚姻关系的缔结过程中可以附加一定条件，将使金钱关系变成缔结婚姻的重要砝码，可能完全改变婚姻关系的本质属性。同时，我国法律并没有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赠与彩礼附加结婚条件，违背了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给付彩礼属于封建陋习，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违背，不属于善良风俗。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无效，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解除婚约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不予退还，构成不当得利。因为婚约在我国不受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双方解除婚约后，接受彩礼的一方占有彩礼就没有合法依据，而给付彩礼的一方却因此遭受财产利益的损害，给付方有权以对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

该观点显然曲解了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取得不当得利一般是在违背对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而给付彩礼一般都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基于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物，其所有权不因为占有

转移而发生变化，而彩礼会因为双方实际结婚，随着共同生活而使所有权发生变化。如果将彩礼作为不当得利，其所有权始终都属于给付方，那么双方结婚后取得方可能仍需返还。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违背。

笔者认为，彩礼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种：一是婚约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非基于订立婚约而由单方赠与或双方互赠的财产，比如一些价值不大的化妆品、礼尚往来的小额礼金等。任何一方获得此类赠与物时，财产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赠与方不能因婚约解除而要求对方返还；另一种是婚约男女双方根据本地风俗习惯，基于订立婚约并以结婚为目的，甚至有时并非出于自愿而给付对方大量现金或其他贵重物品等。受赠方因此所取得的财产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财产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这种占有权依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依据返还占有物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因此，法律意义上的彩礼应且仅指这一种财产。

当然，对于不属于彩礼纠纷案件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如对于借订婚进行买卖婚姻的财物，属于非法所得应追缴；对于以订婚为名，以赠送对方财物为手段玩弄异性者，因赠与方具有非法目的，解除婚约时，其要求返还财产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对于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应将诈骗所得退还受害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明确规定了三种情形下的返还彩礼的规则，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民法院对农村彩礼案件的审判，但在司法实务中，仍有许多问题困扰着司法审判部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诉讼主体的确定

民事诉讼当事人是指以自己的名义就特定的民事争议要求法院行使民事裁判权的人及相对人，分为实体和程序意义上的两类当事人。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和接受，通常是由一方的父母或亲属通过婚姻介绍人给付另一方父母或亲属。这就涉及到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婚姻法解释

（二）中规定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的“当事人”，到底是实体意义上的还是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法律对此并没做出明确规定。如果仅是实体意义上的当事人即婚约关系的男女双方，而婚前的彩礼却是婚约关系一方的父母或亲属给付的，父母或亲属却不是当事人，不是适格诉讼主体，这既不利于维护其合法权益更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当前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彩礼纠纷案件，诉讼主体有的列婚约关系的男女本人，有的列婚约关系男女双方父母，还有的列男女双方及其父母等，很不统一，争议较大。

笔者认为，确定彩礼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重要的是考虑彩礼的财产权属问题。因为订婚的男女双方一般在经济上不独立，经济基础较差。赠与方所给付的财产主要来自家庭共有财产，而收受方除个人使用的物品外也并非完全由订婚个人支配。实践中诉讼主体的确定可遵循以下原则：如果彩礼的赠与只发生在婚约关系的男女本人之间，给付人给付的是自己个人财产，接受人接受的彩礼未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彩礼成为接受人的个人财产，诉讼主体列男女本人；反之，如果彩礼的赠与发生在婚约关系的男女之间，或发生在双方父母、其他家

庭成员之间，但给付的是家庭共有财产，接受彩礼是以家庭方式出现的，诉讼主体可列包括男女本人和双方的家庭成员。因为此种情形下只列男女本人为诉讼主体，给付方的权利很有可能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甚至法院做出了返还彩礼的判决也很难得到执行，往往不利于这类纠纷的解决。

（二）彩礼的界定及返还范围

我国复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现实生活中彩礼名目五花八门。只有准确界定法律上的彩礼范围，明确彩礼的返还范围，才能切实维护双方的利益。而我国当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彩礼问题主要有：一是关于赠与财物的问题。一方面是男女互赠财物，恋爱中的男女双方为表达爱意，通常都会赠与对方定情物、聘物等；另一方面是亲人赠与的财物问题。一般来讲，双方亲属都会馈赠一定物品或现金给新人；二是关于共同花费问题。一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销，如办婚宴等。

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所给付的财物，不能一概视为彩礼。对于赠与财物，应区别对待：对于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非基于订婚而由单方赠与或由双方互赠的价值不大的财物，即日常交往的馈赠物，可排除在法律规定的彩礼范围之外，赠与方不得要求返还；而对于婚约男女双方依据本地风俗，基于订婚并以结婚为目，甚至有时并非出于自愿而给付对方大量现金或其他贵重物品等，属于法律规定的彩礼范围。在彩礼纠纷案件中，赠与方有权要求受赠方返还。对于亲人赠与的财

物，可按照上述原则，确定赠与对象。如果确定是给特定人的，应按个人财产来处理，但如果是赠与两个人的，应按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假如一概不予认定或只认定为一方所有，有违公平原则。对于共同花费，在返还彩礼数额时应当从中剔除，否则很可能造成显失公正的后果。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案件的证明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一般举证规则。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所不同的是，彩礼赠与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且多为亲友证言，证明力通常较弱。实践中，许多彩礼案件的证人都是婚姻介绍人，而婚姻介绍人又常常与一方有亲属关系，发生纠纷后，有的不愿出庭作证，有的即使出庭作证，也难保做到客观中立，这些都会直接导致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的不满，给法官的调解工作带来困难。

在彩礼纠纷过程中，若将举证责任倒置，比如将应由彩礼给付方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的责任，改为由收受彩礼的一方证明双方有共同生活，这样证明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收受彩礼的一方只要能证明双方存在法律所规定的任何一种共同生活的事实，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不承担败诉的风险。同时，对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法律应明确规定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性产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这样更有利于彩礼给付方实现法律赋予其的

返还彩礼请求权，也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诚然，在司法实务中，对于农村彩礼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探讨，比如就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中规定的“同居生活”和“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界定，有关如何保护妇女的权益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承认婚约的合法性等方面。总之，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的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即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农村彩礼相关问题的研究，以使其更加适合现实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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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彩礼虽然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在国家法上予以取缔，但在民间却不曾消失过。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彩礼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但也具有积极功能。

【关键词】彩礼；变迁；功能

彩礼从西周就以国家法的形式而存在，并一直沿袭至中华民国时期。但在共产党的实际控制根据地，收受彩礼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手段，彩礼在法律上被明文予以废止。从此，彩礼彻底被排除在国家法之外，演变为民间习俗。彩礼以民俗的方式存在于乡土社会，是婚姻交换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伴随着男女双方（家庭）在具体彩礼的财与物的多少上的讨价还价，婚姻交换得以进行。

就本文为而言，主要是基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阳区a村的社会调查，主要想探讨彩礼作为乡土社会婚姻缔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呈献出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又是怎样影响的？

一、彩礼消费的变迁

彩礼伴随着婚姻的出现，是旧时婚礼的程序之一，但建国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法律的进步和发展早已被取代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村经济得以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农村大部分地区都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彩礼却有所抬头。

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中指出：“名义上男方要给女方一笔礼金，而这一笔礼金实际上是给女方准备嫁妆的津贴，这几年经济好转后，女方提供的嫁妆，一般说来都超过礼金所能购买的东西”。就彩礼的的性质来说，韦斯马尔克认为：“在新郎方面的赠礼所表示的好意或尊敬是以此证实自己有维持妻子的能力”。韦氏的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得到了许多婚姻事实的证明。就本文而言，笔者认为彩礼是从男方家庭转移出来的，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心态和用途，是结婚的一种必备条件，它不仅仅是婚姻费用支持，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另外，目前的彩礼不再是买卖婚姻的性质，而是对现实的回应。

根据文献资料分析，从1978年至今彩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的功夫，彩礼从几十块长到几百块，几百块再长到几千块，几千块又长到现在的几万块。至于彩礼的多少，视情况而定，由于各地的习俗不同，彩礼的形式与内容也不同，但不外乎物品、现金、食物之类的东西。根据调查，80年代，彩礼费用一般在几百元到两三千元，除了给女方的衣物，见面礼外还包括电视机（一般是黑白的）、自行车、缝纫机；进入九十年代，费用提升到七八千元，包括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而近几年，农村彩礼‘行情’是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四五万元，向城市靠齐，追求“新三样”： 电脑、首饰、房子甚至是汽车。调查中，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49.4%的家庭收（送）过彩礼。①一位农民说，现在的彩礼“行情”是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四五元②结婚费用不断提高。高额的彩礼使许多生活本不富裕的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举家债台高筑，造成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分析

功能主义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从的各部分组成，系统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种功能，视其对系统的作用而将功能划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笔者将彩礼放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探讨其功能。

（一）正功能

1.彩礼性质的转变，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彩礼是由西周“六礼”中的纳征转化而来，即男方家为了与女方家订婚的目的而向女方家送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女方一旦接受了男方所送的财物，就构成承诺、宣告订婚。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环境下，妇女也是劳动力之一。当女子一旦嫁到男方家后，女方家就缺少了一个劳动力，为了弥补女方家庭因此而受到的损失，男方家就以彩礼作为补偿以报答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且现在乡土社会中兴起的彩礼不同于传统中“彩礼”的性质。传统中的彩礼是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的财物和货币，有买卖婚的嫌疑。现在的彩礼它并不是传统习俗的复兴，而是地方民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回应与对策。③因为男方并未因给了彩礼而在经济上处于可以支配女方的地位，女方也并未因索取接受了男方的彩礼而出卖了自己，两者之间的人身关系仍然是平等的。同时，彩礼并不仅仅限于新郎对新娘家的补偿，而且是婚姻双方父母出于对婚后小家庭的帮扶与资助，主动和自愿的以彩礼的形式实现财产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2.男女双方家庭在彩礼数额上的谈判，女性获得了参与权

传统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方家长就彩礼数额的多少进行商谈，双方父母起到决定作用，未婚男女在婚姻谈判中处于从属地位、被支配地位。同时，从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的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表达，受益者是女方家庭，妇女对自己的彩礼没有支配权。20世纪50-80年代，由于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婚姻消费处于低谷。农民的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婚姻中的彩礼也大大简化。

案例一：洪某，男，61岁。1971年与同村的赵某结婚。当时由于经济较差、兄弟姐妹又多，每顿基本上都吃不饱。洪某当过三年的兵，退伍后转业到当地的林业局，工资30元左右，这在当地还属于工资较高的了。在与赵某谈恋爱时，初次见面时送了赵某一双袜子和一块手巾。两人半年基本上就确定了关系，准备结婚。在开庚（当地订婚的一种说法，即男方请着介绍人带着彩礼去女方家定亲，交换双方男女的生辰八字，以备开庚后确定结婚的日子）的时候，介绍人陪着洪某去赵家，他只带了两盒当地的特产绿豆糕、两瓶酒、两包糖，二套半（送给女方的布料，制作一套衣服需要12尺布。由于是结婚讲究成双成对，一般都会选择双数。同时，当地风俗里还时兴“有余有剩——每年除去生产生活所需的花费，年底还有余钱”，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因此根据家庭情况，送给女方的布料一般是二套半、四套半最多到八套半）以及 “七斤方八斤肉”（当地特有的一种风俗，代表婚后生活和美富裕。七斤方：是指正方形的一块猪肉；八斤肉：是指八斤左右的一块火腿）就去订婚了。

80年代后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彩礼的变化。除了原有的礼俗，开庚时带着的礼物种类也大大丰富，不仅仅包括成双成对的食品，送给女方的衣服或布料，还囊括了当时比较时尚的“三响一转”，以及原先男女双方上谈好的礼金。所有的彩礼都会用红纸包装好来凸显喜庆的气氛。礼金也随着生产的发展得以提高，从最初的几十块一直提升到现在的一两万，最高的甚至有送56000的。女性在开庚前的对彩礼商议也有了发言权，比如像调研中的访谈对象王某。

案例二：王某，女，2007年结婚的。王某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挺有经济头脑，自己做点小生意。在和笔者谈到当时自己开庚时彩礼时就说“我开庚前就和他说好了（她老公），开庚的时候东西我不管，但礼金一定要有16000元，少了我不干。当时村子里边大家的礼金差不多都是一万多，我也不能少了。再说了，把礼金给我，还不是为了买家具（嫁妆，当地的习俗是男方提供房子和彩礼，女方买家具。在结婚前一天，过礼——新郎请着亲戚，去新娘家把家具搬回到新房）呀”。

3.彩礼为小家庭奠定经济基础

过去，新娘由于年轻和没有经济收入，新娘在对自己嫁妆置办时，也由过去的完全依赖与父母转变为父母和自己共同筹办。自己的嫁妆完全没有发言权，父母决定给什么就是什么，给多少就是多少。在父母看来，女儿就是个赔钱的，不仅白养大还要白送给人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接受教育以及出外打工，受到城市价值观的影响以及经济的独立，逐渐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在婚姻谈判中，她们也会积极参与进来为自己的家装进行筹划。同时，彩礼的用途也在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着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对女方家庭的补偿，而且转变为对新婚小家庭的资助，女性对彩礼也有了支配权。无论男方给女方多少的礼金，新娘最终会以嫁妆的形式带入新家庭。而且女方父母也不会将彩礼完全据为己有，除了男方开庚时送的食品会留下外，礼金包括衣服、首饰等都会留给女儿。女性在得到礼金后，就会和自己的父母、男朋友商议要买哪些什么家具，或者存着作为自己的储蓄。女方父母也会再给与新娘一些资金资助，使其婚后生活宽裕。在婚后生活时，女性自己仍具有对礼金的绝对管理权和支配权。

案例三：2012年1月，李某（23岁，女）与徐某结婚（34岁，男）。在开庚时，男方给了她14606块的礼金。结婚时的住房、家具都是男方提供了，李某只买了一些床上用品，礼金基本上完全存着。婚后，李某利用存着的礼金，在自己家一楼开了个超市，生意做得还不错。

（二）负功能

彩礼本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它着眼于礼，加强了姻亲之间的联系。同时女性也在彩礼的博弈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和支配权。但高额的彩礼消费却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第一，居高不下的彩礼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影响到男方的正常生产生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是急剧上升的彩礼却从几十块增加至几万元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彩礼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在女方提出自己彩礼要求时，如果超出了男方的语气而且男方并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往往会请介绍人与女方协商。如果协商后女方并没有让步，结果要么是因为彩礼问题意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要么是男方家庭咬牙借债以满足女方的要求、但婚后生活可能就会节衣缩食慢慢还债。

第二，彩礼消费尽管一定程度上促使家庭生活质量的变革，但盲目的攀比却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彩礼作为一种炫耀性消费，直接涉及到人们的面子问题。就像在一个村子里面，尽管各家的彩礼只是男女双方家庭在商议，但这已经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假如女方在彩礼谈判中要求礼金需要8000，那么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其他家结婚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少于这个数，因为如果低了，被人就会说闲话，而且自己也不甘心“凭什么我得少要呀”。村民们互相攀比的心理，为了面子，为了炫耀，为了名声，提高彩礼金额。笔者在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例子：

王某，女，2005年结婚，从其他村嫁给官坝村的于某。在农村婚姻谈判中，王某提出购买冰箱，于某并不同意，因为在农村冰箱还属于奢侈消费品，对于日常生产活动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在交涉过程中于某妥协了，因为女方说如果不买冰箱就不结婚了。没办法，于某只得照办。但结婚后却从来没有用过。

笔者问为什么不使用。

王某答：“电费太高，再说结婚后就和老人分家，人又少，根本没必要用。”

“那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男方买呢？”

王某：“当时我们村有几家结婚的，人家都买了冰箱，在我们村还很新鲜，大家心里面都很羡慕，我当然也很想要。再说，那几年结婚，大家差不多都是这个经济水准，我总不能比别人低，那会让人瞧不起的。”

由此看来，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他也会想方设法的购买高档商品，他们并不是想消费物品本身，而是想消费这种物品所代表的符号，地位，身份。

第三，高额彩礼消费不利用农村婚姻自由和现代婚恋观念的建立。现代社会婚姻法规定了在领取结婚证以前，男女双方遵循自由恋爱。而彩礼作为婚姻缔结的程序之一，使婚姻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在调研地区，男方在开庚的给女方家彩礼，相当于订婚，即在全村人面前确定了男女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解除，否则根据习俗就得赔偿对方的青春损失费、农忙时来帮忙的劳务费、以及赠送物品的价额等。这笔赔偿往往会很高，因此只有是男女双方根本没办法相处，一般都不会悔婚。这样的彩礼不利于现代婚姻观念的建立；它使婚姻蒙上了太多的物质因素，影响了婚后的生活质量与家庭的稳定。

三、小结

彩礼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农村婚姻礼俗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功能。因此我们建议：首先是正确地客观的认识彩礼问题。彩礼是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在我国当前社会里，彩礼消费既有其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因此，我们要区别对待。彩礼作为婚姻民俗，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过度消费。其次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彩礼之风在农村比在城市盛行，原因之一是城市青年在经济上比农村青年有更多的独立权。农村青年尽管已经是成年人，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上还一定程度依赖于家庭，婚姻易受父母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利用法律手段，村规民约，制约不良风气的增长态势；加大宣传和教育，深化农村适龄青年的“四自”精神和价值观、婚恋观教育，让婚育新风真正进家庭，改变传统的陋习，崇尚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走向富裕、和谐、文明。

【注释】

②杜丽言.农村婚嫁彩礼负担调查[j].新闻世界，2006，（02）.③吉国秀著.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1.【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吉国秀.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以辽宁省东部山区清原镇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孙淑敏.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刘达临.婚姻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5]尼古拉·埃尔潘著，孙沛东译.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作者简介】

张恩义（1987—），女，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研究；张洪才（1956—），男，云南昭通人，昭通学院思政课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第四篇：县农村婚嫁彩礼调研报告

**县农村婚嫁彩礼调研报告

（2014年4月）

一、我县婚嫁彩礼现状

通过对全县南北二塬和川区的6个乡镇、18个村的抽样调查，全县农村彩礼普遍较高，由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所调查的各个村镇之间彩礼价位各不相同，总体呈现出北塬高于南塬、川区高于北塬的趋势，总体彩礼在13万-20万之间。具体为，南塬在14-15万之间，北塬在15-18万之间，川区在16-20万之间，高于20万的属极少数特殊情况，其中：靠近县城、乡镇街道的村子，彩礼在13-14万之间；居住在塬上，虽远离街道，但交通便利的村子，彩礼在14-15万之间；居住在塬上、远离街道、交通不便的村子或者居住在川区的交通基本便利的村子，彩礼在15-16万之间；居住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的村子，彩礼在20万左右，但家庭困难、家里兄弟多、老人年迈、残疾的整体高于以上价位区间，最高的甚至达到27万元；婚嫁彩礼平均每年以3万元左右的速度增长，整体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婚嫁彩礼已成为部分农民致贫的主要原因。

二、“高价彩礼”形成原因分析

1、宜婚男女比例失调。调查发现，在全县各个乡镇，普通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为了结婚几家人相互抢着出高价彩礼的现象。在调查的村子中，婚龄青年男女比例持平的几乎没有，婚龄青年男女数量相差最悬殊的泾明乡练家坪村男女比例竟然达到了4: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20世纪80、90年代农村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和计划生育国策深入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女青年留在大城市、嫁到条件较好的地方较多，这也加剧了农村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男孩找媳妇只有掏高额彩礼从条件更差的地方往回“买”媳妇。

2、受自然经济条件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家系列惠民政策的扶持，农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受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制约，贫困仍然困扰着绝大多数的山区农民。在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山区的农民一方面希望通过女儿出嫁索要高额彩礼改变贫困的生活现状，另一方面为给儿子娶媳妇积累资金或借此偿还娶儿媳妇欠下的债务。调查发现，在一些自然条件落后、交通条件不便、经济状况差的村子以及生活在这些村子里家庭拖累较重的家庭，结婚的彩礼普遍比较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掏高价彩礼也没愿嫁入的现象。不少做父母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打光棍，宁可债台高筑，也要用高额彩礼为儿子早早“占”个媳妇，有的甚至去借高利贷。

3、相互攀比现象严重。在农村，村民们但凡有点时间都会在庄前屋后围成圈子，议论别人家里一些事情。结婚送彩礼自然是村里的大事，每家嫁娶所花费的金额村民们都会通过闲聊来了解。这样一来，大家都会了解到现在彩礼的“行情”，男女双方在谈论彩礼问题前也都对这一“约定俗成”的彩礼数额心知肚明。同时，虽然人们在闲聊中对巨额的彩礼会加以嘲笑，但是主要舆论的走向是人们对嫁出女儿获得高额彩礼而“一夜暴富”的羡慕，以及对嫁出女儿获得彩礼较低者的嘲笑。其次，还有一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子身价的标志，嫁女儿不收彩礼，就意味着女儿不值钱，只有收了才够体面，而且收得越高身价也越高，面子便也越大；还有一部分嫁女儿的人家看到别人要了彩礼，就想着自己不要，面子上过不去，也怕别人说自己家的女儿有毛病，从而出现攀比下的“行情”上涨现象，使得彩礼居高不下，这无疑又助长了高彩礼婚姻之风。这种典型的“要面子”、“想长脸”想法是村民的普遍心态。

4、受市场经济观念冲击。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潮流的冲击，“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在农村盛行，逐利思维也在激发着人们的物欲，尤其是随着物价逐年上涨，许多女方家长认为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付出了很多代价，就这样送给了男方，等于是给人家养的，所以，应该得到男方的金钱补偿。少数家长甚至将自己的女儿视为敛财工具，靠收彩礼来还自己的债务，这一思维模式在有一儿一女的农村家庭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随着近年来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村青壮年年均收入一般都在4万元左右，一个家庭年均收入能达到7万元左右，挣钱相对容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从而致使人们对高价彩礼出现跟风现象，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出于摆阔、显示自己能耐的心理，在送彩礼时大方出手，为彩礼上涨推波助澜，而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虽然苦恼，但也只能随波逐流，相互攀比讲排场的虚荣心也难逃其咎。

5、职业媒婆推波助澜。由于受家庭自然条件差、自身长相不好、家庭经济条件差、男女比例失衡等原因影响，男青年找媳妇困难加大，彩礼数额逐年走高，在农村普遍存在一些依靠给人说媒赚钱的职业红娘，他们每撮合成一对后，都会按照一定比例抽取酬劳，一般婚介的中介费为彩礼的5%至10%，由于彩礼数额普遍较大，这些红娘每撮合成一对都能获得不菲的酬劳，为了获取更多收入，他们在婚介行为中也会有意哄抬行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对“高价彩礼”现象进行改进和干预的建议

1、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宣传、司法、妇联、团委、民政等部门要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村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使之遵纪守法并自觉与高彩礼婚姻、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作斗争。各类媒体要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高彩礼婚姻的危害性，揭露和曝光反面典型，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各乡镇、村组要开展“反对高价彩礼，倡导婚嫁新风”的主题教育，广泛宣传文明节俭婚事的新风。要不断要充分发挥民间红白理事会在婚丧嫁娶中的协调、宣传、监督、引导作用，引导农村家庭把精力用到勤劳致富增加收入上，逐步改变传统不文明的婚嫁陋习，消除除部分农民想通过高价彩礼而“一夜暴富”的思想，有效地制止高彩礼婚姻的发生。

2、加大农村山区扶贫力度。要抢抓国家加大扶贫开发的有利时机，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摆脱贫困提供有利的先决条件。对于特别贫困的山区，要加大通村油路、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移民搬迁项目实施力度，给与政策、资金上的倾斜。要通过引导、帮助村民发展致富的主导产业，不断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边远山区村民通过用嫁姑娘得到的巨款彩礼来改变家庭经济拮据现状的现象。

3、依法打击婚姻买卖行为。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大打折扣。各有关执法部门要加大《婚姻法》执行力度，完善婚姻登记制度，规范结婚、离婚办理程序，充分发挥离婚调解职能作用，依法坚决打击低龄婚育现象和干涉婚姻自由、买卖婚姻、婚姻诈骗行为，对因高价彩礼婚姻引发的案件，要严肃认真查处，要根据情节和后果予以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民事制裁、经济处罚等措施，切实遏制高彩礼婚姻蔓延。积极探索划定彩礼上线，对不切合当地经济实际，索要高价彩礼的行为要及时进行制止，并对双方父母进行教育，保障婚龄青年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4、规范农村婚姻中介行为。建议由各乡镇指导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建立乡镇婚介所，倡导成立婚介机构行业协会，加大对职业婚介所、婚介人的培训力度，不定期地对行业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法规培训、职业道德素质教育，规范农村婚介人员队伍。对培训合格的婚介所、婚介人颁发资格证书，设定收费标准，实行持证上岗，引导其规范行业行为，促进行业自律，树立行业形象，着力打造婚介市场诚信的内部环境，坚决打击媒人哄抬彩礼行为。

第五篇：社会农村调查报告

1、民主决策日趋严谨，决策方式更加多样

当前，我省农村民主决策形式更加多样，成效更加显著。全省50%以上村委会在村务决策中引入民主听证制度。在开展决策听证中，村“两委”努力做到立足本村实际，认真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精心组织召开听证会，扎实做好听证事项的落实，把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务，包括重大村务决策意见出台、村集体财务收支、村干部管理、计划生育、企业(耕地和山林等)承包、工程招投标、宅基地分配和土地征用补偿、义务工摊派和农民负担、优抚、福利、救济、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以及村民反映强烈的其他事项，都纳入了听证内容。三明市共有1514个村开展了村务决策听证活动(占村总数87.4%)。近年来，全市先后召开听证会4000多场(次)，列入听证事项3600余件。泉州市今年来通过听证议定事项5523个，已办结的事项4193个，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认可，群

众满意率达90%。宁德市今年来共召开听证会1968场(次)，确定听证议题2238个，其中涉及村级重大事务和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议题1809个，最后形成统一意见的有1776个，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在未实行村务决策听证的村，沿用村民代表讨论决策的传统形式。具体做法是：由村党组织、村委会、村民代表或其他组织提出，由党组织受理，交村“两委”联席会议讨论提出方案，再交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表决结果和会后执行情况通过村务公开栏公布，接受群众监督。莆田市秀屿区东埔镇下坑村在刚开始提议集资建设公益性骨灰堂时，响应者寥寥。随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的不断深入和建设方案的不断修改完善，绝大多数家庭愿意参

与集资建设。村务决策听证制与民主决策制度的实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村委会少数人说了算的弊端，减少了村务决策失误，优化了村务决策水平。

2、民主选举日臻规范，选举质量逐届提高

我省村委会换届选举已进行了九届次。民主选举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我省受到各级领导、有关部门，直至广大农民群众的广泛重视和热心支持，首先是选举法规比较健全。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和《福建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和《选举办法》)，并经过多次修订完善。20*年在总结*年、20*年两次换届选举实践经验和分析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对两个“办法”进行进一步修订完善，使法规更加切实可行，便于操作。其次是操作程序更加规范。在换届选举过程中，各地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办事。做到凡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严格遵照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坚持村民自治的原则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理。各地还对操作程序和操作办法作出了严格具体的规定，尽可能地压缩了操纵选举的空间。三是民主程度不断提高。

由原先的直接任命，到后来的间接选举，再到目前的直接选举，以及备受关注的不确定候选人选举，选举的民主程度一届比一届提高，运作程序也一届比一届规范，成功换届选举的数量与质量在不断提高。20*年，全省应换届的14433个村委会已有14379个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完成率为99.6%，其中厦门、三明市100%完成选举任务，福州、泉州、宁德、龙岩市完成率达99.8%以上。通过换届选举，各地村委会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进一步得到提高，基层组织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为推进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全省新当选的村委会

成员中，党员比例占60.2%，比上届提高了3.4个百分点;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76.5%，比上届提高了5.6个百分点;平均年龄40.9岁，其中30岁以下的占16.8%。许多地方的经济能人和高素质人才当选为村委会成员。福州市村委会成员中30岁以下的占10.5%，村主任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7%。厦门市由当地企业家当选村主任的约占三分之一。龙海市村委会成员平均年龄38.8岁，30岁以下的占14.7%，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村主任占15%。

3、民主管理更加主动，管理方式更趋合理

九十年代后半期起，特别是近年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村社区建设后，村民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由村民讨论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及村中的各种管理制度，作为干部和村民的行为规范。目前，全省有98%的村委会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有95%的村委会制定了有关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福利保障、干部目标管理等项制度。许多地方还建立了由村民代表或群众团体人员参加的执约队，依据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开展经常性的检查活动，确保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贯彻落实。邵武市村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建立村务管理规定。古田县各个村委会还把《村民自治章程》印制成册，分发到每家每户，成为村务管理的依据和村民言行的准则。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实施，减少了村委会工作的随意性，许多山区农村因为制定了自治章程，实施了民主管理，使村务管理加强了，干部群众更加和谐了，乱砍滥伐森林的现象减少了。

4、民主监督意识增强，村务公开日臻透明

我省农村民主监督工作，主要是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务公开等形式对村委会及其干部的工作进行审议和评议来实现的。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把村务公开

作为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做到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全省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村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各有关部门团结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目前，全省100%村委会设立了村务督查小组或民主理财小组，所有的村委会均设立村务公开栏。南平市农村实行集体财务一月一公开，确保村集体财务公开情况让村民看得见、看得懂、看得早，深受村民群众的欢迎。漳浦县前亭镇田中央村许多村民说：“村里的事，以前公道不公道天知道，如今公道不公道，一看就知道”。

近年来，各地还通过村财阶段性审计和离任审计来实现民主监督。在很多村委会，凡超过一定数量(一般是1000元以上的)的开支，均经过民主理财小组的阶段性审计。村委会干部离任审计，是村财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届村委会换届之前都要进行村财审计。20*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全省审计面达99.6%，审计金额达4*亿元，其中查出违纪金额1.35亿元，涉及3584个村委会，处理了涉嫌贪污挪用集体财物者263人，其中受党政纪处分53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42人，清退款物1174万元。通过村财审计，农村经济和村财管理问题得到再整顿，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村集体财务和资产的管理，促进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5、大胆探索改革创新，民主自治上新水平

近年来，我们结合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际，紧紧围绕改革创新这一时代精神核心，从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上，从民主自治方式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上新水平。一是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地方性法规，从法规上进行改革创新。20*年11月，省人大十届20次会议对《实施办法》和《选举办法》进行重新修正、完善并颁布实施。两个办法对选委会的直选、选民资格的认定、不确定候选人的选举、选举效力的认定等问题作出了符合基层实际的具体规定，尤其是明确了村委会成员在任职期间，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多生育或者婚外生育，连续六个

月以上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职务三种情形之一的，其职务自行终止。20*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有49名村委会成员当选后职务自行终止，其中村委会主任30名。实践表明，这些措施的出台，对促进村委会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二是制订下发各种规范性文件，从政策上进行改革创新。

20*年，省民政厅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和立法宗旨的原则下，下发了《关于20*年村委会换届选举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选委会选举、村民代表选举、选民登记、候选人资格等13个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使选举工作更便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掌握和操作。两年多来，省民政厅对村民自治中的村委会成员另行选举、驻村单位是否参选、选举效力、村委会成员职务自行终止等问题，共下发了近20份规范性文件，从政策上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法规规定，创新了村民自治工作。三是深入开展村务决策听证活动，从方法上进行改革创新。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年，省里下发了《关于开展村务决策听证工作的意见》，在全省农村全面推行村务决策听证工作。《意见》明确了开展村务决策听证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基本原则、总体安排、方法步骤和组织领导，并制定了《福建省村务决策听证办法》，从工作方式方法上对深化村民自治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水平。

二、村民自治工作面临的困难和主要问题

(一)民主选举的重视度下降，选举难度略显增大

一是部分乡镇对村委会选举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有所下降。随着农村政策和农村工作重心的变化，乡镇在工作上对村级组织的依赖程度降低，财力上对村级的依赖性减弱，部分乡镇领导机关对村级组织选举的关心程度降低，对村委会选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组织领导不力，依法指导不细致，宣传发动不充分，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组织选举，有的消极应付，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委会选举的质量。

二是选举的竞争性进一步增强，妇女当选的难度加大。妇女当选难度加大的主要原因有：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村“两委”交叉任职的比例逐步提高，村委会成员的职数大幅度减少，村委会选举的竞争性增强;村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逐步提高，参与竞选村干部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群体和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利益群体的竞争日益激烈。我省目前约10%的村委会没有女委员，在将来的选举中，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村委会成员中妇女的比例将会进一步下降。

三是违法干预选举的现象依然存在，贿选现象增多。贿选现象已在很多地方出现，部分地方已呈蔓延之势。贿选的手段多样化，有给钱的，也有给物的，还有既给钱又给物的。有候选人直接参与贿选活动的，也有候选人指使他人所为的。20*年换届选举时，福州市有一个村，候选人扛着80万元人民币，用透明塑料袋裹着满村游走，给人一种暗示：候选人若当选，村民将有好处。因贿选引起的选举争议和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四是对村委会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查处存在困难。由于对村委会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查处机构及其职责的规定比较原则，涉及选举中的一些矛盾和纠纷，如村民资格、候选人条件、贿赂选举、另行选举、重新选举、选票认定、罢免、违法行为处罚等，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不明确或处理措施难执行，处理难度大，群众只好逐级、越级上访。一些人钻了法律空子，致使干扰破坏选举现象时有发生，纠错效果不明显。